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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梁晓声》
作者：梁晓声
梁晓声被誉为“平民作家”。
《平民梁晓声》一书收录了作者亲手选出的、最能代表他平民立场的11篇作品，包括《钳工王》《边境村纪实》《私刑》这样的名篇。
梁晓声的作品，始终如一地关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文字富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尖锐地批判主义激情，不啻是一剂清醒剂，时时提醒着人们：在蝇营狗苟的生活之外，还存在着一种真诚、纯洁、互助的美丽的文明理想。
《平民梁晓声》一书，是修正文库“汉语表达者”系列之一。“汉语表达者”系列囊括了国内一流的著名作家，由作家亲自为自己的创作风格定位、亲手选出最能代表这种定位的作品。该系列已经成功推出《阿坝阿来》和《平民梁晓声》，王蒙、贾平凹、莫言、陈忠实、曹文轩等人的作品也将陆续面世。(青)
目录
非礼节性的访问
鹿心血
边境村纪实
猎熊
死神
钳工王
私刑
圆桌地图
突围
黑帆
椅垫
非礼节性的访问
这件事的真相——我指的是我在兵团失踪过一天一夜那件事的真相，当年我没对任何一个人透露过半句。天知，地知，我知。在这件事上我是谁也不相信的。尽管隐瞒真相使我蒙受种种怀疑，但说明真相的结果准会比蒙受怀疑更加严重更加糟糕。今天我要说明真相，不是为了替自己进行什么辩护，仅仅是为了说明真相而已。我他妈的没法成为一个能永远隐瞒真相的人。这没治了。他妈的干吗不来个真相大白？干吗不？
首先我得要求某些人替我作证——就是七连的某些人。有我认识的人。也包括我不认识的人。多几个证人倒并非坏事。喂，你们这些证人，你们一定都记得，当年我给你们连放完电影后，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对吧？只要求你们说——对，还是不对？
本来下午五点钟就应该放映的。但你们七连的电线突然断了，电工像只野猫似的，钻了十几家天棚才接上，拖延到快七点开始放映。刚放映三分之一，放映机又出了点故障。这可都是事实吧？那天真不顺!
团部放映员是各个连队的宠儿，哪个连队也不敢怠慢。放完影片，不管时间多晚，都要摆一桌“客饭”，对放映员表示“犒劳”，也可以说是讨好。这是条“不成文法”，没有哪一个连队敢破过。
那一天放完电影，我很快装好片子，想立即动身返回团部。七连长哪肯放我走呢？盛情难却，我只好在他奉陪下，违心“消灭”那顿“客饭”。我那天食欲不佳，没吃什么，却喝了不少。七连长是个“酒痞”。我是个实在人。喝酒的时候，我顶不喜欢推来拒去那一套。他一劝：“满上，满上。”我就干杯。我的原则是——舍命陪君子。仗着自己有几分酒量。其实七连长那号“酒痞”，不值得舍命相陪。我太犯傻。
离饭桌时，我已觉头重脚轻。七连长挽留我住下，我执意要走。必须走。第二天上午七点，我还要给团机关补放一场。当晚不走，第二天也得起大早赶路。三十多里呢。我是个模范放映员，从没误过放映时间。我不愿给人制造口实对我这个“模范”有所指责。我是个珍惜自己荣誉的人。再说，团部那台新买的放映机还没人使用过呢。首映者，也意味着一种荣誉嘛。
七连长有点过意不去，因为他们连耽误了我两个多小时。他亲自到马棚去牵来一匹马，亲自替我备好鞍子，扶我上马，将拷贝箱一边一个搭在马鞍后。他说那匹马老实得很，路上绝不会跟我捣蛋。就是这匹马坑了我。罪该万死的畜生!
