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万一他回答，“张一彤，你挺活泼的。但我还是觉得我们性格不合，不如分手。”那我该怎么办？我心里一痛，我有足够的承受能力来听他说这句话么？
没有。我没有。我不想分手。我还爱他。
我看着电话发起呆来。陈翎和韦丹要是看到我这副失魂落魄的模样，一定一个骂我守株待兔，另一个怪我倒贴。总之我给上海女人丢尽了脸。
手机终于第二次响了，是高亢！由于调的是震动档，我的整个人好像都要跟它一起震起来。
“是我。”高亢说。
我屏住呼吸，我现在的表情应该跟电视上等待宣判的死囚差不多。
“我这几天根本没办法工作，满脑子都是我们的事。”他说。
“我在永和豆浆看到你和那个德国人了。你看上去那么高兴，而且他还……碰你。我一开始气疯了，回到家越想越伤心。”
“我跟他没什么的。”我抢着说道。
我发誓只要他不伤心，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你听我说完，”高亢道，“后来我慢慢想，其实错在我自己身上。我们圈子很乱，可我想我能做到洁身自好，寻求简单干净不变的感情。是你让我明白了，我自信有能量，但缺
乏技巧。我一个人生活太久了，很久没有女朋友，不知道怎么跟女人相处。我自信可以带给我爱的人幸福，可却让她不快乐。”
我一边听一边流眼泪，我听见高亢说：“对不起，亲爱的，我不该怠慢你。委屈你了。”
我开始哭出声，一半是委屈一半是感动。
他终于没说“让我们分手吧。”他说的是“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么？”
我真希望高亢此刻就在我眼前，那我一定要让我身体里全部的委屈和不快乐随眼泪一起倒出来，留下一个平和、快乐的自己，和他一起，来迎接我们新的开始。
我第二天好好请陈翎吃了一顿，没有她的阴谋就不会有高亢的觉悟。我越来越发现男女相处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有大大小小打不完的战役。只有充满计谋和极富周旋能力的士兵，才能让最狡猾的敌人竖起白旗。
“所以说，谈恋爱光用感情是不够的，要用脑子。”陈翎循循善诱。
“效果是不错，就是太麻烦。”我回答。
“以后经常向我请教吧，我最近在研读《三十六计》，很受启发。以后可以拿你们那位做试验品，什么移花接木、声东击西，每一样都在他身上用过来。”陈翎道。
“美人计就算了。”我马上说。
“运气是靠不住的，得靠自己。”陈翎强调。
我很矛盾，我一直觉得爱情的美好在于它是发乎于心的，如果算来算去、步步为营，那不就成了商战，还能算爱情么？可是以我以往的经验，如果不动点脑筋，确实啃不动高亢这块硬骨头。
我的手机响了，是方亚洲打来的，带来一个坏消息：韦丹流产了，想见我们。
工作和装修的劳累，加上油漆胶水这些有毒物质的伤害，韦丹失去了她的孩子。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做完手术，在观察室休息。
韦丹脸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微笑地看着慌了手脚的我和陈翎。
“就像一颗桃子，如果风一吹，它就掉了。说明桃子本身也不好。我还年轻，等养好身体还可以有孩子。”她一手一个，拉着我和陈翎，平静地说。
韦丹没有哭，她变得那么坚强。我和陈翎却哭了。
“彤彤，我不想再工作了，家里还有很多事。”她看着我，“我跟我的老板推荐了你接替我。你好好准备，他下星期一会面试你。”
女人的年龄
蜜月期过后是漫长的磨合期，我和高亢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展开了我们爱情史上的第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先进行第一部分：批评对方。第二部分的自我批评还没开始，我们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不吵则已，一吵发现我们在对
方眼里的毛病居然那么多。难怪人家说“相爱容易相处难”，如果把漫长的磨合期比作万里长征，今天不过才开了个头。
不管怎么说，“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活动，引起了我们双方的自省。我和高亢都不约而同地修正自己、迁就对方。我不再在高亢那里喷香水听音乐，他就算再忙，也坚持每天跟我讲半小时电话。我们花更多时间在一起讨论剧本。
