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只有“被耽误了的一代”，才是客观的评说。
面对时代的巨大压力，多数知青渐感自己是弱者。并且早巳悟到，自己们恰恰是，几乎惟独是——在知识方面缺乏力量。
他们和她们，本能地将自己人生经历中诺种宝贵的经验统统综合在一起，以图员大程度地添补知识的不足。即便这样，却仍无法替代知识意义的力量。好比某些乌疲惫之际运用滑翔的技能以图飞得更高更久，但滑翔实际上却是一种借助气流的下降式飞行。
最多，只能借助气流保持水平状态的飞行。
知识所具有的力量，只能由知识本身来积累，并且只能由知识本身来发挥。
知识之不可替代，犹如专一的爱情。
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有没有过知青经历，主观性强些还是客观性强些，企图通过自己的几篇作品或几部作品反映几千万知青当年的命运全貌，都是不太可能的。
一切知青文学组合在一起，好比多棱镜，它所折射出的是七色光。最主要最优秀的知青作品，也只不过是多棱镜的一个侧面罢了。
知青经历应该产生史诗性的作品。
但是目前还没有产生。
也看不出将要产生的任何迹象。
就整代而言，返城知青是中国“改革开放”之相当重要也相当主要的促进力。甚至，是推动力。
如果说粉碎“四人帮”是中国救亡求兴的第一件大事，那么知青返城当然是紧随其后的第二件大事。没有第一件大事的发生便没有第二件大事的发生。而第二件大事的发生直接改变了知青们本身的集体命运。所以，除了极少数当年成为“四人帮”社会基础的知青，大多数知青不可能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区别仅仅是，有人在较高的思想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有人在切身感受到的利益本能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
当知青一代也在中国消亡了，中国近当代革命史，便会显得是离中国人十分遥远了。
知青一代，是现实与那革命史之间的自然过渡段。他们最虔诚地公认那革命史的非凡性。它自身从未间断的反复的宣讲，刻在他们思想中的痕迹也最深。它是刻在他们头脑中的第一行思想。它本身厚重的非凡性史诗性，非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所经历的任何大事件可相提并论。虽然，他们的头脑中后来也刻下了另外许多行思想，但都不及第一行那么深。史诗性的历史，必定造就出独具风采的民族精英。后继者不可能再历类似的史诗性历史，因而不可能具有同样的魅力与风采，也就不可能获得他们同样的崇敬。
这里当然不是要仅仅将北京红卫兵“极左”化，而将别省市的红卫兵正确化。事实上，“极左”之于当年的青少年，犹如流感，任由发展，传染不但是大面积的，而且是迅速的。我仅仅想指出它的传染是有阶段性的。并且想指出，即使当年，即使同是红卫兵，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也仍是暗怀在大多数人心中的。
以毕生之心血和精力维护中国完整统一的周总理，又怎么能以中国的最大前途冒险呢？他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力，又是多么符合像他那么伟大的成熟的政治家的至高原则。当年他也只能更多地争取为国家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的权力。如果当年连他也最终丧失了这种权力，那么中国肯定陷人另一种不堪设想之境。
对于知青一代，中国的革命史，的的确确是一部充满英雄色彩的史诗性历史。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这一段历史，总之，它是史诗性的历史。总之它是充满英雄色彩英雄主义的历史。总之，谱写那一页历史的杰出人物们，起码像希腊神话中的俄底修斯们一般，若完全抽掉政治因果，也依然具有美学意义上的不可重复性、不可比拟性，以及可歌可泣的传奇性……
许多种社会现象，最初可能会受到针贬，最终却会变为时尚，形形色色的人们仿之效之惟恐不及，惟恐落伍。中国如此，世界也差不多如此。
在今天，在城市，追随文化时尚，往往是比追随物质时尚还高的消费。
知青一代从前所逢之时代的文化固乏，以及由此造成的自身文化享受的缺憾，与当代的文化品质雅俗掺半，芜杂泛滥，以及当代青年由此造成的自身文化享受的抉择难境，和捧熊掌而顾鱼的两全心理，相映成趣，各有其“代”面对物质之时尚和文化之时尚的窘状。
于知青一代是人被时尚抛弃的窘。
于当代青年是被时尚玩于股掌的窘。
总体面言，知青一代的多数现在孜孜以求的是物质以及物质的时尚，心中殷殷向往的却大抵是文化的时尚。
与知青一代相比，当代青年之大多数，表面孜孜以求的是文化，内心里殷殷向往的是物质。
当代世界，几乎每天都在以商业的名义挖空心思地制造着如此这般的花样百出的文化时尚。中国也不例外。以满足当代青年在文化标榜之下对时尚快乐的吞食。并且，此类快乐越来越趋于平价。
