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级愤青李鸿藻
醇亲王和李鸿藻在为官处世方面是两个极端，他们一个性情含蓄低婉，一个脾气火暴耿直；一个善于讨好顺从慈禧，一个喜欢和慈禧对着干；一个是明哲保身的皇帝父亲，一个则是锋芒毕露的超级愤青。
说李鸿藻是一个超级愤青，一点也不为过。同治五年（1866年），李鸿藻入参军机后，他的母亲不幸去世。按照祖制，他要回老家守孝三年，可他是同治皇帝的老师，他要是一走三年，同治皇帝可就没办法天天向上了。这是国家大事，国事大于家事，于是慈禧令他在任上守孝，不得擅离职守。
四、找个现管，充当靠山（4）
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可李鸿藻就是认为孝比天高，说什么也要回家！慈禧很生气，又下了一道严旨，他非但不听，还上了一道长长的奏折，高谈阔论：“孝就是比天高，哥就是要回家！”
慈禧不好惩处一个把孝视做比天高的人，又三令五申他不得回家。李鸿藻见来硬的不行就装病，他装作很可怜的样子，三番五次哀求慈禧同意他回家守孝。慈禧欲哭无泪，她只好同意了李鸿藻。李鸿藻虽然屡屡犯上，老跟慈禧顶牛，却博得了“天下第一孝子”的美名，他耿直犯上的性格，也深为天下孝子所折服。
四年之后，慈禧的母亲病故，所有的王公大臣都去吊唁，唯独李鸿藻闭门不出。很显然，他这是报复慈禧，慈禧很无语，但她是国家领导人，在这件事情上，她只能无语。
同治十二年（1873年），当同治皇帝决定以孝敬母亲的名义重修圆明园时，李鸿藻第一个跳出来抗议，并多次上疏反对。遭到同治的批驳后，他竟然联络以恭亲王为首的十位大臣联合上疏，力阻修园。最后，在恭亲王等人的竭力阻止下，圆明园至今也没能重修。
像李鸿藻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愤青。愤青，每个时代都少不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愤过，只是程度轻重不同而已。
我说李鸿藻是个超级愤青，一是他位高权重，愤起来力量超猛；二是他号召力强，在他身后，还集结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愤青，如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张佩纶、翰林院侍读（从五品）陈宝琛、詹事府左庶子（从四品）黄体芳、国子监司业（正六品）宝廷、监察御史（正七品）邓承修等人。
● 晚清盛产清流党
李鸿藻和这些人搞在一起，就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党派——清流党。所谓的清流党，就是那些以批评弊政、参劾权臣为己任的清高自傲型言官群体，这些言官在朝廷上都有一定的名望和地位，但无多大实权。他们擅写声讨、参劾一类的奏折，其角色相当于政府的内参记者，常常搞得大臣们心生嫉恨，也常令慈禧和皇帝下不来台。
晚清的清流党可分为“北清流”和“南清流”两个派系，“北清流”就是以李鸿藻为首的北方籍清流人士。“南清流”则是以军机大臣沈桂芬、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的南方籍清流人士，主要成员有盛昱、王仁堪、志锐、文廷式、黄绍箕、丁立钧等人，这股政治势力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是力挺光绪皇帝的中坚力量，也称为帝党。
“北清流”和“南清流”也经常掐架，但他们的政治思想和立场却空前一致。清流党的工作看似很给力，但他们实际都是一帮激进刚正的言官。不过，明清两代是言官兴盛的时代，清流党的出现，也是时代的产物。
● 加盟清流
同治九年（1870年），张之洞从湖北挂职期满回京后，就和潘祖荫、李慈铭、王懿荣、陈宝琛等一帮词界名流搞在一起吟诗踏青。这帮人都是愤青，张之洞明显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七年之后，张之洞从四川挂职期满回京，又和这帮人搞在一起，特别是陈宝琛，他已成为李鸿藻手下的得力干将。
这次回京，帝国领导结构和人事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没人顾得上张之洞，他很失落，日子过得很苦。原来和他吟诗踏青的那帮哥们儿都升了官，可他还是一个不入流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而然会对帝国及其领导层产生一些看法。他的那些看法与陈宝琛那帮人不谋而合，在陈宝琛那帮人的影响下，他也渐渐产生了一颗愤世嫉俗的心。通过陈宝琛，张之洞又结识了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邓承修等清流干将。
四、找个现管，充当靠山（5）
在这些人当中，张之洞和张佩纶（1848—1903，河南丰润人）的关系最要好，张佩纶是同治年间的进士，两人都以学问渊博著称，并结成了铁哥们儿。
