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当时我想象不到这境地，视为神话。后来渐渐明白；
近来更相信弘一法师的话决非夸张。古人所谓“过目成诵”，是确有其事的。
记得有·次，有人寄一张报纸来，内有关于时局的消息，马先生和我们共看，
他很快地读下去，使我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我跳了几行赶上了，不久就落伍；
再跳几行赶上去，不久又是落伍。这时我想，古人所谓“一目十行”，也是
确有其事的。马先生所能背的书，有的我连书名都没有听见过！所以我在桐
庐负暄中听了不少的高论。但不能又不敢在这里赞一词。只是有一天，他对
我谈艺术。我听了之后，似乎看见托尔斯泰，卢那卡尔斯基等一齐退避三舍。
王星贤记录着马先生每次的谈话。我向他借来抄一段在这里：
“十二月七日丰君子恺来谒，先生语之曰：辜鸿铭译礼为 ａｒｔｓ①，用字颇好。ａｒｔｓ
所包者广。忆足下论艺术之又，有所谓多样的统一者。善会此义，可以悟得礼乐。譬如吾
人此时坐对山色，观其层峦叠嶂，宜若紊乱，而相看不厌者，以其自然有序，自然调和，
即所谓多样的统一是也。又如乐曲必合五音六律，抑扬往复而后成。然合之有序，自然音
节谐和，铿锵悦耳。序和同时，无先后也。礼乐不可须斯去身。平时如此，急难中亦复如
此。困不失亨，而不失其亨之道在于贞。致命是贞，遂志即是亨。见得此义理端的，此心
自然不乱，便是礼。不忧不惧，便是乐。纵使造次颠沛，槁饿以死，仍不失其为乐也。颜
子不改其乐，固是乐。乐必该礼，而其所以能如是者，则以其心三月不违仁。故仁是全德，
礼乐是合德。以其干体上已自会得。故夫子于其问为邦，乃就用上告以四代之礼乐。会不
得者，告之亦无用。即如此时，前方炮火震天，冲锋肉搏，可谓极乱。而吾与二三子犹能
①
arts：英语，意即艺术。
于此负暄谈义，亦可谓极治。即此一念，便是虽当极乱之时，活机固未息灭。扩而充之，
未必不为将来拨乱反正之因端也。非是漠然淡然，不关痛痒。吉凶与民同患，自然关怀。
但虽在忧患，此义自不容忘。亦非故作安定人心之语。克实而言，理本如此。所谓真语者，
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也。礼乐之兴，必待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吾今与子言此，
所谓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善会此义而用之于艺术，亦便是最高艺术……”
我希望春永远不来，使我长得负暄之乐。春果然不来，而炮火逼近来了。
敌兵在吾乡石门湾与中央军相遇，打了四进四出。其间我们正在桐庐负暄。
后来中央军终于放弃吾乡，说是“改变战略”，敌兵就向杭州进犯。有一天
我们正在负喧谈义，听见远处有人造的雷声，知道炮火迫近来了。我们想走，
天天在讨论“远行”或“避深山”的问题。我主张远行，并且力劝马先生也
走。马先生虽只孑然一身，但有亲戚学生僮仆相从，患难中他决计不愿独善
其身，一行十余人，行路困难，未能容允我的劝请。其实我也任重道远，老
幼十五人，盘费只剩三百元，如何走得动！于是在附近找桃源。我想起二十
五里外的船形岭顶上的黄家，以前我曾经到过一次的，觉得地利人和均合意。
有一天我便雇了四顶轿子，请黄宾鸿引导，邀马先生和星贤一同上山观看。
路上的人看见我们一连四乘轿子向深山去，大都惊惶，拦住轿子探问消息。
足见时局已很紧张了。到了山上，黄氏父祖闻知马先生来，倒裳出迎，办起
丰盛的酒食来款待；知道我们来觅万一的退步，便应允将新造的屋让出来给
马先生住，还有老屋可以馆待我们。我们盘桓至下午二三点钟，方始下山。
我还记得轿子在路亭旁休息的时候，我们入亭小坐，看见壁上用木炭题着一
首诗，大约是出于农夫工人的手笔的：“山上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好花年
年有，同栈不在乎。”马先生考辨了好久，说同栈恐是铜钱之误，于是对于
作者的胸襟不凡大加赞叹。赞叹之不足，又讨论之；讨论之不足，又删改之。
马先生改作云：“山上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好花年年有，铜钱何足夸。”
王星贤别有所见，另为改作一首：“山上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好花年年有，
到处可为家。”当此之时，风鹤虫沙，已满山中；我等为寻桃源而来，得在
长亭中品评欣赏农夫野老的诗歌，正是一段佳话，不可以不记。而这作者在
长亭中弄斧，恰被鲁班路过看见，加以斧正，又是一段奇迹，更不可以不记。
邻人盛宝函请马先生晚酌，我也奉陪。黄昏席散，僮仆提灯来迎马先生
返汤庄。我也送去。路上马先生对我说：“近又作了一诗，比前（见第一记）
□□得多，明天写出来给你看。开头是‘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大意
你或者可以想象了。”上文两个方框，我记不清是什么字，大体是和平中正
之意，未便乱加，且付阙如。第二天我到汤庄，到手了一张横幅，上面写着：
“避乱郊居述怀兼答诸友见问天下虽千戈吾心仍礼乐避地将焉归藏身亦已绰
求仁即首阳齐物等南郭秉此一理贯未释群生缚琐尾岂不伤三界同漂泊人灵眩
都野壹趣唯沟壑鱼烂旋致亡虎视犹相搏纳阱曰予智■规矜改错胜暴当以仁安
在强与弱野旷知霜寒林幽见日薄尚闻战伐悲宁敢■藜藿，蠢彼蜂蚁伦岂识天
地博平怀■沧溟寂观尽寥廓物难会终解病幻应与药定乱由人兴森然具冲漠麟
凤在胸中豺虎宜远却风来晴雪异时亨鱼鸟若亲交不我遗持用慰离索”
十二月十七八中，传闻将有大军来桐庐，欲利用山地作战场，以期歼灭
日寇。傍晚果然开到了一批军队，敲我们的门，说要借宿一宵，明晨开赴杭
州作战。兵队纪律很好。其长官晚上和我闲谈，说他是从吾乡石门湾退出来
的，亲见石门湾变成焦土。又忠告我们，说：这地方不可再住，须得迁往远
处或大山中。说不定这地方要放弃。明晨，兵队果然把地扫得精干净而开拔
了。我忽然感觉得这里不可再留，连忙去汤庄，再劝马先生作远行之计。然
马先生首阳之志已决，对于诸种环境的变迁，坦然不慌。我不能动他。于是
返家收拾萧条的行物，与姐妻子女计议，故园既已成为焦土，我们留在这里
受惊毫无意义，决定流徙于远方。岳老太太年已七十，不胜奔走之苦。我破
晓起来同我妻商量，拟把老太太寄托与船形岭黄宾鸿家。因为他家也有七八
十岁的老人，刍不致因我家老太太而受累。我妻向老太太商请，得其同意。
于是我们二人同赴学校请托黄君，黄君慨然允诺。当日雇了一乘轿子，由黄
君领导，章桂护送，抬老太太上山。临别，许多人偷偷地弹泪，说不出话来。
我心中除了离别之苦以外，又另有一种难过：我不能救庇一位应该供养的老
