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围了上去。
“娜嘉”像我们的老朋友似的，逐个往我们身上扑，柔软的舌头不断亲昵地舔我们的手。
爬犁上绑着一个小帆布口袋。班长打开口袋，我们愣住了——两只野兔，一只野鸡，一瓶酒，一封信，还有一大包用旧俄文报纸包的什么。班长打开报纸——许多油渍渍的小饼，还是热的呢。
“娜嘉”伏在我们对面，两条前腿并拢，将头舒服地枕在前腿上，转动着它那双少女般温存的眼睛，得意而友好地瞧着我们。
班长拆开信默默看着。
我们都非常急切地想知道信上写了些什么，催促班长念给我们听。
信上写的是：非常感激你们对“娜嘉”所发的慈悲。上帝会替我们报答你们。我们无儿无女，“娜嘉”如同我们的孩子。它是一条好猎狗，就像一个有教养的好孩子。我老了，它是因为没有人再带它去打猎，熬不住寂寞，才干出蠢事。尽管它非常聪明，却无法理解什么是边境线。它叼回来的东西，我们一直冻在仓库里，从没产生过想吃掉的念头。请相信，在我们的村子里我们是两个受人尊敬的老人。我们让“娜嘉”将野兔和野鸡带给你们，物归原主。你们就要过你们的新年了，酒，是我们表示谢意的一点礼物。馅饼，是我年老的妻子亲手烤的，但愿你们爱吃，我们祈祷仁慈的上帝降福于你们……
班长的俄文水平很高，全团数一数二，否则，他也不会被任命为边防哨所的班长。以上用中文写出的那封信，相当准确地表达了俄文原信的意思。我如今怎么还居然能够记得这封信的词句，那是连我自己也解释不清的。人的头脑对某些造成深刻心理冲突的事往往会保持格外长久的记忆。
那封我们一句话也看不懂的信，在我们每个人手中传了一遍，传回班长手中，被他投入火中烧了。
他说：“野兔和野鸡，是我们套的，我们留下。馅饼是他们的一番真诚心意，我们也留了。至于这瓶酒，我们有纪律，不许喝酒，只好由‘娜嘉’再带回去。”
我们都表示赞同。
“娜嘉”离去后，我们披着大衣，围着火炉，有滋有味地吃了一顿馅饼，又吸着烟聊了许多。最集中的话题，是每个人的母亲顶善于做哪一种好吃的东西。这类“精神会餐”我们时时举行，但那一次，除了食欲的刺激而外，我们的心理上还感受到了一种很不寻常的补给。只是大家都有意避开这一点，只字不谈。
以后，“娜嘉”经常越过江面，到我们哨所来。我们每个人都与它产生了特殊的感情。我们都开始喜爱上了这条漂亮的苏联猎狗。我们在江边巡逻时，它总是从容而矜持地跟随在我们身后。大概它以为是在跟随我们散步。中国的边防士兵（尽管我们是非正规的），带着一条从苏联那边跑过来的猎狗，巡逻在弥漫着敌对情绪的边境线上，旁人（无论我们的人抑或他们的人）肯定会认为简直匪夷所思。
我们也常带它追逐野兔野鸡。那时，它才真正显示出一条出色的猎狗的本领。它的速度快极了，而且是那么样灵活，善于在全速追逐过程中突然转折方向，由追逐变为拦截。再狡猾的野兔一旦被它发现都难以逃脱。它完全取代了我们的兔套。
它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快活啊。
“咱们的‘娜嘉’……”我们甚至开始用这种大言不惭的话谈论它了。有时，它也会留在我们哨所过一夜。看得出来，它也对我们这几个中国小伙子有了特殊的感情，对我们的哨所有了特殊的感情。
狗毕竟是狗，再聪明的狗，也不可能像人一样去理解某些事物。我常常一边逗它玩耍，一边暗想，如果它能够理解什么是国界，什么是哨所，什么是中苏关系，它恐怕就绝不会将我们的哨所当成第二个“家”了吧。
春节前，连队的马车给我们带来了从城市寄给我们的包裹。我们中有上海知青，北京知青，天津知青，也有哈尔滨知青。我们打开的包裹凑在一起，东西就很可观了：糖，饼干，香肠，肉松，巧克力，麦乳精，烟，茶，果脯，瓜子……
班长说：“我们每人拿出一份，放在一起，‘娜嘉’来了，叫它带过去。”
我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于是人人拿出最得意的一份，塞了满满一书包。
班长又说：“这件事，只能我们六个人知道。如果有第七个人知道，就证明我们之间有了出卖者。”
我接着班长的话说：“都发誓。”
我们发了誓：谁如果对第七个人讲了这件事，那就连“娜嘉”都不如。
不是一个可怕的誓言。
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内涵有分量的誓言。