故事讲的是一个大学刚毕业没多久的建筑师，在一次酒后的一夜情中感染了艾滋病毒。为了存钱治疗，他在网上连载自己感染后的心得，被上海媒体狂加炒作后成了网上的名人，但没有人知道他白天的真实身份。
高亢立刻打开电脑，将剧本翻出来给我看。建筑师叫“张亦童”，虽然和我名字写法不同，但念起来几乎是一样的。以后如果自己的名字老在电视里被人叫来叫去的，我可能还真不大习惯，好像小学时候的课代表点名一样。
我市场部的面试很顺利，面试官是韦丹的上司John，他问上星期是不是我代韦丹去接的李宗盛？我说是。他说对方夸我机灵。当时的确在机场去酒店的路上出了件突发事件，不过被我和李的助手很快摆平了。我们接着随便聊了几句，然后他就问我这个星期能不能就过去上班？我说只要手续办齐了就可以。他当即拿起电话，说我现在就跟你们Jeffery谈。
我转进新部门之时，就是韦丹辞职之日。韦丹的流产令方亚洲又是心疼又是失望，勒令她在家里休养，严禁出门。因此我们没有正式办交接，我把她的东西整理打包好，让司机来取。
市场部集中了一群有趣的人。公司搞庆典，举办了一个抽奖活动，每个员工可以将自己的愿望写在卡片上，投进抽奖箱。老板们会当众抽取三张，实现上面的愿望。多数人写了手机、轿车和机票，我的是丽江五日游。就属市场部的愿望千奇百怪：有希望世界和平的，有建议公司搬去市中心的，还有要公司帮着找个男朋友的。身处如此活泼的气氛中，我就像掉队的八路军战士千辛万苦重回部队那么高兴。
同事中最搞笑的一个人叫Johnson，John的秘书也很有意思。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Q,我们就叫她QQ。她最近交了个男朋友，她叫对方爷爷，对方叫她小丸子。QQ有时候会在办公室里放音乐，把音量调得很轻，经常碰到好听的歌，就有人让她把声音开响点，有时候John跑来跟她交代工作，听到也从不说什么。John从不摆架子，如果要找我们，喜欢自己跑到我们座位上来讲话，不像以前的Jeffery，动不动就拿腔拿调地一个电话把我们叫进他的“鱼缸”。有时候明明门开着，而且他也正抬头看着你，你还是必须先象征性地在门上敲几下。
高亢坚持要带我去庆祝，于是我们去了第一次正式见面的那家必胜客。我们就是在这里互生情愫的。我想重温旧梦之后，隆重宣布我们第二次蜜月期开始。
“你说我们怎么花你的稿费？”我问高亢。“当然先要去德国转一圈，剩下的钱……我想把现在的房子卖掉，加点钱在好一点的小区里买一套，现在的绿化太少了，慕尼黑玩起来不过瘾。”他说。“可现在房价已经开始涨了。现在买多不合算。不如开家花店吧，名字就叫‘花痴’，爱花成痴，多好。”我说。
我们活像两个神经病，幻想着自己脚下是个千年古墓，里面有数不尽的金银财宝。“我校友帮我联系了北京的一家影视公司，他们总经理对剧本很感兴趣。要我过去面谈。”“太好了。”我立刻拥抱他。“还有更好的，北京现在有个电视剧交易会，所以全国各大电视台和影视公司的老板都在北京。就算这家谈不成，我还能找别的公司。
高亢以前跟我说过，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影视公司都在北京，他在那里拉到投资的机会自然比上海高得多。希望仿佛是一个夜总会美女，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向我们招手。
“你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慕尼黑？”高亢问我。
“好啊，你走前给我电话，我去你那儿接它。”我说。
“我明天有可能一接到电话就得走，你能不能今天晚上就带它去你那里？”高亢急切地问。
我不知道冒冒失失抱只狗回去，妈妈会不会不高兴。但我还是答应了。
“你刚才问我什么问题？”高亢道。
“我问你愿不愿意陪我去看申花对国际。”我问他。
“我对中国的足球没兴趣，要是皇马，我还勉为其难看一眼。”他臭美地道。
我把慕尼黑抱回了家，妈妈一见狗吓了一跳。
“哪里捡来的？快扔掉。身上有跳蚤的。”
我骗她说是方亚洲的狗，方亚洲怕狗影响韦丹做小月子，就让我代养几天。
小畜生一见形势不对，也谄媚地朝妈妈摇尾巴，还睁着一双大眼睛无辜地看她，真的像极了几年前希望工程宣传照片上的那双大眼睛。我从冰箱里拿了瓶矿泉水放在地上，“慕尼黑，水。”慕尼黑窜上去，用嘴叼起瓶子，跑到妈妈脚边把瓶子放下，拼命又摇了通尾巴。妈妈看得眼睛都直了。差点又想说“韦丹真有本事。”