人，临难把她委弃在异乡的深山中，这是何等惭愧的事！
我们的难民队中最干练的平玉已于前日冒险赴上海。阿芳也己回去。平
玉有一朋友姓车的，住在我们附近的江边。我去托他找船，知道他也有远行
之意。为了途中互助之计，我就约他同行，请他在门口的江边物色一只小船，
定于明晨载我们到二十里外的桐庐城中，再找远行的船。布置已定，即走汤
庄去辞别马先生，路上我想好了许多话，预备再苦劝他一番，务请他离开这
飘摇的桐庐，但等到一走进门，望见了他的颜色，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
觉得这里有一股强大的力。一切战争、炮火、颠沛、流离等事当着了它都辟
易。我含糊地说道：“我也许要走，但没有定。”回到家里，写了一张纸送
去，书面告别。邻人都依依不舍，彼此往返，辞送，馈赠，忙了一天。古语
云：“悲莫悲于生别离。”这种日子连过十天，包你断肠而死！事后我揽镜
自照，发见鬓边平添了不少的白发。
我在桐庐的最后一天，十二月廿一日的早晨，我们黎明即起，打点下船。
一行十四人除去了老太太，得十三人。想起了西洋人的习惯，我一时对于这
个数目觉得讨嫌。幸而车氏父子三人加入了，得十六人，便不介意。王星贤
和马先生的外甥丁安期，管汤庄的金先生，搭我的便船赴城，欲用原船把马
先生留存在城中的书载回乡下。王星贤看见我们十余人只有两担行李，表示
惊讶。被他一提醒，我自觉得一寒至此，不胜飘零之感。幸而船到桐庐，不
久找到了一只较大的船，言定二十八元送到兰溪，即于下午二时离开桐庐。
一帆风顺，溯江而上。我抽了一口气，环顾家人，发见大家神情惘怅，如有
所失，而吾妻尤甚。一个孩子首先说破：“外婆悔不同了来！”言下各处响
应。我在桐庐时看见公共汽车还通，便下个决心，喊船夫停船，派章桂上岸
步行回船形岭，迎老太太下山，搭公共汽车到兰溪相聚。这时候杭州快要失
守，富阳桐庐一带交通秩序混乱。我深恐此事难得圆满。谁知章桂果能完成
其使命：带了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搭了最后一班的公共汽车，与我们差不
多同时到达兰溪。好像是天教我们一家始终团聚，不致离散似的！
第二记完。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３ 日夜于都匀
（原载 １９４１ 年《文学集林》４ 辑）
《怀李叔同先生》
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
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
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
们走向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
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
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
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
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
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
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
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
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
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是上下两块可以推动的）上
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两块都写好，上块盖着下块，用下块
时把上块推开）。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
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
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吐痰在地
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
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
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
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
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去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有
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
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
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
“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
门关了。最不易忘却的，是有一次上弹琴课的时候。我们是师范生，每人都
要学弹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风琴及两架钢琴。风琴每室两架，给学生练习用；
钢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弹琴教室里。上弹琴课时，十数人为一
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
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及李先生十数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
体中。同学大部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管自弹琴（我想
