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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市人民政府

市长：张建光

2000年12月6日16：30

我自4岁起就生活在闽北建阳市黄坑镇一个叫"广贤"的小山村，那个村子紧挨着武夷山。现在，我的父母仍在那里生活。那里的父老乡亲那里的山山水水，都曾润沁过我的心田；那里望不断的崇山峻岭，曾激起我对大海的无限向往；那里采不完的林中山珍，曾引发我对未来的不尽遐想。上面这封电报，又一次让我的思绪飘忽起来，万里之外的那个小山村，仿佛就在眼前。那一夜，戴高乐机场的通明灯火，远不及我的山村上空的星星亮。

现在，我们作为国家考察队员，来到了南极，来到了地球的最南端。在这儿，我们要度过圣诞节、元旦和春节，每一个节日都让我更加思念家乡和亲人。在元旦的前夜，迢迢万里之外的那个小山村，又在我的梦中不期而至。我再一次感到，家乡的清泉在我心中流淌。

春节前，长城站又接到武夷山人民的问候，令我备感亲切。次日，我给武夷山市政府办公室发了一份传真，代表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长城站站长王建国先生、代表5位著名的人文学者及全体队员，向武夷山的父老乡亲们表达新春的祝贺。我说："行前，《闽北日报》的资深记者李龙年给我打电话，转告了市里在南极长城站的方向树上增加武夷山标志的意图。我一到长城站，就做了相关的准备，要在站前的标志杆上分别标明武夷山、建阳到南极的距离。由于这里资料不全，又无法上网查阅，葛教授带来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光盘上也没有注明两地的经纬度，通过电话向北京的友人查过，也没查到。我心里十分着急……请你们帮助提供武夷山、建阳的确切经纬度并传真到长城站来。十分感谢！我将尽快做好并拍摄图片、电视资料等带回去。……我在武夷山下度过了我最无忧无虑的时光，我想念那儿的山山水水，想念我的父老乡亲。我为能有机会为武夷山做一点事而感到万分高兴！"

1月31日，节后的第一个上班日，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来传真，告诉我，他们在春节期间与气象部门及建阳市政府办公室联系，查到了两市的经纬度。我立即请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在这儿从事"全球GPS联测"工作的考察队员周春霞计算出了距离，然后打印、刻字、上漆，放在电暖器旁烤了一夜，第二天用半天时间细心地做了修饰，2月5日，我将它们整齐地钉在方向树上。拍摄的时候，我发现它们是所有方向标中最漂亮的。资深科学家王自磐教授说，以后，我们每天走过，都会想起从武夷山下走到南极的阿正，想起武夷山的秀丽景色和建阳的人杰地灵。

明天，2月6日，南极第四届马拉松赛将在乔治王岛举行。刚刚立好的家乡的方向标，有幸成为这一国际赛事的折返点，方向标下的那一条绿色的飘带，就是折返的标志，来自世界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名运动员，将两次绕过它们。

能在南极这个独特的国际大舞台上为家乡做一点儿小事，我真是开心极了！

第四部分过紧日子

12月27日中午，队员们正在吃午饭。站长助理、长城站管理员赵萍突然站立起来，向大家报告站上的食品储备。她严峻的神情一下子让大家都觉得问题十分严重起来。她说，站上的辅助食品已经不多，需要我们过一段紧日子。

赵萍说的辅助食品短缺，主要是水果、蔬菜、饮料、奶粉。其贮藏量大致为：

土豆：数十个

可乐：10箱

雪碧：12箱

奶粉：24斤

包菜：14棵

西兰花：不到10棵

洋葱：20多个

二锅头酒：6箱

葡萄酒：3箱

啤酒：听啤5箱、瓶啤2箱

猕猴桃：15斤

苹果：15斤

赵萍说，上述食品，一部分要分配用一年，比如白酒；一部分要用到补给船到来为止。站上有22名队员、6名参加考察的德国学生，每天还有来访的各国客人，部分节日还要专门请外国站的朋友来作客。因为在南极过一次生日不容易，所以队员生日时辅助食品的用量也比较大。只有大家一起克服困难了。

长城站的补充是通过智利空军运输机运送的。他们每月只给中国队上一次补给，每次补充量仅为250公斤。这250公斤包括长城站所有临时性短缺物质的补给，比如食用油或其他。所以食品中只能挑最重要的上，这就是水果和青菜。但长城站人多，客人也多，平均下来，每人每月能吃到的青菜、水果可能还不到1.5公斤。而且还要为几个节日留一些，尤其是要为春节留下足够的食品，因为长城站年年都要在春节举办招待会，邀请各国站的站长来长城站过节。算下来，的确是很紧张了。而智利空军不肯提高每月的补给量，这一方面可能是他们有困难，另一方面，我怀疑是他们不愿意中国人因为食品供应充足而增加驻站人数。

