生文化座谈会”的周作人，却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一个到希腊去考过古的
人，他老早就劝我不要写杂文，还是写“正经的创作”，而且因为我不接受，
他后来便嘲笑我将成为一个青年运动家，社会运动家，在这时竟根据我那篇
文章断言我一定要短命。我所接近的那些人，连朋友在内，几乎就没有一个
赞同我的，不是说我刻薄，就是火气过重。这使我感到异常寂寞，我写了《成
都，让我把你摇醒》。象鼓励自己似的，我说：
我象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
从黑暗的深处看见光明，
那巨大的光明呵，向我走来，
向我的国家走来……
这时，一个在旁的地方的朋友，一个从前喜欢周作人的作品的人，却在
一篇文章里取消了他对他的好感和敬意，说他愿意把刊物上的那和汉奸、日
本人坐在一起的周作人的像擦掉，而且当他提到我的时候，他说我不应该再
称呼自己为一个个人主义者（一直到这时候我还间或又喜欢称呼自己为一个
个人主义者，罗曼·罗兰所辩护过的那种个人主义者），因为我是有着我的
伙伴的，不过在另外一个地方。是的，我应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应该到
前线去。即使我不能拿起武器和兵士们站在一起射击敌人，我也应该去和他
们生活在一起，而且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这样可以减少一点我自己的惭愧，
同时也可以使后方过着舒服的生活的先生们思索一下，看他们会不会笑那些
随时准备牺牲生命的兵士们也是头脑晕眩或者火气过重。
我来到了延安。
我是想经过它到华北战场去。我还不知道我自己需要从它受教育。我那
时是那样狂妄，当我坐着川陕公路上的汽车向这个年轻人的圣城进发，我竟
想到了倍纳德·萧离开苏维埃联邦时的一句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
评的自由。”但到了这里，我却充满了感动，充满了印象。我想到应该接受
批评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这个进行着艰苦的伟大的改革的地方。我举起我的手
致敬。我写了《我歌唱延安》。
现在，从华北战场回来后，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十个月。在这里，因为生
活里充满着光明和快乐，时间象一支柔和的歌曲一样过逝得容易而又迅速，
而且我现在以我的工作来歌唱它，以我生活在这里来作为对于它的辩护，而
不仅仅以文字。在这里，当我带着热情和梦想谈说着人类和未来，再也不会
有人暗暗地嘲笑。在这里，
我这个思想迟钝而且感情脆弱的人从环境，从人，从工作学习了许多许
多，有了从来不曾有过的迅速的进步，完全告别了我过去的那种不健康不快
乐的思想，而且象一个小齿轮在一个巨大的机械里和其它无数的齿轮一样快
活地规律地旋转着，旋转着。我已经消失在它们里面。
一九四○年五月八日
（原载 １９４０ 年 ８ 月 ５ 日《中国青年》第 ２ 卷第 １０ 期）
《饥饿》
一
我和一个朋友到少城公园去练习骑自行车。在那种太阳还没有出来的夏
天的早晨，街道静静的，两旁的商店都还上着铺板，象在睡早觉。当我们进
了公园的门，走到那个大的运动场去，已经有人在骑着车兜圈子了，然而我
们却找不到那每天早晨租车子给我们，包我们学会的人。我们去早了一点。
我们到附近的一家茶馆里去，要了两碗不放茶叶的白开水。成都是一个
奇怪的地方，这样早就有人坐在茶馆里了。这家茶馆还附设一个射箭场，平
常往那旁边过，我总是看见有穿着道地的中式服装的男子或者打扮得象姨太
太的女子站在那里拉着弓，让长长的箭飞到那有红色靶子的木板上去。我总
是直觉地讨厌这类地方，这类人。现在还好，那场子上是寂静的。我们坐在
一个小而矮的茶几的两旁，揭开了那平常挡茶叶的碗盖，喝着水。
一个卖糖糕的小贩从我们的茶座前走过。我叫他停 了下来。
我记起我们应该吃一点早点了。这种用大米面蒸的糖糕，白色的，圆圆
的，而且蒸得顶上裂开了的，在我县城里的小贩们的口中被喊作“白糖碗糕”。
当他们用一种清脆的甜的叫卖声喊着从街上跑过，那曾经是怎样诱惑过那时
的小孩子的我呵。而现在我却淡然地看着他用筷子把它们从洋铁桶里夹出，
一个一个地送到我们桌上的仰翻着的碗盖里。
在这中间，一个糖糕掉了一小块到地上去了。使我很惊讶的是刚好有一
个小女孩子走过，她突然弯下腰去，从地上把它拾起来放进嘴里，又很快地
