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手擎杯，腾出另一只手，猛将妻子往旁一推：“闭上你的嘴！躲开！”
他妻子险些被他推得跌下台阶去……
他走入礼堂，听到一片远雷般的跺脚声。不供暖，礼堂内比外边的温度高不了多少，只是北风吹不着人们罢了。
他听到背后有人骂道：“还捧着个保温杯来！人五人六的，以为都是来等着听长篇大论的呀。厂都卖定了，一个前朝代理厂长还充的哪门子大瓣儿蒜呢……”
他走上台，张了张嘴，觉得嗓子发紧，说不出声来。不得不打开保温杯盖，先喝口茶……
“别他妈喝了……”
又有人怒骂一句。
嗓子湿润了点儿，不那么发紧了，但还是头疼欲裂。
“同志们……”
“别打官腔儿了，开门见山吧……”
“我……我头疼得厉害……”
“活该……”
“酒烧的……”
“让我……让我喝完这杯茶……”
“装什么可怜样儿！通告完了情况回家喝去！”
任凭人们向他发泄怒气，他还是将那杯浓茶一口气喝光了，刹时出了一额头一身的虚汗……
“同志们，昨夜，咱们的粮店被盗了，几乎被盗光了……”
一片远雷般的跺脚声顿时停止了，人们渐渐安静了。
很多很多年以来，厂保卫科的人一减再减。因为他们除了例行的保卫工作，实际上没什么事可做。很多很多年以来，这个厂和它所属的社区内，连小偷小摸都很少有过……
他的话使人们感到愕异，感到震惊。
“我四点多就到现场了。我个人不想将这件性质严重的事当成一桩案件。但是我赶到现场之前，已经有人向县公安局报案了。由于我和在现场的同志意思不统一，所以县公安局的人赶到时，只剩我一个人留守现场了。我对他们说，不是案件，是一场误会……”
一时间鸦雀无声。
“你们应该不难想像，我对他们撒谎时，是多么的难堪，多么的尴尬。咱们在一个厂里相处二十几年了，大家都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善于撒谎的人。尤其在明显被盗过的现场，在公安人员面前，撒谎对我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他们是为破案而来的。他们途中陷了车，他们都冻得够戗。天又亮了，快到吃早饭的时间了，不留人家吃顿早饭暖暖身子驱驱寒气，我不忍心。所以我陪他们吃饭。所以我也陪他们喝了几盅酒。大家都知道，我并不爱喝酒，喝酒对我是受苦。总之我来晚了，我让大家久等了，我让大家挨冻了，我现在向大家谢罪……”
他在台上一次次深弯下腰，四面八方地鞠躬。
已给县公安局的人们鞠过躬谢过罪，现在又给厂里的人们鞠躬谢罪，他内心里替自己难过极了，想哭。
“同志们，到年根了，再有几天就是新年了。新年一过春节紧接着就到了。厂里已经又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尽管与我厂签了合同的港方答应，工资一定会补发，但毕竟只是一种承诺，还没发到大家手里。中国人不过新年，总得过春节吧。厂里许多工人家生活都很困难，所以，我坚持认为，三百多袋苞谷面，一百多袋面粉，六七十袋大米，是某些家里生活很困难的工人，为了过个年，为了过上春节，向粮店借的。我相信，工资补发以后，他们是会主动地自觉地去粮店补交钱的。一时还交不上的也没罪，由我章华勋替他们担着了。在座的都是干部，都是党员，如果在座的中，也有人参与了昨夜的‘借粮’活动，我希望能站出来，当众认个错儿。毕竟，那不是一种‘借粮’的好方式……”
鸦雀无声。空气仿佛凝固了，人们仿佛定住了，都一动也不动，如同他是在面对一排排石头人说肺腑之言。
“那么，我希望，不……我请求大家，起码表个态，对我个人的决定，认为对，或错，支持，或不支持，也给我个明白，让我这个代理厂长，在刚才那件事儿上，心安一点儿，知情一点儿……”
依然是一片鸦雀无声，竟无一人开口。
他内心里更替自己备感难过了，他低下头了。
突然地，许许多多的人异口同声地喊出一个字——“对！”
他抬起了头，不知不觉间已泪流满面。
“支持！”
“支持！”