我骑马离开七连不远，就意识到自己喝多了。寒风一吹，酒力攻心，胃中灼热，别提有多难受啦。那匹马好像四条腿长短不齐似的，把我颠吐了。吐后，周身瘫软，不得不伏在马背上，搂着马脖子，把自己这一百多斤完全信赖地托付给那罪该万死的畜生了。
那个夜晚雪下得很大。我没离开七连就下了，还是半路才开始下的，我不清楚。四野迷朦，路途难辨，马却走得很自信。
我也不知自己在马背上伏了多久，酒力稍过，抬头一瞧，马已不是走在江边了。挺起腰，勒住马，四周望望，觉得眼前的草甸子，桦树林，灌木丛，似乎很熟悉，又似乎很陌生。我迷路了。马却好像一点责任也没有，不断摆头，想使我放松缰绳，给它充分的自由。不远处有灯光。我策马向灯光走去。走近看出，是个哨所。我想，索性就在我们的哨所借宿吧。我们的边防军战士是不会拒绝收留一个迷路者的。便跳下了马。
一个人忽然站在我面前，也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一声不响地递给我一支烟，那意思是向我讨火。
我接过烟，一边摸衣兜，一边说：“同志，这儿离……”
我的话还未说完，一道强烈的手电光照在我脸上。接着，对方大喊了一句：“КИТАЕй！中国人……”
我顿悟：老天爷，我怎么到了“大鼻子”这一边啊？转身就朝来的方向跑，也顾不上那匹呆头呆脑的马了。
“站住，开枪啦！”喊的是生硬的中国话。
这两句的俄语我也会。战备的需要。双方一样。我知道这绝不是吓唬人的话。却并没站住。不能站住。站住岂不是当俘虏了？开枪就开枪吧，老子死也不能死在你们这边。死在这边，老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横下心，猛跑。
“砰”……
果然开枪了。不过听得出来，是朝天开的。他们还想捉活的？他妈的没门。
仍猛跑。
身后传来军犬的叫声。
更多的人在追我了。
头脑中只存在一个念头——一定要跑回我们这边来。
到底还是被活捉了。
事实上我在瞎跑，并不清楚“我们这边”究竟在哪边。
我被反拧双臂，押入他们的哨所。他们将我推到角落。其中一个，官衔顶大的一个——下士，抓起电话，一边叽哩咕噜地大声说话，一边从头到脚审视我。苏军官衔，我从他们的肩领章一眼就能分得出高低尊卑。包括他们的将军和元帅。战备教育向我们提供过这方面的学问。这几个苏联兵，看去都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可能顶数那个下士年龄大些，但也大不到哪去。一个班的地道“娃娃兵”。那个下士班长，一张瘦长脸，一对黄眼珠子。他那张脸无论如何都不能给人留下严肃的印象，却又偏要故作严肃的表情。鼻梁四周布满了雀斑，好像曾当面挨了一沙枪。被这么几个“娃娃兵”活捉了，真他妈的窝囊。
有一个持枪站在我身边，监视着我，不许我动一动。
那下士放了电话，说了句什么俄语，就有一个将一把椅子——惟一的一把椅子，摆在哨所正当中。监视着我的那个，把我推到椅子前，按坐下去。然后，他们就分站到两旁。
下士站在我对面，两肘抱在胸前，一只手摸着光溜溜的下巴，黄眼珠子盯着我。他那模样，使我有理由猜想，他是在扮演捷尔仁斯基的角色。但他扮演得很不成功。他根本不具备捷尔仁斯基那种威严气质，没有捷尔仁斯基那种锐利的目光，也没有捷尔仁斯基式的胡子。先天不足。
看样子，他们要开始对我进行审讯了。
被一个下士审讯，落到这般地步，真他妈的可悲。
下士说了一句俄语。
第一个发现我的士兵，就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必须回答我们的每一句话。”
口吻挺严厉，但语调很滑稽，像舌头长的东北人学上海话。看来他们和我们一样，每一个哨所，起码有一个会说几句对方语言的人。“土翻译”。
我打定主意，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
下士又说了几句俄语，“土翻译”就用生硬的中国话接连问：“你的姓名？”
“……”
“你是侦察兵？”
还算客气，没用“特务”这样的字眼。
“你越境的目的？”
“……”
“你，持不同政见？”
把老子当成背叛祖国的人了。我感到受了极大侮辱。
“放你妈的拐弯罗圈狗臭屁！”我腾地跳起来，破口大骂。这是我们知青中某些粗俗的小伙子新近集体创作的骂人话。骂起来还挺不顺嘴，像说绕口令。