赵萍说，智利空军给我们的1月份的补给指标已经用完。站上正在与智利站交涉，与乌拉圭站联系，想方设法增加配额及运输途径。但这都是未知的，我们只能按现有的状况来安排生活，所以，我们要过一段时间紧日子。

形势的严峻程度，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出。在乔治王岛，飞机几乎是惟一的进入通道，而所有的飞机中，还只有"大力神"美式运输机可以承担这样的使命。更可怕的是，从每年4月开始，由于气候等各种原因，有可能一架飞机也进不来。据说，上次考察队曾碰到过从4月到9月一架飞机也没有到来的情况。

大家的脸色开始严峻起来。在站上参加考察的德国学生听不懂中国话，但已看出了端倪，也随之紧张起来。以往，他们听不懂时，总是通过王教授的一颦一笑来做出判断，今天他们更加努力地想从王教授脸上读出些什么。王自磐教授显然心中有数，他立即站起来，以开玩笑的口吻说：我从今天开始不再喝牛奶了。他说得很轻松，这样的情绪感染了大家，也感染了德国学生，他们谨慎地笑了。事后，他们问王教授，是否因为他们而带来食品问题，如果是，他们就撤走。教授连忙安慰他们，表示大家同甘共苦，不会有什么问题。

过紧日子的说法后来其实没那么严重，经过多方努力，乌拉圭空军为长城站运送了一次补给，缓解了我们的供应状况。后来智利空军也为中国的春节增加了一次配给，情况好转起来。

但不管怎样，长城站的日子还是比较紧的。站上的食品一般是靠"雪龙"号考察船运送的，这艘船每两年在长城站停靠一次，给站上运送一批补给。由于它已连续跑了七八年，今年要大修，所以没能来长城站。我们的补给，是2000年10月从上海通过国际货运公司托运的，但到了2001年12月，它才到智利的蓬塔阿雷纳斯，而到了蓬塔阿雷纳斯之后，有关方面竟找不到一艘愿意跑南极而且自己可以起吊这只20吨集装箱的货轮，令我们望洋兴叹！我和一些队员去年9月往集装箱里装了一些个人物品，我还装了一些书、礼品和食品。我们盼着它早早到来，几乎可以说是"望穿秋水"了，但直到2001年2月8日我们离开南极时，这只集装箱"还在途中"，令我们失望至极，只得纷纷留下"遗嘱"来安排它们的"后事"。

回到国内后，人们总在问：你们吃什么？我说，我们吃的和在国内没什么两样，因为食品都是从国内采购运去的，要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食品不够丰富；不够新鲜甚至于过期，缺少绿色食品，辅助食品少。

但是，在由紧日子和信息短缺构成的生活中，我们的精神世界却颇为富足--我们摒弃了许多尘世的俗务与欲望，在心中腾出了一片空前纯净、空前博大的空间，在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天马行空"般地放飞自己，融入自然，我们的心，因此有了一些令我们自己感到惊喜的发现--

原来生活可以是如此简单而美好。

第四部分那些猴子

那些猴子

风雪一刻不停地肆虐了整整五天。除了在站区文体栋、通讯栋、发电栋及气象栋之间往来外，基本无法离开住处。大家或看书，或写作，或在窗口守着，看风雪是如何的嚣张。我拍了几段录像，发现文体栋用厚铁皮制造的屋顶，竟被刮得像波涛一般起伏，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利用这几天时间，读了些书，想了些问题，忽然就有了新的发现……

人类是这样成长的

电视虽然看得不多，但《动物世界》大体是每期必看的。看的时候不由得惊叹，人类是那么着迷地研究着自然万物，从动物的语言到它对爱情的态度，从植物的年轮到物种的起源、演变，无所不包。人类对自我的研究更是十分着迷。源于古代的经络学说就是很好的一例。经过几千年的不断探索，中国人终于弄通了贯穿全身的神奇的经络，而那是用现代科学仪器无法说明也无法验证的。到了现代，人类研究自身的活动越来越深入，既有对身体器官乃至人类遗传基因的研究，也有对面相手相乃至笔迹、身体语言的研究，林林总总，无所不及。

人类对世间万物的研究，源自人类的生存需要和人类强烈的好奇心。当人类的生存环境无异于其他动物的时候，人类必须谨慎地观察周围的一切，以取得食物，获得安全，得到繁衍。这种出自生存需要而进行的观察，几乎在一瞬之间就引发了人类强烈的好奇心，因为世间万物是那么丰富，那么神奇。从那一时刻起，人类就不断地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上穷碧落，下究黄泉，通过代代相传的实践活动，人类的大脑也因此日益发达。最终，人类成了万物之灵。