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教完
以后，下课铃响了。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表示散课。散课以后，同学还未
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
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他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
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
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
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那
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
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
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原故。
李叔同先生为甚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仅为了他学问好，不仅为了他音
乐好，主要的还是为了他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
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
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他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银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
所生。他父亲生他时，年已七十二岁。他堕地后就遭父丧，又逢家庭之变，
青年时就陪了他的生母南迁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
翩公子。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沪学会，李先生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
一。从此他就为沪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广，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的
上海。所以后来他母亲死了，他赴日本留学的时候，作一首“金缕曲”，词
曰：“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
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
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
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
国，忍孤负？”读这首词，可想见他当时豪气满胸，爱国热情炽盛。他出家
时把过去的照片统统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
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
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
的翩翩公子。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
彻底的做一个翩翩公子。
后来他到日本，看见明治维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弃了
翩翩公子的态度，改做一个留学生。他入东京美术学校，同时又入音乐学校。
这些学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画和西洋音乐。李先生在南洋公
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了日本，就买了许多西洋文学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
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细读过，有许多
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想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
艺术全面进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
社，纠集留学同志，共演当时西洋著名的悲剧“茶花女”（小仲马著）。他
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墨登场。这照片，他出家时也送给我，一向
归我保藏；直到抗战时为兵火所毁。现在我还记得这照片：卷发，白的上衣，
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右歪侧，眉峰
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另外还有许多演剧的照片，
不可胜记。这春柳剧社后来迁回中国，李先生就脱出，由另一班人去办，便
是中国最初的“话剧”社。由此可以想见，李先生在日本时，是彻头彻尾的
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眼、史的克、
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
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学一样，像一样，要做留学生，就彻
底的做一个留学生。