在清流党中，张之洞深受李鸿藻器重，他们性情相近，非常合得来。在清流这个大家庭中，张之洞似乎找到了久违的温暖，于是他欣然加盟其中。
● 无奈的选择
张之洞知道清流党是怎么回事，也知道那帮人都是愤青，他不想当愤青。但在一些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下，他还是别无选择。
首先，他出身官宦家庭，从小接受正统而严格的儒家思想教育，满脑子都是家国天下，张口闭口都是忠君爱国。同李鸿藻一样，他也接受不了恭亲王和李鸿章等人对外妥协求和的政治主张。在政治思想上，他们步伐一致。
其次，他性格耿直，作风清廉，这一点也和李鸿藻等人相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就这样搞在了一起。
再次，他回到北京后，没有得到帝国领导层的提携和关照，他很失落，也很窘迫，于是想找一个可靠的靠山。
在当时的京城高官中，李鸿藻是最佳的靠山人选。通过李鸿藻的任职履历，张之洞看出了一个门道：慈禧有意培植以李鸿藻为首的清流党势力，就是想通过清流党来制衡恭亲王和李鸿章等洋务派势力。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李鸿藻和他的清流党都会受到慈禧的倚重。
如此说来，李鸿藻就是晚清政坛一只绩优股，身价不菲，如果选择他长线投资，那么一定能获得永久性分红。于是，张之洞就选择了他。张之洞选择李鸿藻，不是无奈的选择，而是双向选择。在他选择李鸿藻的同时，李鸿藻也选择了他。李鸿藻和张之洞的族兄张之万同朝为官多年，两人交情甚好，退休在家的张之万虽不能直接关照张之洞，却把这事托付给了李鸿藻。有了张之万的托付，李鸿藻就不得不关照张之洞。
张之洞选择李鸿藻，其实是想给自己找一个顶风挡雨的直接领导。他虽然是慈禧钦点的探花，属于慈禧的人，但他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属于慈禧的人太多了，她根本顾不过来。我和她的差距太大了，她也不可能事事都顾我。如果选择李鸿藻做我的直接领导，那么好多事情，他都可以替我张罗。有道是现官不如现管，李鸿藻就是我的现管，只要和他搞好上下级关系，他就会在慈禧面前替我多多美言，那么我就一定有机会出人头地。
无论怎样，张之洞加入了清流党，他被打上了愤青的烙印。对此，他也许不服，但他别无选择。那就当一回愤青吧，愤一下也没什么不好。
五、力挺慈禧，一本万利
● 打造另类愤青
张之洞确实不愿被打上愤青的烙印，加入清流党后，他干的是愤青的活，却不肯背上愤青的名，他甚至连清流党的真实存在，都坚决予以否认。他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他是想隐藏自己的愤青身份，然后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别具时代特色的另类愤青。
所谓的另类愤青，就是从本质上和传统愤青有明显区别的新时期愤青。在清流党内，张佩纶、黄体芳、陈宝琛、宝廷等人都是传统愤青，他们激进刚正，逮谁咬谁，而且脖子一根筋，说话不计后果，做事力求极端，不参倒权臣死不罢休。
这样的人，倒是一身正气，但极其容易得罪人，特别是容易得罪高级领导人。这样的人，人缘不会太好，早晚会遭到打击报复。但这样的人在当时又非常走红。因为传统，他们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愿，关注度非常高，并拥有很多铁杆粉丝，而他们的粉丝多为学子或朝廷普通官员。比如说张佩纶，他的粉丝就有很多，很多粉丝都把他当做偶像明星，甚至刻意模仿他的穿衣打扮。就像当年我的那些发小们，疯狂模仿天王刘德华和郭富城的发型一样。
四、找个现管，充当靠山（6）
在当愤青的那些年，张佩纶经常穿一件竹布衫，他穿竹布衫的样子很潮很酷也很有范儿。走在大街上，回头率那是相当高。因为很多粉丝都喜欢他这种范儿，没过多久，京城青年尽穿竹布衫。
张佩纶的这副打扮，很像文艺青年。他确实是一个文艺青年，一身的文艺细菌，要不然他的孙女也不会成为蜚声中外的大作家——张爱玲！
张之洞倒不想走明星路线，自打加入清流党，他就给自己制定了这样几个处事规则：
1上书言事，纠弹时政，均从国家、民族和群众利益出发。这事要大干特干，目的是要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2对事不对人，不搞人身攻击。原则上不参劾位高权重的大臣，以免日后遭报复。
3一般不惹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慈禧生气，并要处处替他们排忧解难。
4不搞党派和阶级斗争，要让领导和群众切实觉得自己是一个正直负责的好言官。
张之洞给自己制定的这几个处事规则，就是他包装自己的一种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另类愤青，确实与传统意义上的愤青有很大的区别。在他看来，上书有风险，言事需谨慎。因此他制定的规则很圆滑，很世故，超出了一般愤青职业规则的底线。
● 清流一哥
加入清流党后，张之洞和张佩纶撰写的奏折不计其数，纠弹时政十分玩命，在朝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得到了慈禧的关注和肯定。