那天，“娜嘉”没有来。
第二天，也没过来。
第三天，仍没过来。
我们都一心一意盼望着它过来。
它却似乎明白了什么是国界，似乎再也不会过来了。我们一天比一天失望。
塞满了各种好吃东西的书包，挂在柱子上，渐渐落满了灰尘。一个月后，东西少了。又过了半个月，更少了。有一天，书包空了。班长将空书包扯下来，甩到了铺位底下。
白天，我们在江边巡逻时，常常不由自主地站下，向江对面呆望，幻想着“娜嘉”突然出现在对面的土堤上，越过江面，奔向我们。
夜晚，哨所外一有什么动静，我们就会以为是“娜嘉”来了。班长好几次光着脚跳到地上，急急忙忙打开门。门外却只刮进寒风。
我们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娜嘉”毕竟是一条苏联狗。我们毕竟不是它的真正主人。一旦悟出了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们便不再谈论它。我们不再谈论它，却并不意味着我们根本不再想它。
乌苏里开化了。
我们担负着巡逻任务的这段江面，变得比冰封时宽阔多了。江水天天上涨，对面的土堤矮了。江面时刻漂浮着巨大的冰排。冰排重叠堆砌，在江中形成一座座小冰山。它会猝然崩溃，带着毁灭性的冲击力，被湍急的江流疾推而去。
一天傍晚，我和班长巡逻完，并肩往哨所走。这季节，春天虽然到了，乌苏里虽然开化了，但气候并未明显转暖。大地上的雪，白天溶化，夜晚冻结。江边罩着一层滑溜溜的冰壳。一脚踩下，发出嘎吱嘎吱的碎裂声。风，还是挺硬挺刺骨的。我们都穿着大衣。乌苏里江在落日的余晖和晚霞的辐射下，托着千百块冰排，汹涌向前。江波闪耀着金色的粼光，冰排镀着赭红的釉彩。那情景十分壮丽，仿佛一股势不可挡的岩浆流，将地切为两半。冰排互相撞击，发出阵阵奇特的骤响。
班长发现了什么，指着前面说：“你看！”
江边伏着一个人。
我们跑过去才看出，不是人，是狗。是“娜嘉”！它肯定勉强挣扎着才游上岸，一上岸，便丝毫力气也没有了。它几乎和江边的冰冻在一起。它的湿毛皮成了冰铠甲。我和班长用枪托将它四周的冰层捣碎，才抱起了它。我脱下大衣裹住它那半僵的身躯，朝哨所猛跑。
一闯进哨所，我就将“娜嘉”放在火炉旁，让它卧在大衣上。
班长立刻往炉子里添木柴。炉子一会儿就烧红了。“娜嘉”的冰铠甲溶化了，流淌下来的水弄湿了我的大衣。另一个伙伴用他的大衣替下了我的大衣，为使“娜嘉”更暖和些。它在瑟瑟发抖。
班长用自己的枕巾擦它湿漉漉的毛时，才发现它身上绑着一个小皮袋。班长解下皮袋，倒出里面的东西——全是银器：银手镯，银酒盅，银烟盒，银烛台，共十余件，还有一封信。小口袋是皮的，防水，信没湿。
班长立刻将这封信译给我们听：“娜嘉”两个月前被军犬咬伤，它总算活过来了，我的老伴却又病倒了。我恳求你们收下这些在你们看来也许分文不值的银器，让“娜嘉”带回一点鹿心血。我知道你们那边有养鹿场。鹿心血能治好我老伴的心脏病。不要使一个老年人恳求落空……
“娜嘉”那张漂亮的脸毁了，好像被撕碎了又拼缝起来的玩具狗的脸，变得那么丑陋。它还失去了一只耳朵。身上，也有几处脱毛的伤痕。
班长说：“银器我们绝不能收留，但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弄到鹿心血……”
我们一时都被难住了。养鹿场离我们这儿很远，鹿心血又很珍贵，绝不是什么人以什么理由都能从养鹿场买到它的。
班长问：“谁在养鹿场有熟人？”
伙伴们都没吭声。我相信他们是诚实的。
我犹豫了一下，说：“我有一个熟人，不过……”
班长打断我的话：“现在别谈什么‘不过’了！”说着，脱下自己的大衣抛给我，“马上动身到鹿场去，一弄到手就赶回来。”
这就是说，这个夜晚，我要孤单单在荒野上来回走五十余里。
大家都默默瞧着我。
我一句话也没再说，一边穿大衣，一边往外走……
我在养鹿场的那个熟人，是我的同班同学，但我们的关系并不友好，甚至可说很僵。他曾借我的一块“瑞士”表戴过，未还，说丢了，可别人告诉我，没丢，因此我要他非赔我不可。他却说我的表是旧的，只赔半价。我那块表分明是新的，刚买不久便被他借去戴了。我们闹翻了脸……
我来到鹿场时鹿场早已吹过熄灯号，一片黑暗。
