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页

挖雪洞。

就是在大风雪来临时，要挖个洞藏身。教练照例在讲解中强调它的重要性。于是我们每人轮流上马，个个认真得不行，像是在做博士论文。挖好后，个个兴奋不已，纷纷留影。邵滨鸿看了这个场景，评点说：天寒地冻的，大家还坚持作秀，真了不起啊！

冰缝脱险。

动作要领与攀岩相同。葛剑雄教授十分英勇，第一个上阵，结果折腾了半天，吊在空中，上上不去，下下不来，精疲力竭。大家见状，只好拥上前去，把他抬着解开了绳索。我这回总算得到一个作秀的良机，拿出当年攀树掏鸟窝的本事，三下两下就窜得老高，很是得意，对着镜头摆了一个又一个造型，算是把在滑雪场上连连栽跟头的失利找补回来一点儿。

滑雪。

除邵滨鸿外，每个人都不停地栽跟头，只好对摄像师说，别尽拍我们的丑态。出乎意料的是，周国平教授是所有男队员中滑得最好的，他个头不大，又有哲学家的冷静，不慌不忙，滑得非常出色。葛教授怎么也站不稳，又坚持不要别人帮助，进步非常缓慢。事后他自嘲地说，看来我的小脑不行，掌握不好平衡。滨鸿最后出场，但一举成功，大家都说她有基础，她说，其实也就15年前滑过一次。最重要的是要争有一口气，自信不会倒，信心十足，才能有好的表现。

野外露营。

由于日程紧张，我们滑完雪直接去搭帐篷。唐老鸭以前参加过不少考察和探险活动，被视为行家。他忙前忙后，挡了镜头，摄像师伸手推他，突然惊叫起来：你的背上怎么硬邦邦的？回到住处脱下衣服一看，原来他练滑冰练得投入，出了一身的汗，风一吹，衣服冻成冰砣子了。大家不禁感慨道：唐老鸭原来如此认真！

次日晨，摄像师要拍队员晨起的镜头，让唐老鸭从帐篷里出来。唐老鸭的表演欲忽然来了，他小心翼翼地将帐篷打开，探出一个光光的脑袋，像逃亡地主似的四处张望了一通，然后钻了出来。大家以为他伸伸懒腰就算了，没料到他突然跑到帐篷的一边，背对着镜头做起撒尿的动作，肩膀还一耸一耸的，然后围着帐篷跑了起来。大家笑得快要直不起腰来。唐老鸭煞有介事地说：我太太是电视导演，我在家是受过表演训练的！

GPS卫星定位定向。

训练GPS卫星定位定向，就是让你手持一个小GPS，从野外找回大本营或预设的目标。教练要我们分成两个小组。本班长便任命葛教授和唐老鸭当组长，鸭子坚决不从。最后决定抽签。何怀宏教授引经据典，说抽签是民主的一个表现形式，古代希腊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民主活动的。抽签结果，唐老鸭未能"幸免"。这家伙随遇而安，立即开始"挖掘"当组长的好处：当了组长，是不是想整谁就整谁呀？是不是连班长也要听我的呀？组长的权力持续多长呀？一副地道的"官迷"模样。

离开亚布力滑雪场时，学者们个个腰酸背痛，但又个个兴奋不已。遥望天际，我们似乎已看到了南极--

体检过了--虽然有点儿勉强。

心理测试过了。

生存训练，按教练打了折扣后的标准，也算过了关。

接下来，似乎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的南极之行了！

梦想的大门，已经露出了它迷人的微笑。

第一部分十二月七日

12月7日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这一天，挪威最伟大的探险家罗阿德·阿蒙森，在宰杀了他心爱的24条狗，用12天时间穿越了冰缝纵横的"魔鬼舞厅"之后，终于突破了由著名探险家沙克尔顿创造的南纬88°23′的记录。至此，如果上帝不刻意为难他的话，他注定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人。

这是1911年的12月7日。一周后，他在极点建立了"极地之家"，实现了他一生的梦想。那11条帮他踏上南极点的狗，后来跟随他回到挪威，度过了幸福的余生。

2000年，也是12月7日，上午10时50分，我和我的队友们准时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将经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圣地亚哥、蓬塔，到达南极乔治王岛。我们是在南极最好的季节去的，但我们仍然充满梦想实现前的兴奋。我几个月来为这个项目所做的难以想像的艰难努力，终于有了一个结果。从这一天开始，我的任务不再是如何推动项目的进展，而是尽最大的努力扩大此行的成果，并把这批备受瞩目的学者安全地带回来还给他们的家人及关注他们的公众。我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经过10个小时的飞行，我们完成了长达8200多公里的航程，北京时间晚上9时飞抵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这是我们此行的第一站。离转机时间还有足足8个小时，又不能出机场，觉得好难挨。看到周教授和唐老鸭都有点受不了，我便建议几个人一起下楼透透气。