慈禧其实和很多大臣一样，讨厌清流党，讨厌他们好大空言，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慈禧又得依靠他们这帮激进分子，制衡恭亲王、李鸿章等人。因此，她在讨厌清流党的同时，也鼓励清流党的发展。
张之洞很有自知之明，他一直遵循自己制定的处事规则，避免让慈禧心生厌恶。而他撰写的奏折，其文采和见识，在所有言官中都是最棒的。因此，时人也送给他和他的同事三个美称：青牛角，翰林四谏，清流六君子。
无论是“青牛角”、“翰林四谏”，还是“清流六君子”，张之洞都是一哥。如果说李鸿藻是清流党总书记的话，那么张之洞就是清流党的执行总书记。然而，张之洞出“污泥”而不染，他的处事方式和其他言官截然不同。他在清流党中名气最大，不是说他平时表现得最愤恨，而是说他撰写的奏折最多，质量最高。
其实在清流党，张之洞只是一个教习庶吉士，是一个不入官阶之流的学官，不具备上书言事的资格，他只好充当其他人的枪手和幕后推手。比如在光绪三年（1877年），他为黄体芳代写了很多直陈时弊的奏折，多被朝廷采纳，并颁布施行。此后不久，他又为黄体芳代写奏折，参劾户部尚书董恂。董恂确有斑斑劣迹，但在恭亲王等人的庇护下，董恂最终没被扳倒。
张之洞却火暴走红了，朝野上下无人不知道他的声名，他从十几年前的一个出类拔萃的奏折哥，升级为一个名震京城的奏折帝。
● 升迁慢的启迪
张之洞奏来奏去，除了获得一些名气外，官位一直没有得到升迁。从光绪二年（1876年）腊月从四川回京，到光绪五年（1879年）二月，他一直待在翰林院做教习庶吉士。两年过去了，其他同事都不同程度地升了职，可他还是个不入流的官员，而且连上书言事的资格都不具备，他郁闷得要死。
难道就因为他长得不帅吗？细究之下，他觉得升官顺利与否，跟他长得帅不帅并没有多大联系。难道是李鸿藻靠不住吗？还真不是，李鸿藻没少在慈禧面前替他美言，好多事情李鸿藻都罩着他，李鸿藻绝对是一个很称职的靠山。
四、找个现管，充当靠山（7）
张之洞一直没升迁，原因不在于他不帅，也不在于他没靠上李鸿藻，而在于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大多数人眼里（包括领导），言官也好，愤青也罢，他们的分内工作，就是上书言事，纠弹时政。既然是分内工作，干多干好都是应该的。也就是说，言官的工作数量和质量不和晋升挂钩。更何况，绝大多数人（也包括领导）都戴着有色眼镜看言官。因此，当言官不太好升职。
张之洞后来也明白这层道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后，他也想明白了另一个道理：长久不升职，不是说明你干得不好，而是你没干到点子上。上书言事，纠弹时政，虽然都是正事大事，但终究不是什么好事。没有哪个领导喜欢你报忧不报喜，也没有哪个领导愿意听你对他们的工作指手画脚，特别是女领导。
像慈禧的这样的女领导，就更不能对她说三道四，因为她是个自私狭隘的人，报复心很强。你屡屡上书言事，她没有处分你，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不要蹬鼻子上脸。女领导一般都渴望得到男下属的力挺和热捧，而力挺和热捧女领导的男下属，也往往都能得到提拔和重用。
想到这里，张之洞决定尝试转型和改进工作方法，寻找机会力挺慈禧。说得直白一点儿，他要想办法讨好慈禧。讨好慈禧，就意味着要违反言官的职业道德。如果不想违反职业道德，那就得退出清流党另立门户，然后紧紧地抱着慈禧的大腿，很犯贱地说：“慈禧姐姐，如果你想重用我，那就多多地抱抱我、亲亲我、夸夸我……”
然而，退党不是时机，紧抱慈禧的大腿撒娇犯贱，也不是个爷们儿干的事。无奈，张之洞又很艰难地作出了一个决定：继续潜伏清流党，穿着清流党的外衣，一边干愤青工作，一边找机会讨好慈禧。
这项工作技术难度很高，操作起来也有风险，但张之洞很有把握，他要做得滴水不漏，面面俱圆，恰到好处。他想，只要讨好了慈禧，让慈禧切实感觉到他对她的好，那么慈禧就会义无反顾地提拔和重用他。他的这个想法完全行得通，但这需要一个合适的机会，他在等待并寻找这样的机会。
● 中年悲剧
光绪五年（1879年）二月，张之洞的机会来了。但在机会来临之前，他第三次经历了丧妻之痛！那个和他情投意合的妻子王氏病故了，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女儿张仁准。
他太悲痛了，中年不能承受丧妻之痛啊！ 悲剧！这实在是悲剧！怎么会这样呢？人的一生，有多少个中年可以丧妻？又有多少个妻子可以在中年病丧？
我们无法想象张之洞当时的心情。王氏死后，他再也没有正娶。后半辈子，他虽然娶了李氏、秦氏等作为侧室，但他都没有把她们扶正。也许，他是谨以此举，表达对王氏及前两任夫人的深切怀念。也许，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克妻男，不敢再祸及未来爱他的女人。
张之洞虽然失去了深爱的王夫人，却得到了朝廷的提拔。同月，他升任国子监司业（清代最高学府的副校长），国子监司业是一个正六品官，他愤了两年，终于升了官，终于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上书言事了，真不容易！