我擂开了宿舍门，请开门的人替我叫醒王佳宾。果不出我所料，他根本不愿见我。我毫无办法，在外面一声声高喊他的名字。喊了半天，他才出来，披着大衣，提着裤子，气汹汹地说：“不就是一块表吗？地主逼债，也不会在深更半夜。”嘴里还骂骂咧咧。
我紧紧抓住他的一只大衣袖，生怕他再退回宿舍不出来，低声下气地说：“老同学，我并不是为了那块表才深更半夜来找你啊。”
他怀疑地看了我一会儿，问：“那你为什么事来找我？”我说：“求求你，无论如何帮我搞点鹿心血。”
他说：“鹿心血？又不是鹿粪，鹿场遍地都是。我搞不到。”
“你一定有办法搞到，求求你啦……”听他回绝得那么干脆，我急了，用双手抓住他胳膊不放。
他说：“就算我能搞到吧，可我为什么非帮你的忙呢？”
我说：“只要你能搞到，那块表我不让你赔了，一分钱也不让你赔，从此我再也不对你提一个‘表’字。”
他犹豫着。
我又说：“帮我这次忙吧，我今后一定报答你。我妈妈的心脏病很严重，你不能对我太冷酷无情啊。”我自己都相信了自己的谎话，自己都被自己的谎话所感动了。
他终于答道：“好吧，算你走运，我前几天刚弄到一点，是为别人买的。看在老同学的份上，给你。”
我喜出望外，一下子搂抱住了他。
他推开我，退进宿舍，片刻出来，交给我一个信封——鹿心血装在里面。
我解开大衣扣，将鹿心血揣进棉衣兜，转身就走。
他叫住我：“那表，真的没丢。我不过，是想考验考验你……看你对我的交情怎么样……”
我说：“没丢，表也归你了。”大步奔跑起来……
我一身热气，满头大汗回到了哨所。一进哨所，就掏出信封，高举着说：“同志们，让我们喊一声‘乌拉’吧！”
谁也没睡，都在等我回来。伙伴们顿时把我围住了，只有“娜嘉”似乎睡了，一动不动地蜷缩在炉旁。
黎明时分，我们将鹿心血放在银烟盒里，将银烟盒与其他银器都装入小皮口袋，将小皮口袋绑在“娜嘉”身上。“娜嘉”，它冻病了。我们舍不得让它在冰冷的江水中再游一次，但谁也不能代替它。乌苏里，这条古老的江，无论在冰封时还是在开化时，总有一条看不见的，但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界线，将它划分开。对两岸的人们来说，逾越这道界线，甚至是比生死还要严峻的。
我们轮番将“娜嘉”抱到了江边。
班长拍拍它的头，说：“‘娜嘉’，全靠你了。”
它仿佛听懂了班长的话，勇敢地跃入冰冷的江中，朝对岸游去。
隔夜间，江水又明显上涨了。江面比昨天更宽阔了，江流比昨天更湍急了。“娜嘉”被湍急的江流冲得沉浮而下。我们在岸下不眨眼地盯着它，追随着它奔跑。
班长边跑边喊：“‘娜嘉’，前进啊。‘娜嘉’，前进啊……”
快到江心时，我们都看得出来，它再也游不动了。当一块大冰排靠近它时，它的两只前爪攀住了冰排，但下半截身子还在江水中，就那么随冰排漂去。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另一块更加巨大的冰排，与那块冰排相撞在一起，将“娜嘉”钳在两块冰排之间。
我们连它的叫声都没有听到，只见它那两条攀在冰排上的前腿，猝然失去了支撑力。它那深栗色的半截躯体，瘫在银色的冰排上。
“娜嘉……”
“娜嘉……”
“娜……嘉……”
我们呼喊着，目光追随着那两块冰排，沿江岸拼命奔跑。
江面愈来愈宽阔……
江面愈来愈湍急……
两块冰排钳着“娜嘉”，急速驶向地平线，驰向乌苏里遥远的，遥远的尽头，宛如两块巨大的璞玉衔着一颗微小的玛瑙。
班长低声说：“‘娜嘉’，它完了……”
我们都默默地哭了。
冰排，冰排，千百块冰排，各种形状的冰排，被黎明的朝辉涂上赭色釉彩的冰排，连接不断的冰排，从我们眼前带着毁灭性的冲击力，漂过，漂过……奔涌而去……
在我见过的所有狗中，它是一条最具有人性的狗。它叫“娜嘉”，一个好听的苏联女孩的名字，中文意思是——“希望”……
边境村纪实
我既然决定不告诉你们它的名字，也就同时决定不告诉你们他的名字。你们不妨这样认为：他和它——那个黑龙江边的村庄，完全是我臆想出来的。某些善于讲故事的人，总希望别人把故事当成真事，而我却希望，你们把我讲的当成一个故事，当成一个故事吧，我希望这样，真的……
那一年我十七岁，是个ＡＢ血型的姑娘。这种血型的姑娘，一般都不太明白如何才会讨人喜欢。遗憾得很，我属“一般”之列。幸亏长得还算清丽文秀，使我内心常保持着一种潜存的自慰。我企图逃避“上山下乡”运动，最终乖乖“就范”，怀着对现实的幼稚的挑战，与几个男女同学来到那个紧靠黑龙江边的村庄插队落户。到时天已完全黑了，从远处望见一片橘黄的灯光，以为它很大，马车进村后才知道，半数灯光闪耀在江那边儿。
