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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转眼，我们在南极的日子已快结束了，我有了一批真正的战友：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的战友们。且听我一一道来：

打头的是我的同屋王自磐教授。他是一位资深科学家，从事南极考察已近二十年。这一次，他主持一个中德合作的"人类活动对乔治王岛海鸟生态的影响"科考项目。他个头中等，脸色黝黑，跋山涉水连年轻人也不敌他。他学识渊博，专业造诣极深，尤其是他能将海洋、动物、生态等多个领域结合起来研究，广博得很，令很多洋人都服他并常常围着他转，很是长了我大中华的颜面。他答问严谨，而且性格耿直。一位记者要采访他，他平日里觉得这个记者礼貌不到家，便直截了当地对那记者说：我跟你不合作！令那位很年轻也有几分无辜的记者满脸尴尬愣在那儿。那股劲，像个愣头青，真是令人钦佩！他还是个可爱的科学家，有几分顽皮几分幽默，比如说，为了让大家不因为学识的差距而疏远他，他就经常说说笑话，有时还露个绝招--他能在一瞬之间挤出一双对眼，白晃晃地嵌在他黝黑的脸庞上，煞是可爱。我估计，这是他长年目不转睛盯着贼鸥时练出的"副本领"。因为他又有学问又可爱，所以我向组织上要求与他"同居"。这不，我们果真"同居"了两个月，我此行的收获，也因此大为增加。

王教授此行还有个意外的收获--白拣一个"待字闺中"的干女儿。这个女儿叫周春霞，是第17次考察队年龄最小的队员，大家叫她周小妹。小妹是来自武汉大学的博士生，来这儿搞全球GPS联测。她是个好学的女孩，发现跟着王教授能学到东西后，当即"认"了干爹，连红包也不要，然后成天跟着出野外，累得贼死也不吭气。有一天观察贼鸥有了心得，就说想一辈子留在南极研究贼鸥。那天我在场，我说：那你不就成了"贼鸥妹妹"了！后来，邵滨鸿就嚷嚷说要成立一个"征婚委员会"，要在乔治王岛上征选一个最优秀的、最愿意陪伴"贼鸥妹妹"的年轻科学家，以保证小妹安心在南极从事研究工作。王教授一听就表示不同意：我这干女儿又好学又端庄，哪需要什么"征婚委员会"呀，放放风就行了！小妹做事极为认真，临离开南极前，我们遇上连续五天五夜一秒也不停息的狂风暴雪，天寒地冻，人在室外几乎站不住，她坚持按计划观测，只见她弯着腰，顶着风，一步一步横着走--减少风阻系数--看得我们都心疼不已。小妹还是个内心世界十分丰富的女孩，对问题总有自己的看法。在为全体队员讲科普课时，大家认为她很有点儿大家气象，将来必定是个卓有成就的教授。我曾经动过一个念头，要把我家小弟"许配"给她，后来觉得自家小弟虽也才气过人，但总还是有什么地方对不上号。罢了。

李志刚是我一个小哥们。此人掌握全队的通讯大权，所以说话声音特别大，据说那就叫牛气。不过他的确是个尽职尽责的好孩子，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通讯栋里，负责好几项革命工作：GPS闪烁测试系统，HF场强测量系统，电离层测高仪测量系统，VLF相位测量系统。他的业余时间，据我观察，第一爱吃宵夜，然后依次是聊天、运动。聊天中，第一爱听唐老鸭吹牛--唐老鸭的电脑充电器在一次事故中被一举击毁，别人没辙了，他七捣腾八捣腾就给修好了，喜得唐老鸭一见面就喊他"哥"。为了报答，唐老鸭天天跑去陪他吹牛。这个哥们还是个运动健将，不管什么球，他都玩得溜，最好的当然是他的保留项目--羽毛球，据估计，在乔治王岛目前尚无敌手存在。

杨志彪是我的好兄弟，个子不大，长相年轻，几乎可以与毛头小伙子相比，要是与一位大学女生在一起，也还挺般配。其实这家伙才比我小三天，令我为自己的沧桑痛心疾首。此人天性善良，温和沉稳，心灵手巧，是个电脑专家。他总是在胸前吊一副太阳镜，一副很酷的样子。给站上的乒乓球赛当"裁判长"时，他威风八面，连站长也得听他的。他此次的任务很重，天天都要在别人吃饭和睡觉的时候独自去观测气象，好生可怜。更糟糕的是，他后来不幸暴露了很多别的才能，结果能者多劳，事情多得他无法应付。可这家伙真是沉得住气，愣是一件不落地完成得漂漂亮亮。这等后生，想必前程无量。