● 慈禧的烦恼
张之洞升官了，慈禧却遇到了麻烦。麻烦来自同治皇帝的继嗣问题。四年前，她强暴祖宗家法拥立载湉为帝时，引起了朝臣们的强烈抗议。为了平息朝臣们的不满情绪，她提出让光绪生的儿子继承同治皇帝位。这显然是她的缓兵之计，但朝臣们一直在紧盯着这件事，并经常敦促她兑现此事。
四、找个现管，充当靠山（8）
四年过去了，光绪皇帝才八岁，他倒是想生个儿子，可他根本生不出来啊。因此，这件事慈禧一直没能兑现。慈禧没兑现这事有充分的理由，但有些朝臣却等不及了。其中一个名叫吴可读的吏部主事，他见同事们言谏都不好使，竟然决定走极端：死谏！
这年三月，慈禧领着光绪小皇帝，在清东陵为同治皇帝和他的皇后举行大葬典礼，王公大臣和文武百官都随行送葬，吴可读也在其中。吴可读是一个正六品的低级官员，他是没有资格随行送葬的，但这位老兄铁心死谏，于是找到主管领导好说歹说，最终被破例批准。
葬礼举行完毕，慈禧便率王公大臣和文武百官返京，唯独不见吴可读。他去哪里了呢？原来，他一直猫在队伍的最后面，趁人不备溜到蓟州（今天津蓟县）三义庙服毒自杀了。
自杀之前，他写了这样一封遗书：“请求两宫皇太后明降懿旨，为同治皇帝立嗣。二百多年来，大清皇位都是以父传子，这是万世不变的规矩。按照规矩，结合现实，你们应立同治帝的侄子为帝，可你们偏立咸丰皇帝的侄子为帝。你们立光绪不是来继承同治皇帝位的，而是来继承你们丈夫咸丰皇帝位的，这是不合规矩的，这对同治极不公平！朝臣们对此极为不满，可你们却坚持己见，太不把祖宗家法和朝臣们的意见当回事了。你们立了光绪也就算了，但你们不能不给同治立嗣。现在，我要抗议，我要以自杀的方式，请求你们尽快给同治立嗣。光绪是没有儿子，但你们要在同治的侄子中找一个，尽快找一个！否则，死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
吴可读的这封遗书曝光后，震惊了朝野，也成了当时的重磅新闻。因为吴可读赤裸裸地揭露了慈禧的野心和隐私，让她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
慈禧很恼火，甚至无地自容，但她没像某些领导似的身不正嘴还硬，凡事只要不利于自己，都要站出来辟谣。她觉得四年前的那件事，地球人都知道，如果刻意辟谣，事情会越描越黑，那样的话，她就会被动地陷入舆论的旋涡。
慈禧是明智的，随后她的做法也是很聪明的，因为吴可读死谏的事情，毕竟是事关帝国继统的大事情。于是，她把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召集起来，开会讨论这事究竟该怎么办。开会之前，她特别强调：“吴可读死谏的事情，我在四年前就已提出过解决方案，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事情是可以解决的，可他偏要死，我也没办法。”
慈禧这么说，就是在向王公大臣们暗示：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该怎么办就不该怎么办，究竟该怎么办你们看着办。
王公大臣们都知道慈禧的心思，但这件事情已被炒得沸沸扬扬，如果参议失当，势必会引起骚乱，也会引火烧身，所以他们都不敢发表自己的真实意见。王公大臣中有很多人都质疑此事，可面对慈禧那个性情怪异的女上司，他们往往言不由衷，各执一词，众说纷纭。很长时间过去了，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处理意见。
这种情况显然对慈禧不利，她必须快刀斩乱麻。可面对王公大臣的种种参议，她头皮发麻。她甚至很生气：这么多王公大臣，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力挺我呢？难道这么多人，连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想不出来吗？我不相信，我偏不相信！这些人分明在看我的笑话，不好玩，很不好玩！气死我了！
四、找个现管，充当靠山（9）
● 给力的奏折
四月的一天，就在慈禧无计可施、气急败坏的时候，一道非常给力的奏折让她眼前一亮，大喜过望，如释重负。那道奏折这样写道：
“请太后明降懿旨，光绪皇帝生了儿子后，就要作为同治皇帝的嗣子。慈禧太后的所作所为，既是两宫太后的意思，也是皇帝本人的意思，两宫太后和皇帝是一家人，既然他们的意见都一致，那么他们的意见就合乎祖宗家法，合乎臣心民意，大家就不要再起哄啦。”
“继位和继嗣其实都是那么回事，都是皇家的事，皇家爱咋地就咋地。现在虽然没有确定由谁来继嗣同治帝位，但将来继承光绪帝位的人，也一定是继嗣同治帝位的人。也就是说，继承光绪帝位的人和继承同治帝位的人，其实是一个人。大家不要把这个简单的事情搞得那么复杂，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很复杂，岂不是很累吗？”
“早在四年前，太后就解决这事了，可吴可读偏要死谏，他这是脱裤子放屁，他死得毫无意义，他白瞎了他自己。作为官员，上书言事时，要多提一些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事情，不要老整那些蛋疼的提案，也不要揪着那些既定的事情不放，简直是吹毛求疵！”