天上下着小雨，空气干净而湿润，不一会儿，就觉得浑身舒畅起来。唐老鸭看来真是累坏了，坐在角落里一动也不动，话都懒得说。要在平时，他这张老鸭嘴是不会停的，总要说得大家笑个不停。他经历独特，充满传奇色彩，每次都使听众舍不得离他而去。他是我此行的"重点保护对象"--当然我知道，他是十分要强的--要是没有他，此行会寂寞不少。一会儿，王建国站长也下来了，赵萍、邵滨鸿都下来了。正聊天，有人说，就剩葛教授看行李了。话音未落，就见电梯缓缓而下，葛教授终于也忍不住了--刚才他自告奋勇要一个人留下来看守行李，这才十多分钟呢！老鸭说，下次可不能再让葛教授守了，要让何教授守，何教授才靠得住。他一本正经的样子，逗得大家笑个不停。

透完气，大家不得不进候机室了。时间还有足足7个多小时。有两位女同胞忍不住往家中打了电话。看我没买到电话卡，滨鸿忙掏出手机，说就用它说几句好了。我老老实实，说了几句就停下了。不曾想这部手机一打开，就像在国内一样，马上就有电话进来。滨鸿到一边去接，笑声不断传来，有一阵子笑声大得半个候机楼都听得见。回来后，她乐不可支，说友人在电话里告诉她，今天从北京出发的新闻，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作为头条播出了，而且第一个镜头就是邵滨鸿。王站长说，昨天晚间新闻播了昨天凌晨我们在天安门看升国旗以及与国旗班一起举行赠旗仪式的新闻，足足一分半钟，是一条长新闻。何教授说，他今天坐出租车，司机看到他穿的衣服，说刚才还看你们的新闻，现在就拉上你了，真荣幸。滨鸿接过话说，刚才友人在电话中说，瞧你们这批人，还没出发呢，新闻就到处都是，真被当成"梦之队"了！

这话说得也不算太过。从新闻的角度说，南极考察已是第17次了，举行出发仪式时要再出大新闻也不容易。这次各大传媒纷纷报道人文学者南极行，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创举，而且组成了这么强的一支队伍。这不，我们一上飞机，就在法航上读到了《北京青年报》记者尚晓岚写的关于此次活动的报道，还有胡桃的一篇短评。虽然刚刚离开北京，可是大家已有了几分惆怅，对这篇采写扎实的报道--也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后的报道，大家特别喜欢，不约而同地要把这份《北京青年报》带到南极去"慢慢欣赏"，邵滨鸿甚至预言：这份报纸在南极会被大家传阅烂了的。

晚上这漫长的时光就在机场候机室度过，辛苦自不必说，学者们更心疼的是时间没办法利用--电脑没处充电，在飞机上他们都记录了不少感受，电用光了。葛教授急得团团转，他四处打探，希望能找到充电的地方。半个多小时后，他一脸兴奋地向我宣布他的发现：厕所有插座！看着我惊奇的眼神，他说，我要在厕所里守两小时，充完电就可以工作了。

周教授在飞机上写了不少东西，显然已经疲惫不堪，这会儿要休息了。何教授不想动电脑，只在硬皮笔记本上写。邵滨鸿几个月来推掉不少机会，一心守住去南极的承诺。行前三天，她有两天是在录影棚度过的，根本没有完全松弛地与儿子呆一个下午的机会。此刻她已靠在行李包上进入梦乡了。

唐老鸭故作洒脱，说一直忙了几个月，最近挺不住了，今天的时间，就在机场上睡觉！可惜机场的椅子不合作，每个位子之间都有隔断，无法躺下，弄得他好可怜，庞大的身躯在椅子上不断地变换姿势。最后，这个素来受不了过多约束的汉子，索性就躺在地毯上睡去，图了个痛快。开始他枕的是葛教授的箱子，后来大概是箱子太高，便枕自己的手臂，后来手臂酸了，他便直接把脸贴在地毯上。这一切都是在睡梦中进行的。第二天晨起，我描绘了这一切，他听得津津有味，自己评点说："一开始还要面子，后来干脆连面子也不要了，直接贴地了--亲吻戴高乐呢！"他睡的时候，我先是坐在一边看守着，不让有人来拍照影响他休息，最后自己顶不住了，也昏昏沉沉地屈在椅子上睡去，一副对委屈处之泰然的模样。