走过去了。
她瘦瘦的，不过十岁左右那样，穿着一件洗得很旧，然而相当清洁的浅
蓝色的布衣服，左手提着一个旧得颜色发黑的空空的竹篮子，她走得那样快，
而且没有回头望我们，仿佛羞涩于做了这样一件事情。那一小块白色的糖糕
是很小很小的，比一颗米饭都大不了多少。
我仿佛第一次看见了饥饿，它以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子的形象出现，
反而列使我感到颤栗。但是我又象看见了一个庄严的景象。我沉默着，什么
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有对我那个朋友说，虽然在平常我们是很喜欢为一些无
论大或小的的问题争吵的。
和平的城，有着和平的居民的城呵，在这早晨的静寂的白色的光辉中你
睡得很好，你不知道我已经窥见了你的一个可怕的秘密。
二
又是少城公园附近，我和一个朋友坐在一家饭馆的楼下的散座间吃午
饭。在成都的那些小饭馆里吃饭，夏天总是有那种流浪在街头的小孩子，穿
着褴褛的衣服，拿着一把破蒲扇，突然跑进来站在你背后，用力给你打起扇
来。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是感到非常难堪的，我拒绝了他们，然而那一
顿饭还是吃得非常苦，总是感到他们的饥饿的眼睛盯在我的背上，而我吃着
东西就象是做着什么不可饶恕的坏事情一样。过久了一点，我也就习惯于用
一两句话拒绝或者给一点钱，要他们走开，而且那种难堪的感觉也跟着就过
去，能够欣赏菜的味道，吃得饱饱的了。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这一次我们开头又是这样地遣开了那些野孩子。但在吃完了饭以后，我
们从桌子的旁边站起来，准备付钱，有三个那种小孩子突然跑来，猛烈地扑
到我们的桌子前。我以为他们是为了争抢。
但当他们没有遭遇阻拦地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他们都马上安静了下
来，由一个岁数大一点的把小洋铁桶里的剩饭倒在那些有残菜的盘子里，用
筷子拌了一会儿，然后分成平均的三份，大家开始吃起来。
“你们是弟兄吗？”我问他们。
“不是，”那个我估计是哥哥的孩子回答。
我站着不走了。我想多知道一点他们的事情。我又问：“你家里是做什
么的？”
“我爸爸拉车子。”
“他不管你吃饭吗？”
“他自己都还不够吃呢。”
很快地我想起了有一次我坐着人力车到哪里去，那个车夫在经过一家什
么店铺的时候突然把车子放下来，跑进去过了一会儿，然后出来再拉我走。
我问他买什么，他说他的大烟瘾发了，去吞了几颗烟泡。我想起了这个诚实
的中年人，仿佛他就是这些孩子的父亲。
我温和地看着他们吃完这顿可怜的午餐，使他们一直没有受到堂倌的打
扰。当我走出那家饭馆的门，我的心里象被什么堵塞着，又是一句话也没有
说。假若说那满满地堵塞着我的心的是一种还没有变成眼泪的哭泣，那就不
仅仅是悲恸着人间竟象是一座地狱，而更重要的是仿佛从那种卑微的不幸当
中我得到了安慰，因为我看见了饥饿是怎样把人们联合起来，象亲爱的兄弟
们一样。
三
在一个大学的教员宿舍里，大家闲谈着。一个到英国去过的人谈着伦敦
的剧院，谈着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在舞台上出现的时候的那种人工的暴风
雨。一个刚来到成都的穿着闪闪发光的绸衣的人突然问我们到某条街去过没
有，我说没有，而且不知道那条街为什么那样重要。他似乎很惊讶我在成都
住了半年连这一条街都不知道。他告诉我那是一条住着最下等的妓女的街，
他已经去看过了，而且劝我们似地说：“应该去看看。”而且再加上一句：
“我是天堂的生活也要去看看，地狱的生活也要去看看。”
我突然记起了上面的那两个小事件。我仿佛在想，要控诉人类的社会的
不合理还不容易吗？还要到处去找证据吗？而且我不满意于他只是什么也要
去看看。
我没有把这些说出来，只是从此我就不喜欢那种穿着光亮的而且发出响
声的丝织品的衣服的人，不喜欢那些心安理得地讲克罗采或者教希腊文的教
授们，而且不满意我的有些在文学上讲究风格和趣味，而上馆子吃东西也老
是选择又选择，觉得这样不好吃那样也不好吃的朋友。我知道他们不应该太
受责备，然而我那时是那样过激，就象一个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往往责备得过
于苛刻那样地，我写着：“与其做那样的人我还不如去当洗衣匠，因为洗衣
匠能够把脏的衣服洗得雪白，而这些人却会把纯洁的东西弄污秽。”