这道奏折真的非常给力，既强有力地替慈禧作了辩解，也维护了慈禧的正统地位和切身利益，慈禧看过之后，眼睛为之一亮，心头为之一震，然后被感动得掩面而泣：这奏折写得太好了，太给力了，事情可以解决了！
● 姐姐的告白
随后，她一看奏折落款，禁不住尖叫：又是那个张之洞啊！该死，我差点把他忘了！
张，姐当年真没看错你，你也真不愧是个奏折帝。你咋那么懂姐呢？又咋那么有才呢？从来没有人如此，打动姐的心。
张，你写的这道奏折真是太给力了，几句话就批驳了吴可读的所有指责和大臣们的所有议论，相信他们看了你的这道奏折后，都会无话可说，这是姐想要的结果。
张，你替姐摆平了这事，姐特别感谢你！放心，等姐忙完这一阵子，就着手提拔你。姐知道你前些年升迁慢，工资低，这都怪姐粗心大意，可姐过得也不如意。
知道吗？姐当的不是太后，而是孤独和压力。这年头，做女人难，做皇家女人难，做权力型皇家女人更是难上加难。因此，无论姐前些年怎样冷落你，你都不要往心里去啊，姐今后一定会补偿你、报答你！
● 一石二鸟
慈禧在心底盛情感谢了一番张之洞后，就根据张之洞的这道奏折，理直气壮地发布了一懿旨：“今后，在光绪皇帝所生的儿子中，谁继承皇帝位，谁就是同治皇帝的儿子！”
慈禧的意思是说，此事就这么地了，今后这事谁也不要再议了！这道懿旨发布后，朝臣们真的不敢再提此事了，而慈禧则安然地坐在太后的位置上继续呼风唤雨。
这一切都是必然的，但这一切也有赖于张之洞。张之洞成功而出色地讨好了慈禧，他必将一本万利。
张之洞在讨好慈禧的同时，也讨好了醇亲王奕譞。因为吴可读在遗书上明确要求慈禧现在就要为同治皇帝立嗣。如果真要现在就立嗣，那皇位继承者肯定就不是光绪皇帝的儿子了。如果不是光绪皇帝的儿子继承皇位，那醇亲王可就亏大了。因此，张之洞上的这道奏折，既维护了慈禧的地位，也保障了光绪皇帝和醇亲王一家人的利益，他当然讨好了醇亲王。
醇亲王记住了张之洞的好。五年之后，当他出山接替恭亲王执掌军政大权时，他和他领导的那帮军机大臣，就成了张之洞强有力的靠山。他们这帮人政见相同，互相倚重，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权阵营，在晚清政坛上独占鳌头，独领风骚。
至此，张之洞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成功地为自己织就了一张关系大网。他上有慈禧、醇亲王、李鸿藻、张之万等人，中有清流党那帮哥们儿弟兄，下有数百门生。在不久的将来，他将利用这层关系大网，稳定晋升，轻松做官，从而成为晚清官场达人！
一、为民申冤，声名鹊起（1）
● 洗刷“马屁精”
成功讨好慈禧后，张之洞不再郁闷了，因为慈禧肯定会报答他，他早晚会出人头地。短时期内，他也不必再想如何讨好慈禧这事了，因为讨好领导实在有违言官职业操守，还会让人说三道四。
果然，吴可读死谏案平定后，就有人说他趋炎附势，讨好慈禧，是个马屁精。这样的议论很正常，张之洞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官场是那么难混，升迁又是那么缓慢，他不想办法改变一下，能有出头之日吗？
讨好慈禧这事，做了就做了，不必后悔，也不必多想。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为自己正名，证明自己是一个恪尽职守、正义凛然、不畏权势的言官，要以正面的形象示人。怎样才能证明自己呢？张之洞盯上了一件事情——东乡惨案。
● 东乡惨案回放
话说咸丰、同治年间，四川当地政府规定的苛捐杂税极多，农民负担极重，实际负担要超出国家法定税收五六倍甚至十多倍。而在东乡，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东乡知县孙定扬在当地政府征税的基础上，又向每户农民追加了五六百文。他中饱私囊，肥得流油，农民朋友却被他榨干了，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同治元年（1875年）五月，一个名叫袁廷蛟的农民，率领七八百名东乡百姓齐聚县府，要求孙定扬降低税收起征点。孙定扬这厮非但没有安抚百姓情绪，反而恶人先告状，他向上司绥定府知府易荫芝谎报百姓聚众谋反，请求易荫芝派兵镇压。
易荫芝没有听信他的一面之词，于是马上派人到东乡核减税额，这引起了孙定扬的极度不满，他竟然黑白颠倒，向朝廷参劾易荫芝“坐视民变而不发兵”。随后，他又跨级向四川总督文格报告百姓谋反。文格接到孙定扬的奏报后，不问青红皂白，就批奏“各营痛加剿洗”。在他的指令下，四川提督（武职外官，从一品）李有恒率兵诛杀了四百余名东乡百姓，其中有一半是老弱妇孺！
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惨案，东乡百姓并没有被那帮畜生的屠刀吓倒，幸免于难的袁廷蛟决定代表受害百姓进京告状。然而，在那个黑暗、腐朽的万恶社会，根本没地方讲理，官官相护更是司空见惯。袁廷蛟状没告成，反被刑部拘禁，随后又被押解回川。