“支持！”
他欣慰地笑了。如果不是他举手制止，全场人不知还要喊多少遍支持……
“同志们，下面，我将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
于是整个礼堂又鸦雀无声。
他首先从那份合同讲起，讲它是在怎样一种没有第二个选择的万般无奈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讲港商所做的种种承诺的可靠性，讲哪些方面港方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讲自己就合同和港方全权代表发生的争论，以及自己如何被那全权接收代表驳得哑口无言，没有道理再坚持……最后讲到了合同上两个冷酷无情的百分数……
有人哭了。
站在台上的章华勋，一开始并没听到那哭声。他只看到一些人回头。但仅仅半分钟后，他就听到哭声了。是一些女人们，女党员们在哭。听得出来，她们都企图竭力控制住自己不哭出声。那些四十多岁的女人们啊，她们一个个低垂着头，紧咬住自己的唇，有的甚至用手紧捂住自己的嘴，却还是哭出了声。于是她们的哭声此起彼伏，于是她们的哭声渐渐汇成一片，仿佛一些看不见的，淌出响声的水流在往一处汇集，汇集到足够高的水位，要猝地跌落为瀑布似的。
某些被丈夫抛弃了的妻子往往就是那么哭的，那是一种内心充满了委屈和悲伤，又没法儿对人说，又不知该用什么方式宣泄一番的女人们的哭声，是一种使男人们听了揪心的哭声，是一种最能引起男人们大的怜悯的哭声，是一种男人们听了，愿像哄小女孩儿一样试图哄哄她们，抚慰她们的哭声。某些男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会黔驴技穷地大耍活宝，希望能使她们破涕为笑……
果然有一个男人高叫：“嗨，我们的女布尔什维克们，今天都怎么了啊？想合演一出《小寡妇上坟》啊？……”
几个男人凑趣儿地笑了。
又有一个男人高叫道：“她们的年纪不可能再演小寡妇了……”
然而没男人再跟着笑了。
蓦的，一个男人哭了起来。那是男人的号啕大哭。男人根本不加克制的，根本不顾及自尊的，根本不怕遭到耻笑的，旁若无人痛痛快快的号啕大哭。响亮而高亢。这一个男人的哭声，加入到女人们的那一种各自压抑着的哭声中去，形成了极强烈的反差。
于是女人们的哭声受到影响受到促发，顿时大了起来。于是几乎所有的女人们所有的男人们，都受到影响受到促发，都呜呜咽咽哭了起来……
站在台上的章华勋束手无策，泪在脸上刷刷地流。
他想不出一句可以安慰大家的话。
“都别哭！”
有人厉喝了一声，其声淹没在哭声中。
章华勋看到一个人站了起来——是“钳工王”。身子干巴瘦小的“钳工王”，离开座位，一手捂着心窝，略微弯着腰，步子缓慢地向台上走来……
“钳工王”不姓王，姓姚。六十年代初，各行各业大摆擂台，竞赛出许多行业状元。他就是那时一举夺魁，被誉为全国的钳工状元的。锉、钻、铰刀、老虎钳等工具，在他那双手里，曾都被运用得如同法宝一般。当年竞赛时，他不与自己的同行们比，却向几位比出来的、全国顶尖的车工挑战。结果，他手工锉出来的零件，组装后所达到的严密程度，和那几位全国顶尖的车工们车出来的零件难以区别。有人大加怀疑，而他为了证明自己那双手控制力度的准确性，当众将他的奖品——一块手表从腕上撸了下来，往表壳上抹了些黄油，放在锻台上，问参赛的锻工们敢不敢用汽锤一下下粘尽表壳上的黄油？他们不敢一试。而他自信地坐上了锻工椅，手握汽锤操柄，在众目睽睽的注视下，锤起锤落，粘尽了表壳上的黄油，而表完好无损。于是不但钳工们服了，车工们锻工们也都服了，都看他那双长满茧子的平凡的神手，都说他这位钳工，真是气死车工，羞死锻工。“钳工王”的尊称，从此跟定了他，他的本姓，倒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
“钳工王”上了台，站在章华勋身旁，又厉喝一声：“都别哭！”
大多数人不哭了，噙着泪，呆瞪他。