我不知道按照俄语语法，能否非常准确明白地将这句中国话翻译过去。但看得出来，那个“土翻译”要将这句话翻译过去，水平是很可怜了。他结口巴舌，吭吭哧哧，打手势，涨红了脸，叽哩咕噜了足有三分钟。翻译明白了没有？他们听懂了没有？我不得而知。他们面面相觑。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我骂他们，可不是为了使他们开心。我举起凳子，要砸那下士。他们跟我来捷尔仁斯基那一套，我就认为自己应该是许云峰。
结果“许云峰”被“捷尔仁斯基”们揍了一顿。
挨揍正合我意。不挨顿揍我回去后就说不清楚了。
审讯无法继续下去，他们才想到应该搜查我。
边境地区通行证，笔，人民币，折叠小刀，还有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土翻译”看了看我的边境地区通行证，对下士说了句什么。下士又对另一个士兵命令了句什么，那士兵就走到外面去，将我的两个拷贝箱拎了进来。
下士蹲着研究拷贝箱。他那样子连我自己都有点怀疑，我带的究竟是电影片子，还是伪装的电台、发报机或定时炸弹什么的了。
一个士兵用仪器——那玩意儿我见识过，是检测定时炸弹的——煞有介事地对两个拷贝箱检测了一番，才放心大胆地打开，见里面满满地装的是电影片子，又盖上了。
他们有点相信我不过是一个因迷路而越境的中国放映员了。我看得出来，他们相信了这一点后，竟都有些沮丧和扫兴。我心里暗说：“活该扫你们一大兴！”我的几个在武装连队担任边境巡逻任务的同学，也常常希望隔三差五地捉到个把特务。不是希望没有特务越境，而是希望捉住越境特务，看来这是一种流行于两国边境地区的病。这挺值得心理学家们研究。
他们能相信我不过是一个中国放映员，这一点毕竟对我这个越境者是有利的。他们对我的态度稍有缓和。
下士挺尴尬地抽起烟来，还搭讪地朝我递过一支。我将脸一扭。岂能吸他们的烟？不过可真想吸支烟。下士没给自己人烟，却朝我递过来一支，使我对他的敌意减少了一半。
下士忽然又通过“土翻译”问我：放映员为什么穿军装？
我思考片刻，终于回答了他们一句：“我喜欢穿军装。”何必将已缓和下来的气氛再搞得像刚才那么剑拔弩张呢？于我自己一点好处没有。
“土翻译”将我的回答翻译之后，下士居然微笑了。他的几个部下也彼此交换着满意的眼色。这几个苏联“娃娃兵”，大概难得听到什么恭维话。我的回答，哪国当兵的听了都会感到愉快。不过我可不是有意讨好他们。我说了句真话。
接下来又问：
中国的电影好看吗？
当过“红卫兵”吗？
挣的钱多吗？
在我们的“团”里，姑娘们都很漂亮吗？也像我一样喜欢穿军装吗？……
我想：我他妈的可不是在举行记者招待会。
又一想：这些问题并不属于国家机密，纯属民间情况。既然他们不在我面前扮演捷尔仁斯基了，我也就大可不必继续在他们面前维持许云峰式的尊严。使他们的好奇心获得一点小小的满足，说不定他们会通情达理地放我回到我们这边来。
于是我就告诉他们，我们的姑娘个个年轻，漂亮，活泼，可爱。我挣的钱不少，相当于他们的一个少尉连长的工资，天天请姑娘们下馆子也花不完。其实我的工资是三十二大毛。我还告诉他们，我曾经是某市红卫兵副司令。不吹牛白不吹，别让他们区区一个下士小瞧了我。我们的电影内容和题材广泛极了，实际上几部样板戏影片在我们的各个连队至少已巡回放映过三遍了。
“土翻译”将我的话翻译了之后，他们都显出大为羡慕的样子。那下士，简直对我有点刮目相看了。我得出结论——这几个苏联“娃娃兵”挺容易唬。
下士第二次递给我烟，我没拒绝。落到这种地步，还管什么。阿尔巴尼亚的、罗马尼亚的、古巴的、朝鲜的烟我都吸过，还没吸过一支苏联烟呢。烟酒不分家嘛。中苏进行边防会晤时，两国官员还相互敬烟呢。我知道。
他们颇友好的表示，使我一时忘了自己的处境，还给他们唱了一段河北梆子：
那边厢，走来了，列宁同志，
他言道，这包香烟，我不要，
请马上送给，
捷尔仁斯基……
这是我们团宣传队自编自演的《列宁的故事》中的几句唱词，是受了“移植样板戏”的启发。
我唱一句，“土翻译”译一句，他们都听得挺开心，一个个咧嘴直乐。
末了，下士通过“土翻译”告诉我——一会儿将有一辆吉普车来把我拉到他们的边防站去。并解释说这是履行职务，他们无权释放我，尽管他们完全相信我是一个中国放映员。
我顿时呆了……
下半夜我是在他们的边防站度过的。单间，门外有“警卫”。情况太不妙。我哭了。
第二天上午，我被带出了“牢房”。刚被押出，就有一个苏联士兵被推了进去。那小子一点不在乎，挺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还向押我的士兵问了句什么。押我的士兵没理他。他耸了一下肩膀，就对我做鬼脸。他进了“牢房”还不安分，隔着带铁条的小窗口朝什么人微笑、摆手。我顺他的目光看去，见不远处站着一位苏联姑娘，围着一条灰色毛围巾，穿件褐色的旧呢大衣，频频向他抛送飞吻，一副含情脉脉的模样。我恍然大悟，免费住了半宿的那“单间”，是他们的禁闭室。我竟有点嫉妒那被关禁闭的苏联士兵。我要是也只不过被关入我们的禁闭室，外面也有位姑娘含情脉脉地对我频频抛送飞吻，他妈的我也会一点不在乎的。