发电班有三条汉子：徐文祥、徐启英、卫继敏。他们三个责任重大。我们曾经问第16次考察队的站长吴金友，越冬期间最怕什么？他毫不迟疑地说："最怕断电，一断电，这儿的冬天就是地狱！"徐文祥是该班班长。这位老兄十分好酒，每天要喝两顿，而且从来不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来自茅台酒的故乡。打起篮球来，他是乌拉圭、俄罗斯队员最头痛的神投手，投三分球就像他喝二锅头那么容易。不过打乒乓球他就没那么牛了，跟乔治王岛的"乒乓王"王建国站长比赛时，他输得没了脾气。发球时，他又咬牙又跺脚，说："我就不信--"话音未落，那球已被站长一拍扣死，他紧接着又一跺脚："不信不行！"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徐启英--名字有点儿女性化，笑容也有几分"蒙娜丽莎"，总是微微一灿，就打住了。他干活时是默默的，喝酒时也是默默的，但那一股热心肠，你很快就能感受到；小卫是个半大男孩，脸上还隐约长着青春痘。他娶了个美丽的布依族女孩，照片展出时，让众男士昏头昏脑了一阵。他成天穿着一条背带式的工作服，到处找活干，找武侠书看。只要你听见有人在楼道的木地板上使劲地跺一跺，不用说，准是这个不苟言笑的小伙子刚刚放下手中的武侠书，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武功上乘，不可小觑。

第四部分我的战友们(2)

队上个子最小的两个人，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在他们的姓氏前加一个"老"字，一个老周，大名唤着周新赞，一个老梁，大名唤着梁永进。别看这两人个小，却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老周行伍出身，而且是六八年的兵，可是一有女队员跟他开玩笑，他就有点脸红，憨憨地笑着，到了人少的时候，他才敢正眼瞧瞧VCD上的美女，然后在一边偷着乐。老周爱动脑筋，缺工具缺零件的事这儿常有，可没见有什么事难倒过他。极地办公室与出版社要在这儿联合立一个纪念碑，选择大吊车的巨轮作架子，难题是要在六七公分厚的橡胶上打几个眼。气焊没气，又试过冲击钻、电钻等五六种工具，都没办法。大家都以为要换材料了，可老周默默琢磨了半天，将电钻头更换成一支普通的三角锉，就钻成了！事后一了解，老周这一身本领都是自己业余挤时间学的，他这些年考了好多个本本：大卡车本、水质化验本、锅炉本、木工本，等等。老梁跟老周搭档得挺好，他是什么车都会修，开个车自然就更不在话下了。站上大大小小的工具车、橡皮艇有十多辆，全归他使唤。老梁爱喝酒，酒量不是特别大，但酒风好，也敢拼酒，在酒桌上十分豪爽，常常与比他高出半个身子的洋人比高低，令那些洋大个子动不动就拥抱起他来转圈儿。

大厨老张在乔治王岛上可是个名人，因为中国长城站的"三件宝"中，有一宝就是中国菜，而他这个"COOK"来南极两次，为这一"宝"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论到哪儿，大老张都是一顶厨师帽在头，那成了他的标志，令洋人一见他就悄悄地咽口水。上次来南极，大老张劳累过度，腮腺瘤突然"茁壮成长"，不得不到蓬塔智利海军医院作了手术，而且将越冬改为度夏。这一事件不但惊动了国家海洋局的领导，也惊动了岛上多个国家的考察站，智利、俄罗斯等国的考察站站长都为他的病忙乎过，所以他们每次来站上作客，大老张都格外亲热，常常要上前敬杯酒，还要献歌。说到唱歌，大老张还真是一个好手，VCD里的情歌不在话下，还会来几段带"荤"的小调。他每天5点起来忙乎，一整天累得够呛，常常连话也不想说，但一唱起歌来，他就一脸的生气，像个在敖包旁一边数着月亮的脚步一边耐心地等待着情妹妹的小伙子。

王建国站长是长城站的最高长官，在南极这个国际舞台上，他就是"一国之王"，要是来了外国元首，他是要"亲切会见"的。站长个头不高，皮肤白，头发黑黑的一根也不少，因此，他不像是行伍出身，更不像是七二年的兵。他与我的一个邻居兼小学、中学同学兼"狐朋狗友"长得一模一样，所以我常常产生错觉，与"长官"开一些未必恰当的玩笑，而他也不生气。站长成天忙个不停，有一天还自己独自在寒风中给文体栋的柱子刷油漆。而我那天不知忙的什么劳什子，居然只是远远地表扬了他一句，就缩回屋子了。站长只有在乒乓球台边才显出"厉害"来，扣杀极为凌厉，没几个人能招架得住。在乔治王岛上，他可以说是寂寞高手，"求一败而不可得"。眼下，他正精心培养麾下两员女将，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让女弟子露一手，以小小国球"辗平"乔治王岛。