早在三年之前，袁廷蛟就代表当地受害百姓进京控告孙定扬，结果遭到了四川方面的追捕。袁廷蛟被拘捕后，又遭到了严刑拷打。但他很机智，后来竟在押解回东乡途中溜掉了。否则，他肯定会死在看守所。
朝廷在拘禁袁廷蛟的同时，还命令四川总督文格查办东乡惨案。文格对东乡惨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担心事情败露，头顶的那顶乌纱帽会保不住，于是欺上瞒下，谎报案情。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监察御史吴镇、李廷箫等人就联络了47个朝廷官员上疏参劾文格。文格自知罪责难逃，便将李有恒革职，然后引咎辞职，等候朝廷发落。
文格主动自首，朝廷应该追究他的责任才是，可朝廷为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局面，竟然只把李有恒、孙定扬革职，而文格则仅被降为山东巡抚。原山东巡抚丁宝桢（1820—1886年，贵州织金人）升任四川总督，彻查此案。也就是在四川，喜欢吃辣椒的丁宝桢，发明了一道中国名菜——宫保鸡丁。
丁宝桢曾在恭亲王和慈安太后的授意下，斩杀了慈禧最疼爱的太监安德海，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应该是一个不畏权势、刚正不阿的直正官员，他肯定能够为民做主，替民申冤。可这位老兄到了四川后，只顾整顿吏治，发展经济，而对于东乡惨案，就是拖着不办。
一、为民申冤，声名鹊起（2）
他知道这是一起冤案，可他有顾虑：文格在他的老窝蹲着，他要是查出问题，文格肯定会抓住他的一些把柄发难，那样就太得不偿失了。于是，他也决定来个官官相护，一拖再拖，企图把东乡惨案摆平。为了以绝后患，他还命令狱警乱杖打死了袁廷蛟！
丁宝桢处死袁廷蛟后，朝廷又派原两江总督李宗羲赴川彻查此案。李宗羲倒是查清了这个案子，可他觉得这起案子牵连甚广，甚至牵扯到好几位朝廷高官，他压力很大，只好将案情陈奏朝廷。
李宗羲的奏折送达朝廷时，清流党的张佩纶连上奏折，强烈要求朝廷严查东乡惨案，严惩杀人凶手李有恒。尽管事情被闹得满城风雨，但黑暗到家的清政府，直到第二年才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两人为钦差大臣到四川查案。
然而，恩承和童华都是贪官，他们沿途勒索百姓不说，还收受丁宝桢数万两银子。回京复命时，这哥儿俩当然百般包庇丁宝桢那帮人，朝廷没有查到他们的犯罪证据，只好维持原判，并发出谕告：此案为终审判决，所有人都不得再议！看来，东乡冤案似乎成了一桩铁案。没有人能翻案，也没有人敢翻案。
● 有备而来，强势翻案
张之洞偏不信这个邪！东乡惨案发生时，张之洞就在四川挂职学政，他对这起案子是知情的，但他当时只管教育工作，对于这种大案要案，他无权插手。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是清流党的牛角，慈禧的恩人，他要做一个大有作为的言官，干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于是决定为东乡的受害百姓申冤，决定为那四百多个冤魂翻案！
这既是一股正义力量使然，也是一种曲线发迹的权谋手段。他就是要通过翻这桩铁案来博取民意、积累人气，然后光明上位。
当他决定翻这桩铁案时，不少人都睁大眼睛说：“张之洞，你疯了吧？你才是一个正六品的国子监司业啊，你何德何能翻这桩铁案？案子牵扯了那么多高官，别到时候案子翻不了，倒把你自己搞翻了啊！”
面对人们的质疑，张之洞十分泰然，他成竹在胸，淡淡一笑：没有金刚钻，就不揽瓷器活。你们就看好吧！
张之洞做事力求面面俱到，滴水不漏。他首先简要地向慈禧奏明案情，并表达了他要翻案的请求。慈禧欠他一个人情，就同意了。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他走对了，因为这事只要得到慈禧的支持，他就不怕涉案高官打击报复，有慈禧撑腰，谁怕谁啊？于是在五月十一日，他一连上了三道奏折，这体现了他为民申冤的决心，也破了官员单日上奏折的纪录。
在第一道《重案定拟示协折》中，他详细叙述了东乡惨案始末，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乡惨案纯属孙定扬等人滥杀无辜，这个滥杀无辜是由孙定扬诬告聚众闹粮的百姓谋反，并请求文格派兵镇压引起的。而百姓聚众闹粮是由孙定扬违法加收百姓苛捐杂税引起的。因此，孙定扬是这起惨案的罪魁祸首。四百多无辜百姓都被他们残忍地杀死了，其中不少都是老弱妇孺啊。这帮人真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不杀他们不足以平民愤，而臣也不得不为痛哭流涕的四川百姓伸张正义……”
在第二道《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中，他引据经典，列举康熙、乾隆朝以来朝廷严禁地方政府加重农民负担，以及爱民如子、严惩贪官污吏的事实，并请求朝廷依法判处孙定扬死刑，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否则就很难安抚四百余百姓的冤魂，很难告慰农民英雄袁廷蛟，也很难让替罪之羊李有恒心服口服。