我突然想起自己从未和高亢讨论过结婚的问题，婚姻对于我，就如同做母亲一样，似乎还是很久远以后的事，就连韦丹嫁人也没对我产生影响。我爱高亢，盼望跟他福祸相依、白头偕老，但那只是抽象的，具象上我远没准备好做一个贤妻良母。可妈妈的话好像醍醐灌顶，我问自己：难道就跟高亢一辈子这样下去么？明年我就26岁了，韦丹说过女人一过25岁就开始枯萎了，我还能这样下去多久？
高亢自从上次来过电话以后，就销声匿迹了。我发现旧的惯性一旦打破，是很容易建立新惯性的。我开始重新过起逍遥的日子，下了班不是和新同事们一起出去逛街、吃饭，就是回家逗慕尼黑、看小说。每天我也会想到高亢，但不再是相思的渴望，而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复杂情绪，像不知名的混合液体，惟一能做的是暂时放在一边，假以时日看它能沉淀出什么来。
事到如今我已经不指望这个剧本能卖掉了，汇过去的3000块钱够他用一阵子，或者等钱用完，他自己也会回来。
从韦丹家出来我突然很想去和高亢去过的那家必胜客，我想坐一下他坐过的那把椅子，或者它会激发我，让我想清楚一年来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事，带给我灵感，让我知道我们是否相配。
我快走到必胜客门口了，透过玻璃，看了一眼我坐过的靠窗座位。不看则已，一看我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高亢正四平八稳地坐在那里，和一个长头发的女孩子聊得投机。女孩子很漂亮，像某个时尚频道主持人。
此刻他不是应该在广州么？怎么却跑来这里？我脑中灵光一闪，高亢在北京的时候我几次打他手机，一旁好像总有个女人的声音。会不会就是这个人？天啊，会不会有更可怕的事情：他们根本就没去北京，从头到尾都一直待在上海？那这顿匹萨是谁买单？该不会是我寄给他的钱吧？他怎么好意思前脚向我借钱，后脚就花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冲进去，人赃俱获地质问他。可是我终于逼自己冷静下来，我退到角落，然后拨了他的手机。有人说，平时不撒谎的人，一旦撒谎，往往能瞒天过海。我倒想看看，高亢这次能玩出什么花样。
小小少年，没有烦恼（1）
手机失窃案正在审理中，公安局专门派了人过来，要采集我们部门所有人的指纹，然后一一拿去和手机指纹对比。
“所有人都到齐了？”QQ站得离办案的小伙子最近，小伙子问她。
“还有老板，”QQ低着头说，“不过，老板不会偷东西的，再说他的新手机多得都用不
过来，何必要拿旧的。”
“一样要查，”他看着同伴，一指QQ，“你陪这位小姐去把她老板请来。”
两天以后对比结果出来了，手机上的指纹不是别人，正是John的。
我和高亢也加入了周末夫妻的行列，而且是无性夫妻。我们每周六见上一面，然后一起吃顿晚饭随便聊聊，晚上各自回家。这种状态会持续两个月，如果他接下来不再接活的话。
今天高亢的心情比较好，大纲上星期交稿了，昨天拿到了5000元定金。他立刻就把欠我的3000块钱还给我。
我洗完澡上床，正准备躺下，电话响了，是高亢打来的。我心里一动，曾几何时，他很喜欢这时候找我，聊得听筒都舍不得放下。
“有件事我问你。”他话音不对。
“你说。”
“今天那个德国人既然是陈翎的男朋友，那为什么上次在永和豆浆里碰你？”
我脑子里“嗡”地一下，我彻彻底底把上次的事忘了。难怪他第一眼看到酒窝的时候表情怪怪的。唉！今天就根本不该让他们见面，本将军一时大意。36计有哪计可以拿来自圆其说呢，我飞快地想。
“酒窝是先追我的，可我已经被你的丰采捕获了，就介绍他认识陈翎。”我回答。
“你别骗我了。我上次就觉得奇怪，你手里提着友谊商店的袋子，友谊商店楼下就有吃的，干吗还跑出一站路来喝一碗豆浆？”
我本来想说，恋爱也像打仗，兵不厌诈。癌症病人的家属总是千方百计对他隐瞒事实为什么？人不可能一生中不说一句假话吧，只要用意是好的。可到底觉得有点狡辩。
“今天大家聊得那么开心，可我却听不懂你们说什么，我很羞愧。仔细想想，我跟你有时候像从两个部落来，我们甚至说的都不是同一种语言。”
我很难过，他说的，都是我心里想的。
据说麦肯锡的报告中提出两项方案：淡出中国市场或改革营销渠道。手机业务只是西门子众多业务模块中的一项，如果选择前者，西门子可以更专注于未来的3G战略及手机网络等相对更有优势的业务；如果选择后者，那就意味着随着手机从一个高科技产品转变为大众消费品，我们应对技术优势和营销劣势做出相应调整，将销售市场扩大到三四线城市。
在公司十周年的庆典上，我们全球的总裁宣布，我们不会退出中国市场，西门子手机业务是赢利的，我们会将失去的市场夺回来。