这村庄百余户，多是渔民，也种地，地很少，家家户户都有柳条编的小院，院里都竖着高高的笔直的桦木杆，晒鱼的。这一边境地域七八个村庄，有的和这个村庄一样，就在江边，有的离江边稍远，远也远不到哪去，至多半里。它是这七八个村庄的中心村。江对岸也有七八个村庄。他们的村庄和我们的村庄相对座落。黑龙江仿佛是一条巨大的鳗鱼，他们的和我们的村庄，仿佛是它对衬生长的鳍翼。白天，冰封的黑龙江像一道银漆线，将我们的和他们的村庄划分开。夜晚远望，一片片橘黄的灯光，将他们的和我们的村庄连接起来。我们这些村庄里没电，他们那些村庄里也没电。各种油液灯的橘黄色的光，使我们的和他们的村庄同样保持了一种如隔世纪的古老而神秘的色彩。那一带江面不宽，站在江边，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村庄里的鸡鸣狗叫，人喊马嘶。我们这个村里的人告诉我们，妇女奶孩子的工夫，足够从我们的村庄到他们的村庄走两个来回。当然，是过去。过去两个村庄里的人常来常往，互相请求人力物力帮助，或者交换彼此缺少的东西。
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我们村和他们村的小学校、卫生所，都一字排开建在江边，都是红砖结构，外观一模一样。它们是过去年代的产物。两村学校和卫生所用掉的几十万块砖，是我们的人在我们的砖窑里烧出来的，也都是我们的人一砖一瓦建盖的。他们送给我们两条机动渔船表示酬谢。这段友好时期的历史，是我们与村人们闲谈时了解到的。了解到这段历史，对我们这几个插队知识青年来说，并没什么特殊的意义。与当地的人们相比，我们更尊重现实。现实是——距离我们和他们双方的卫生所五百余米处，隔江对峙着他们和我们的哨所。他们的哨所刷成深绿色，我们的哨所也刷成深绿色。驻守他们哨所的，是正规边防军，驻守我们哨所的，是基干民兵。两个哨所，与双方的卫生所和小学校相向并列江边，意味着历史严峻的延续。我们面对着历史，也面对着现实。当人们面对现实，历史有时就变得暗淡无光了。他们送给我们的那两条机动渔船，一条，已经破损得不能下水了；另一条几经维修，开江后还准备用来捕鱼。其实它已很少保留原部件，船体的五分之四由新木料替换了，连外形也分明有所改变，甚至可以说，它完全是另一条船了。但旧的苏造马达却没被沉入江底，废物利用，放在小学校操场上，成了孩子们喜爱鼓捣着玩的东西。
“瞧，这就是他们那边当年送给我们的船。”不少村人提起当年事，都免不了带领我们去看一遭那条船，如同向我们展示一件本村的文物。他们还会以强调的口吻对我们说：“它原先就是白色的。”好像认为它原先是白色的，便应该永远是白色的。我们只是看看、听听而已。对它原先是什么颜色的，今后是否会被永远保持原先的颜色，半点都不感兴趣。倒是他们那种古怪的心理，使我们非常诧异。他们不厌其烦地维修的是一条船，也是在缅怀一段沉淀在他们记忆中的历史，一段恍如昨日的历史。他们分明是在固执地、含蓄地向我们，也向现实申述着什么。而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现实，便适应什么样的现实。也许因为他们居住在黑龙江边上的原故？也许还因为他们想到，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将居住在黑龙江边上？我们毕竟和过去的历史没发生过任何牵连。
我们这个村卫生所原先的医生姓王，在我们到来之前，被调走了，因为他是个劳改摘帽的“右派”分子。接任的医生姓姚，我们到村里时，他已为本村接生过两个孩子了。
他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是学眼科的。我母亲也是医生。我常听母亲说：“金眼科，银内科，叽哩哇啦小儿科。”可见眼科医生很有身价，据说他毕业时，本可以分配到哈尔滨市立医院的，因为他成分好，文化大革命中是个“散兵游勇”，没卷入到这个团那个队的派系斗争的漩涡之中，他却不识时务，主动要求分配到了这种没人心甘情愿来的、医疗水平极落后的地方。这足以证明他有点迂腐。也许是“大智若愚”吧？为了捞取什么政治资本？我们不得而知了。