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子。我被押着走在村路上，尽量迈出很从容的步伐。路左是几排营房，路右是一幢幢粉刷成白色、黄色、或浅粉色的民宅。都是独家独院。院子都是用木板围成的。木板都是刷成深绿色的。这村子挺美观。村里也有标语牌。可惜我不懂俄文，不知写的什么。兴许是勃列日涅夫的语录？
我忽然想到，我们团机关的三百多人，此时此刻肯定全坐在大礼堂里，不耐烦地期待着我出现在放映机旁呢。能有谁会想到，我正在边境线这边进行非礼节性的“访问”呢？
清楚地看到了馒头山。它在我们那边。可见这个苏联村庄离边境线并不远。太阳还没升起来。山后已有万道霞光辐射。山顶及山坡的皑皑积雪，被霞光染成了金橘色，红装素裹，景象十分美丽。
我成了边境线这边的俘虏，世界上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件，太阳却照旧从边境线那边升起。
这世界真他妈的缺少人情味。时间不必长，只要我一个星期内不回到我们那边去，准有人非常高兴地接替我这个放映员的职务。人们照样会看上电影。各个连队会像讨好我一样讨好新任放映员。这种种想法使我相信了一条真理——没有谁地球都照样转。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他妈的相信真理有时并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啊。
审讯我的是一名少尉连长，留着两撇挺神气的小胡子。被一名少尉审讯，我的心情并不比被一名区区下士审讯得到多少安慰。翻译是个女的，我怎么瞧她怎么觉得她像苏联影片《女政府委员》的女主角。她没穿军装。我无从判断她是军是民。但她中国话说得真流利。我怀疑她是个“二毛子”。
其实倒也算不上审讯。少尉没在我面前扮演捷尔仁斯基。我也早就没了充当许云峰那种兴致。少尉看了看我的边境通行证，对女翻译皱起眉头说了几句什么，她就走到门外叫进了那个押我来的士兵。
我又被押回了“牢房”。
大官好见，小鬼难搪。看来这句话有国际意义。少尉当然不过是少尉，但分明比下士更易于接受事实。
我的同“牢房”的“难友”——那个被关禁闭的苏联士兵，不知怀有什么企图，凑到我眼前，似乎想和我拉近乎。遭到看守的严厉喝斥，他才退到“牢房”另一头去了，却他妈的还偷偷对我做鬼脸。
过了一会儿，那女翻译给我送来两个面包，一截香肠，两支雪茄。走时还对我笑了笑。她那笑使我产生了某种本能的戒心，敌人对我笑，可能我就得付出什么代价了。我想，不到万不得已，我没必要绝食。我得吃饱，准备着，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我狼吞虎咽地将面包和香肠吃掉。想吸雪茄却没火，我的打火机在少尉的桌子上。那个苏联士兵又凑过来，主动掏出火柴给我，同时从我手中拿走了一支雪茄。虽然我吃亏，但也只能进行这次吃亏的交易。他刚吸了两口，被看守发现，异常严厉地训斥了他一顿。他乖乖将雪茄掐灭，还给了我。我白捞他一盒火柴。看守并未喝斥我，我也不理看守，照吸不误。看来我比他们自己人还受点优待呢。
下午，女翻译又来了。
她对我说：为了证明我确实是一名放映员，我必须给他们放映一场电影。如果我会，他们就完全消除对我的怀疑。放完电影送我过边境。
我没有很充分的理由表示严正抗议，就反问：是请求我？还是命令我？要是命令我，我拒绝。我暗想：这关系到我是否丧失气节的原则问题，不能妥协。
她微笑了，说：“你如果很希望是请求，那就算是我们的请求吧！”她笑起来挺博人好感。
我非常违心地点了一下头。
于是她就带我走了。当她跟看守用俄语说话时，我那个“难友”似乎听明白了我是被带去放电影的，就跨到门口，也对她叽哩咕噜地恳求什么，大概是恳求放他出去两个小时看电影。