两名记者也是队上的战友，一为女性，名张雪梅；一为男性，大名刘弘，江湖人称"刘小记"。张女士来自《北京晚报》，我看她像是个"资深记者"，一来因为她比较沉稳，二是因为名嘴唐老鸭说的一些"段子"，她听得坦坦然然。来南极后，张女士发稿量很大，北京市民了解此次考察队的活动情况，多从她的报道中来。张女士很坚定地抵制着来自臭氧空洞的辐射，一出门就用面罩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估计回到北京后，她不必休假就能投入日常工作。"刘小记"很年轻，加上此行身兼多职，任务太重，常常力不从心。队上的不少队员都被他抓过差，扛个三角架，拿个录音机，背个相机什么的。后来大家不甘被他"剥削"了，他居然就"剥削"起到长城站参加考察活动的德国学生来，不能不说他有点招儿数。他的历练欠点年头，我一开始就与他保持着距离，井水不犯河水。后来有件事改善了我对他的初始看法。那是新年第一天，大雪飞舞，水温在零下一度半，中俄双方队员在一起进行烧烤、冬泳活动，雪花中夹杂着对抗赛的紧张气氛。俄罗斯医生、长年坚持冬泳的尤拉同志下海后，个头小小的刘小记一身豪气，想也没想就跟着俄罗斯壮汉下了水。这令大家十分吃惊，纷纷为他喝彩，我也"屈尊"为他拍了一段录像并送给了他。后来我下水上岸时，他还不计"前嫌"，为我递了一块毛巾。这让我看到他身上闪光的一面。"孺子"尚可一教。到了后来，在最后的半个月里，我们的感情飞速发展，我便动了恻隐之心，把他收编为我的小弟，算是"不打不相识"的一个经典案例。

张文义是本次考察队的"气象官"，专司天气预报。他来过南极五次，经验极为丰富。王教授曾几次感叹说，张文义的气象预报为科研活动争取了不少时间。老张从来不摆老南极的资格，连过去的经历也不说，问了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一点儿。他总是默默做事，包括默默地做分外的事。我多次得到他的帮助。组织"南极国际钓鱼邀请赛"时，站长和我请他担任顾问，他忙乎了半天，跑前跑后，待到激烈的比赛结束，一锅鲜美的鱼汤端上来，大家兴奋不已时，他却说不愿意吃鱼，真是好遗憾！

最后出场的，是两名越冬女队员。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女队员越冬，行前就引起广泛的瞩目，《北京青年报》以全版篇幅介绍了她们俩，网络上也是消息不断。中国极地考察办公室专门为她们刻了一枚纪念章，新老队员纷纷把章盖在纪念信封上，还有的队员比如说阿正干脆就把章盖在T恤衫的胸口上。这两人一位名赵萍，一位名林清。赵萍是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的外事干部，在这儿任站长助理。林清是同仁医院的外科大夫，是这儿的医生兼"环境官员"。这两人一来，长城站顿时成了"中国外交部驻南极办事处"，开车来的，乘船来的，驾飞机来的，跑步来的，外国友人络绎不绝，叽哩哇啦，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幸好我们这两位女性都会"说好几国的英语"，而且还会应急用的俄国语、西班牙国语、德国语、韩国语，兵来将挡，挡不住就扔出一颗"原子弹"--中国语，让老外们也着急着急。所有外国朋友见了她们俩就夸中国男人好福气，说中国女性真是"在南极穿裙子--美丽冻（动）人"。而她们还要反复强调：更美的还在国内晃悠呢！这两人都是年轻的母亲，想孩子都想得有点儿不行。赵萍已不止一次将行前拍的录像片拿出来放，泪光闪闪地看她3岁儿子的一颦一笑，顺便看几眼丈夫。林清将她宝贝女儿的照片放在衣柜里，每次一开柜门，她女儿就在那儿冲着她乐。据她同屋的周小妹"揭发"，林清一天要开九九八十一次柜子。她们俩太要好，这令男队员很不满。但一个多月来她们已经发生过两次"争抢事件"，一次是智利站气象官冈萨雷率部属来访，带来了他那个人见人爱的小儿子，那孩子连我这样的大男人都要偷到一边去说话拍照，何况是年轻的母亲！赵萍希望林清多招呼客人，自己要单独与小家伙在一处，用各种好吃好玩的东西，引诱那孩子在她的脸上左一下右一下地亲吻。到了后来，我发现赵萍看孩子的眼神都有点儿飘忽了，再到后来，眼里分明就写着忧郁，浓浓的忧郁。最后她放弃了与那孩子在一起的机会，我猜想那是因为她受不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带来的刺激。林清那天负责介绍站上的情况，后来拍全体合影时，就抢着抱那孩子，根本不让孩子的父母插手。另一次"争抢"是丹尼莎。就是那位来自捷克的小姑娘，年前才7岁，是迄今为止到南极来进行生存训练的最小的人。这一次争抢显然是林清占了上风，因为丹尼莎来的时候刚好赵萍不在，这下子林清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她把丹尼莎带回房间，使尽浑身解数，用自己舍不得送人的真丝围巾，并"擅自动用"她和"赵萍妹妹"一起带到南极来作为礼品的漂亮发卡，直把丹尼莎打扮得美若天仙。待到赵萍赶到，她已经完全俘虏了丹尼莎的"芳心"，并拍了好几张亲密无间的照片。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有点担心起来--下一个来访的孩子如果还那么可爱，也许将面临"严重危险"，因为打成平手的两个年轻母亲，可能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这是她们想念孩子的分分秒秒中惟一可以得到的慰藉。