他既然来到这种地方，就不可能再仅仅做一个眼科医生了。这地方需要的不是专科医生，而是“百科医生”。他这人倒很好学，真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百科医生”。头痛脑热、小疾小病、偏瘫麻痹、久疴顽症，他都热心给予医治。一般性手术，他也敢下刀。学院派的西医，大抵都轻蔑“江湖郎中”一类的“草药偏方”，他不，他很重视，虔诚收集，广为应用。
这就使信服中医胜于信服西医的当地民众，对他产生了十二分的好感。据我考察，当地民众普遍有两种感情深厚的信仰——共产党和中医。难道他对民俗心理学颇有研究？
他爱妇女。
我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医生，他对遭受疾病折磨和缠绕的女性，不分老幼中青，都怀有一种博大的无私无欲的同情、怜悯和关心。他为她们治病，像为自己的亲人治病一样。他尤其关心那些即将做母亲的女性。他有一个小本，七八个村子里的女人们，谁刚刚做了媳妇，谁怀了孕，谁的预产期什么日子，都在小本上记得一清二楚，经常前往探视。当地七八个村子里的女人们也很爱他。我不便用“热爱”这个词，这个词的内涵伟大，令人落笔迟疑。我也不想用“尊敬”或“喜欢”这类词，前者太严肃，后者太轻佻，都难以准确表述当地女人们对他的那种特殊感情。那是一种升华到了民俗感情之上的感情。若哪个男人首先从人格而不是从生理视女人为女人，女人们才会以这种感情报答他。我敢说，这样的男人不多。大概也只有当地的女人们，才能够像爱他一样去普遍爱一个男人。这只能被认为是一种因地域偏远没有被“动乱年代”的“急风暴雨”涤荡掉的古朴民情。
男人们对于他——才用得到“尊敬”二字。这种尊敬是由衷的。因为他对他们的女人的爱和关心，也同时体现了他对他们子孙后代的爱和关心。何况他行为磊落，人品正派，他们没有半点吃醋的理由。不分辈分，都叫他“姚所长”。卫生所只有他一个人，他们这么称呼他也算顺理成章。
倘说他这人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不够谦虚。他仿佛认为他所受的一切尊敬和爱，都是当之无愧的，从没表示过半点“接受再教育”者的恭顺样子，却处处地，经常地对贫下中农进行种种“再教育”。而他们非常大度地容忍了他这个缺点，不甚计较。我们在村里“安家落户”一段日子后，进一步考察出，村人们对于在他们面前表现得过分恭恭敬敬的“接受再教育者”，反而印象并不怎么好。我们中的一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著名教授的儿子，对每一个年龄比他大的村人，不分男女，一律低眉顺眼，不敢高声说话，恭敬得几乎到了信徒对神父的地步。那在他是很虔诚的，因为他自觉背着一个“臭老九”子女的包袱。我们听到村人们背后议论他：“那孩子，怎么那样假酸捏醋的啊。真叫人受不了。”我们就启发他，教他和我们一样，如何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有天锄地，他突然大喊一声：“老张头，来支烟！咱爷们儿到你们这里三个多月了，还没抽过你一支烟呢！”喊罢就上前翻老张头衣兜，翻出烟来，大大咧咧地叼一支在嘴上，剩下的半包，“借花献佛”，分了。
从此，老张头对他倒格外近便起来。过端午节，还单请了他一个人到家去吃粽子。他悟性大开，万分感激我们对他的启发。
我们也是受到姚医生启发的。他不论跨进哪家门槛，赶上饭，便盘腿往炕头一坐，回到自己家里似的，饱吃一顿。有时甚至进门就嚷：“嫂子在家吗？我替你看孩子，你给我做顿好吃的吧！这几天食欲不佳，体内缺‘卡’了。”
被称作“嫂子”的女人，虽然绝对不晓得什么叫“卡”，但却会很慷慨地将鱼、肉、鸡、蛋，凡属好吃的，统统做了给他端上桌子。看来他对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个中道理，深通谙达。
他尤其受到队长的器重，是队长心目中的一个人物。队长觉得他这个人物，为本村增了不少荣光。