索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2001年10月，合资公司成立以前，爱立信的亏损约为146亿瑞典克朗。由于索尼在消费电子及设计方面优势明显，随着电话和电子消费品的整合，索爱推出一系列受欢迎的新产品，2002年的亏损减到13亿瑞典克朗。从2003年第三季度，索爱开始盈利，新的一切迹象表明，它都在驶入正轨。
虽然市场竞争空前白热化，但移动通信市场的前景之大，几乎没有商家愿意退出。索爱的翻身带来了希望，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经过产品创新和痛苦的重组，西门子手机一样可以渐入佳境。于是在10月，西门子在全球作出结构调整，上海西门子也将销售和市场部门从原来的合资厂并入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中。我们都重新签了合同，成为独资公司的一员。
妈妈对我转去独资公司并不太高兴，原来的合资厂福利很好，员工只要工作年限满两年，置业后可以凭合同副本向公司申请一笔数目不小的购房补贴。而独资公司的新员工是没有这项福利的。
“如果你们今年上半年结了婚，然后抓紧买房子，现在肯定拿到房贴了。”妈妈叹了口气。
天渐渐冷了，妈妈在给慕尼黑做羽绒服。她已经给小家伙做了件毛背心，真把慕尼黑打扮成了一只杂技团的小狗。
我没吭声，我不想让妈妈知道，上半年高亢还向我贷款，他连首付的钱都拿不出来。
“他是上海人么？还是在外地工作？怎么那么长时间也不来接狗？”
“他最近有点忙。”
自从上次去韦丹家做客以后，我和高亢再没见过面。我偶尔会转给他一些有趣的email，或发两条短信问候一下，他也没再主动找过我，不知道他的剧本写完了没有。
“他做什么工作的？”妈妈又问。
“编剧，写剧本的。”我答。
“噢，是吗。他都写过什么戏？”
妈妈立即表现出空前兴趣。我突然想起高亢说过，编剧这一行在外人眼里可能是万花筒，自己看久了便成了色盲。现在我真正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
“你看过的那个什么《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就是他写的。我告诉过你她是自杀，你还不信。”我回答。
“全怪我全怪我，最近电视里播的戏里，还有什么是他写的？”
“不知道。他现在在写一个30年代女歌星的戏，还没开机呢。”我说。
“那他知不知道XXX和XXX到底有没有一个私生子？”
妈妈报了两个韩国明星的名字，我都没听说过。我想她接下来就会提出见高亢，然后让他引见某个导演或星探，人家见她风韵犹存，说不定会提议把她打造成大陆版宫雪花。
“他叫什么名字。”妈妈问。
“高亢。”
小小少年，没有烦恼（2）
叫出这个名字的同时，我的心像被蜜蜂蛰了一下。
我找了个借口溜回房间，像得了软骨病一样躺在床上。高亢是我的紧箍咒，虽说时间是最好的止痛片，但只要一有人念经，我还是会头疼。
我们过了三个月群龙无首的逍遥日子以后，新老板走马上任了。Markus是上海人，走路风风火火，待人接物一副雷厉风行的样子。听说他在国外留过学，但具体哪个国家哪所学校什么专业目前还不太清楚。他在办公桌上放了个18寸大小的镜框，里面没有照片，而是一首打印出来的英文古体诗。这说明新老板不光英文好，而且很有学问，至少也是个古典文学爱好者。
过了一会儿，Markus自己来找我。我吓了一跳，以为QQ背后把我说他拼错单词的事告诉他了。
“一彤，我明天要跟老板开个会，下午我教你，到时候会上由你来做presentation。”他道。
我嘴上答应，心里连连叫苦：他跟老板开会，为什么也要手下来讲？老板越大越难伺候，我一个低年级的学生代表高年级同学发言，万一讲错了怎么办？这位Markus同学看架势不像会为我出头，只好自己吃不了兜着走。
下午我以为他会仔仔细细教我的，没想到只是泛泛交代了几句，就让我回去自己做ppt，然后发email给他。
我硬着头皮东拼西凑把文件做好已经6点了，见Markus桌上的笔记本电脑还打开着，椅背上搭了件衣服，我以为他去其他部门开会了，就一边准备明天的发言，一边等他。一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他的影子，我打了他手机，他那头有音乐，说自己突然有点不舒服，就先下班了，让我发到他邮箱，他明天一早会看。
我突然想起，我一早进办公室，他不在座位上，电脑开着，桌上很乱，椅背上有衣服。而通常我下班的时候，他的座位一样是空的，而电脑开着，桌上很乱，椅背上仍然有衣服。我就以为他比我早来晚走，不在办公室是因为去其他部门讨论工作或开会了。其实我被道具们骗了。