战友的故事，还在不断地发生着……

在这个远离人群的地方，能有这么一段相聚的缘分，肯定是因为上辈子我们之间曾发生过什么。比如，我们曾是一簇簇青苔，在同一片岩石上悄无声息地依偎着；我们是候鸟中的一个群落，常常在同一棵歪脖子树上栖息；我们是汇入同一条溪流的水滴，在转过那道山梁时相撞并发出愉悦的欢叫……

"战友"不是随便叫的。

我们的相聚，自有来由。

（此文最后完成之际，文中的绝大多数战友仍在南极为国效命。他们将在那儿度过400天。那儿没有新闻；罕有水果和青菜；那儿将有六七十天的极夜；那儿的30天中，曾经有过27天片刻不停的狂风暴雪……当我坐在国贸中心豪华的办公室里，望着窗外川流不息的车流和灯光的海洋，不禁潸然泪下。祝愿他们平安归来！）

第四部分南极究竟有没有危险

这个问题，真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的。

在人类社会，我们的危险，其实大多来自于人。人造成的生命危害，当然包括人操纵各种机器有意无意造成的生命危害，远在天灾之上。而在南极，来自"人"的危害是不存在的，人见了人都亲热，用一个不尽恰当的比喻：就像是一只狗在都市熙攘喧嚣的大道上见了另一只狗似的。

人在南极，其危险完全来自于自然环境，可以说，那的确是危机四伏的。

冰盖：南极大陆95%的面积是被冰盖覆盖着的，冰盖厚达数百米甚至四五千米。冰盖中处处都有巨大的冰裂缝，深的有上千米，而表面是一层新雪，谁也看不出那美丽晶莹的雪地下面藏着死亡。曾经不止一辆履带车掉下去，掉下去的车当然永远也上不来。每年也不止一个人掉下去。掉下去的人，如果事前没有严密的保护措施，只能成为几千几万年后科学家使用的人体标本。据介绍，南极每年都有考察者死于冰盖。

雪雾：南极天气变幻莫测。就是在夏季，刚才还是晴空万里，不一会儿可能就雪大风急。

风雪交加，会形成"乳白天气"。科学家说，那时四野皆白，但什么也看不见，好像把人放在牛奶瓶中。如果那一刻你正好在野外，你只能就地挖个雪洞蹲在里面等待救援，否则你可能在慌乱中踩空摔伤摔死。据介绍，因雪雾而伤亡的人，在南极考察中时有发生。某国一位考察队员曾因雪雾而迷失方向，最后摔伤冻死。当队友找到他时，发现他离考察站大本营其实只有几十米！不少科学家曾有蹲在雪洞六七天、靠吃雪维持生命的经历。

医疗：南极只有简单的药物和医疗设施，医生一般一站一位，基本是全科医生。稍大一些的病都治不了，而要送出南极医治。最可怕的是一般没有飞机进出南极--在乔治王岛上，曾因天气的缘故有连续四个月无法进出飞机。

上述危险，在南极的两季都有。而冬季由于有漫长的极夜期，这样的危险还会被放大许多倍。

但我们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是在南极最好的季节去的，极昼，能见度最好，气温最高。而且，作为国家派出的第17次考察队，危险已被过去16年间许多科学家和考察队员努力降低到最小了。我们国家在那儿建立了很好的站点，有相当健全的生活设施。作为后来者，我们如果不是擅自行动，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同时，长城站有严格规定，不允许我们独自出野外，出野外时都要由经验丰富的科学家或考察队的老队员带队。要不是我们后来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况下私自踏上冰盖，我们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所以，我不赞成南极极其危险的说法，南极的确不是人类的禁区。但我更不赞成南极没有危险的说法。说南极没有危险的人，大多是少出野外或天气一坏就不出门的人，或是无视客观事实的人。