队长做主，“赐”给他一匹好马。那是一匹菊花青色的儿马。当地的马，都是苏联马与中国马杂交的后代，既有中国马的温良性情，也有苏联马优美而高贵的体态。长腿，长腰，长耳，如若头生叉角，特像驯鹿。他请村里一位“大嫂”按照他自己设计的衣样，裁做了两套紧身衣裤，一套春秋穿，一套夏季穿。除了冬季，他就穿着黑色或白色的紧身衣裤，在这一带村庄之间驰来奔去。他是个好骑手，骑姿潇洒极了。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如此这般，当地民众肯定会按照当地惩罚“纨绔子弟”的传统做法，将这个人衣服裤子上刷遍面汤，贴满鸡、鸭、鹅毛，游村示众。对他，却非但不加丝毫指责，反而都挺为之自豪地说：“瞧咱们姚医生，多神气！”这使我们不无嫉妒，怀疑他靠什么狡猾而高明的手段，才将贫下中农们迷惑了的。我们几个“插姊插妹”对他的嫉妒，与“插兄插弟”们对他的嫉妒有着质的区别。女性对男性的嫉妒，总不免掺杂别的成分。我们姑娘间都不愿彼此公开承认这一点罢了。
他对我们倒非常友好，俨然以“大插兄”自居，常到我们的集体宿舍来，来时总带着一架破旧的手风琴，和我们一块儿唱歌。我们不高兴唱，他就独自唱给我们听。他的嗓音很淳厚，男中音。在那样一个缺少文化娱乐的村子里，每天能听他唱几首歌，也算欣赏了。他唱的既不是“语录歌”，也不是“诗词歌”，都是外国歌曲，大多是苏联歌曲。他好像并不觉察我们心中都对他暗暗有些嫉妒。我们对他的嫉妒心理因此而渐渐消失。
冬天，下第一场雪后，他就不再骑马了，他自己制作了一副滑雪板。他还是个挺不错的滑雪运动员呢，每天滑雪巡回医疗于各村。这个人使我们感到他太会生活了，太无忧无虑了，太快活太自由了。在这么一种几乎可以说是地角天边的地方，能够自得其乐，而且受到公众的尊敬，说到底，还是一件令人嫉妒的事。我们都做不到。
村里有个叫刘栓的中年汉子，常酗酒，醉了就打老婆。一次又打老婆，惊吓了他们不到一岁的孩子。他不请姚医生，怕姚医生训斥他，挖苦他。这刘栓有他自以为聪明的办法，说来也算不得聪明，更算不得智慧，亦属“偏方”之类，不过很愚昧。他买了几张大红纸，裁成无数小纸，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下四句“陈词滥调”：
天皇皇，地皇皇，
我家有个吵夜郎，
过路君子念一遍，
一觉睡到大天亮。
他不敢在本村张贴，倒不是认为本村尽非君子，而是怕姚医生看到了，会不客气地责骂他。姚医生顶不能容忍的就是这一套近乎巫医的作法。他倒很想得出来，他半夜里偷偷用一只风筝，将那许多小红纸载放到江那边去了。大概按照他的很“聪明”的想法，苏联人看到中国人看到，是并不影响医效的，好比中药用沙罐熬或用沙锅熬效力一样，只要看到就行，看不懂中文也不要紧的，关键在于得有人看，越是看不懂，兴许就会越加研究。
第二天，苏联那边的哨所升起了语旗，要求与我们会晤。我们的民兵没有拒绝。会晤时，他们那几个驻守哨所的边防士兵向我们提出严正抗议——认为这是边境挑衅事件。
军人和老百姓是不一样的，军人有军人的思维，他们的思维是另一个世界，普通百姓是很难进入他们那个世界的，无论是我们的百姓还是他们的百姓。
会晤在江中间进行。双方百姓围拢观看。我们的民兵向他们的士兵解释不清，挺被动。双方百姓，当然都替双方的会晤者助威，阵势有些紧张。队长感到事态颇严重，请姚医生骑马去向公社汇报。姚医生没听队长的，穿着白大褂赶到了现场，用俄语向他们的百姓大声说了一通什么。他们听罢，一个个在胸前画起十字，并且喃喃有声，尔后，便四散离去，也把他们的士兵拉扯走了。那几个苏联士兵有些尴尬，也分明恼羞成怒，这从他们被拉扯走时，投向姚医生那种记恨的目光看得出来。
一场边境风波总算平息。
队长问姚医生：“你对他们说了些什么？”
他笑笑，又像刚才面对苏联百姓时那般，拿着一张红纸振振有词地念道：
“仁慈的上帝啊，博爱的大地之母，怜悯我们吧，我们的孩子整夜啼哭不眠，品格高尚的男人们和心肠善良的女人们啊，请为我们祈祷吧，祈祷我们的孩子睡眠安详。上帝将怜悯我们，上帝也将赐福你们。”
我们听罢，忍俊不禁，捧腹大笑，连刘栓也嘿嘿笑起来。
“刘栓，我没篡改原意吧？”姚医生一本正经地问。
“没，没哩……”刘栓不自然地打着哈哈。
我们又笑。队长也笑。
“有什么好笑的？”姚医生却倏地变了脸。
“刘栓，你过来。”他冷冷地看着刘栓。
刘栓心虚地走到了他跟前。
“啪”他狠狠打了刘栓一耳光，然后猛转身，扬长而去……
刘栓可是个“无懈可击”的贫农。
那天晚上，我在刘栓家给他的大孩子补课。他那小孩子哇哇啼哭，两口子怎么哄也哄不好。