第二天，我战战兢兢跟在他后面走进会议室，里面已经坐满了高年级同学。第一个发言的就是我，Markus介绍了一下我，我连上投影仪，正要开口。老板却说，这份presentation是谁做的？Markus立刻说是他和我一起做的。老板道，那好，不用你手下人讲，你自己来说。
他讲的时候结结巴巴的，好像对业务根本不熟悉。好几次我听见鼠标嘀嗒地响，原来是他整个人在抖，手也跟着抖，碰响了鼠标。
等我几乎以为自己已经从高亢生活里消失的时候，却接到他的短信，问我星期六下午有没有空。
我问自己，如果我约韦丹或陈翎见面，会发短信么？我当然会直接打电话。只有换了客户或不太熟悉的人，才会先发条短信或写封email过去约时间，我和高亢的关系好像又回到初始状态。我们约好下午两点在徐家汇的一家餐厅碰面。
我进门的时候，见高亢正沉着脸在发呆。他瘦了一圈，比上一次见的时候更憔悴了。
“最近好么？”我问他。
“不好。”他直截了当地说。
歌星的剧本一个月前就交了，因为是熟人介绍的，定金付得又很痛快，他和另一个编剧就没盯着对方签合同。可交稿后麻烦来了，投资方一直拖着不付钱。他那校友催过一次，也基本是耳旁风。从上个月拖到这个月，上礼拜又拖到这星期六，本来说好上午去对方公司拿钱的，一会儿说他们写得不好，要另外找人改一稿，所以现在不能付钱，一会儿又说财务出去办事了，要他下午再来。
“他们公司就在对面，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去就来。”高亢指着对面的写字楼道。
他去了很久都没回来，我怕他出事，就离开餐厅，到写字楼下面等他。
我还是陪他去了医院。
当我在餐厅等待的时候，高亢和投资方争执，然后打了起来，对方打断了他两颗门牙。
牙医说牙根已经严重受损，为了避免发炎，必须立即拔除。
手术时，我在一旁陪着高亢，我握住他的手希望可以给他力量，他的手指冰凉，眼泪不停地顺着脸颊无声无息地流下来，几乎灌满了两个耳朵。
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高亢。
曾几何时，我像害怕生离死别一样，害怕听到高亢说出“分手”两个字，他也自始至终都没提，但门关上的那刻起，我们的关系结束了。
第二天中午我去餐厅吃饭。我要了客馄饨，排在我后面的德国人也要了一客。服务生端了一碗馄饨出来，却先给了他，我火了。
上一次和陈翎去襄阳路买东西，我想买个昆虫的纸镇送人。看到一个摊上有，就问老板多少钱，他理也不理我，还在一个劲和两个日本人讨价还价，对方只不过要买个几块钱的钥匙圈。有些中国人就喜欢做外国人的生意，不管对方砍起价来是不是更狠，好像自己的东西
被老外买走便很光荣，真是丢中国人的脸。
“是我先叫的。”我决定不再姑息这个犯贱的服务生。
“你比他先到，但是是他先叫的。”服务生理直气壮地看着我。
我正准备喊他的经理来，这时候我后面的老外用英语对贱人说，这是她点的，你应该给她。
我心里一乐，这就叫马屁拍到马脚上。
我回头看那个德国人，觉得有点眼熟。
“我可能需要一个刻度碗来吃馄饨。”他对我眨眨眼。
我立刻想起来，他就是我在北京培训的时候，在茶水间碰到的那个用刻度杯喝中药的家伙。
“你怎么不在北京？”我问他。
“我们的项目转来上海了。”他回头指了指角落里正在用餐的几个德国人。
我们总裁VonPierer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块巨大的恐龙化石，他说过，西门子庞大的身躯就像一只恐龙，多年前的恐龙随环境进化而灭绝了，但西门子绝不做恐龙。除了受经济形势和战争的影响有过几次回落外，在公司的150年历史中，发展一直比较平稳。谨慎的融资政策和不断的研发创新，使它避免了公司成长中的大起大落甚至灭顶之灾。在1958年世界销售额前100强的企业，到1994年只有32个企业还存在。
2004年快到了，公司在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了Annualdinner，这是我进入独资公司后参加的第一个新年聚会。西门子是一个典型的多元化公司，自动化与控制、电力、交通、通信、医疗等14个业务集团的全球员工总数达到44万，而在中国就有近3万人。晚上，上海公司的同事们像虫卵一样，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
小小少年，没有烦恼（3）