人类始祖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大概就是不断地将观察所得传授给子孙们。子孙们又通过不断的观察去日益丰富那一份生命的体验。最初的传授方式可能是打手势加上形体动作，接着是口口相传，到有了文字尤其是有了纸张（此前是龟甲、钟鼎、石鼓、竹简，等等），图书便成了传承的第一载体。

书籍记载了人类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情感历程，记录了人类艰难跋涉的足迹。在我国，《夏小正》最早记载了植物的生长、活动规律与非生物变化对节气的反应，《禹贡》为我们保留了上古时期地理环境的重要文献资料；《周髀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天文历算著作，不但阐明了当时的"盖天说"和"四分历法"，而且最早运用了"勾股定理"，《算术书》（汉简）与巴比伦的泥板算书、古埃及的纸草算书一道记载了人类最早对数字及数字间复杂关系的理解，《黄帝内经》最早阐明了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辨证施治的医学原理……在世界上，《动物志》、《几何原本》、《论化石的性质》、《物种起源》分别是最早的动物学、公理化数学、矿物学、进化论的著作……在早期的人类活动中，先民们首先要了解、认识的，就是事关生存的种种问题。书籍，正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后人是带着好奇、求知的愿望去读书的。通过读书，解惑释疑，于是又带来了新的疑问新的好奇。《十万个为什么》《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好奇心求知欲的驱使下打开书本，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心灵之窗，并随着书中的世界走向未来。

人类是一种好奇心很重的动物。

好奇心引导着人类，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那些猴子为什么不再变成人？

有一天，一只猴子在向另一棵树跳跃时不慎落地，发现地上的空间其实更大，便招呼猴友们下来玩玩。而有一部分猴子始终不敢下树，树下的猴子就直起腰来招呼，还站在树下直接伸手摘树上的果子，证明在地上活动也很好。这样一来二去，渐渐地就练习了直立与行走。

这是我写在小学作业本上的一段关于猴子研究的大致结论。那时听老师说人是由猴子变的，我就成天想：那是怎样一个过程？它们是怎么从树上下来的？后来我自认为已搞清了猴子下树的原因，便煞有介事地以"研究结论"的方式写下了上述心得。再后来，这项工作没有继续，因为我的研究没有进展，我碰到了一个难题：

现在那些猴子为什么不再变为人类？

现在的猴子，比如动物园里的那些，他们是会晃晃悠悠直立行走的，有的还会表演投篮、骑车，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变成人呢？难道它们认为做人不如当猴吗？

后来我知道，自己当年的结论是多么的错误。

猴子其实不是因为不慎而落地。它是想知道自己在地面上活动的可能，想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于是它就下了树，探求更适合自己的、更为自由的生存空间，从此一步步走向未知。这一走，便走了几百万年，一路上它们见了什么都好奇，都左瞧右看，要知道个究竟。他们了解了越来越多的自然现象，使用了越来越多的工具，征服了越来越多的动物，然后……然后……然后他们就变成了人类。

我想这个结论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这样，猴子们才可能因好奇心重、求知欲旺而智力益增，最终变成了人。

在某种意义上说，好奇心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好奇心引导着人类走向未来。

可是，现在我们的好奇心正变得越来越弱，我们对许多事物已感到麻木，我们把自己关在鸟笼般的房子里，让自己在近乎恒温的空调中活着，我们的肌肤越来越不敏感，我们的身体技能越来越差，我们的抵抗力越来越弱，我们的心越来越远离自然。

我们依赖气球探测来判断天气，而不是看看云听听风就知道老天爷的心情；我们住在高高的塔楼里，清晨醒来时听不见打在芭蕉叶上的雨声；我们迈着匆匆的脚步追逐世俗的潮流，没有机会躺在午后的斜阳里静静地看蜘蛛怎样结网。

我们变得越来越依赖身体之外的各种机器。我们的内心，越来越远离自然。

我们对孩子们的好奇心越来越感到好奇。我们求知的欲望，越来越淡漠。

是的，成人们都失去了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这是我们的悲哀。祖先们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基因，似乎仅仅保留在我们孩子的身上，现在，只有靠孩子来引导这个世界重新回到她充满好奇心和创造力的时代。

在狂风暴雪中读这本《世界的种子》，很容易让人想到平时关注不多的问题。作者埃里克·纽特（Eiriknewth）曾以这本书获得1996年度的挪威普拉格最优作品奖。书中讲的是"改变人类历史的科学故事"，将人类充满好奇的探求自然科学真理的历史真实地呈现出来。内容涉及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医学等学科，记录了人类在上述领域中的科学发现过程、科学传播方式、重要科学人物及思想积淀，同时抒发了对未来科技发展的憧憬与反思。