女人抱着孩子坐在坑沿，垂泪说：“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姚所长怕是请都请不来了……”
刘栓耷拉着脑袋坐在女人身旁，一口接一口吸烟。
我有点怜悯他们了，更准确地说，是怜悯那孩子。孩子的嗓子都哭哑了。
我说：“我去替你们把姚医生请来吧。”
刘栓一下抬起头，问：“能请得来吗？”
我说：“能。”心里却没多大把握。我们几个“插兄插妹”中，数我和他接触最少。也许他对刘栓的火气还没消，谁知他会不会给我面子？
我站起身刚要出门，姚医生却进来了。
他一句话不说，也不理刘栓，打开医药箱，装上预先消过毒的针头，抽了药，就给孩子扎针。
扎针后，孩子哭得更凶了。
那女人呐呐地说：“姚所长，你要是还没消气，就再打刘栓一顿……”
刘栓侧脸探过头去，低声下气地说：“给你打吧。”
“再打你一顿我也不解气的。”他口气生硬地说，推开刘栓的头，从女人怀中抱过孩子，来回踱着，轻轻拍哄，一边低声唱：
夜是已经降临了，
我的孩子快快睡吧，
听我唱着歌，
唱着你将来的命运，
你远大前程，
我的孩子快快成长快快长大啊，
快为我们祖国努力，
表现你自己，
将那纪念功绩的勋章，
挂在你胸前啊。
夜是已经降临了，
孩子快快安眠吧，
伟大的生命无限前程正等待着你……
要么是他的歌声具有奇妙的安宁作用，要么是那孩子对歌声具有先天的感应功能，孩子竟渐渐停止了啼哭。他继续拍着唱着，孩子终于在他怀中睡着了。
他示意那女人铺好小褥，摆好小枕头，轻轻地将孩子放下，替孩子盖上了小被，又掏出自己的手绢，拭去孩子额头哭出的汗珠。
刘栓用讨好的口气对他的女人说：“你跟姚医生好好学着点，就是这么哄孩子才行。”
他瞪了刘栓一眼，说：“哪条法律规定，哄孩子只是女人的事？”又转身问我：“你听到过这么一条法律吗？”
我立刻摇头：“从来没听说过。”
刘栓红了脸，吭吭哧哧地说：“我……不会唱呀……”
“不会唱，还不会哼？”
刘栓狼狈起来。他女人得意地窃笑了。我也转过脸去，使劲抿住嘴。
“我到外面劈柴去。”刘栓借故脱身。
“先别走。”姚医生叫住他，问：“你想不想戒酒？”
刘栓回答：“想倒是想啊，可戒不了哇……”
“想戒就能戒得了。”姚医生说着，从医药箱里拿出一只保温杯，取下盖，递向刘栓，诱惑地说：“这是我配的戒酒良方，不少酒鬼服了，都滴酒不沾了。你把它喝下去，它不但有戒酒的功能，还有强身壮体的作用呢。”
“这……”刘栓犹豫。
“接过去喝呀。”姚医生催逼。
刘栓迫不得已，只好违心接过保温杯，一扬脖子，像大伏天喝凉水似的，咕嘟咕嘟喝了个精光。
“还不太难喝吧？”姚医生问。
“不难喝，怪甜的……”刘栓一副啼笑皆非的怪模样。
“我可预先告诉你刘栓，”姚医生板起脸说：“你服了我的药汤，如果今后再喝一口酒，药力和酒力互相发生反应，就会生癌。到那时，你可别诬陷我坑害了你。”说罢，收拾好医药箱，匆匆走了。
我早已无心再给我的学生补课，也告辞了，出门紧走几步赶上他。
我问：“‘大插兄’，你给他服的药汤，果真有那么厉害吗？”
他笑道：“一杯甘草汤。”
我也忍不住笑出了声，说：“你这人真缺德。”
他说：“是啊，好人有时也难免做缺德事。”与我并肩默默走了一会儿，又说：“你可不能泄露我的天机啊。”
我忽然觉得，我们这位“大插兄”身上，竟还保留着一些孩子气。成年人身上的孩子气，是可爱的。我张张嘴，几乎要把我的想法对他说了，却羞于出口。这想法使我的脸有些发烧，幸而天很黑，否则他一定会看出我的脸当时有多么红……
第二天，我们几个姑娘套辆牛爬犁，到江汊子里去割柳条。太阳刚升起来不久，又红又大。新雪将世界覆盖得一片洁白，将远山的轮廓勾勒出了一条柔和而起伏的耀眼曲线，将所有可以望见的树木都变成了巨大的或玲珑的银珊瑚。江上还弥漫着薄薄的晨雾。阳光是那么灿烂，晨雾被渲浸得像一片展开的透明的红纱，几乎是静止的，经久也不飘散。雪地辐射着炫目的彤辉。景色真是美极了。大自然的美，更属于人烟疏少的地方。而在这种地方，人类更易产生对大自然的依恋之情。
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
“嗨，姑娘们，你们到哪啊？”姚医生突然撑着雪板来了个漂亮的急转弯动作，拦住我们的去路。他头戴一顶白色的兔毛滑雪帽，脚穿一双靴子，身背医药箱，双颊绯红——那是因为滑雪速度太快被风吹的。那一天他显得那么年轻，那么潇洒，那么朝气蓬勃，又那么……英俊。