章华勋往一旁闪了闪身，扯了“钳工王”的袖子一下，将“钳工王”扯到了台上的中心位置。他对“钳工王”说：“师傅啊，帮帮我，帮我劝大家别哭了，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话劝……”
“钳工王”说：“徒弟啊，我也不知道。”
师徒二人在台上互瞪片刻，“钳工王”将目光扫向了台下……
“钳工王”举起了双臂……
战士肩上枪
我们手中造
枪上的准星
像我们的眼睛……
“钳工王”沙哑着嗓子，低声唱了起来。他唱的是厂里人人都曾会唱的一首歌，他挥舞着他的双臂，自己为自己打拍子，他的声音不但沙哑而且气弱，但他的双臂，却是在尽量挥舞出力度。“钳工王”不会唱歌，更没当众在台上唱过，年轻时最不好意思的事便是被逼着当众唱歌。他自然也不会打拍子，只不过是在胡乱地挥舞着双臂罢了。他几乎每一句都唱走了调，他的手势没有一下准确地合在音阶上……
然而一些男人们竟跟着唱了起来：
战士肩上枪
我们手中造
然而一些女人们也竟跟着唱了起来：
战士立军功
我们绽微笑……
脸上挂着泪的男人和女人们，将一首自豪欢乐的歌，似乎唱出一首挽歌的意味儿。
“钳工王”的手臂停止挥舞，垂下了。
他张阖了几次嘴，开口说话了。
他这么说：“大家刚才都哭什么呀？天没塌下来，地没陷下去，没谁宣判我们集体的死刑，明天、后天、大后天，明年、后年、大后年，我们还活着。还得活着，还要活着，那现在又哭个什么劲儿呢？我老姚，自打入厂以来，从没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过言，是不是？可今天我想说两句。希望大家给我一次机会，允许我从从容容地，把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完。今天以后，我肯定没机会说了。我想说的是，‘文革’中，因我是劳模，多次调我去大学里当工宣队，而且封我为工宣队长。我没去过，也没把工宣队长这种预封当成过一回事儿。我这辈子，最大的光荣就是靠自己的双手挣了个‘钳工王’的尊称。人一辈子有过一种符合自己实际的光荣，应该知足了。当年我为什么不愿去当工宣队呢？当年我寻思——咱才小学五年级的文化水儿，到大学去横插一腿干什么呢？怂恿咱去管大学咱就傻兮兮地去呀？管得了吗？去了不也是瞎胡闹吗？……”
不再有人哭了，尽管还有人在默默流泪，尽管人们都不太明白“钳工王”今天为什么要上台当众提当年的事儿，但出于对他一向的尊敬，全体望着他，全体聚精会神地听着……
章华勋也不明白他，也在认真听他的每一句话。
“近些年来，时新了一个新词叫‘反思’。‘反思’不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反过来想一想吗？以前，总把咱们工人叫‘领导阶级’，其实咱们又哪里真的领导过什么呢？近些年来我就总反过来想，一个国家，在快到二十一世纪的这个年代，要富强，要改革，要腾飞什么的，也许就轮到咱们工人阶级来牺牲了。一旦想通了这一点，也就想通了现在的许多事儿。下岗啊，失业啊，果真是改革需要咱们咽这颗苦果吗？那，咱们就当成是咱们的命吧！人对命可以不满，可以不服，不满不服，才生出志气。哭多丢人啊！哭有什么意义啊……”
气氛又恢复到鸦雀无声了，人们听得屏息敛气。
章华勋怕“钳工王”说出什么影响不良的话，急对他说：“师傅师傅，您别说得这么这么……那个……师傅，大家听着，我现在很负责任地宣布，经过我的争取，姚师傅和另外四位老师傅，已经被港方无条件地收纳为新工人了。”
“钳工王”却一点儿也没高兴。
他看了章华勋片刻。他的目光变得忧郁而温柔了。仿佛一位因为什么事内心里觉得对不起儿子的父亲似的。他的目光分明地包含有比语言更多的意思，以及语言难以表达的意思。
他接着说：“徒弟啊，这我当然是非常感激你的。难得你这么多年来，心里一直揣着我这个师傅。但我，不想入新厂……”