像欧美其他优秀的图书一样，本书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知识背景，比如，在每个页码的下方，作者列出了按年代编辑的相关科学史记，使读者对科学的历程有一个相对准确的时间参照。对科学发现的描述，是以故事为载体的，生动有趣。更可贵的是，译者的文字十分流畅，让我们充满阅读的快感。

让我们在这本书中重新领略先人的科学求索历程，感受他们那颗为发现未知世界而激动的心。让我们通过这本书重新回到童年，再次体验惊奇与追问。让我们陪着孩子们一起，进行一次奇异之旅，让孩子们的好奇心能持续一生。

那将是孩子们的幸运，那将是人类的幸运。

第四部分南极的春节

在南极过几个节，是事先就知道的。春节快要来临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没有了报纸电视，自然也就没有关于春节晚会的各种传闻及躲躲闪闪的预告；没有了红绿灯和步行街，自然也就没有了铺天盖地的商家广告及怎么过年的候选菜单。但到了1月22日我们打扫卫生时，春节的气氛便悄悄地弥漫开来，像雾一般漫进了心头。当医生林清将大红的窗花贴到一扇扇窗口时，当三四副对联各就各位时，春节便叩响了我们的南极之门。

长城站春节的一项传统节目，就是组织全队分几批到智利站去打电话。这是每年春节的重头戏。站里与智利站说好，那部电话1月23日上午--此时正是国内亲人吃年夜饭的时分--归中国队员使用。大家还在银行换币、买电话卡时，周教授已捷足先登，拨通了他妻子的电话。以往每次大家聚在一起打，电话亭的门不怎么隔音，他总是欲言又止，有一次急了，对着话筒跟他的爱妻说："一切尽在不言中！"听得我们都有几分心酸。这一次，他显然是有备而来，独自一人--旁边也可能有智利队员来来往往，不过绝对听不懂--把最想说的话说了。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已经努力在控制他怎么也抑制不住的喜悦，笑容满面地放下电话了。第二个打电话的是大厨老张，他要赶回站上操持午饭，所以站长一早就宣布他先打。老张这一个电话真值，打过去时，一家老少都在，他挨个说了话，乐得整张脸都在颤动。他和周教授开了这么好的头，大家以为电话也学会照顾中国人过春节的心情了，可是没想到，接下来一个比一个不顺。我等到第一批队员都打完了才开始打，第一次通了，"喂"了一声就断了，第二次通了，"喂"了一声又断了。磁卡上显示，我这两声"喂"价值1000比索。第三次，总算说上了话，可是心里却揪得紧：妻子每天都要冒着寒风上医院打点滴！

午饭时间过了很久，打电话的队员才陆续返回。通电话时的一些有趣的情形被演义了一遍又一遍，大家像亲人一般分享着快乐。可是老徐、老周等队员始终没有打通，一个上午的折腾换回一份沮丧，与其他队员的喜悦一比，更显落寞。我的心情比较特殊，所以我更能体会他们的落寞，我用很轻松的方式安慰了他们。

下午4点，全体队员聚在一起包饺子。我这才真切地感受到，这个节没有与亲人在一起过是会心痛的。这一夜，我喝了不少，继一小杯茅台酒、一小杯五粮液之后，是一杯又一杯的二锅头，还有葡萄酒与红酒。平时我就与队员们相处融洽，与几位爱喝几杯的队友更是有来有往，此时他们都过来敬酒，我也一一回敬，并向每一位队友都敬了酒。酒精将乡愁暂时驱散，使我们都兴奋起来，且歌且舞。向来不敢开口唱的我，也为大家唱了一首歌。我估计，那调子该要跑到爪哇国去了！第二天，一位战友说，原来阿正的本色这么开朗明快，还算可爱嘛！我无奈地笑了：生活要求我们涂上种种伪装色，而我天生笨拙，先是固执地不肯涂色，待到不得不涂色时，又涂抹不当，反将自己善良、谦逊乃至有几分怯场的天性给掩饰起来了。可悲呀，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以本色示人呢？可当你以本色示人时，那些疑惑的眼光甚至会逼使你怀疑起自己来。

早上起床后，我发现大家都在屋子里聊天，而我总觉得有什么事没做，想了很久，仔细回放过去过春节的记忆，才回过神来--正是春游时分，怎么能缩在屋里呢！我招呼了大家几句，都说风大不愿出去。我便披挂停当，独自向自己喜欢的那片海滩走去。风的确不小，大约在8级以上，阵风则更大。我走了不远，就听到一阵"呼哧呼哧"的声音，停下来又听不到了，再走几步又响起来，而且声音更大更急促。我摘下避风镜仔细看起来，这才发现，右面六七米处，一只海狼正支着前肢迎着我。它立在一片岩石丛中，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显然，是我打扰了它的休息，它警告我别离它太近。我笑了，小心地从左侧的海水中涉过，让它好好休息--以往，我们在长城湾从未见过海狼，今天这一只，是来春游的，还是海狼家族派来"打探情报"的？