女伴们都呆呆地瞧着他，忽然一个个全变得羞涩起来，谁也不回答他。
我见他望着我，就说：“我们去割柳条呀。”
“往哪边儿去？”
“东边儿江汊子里。”
“正好，我要去东村，搭你们一段爬犁吧。”他蹲下身，解滑雪板。
我说：“‘大插兄’，滑雪多神气呀，何必搭我们的牛爬犁呢？慢慢腾腾的。”
他说：“有机会能和姑娘们坐在一辆爬犁上，那就只有傻小子才会觉得滑雪更神气了。”
女伴们互相交换着各种含义的眼色，一个个愈发显得庄重无比。
他将滑雪板递给了我，我就像士兵搂着大枪似地搂着它。
他坐到了我身旁，从我手中拿过鞭子，往老牛屁股上抽了两鞭子，老牛颠儿颠儿地跑了起来。
爬犁很窄，他又坐在我和另一个姑娘之间。那姑娘朝后一躺，躺在了身后一个姑娘怀里，倒挺自在挺舒服的。我却得搂着他的滑雪板，而且身旁身后都没有女伴可靠，要靠着谁，就只有往他身上靠。我怎么能当着几个女伴的面往他身上靠呢？我随时会滚落下去。
他看出了我坐得不太稳妥，对我说：“搂住我的腰。”我装作没听见他说了句什么。
他真以为我没听见他的话，也不再重复，用一只手臂轻轻揽住了我的腰。
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靠在他身上了。我暗想，女伴们回去后一定会大大取笑我一番的，又对自己说：“管她们取笑不取笑呢，我可不愿从爬犁上掉下去，在深雪中打个滚。”当时他就是吻我一下，我也不会真生气的。只要别吻得太粗鲁，要轻轻的，温柔的……
不知为什么，女伴们都不唱歌了，好像坐了一爬犁哑巴似的。
老牛却撒开了欢儿，颠儿颠儿地在雪原上越跑越快。
他回头看了女伴们一眼，有些奇怪地问：“你们怎么不唱了啊？”
谁也不吱声，她们光哧哧地笑。其实我知道，他坐到了我们的爬犁上，使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产生了一种和我同样的快活。尽管我们都停止了唱歌，说不定我们之中的某个姑娘，早已暗暗地爱上了我们这位“大插兄”呢？是瞧着他的背影，哧哧笑的那几个中的一个？还是仿佛他根本就不存在，眼望着远处雪色的那几个中的一个？我暗暗猜测着。
“既然你们都不唱，那我就唱给你们听吧。”于是，他唱了起来：
我唱一个歌吧，快乐的风啊，
你吹遍全世界的高山和海洋，
全球都听到你的歌声。
对着险峻的高山，对着神秘的海洋，
对着鸟雀细语，对着蔚蓝的天际，
……
谁要快乐就能微笑，谁要做就能成功，谁要寻找就能找到
……
我听出了这是一首苏联歌曲。我哥哥和我姐姐都会唱这首歌。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里，我们上一代和我们上上一代的年轻人们，究竟喜爱过多少首苏联歌曲，只有他们自己才晓得。
可以大声唱苏联歌曲的年代过去了……
我说：“你今后别再唱他们的歌了。”
他转过脸看了我一眼，问：“为什么？”
我说：“你应该明白。”
他沉默片刻，用忧郁的语调说：“我来到这个地方后，常为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而感到格外快乐，没想到在这里也碰到了一位政治头脑格外敏感的人。”
他的话中，明显地包含着对我的暗讽。我感到委屈极了，也很生气，眼泪差点儿都涌了出来。
我摆脱了他揽在我腰间的手臂，故意用淡漠的口吻说：“不听好人言，吃苦在眼前。”
他扭头对女伴们大声说：“姑娘们，你们听到这位小姐的预言了吗？”
我猛地蹦下了爬犁，将他的滑雪板朝雪地上一扔，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瞪着他。
他立刻勒住牛缰绳，用一种很不寻常的目光望着我。
我冷冷地对他说：“你再拿我开心，我就往你脸上啐唾沫。”
他望了我一会儿，很识趣地下了爬犁，对女伴们说：“真遗憾，我们愉快的旅途太短暂了。”绑上滑雪板后，又看了我一眼，飞快地滑走了。
一位姑娘埋怨我：“你今天吃火药了？他不过就跟你开句玩笑嘛，你搞得人家有多难堪。”
我恶声恶气地抢白道：“你想替他打抱不平？”
她脸倏地红了，挺恼地说：“你别恶语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