四
完全是另外的时候，另外的地方，另外的人。
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平汉路之前，我随着一支军队停顿在一个小村子
里。我和一个在文学事业上是朋友、在革命事业上是同志的人住在一起。这
个下午我们到附近的一个镇子上去了回来，他一定要我们绕道经过旁边那一
片白杨树林而不走那条直的大车路，他说他很想到那林子里去走一走。
但当我们穿进了那些落尽了叶子，向明净的冬天的天空直直地伸着它们
的赤裸而且光滑的身体的白杨树中间，在那冻结得硬硬的，没有野草也没有
路径的土地上慢慢地走着，他却又不知道是嘲讽他自己吗还是嘲讽我似地
说：“你不欣赏这样好的风景吗？但是，我愿意用这样的好风景去换两个烧
饼。”
我对这样一个同志也间或有一些小小的不满。当他不愿意吃那种陈旧的
或者甚至于带着砂的小米煮出的饭和那种用水煮的又苦又酸的干菜，而情愿
饿一顿，我总是照例地一句话也不说地在他面前把它们吃下去。
那时我更喜欢另外一个青年的同志，这个在北平的“一二九”
运动中挨过到他们学校去逮捕人的警察的鞭打，也跟着游行的队伍去撞
过北平的城门的人，有一次叹息着对我说：“中国人的平均的生活水准实在
太低了，我们只应该取这样的一份。”
我是那种并没有经历过最本质地折磨着肉体和精神的饥饿的人，因此有
时对于生活的贫穷和艰苦还带着一种非无产阶级的漠视的高傲态度，不象那
个同志那样朴素地暴露出他的弱点。其实他那时的愿望，想用烧饼去代替小
米饭的愿望，不也就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并不奢侈的愿望吗？
在前方，生活是比较苦一些，但是我恐怕仍然不能说我已经深深地尝味
过了饥饿。有时过封锁线而饿一夜一天，那总是疲乏掩盖了饥饿，而且总是
睡了一觉起来，部队里的小米饭就送到我们的炕上来了。我记得我们吃过的
最坏的菜是那种完全用青色的葱煮的汤，最难吃的饭是那种紫色的看着颜色
不错而放进嘴里去象嚼着泥土一样的高粱蒸的窝窝头。这算得什么呢？
五
我是一个多梦的人。罗曼·罗兰说：“人的精神上有这样大的对于幸福
的渴望，当实际上没有可享时，那就一定要想法来创造。”
当创造也不可能的时候，人有时就用梦来代替。而且我这并不是一种比
喻的说法，我是指那种在黑夜的睡觉里出现的真正的梦。
梦其实也是一种生活和思想意识的反映。假若把我所有的梦分类一下，
我就会发现有两类新梦是从前所没有做过的。一种是政治性的，还有一种是
饥饿性的。当我在前方骑马把一只手臂摔得脱了臼，被医生接好了而还需要
放在绷带里休养的时候，我梦见了牛奶，我梦见在一个高大的、白色的、有
嘴有柄的瑞典瓷罐子里盛着满满的牛奶，而且我执着柄把它倾倒到杯子里去
的时候，它是浓浓的，冒着热气，上面还浮着一层薄的油皮。然而还没有开
始喝它我就醒了。这一类的梦我是间或又做的。最近我又梦见我经过一间放
着许多糕点的屋子，我竟至于不自禁地去拿一些来放进我的衣服的口袋里，
而且接着我又仿佛坐在一个筵席上，吃着许多盘美味的菜。这样的关于饮食
的梦，嘴馋的梦，是不是有人会笑呢？我想假若我的梦从那种比特殊的，少
数人才会有的梦渐渐地变得接近了大多数的中国人的梦，贫穷者的梦，饥饿
者的梦，那一点也没有什么可羞耻。在我们的队伍里，也许还有着那种天使
一般带着雪白的翅膀飞来的人吧，而我却总是对于那些卑微的、带着不美丽
的苦难的烙印、用粗糙的甚至于流着血的双足从不平坦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走
过来的人感到更亲近，更象同母所生的弟兄，虽然我和这些一边做着关于未
来的黄金的梦，一边忍受着当前的最平凡的饥饿和贫穷的人共命运的时间并
不太久，而在过去，我长期地感觉到的饥饿是那种另外的，比较起来不足道
的，只能作为一种比喻的说法的饥饿——对于人间的爱的饥饿。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七日上午
（原载 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谷雨》创刊号）
《夜歌和白天的歌》初版后记①
这是我的第二个诗集。抗战以来所写的短诗大部分都在这里面了。其所
以还有少数未能收入者，因为全部原稿并不在手边，这是根据大后方的朋友
们替我保存的作品编起来的。
我的第一个诗集即《预言》。那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写的。那个
集子其实应该另外取个名字，叫做《云》。因为那些诗差不多都是飘在空中