司仪介绍了今年的业绩，我们在《财富》500强里排名第21，取得订单额313亿元。西门子还计划投资10亿人民币在北京望京建造123米高的西门子总部大楼。这些话对我产生了化学反应，我油然而生出一种崇高的员工自豪感。
Buffet开始了，我端着盘子去夹吃的。食物中西合璧，看上去还不错，我盛了几块熏三文鱼。这时候身边有人跟我打招呼，我转头去看，原来又是那个德国刻度杯。
“你也来啦。”我说。
“我叫Werner。”他和我握手。
“和我们的创始人一样。”我说。
“对啊，我沾了他的光。你不觉得他很了不起么？我爸爸以前就是为西门子服务的，我叫Werner,我一个弟弟叫Wilhelm，另一个叫Carl。”
Wilhelm和Carl都是西门子的弟弟，这家做爹妈的真不动脑筋。不过话说回来，做名人真好，不仅可以流芳百世，连名字也被人用来用去。我小时候也梦想过做名人，整天上电视，走在路上都有人献花。长大以后才知道名人不是那么好做的，能活成现在这样就不错了。
我磨刀不误砍柴功，一边和他说话，一边往盘子里夹东西，不一会儿盘子就装满了。回头一看他盘子还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他好像连说话都跟喝中药一样专心。
“我喜欢上海，生活很舒服。北京也很美，但是风沙太大了，我冬天在街上说话，满嘴都会是沙子。”Werner说。
我发现他说的每一个德文发音都清清楚楚的，很好听。德国的方言像中国一样多，如果一个巴伐利亚人和一个萨克森人交谈，那他们还需要找个翻译，就像北京人遇到广东人。我喜欢跟德语讲得标准、优美的人交谈。
“我们周末去酒吧喝酒，你愿意参加么？”他问我。
我当然想参加，我需要找块德国进口的磨刀石磨我的德语。
“你的分机多少？我到时候通知你。”他说。
我把号码告诉他，就回座位吃东西了。他这才开始往盘子里装吃的。
“跟我说说saiwengshima的故事吧。”Werner看着我。
他说的好像是拼音，可我没听懂。
“就是塞先生、他的马和儿子的故事。”他又念了一遍拼音。
我总算明白他说的是塞翁失马，德国人好像对我们的成语故事很感兴趣。读大学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日后去德国读书，打工的最好就是做中文家教，每次外带讲一则成语故事，什么一日三秋、一箭双雕、一毛不拔，听着有趣时间过得快，还能展示我们泱泱中国文化。可惜我的德国梦只能下辈子继续做了。
我向Werner讲起了塞先生的故事，塞先生生活在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他走失了一匹马，却说“说不定是好事呢”。果然过了一个月，走失的马不仅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一群骏马。可他说“说不定是坏事呢”。果然没今天，塞先生的儿子骑这匹马出去玩，却摔断了腿，他却又说“说不定是好事呢”。果然不久，国家的敌人匈奴入侵，青年人都战死了，只有塞先生的儿子因为残疾，没上战场而活了下来。
我告诉他这个故事说明了所谓好与坏不是绝对的，是会互相转化的。比如他以前一直以为中国很穷很苦，中国人没衣服穿，可是偏偏把他派来了中国。来了中国一看，非但有衣服穿，还很好玩——坏事变成了好事；可他外派的时间太久，在德国的女朋友耐不住寂寞，跟别人跑了——好事变成了坏事；他发觉身边有个中国女孩可爱大方，于是找到了真爱——坏事还是变成了好事。
Werner恍然大悟地点头，我心想什么好事坏事都是拿来骗人的。说穿了生活就是一个谜，你永远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你，就像上半年看的一部AlPacino的电影《TheRecruit》，每十分钟颠覆一次剧情，真真假假好不热闹。真相只有在最后几分钟里才会揭晓。
星期天吃完晚饭，我和妈妈讨论春节去海南旅行。妈妈还没坐过飞机，我想用年终的奖金陪她去看海。
一个可怕的念头这时候闪过脑海。我再也顾不上喂狗了，将妈妈背起来，摇摇晃晃地回了家。
我把她在沙发上放下，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她。
“妈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是膝盖疼，还是髋部疼？”
第二天，我请假陪妈妈去医院检查，专家门诊的号已经挂完了，我们只好挂了普通门诊。
我“哇”地一声哭出来。立刻又想起妈妈还在外面，随时都有可能进来，忙用手捂住嘴，拼命忍住眼泪。感觉就像把流出来的鼻涕重新吸回鼻子一样难受。