有一天，我们去韩国站访问后，由韩国考察站的副站长Ben-KuanKOO（库本观）先生带着另一位队员驾汽艇送回。到长城站时，天气已有点儿变，我们挽留他们住下，他们也下了船，但不知怎么一转念，又决定走了。看着他们消失在海上，风浪渐大，我们都隐隐地担心起来。二十多分钟后，韩国站站长Soon-KeunCHANG（蒋舜权）先生突然通过高频电话呼叫长城站，问KOO怎么还没回去。那时海上已是狂风大作，我们一听，都紧张起来，大家全聚在餐厅里，心揪着。不到3分钟，头顶突然传来了直升机的轰鸣声。乌拉圭的直升机飞行员又通过电话问KOO走的时间和方向。看来是韩国站长向乌拉圭站求援了。赵萍通过高频电话告诉他们，说KOO已走了半小时了，是要直接返回韩国站的。话音未落，直升机已呼啸而去，顺着海面低空搜索。我们就那么呆立着，心里直后悔没有强留他们住下。一位教授说，要是出了意外，我们一生都会不安。10分钟后，电话铃声又骤然响起，大家紧张万分，紧盯着赵萍。放下电话，赵萍长吁了一口气，说KOO刚上路不久，汽艇就被狂风刮得像浪尖上的一片树叶，无法驾驭，他们只好放弃返站计划，靠海岸线的帮助，赶到最近的智利站避难去了。

不久后的一天，三位外国考察队员全副武装后登上了乔治王岛的科林斯冰盖。半小时后不幸落入冰缝，幸好他们有极好的安全保障，直升机也瞬间到达，但尽管如此，其中两人仍然骨折并严重冻伤。

1月27日，长城站举办春节招待会，气氛热烈。但俄罗斯考察站的站长奥列格却躲在角落里，神情黯然。王站长担心招待不周，让俄语专业出身的邵滨鸿上前询问，才知道，在这一天的上午，一位美丽的英国姑娘突然心脏病发作，奥列格带着队医火速赶到，但仍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美丽的生命枯竭了。后来直升机载着专家赶到，但早已回天无力了。

我们队伍中也出了危险。一位教授几度心脏病发作，其中临回国前的一次特别严重。2月6日晚，他自己都觉得"今天恐怕是过不去了"！全站上下十分紧张，站长、医生和我都忧心如焚。林清医生几乎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就差打地铺守候了。我则一夜无眠，每一个多小时起来探视一次，听他的呼吸是否正常，并日夜随身带着速效救心丸，以防不测。

2月5日，我们在多次申请上冰盖未被批准后，决定"擅自行动"，背着考察站领导私自上了冰盖。由于没有站上的指导和帮助，我们只在避难所的角落里找到一条六七米长的细绳子。争执半天，大家决定由比较沉稳的何教授打头探路，相对年轻力壮的我在第二位以防不测，那条绳子的两端把我们俩的腰部绑住后，中间仅剩三四米了。这与每人间隔10米、绳子长度不少于50米，绳子的拉力要符合国际登山运动的标准，一般要求"五人一串"的规定比起来，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了。当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出二百多米后，就在各自的脚边发现了大大小小的冰裂缝，它们发出一种幽蓝的诱人光芒。我们立即撤退。撤退到接近边缘时，我开始跑起来，不料一脚踩空，人摔了出去。大家战战兢兢地靠近一看，心全提到嗓子眼上了：我踩出的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冰洞。

从冰盖上下来后，周教授说：阿正，刚才要是你落下去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趴在洞口附近，用笔记下你的最后几句话，并承诺把它带给你的家人。

当天深夜，我从梦中醒来，脊背满是冷汗。

我突然悟到，最可怕的肯定不是死亡，而是--

死亡前的那一份绝望。

第四部分后遗症

去南极前就听说，从那儿回来后，会留下一些后遗症。主要是动作迟缓，不拿钱当钱，重新认识自己的亲人尤其是配偶等等。由于我是此行的策划者，所以在这方面我听得特别多，也考虑得特别多。后来，我觉得自己不会有什么变化，因为思想上准备得太充分了--这也是策划人的一个通病，他们总是没完没了地想，想尽了还觉得不够，直到把头发想白了也不罢休。