一、为民申冤，声名鹊起（3）
在第三道《附陈蜀民困苦情形》中，他恳求朝廷：“此案虽被钦定为铁案，但事情真相不是这样的。臣在四川待了三年，对此案知根知底，臣如果不为民申冤，那就愧对朝廷，愧对四川百姓。因此，臣恳请太后和皇上依法严惩孙定扬及相关犯罪嫌疑人，这些犯罪嫌疑人，不单单是四川百姓的罪人，也是朝廷的罪人，他们败坏了朝廷的形象和太后、皇上的英名，也毁掉了我大清帝国的根基大业，实在该杀！只有杀了他们，那些惨死的冤魂才能昭雪，那些受害百姓的怨愤才能平息……”
慈禧看了这三道奏折后，内心被深深地震撼了，毕竟那是四百多条人命啊，人命关天，怎能让他们白死呢？又怎能让凶犯逍遥法外呢？
震撼之余，她还被张之洞的谋略和见识折服：张，你这事办得好，既为百姓申了冤，也为朝廷纠了错，功德无量。另外，你的奏折也写得出奇漂亮，一下子就写到了点子上，不由得让人眼前一亮，豁然开朗。
确实如此，张之洞的这三道奏折，环环相扣，直陈案子的要害和本质，案子的要害和本质就是孙定扬诬告受害百姓，滥杀无辜。他是罪魁祸首，必须严惩他！
相比之下，张佩纶在一年前上的那道奏折，就没写到点子上，他只强烈要求朝廷惩处杀人凶手李有恒，而忽视了惨案的始作俑者孙定扬，朝廷只好维持原判。
现在，案情终于大白于天下了，慈禧便依张之洞所奏，作出终审判决：
判孙定扬、李有恒犯滥杀无辜罪，由原来的革职，改判斩监候，秋后处决。
判文格、李宗羲、丁宝桢犯渎职、包庇罪，交刑部议处。
判恩承、童华犯受贿、包庇罪，暂停职检查。
其他数十名文武官员，均依法量刑定罪。
● 步入中层
张之洞仅上了三道奏折就推翻了朝廷钦定的铁案，扳倒了包括总督大人在内的几十位朝廷大员，这既是正义之举，也是神来之笔，相当给力，也相当解气！
慈禧感动了，她诚恳地说：张，你为民申冤，为朝廷纠偏，实在是用心良苦，姐明明白白你的心，姐更加看好你。
满朝文武服了，他们由衷地说：张哥，还是你厉害，你够狠！你真不愧是奏折帝，俺们学习了！
四川百姓哭了，他们激动地说：恩人啊，您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不，您就是保护我们的神仙，我们祝您长生不老，寿比南山，永远保护我们。放心，这辈子，您死或者不死，我们都会供奉您的长生牌，早晚一炷香，每次三鞠躬，一生一世……
张之洞笑了，他欣慰地说：老子很过瘾，老子不费吹灰之力，就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瘾那是假的。老子只动动笔，就功德无量，声名鹊起，实在给力！
张之洞确实很得意，同治五年（1879年）八月，他平迁为左春坊中允（掌管皇后和太子杂事的官员，正六品）。第二个月，他就被晋升为司经局洗马（掌管经籍、图书和公文的印刷与收藏，从五品）。
张之洞原来是正六品官，现在升为从五品官，虽然只升了一级，但这次升级在他的官场人生中，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在封建社会，官员只要晋升为五品，那就说明他已经告别了低品级官员队伍，步入中级官员行列了。
张之洞，你真不容易！
张之洞，祝贺你！
二、力阻卖国，感动大清（1）
为民申冤，官升一级，这实在是一个激励。张之洞也尝到了甜头，他没有满足现状，而是乘胜追击，再接再厉，极力发挥言官职能，以忠君爱国爱民为怀，放眼国计民生大事，把上疏事业进行到底。他相信，靠上疏国家大事也能上位，这事很靠谱。
● 崇厚卖国
张之洞升为司经局洗马的这个月，朝廷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外交大臣崇厚（1826—1893，满洲镶黄旗人）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擅自同沙皇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
崇厚历任兵部、户部侍郎，三口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奉天将军。同治年间，他还开办天津机械制造局。天津教案发生后，他还代表朝廷出使法国谢罪。
崇厚虽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大臣，但他不懂外交，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竟然在沙俄的强势威逼下，擅自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一共18条，主要内容是：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归还中国，但伊犁以南特克斯河流域及斋桑湖以东的土地割给沙俄；允许沙俄在蒙古及新疆免税贸易，并增辟两条到天津、汉口的商路；允许沙俄在嘉峪关等七地开设领事馆，并赔偿沙俄军费500万卢布。
崇厚擅自签订了这份卖国条约后，竟然不等朝廷的批复，悄然回国。消息传来，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稍稍有点爱国之心的臣民，都措辞严厉地参劾崇厚，清流党那些言官们的表现最狠。张之洞作为清流党的青牛角，他更是摁住崇厚一通猛顶！