所有的这一切，都被一夜无眠的战友扫入镜头，我们的"丑态"，成了他缓解疲劳的灵丹妙药，我们从镜头中可以感受到这位战友无数次乐不可支的笑。

第一部分漫长的飞翔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6点，我们踏上飞赴圣地亚哥的班机--法航"416"。我们要在这个航班上完成两段航程。一段是从巴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再飞圣地亚哥，途中仅停留一个多小时，总共要15个小时。

坐上飞机，发现今天特别拥挤，座位全满不说，还全是体态庞大的老头老太。昨晚屈了一夜，背部旧疾复发，颈椎也不争气，浑身的不适，今天再这么挤，坐在机舱尾部又晃得厉害，我心里不禁有点慌起来--这未来的15个小时怎生了得。刚刚这么一想，就自责起来--要是乘船的话，这样的焦虑就不是15小时而是30天了，这么一想，心里便有了点轻松感。

昨天乘坐法航"129"的经历，可以说是一次十分快乐的航空旅行。出发前，在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队员名单中发现有一位女记者是这一天生日，我便提前买了贺卡，上机后几位学者分别签了字，准备送给这位记者。有人将此事告诉法航的一位"空哥"，那位"空哥"听了，二话没说，一步上前，弯腰就给了女记者一个吻。接着，考察队的葛教授代表我们送了贺卡。大家起哄说，不能连基本的礼仪也不讲吧！教授便以拥吻的方式表达了他的祝愿。随着又指挥机舱里的乘客唱起生日歌来，一遍中文，一遍英文。教授的热情感染了大家，引来了一阵掌声。这时考察队王队长也来了，他代表全队向记者表示祝贺，并请来了机长。机长和司乘人员轮流上前道贺，法国人热情的吻使中国女记者满脸绯红。不一会儿，机长又送来生日蛋糕，送来香槟酒，整个机舱充满快乐的气氛。最后，机长邀请中国队选三名队员到驾驶舱去参观，队长选了我和国际台的一位记者陪寿星一同前往。在驾驶舱里，机长和驾驶长向我们介绍了本机的特点及飞行的状况，还向"寿星"赠送了一张飞行图和两面肩章。我平生第一次坐在飞机驾驶舱中，看密密麻麻的电子仪表，看机舱前方广阔无垠的云天。

今天这趟行程，又将有什么奇特的经历呢？

休息前，邵滨鸿说，南美洲的海上日出是一绝美的景致，千万不能错过。大约到了凌晨四点多，我从半睡半醒中起身如厕，发现天空已有暗红色的云彩，便拿出相机和小摄像机准备拍摄。近二十年来我两次在福建东山，一次在普陀山，两次在武夷山，一次在太湖，还有至少五六次在别的什么山或海上，企图亲眼看一看日出的胜景，但每次都没能看到。我在经历了一连串失败之后，几乎认定这看日出像是人们说的看佛光似的，是需要缘分的，而我就像一个背运的人，无缘于日出胜景，后来再到什么地方，提到日出，我便借口不去，免得因为我的背运而耽误别人看日出。但这次我却没能克制住，因为它被描绘得太美了，同时我也不用回避，这个机舱里的四百多人中，我只认得少数几个，而他们谁也没说要看日出。

我守在机舱尾部的一个小窗口前，专注地向外张望，看着那片红慢慢变大。看来今天这太阳是出定了。我心中窃喜，正准备间，发现葛教授也来了。我看他也是全副武装，便让他靠着窗边。守了一会儿，看到红色的面积越来越大，教授盯得越来越认真，我便到机舱前头找位置。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可以看天空的小窗，却发现有一个外国青年的脚架在窗边，让我无法凑近。我站了一儿，希望他自己早点清醒，早点觉悟，不料他却生命不息昏睡不止，我只好轻轻拍了拍他，在他刚刚睁眼的瞬间，给了他一个微笑，并举了举手中的机器。还好，他没有像旁边的那位青年那样不礼让，把脚移开了。就在这一小块地方上，我半屈着身子，以一种十分艰难的姿势守着，直到二十多分钟后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而我已是汗水淋淋，镜头中的太阳出得影影绰绰，不知拍成什么样子。

拍完日出后，我们兴奋了一阵子，准备再睡，反正行程太漫长。教授说，我们今天还可能看到安第斯山脉的雪峰。获得初胜的我们心中充满信心，决心要拍到雪峰真容。当地时间中午1时，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稍事停留，半个小时后继续飞行。离圣地亚哥大约二百多公里时，安第斯山脉出现在我们视野中，这时的飞行高度是七千多米，而该峰高达四千多米，距离不远，阳光又是那么灿烂，看起来十分清晰。这山脉从窄窄的南美大陆冲天而起，气势非凡，峰顶白雪皑皑，峰形变化多端，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大家都掏出全部摄像家当，直欲把它变成永恒。