至于物质，它所满足的不仅仅是人的快乐，而是享受的级别。高级别的物质享受皆是高消费。当代青年既还为青年，一般没有经济实力达到。所以权作向往，储存意愿中。通过对文化时尚快乐的追求，渐渐地迂回地接近那物质享受时尚的高级别的目标。
青年群体中，不期然地站起一位中年女士，她一身的物质时尚。
而参加影迷协会，充当影迷，又是何等文化的时尚啊！
两类时尚集于一身。
只不过以她的年龄，充当影迷未免迟了十几年；将自己的头发和脸搞到那么现代的程度，也未免缺少明智。知青一代与时尚的关系，在她身上最为典型地体现出喜剧性的悲剧意味儿……
整代而盲，知青们属于当今城市里的低消费群体。
知青一代父母常企图这样教诲儿女：你们多么幸福！你们还可以更幸福一些！我们高兴使你们更幸福一些。但你们必须承认，你们幸福着。
而儿女们比照自己的同代们，也打算虚心体会一番幸福着的感觉，却总也不大能真切地体会到。因为幸福的感觉是越向优越比越少的东西。而他们正处在一个人人从小就被诱导着向优越比的时代。
因为他们中大多数实际上并不幻想儿女将来出人头地，一辈子名利双收荣华富贵。
他们的寄托专执一念地强烈地体现为这么一种思想——知识虽然不能使人富有，但足可使人不自卑。
这与自己们虽然具备许多长处甚至是宝贵的长处，却终因知识的憾缺常觉卑于人前有直接心理关系。
时代激变，形形色色的人有形形色色的话法。只要不恶，每一种活法都有正面的道理。
知青父母们从前试图反争夺，但近年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注定的失败，也就只有放弃争夺，由之任之。反正，能明白自己的事情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而且永远，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活法。凡明智的，不是必有积极的一面吗？将来，谁要发现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的特征，那么只能从知青一代的儿女们的身上去发现了。据我想来，只有他们和她们身上，还有一两片鳞，模糊不清地具有着那一种特征。其余一概之中国人，除了性别姓名符号和外貌，头脑里和内心里的状况都会变得雷同化、类同化。就像一种基因的克隆人一样。
都将是同一时代的克隆的产物……
知青一代的结婚，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包办”的色彩。“包办”者当然非是父母，而是时代。当年的时代，像一只巨大的手，以不可抗力将许许多多男女青年的婚恋故事彻底改写了。好比一部旧戏的戏名——《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有的虽遭“包办”，但幸而般配。有的极不般配，但也只得顺从时代之命。
真爱不那么靠得住，海誓山盟才显得重要。连海誓山盟也靠不住了，相依为命的意义就突出了。既能相依为命，必有某种情愫为基础。
良心便是当今的爱中开始稀少的。
而良心是这样一种事物，格守也升值。以升值的良心为数合剂，当今大多数知青夫妻之间的关系，虽然阉陋但却很耐磨损。
“泰坦尼克”号海难书写了人类精神千古流芳的高贵，演绎了人类精神的“主旋律”。它重注了“贵族”二字。
我们中国人面对世界可以骄傲宣布的是——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我们的国土上，发生过多次重大灾难，广大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私和高尚的精神，亦如“泰坦尼克”精神一样可歌可泣，感人事迹举不胜举。
“泰坦尼克”号精神，是人类高贵精神的碑。
“唐山”精神，以及中国人在种种灾难面前所表现的可贵精神，是中国人精神上的碑。
全人类真正的“贵族精神”万岁！
许多事，在中国都变得有点儿邪。
尽管如此，我觉得非虎的过错。对虎还是保持着三分敬意。
乃因——虎也是可以被驯来表演马戏的，但虎的表演不失起码的自尊。
对狗，我其实也是心怀敬意的。我敬军犬的忠诚，敬猎犬的勇敢，敬牧羊犬的“尽业”，敬“代目犬”对人的服务精神，敬看家犬的不卑不亢。甚至，敬野狗对自由的选择。我不喜欢的只有两类狗——宠物犬和马戏场上的表演犬。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大。前者表演给少数人看，后者表演给众多的人看。狗一表演，就不太像狗了，像猴了。
猴嘴里被塞了糖，马戏场上的表现尤其乖。
熊也那样。
海狮更不例外。一条小鱼足以使它表演起来乐此不疲。
但没见过驯兽员在虎表演之前或之后，往虎嘴里塞东西。这方式对虎不灵。驯兽员迫虎表演，靠的是电棍和长鞭。你看虎表演，总不难看出它是多么的不情愿。
狗、猴、熊、海狮，都会为得到一口吃的而反复表演。
在马戏场上，虎也不得不表演。但虎绝不肯反复表演。吃的、电棍和长鞭，都不可能迫虎反复表演。
虎为生存而表演。
虎不至于为取悦而表演。
虎宁肯在笼子里，其实不情愿上表演场。
狗、猴、熊、海狮，却宁肯在表演场上按驯兽员的口令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表演同一节目。那时它们嘴中有物嚼着，体会着区别于笼的快活。