她只对他笑了笑，摇摇头。他那种沮丧的样子，着实有点令人同情。我被带到了他们的乡村俱乐部。银幕已挂好，放映机也架好了。座无虚席。一半座位被士兵占据，少说有一个连。另一半座位被村民占据，男女老少都有。过道还站立着不少没位置的人。士兵们一个个坐得很端正，像遵守课堂纪律的小学生，神情都那么严肃。他们的姑娘专爱往士兵那边运动。运动到一块儿，依着偎着，嗑瓜子，说说笑笑，有意无意地朝士兵们头顶抛瓜子皮儿。我发现少尉朝她们运动过去，对她们说了一句什么，她们就爆发出一串响亮的笑声。士兵们一个个仿佛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活脱是一具具出土的俑。小孩子们吵吵嚷嚷，在人堆和过道中钻来挤去，将气氛搅得热热闹闹，乱乱哄哄的。要是在我们的哪个连队里，放映前这么无秩序，我就绝不开放映机。我对自己暗暗说：伙计，犯不着和他们使小性子嘛。
我一被发现，立刻将无数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嘈杂声渐渐平息，连俑似的士兵们也纷纷朝我扭转脑袋。孩子们不钻来挤去了，姑娘们不说说笑笑了，也不往士兵们头顶抛瓜子皮了。我不卑不亢地走向放映机。我是被他们请求放电影的。
是台旧放映机。我们团也有这么一台，农场时期遗留下来的老家当，是他们还是我们“老大哥”的年代送给我们的。早就不能使用了，扔在宣传股的破库房里。我曾想将它修理好，煞费了许多苦心。
我随身带的两箱片子，摆在架设放映机的桌子上。我忽然寻思过味来了——他们是找借口看一场中国电影。他妈的让他们寻找到了一个聪明绝顶的借口。当灯全部熄灭，我开动放映机时，暗暗打定主意：断片三十次。
银幕上出现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厂标——工农雕塑交手高举镰刀斧头，缓缓旋转……
让我在这里补充说明：我带的那部影片，并不是一部我们的国产片，而是一部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这是当时在我们国内极少的允许公开放映的苏联影片之一，是我这个团放映员的一张“王牌”。片子已经快放烂了，但我们各个连队的人仍百看不厌。要是哪个连队的头头对我不太够意思，我便警告他：“从此不再给你们连放《列宁在十月》。”他就熊了。
观众骚动起来。
活该扫他们一大兴。
不知那少尉作何想法？
女翻译出现在放映机旁了，大声向观众用俄语解说道白。只有她才能挽回这使他们万万预想不到的局面了。本国人观看本国影片，需要现场翻译，这大概是放映史上的奇事吧？但骚乱起来的观众并没安静下来。他们跺脚，吹口哨，发出嘘声。倒是女翻译自己首先安静了，不再继续用俄语解说。
“他们宁愿听不懂……”她悄悄告诉我。听她的语调，就知道她很窘。
我顿时理解我的观众们——习惯说法——的心理了。他们是满怀希望来看一场中国电影的。他们太失望了。我为他们放映的虽然是一部他们想必已看过多遍的苏联影片，但毕竟是中国话配音。从这一点讲，他们可以认为自己看到的是“半部”中国影片。这便使他们感到落空了的希望获得某种补偿。他们当然宁愿听不懂了。看得懂而听不懂，这也许算是一种特殊的欣赏吧？
他们渐渐安静了。
他们看得出神入化。
他们仿佛确实在看一部从未看过的，早就希望看到的中国影片。
那么一种令人难以置信难以描绘的满足状态。
最佳放映效果。
我敢跟任何一个人打赌——绝没有哪一位苏联放映员，在放映这部苏联人都已看过的，五十年代的苏联影片时，会取得像我一样的成功。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因此而得意。心里确实有点暗暗得意了。
我的观众们——习惯说法——又骚乱了几次。跺脚，吹口哨，发出嘘声，因为断了几次片。不是我故意弄断的，我说过，它在我们那边已经快被放烂了。
少尉走到放映机旁一次，通过女翻译问我是否放映机有什么问题？需要他替我做些什么不？
我开始产生了一种连自己也莫明其妙的责任心，再就没断过片。
伟大的，不朽的《列宁在十月》。
真够遗憾的，我不能接着放《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在一九一九》。如果这两部片子就在放映机旁，我指的当然是被我们译过道白的，我肯定接着放……
影片结束时，他们鼓起掌来。
我竟有些激动。
我首次在我们的连队放映这部影片，结束时，我们的观众也鼓掌。
我内心里充满了骄傲和自豪。我想，我可能是放映史上的第一个为苏联人民和苏联士兵放映《列宁在十月》的中国放映员吧？感激我们的出色的配音演员们，如果我有特权，我一定同时为他们颁发两枚奖章，一枚中国的艺术家奖章和一枚苏联的艺术家奖章，都应该是金质的。