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半，我们顺利抵达圣地亚哥。

第一部分在圣地亚哥

抵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时，北京时间是8日半夜11点，而圣地亚哥正值下午两点多，烈日当空，气温超过30度。我们虽然在法国戴高乐机场减了一些衣服，将隆冬变成了深秋，快到智利时又在飞机上减了一次，使着装由深秋变成春夏之交，但下机时还是感到酷热难耐。我和葛教授、邵滨鸿一起，出关最顺利。赶到行李厅一看，输送带上已堆满了中国考察队的行李，多得都转不动了。我们连忙放下手中的物品，把贴有考察队标志的行李一一往下搬，这一来，内衣一下就湿透了。

中国极地考察办公室在智利有一个办事处，负责人刘勇租了一辆大巴车来接我们。装车卸车时，队员们都抢着干，大厨老张在北京装车时闪了腰，这会儿还要抢着干活，被站长和队员们拦住，可他还是动不动就帮一把。唐老鸭虽然不那么奋勇向前，可坚持自己的事自己做，死活不让人帮他。我深知这家伙累不得，而他那套重武器已经很沉了，便把着他的手不放，争急了还拿粗话骂他。

办事处是一幢两层的别墅式小楼，有大约十间房。队长让几位学者住双人间，一部分队员打地铺。大厨老张又是第一个举手，红着脸跟别人争地铺，急了还请林清医生帮忙，说闪了腰正好要睡硬板床。科学家王自磐教授曾五次去过南极，在国际上也是颇有声望。他一看周教授和何教授还拎着行李找房间，便悄悄地把自己的行李扛到一个大统间。学者们事后得知，觉得十分不安，都想把房间让回去。我把几位学者都安顿好后，在大统间找到最后的一个位子。

当晚队长召开第一次会议。安排这几天采购、帮厨、清洁卫生及接受采访等工作，还宣布了纪律。我抢先承包了二楼男厕的清扫工作。

这一夜才睡了三个多小时。次日凌晨四时多，微微的晨曦中，我醒了。闭着眼听，楼外相当安静，风儿抚摸窗门，发出轻轻的声响。依稀有鸟儿的鸣叫声传来，很快又随风逝去。偶有车辆驶过，留下一串嗡嗡的声音。这是在那儿呀？在乡下？乡下父母的家就是这么静，可那一串车辆驶过的声音，又分明是幼年第一次进城在外婆家住时听到过的。我慢慢睁开眼，看到了这屋里微弱光线中的一排床，这才想起这是在圣地亚哥。

在这远离故乡的地方，清晨醒来后要重新入睡，显然不太容易。我悄悄地起床。在我们这支学者队伍中，大家除了分担少量公共事务外，有不少属于自己的时间，而记者也比较自由，惟独我相对忙碌些，事情多少不说，心总是要被事务性的工作牵扯去，不放弃写作的话，只有少休息了。我下到一楼，在厨房一角放好电脑，开始写下自己的感受。一个多小时后，陆续有人起来。

早餐后刚要开始做事，邵滨鸿的朋友便开了两辆车来，说要领我们出去转转。我们先去看了圣母山的教堂，山顶的那座圣母像高耸入云，姿态优雅，神情慈爱，给人一种很神圣又很亲切的感觉。下了山我们直奔一百多公里外的小城瓦尔巴拉伊索，意思是"通向天堂之门"。那里有一座议会大厦，据说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对议员们的喋喋不休感到厌烦，便设法把议会迁到这座落后的可以"通向天堂之门"的小城，使议员们要为一次会跑半天，经常就懒得在会上多说了。出了城我们继续前行，大约走了近百公里后，到达著名的海滨小城威尼亚。这座小城景色十分优美，有"滨海葡萄园"之称。在那儿，我们吃了一顿地道的智利餐--烤肉，喝了"威那"、"毕斯科索威"等智利名酒，十分尽兴。然后再到海边，开始冲浪。葛教授反对下海，理由是水太凉，如果着凉了划不来。他说，要是在南极，豁出去病一次也值。周教授穿好了泳裤，但只在水浅处走走，嫌水凉。何教授倒是兴致很高，第一个下水。滨鸿主持节目时不失学者风范，端庄而带几分适度的深沉，其实生性十分活泼。这回一见大海，就兴奋得直蹦。大浪排山倒海，是我在各地泳场见过的最大海浪。我试着向外冲，但大浪总是把我往回卷，我多年的海泳经验，在这样的巨浪面前显得十分可笑，连紧巴巴的泳帽也被卷得不知所之，不一会儿竟出现在离我足有数十米远的邵滨鸿、何教授处。还是邵滨鸿眼疾手快，一下子把它抢在手中。

今天最感痛苦的是我的昏昏欲睡。开始我还不好意思，使劲拧自己的腿，企图保持清醒，但徒劳无功。主人看出我的困境，十分善解人意地劝我睡，我便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整天除吃饭和下车活动外，全在睡眠状态！