的东西，也因为《云》是那里面的最后一篇。在那篇诗里面，我说我曾经自
以为是波德莱尔散文诗中那个说着“我爱云，我爱那飘忽的云”的远方人，
但后来由于看见了农村和都市的不平，看见了农民的没有土地，我却下了这
样的决心：
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
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
不爱云，不爱月亮，
也不爱星星。
不久抗战爆发了。我写着杂文和报告。我差不多放弃了写诗（《成都，
让我把你摇醒》是一个偶然的例外）。但后来，主要是一九四○年，我又写
起诗来了。我写得很容易，很快，往往是白天忙是于一些旁的事情，而在晚
上或清晨有所感触，即挥笔写成。这个集子中的大部分诗都是在这种情形下
写的。
这个集子的全名应该是《夜歌和白天的歌》。这除了表示有些是晚上写
的，有些是白天写的而外，还可以说明其中有一个旧我与一个新我在矛盾着，
争吵着，排脐着。
创作者不一定发表他的理论，但是他总有一个理论在支持着他的写作，
这个创作理论的正确或错误直接影响到他的实践与成就。抗战以前，我写我
那些《云》的时候，我的见解是文艺什么也不为，只为了抒写自己，抒写自
己的幻想、感觉、情感。后来由于现实的教训，我才知道人不应该也不可能
那样盲目地，自私地活着，我就否定了那种为个人而艺术的错误见解。抗战
以后，我也的确有过用文艺去服务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心与尝试。但由于我有
些根本问题在思想上尚未得到解决，一碰到困难我就动摇了，打折扣了，以
至后来变相的为个人而艺术的倾向又抬头了。那是我在前方跑了一阵，打算
专门写报告的计划失败之后。那时我在创作上又碰到了苦闷。报告写得自己
不满意，而又回到一个学校里教书，似乎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了。在这种情形
下我才又考虑到写诗。记得当时也还有一点自知之明，我明白我的感情还相
当旧，对于新的生活又不深知，写诗也仍然有困难。但接着我又退让了一步。
我说，就写我自己这种新旧矛盾的情感也还是有意义的。这样一来，就又回
复到主要是抒写个人的倾向了。
《夜歌》就是在这理论的支持之下写起来的。所以里面流露出许多伤感、
脆弱、空想的情感。现在时过境迁，更主要地是我经过了最近两年来思想上
的变化，这些夜歌和白天的歌又和我隔得相当辽远了。当我这次把你它编成
集子，重读一遍时，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所发生过的各种事情，人民，和他们的受难，觉
醒，斗争，所完成着的各种英雄主义的业绩，保留在我的诗里面的为什么这
样少呵。这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世界，而我的歌声在这个世界里却显得何等的
无力，何等的不和谐！
——《谈写诗》
而且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反复地说着那些感伤、脆弱、空想的话呵。有什
么了不得的事情值得那样缠绵悱恻，一唱三叹呵。现在自己读来不但不大同
情，而且有些感到厌烦与可羞了。
现在看来，这真似乎是毫无道理的，在愤慨于成都还是沉沉地睡着的时
候，我一方面说要把它摇醒，一方面却又还在想着马雅可夫斯基对叶赛宁的
自杀的非难，“死是容易的，活着却更难”。这是何等明显地表示出旧的知
识分子的矛盾、可笑。这篇诗固然是我参加革命以前写的，但在以后写的诗
里面，类似这种矛盾、可笑的地方也还是不少。
正因为还有着很多的感伤、脆弱，我才那样反复地强调温情与快乐。想
到列宁的时候，也是想到其最适合于当时的我的地方，“心境并不是小事情
呀”，或者“我们必须梦想”。整个的列宁，当然并不只是这样的。明知要
求着温情是可羞的，然而又说不能抛弃这种想法。为什么不能抛弃呢？正是
说明自己还没有经过认真的锻炼和改造。
我所强调的快乐也是相当空洞的。对于一个从旧社会里走到革命队伍中
来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教育与行动上的实践，使他的思想情感
得到改造，达到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那他就会忧国忧民，而不忧己忧私了。
只是强调乐观的重要，或者发挥所谓通过痛苦的快乐，那是什么问题也不能
解决的。