他回国后，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当编辑。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
图画、音乐。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同时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每月中半个
月住南京，半个月住杭州。两校都请助教，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课。我就是杭
州师范的学生。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
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
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
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
一种朴素的美。你可想见，他是扮过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
衣，仍是一个美男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原是描写西子的，但拿
来形容我们的率先生的仪表，也很适用。今人侈谈“生活艺术化”，大都好
奇立异，非艺术的。李先生的服装，才真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化，他一时代的
服装，表出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时代
的服装也判然不同。布衣市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
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我二年级时，图画归李先生教。他教我们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同学一向
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像样的。后来他
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揭在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只有我
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
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出来的。我
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芦呢？于是我的画
进步起来。此后李先生与我接近的机会更多。因为我常去请他教画，又教日
本文。以后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较为详细。他本来常读性理的书，
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头常常放着道藏。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头青年，谈不到
宗教。李先生除绘事外，并不对我谈道。但我发见他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
仿佛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时的模样。他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我。他的
朋友日本画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已等到西湖来写生时，他带了我
去请他们吃一次饭，以后就把这些日本人交给我，叫我引导他们（我当时已
能讲普通应酬的日本话）。他自己就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有一天，他决定
入大慈山去断食，我有课事，不能陪去，由校工闻玉陪去。数日之后，我去
望他。见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对我讲话，同平时差不多。
他断食共十七日，由闻玉扶起来，摄一个影，影片上端由闻玉题字：“李息
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侍子闻玉题。”这照片后来制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
下面用铅字排印着：“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
强——欣欣道人记。”李先生这时候已由“教师”一变而为“道人”了。学
道就断食十七日，也是他凡事“认真”的表示。
但他学道的时候很短。断食以后，不久他就学佛。他自己对我说，他的
学佛是受马一浮先生指示的。出家前数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
和先生。这程先生原来是当军人的，现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为僧。
李先生同他谈得很久。此后不久，我陪大野隆德到玉泉去投宿，看见一个和
尚坐着，正是这位程先生。我想称他“程先生”，觉得不合。想称他法师，
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知道是弘伞）。一时周章得很。我回去对李先生讲
了，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
对。过了几天，他果然辞职，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
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
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