我的观众——我再次强调，习惯说法——苏联士兵们，苏联老百姓们，并未马上离散。他们都从自己的座位站起，转过身来望着我。站立在过道的人们，竟拥至放映机前来了。我忽然觉得从他们之间寻找到了一种与我共通的情感——一种我每次放映这部影片时内心里都会产生的情感，那就是对伟大的列宁的热爱，对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历史崇敬。从当时那种极特殊的氛围中，我感受到了一个事实，列宁在他们心目中，不惟是一位领袖，而且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人。
女翻译悄悄对我说：“他们希望你对他们讲点什么……”
我惶惑了。
我不知道我应该对他们讲些什么，不应该对他们讲些什么。
他们静静地期待着。
我憋了半天，才大声讲出一句话：“尼古拉大门也要打开吗？……”
这是影片中的一句道白。卫队长说的。我说时，没有忘记同时作出卫队长那个绝妙的手势。
他们满意地笑起来。
一个就站在我对面的苏联少女，指指我的胸——我胸前挂着一枚胸章。那是当年我们的军队里无论官兵人人都有的胸章——写着“为人民服务”的长方形下缀着金光四射的五角星。
我以为她要仔细看看，就摘下来递给了她。没想到她却以为我是送给了她，一接到手，就高兴地挤出人墙跑了……
我被带出了他们的乡村俱乐部。带我的不再是士兵，而是那个女翻译。也没有被带回他们的禁闭室，被带到了另一个房间。
房间里摆着一桌足够三个人吃的饭菜，还有一瓶酒，一包烟。
没有他们的什么人陪我吃，这使我吃得更大方。不能白给他们放一场电影啊。
我没动那瓶酒。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喝一口酒了。
……
当天晚上，小吉普车送我到了边境线。
我请求他们，不要将我移交到我们的边防哨所或边防站。
我骑着那匹呆头呆脑的马，带着《列宁在十月》，在黑夜的掩护下，又神秘地回到了我们这边。
我当时真羡慕那匹呆头呆脑的马，它往返坦然，不会受任何怀疑，也不必向任何人交待什么。
我远离边境线后，勒住马，回望冰封的黑龙江，心中暗暗说：“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列宁，感激你。你的名字，使我这次非礼节性的‘访问’，受到了颇有人情味的接待……”
回到团里，我说我迷了路，冻坏了，被一个猎人背回家中……
不久，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一个离边境地区极远的连队当小卖部售货员……
鹿心血
１９７２年冬，按照上级命令，我们在乌苏里江边增加了一个哨所。守卫它的，是我们连的六名知识青年——我是其中的一个。
哨所并不隐蔽，用一破两半的圆木构造。我们的任务是——巡逻十里长的一段江面。
连队隔半月给我们送一次面粉和蔬菜。北大荒冬季只能吃到白菜、萝卜、土豆——“老三样”。不但战士要吃，干部也要吃。哪一级都要吃。吃了就要唱：“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
难得吃顿肉。我们不像孔夫子那么娇气，三个月不知肉味就牢骚满腹。
我们都巴望哪天能捉一个特务。
却没捉到过。
捉到过一个形迹可疑者，一个“二毛子”。我们大大地兴奋了一次，轮番对他进行审讯。结果非常遗憾，他不是特务，是九连的马车老板，到江边来下套子套野兔。这令我们也大大地沮丧了一次，没收了他的兔套。兴奋是一种情绪付出，不能白白兴奋一次。
江边地带很荒凉，生长着灌木丛和杂草，野兔出没其间。捉不到特务，我们就转移愿望，套野兔。总得有个愿望才行。什么愿望都没有时，烟钱的开销就太大了。
却没获得过一根兔子毛。套住的野兔被狗叼走了，雪地上清清楚楚留下的踪迹告诉我们，狗跑过江面，消失在彼岸的土堤后。土堤后是一个村庄，可以望见各式各样的屋顶。这一带江面不宽，早晨甚至可以听到他们那个村庄的鸡啼。毫无疑问，这条“强盗狗”准是苏联人的，它竟可恶地连我们的兔套也一块叼走了。
我们恨透了这条狗，发誓逮住它，惩罚它，不弄死它，也要弄它个半死。我们设诱饵，埋“子母套”。
一天傍晚，我们听到了狗叫声。当时大家闷坐火炉四周，正无事可做，无话可聊。狗叫声在我们内心引发了一种近乎亢奋的激动，同时跳起来，好像哨所里着火了似的，争先恐后冲到外面。