但从南极回来还是有了后遗症。当自己身在其中时，并不觉得，但一旦置身事外，又觉得可笑。

第一个后遗症是关于拥抱。

谁都知道拥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兴这个礼。好多朋友都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很想拥抱自己的父母，告诉他们自己的感激和爱，可见了面，却总是淡淡一笑。我们从小就缺乏自然大方地去表达感情的训练，这真是人生的缺憾。现在许多年轻的父母在弥补这样的缺憾，他们用一种更人性化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同时也满足自己成长过程中不曾充分释放的情感表达。可是，传统的力量是那么强大，当孩子渐渐长成，这样的表达又不知不觉地少了。孩子在众人面前会快快地挣脱你的怀抱，因为在中国传统中，表达情感几乎就意味着脆弱，意味着不够成熟不够自立--这是多么的荒唐呀！一位女作家说："我一有机会就对儿子说'我爱你'，儿子小时候答得流畅而自然，我听了就像吃了蜜一般。现在儿子是个小小少年了，比我高了，人多的时候，他只轻轻地点头，那意思是'我知道了'，人稍少一点，他才会悄声说'我也爱你'。我不知道再过三年五年，或者到他娶了媳妇，这样的话我是否还能偶尔听到。"我估计，没有三代五代，中国人很难在这方面有重大突破。

话说到了南极，整个乔治王岛八个考察站，只有中国和韩国是东方文化浸淫的国度，而韩国由于美国大兵呆的时间长，大约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就看多了西方的礼节。所以，整个岛流行的是欧美礼节，其中最为基本的就是拥抱和亲吻"腮帮子"了。中国队员比较拘谨，女队员从不主动上前吻别人，男队员被"外国女同志"吻了，还会有点儿羞涩，然后在一旁偷着乐。但两个月下来，我们耳濡目染，都接受了这样的礼节，加上南极条件特殊，人见了人都十分兴奋，人人都被改造得有点儿西方化了。

回国不几天，几位好朋友要为我接风。原本说好了我可以晚到一些，可是由于我见老朋友的心太切，所以到达时，只有"梁哥"在，我与他握手并拥抱他，突然发现他的回应不尽敏捷。我忽然想到，这不是南极那个国际社会了，这儿不兴拥抱。待到那几位很久不见的美丽的女记者陆续到达时，我已没有勇气行拥吻之礼了--多年来惟一的一次拥吻她们的机会，就这样"痛失"了！2001年3月底，两位战友从南极返回北京，我们见面时，十分热烈地握手，不一会儿，可爱的小博士周小妹幽幽地叹到：咳，现在也不拥抱了！说得我们这几个大男人惭愧不已--只是已无法挽回了。

第二个后遗症，是对青菜水果的无法控制的"贪婪"。

在长城站，最苦就是没有青菜水果。这让我们十分难以适应。尽管大家都带了各种维生素片，但还是在不同程度上患了口角溃疡。有一天站上给每人分了两个小小的猕猴桃，著名哲学家周教授吃了一个，另一个就小心地带回屋子，要在另一天享用。不但绿色的食物罕见，就连绿色的视觉享受也没有。当2月8日我们离开南极返回时，第一件大快朵颐的事，就是看到成片的绿树，我们在车上惊呼一片，纷纷把头伸出车窗，大饱眼福。当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林先生家放开肚子吃青菜时，那种满足真是无以言表。回到北京的第一顿饭，是与我的太太及两位挚友--磊哥、颖明一起吃的，我几乎包揽了所有的青菜，连垫在主菜下的生菜叶，也被我一片不落地一扫而光。这样的格局足足持续了一个多月。至今，我还不能容忍对绿色食品的浪费。3月底，我又多次给杨东平先生打电话，强烈要求参加"自然之友"的自费植树活动。绿色本是我自幼生长的环境，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视绿色为生命之源。

第三个后遗症，就是在所有快乐的时光里，会猛然想起南极的岁月，想起南极的艰苦与寂寞，想起还在那儿坚守岗位的战友们，而且每次想起心中就有泪，无法抑制。4月5日，我改定了一篇《我的战友》，写完之际，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灯红酒绿，泪水再一次无声地滑落--不是我太多情太脆弱，只因为我经历了那一切，我对他们无法不牵肠挂肚。对于我来说，那儿的战友已不是单个个体，而是一个群落，一种象征，一种令我感动的精神。陈立奇先生说，这就是"南极情结"。

拥有这样的情结，是一生的幸运。

第四个后遗症，就是淡薄了以往重视的许多生活内容。我觉得，从今往后，一切打击都不能伤到我的内心，一切无聊的谣言都不能让我激愤，一切名利都不会让我得意忘形，一切纠葛都不会让我觉得无法释怀，一切靠权力支撑的权威都会让我觉得可笑，一切缺乏公益心的人都不会得到我的尊重。我更加坚定我过去十多年所坚持的东西：相信善，相信美，相信爱，相信善恶有报，相信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相信每一个追求的过程都是美丽的，相信一切善良都是美好的，相信发自内心的真诚终是会打动人的，相信自然是不可战胜的，相信"天道有衡"，相信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相信一切努力终将获得回报，相信很多东西比金钱重要。