● 沙俄的野心
在介绍张之洞猛顶崇厚之前，先交代一下《里瓦几亚条约》签订的背景。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同治中兴”的局面已开始瓦解，帝国再次内忧外患。
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在陕西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新疆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起义头目为了攻城夺池，还向邻国浩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求援，浩罕王王阿古柏答应了他的请求，然后率军侵占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一带，并建立“哲德沙尔”汗国，从此开始奴役中国人民。浩罕王侵占新疆其实是受了英国的指使，英国派他侵占新疆，主要目的是抢先沙俄一步瓜分中国。沙俄看出了英国的企图，他们恨得咬牙切齿。
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蓄谋已久的沙俄大举出兵侵占新疆伊犁地区，并与英国爪牙浩罕形成对峙，西北边防告急！
然而，沙俄在出兵时竟虚伪地放出口号：“我们不是搞侵略的，我们是来帮助大清帝国清理门户的，待所有失地收复之后，我们立即交还领地。”谁都听得出来这是假话，因为沙俄的狼子野心昭然于世。
直到这时，清朝当局才想到要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但除了调兵遣将镇压回民起义、派人同沙俄淡判外，他们连“强烈谴责”和“严正抗议”这样的响屁都不敢放。
在清王朝这种极度窝囊的情况下，日本又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派兵侵占了台湾，东南告急！东南和西北两边都告急，清朝当局和满朝文武都坐不住了。危急时刻，是保护东南呢，还是收复西北呢？这个问题，在朝廷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争议在“东南”和“西北”两派之间展开。
东南派代表人物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年，安徽合肥人），他主张放弃西北，力保东南。他认为朝廷很难做到两边都兼顾，还说不收复西北对于朝廷来说不算什么，但如果失去了东南海防线，那么朝廷就如临大敌，后患无穷。
二、力阻卖国，感动大清（2）
西北派的表人物则是陕甘总督左宗棠（1812—1885年，湖南淮阴人），他坚决反对李鸿章这种顾此失彼的馊主意。他认为撤兵西北就是自毁城墙，每撤一寸，敌人就会进攻一尺。到那时，所有的敌人都会来犯，必将防不胜防。他建议朝廷当务之急，应撤出镇压陕西回民起义的部队，西征新疆，收复失地。
朝廷权衡利弊后，采纳了左宗棠的主张和建议，并任命他为钦差大臣，挂帅征西。
光绪二年（1876年）腊月，经过几年浴血奋战，左宗棠终于平定了阿古柏之乱，收复了被其侵占长达12年之久的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等地。左宗棠厥功甚伟，他因此成了民族英雄。
失地都收复了，沙俄也该兑现他们的承诺了，但他们认为清政府软弱可欺，就是拖着不还。不得已，清政府只好派崇厚出使俄国谈判。
朝廷崇厚出使沙俄，很多朝臣都担心他会把事办砸，张之洞更是忧心忡忡，于是他向朝廷上了这样一道奏折：崇厚出使沙俄前，应先到新疆实地考察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和左宗棠碰碰头，因为左宗棠最熟悉新疆的情况，他最有发言权。
张之洞的这个建议是合理的，也是明智的，但腐朽透顶的清政府愣是没采纳，结果就导致了崇厚擅自卖国且悄然回国的丑闻。
● 左、李相左
崇厚擅自签订卖国条约后，左宗棠立即向朝廷建议：先和沙俄交涉，声明崇厚所签订的条约是他擅自做主的，不具有法律效力，他不代表朝廷和臣民，朝廷和臣民不会答应，必须改约，重新商议。如果沙俄不同意，那我们就动用武力，谁怕谁啊！相信，只要我们足够争气，顽强到底，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是一个朝廷重臣和民族英雄的浩然正气，然而个别朝廷重臣的表现却很不咋地，比如一向主张对外妥协求和的李鸿章。
在左宗棠主张抗战的同时，李鸿章也给朝廷上了这样一道奏折：“崇厚是奉朝廷之命出使沙俄的，他代表的是朝廷，不能说他签订的条约不具有法律效力。条约签订了就不能反悔改约，反悔就是我们的错。如果错在我们，而我们又不认错，那就是没事找抽。人家就是抽我们，我们也底气不足，无理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