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灌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他为“法师”。
法师的僧腊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中，我颠沛流离，他一贯到底，而且修行
工夫愈进愈深。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
动，都有规律，严肃认真之极。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
断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
代祖师”。他的生活非常认真。举一例说：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
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
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
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
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
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
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
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
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怜：
起青衣像个青衣，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个大面……都是“认真”的
原故。
现在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圆寂了。噩耗传到贵州遵义的时候，我正在束
装，将迁居重庆。我发愿到重庆后替法师画像一百帧，分送各地信善，刻石
供养。现在画像已经如愿了。我和李先生在世间的师弟尘缘已经结束，然而
他的遗训——认真——永远铭刻在我心头。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弘一法师圆寂后一百六十七日
作于四川五通桥客寓
（选自《缘缘堂随笔》，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读缘缘堂随笔》读后感
《中学生》第六十七期（大约是 １９４４ 年中出版的）曾登载一篇《读缘缘
堂随笔》，是日本人谷崎润一郎作，夏丐尊先生翻译的。当时我避寇居重庆。
开明书店把那杂志寄给我看。接着叶圣陶兄从成都来信，嘱我写一篇读后感。
战争时期，为了一个敌国人而谈艺术感想，我觉得不调和，终于没有写。现
在胜利和平已经实现。我多年不写文章，如今也想“复员”。今天最初开笔，
就写这篇读后感，用以补应圣陶兄的雅嘱。夏先生译文的序言中说：“余不
见子恺，倏逾六载，音讯久疏，相思颇苦……此异国人士之评论，或因余之
■译，有缘得见，不知作何感想也。”为答复夏先生的雅望，我更应该写些
感想。
记得某批评家说，“文艺创作是盲进的，不期然而然的。”我过去写了
许多文章，自己的确没有知道文章的性状如何。我只是爱这么写就这么写而
已。故所谓“盲进的”，“不期然而然的”，我觉得确是真话。我看了那篇
评文，才知道世间有人把我看作“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吉川幸次郎
语），而把我的文章称为“艺术家的著作”（谷崎润一郎语）。我■心自问：
他们的话对不对？我究竟是否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我的文章究竟是否艺术
家的著作？对这一问，我简直茫然不能作答。因为“艺术家”三字的定义，
不是简单的；古来各人各说，没有一定；且也没有一个最正确的定义。而我
的为人与为文，真如前文所说，完全是盲进的，不期然而然的。所以我不敢
贸然接受他们这定评。我看，“艺术家”这顶高帽子，请勿套到我头上来，
还是移赠给你们的夏目漱石，竹久梦二，或内田百川诸君，看他们接受不接
受。我是决不敢接受的啊。
吉川和谷崎二君对我的习性的批评，我倒觉得可以接受，而且可以让我
自己来补充表白一番。吉川君说我“真率”，“对于万物有丰富的爱”。谷
崎君说我爱写“没有甚么实用的，不深奥的，琐屑的，轻微的事物”。又说
我是“非常欢喜孩子的人”。难得这两位异国知己！他们好像神奇算命先生，
从文字里头，把我的习性都推算出来。真可谓“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了！让我先来自白一下： 我自己明明觉得，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
是一个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老
人（我敢说，凡成人，没有一个不虚伪，冷酷，实利）；另一方面又是一个
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这两种人格，常常在我心中交
战。虽然有时或胜或败，或起或伏，但总归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始终在
我心中对峙着。为了这两者的侵略与抗战，我精神上受了不少的苦痛。举最
近的事例作证： 我最近到一个中学校去访问朋友，被那校长得知了，便拉了
教务主任，二人恭敬地走来招呼我，请我讲演。讲演我是最怕的。无端的对
不相识的大众讲一大篇不必要的话，我认为是最不自然，最滑稽的一种把戏，
我很想同小孩子一样，干脆的说一声“我不高兴”，或是骂他们几句，然后
拂袖而起，一缕烟逃走了。但在这时候，心中的两国，猛烈地交战起来。不
知怎的，结果却是侵略国战胜了抗战国。我不得不在校长教务主任的“请请”
声中，摇摇摆摆地神气活现地踱上讲台去演那叫做“讲演”的滑稽剧。上台
后，我颇想干脆地说：我不高兴对你们讲话，你们也未见得个个高兴听我讲
话，你们要看我，看了看，让我回去罢！但又不知怎的，我居然打起了南方
官腔，像煞有介事地在说：“今天承蒙贵校校长先生的好意，邀我来此讲演。
我有机会与诸位青年相见，觉得很是欣幸……”其实，我觉得很是不幸，我