章华勋非常不解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却又不便直问，只是一个劲儿地重复着：“师傅您这又何必呢，师傅您这又何必呢……”
台下的人们对“钳工王”也大惑不解，他们皆静静地望着他，期待着他给他们一个明白。
“钳工王”接着说：“近几年，厂里开不出工资的情况下，我和我老伴儿还花了厂里不少医药费。我常感对不起厂，对不起大家，我这厢给大家鞠个躬呢……”
于是他恭恭敬敬地向台下鞠了三次九十度大躬。
鞠躬后，他那原本佝偻着的腰，似乎更挺不直了。
他就那么弯着腰，一手捂着胃，保持着近于鞠躬的体态，又缓慢地说：“我老了，腿发软了手也发抖了。我干不了什么了。我真的干不了什么了。已经干不了什么了，编入新厂，不是等于想躺倒在新厂的福利上吗？这多让人瞧不起啊！这点儿志气，该保留，咱们还是要保留的。空出名额，多解决一个年轻工人的就业问题吧，再多解决一个家里困难之人的就业问题也好啊！说了这么半天，其实我想对大家说明白的意思只有一个——如果咱们面临的是绝境，如果前边是一条大江大河，只有一条船，只能渡过去一部分人，渡过去的人就有了生路，难道咱们在座的，都会如狼似虎地争着往那条船上爬吗？我看不会。起码我‘钳工王’不会。我想你章华勋和许多人也不会。何况，农村人能离乡背井到城里来打工，我们城里人，不需要离乡背井，我们去打工还不行吗？天无绝人之路啊！所以，一句话归总，咱们别哭，别争，别闹事儿，老的让年轻的，年轻的体恤点儿老的，咱们就当是一群牛马，没精神的，也要抖擞起点儿精神啊！任人家挑，任人家选吧。这世界，做衣服的人多了，总比造枪造炮的人多了好啊。如果咱们是投资商，要投入多少个亿办工厂，不是也愿挑选年轻的、文化水平高点儿的工人吗？不是也不情愿收五十多岁干不了几年就得养起来的吗？最近我又常想，每人一张嘴，张大了也不过就直径三十多厘米。可乘以十二亿，那就是一个直径三十六公里的巨洞啊！每天都得往这个洞里倒吃的，倒喝的！谁叫咱们中国人多呢！将来的厂，还是咱们中国人当家做主的厂嘛！咱们中的一部分，还是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名分还是中国工人嘛！咱们中的一部分，终于又有工作了，终于每月能开全资了，终于盼到工资比以前高不少的日子了，咱们不是应该高兴吗？不是一件大喜之事吗？……我老姚今天就说这些，大家爱听不爱听的，反正都听了。不对的，你们也别背后骂我。我真的没机会再跟大家说这么多了……”
在人们鸦雀无声的注视下，“钳工王”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一手捂着胃，低头往台下走。他走到台口，站住，转身对章华勋又说：“徒弟啊，还有一件事儿，我当众拜托给你了。就是我那女儿，大家都清楚的，她不是我‘钳工王’的亲生女儿，是我当年捡的，反正她肯定是咱们这个厂的工人的后代无疑。哪一天我和我老伴儿，如果……都不在了，希望你能将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对她负起份儿责任来……”
被“钳工王”的“演说”打动得心酸泪流感慨万千的章华勋，省过神来赶紧走过去扶着“钳工王”下台，一边说：“师傅您放心，您一定放心吧……”
将“钳工王”扶到台下后，章华勋又登上台，接着发表“演说”。其实他觉得已经没什么可讲的，也明知自己是不可以讲得像“钳工王”那么实在，那么直率，那么掏心的。但“钳工王”讲完，自己不再接着讲几句，又似乎有些不妥。没什么可讲的而必须得讲，他就讲得很没条理，很不由衷，无非一再重复自己已经讲过的话，一再自以为是地修正“钳工王”讲得不够全面不够艺术的意思。他颠三倒四地讲了二十多分钟，台下渐渐响起了嘘声，响起了跺脚声。有人干脆起身退场……
“哎哎，那几个人，都别走都别走，坚持一会儿，还没发表儿呢……”
站起来大声制止的是李长柏。他怀抱着一大摞表格。不管章华勋是否还要继续说什么，便自作主张地散发起来。