空洞地抽象地谈着快乐，美丽，纯洁，光明，人类，善良的人等等，这
也是我这些诗的一个特点。这主要地是由于还没有真正看见并理解新生活，
新的人的缘故。过去的书本的影响还浓厚地笼罩着当时的我。其实新的劳动
人民的美德和伟大，早已超过了那些过去的作者们所想象与所赞美的了。而
我还在重复着那些老话，那些琐碎的或者并不很正确的老话。当劳动人民及
其先锋队在战场，在农村，在工厂，在其他种种岗位上创造着新的世界，新
的历史的时候，我想象的“我那些兄弟们”还是旧的人民，“汗流满面”才
得糊口，或者，“睡在那低矮的屋檐下”。
这些，都说明我还没有在思想上与在生活上真正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
虽说我已走到劳动人民的队伍中，愿意与他们同甘苦，共命运，一起为着理
想的社会而奋斗，我的思想中还保存着浓厚的旧日的生活与教育给予的影
响，我不知道还有许多东西应该抛弃，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来代替它们。相
反地，我当时把它们理想化，以为它们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并无不合之处。
现在好在有这本诗集为证，所谓事实胜于雄辩了。
在一九四二年春天以后，我就没有再写诗了。有许多比写诗更重要的事
情要去做，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从一些具体问题与具体工作去学习理论，检讨
与改造自己。我们民族的灾难是如此深重，她的每一个忠实的儿女都应该提
负起双倍的担子。一个人不能成天只是唱歌。许多事情我都要去学习做。我
过去的生活、知识、能力、经验，都实在太狭隘了。而在一切事情之中，有
一个最紧急的事情则是思想上武装自己。就是写诗吧，要使你的歌唱不是一
种浪费或多余，而与劳动人民的事业血肉相连，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也非
从学习理论与参加实践着手不可。
在写这些短诗的中间，我还计划写一篇较长的诗，并写了几个断片，即
《北中国在燃烧》 。那是企图把我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从四川到陕西、
山西、河北所看到的，感到的写出来，其中贯串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
的矛盾与变化。因为缺乏充分的写作时间，动手写了两次，都只写了很少几
节。第一次是刚从前方回来不久，只是打算记录一些印象。第二次却计划扩
大了，风格也不同了一些。这篇诗我却写得比较吃力，比较慢。后来停顿了
下来，也是因为不满意于其内容上旧知识分子气太浓厚，而且在形式上也发
生了疑惑与动摇。我担心那种欧化的形式无法达到比较广大的读者中间去。
但用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代替它，则到现在这还是一个未能很好地解决的问
题。
正因为这些诗发泄了旧的知识分子的伤感、脆弱与空想的情感，而又带
有一种否定这些情感并要求再进一步的倾向（虽说这种否定是无力的，这种
要求是空洞的），它们在知识青年中得到了一些同感者，爱好者。最近还有
一个热心的多次朗诵过我的诗的人从远地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我的作品引着
一些青年走上了“生活的正路”。在过去，我得到这样的信是往往当作一种
鼓励来接受的。现在，我却是既有些怀疑，又有些忧虑。这样的东西难道还
能引人走上生活的正路吗？我想，也许对于一些还未振奋起来的人，这些诗
也并不是毫无一点鼓动的作用。但可忧虑者，则是在鼓动他们的时候我又给
予了他们一些不健康的有害的思想情感的感染。我自己就深深地感到过去的
文学作品一方面帮助了我，一方面又给予了我许多累赘。这也是一个沉痛的
经验教训。
但愿读我这个集子者，带着一种严格的批判的态度来读；而偏爱我的作
品者，超越过这本书，超越过两年以前的我，走向前去！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重庆
（原载《夜歌》，１９４５ 年 ５ 月，诗文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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