而虎宁肯要笼中的自由。
我敬虎的不可彻底驯化的尊严。
据我想来，人与时代的关系，似也可将人与虎的关系来比。
时代也是不可被彻底驯化了像狗、像猴、像熊、像海狮那样完全按照人的示意反复为人进行表演的。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虎气。
人的猴气一重，时代就张扬它本身的虎气。时代的虎气一旦强大于人庞具备的虎气，人就反而陷入了被迫表演的误区。中国目前的表演太多了。
“猛虎啸于前面不色变，泰山崩于后而不心惊”——虎年之中国人，或该开始蓄备如此定力？
历史对于一座城市，只不过是它的今天的背景。这背景的文化气息再浓重，其实也只说明着它的过去。并不完全能代表它的今天，更难以证明它的将来。倘它今天的公民，不珍借那一种背景，不善于继承，不思发展，甚至反其道面破坏之，摧毁之，借那宝贵的背景资源以谋眼前之私，以图急切之利，则它的今天，岂不恰恰等于是对它的昨天的反动吗？也许不到明天，它就会变成一座没文化可言的城市了。它的文化背景资源，必将如被任意破坏的自然资源一样，挥霍尽净。结果是今人负罪于古人及后人。
一座新兴的城市，在二十世纪的末时，并不需要十代人百年史才形成所谓文化的积淀。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原来凡工商发达之城，几乎必是文化繁荣之邦。
文明不但是养育文化的基础，而且本身便是一道使人心情愉快的城市文化的风景。
不文明的城市不可亲，哪怕它有处处宙迹和悠久的历史背景。
文明的城市即使是座新城，也会促使种种崭新的良好的文化生机盎然地发展和繁荣。
文化首先是供人享受的，使人在享受中获益。一座城市的文化举措，应首先以这座城市的最广大公民的最实际的文化享受为出发点，为前提。至于上级关注不关注，外地人怎么评说，倒是可以不必太在意的。
“克隆”一只绵羊其实并不怎么的足以令人震惊；“克隆人”实验也并不怎么的足以令人震惊。圈是人类还保持着为什么事震惊一下的本能，这一点使我惊喜地震惊了一下。
“克隆”并非从一只绵羊开始。而是从许多方面，几乎是一切方面，早就悄悄地开始着了。
“克隆”一只绵羊的是科学。
“克隆”一个国家的也是科学。
人类的价值观念正在一部分又一部分地变得越来越相似。
科学的飞跃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剧着这种“克隆”现象。
经济和科学正在使世界越来越共性化。个性化的事物越来越成为遗迹和国粹。成为国粹和遗迹的事物千篇一律地将统统被纳入旅游业也就是商业经营之一种——世界“克隆”现象之一种……
在那个叫“大官”村的农村，两个农民所楔而不舍一争到底的，显然不仅仅是小小的村长之位吧？肯定还意味着更多些的什么吧？比如村人们对各自的信任程度，比如威望，比如面子，比如各自背后拥护者们的群体感奋或失落……
中国农民的大多数，进言之，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其实践民主方式的水平，远非某些人士所把人忧天倾地估计得那么低。恰恰相反，他们实际上已表现出了较成熟的民主意识。只要诚心诚意地将民主奉还给他们，并得体地协助他们而不是操纵他们，他们也是能够实践得较为出色的。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成熟已经不成其为任何问题，倒是某些人士的叶公好龙是成问题的，滞后的。
“公仆”者，乃由人民所选为人民服务之人。在中国社会的广大基层，人民对此最有发言权。人民的识别力，远比上级的识别力要高。
人民之民主的权力越充分，人民越强大。人民强大了，伪“公仆”们就渺小了。人民强大了，人民就越来越成为国家的主人了。
“公仆”们才能真正复归到为人民服务者的本位。
如血的夕阳沉到地平线以下了，当广裹而苍凉的大草原夜幕降临时分，他们乘军车离开了军马场。回望着在视野中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的营房和马厩，他想——它们也将成为这大草原上光荣与梦想的遗迹了。他想——他保存他“模范班长”的证书，一定要比大草原保存那遗迹更长久，更长久……
残阳西坠，秃穆的崖头仿佛渐濒渗出血来。无名的季节河不情愿地流着。河边一株枯树上，栖着几只寂寞的乌鸦。它们呆望远处，望着一条曲折婉蜒的野路的尽头。如果那可以勉强算作一条路，则是不常出岭的岭内人和他们的牲口年复一年从荒地上踏出的。
这一种宣传，背后往往是一次精心的纯粹商业营销性质的策划。
对于当代人，服装的魅力是传统中有当代性。没有就会使当代人敬而远之。对于当代人，小说的魅力也许恰恰反过来，恰恰需要在当代性中有传统。没有当代人也是会敬而远之的。大多数当代人既不愿执锄地生活在传统观念中，其实也不愿非常激进地生活在种种时代的“先锋”观念中。往往习惯于生活在传统与“先锋”之间的“过渡带”。所以“当代”一词之于当代人，细细想来，必然是一个含糊的、暖昧的，定义不甚明确的词。
老故事和畅销书之间的关系，其实正意味着当代人和爱、和性、和家庭观念之间的尴尬——不求全新，亦不甘守旧。全新太耗精力。守旧太委屈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