后来才知道，这都是时差惹的祸！

第一部分在地球最南端的小城

12月11日一早，我们从圣地亚哥启程，开始了此行的第四次起飞。目标是智利南部的小城蓬塔阿雷纳斯。途中在一座小城停留，但没有下飞机。11时许，飞机抵达蓬塔阿雷纳斯。我们将从这里转乘美制军用大力神运输机前往南极。

蓬塔阿雷纳斯可能是地球上最南端的一座城市。全市就一条主干道，由于就在海边，是智利海军的基地之一，所以有不少海军的机构。我们住在一家干净的小旅馆里。这是一家比较便宜的旅馆，中国考察队每年路过都住这里。几个队员对这座城市十分熟悉。

印象最深的是这座城市的雕塑。从机场进市区，一路上雕塑不断。虽然车很快驶过，但大致可以看出，这些雕塑讲述的是这座城市的历史。

在市区的中心有一座教堂，教堂前的广场上矗立着麦哲伦的铜像--这个世界著名的产铜大国，显然不会用别的材料为他塑像。1520年10月21日，麦哲伦带着他的船队绕过维尔京角，进入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28日，他们进入"南海"--因海域风平浪静而称之为"太平洋"。蓬塔阿雷纳斯便处在太平洋与大西洋的交界处。显然，这座城市是由麦哲伦"发现"的。这座雕像的位置足以表明，他在这座城市里是一位不可替代的英雄，享有至高的荣誉。他是一个发现者，一个探险家，一个对未知充满好奇的人，一个敢于挑战成规、挑战世界的人。我对西方的殖民探险家--他们本人并不是殖民统治者--从来不曾厌恶，但也从来不崇拜。当我远涉万水千山来到这座城市之后，当我要在这儿告别人类大陆奔赴南极之时，我忽然就有了无数条向他们表达敬意的理由。我从各个角度摄下了他的形象，对我这个从山洼洼里出来而至今没有什么探险经历的人来说，仅仅是他的无畏就足以让我敬佩。

我正在探险家的铜像下发着感慨，就见大厨老张拎着一袋东西匆匆走来。一问，原来他要到智利海军医院去看望医生和护士。前年，老张是第15次考察队的大厨，由于腮腺瘤突然"茁壮成长"，上上下下都替他担心。北京方面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指示长城站尽快送他到智利海军医院治疗。他在这儿住了11天，国家为他花了好几万，切下来才知道是良性的。为了报答国家，他又一次申请到南极效力。得到批准后，他立即采买礼品，要来这儿看望医院的老朋友。他的故事我们在科学家孙立广先生写的《南极100天》里读到过。这几天见面后我们十分喜欢跟他聊天，便提出跟他一起去医院。

到了医院门口，老张比划了半天，却无法向警卫的士兵说明他是来干什么的，只是一个劲地让人家看他脖子上那道长达10公分的刀口。同行的邵滨鸿是访谈高手，这回却一心要看看打手势怎么交流，大概准备活学活用，将来访问非洲食人族、印第安原始部落或北极爱斯基摩人时派上用场，后来看到老张急得抓耳挠腮，可怜巴巴的，不得不插嘴帮忙。进了医院，老张一眼就认出护理过他的护士。他大声地说着山东普通话，连带着比划手势，还急忙往外掏礼品。那护士显然听不懂中国话，但她似乎又什么都明白。老张一边艰难地与护士交流，一边对我们说，做人要讲良心，人家救了我，那么精心地护理我，我怎么也得来看看她们。这个真情洋溢的场面，让我们这些旁观者都感动了。

与盛夏时节的圣地亚哥一样，这里是一片圣诞前夜的气氛。我想，圣诞老人一定是一个旅行者，一路走一路送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而这些小玩意也不是他掏钱买的，他只是有了一个可以任意掏出东西的魔袋而已。他走到地球南部时，遭遇酷暑，又要戴着高帽穿着他的制服，肯定热得不行，所以，我估计他送的东西比冬天送的还要廉价。不过在由于失业率超过15%而严重影响治安状况的智利，不论什么时候送，更不论送什么，都是会受欢迎的。

我此时最想要的，是一张印有比索面值的电话卡--家中一切都好吗？朋友们心情还愉快吗？

--不知来到智利的圣诞老人，能否送我一张？

第一部分我的\"眼镜蛇\"部队

12月12日凌晨，我们匆匆赶往机场，要完成此行的最后一次飞翔。这是此行的第四个"航班"--第六次起飞。

机场不大，更像是一个军用机场。我们在这儿还要履行一个重要的手续：签第二份"生死状"。

当我们与极地考察办公室签署第一份"生死状"--南极考察协议书时，我们还是忐忑不安的。那份协议书上要有队员家人的签名，表示对生死问题的"自负其责"。一些家属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勉强签字的，而唐老鸭干脆就自己"伪造"了他太太的签名。我因为是策划者，又最年轻力壮，所以下了在危难关头要"身先士卒"的决心，还给家人留了一份遗嘱，对父母、妻儿的生活做了"安排"。