我们循着狗叫声跑到一片灌木丛那里，包围观看被套住的狗，大为开心。那狗比我们想像的要小，也不如我们想像的那么凶猛。长腰身，长腿，垂耳。深栗色的毛，闪耀着旱獭般的光泽。狗脸很灵秀，很可爱，一条漂亮的纯种苏联猎狗。钢丝套子勒在它后胯上。由于它经过了一番剧烈的挣扎，已使套口收得很紧很紧，勒入皮肉，仿佛就要将它的腰勒断了。这狗的充满痛苦的眼睛里，流露出人类的悲哀而绝望的目光，恐惧地瞧着我们。它不断啮牙，发出阵阵低鸣。但那低鸣绝不意味着进攻的企图，是防范的本能。它太痛苦了，不久便连防范的本能也丧失，一动不动地蜷伏在雪窝中，不再啮牙，也不再发出低鸣。它浑身颤抖。不知是由于痛苦，还是由于恐惧。
观看这么漂亮的一条猎狗这么一种可怜的样子，我们都有点暗发慈悲了。它毕竟是狗，不是狼。它不过叼走了我们套住的野兔，没咬伤我们的哪一个伙伴。如果它是一条中国狗，不是猎狗，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狗，我们都会立刻放掉它的。我们都暗暗地，深深地为它不是一条中国狗而遗憾。苏联狗，这一点似乎使问题的性质很不同了。一种古怪的心理，使我们这几个很喜爱狗的中国小伙子，对这条苏联狗压制下了我们天性中的善良和怜悯。
一个伙伴踢了它一脚，恨恨地说：“我们走，让它在这儿受罪吧。它不被勒死，也会被冻死，或者夜里被狼活活吃掉。”
另一个伙伴反对：“让狼吃掉？那未免太可惜了。弄回哨所去，宰了，够我们吃几天狗肉的。”
第三个伙伴立刻表示赞同：“对，狗皮归我了，寄回上海，给我父亲做件皮坎肩，纯种苏联猎狗皮坎肩，不够时髦，也他妈的算稀罕了。”
我们虽然都喜爱狗，但对吃狗肉还是很向往的。连里的老职工请我们吃过狗肉。这种口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记忆。在长久不知肉味的情况下，对吃狗肉的向往就会超过对狗的喜爱。谁叫它叼走我们套的野兔，使我们的肠胃受到亏损呢？谁叫它自己又被套住了呢？谁叫它偏偏是一条苏联狗呢？肠胃的亏损是很实际的亏损，我们有权补回来。它不仁，我们也就不义了，一报还一报，我们都认为吃掉它不算多么缺德。
“好，听大家的。”班长终于发话。
于是我们就将它拖回哨所。
一到哨所，马上分工：有人劈柴添火，有人化冰烧水，有人磨刀准备开膛剖肚，有人拌油盐酱醋调作料，有人剥蒜。
那会儿完全黑了下来，已看不清江对面的景物。土堤后的夜空时时空烁着细小的火星，那是晚炊的烟霭。烧木柴，烟囱里冒出的那烟都会夹带着那种细小的火星。天越黑火星越显眼，怪神秘怪好看的，使我们想起了小时候过年玩的“滴嗒花”。淡淡的木脂油味飘过江来。那种细小的火星和木脂油味，常常引诱我们想偷越江界，登上土堤，看看堤后的苏联村庄。
狗在哨所外，也许快勒死了，也许快冻僵了，也许预感到了无法逃脱的可悲下场，一声不叫，仿佛期待着我们结果它的生命。
水烧开了。磨刀的伙伴满意地用手指试刀锋。
忽然，我们听到江对岸有人呼唤。
先是一阵老头的沙哑的呼唤声。
接着，是一阵老妪的气急的呼唤声。
“娜嘉……”
“娜嘉……”
“娜嘉……”
老头和老妪齐声呼唤。
在这黑沉沉的宁静夜晚，隔江传来的呼唤声听得异常真切，因为真切，呼唤声中的焦急和不安，使我们不难领略。
班长在团部俄语培训班受过培训。于是我们就问他，呼唤的是什么意思？
班长回答：“娜嘉，这是苏联女孩名，他们在呼唤孩子。”他们呼唤孩子，与我们毫不相干。持刀的伙伴向我摆了一下头，我就欲走到外面去，将那条半死不活的狗拖进哨所。
它却突然叫了起来。呵，我从未听到过任何一条狗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发出那么悲哀的叫声。那简直就不是一条狗在叫，而是一个身陷绝境的人在回应对自己的呼唤。我至今一回想起这件事，这条苏联猎狗当时那种悲哀的叫声，犹在耳畔。我是难以将这一种狗的哀叫声用文字描绘出来的。那是文字无法描绘的。狗最具有人的灵性和人的情感。在某种情况下，比如在彻底绝望的生死关头，人会发出像兽一样的嚎叫，狗会发出像人一样的声音。无论前者抑或后者，都是震颤人心的。那条苏联猎狗的叫声，是太像太像一个就要被杀害了的孩子听到父母呼唤后的哭喊了。
那声音几乎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跳都为之屏止了。
在这狗的一阵悲哀的叫声过后，江对岸苏联老头和老妪的呼唤声更接近我们了。显然他们循着狗叫声，沿江对岸的土堤一面继续呼唤一面奔跑过来了。听呼唤声他们是站在正对我们哨所的地方。在他们和我们之间，隔着冰封的乌苏里江。人的呼唤声和狗的应叫声，震颤着比冰封的江面要宽阔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夜空。也许一阵枪声都不足以对我们，不足以对边境地带的这个无月无星、黑雾沉沉的夜晚产生如此强烈的震撼力。