恨杀那校长先生！
我胡乱讲了半小时的关于艺术修养的空话，鞠躬下台，抽一口气，连忙
走出讲堂。不料出得门来，忽被一批青年所包围，每人手持纪念册一本，要
求留个纪念。这回我看清楚了周围几个青年男女的脸孔。我觉得态度大部很
诚恳，很可爱。他们的纪念册大都很精致，很美观。足证这件事是真的，善
的，美的。我说，“到休息室来！”于是一大批少年少女跟我来到了休息室。
我提起笔，最初在一个少年的绸面册子上写了“真善美”三个字，他拿着笑
嘻嘻的鞠一个躬，一缕烟去了。一双纤手捧着一本金边册子，塞到我的笔底
下来。我看看这双手的所有者，是一个十三四岁的面如满月的少女。她见我
看她，打起四川白笑着说：“先生给我画！”我心中很想把她的脸孔画进去。
但一看休息室里挤满了手持纪念册的人，而且大都是可爱而可画的。我此例
一开，今天休想回家去！我只得谎言拒绝，说我今天还有要事，时间来不及，
替你写字罢，就写了“努力惜春华”五个字，她也欢喜地道谢，拿着走了。
我倒反而觉得拂人之情，不好意思，我原来并无要事，并且高兴替一个个青
年的册子上留些纪念。这比空洞的浮夸的“讲演”有意思得多，有趣味得多。
可是在事实上，种种方面不许可。我只得讲虚伪的话，取冷酷的态度，作实
利的打算。写到后来，手也酸了，时间也到了，只能在每人的册子上乱签“子
恺”二字。许多天真可爱的青年，悻悻然的拿起册子走了。而且很精致的册
子上潦草地签字，实在是暴殄天物，破坏美观。亵读艺术！啊！我为甚么干
这无聊的事？——以上所说，便是二重人格交战使我受苦的一个近例。有生
以来，这种苦我吃了不少！
吉川和谷崎二君对我的习性的批评，真是确当！我不但如谷崎君所说的
“欢喜孩子”，并且自己本身是个孩子——今年四十九岁的孩子。因为是孩
子，所以爱写“没有甚么实用的，不深奥的，琐屑的，轻微的事物”，所以
“对万物有丰富的爱”，所以“真率”。贵国（对吉川谷崎二君说）已逝世
的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君曾经说过，文艺是苦闷的象征。文艺好比做梦，现
实上的苦闷可在梦境中发泄。这话如果对的，那么我的文章，正是我的二重
人格的苦闷的象征。而这篇文章，可说是二重人格的苦闷的写实。
我既承认自己是孩子，同时又觉得吉川谷崎二君也有点孩子气。连翻译
者的夏先生，索稿子的叶先生，恐也不免有点孩子气。不然，何以注目我那
些孩子气的文章呢？在中国，我觉得孩子太少了。成人们大都热中于名利，
萦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没有注意身边琐事，
细嚼人生滋味的余暇与余力，即没有做孩子的资格。孩子们呢，也大都被唱
党歌，读遗嘱，讲演，竞赛，考试，分数……等弄得像机器人一样，失却了
孩子原有的真率与趣味。长此以往，中国恐将全是大人而没有孩子，连婴孩
也都是世故深通的老人了！在这样“大人化”，“虚伪化”，“冷酷化”，
“实利化”的中国内，我的文章恐难得有人注意。而在过去的敌国内，倒反
而有我的知己在。这使我对于“国”的界限发生了很大的疑问。我觉得人类
不该依疆土而分国，应该依趣味而分国。耶稣孔子释迦是同国人。李白杜甫
莎士比亚拜伦是同国人。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是同国人。……而
我与吉川谷崎以及其他爱读我的文章的人也可说都是老乡。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上一句我承认，下一句我怀疑。如开头
所说，我相信文艺创作是盲进的（实即自然的），不期然而然的，那么还讲
什么“得失”呢？要讲得失，我这些谈“没有甚么实用的，不深奥的，琐屑
的，轻微的事物”的文章，于世何补？更那里值得翻译和批评？吉川君说我
在海派文人中好比“鹤立鸡群”。这一比也比得不错。鸡是可以杀来吃的，
营养的，滋补的，功用很大的。而鹤呢，除了看看而外，毫无用处！倘有 “煮
鹤焚琴”的人，定要派他实用，而想杀他来吃，他就嘎然长呜，冲霄飞去，
不知所至了！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子沙坪坝
（原载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中学生》１７９ 期）
《“艺术的逃难”》
那年日本军在广西南宁登陆，向北攻陷宾阳，浙江大学正在宾阳附近的
宜山，学生、教师，扶老携幼，仓皇向贵州逃命。道路崎岖，交通阻塞，大
家吃尽千辛万苦，到得安全地带。我正是其中之一人，带了从一岁到七十二
岁的眷属十人，和行李十余件，好容易来到遵义。看见比我早到的张其陶先
生，他幽默地说：“听说你这次逃难很是艺术的？”我不禁失笑，就承认了
“艺术的逃难”。
其实，与其称为“艺术的逃难”，不如称为“宗教的逃难”。因为如果
没有“缘”，艺术是根本无用的。且让我告诉你这逃难的经过：那时我还在
浙江大学任教。因为宜山每天两次警报，不胜奔命之苦，我把老弱者六人送
到百里外的思恩的学生家里。自己和十六岁以上的儿女四人（三女一男）住
在宜山；我是为了教课，儿女是为了读书。敌兵在南宁登陆之后，宜山的人，
大家忧心悄悄，计划逃难。然因学校当局未有决议，大家无所适从。我每天
逃两个警报，吃一顿酒，迁延度日。现在回想，真是糊里糊涂！
不久宾阳沦陷了！宜山空气极度紧张。汽车大敲竹杠。“大难到来各自
飞”，不管学校如何，大家各自设法向贵州逃。我家分两处，呼应不灵，如
之奈何！幸有一位朋友，代我及其他两家合雇一辆汽车，竹杠敲得不重，一
千二百元（廿八年的）送到都匀。言定经过离此九十里的得胜站时，添载我
在思恩的老弱六人。同时打长途电话到思恩，叫他们连夜收拾，明晨一早雇
滑竿到四十里外的得胜站，等候我的汽车来载。讵料到了开车的那一天，大
家一早来到约定地点，而汽车杳无影踪。等到上午，车还是不来，却挂了一
个预报球！行李尽在路旁，逃也不好，不逃也不好，大家捏两把汗。幸而警
报不来，但汽车也不来！直到下午，始知被骗。丢了定洋一百块钱（廿八年
的），站了一天公路。这一天真是狼狈之极！
找旅馆住了一夜，第二日我决定办法：叫儿女四人分别携带轻便行李，
各自去找车子，以都匀为目的地。谁先到目的地，就在车站及邮局门口贴个
字条，说明住处，以便相会。这样，化整为零，较为轻便了。我记惦着得胜
路旁候我汽车的老弱六人，想找短路汽车先到得胜。找了一个朝晨，找不到。
却来了一个警报。我便向得胜的公路上走。息下脚来，已经走了数里。我向
来车招手，他们都不睬，管自开过。一看表，还只八点钟。我想，求人不如
求己，我决定徒步四十五里到怀远站，然后再找车子到得胜。拔脚迈进，果
然走到了怀远。
怀远我曾到过，是很热闹的一个镇。但这一天很奇怪，我走上长街，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