坐在海边，我想起小时候的春游。那是一年中最高兴的日子。换了新衣，吃过长寿面，揣了压岁钱，装上点好吃的年糖年饼，再装上一口袋的鞭炮，然后向父亲讨了几支烟--用它点鞭炮方便而安全--出门招呼上一大群小朋友，就开始四处游荡。乡下就那么点大地方，走不了几步就能碰上一群人。我们交换着吃的东西，不时地点几个小鞭炮往女孩群中扔，然后在她们一阵惊呼的躲避中放声大笑。待到有凶一些的女孩冲过来，我们就往不同的方向逃，逃开了就喊：你追呀！女孩们也不是真的生什么大气，笑骂几句便走了，我们挨了骂，心里竟然隐隐地觉得更加高兴，有几分满足--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还觉得莫名其妙--这样的春游，我从七八岁开始，重复到十三四岁，还是乐此不疲。快乐有时是很简单的，而简单的快乐却留给了我几十年不灭的记忆。

这片海滩我十分喜欢，一坐又是半个小时，待我回忆完童年的春游，寒风已吹得我浑身发凉。返回时，那只海狼已不在了。也许它是去向它的伙伴们报告我绕道而行的事呢。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长城站区天天有海狼光临，有时能同时看到几小群，没准儿是我的友善起了作用呢！

下午，站上组织大家到智利站的室内体育馆去打球。在那儿，我们与乌拉圭队员打了一场半篮球，接着又与后到的俄罗斯队员打了一场排球--在这个小地球村里，动辄就是"国际比赛"呢！我虽然长得人高马大，但不擅球类，只能当当替补队员，中间插空打了一阵羽毛球，还偶尔有一两个漂亮的扣杀，算是安慰一下自己。在北京，我有一群志趣相投的球友，我们的召集人，是一位很可爱也很美丽同时还很具才情的女性，她是我们的女王，又是我们的小妹--当她很妩媚地说"我和我的三个哥哥"时，我们都很开心。而最开心的那位"哥哥"，也十分珍惜这份友情，令我们这些"灯泡哥哥"当得十分松弛。

回到长城站，"唐老鸭"四十岁生日的重头戏开场了。这只病"鸭子"，要在南极来一次洗礼，下海游泳！葛教授提前试了水温，滨鸿、何教授和我准备了被单。为防不测，我悄悄穿好了游泳裤，表面上则大大咧咧以让大家松弛一些。"鸭子"很勇敢，也很明智，他没有试水温，只稍稍作了一点运动，就一下扑入冰凉的海水中。葛教授在岸上喊"快上岸"，同时提醒鸭子要埋下头去--要不怎么叫洗礼呢！

其实唐老鸭生日的开场戏是在这一天的上午。那天他心血来潮，要到对面刚空出来的房子里去写作。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刚进去不久，就大喊葛教授，说自己出不来了。我以为这家伙又搞什么怪名堂，就安坐桌前。不料他越喊声越大，而葛教授在洗手间又没听见，我便出门，一问乐坏了：他关上门后，发现书带少了，想回屋取书，可门怎么也打不开--自己把自己关起来了！我们每个人都试了一回，连擅长开锁的周教授都没辙了。葛教授怕鸭子着急，要从门缝里把书塞进去，让他"安息一上午"等待救援，但连一本小薄册也进不去。本来"鸭子"在屋子里呆一天也不会有事，可一旦是被"关"住的，他就一刻也受不了。我让"鸭子"别着急，并请站长派周新赞师傅来开锁。而"鸭子"早就忍不住了，他在里边拆起锁来。周师傅背着工具箱赶来了，一查，说只能拆了，便里外配合一起拆。不一会，锁被拆下了，"鸭子"透过锁洞向外张望，一副重见光明的模样。门开后，问"鸭子"拿什么拆锁，他拿出的，居然是一个衣架，他就用衣架的那个勾拆了大半个锁，真是本事不小。事后，大家说，这是"鸭子"在南极重演了一次出生的过程--他40年前的这一天就因体重过大而招致医生动刀剖开了他母亲的腹部。