我们都一动不动，呆呆地倾听着。
班长首先走到了哨所外面，我们也一个个走到了哨所外面。
连风也没有一丝。一个一切都仿佛静止了的夜晚。一个极其寒冷的夜晚。静止的一切使人感到犹如被寒冷冻住了。声音是不可能被冻住的。冻不住的声音，人的呼唤声和狗的回应声，以一种穿透这犹如被冻住了的黑沉沉的夜晚和犹如被冻住了的大自然中的一切的力量，震撼着我们的心。
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冰封的江面是锡铂色的，能见度达不到十米之外。我们虽然看不见那站立在对面土堤上的一对苏联老人，但我们确信，他们也许比我们想像的还要衰老，甚至可能是两个老态龙钟、步履艰难、形将就木的人。只有老到这种程度的人，才会发出那么竭尽全力、苍凉凄楚、每个字的音调都颤抖着的呼唤声。
“娜嘉……”
“娜嘉……”
我们不必问班长就早已明白了，他们是在呼唤这条狗。
“不他妈的发慈悲！”一个伙伴将哀叫着的狗拖进了哨所。这是一句气冲冲的话。人在极想却又很难硬起心肠的时候，往往会说出类似的话。实际上是对自己发泄的气恼。
我们又都跟着走进哨所。
持刀的伙伴，将刀朝地上狠狠一掼，走到他的铺位，仰躺下去了。
刀子深深扎入义气松的锯平面面。
班长沉默着。
“我声明啊，我不要狗皮了……”那个来自大上海的伙伴喃喃地说，蹲到炉前去了，拨出一块炭火吸烟。
沸水冒出雾般的蒸汽。
哨所小小的房间，充满蒜汁的辣味。
班长拔下刀，盯着那狗。它一被拖入哨所，就不叫了，它也瞧着班长。它眼角挂着泪。是的，它眼角挂着泪。它无声地哭了。我生平第一次亲眼看到，狗是会怎样默默地哭的。谁如果不相信狗在悲哀时会哭会流泪，谁就缺少人性。
狗的主人也哭了。他们的呼唤声告诉我们，他们是哭了。他们是边哭着边呼唤。
班长朝狗弯下身去。
“班长……”我一把抓住了班长那只拿刀的手腕子，用目光苦苦向班长哀求。
班长用另一只手扳开我的手，轻轻推开了我。他并非想杀狗，是用刀去割钢丝套。好一会儿，才将钢丝套弄断。刀锋变成了锯齿。
狗慢慢站了起来。由于我们放了它，它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发生了转机，不像先前那么惧怕我们了。它那双狗眼有点疑惑地望着我们，本能的戒心使它不敢移动地方。它仿佛在暗暗揣度，我们对它发的慈悲，究竟是应该信任的善意，还是不应该信任的人的狡猾或计谋。它被套伤得很重，后胯毛脱皮绽，血肉模糊。
班长低声说：“医药箱。”
我立刻拿来医药箱。
他又说：“给狗上点药，包扎一下。否则，它的主人会非常恨我们的。”
我帮着班长毫不吝啬地往狗的伤处倒红药水，撒消炎粉。之后，又仔仔细细地给它缠了几圈药纱布。它竟非常温顺，一旦意识到我们不再想伤害它，便很驯良地听任我摆布它了。
班长在一张纸上写上几行俄文。写完，念给我们听。
他写的是：我们并不想伤害你们的狗，希望它不再过到江这边来。
我献出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班长将这封“国际信件”让狗叼住。
我推开哨所的门，我们望着那狗慢慢走了出去，消失在黑暗中……
从此，我们套住的野兔再没丢过。一场大雪覆盖了那条狗留在我们大地上的踪迹，也覆盖了它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形象”。
新年前几天的一个夜晚，我们熄灭马灯，都已钻入被窝了，忽听有什么东西在外面扒门。
“熊？……”我低声说出一个字。熊才胆敢扒有人住的宿舍的门。
大家顿时紧张起来，一个个下意识地拿起立在床头的枪。
扒门声后，是一阵狗的焦急的低鸣。
“娜嘉！”班长仿佛具有什么特殊功能，首先听出了是那条苏联猎狗的声音。我们没听出来，因为我们已把它忘掉了。
班长穿着衬衣衬裤，赤脚蹦到地上，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门。
果然是“娜嘉”。
“娜嘉！”
“娜嘉！”
我们也都纷纷掀起被子，蹦到了地上。虽然我们曾向它的主人声明，希望它不再过到江这边来，但它的出现，却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也感到非常意外，非常惊诧。
“娜嘉”身后拖着什么，被门坎卡住了。班长赤脚从外面搬进来一辆小爬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