“没说不能治啊，可以通过手术换上人工关节，但费用很高。”
不知道是被我的孝心打动，还是本人的美色和眼泪激起了他的怜香惜玉之心，或者只不过想说服我们用最好的手术材料，以分得更多提成，专家非常耐心地向我讲解起关于手术的问题。
我一回家就上网找股骨头坏死的资料。不看则已，越看越惊心：骨坏死又称“不死的癌症”“骨科白血病”，目前对这种疾病的治疗仍属于全球医学界的一大难题。今天的专家说得没错，通过手术换上人工关节，是目前治疗晚期关节严重病变的惟一手段。但费用昂贵，而且人工股头骨的寿命是有限的，几年以后还必须进行翻修手术，费用不说，皮肉还要受苦。可如果为了省钱不开刀只进行保守治疗，妈妈不仅会终生残疾，还有可能出现并发症死亡。
想到“死亡”两个字，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董少逸那张毫无生气的脸又出现在我眼前，我挥手将他赶走。我不要我惟一的亲人也变成这副模样！我一定要救妈妈！
可我哪儿去凑那么多钱？听专家的意思，手术最好能用进口的陶瓷股骨头和髋臼。可就算加上高亢留的4000欧元，也还是不够。姨妈会愿意帮我们，但她自己看病也要花钱，很可能自身难保；要不要去找韦丹呢？方亚洲有的是钱，但生意人是最现实的，韦丹已经成为他的囊中物，我对他不再有利用价值，他不一定会答应；我更不能去找高亢，他已经做得很漂亮了，分了手还留下那么多欧元，叫我怎么有脸再开口？
好啊，借不到钱，难道就让妈妈等死么？
其实，不是所有的门都封死的，最后还有一条路。
小小少年，没有烦恼（4）
第二天爸爸果然汇来六万块钱，我连同家里的储蓄，像搬砖头一样搬去医院，与昨天那位专家做了预约。妈妈当天就住院了。
全髋关节置换术是指：将已磨损破坏的关节面切除，然后像装牙套一样，植入正常平滑的关节面。一星期以后，专家为妈妈进行了手术。我在手术室外等了三个小时，妈妈终于被推了出来。专家朝我坚定地点了点头，说明手术顺利。
护士给妈妈打了针，她睡得很香。我在病房搭了个床，陪她过夜。妈妈轻微的鼾声现在听来特别亲切，它提醒我妈妈还在我身边，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第二天妈妈就醒了，一醒来就有气无力地问我手术花了多少钱。我没有把向爸爸要钱的事告诉她，骗她说换的是国产关节，很便宜。她忙问到底多便宜，我只好说所有的费用加起来两万多，这是我和专家事先商量好的答案。妈妈对金钱一贯敏感，我甚至怀疑：百年后万一她真的快不行了，我匆匆忙忙去外面买了寿衣回来，她也一定要先问多少钱？价钱合适后才会安心闭眼。
手术费宽了妈妈的心，她积极配合治疗。手术同意书上说老人的身体素质和抵抗能力都较差，手术后会有较高的并发症，所以护士每过两三个小时就过来测一次她的脉搏和血压，并观察伤口情况，以防感染。
我请了一星期休假，白天读报纸给她听，晚上就睡在病房里，我们的母女关系从来没有这么亲近过。妈妈的病情稳定，有过两次低烧，但很快就被抗生素压下去了。休假一结束，
我就去公司上班了。
手机响，我快乐地接听。却是医院打来的，妈妈被发现肺部感染，正在抢救室急救。
我只感到天旋地转，好像一下子被人从金贸88层推了下来。我查过资料：深部感染是一种灾难性的并发症，尤其老人体弱多病，很可能会感染后死亡。
我跌跌撞撞地赶到急救室门口，“抢救中”的标志亮着，妈妈还在里面抢救。
不知过了多久，急救室的门开了，一个医生走出来，门又关上了，妈妈没像上次一样被推出来。
“你是家属么？”她问我。
我拼命点头。
“跟我来。”她说。
我跟着她进了一间办公室，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打纸，写了几个字然后递给我。是妈妈的病危通知书。
我惊惶失措地拉住医生，“我上午走的时候不还好好的么？怎么深部感染事先没有发现任何体症？”
她说了些什么，但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我满脑子都是妈妈的脸。妈妈病危了！她马上要和腊肠犬一样了。
我拿出手机，拨了号码。
和上次一样，还是那个女人的声音。
“那是你们家的事，跟我们没有关系。青文已经够苦的了，请你们放过他。”她说完就挂了。
我像行尸走肉一样回到急诊室门口，门随时会开，医生随时都会出来，说，你妈妈死了。接着我就看见妈妈的脸了，冰冷铁青，她怎么会是我的妈妈呢？我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孤儿？