"鸭子"生日的第三场戏完全是意外的：他在桌前漫不经心地一抬眼，就发现远处有一丛巨浪扬起，犹如一座冰山一般。敏感的他脱口而出：鲸鱼！然后飞快地通知大家。我赶到窗前看了一会儿，果然每过一会儿就有一丛巨浪平地而起。"鸭子"和我连忙抄起家伙，飞奔出去。十多分钟后，我终于穿过长城湾右侧的那几丛岩石，站在了一块岩石的上面，"鸭子"则一口气爬上一座小山，站在山头喘着粗气。我们在各自的位置上等候着。宽阔的海面上，鸥鸟在飞，企鹅在嬉戏，海豹不时地从水中探出头来看看我们，就是没有鲸鱼的动静！这是我第二次远远地望见它"兴风作浪"，却始终没能一睹它的真容。

当晚，唐老鸭成了主角，这位四十岁的"寿星"今天特别高兴，他举着酒杯，念念有词："我三十岁生日是在耶路撒冷度过的，那是世界各种关系最复杂的地区，我喻之为'地球的大脑'，那时天上飞着'飞毛腿'，是最美的生日'礼花'；这儿是地球最偏远的地方，我称之为'地球的屁股'，现在我就坐在'地球的屁股'上，由兄弟姐妹们为我过四十岁的生日，我今天下海进行了洗礼，望见了鲸鱼，大厨还为我做了这么一个大蛋糕，有这么一个生日，此生足矣！来，我敬大家一杯，平时有什么得罪之处，请大家多多海涵了！"他说罢一饮而尽。大家觉得他今天这番话挺动情，便也纷纷干杯。一时兴起，唐老鸭居然唱起小调来，还间杂着说一些"带色（音'舍'）的"小段，引来阵阵哄笑。

这样快乐而独特的春节，此生大约也只能有一次了！

我忽然伤感起来，为了这样独特的一个日子，以及为这样一个日子的到来自己所付出的无法言说的代价。

此刻，正是北京的早晨，妻子是不是又要顶着寒风上医院了？

上帝保佑！我在心中祷告起来--这是此刻我惟一能做的事了！

第四部分神 赐

2月8日凌晨，我又一次独自来到我的那片海滩，那儿离我的地质学家岛最近。每天，这儿都有企鹅在嬉戏，企鹅偶尔没来的时候，一定是那只黑色的或另一只灰色的海狼在这附近休息，占了它们的地盘。这不到二十米的地带是一片平坦的由卵石铺成的海滩，而且是一片相对避风的好地方，左侧是一丛岩石，挡住了来自长城湾的风，右侧是一丛更大的岩石，阻住了来自麦克斯韦尔海峡的风。窄窄的海峡对面，就是我的地质学家岛。平日里，只要可能，我都会来这儿坐坐。因此，海浪拍打岩丛的声音是我所熟悉的，我听得出它的情绪。

我坐在那儿，脚伸到浪花可以卷到我的脚跟的地方。闭上眼睛听大海的呼吸。我发现，它比平时粗重，也急促，浪花比平时更激烈地翻卷上来，努力要亲吻我的肌体。我知道，前天我告诉它要走的消息，它是听懂了，它着急地等待我，要表达它的离愁别绪。我蹲下来，把手伸给它，轻轻地抚慰它。它迫切地吮吸着我的手，把我的手都弄得通红通红，而且疼到了我心的深处。我呻吟起来，慢慢地把手收回。我不能过久地忍受这样钻心的疼痛。

我想起我第一次见到这片海滩时的感觉。那一天，何教授、滨鸿和我一起去钓鱼，后来我钓到了豹海豹，受到它的警告，吓出一身冷汗。再后来，他们俩去了另一片海滩，我便独自往回走。到了这儿，我看到了两只企鹅。它们在雪地上静静地卧着。不时地用头相互擦一擦，那温馨的感觉，很打动我。我蹲在附近看着它们，看得几乎入神，忘情地往它们那儿靠近。它们发现了我，动了动，并不想挪窝。可是，不一会儿附近传来一阵叫声，它们开始不安了，那叫声越来越急，它们回应了几声便开始往海边走。我悄悄地跟着，走出二十来米，就发现这儿还有三只企鹅。哦，原来它们是一伙的！它们聚齐后，站在一起亲昵了半天，然后一起往海边走，它们来到一块较为平坦的岩石上，这儿浪花会不时地打上来。它们就在那儿站着，穿梭着，偶尔拍拍翅膀，伸展一下脖子，有时还相互啄一口。那片岩石，就像是它们的舞台，它们忘情地表演着。我在几米开外紧盯着它们拍摄，目不转睛，连呼吸也放得很轻很轻。大约半个小时过去，它们才一一往海里跳去。我顺着它们的游出的方向看着，猛一抬头，地质学家岛美丽的景色一下子闯入我的眼帘！从此，这片海滩成了我的最爱。我几乎每天不断地来到这儿，只是有狂风暴雪的那一周我少去了两次。我伤感的时候，它们哭泣；我高兴的时候，它们欢唱。在这儿消磨了多少时光我已无法统计，但我清楚地知道，每次离开它们时，我总能有一份好心情。我心里说，这是神的赐予呀！