南极之行已经结束了，可我心中的南极之行却永远没有结束。我永远行走在南极的冰天雪地中，行走在由企鹅、海豹及鸥鸟们构成的世界里。那个没有名利纷争的世界，永远是我的梦中向往之地。

所以，我愿意永远患着"南极后遗症"。

第四部分饭 碗

尽管乔治王岛上常常一夜暴风雪不停，但我大多睡得很踏实，除了为可爱而无助的企鹅忧虑外，我对来自自然界的力量还是能够泰然处之的。在山村里生活了近二十年，打小就上山砍柴、下河捉鱼，使得我对大自然有天然的亲近感。但对人类社会的人心叵测，我则屡屡有恐惧之心。2000年末的一个夜晚，一个熟悉的梦又让我无法安睡，因为这梦已侵扰我多年了。

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非常奇怪的是，近三十年来，先后有两种梦各自惊扰了我多年，使我觉得梦是一种征兆。

少年时期最常做的一个梦，是自己从云端踩空，一直往下跌落，这个跌落的过程十分漫长，因此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去感受恐惧。不论我怎么惊叫，也没有人能救我，不论我怎么伸手，也抓不到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梦醒时分，往往一身大汗，惊恐万状。这个梦常常出现在我体弱的时候，往往接下来就是一场病。记忆中，只有两次结局稍好，一次是从梦中吓醒时，父亲在一旁拥着我的肩膀安慰我，说有他在，不用怕。一次是母亲在用毛巾给我擦汗，眼中充满忧虑。

这样的梦境在很多电影里也看到过，尤其是一些动画片。由此可以推论，许多导演有过类似的梦，而据我作过一个小小的查证，朋友圈内，没做过此类梦的很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梦可能大多数人都有过，甚至可能与人类早期的某些困境相关。也许是远古时代先民从高高的山崖上、大树上坠落的无数次痛苦经历在千百万年间的不断重复与回放。所以今天想来，少年时代折磨我那么多次的相同的梦，只不过是先人对我的一次又一次亲昵的抚摸。

但我的另一个梦却不是这样。这个梦一直无法说，更无法向别人求证什么。梦境是那么不堪，让我一想起就恶心--急着上厕所，厕所却脏得无法落脚，不论怎样都避不过那些污秽，但又别无选择。这样的梦每年都得做几次，每次都令我十分痛苦。直到1998年，一位友人才为我解了梦：喻示一个人身处于污浊的环境中，被不良之人包围着，动辄得咎，无法躲避。当时的状况的确如其所说，后来我下决心改变了环境，这个梦大约有近一年不再出现，我窃喜不已，以为从此不再受噩梦之苦。哪料到2000年末又频频出现那样的梦境，令我十分沮丧。这次，我基本上相信，梦之所示是有一定来由的，因为此时我的境地，几乎比前些年的状况更糟。

2000年12月的最后一天，我在面对地质学家岛的那片属于我的海滩上沉思，向海里扔了好多的小石块，到手臂泛酸的时候，我心里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2001年元旦清晨，我拿着一个已经破了的搪瓷碗，对邵滨鸿说，我要把这饭碗砸了！她听懂了，劝我别急，说一切等回国再说。

2001年2月8日我们离开南极，9日到达圣地亚哥。当晚，在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驻智利办事处，我召集了人文学者的最后一次会议，宣布人文学者南极行动基本结束。大家随后作了比较充分的交流，临睡时，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第二天，大家心情松弛，驱车经阳光公路直奔黑岛，参观了著名诗人聂鲁达的故居。这是一个按自己的心性在生活的诗人，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心仪的生活境界，用几十年的时间，营造了一座少年时代就勾画在心中的船形房屋，然后结束外交官生涯，远离繁华，在最靠近大海的那间屋子住下，静静地生活着，把玩着他几十年间收集的各种工艺品、各种"玩具"。他的墓地，也在房屋前的海边，就是死后，他仍旧看潮涨潮落，听激浪拍岸，望帆樯飞扬……他的生活选择，让我从心底里羡慕。

从黑岛回到市区后，友人带我们去了著名的草房子工艺品市场，让我们在那儿尽情选购。那座市场有点像巴黎的街道，很容易转晕了头。我们一伙一会儿就走散了，然后又东一个西一个地遇见，每次遇见手里都多了些东西。临走时，我看中了一件黑色的木刻，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捧着一只乞讨的碗，不知怎么的，他的神情一下子就打动了我，我没有一丝犹豫就买下来了。