我只是一个弱女子，坐飞机只要飞机一抖，我跟着都会抖。我需要这时候有个男人在身边，握住我的手，陪我一起聆听上天的判决。我打了高亢的电话，他很快就到了。
我突然觉得人的大脑是妈妈大橱里的抽屉，记忆就像一封封信，总在那里。
爸爸每年春节前会雷打不动地往家里写封信，妈妈收到以后就放进抽屉里，从不打开，但也从不撕碎了扔掉。我没跟任何人说起过爸爸，包括韦丹和陈翎。他是我和妈妈的秘密，是刻在奴隶背上的身份标记，我们避之不及。
终于都说完了，我哭得几乎要脱水。
高亢难受地看着我，“这些事，你为什么以前不告诉我？”
“我觉得很龌龊。”我又哭了。
“傻丫头，”他张开手掌搭在我手上，然后握成拳头，“这一切都过去了。有我在这里，你妈妈会没事的，让我们一起为她祈祷。”
我闭上眼睛，高亢仿佛一个武林高手，通过手掌将功力传给了我，我确实宁静多了。
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抢救室的门开了，妈妈被推了出来，专家跟在后面，又对我点了点头。
高亢微笑看着我，我激动地拥抱他。现在是冬天，我却闻到青草的味道。那是他头发上的，像我们第一次拥抱时一样。
与白天的喧哗完全不同，晚上的医院是个宁静的世界。我享受着静谧的快乐，走出大门。路灯下有个人影，是高亢。
“我刚才问你晚上回不回家，你也没回答我。”他说。
“我以为你随便问问的。”我低下头。
“我从不随便问问题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还有个问题，”他看着我的眼睛，“张一彤小姐，你还愿意做我女朋友么？”
我愣住了。我听见他继续说，“你很了不起，我为你骄傲。希望我们能重新开始。”
他还是一样霸道，没经得我同意就将我拥入怀里。如果让我写一本《爱情指南》，第一条一定是：倘若你不清楚自己是否还爱一个人，就去抱抱他。这时候我知道自己还爱着高亢。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和着他的心跳声一起，快乐地歌唱。
命运像一个400米的操场跑道，我跑了一圈之后又回到起点。
妈妈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已经能进行一些功能锻炼了。下了班以后，我直接去了医院。
黄昏的阳光洒进走廊，病人在家属搀扶下，三三两两地在散步。
“彤彤。”有个苍老的声音在背后喊我，不速之客终于来了。
小小少年，没有烦恼（5）
一个星期以后，Markus被炒掉了，他的试用期到期，公司没签署正式合同。有一个传言说，他把公司的保密文件通过email转发出去，被IT发现，才导致了这一后果。他是当天接到通知的，人事部安排了专人监督，陪同他办理所有离职相关的手续，包括亲眼看着他把电脑里的文件拷贝进自己的移动硬盘。
好消息接二连三，妈妈出院了。我说服高亢星期天带着慕尼黑来家里做客。通过以往的
经验，我们都以为妈妈主要想见的人是慕尼黑，高亢处于次要地位，所以都没当回事。高亢星期天轻轻松松地就来了。
妈妈见到慕尼黑依然很高兴，但逗它玩了一会儿以后，就开始指挥保姆烧菜，好像心思不在狗身上。
这时候我们已经明白，慕尼黑只是一个幌子，妈妈这次真正要见的人是高亢。我也猜到她要说什么，但已经晚了。
“高亢，你最近又写了什么电视剧？”妈妈敬完酒，开始给高亢夹菜。
我看见高亢的脸上突然没有任何表情，过了一会儿才缓缓道，“什么也没写，我想休息一段时间，前一阵子写伤了。”
“彤彤说，你父母都不在身边？他们做什么工作？家里还有什么兄弟姐妹么？”妈妈的清单上应该列了一串问题，她可能在医院的时候就想好了。
高亢据实答了，妈妈又问，“写电视剧收入高么？你怎么不找家像样的单位，将来生病了、老了怎么办？”
我以为高亢会生气，没想到他立刻表示回去以后会好好考虑妈妈的问题。
我松了口气，妈妈却又开口了。
“高亢，你和彤彤商量过结婚么？你们也不小了，应该考虑了。”
我和高亢互相看着对方。
晚餐结束以后，高亢告辞。我送他去车站，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我既生妈妈的气又生自己的气：她拖我下水，使我成了她的合谋；而我好像一个嫁不出去的丑八怪，我们摆了鸿门宴让高亢入这个局。当然妈妈是为我好，希望我有个归宿生儿育女，可我觉得婚姻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就像大气层中的水汽足够多，天自然会下雨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