最后这几天，我很想来，但又怕来，总是在犹豫半天之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这边赶。今天，我就要离开南极了，离开这片陪伴了我无数时光的地方。企鹅，海狼，浪花，礁石，还有我的地质学家岛，以及那些克制多了的风。我知道，今生我可能没有机会再来看它们了。我忧郁地在心里轻唤着它们的名字，忍着不让眼泪落下。我一遍又一遍地站起又坐下，总是迈不开离去的步子。直到天空传来一阵轰鸣，那是"大力神"飞机，我们将由它带着飞离南极--它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在以往，它从未这么早来过！

我不得不再一次起身，不得不抬起沉重的脚，可刚一转身，那串泪就无声地滑落。我几十天间感受到的甜酸苦辣，挟带着近一年来难以言说的艰辛，一泻而下，在鹅卵石上摔成八瓣。哦，我的上帝！你把我的苦痛留了下来！把我不舍的情怀留了下来！把我生命中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留了下来！留在了……我最钟爱的这片海滩上。

上帝呀，你让我还能说什么呢？

第四部分奔放的南美

关于南美人的奔放，我们通过各种影视作品已了解了很多。但第一次领略，却是2000年12月11日在圣地亚哥的街头。

那天，周教授、何教授、滨鸿和我一起到街上打电话，由于那部电话有故障，由于不知道打通后还有一个应答键要按，结果折腾了好久，就是打不通。我们往回走时都有点沮丧。就在这时，路边的广场上传来一阵节奏明快的鼓声。驻足一看，原来是一个艺人在表演。只见他背着一只大鼓，两手可以通过一对棍子擂响它；鼓旁有一只锣，用右脚的一条连接线控制，必要时敲几下。他在广场上飞快地旋转着，鼓点像他的步子一样密集，我的视觉和听觉被全部调动起来，真是好享受！我侧眼一瞧，发现周教授他们也看得十分投入，仿佛刚才的电话打通了似的。忽然，鼓点戛然而止，鼓手摘下帽子走向围观者--原来是卖艺谋生。站在广场上的何教授连忙掏出几枚硬币放在了他的帽子里。

到了南极乔治王岛，岛上有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等南美国家设立的考察站。因此在我们的访问对象中，在来访的客人中，就有了很多的南美人。我们便得以常常领略南美人热情奔放的性格。

12月22日，我随站长到乌拉圭站参加庆祝活动。这一晚，我对南美人的性格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他们的率直，他们的激情，他们的多才多艺，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简短的致辞后，他们便开始交谈，不一会儿又放起音乐来。乐声一起，南美人就坐不住站不稳了，他们立即随着音乐扭动起来，开始是边扭边喝边聊，接着就把杯子放下，全身心地投入了。南美人爱通过扭胯来表现自己的激情。他们不停地变换着舞步，不时地和着音乐用西班牙语唱几句，拍拍手，打一个长长的呼哨，发出尖锐的哨声。那粗犷而节奏感极强的音符，令我们也不禁手舞足蹈起来。不一会，乌拉圭站的四位军人开始表演，一位抱着吉他边弹边唱，那三位则敲击着大小不同的手鼓。他们表演得极其投入，全场的人都被他们感染了，一眼望去，所有的人都在和着节拍唱呀跳呀，十分忘情。同时与会的企鹅岛守护人哈维博士在唱完几首歌后，力邀中国队的赵萍唱一首歌，赵萍还在犹豫，哈维一下子就单膝跪下，将手放在胸口上，仰首作深切恳求状，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痴情男儿在求婚一般。那种浪漫和适度的夸张，真是可爱极了。

12月30日，乌拉圭队员到长城站来访问，会谈大约只持续了半个小时，便又唱起了歌。长城站有一把吉他，军人歌手便又弹着吉他引吭高歌起来。遗憾的是没有手鼓，气氛大打折扣，但这似乎难不倒他们，只见所有的军人都在打拍子，有的拍手，有的拍膝，有的拍桌，而且都加入了拍手鼓的动作要领，在某一节拍上，用手背拍那么一下。上次表演的三个鼓手，更是各尽所能，各显神通，浑身都是节拍，浑身都有戏。机灵的林清医生找来了长城站的一只中国鼓，一个鼓手接过，翻来覆去端详半晌，做出一个投保龄球的姿势，令众人大笑。另一个鼓手，在桌面上反复研究试验，先是用手拍打，后是用拳叩击，最后是用一只咖啡勺配合手掌击打，十分投入。歌手现唱现编，将赵萍等中国女队员的名字编入爱情歌中，唱得声情并茂。这一天，我深深地喜欢上了南美的音乐。离开南极进入南美大陆后，我首先就买了两盒南美音乐的CD盘，迫不及待地通过电脑欣赏起来。由于有了现场感受和深刻印象，每次听都回忆起南极的岁月，激情澎湃，难以自抑。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那样能歌善舞，那样快乐，那样充满生命的激情。