这第二份"生死状"，听陈立奇先生说，在南极考察的初期是颇为悲壮的：运送者承诺，一旦出现不测，他们会负责将拴在每个人脚上的铝牌交给家人。但我们完全被离开人类大陆前的激动心情所包围，也知道那美制的"大力神"军用运输机是续航能力最强的机种，就在笑闹中纷纷签了字，然后赶出去，远远地看跑道上那只涂着迷彩色的庞然大物。

三个多小时后，我们抵达南极乔治王岛。我第一个蹦下飞机，中国第16次南极考察队队长吴金友迎在那儿。握手之际，我的帽子被狂风一下子刮到百米之外，落在跑道边那十多米高的冰原脚下。

我们在南极的生活就此开始。

此行之前的十年八年间，为了自以为了不起的事业，我基本上把二十郎当岁时喜欢的事都抛弃了，比如玩玩相机，写写字，集点儿邮，还有喝白酒跳快三步舞。年近四十，才知道为了那么丁点儿虚名牺牲得太多太不值了。生活这份有着无穷可能而且如今答案越来越丰富多彩的试卷，怎么能只用工作读书写作来填写呢？

"2000'人文学者南极行"队伍组成后，我请葛教授理一份物品清单供大家参考。半个月后教授发来了一份电子邮件，写出了数十项必须携带的物品名称。其中有：

笔记本电脑及附件（电源，备用电源，插件、软驱、CD、MO、软盘、光盘等）/数码相机及备件（电池、电源、磁片、接线、插件）/普通相机（胶卷、电池）/数码摄像机（录像带、充电器、电池块、接插件）/数码录音机/备用转换插座/GPS全球定位仪/多功能电子手表（气温、气压、高度、方位）/望远镜/微型全波段收音机/摄影包/硬面笔记本/圆珠笔、铅笔、彩色油性笔/固体文具胶/瑞士军刀/小剪刀/小文具/小礼品/名片/通讯录/工具书与参考书/常用光盘/地图（沿途）/邮品（备盖戳用）/剃须刀及充电器/木梳或牛角梳/牙刷牙膏/夹子/绳子/保暖杯/茶叶、咖啡/小食品/自用药品/酱菜、榨菜/内衣裤/旅游鞋/拖鞋/袜子/备用眼镜/沿途服装与用品（此行经历四季）/箱子两只/明信片、信纸、信封/护照/照片（与护照上用者相同）/外币/人民币/其他

一位奔六十去的学者开出的这份清单，着实吓了我一跳。尽管我请他开清单就是因为他的丰富经验，但是，我仍然感到吃惊。我发现，在生活的某个岔路口上，我丢失了一些原本不该丢失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但我隐约知道，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应该从生活中找回点什么。

但想归想，具体准备时还是踌躇了一番。主要是，平时没时间摆弄的东西，这次要不要买。算下来，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电脑笔记本不算，还要六七万。后来太太说，还是买吧，南极是一个人一生中可能走的最远的地方了，你就利用各种设备，全面记录此行的见闻，给自己留一份记忆，这比什么都重要。何况，有了这些东西，南极的孤独时光就充实多了。再说，过去没时间摆弄，以后匀出些时间不就行了？你真要一直这么死忙下去呀！

待到去亚布力集训时，大家都带上自己的全部家伙。那阵势，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我一看，返京后便下决心补了一台可以与专业机相比的数码摄像机，加上最先进的带遥控的脚架，总算在这支队伍中跃居中游。唐老鸭的设备原本就挺先进，这回又装备了最新的用品：最新型的笔记本电脑，最新型的数码相机，等等。一家著名的掌上电脑商，请许多大牌明星作过广告，这回托人来，说除了给产品之外，还给十多万元钱，只要他说一句"我在南极也离不开XXX"。唐老鸭一口回绝，说我们此行有规定，不带任何广告--事前国家海洋局有口头通知，未经批准不得擅带商业广告。我嫌麻烦，干脆通知"不得带任何广告"--后来朋友笑话我，说这一做法与一些基层干部将上级政策层层加码后下达简直是"异曲同工"，说"经组织上考核，阿正同志已经具备了当一个九品官的基本素质"。