章华勋在台上尴尬了几秒钟，趁机跃下台，躲到一个角落吸烟。他认为自己所主持的最难的一次会，也就如此这般地临近结束了。他有一种安全着陆的庆幸。庆幸没被撵下台，没挨骂，没受唾，没发生什么控制不住的局面。这使他不禁暗暗感激“钳工王”。谁也不能不承认，“钳工王”的一番掏心窝子的“演说”，对稳定人们的情绪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钳工王’，姚师傅！老姚师傅……”
他的妻子在拿着一张表格纸寻找“钳工王”。那表格没什么特殊的意义，只不过是录用时的履历参考罢了。
“‘钳工王’……”
“姚师傅……”
“咦，他哪儿去了呢？……”
一些人帮着他妻子寻找“钳工王”。
“钳工王”早已离开会场了。
他走到他妻子跟前，要过那张表格说：“给我吧，老姚师傅的履历我十分清楚……”
他掏出笔，想坐下替“钳工王”填写表格。将坐下还没坐下之际听到一声猛烈的爆炸……
这一声猛烈的爆炸，将每一个人都震呆了。
全体刹那的呆状之后，人们争相往外冲。章华勋被人流裹挟到外边，跟随人们朝西北方向一片空旷野地跑……
那儿硝烟还没散尽。雪上出现了一个熏黑的坑。坑的周遭，方圆数米内，白雪上遍布腥红的点子，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儿。
人们跑到那儿，围着那坑，看着，一时都猜测不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捡起了半顶帽子：“看……这……这是不是‘钳工王’的狗皮帽子？……”
“是，没错儿，是他的，他刚才在台上不就戴着这顶帽子来吗？……”
“那儿是什么？挂在树上的……”
附近一棵树的枯枝上，挂着大半条灰色的围巾，旗幡也似的，在寒风中飘摆……
一个小伙子攀上树取那围巾，他还没下树就失声恸哭了：“是我师母的围巾！师傅啊，师母啊，你们何必这样啊！天啊天啊，我的好师傅啊……”
小伙子哭晕了，从树上摔落下来……
人们什么都明白了。
一些男人和女人，摘下了他们的帽子，摘下了她们的围巾，纷纷地，双膝跪在那坑的周围了。他们和她们，都是“钳工王”的徒弟，或者，是他的徒弟的徒弟……
章华勋和另一些人，也都跪下了。
旷野上，寒风中，一片哽咽，一片哭声。
在一九九六年最后几个日子中的这一个日子，这个解体了的军工厂的几代工人，以跪和哭，悲痛地哀悼他们中曾经最优秀的一个。
“钳工王”的女儿，哭着交给了章华勋一封信。
“钳工王”在那封信中写道：“徒弟，别抱怨我和你师母就这么走了。也替我请求大家别抱怨我们。你师母早就不愿成为他人和社会的累赘了。她早就暗暗下了决心作出这种解脱自己也解脱他人和社会义务的选择。她跟我商议过多次了。我终于被她说服了。我们感情深，这你也是知道的。何况医院最近诊断出，我的一只肾已坏死。所以，我莫如陪她一起走。我俩在厂里徒弟太多，就别为我俩开追悼会，多不吉利，又多讨厌呢。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一种走得无影无踪的办法。如果反而添了更大的麻烦，那对我们来说是事与愿违。答应我们，千万别开追悼会。没那个必要……”
章华勋的泪珠子噼里啪啦地往信上掉。
他没看完那封信，就将“钳工王”的女儿扯入怀中，紧紧地紧紧地搂抱住，怕她被谁从怀中夺走似的。
而那少女，就哭着叫了一声：“爸爸……”
章华勋被叫得肝肠寸断，心如刀绞。他几乎哭得喘不过气来……
他从怀中推开少女，又向那坑接连地磕起头来……
那被炸黑了的坑，似乎在默默地向他倾诉着什么……
它似乎意味着，这一代钳工之王的一个令人震撼的句号。
他曾是他的许许多多工人弟兄和工人姐妹们的骄傲。
他的传奇性故事，曾使“钳工王”这一工种增加过非常荣耀的光彩……
章华勋对自己恨极了。恨自己为什么那么的麻木，竟未从“钳工王”的“演说”中预感到悲剧的发生……
所有的人都向那坑磕起头来……
离人们不远处，站立着港方的全权接收代表，他缓缓地，也从头上摘下了帽子……