1月27日，长城站邀请岛上各站的站长来长城站欢度春节。智利两站一所、乌拉圭、韩国、俄罗斯、捷克、德国等国的客人依约而来。晚上联欢时，几乎成了南美风情舞会。他们带来了南美风格的CD盘，然后不停地狂舞。智利海军站站长迪亚戈、弗雷总统站站长巴什库尼亚都成了全场的明星，他们不停地跳，不住地嚎叫，打呼哨，整整三四个小时，跳得浑身汗淋淋的，那生命的激情与活力，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2月8日，我们结束了58天的体验，离开南极返回人类社会。在途中逗留的圣地亚哥、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不停地领略到南美人激情洋溢的性格。在圣地亚哥五七广场，傍晚时分，人流如织，这边是一位歌唱家和他的乐队在表演，那边是一位歌手自弹自唱，还有手持歌曲目录任人点唱的。听众中，有穿着朴素的平民，也有西装革履的绅士，有情侣双双，也有老人孩子。表演过程中，表演者和听众常常同声齐唱，还随着旋律摆动身体，呼应得极为自然。在智利聂鲁达故居，一群少女在我们的镜头前不停地蹦呀跳呀，为我们做着各种表演，抛来无数的飞吻，纯真而自然。在布市，街头的表演也随处可见。

南美人的激情，是从骨子里往外溢的。

有激情的民族，是可爱而且生气勃勃的民族。

第四部分我的战友们(1)

我一直对"战友"这个称呼有很强烈的好感。说白了，是我一直对军旅生涯有向往之情。这种向往的产生，不单是因为小时候看战斗片的结果，也不单是对军装军帽感兴趣，还因为刚懂事的时候，乡里最漂亮的女孩全要争着嫁给军人。在农村，盖房子、娶媳妇是两件最大的事，也是农民最大的负担，当了兵有人嫁，这样的好处，当时连半大的孩子都隐隐约约地知道。

我也曾报名当兵，准备带着一脸的青春痘去参加战斗。那是1978年，我中学毕业后考在本乡当了民办教师，冬季征兵时就去报了名，可是体检通过后，发现年龄不足，被刷下来。

另一次贴近军队的尝试是想当战地记者。那时我大学毕业，浑身热血，青春痘也还在长着。好像当时是西南有了战事，我觉得好男儿应该上战场，应该建功立业，就试着向有关部门提出，能否让我到那儿去当记者。那时自己无牵无挂，急着出人头地，心想当战地记者最好，紧张刺激，引人注目，要是负了伤，或者是"壮烈"了，那可就威了！这次努力最终又泡了汤。

转眼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已过了第三个本命年。忽然我就与从事南极考察的汉子们认识了，而且发现，南极人相互之间称"战友"。后来策划了"向南极两站一船赠书"的活动，是为全国第一次向南极赠送精神产品的文化活动。在上海搞赠书仪式时，我也送了自己的一本自选集和一本对话集，在书的扉页上，我写的就是："长城站的弟兄们，我是你们的战友！"算是初步过了一下"战友"的瘾。

后来，我策划的这次"2000'人文学者南极行"获得批准，我在给几位学者的电子邮件中，正式启用"战友"称呼，抬头是"各位战友"，落款是"班长阿正"。班座阿正通过电子邮件发出了好几次"电令"，回电最勤的是葛剑雄教授，每电必回，甚至还"主动报告"过，让本班座很是满足；唐老鸭乃我军"装甲兵荣誉上校"，通常是通过女话务兵与上上下下联络的，岂肯与区区班长有什么直接的函电往来；邵滨鸿女兵一个，是惟一的一朵"军中玫瑰"，当然不会与小班长拉拉扯扯，写什么电子邮件；何怀宏教授当年行伍出身，在空军部队服役多年，人家真是正规军啊，就是有纪律观念，有问有答，不多写，也不少写，有板有眼；深得本班长欢心的回电，是著名哲学家周国平先生发来的，上面只有两个字："遵命！"令我心花怒放，接连三天笑容满面，那些天要是"周战友"驾到，本班长一定亲自端茶送水，好生招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