晚饭后，大家说着一天参观与采购的感受。唐老鸭说，他看中了一个木刻老人，价没谈妥，放弃了，现在想起来特别特别后悔。我让他到我屋子去，看看是不是他想买的那个。他过来一看，叫道：啊！就是这个！捧在手中就舍不得放下。我看他实在喜欢，就决定送给他，但他总说不能夺人所爱。我着急了，说你喜欢就拿去，又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他说，要不就转卖给他？因为他明天要提前回国，而我们还有机会再去一趟市场。我看他认真，便收下了他的钱。他喜滋滋地抱着木刻老人回屋去了，边走边说：我有饭碗了，我有饭碗了！

第二天临别时，唐老鸭说，阿正，你要是今天没买上，回国后我就还给你--这也许真的就是我们的饭碗呢，我可不能抢了你的饭碗！

唐老鸭和周、葛两位教授走后，我们去了总统府，看了三军仪仗队的精彩表演，然后参观了智利大学、五七广场、教堂、博物馆、史前艺术馆，晚上参加了中国驻智利大使馆举办的烧烤宴。

第三天，我拉着刘弘，专门抽了时间去草房子工艺品市场，转了半天，终于找到那家店，可是却没有开门--惟独这一家没开！刘弘说：你看，你把饭碗给了唐老鸭了，你自己现在没了--连要饭的碗也没了！

我说，就是没了，我也认了，唐老鸭是我带来南极的，他要是丢了饭碗，我能安心吗？先保住他吧！我顶不济回乡下种地，也能混口饭吃！

在阿根廷、巴黎逗留几天后，我们于2月21日回到北京。当晚我就听到唐老鸭可能丢了工作的传闻，忙打电话问唐老鸭。唐老鸭说，他也听说了，但没人正式告诉他。

后来，唐老鸭有惊无险，仍在吃皇粮。我却因失去了与一些人共事的信心与耐心，在妻子出院的当天--2001年3月5日将辞职报告传真了回去。我辞去的不仅是职务，而且是公职。

我的"饭碗"，就这样没了。

2003年5月28日17时，唐老鸭在电话中说，那尊木刻，被亚述同志（他儿子）玩打了几次，有点裂了。

他觉得，饭碗里的东西少了。

第四部分上帝派来的人(1)

人生漫漫，需要很多人指点、帮助、提携。可我从小就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教导，头脑里只有读书与工作。我天真地认为，勤奋和才能就是人生的通行证。走出校门以后，自己靠蛮劲儿一路打拼，虽没有倒毙、沉埋，却也颇不顺当。

后来知道，就算英雄也要有人帮衬，何况一介书生！

后来更是知道，一个人身处困境的时候，没人理解没人扶持就很难越过那道坎儿。

也许是上帝念我无知，也许是上帝觉得已给了我足够多的训示，上帝决定怜悯我了，于是我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些引导我、帮助我的人。

伍杰先生是一位具有侠义心肠的学者型官员。他在中宣部出版局长任上时，团结、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出版人。他担任中国书评学会会长多年，带出了一批颇具影响的中青年书评家，我也忝列其中。十多年来，我一直以他的弟子自居。1996年我一度想离开心爱的出版界，却因为他的一个电话打消念头。没有料到的是，2001年我还是离开了这个行当，这一次，他没有劝阻。我知道他的惋惜，而他也知道我尽力了。南极行动前，他给了我很多指点，南极行动后，他的关爱令我有勇气笑对困境。

刘杲先生是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智者。这位新闻出版署前副署长极具学者风范，他在报告中的观点常常被业界传诵。1995年，在他及一批老出版家的指导、帮助下，我们九位"脱颖而出"的中青年编辑每人出版了一部自选集，成了业界的一段佳话。他在我临去南极前的一番话，使我受益匪浅。当我从南极返回、遭受不公时，他又引用南京鸡鸣寺的一副联来宽慰我："难免不尽人意，但求无愧于心"，令我心中豁然开朗。

奔赴南极前，《福建日报》副总编辑郑卫华先生在中央党校为我设宴，上的酒是他专为我备的"金门高粱"。我不记得喝了多少，只记得他反复的叮嘱，还有那兄长般的目光。可惜的是，我从南极给他寄的邮品，却没能到达他的手中。截留那邮品的一定是个集邮爱好者，只是他不知道，他截留的其实是一份永不言谢的友情。1987年我刚开始学写评论不久，他就在报上为初出茅庐的我开辟了第一个专栏。可以说，我能有近两百万字的各种作品，他早期的提携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刚建先生是我追随多年的兄长，他的宽厚性格就像他那双又厚又暖的手，让人信赖而且平和。他是业内一份深具影响力的报纸的总编辑，大家原本是叫他梁老师的，后来，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叫他"梁哥"了。我来京发展时，梁哥为我举办了一次业界"名记"的欢迎酒会。临去南极前，梁哥又召集了一次饯行宴，并说起一段与"布拉吉"有关的故事，让大家在欢笑中忘却离愁别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