我们这支队伍的另一项重要装备，就是眼镜。说出来你怎么也不会相信，六个人的眼镜总数超过二十副。如果只算他们五个人，那么平均一人超过四副。其中周教授一人就有六副：一副右1400度、左1200度的眼镜；一副同样度数的备用镜；一副打电脑用的，右1200度、左1000度；一副看书用的，右1100度、左900度；一副太阳镜，还有一副可以夹在近视镜上的夹式太阳镜。

六个人中，只有我最没学问，也只有我不近视。我就像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壮汉，戴着一副太阳镜，领导着一支地地道道的"眼镜蛇"部队--他们在没膝深的雪地里艰难行进，左扭右晃，从远处看去，岂不是"眼镜蛇在行动"！

第一部分电话抵万金

关于家书抵万金的故事，我们打小就从各种古代故事中听过。如今家书早成了稀罕之物，而且也跟不上现代人"天马行空"的步子，所以网络、电话、传真就成了"现代家书"。

12月8日到圣地亚哥之后，队员就三三两两地外出打电话。可是正好赶上一个宗教纪念日--据说叫"圣母受孕日"。在这个说西班牙语的国度里，信仰基督教人口比例极高--当地放假三天，除超市外，一切商业机构都关门大吉，邮局当然也是不开的。只能打投币电话，于是我们用美元换得了部分比索，然后再到超市买一些可用可不用的东西，换得一些硬币。10日晚饭后，已经给儿子打过电话的邵滨鸿，带着周教授、何教授和我一道去打电话。电话500比索起投。这两部电话大概已经老了，5个硬币投进去，总有一两个没显示的。偶尔投成了，一拨又不成。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投币，一遍又一遍地拨。后来周教授终于打通了，他好像听到了小保姆的声音，还隐约听到女儿的叫声。但任周教授怎么喊，北京那边就是听不到。电话又断了。比索只退出三个。滨鸿安慰说，好歹听到女儿的声音了。周教授却脸色铁青，幽幽地说：这更糟糕！与此同时，何教授也放弃了。接下来是我打，同样是没反应。邵滨鸿看我着急，便帮我拨。半晌，只听得她"喂喂"了几声，又断了。她说：听到你太太的声音了，感觉她情绪尚好，你不必太担心。滨鸿与我太太很熟，她的儿子托尼每天都与我太太通电话。她这么一说，加上机器的确吞了我200比索，我便放心了许多。

圣地亚哥的"电话行动"，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

11日到了智利最南端的小城蓬塔阿雷纳斯，大家打电话的心情就更加迫切了。因为第二天一早就要飞赴南极，在离开人类大陆前夕，这个电话显然是少不了的。这一天智利已恢复上班，我们可以在电话局挂。算算时间，国内正是凌晨5点多，我顾不得这些了。电话很快拨通。太太果然病倒，心中很是不安。半年多来，为了推进这个项目，我们承受了太多有形无形的压力，真是心力交瘁。我几度想放弃，几次病倒，都因为事已开头，不敢误了这个备受关注的项目，硬撑了下来。

到了南极，打电话便成了大问题。站上只有海事卫星电话，每分钟8美元。发传真也一样。这成了我们的一块心病。电话可以少打些，但发稿却是不能耽误的，怎么办？几度商量，决定联合发传真。把文章打印在一起，同时往国内发。实践的结果，平均一页要50多秒。由于站上只有针点式打印机，最少要用小四号字，算下来，发1000字的稿大约8美元。

家中的电话少打但是不能不打的。离长城站大约40分钟路程的智利站有台每分钟1美元的投币电话，许多队员就不辞劳苦，顶风迎雪，往返步行一个半小时，到智利站去打电话。由于工作忙，加上到了那儿往往还要排队，这大体只能一周跑一趟。一些越冬队的队员，只安排一个月打一次，甚至一年只打几次。其实问他们想不想家时，他们大多泪光闪闪。中国首次派出的越冬女队员赵萍，离京前拍了一盒儿子的录像，不时地拿出来看。难以想像，在未来的400多天里，她将如何牵挂自己不到3周岁的孩子。

最让我不忍的还是周教授。平时，这位55岁的父亲用百般的爱陪伴着他不到3岁的孩子。如今，远隔重洋，电话费昂贵，怎生了得！昨天，他宣布，两个月内将用五千元人民币来听女儿的声音。

唐老鸭平素是好汉一条，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也从不给家中打电话。有一次新华社领导把他母亲接到新华社，要通了在伊拉克前线的唐老鸭的电话，哪料得唐老鸭只说了一句就挂断了，这句既让母亲伤心又令母亲欣慰的话是：我没有私人电话，这台电话是单位配给我传送新闻专用的，我不允许您往这上头打任何电话。这次出发前，他太太已经怀孕。这个马上就要过四十岁生日的大男孩，一夜之间长大了，他让太太到大姨子家中去住，以便有人照看；让太太用他最近写的《重返伊拉克》的预付稿费，给父母买了去新马泰旅游的旅游票。12月20日，他接到太太打来的电话，这是他行踪飘忽多年来少有的一次电话--他为了不让家人有过多的牵挂，从来不说自己在哪儿--他突然发现，自己接完电话是那么兴奋。一个自认为了无牵挂的男人，在一瞬之间被亲情打动了，从此有了羁绊。我突然忧郁起来：一个优秀的战地记者、富有冒险精神的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唐老鸭，会不会从此消失？这样的"明星"，多少年才能碰上一个，要是从此"陨落"，我们原本就显平淡的日子，或许会越发平淡下去了！呜呼！

葛教授是此行几位学者中我最不担心的，因为他每年都要到各地讲学，又去阿里地区考察过，家人对他十分放心。每次出门，他连楼都不让家人下，就在门口道别。我想，此行他大概是不会为电话联络犯愁了。哪曾想，到了蓬塔，他第一个跑去打电话。到南极长城站的第二天，我们应邀到俄罗斯站、智利站作非正式的访问，在智利站上，大家第一次从南极往家中打电话。葛教授打通后，由于忘了按对话键，他女儿怎么也听不到他的声音，而他却已喊得声嘶力竭。不一会他女儿就挂断了电话。当葛教授搞清操作规程后再挂时，他家的电话已经占线，且占了不短的时间。只见葛教授急得团团转，两只手搓个不停，连连顿足，口中念念有词：这闺女，怎么就不知道是老爸打电话呢！怎么就听不见呢！这会儿又连连占线，会不会又上网了呢？真不懂事，这时候怎么能上网呢，明知道老爸要打电话的吗！算了，是她自己没福气听我的电话，没福气！唉！她怎么这么不懂事，算了，不挂了，这么不懂事……我们看出他十分着急，便让他再挂，说等他挂通了再一起走。这回总算顺利。从电话亭里出来，他满面春风，喜不自禁，全然不顾旁边还有一个谦让到最后还没挂电话的班长阿正。待反应过来，他连忙积极地守住电话亭的门，说是要为班长"保守机密"。

远离人类社会的人，最珍惜来自人类社会的关爱，因为，它是无价的。

第一部分在极地申奥

12月22日，乌拉圭南极考察站热闹非凡。乔治王岛上八个国家的考察站站长及德国科学家齐聚于此，一面庆祝乌拉圭南极考察站建站16周年，一面为中国北京的申奥活动助威呐喊。

"2000'人文学者南极行"活动获得批准后，我和我的战友们一直在想着如何"扩大战果"。11月中，唐老鸭提出，能否在南极搞一次配合北京申奥的活动。大家一想，对呀！南极是一块没有纷争的土地，所有的国家在那儿都能和平友好地相处。在那里举办申奥活动，真正可以体现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实质。几位学者都认为这个想法很有价值，但怎么实施才能"师出有名"却来不及议论。

临近出发前夕，我在唐老鸭家中重提此事，认为应该争取办成。你想，在近两万公里之外，在地球的最南端，由众多国家的科学家联合为北京申奥助力，那是多好的事！但唐老鸭行前事情太多，身体又不时地捣乱，显然不能参与操作了。

几经努力，我找到了北京奥申委的周旺成先生，请他帮助。他当即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并很快协调由北京红旗厂出一面旗，费用由北京奥申委承担。红旗厂的同志一听此事，连夜加班，将旗子作了加固，保证能抗南极的大风。12月5日，临行在即，忽接周旺成先生来电，说那旗子是试制品，印了"BEIJING2008"字样，但没有印"CandidateCity"(候选城市)，所以必须更换。考虑时间紧迫，他多方协调，由北京奥申委将保留备用的一面旗给了我们。7日，我们带着这面旗，辗转两万多公里，历时六天，来到了位于乔治王岛的中国南极长城站。

出发前夕，我专门向南极考察办陈立奇主任和王站长作了汇报，获得支持，并计划在对各个国家的考察站作访问时一一征集签名。20日，乌拉圭站的直升机突然降落在长城站，他们给王站长送来了一份请柬，邀请他带三名随员参加其建站16周年庆祝活动。21日晚，王站长决定让我代表人文学者出席。我突然想，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机，在一个较大的场合同时征集签名以造成更大的影响呢？我便悄悄带上申奥旗，并在路上征得了站长的同意。

22日中午，我们乘坐俄罗斯站的坦克，翻山越岭来到位于乔治王岛科林斯冰盖下的乌拉圭站。进门一看，气氛十分热烈，全岛八个国家考察站的站长和随员云集一堂，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加上肩膀、臂膀、领口、胸前不同的标识，真是让人眼花缭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