第二天，港商代表紧急约见章华勋。
“非常抱歉，我又经过一夜的思考，决定还给你们这个。我想，我应该带领那些将被裁减下来的工人另谋我们共同的出路……”章华勋将那大红的委任证书放在了桌上。
“不后悔？”
“不。”
“等等，先别走……我想告诉你——昨天，我与我们总裁通了一次电话。他已决定另拨三千万元，扶植将被裁减下来的工人们，办一个分厂，隶属总厂。将来可以为总厂进行多种经营。我的意思是……这也需要一个有凝聚力而又有奉献精神的人……”
“……”
“算是贷款方式的一种扶植。第一年免息，第二年按大陆的息率付息，第三年要按香港的息率付息……你敢不敢？”
“……”
“章先生，昨天，我的心情也非常难过。你如果说敢，我的心情会好受些……”
“敢。我当然敢……”
全权代表欣慰地微笑了一下。
“那么，你就得坐下，和我详谈这件事了。”
章华勋凝视着对方，默默地，然而也是表情坚定不移地在沙发上坐下了……
私刑
现在，三个男人坐在了一家饭店的单间里。
饭店在这一座小城的档次，相当于北京饭店之在北京。
夜晚已经用它的黑斗篷紧紧裹抱住小城。是小城的人们开始享受的各自吮咂人生的时分。就享受的基本内容而言，中国别处有多么丰富，这座小城也有多么丰富。换言之，中国别处有多么简单，在这座小城里也同样地简单。不过就是吃喝玩乐，外加上红粉服务。这世界至今还是男人们主宰的世界，享受二字也多半还是一个男性化的词，女人们只不过是这个词的一条注脚。
正值炎夏。这一个夜晚一点儿风都没有。穿着少得不能再少的小女子们，或单独或结伴在热闹的街道上悠荡过来悠荡过去。于是几乎凝固着的空气中充满了香脂的微味。自从张艺谋拍了一部电影叫《大红灯笼高高挂》，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的大红灯笼小红灯笼挂的哪哪都是。当那些穿着少得不能再少的小女子从灯笼底下徐徐而过，她们的裸肤就被映红了，更加显得秀色可餐。于是男人们望向她们的目光顿时迷醉，没法儿不心猿意马起来。在这一个夜晚，在这一座小城，有的男人将潇洒地挥霍掉几千元，有的男人却也能仅仅用一百元，就满足了生命各方面的享受愿望。五十元足可在摊上饱吃一顿夜宵，往胃里灌一大扎啤酒。
然而三个男人走入饭店的神情竟有些与众不同。他们的表情都显得那么阴郁，甚至，还可以说给人一种表情严峻的印象。但除了大堂里的迎宾小姐，其实另外也没谁注意他们的表情怎样。他们一个三十多岁，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五十来岁。他们穿的也都很一般，很随便。三十多岁的穿圆领背心，短裤，理的是刷子般齐的板寸头；四十多岁的穿白褂子，黑裤子，分明的已经穿在身上数日没洗了；只有五十来岁的那个穿的齐整，也不嫌热，衬衫外还穿了件单西服，一双皮鞋看去是当天刚买的，总之上下一新，但头发却有两个月没修剪了。满脸络腮胡子乱乱扎扎的。他使人怎么看怎么觉得他是农民，事实上他也确是农民，这样的一家饭店显然不是他来过的地方，他一进饭店，好奇地四下张望，并有些局促。
迎宾小姐迎向他们，抱歉地说座位已经满了，对不起，请下次惠顾之类。
三十多岁的男人冷冷地说：“我们预定了单间。”
迎宾小姐不由一愣，询问了两句，怕他们是冒名顶替者似的，慎重起见地去总台那儿查预定单。
三十多岁的男人就愤愤地嘟哝：“妈的，好像咱们不配到这儿来似的！”
四十多岁的男人向他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他又何必那样？
五十来岁的男人仍局促着，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是：“我可没钱……”
迎宾小姐弄清楚了某个单间确是他们预定的，这才彻底收敛了脸上的狐疑，于是堆下职业的盈盈甜笑，引领他们上了楼。
三个男人刚一在单间坐定，服务员小姐立即接替了迎宾小姐，呈送菜谱。
四十多岁的男人恭敬地对五十来岁的男人说：“大哥，你先点。”
三十多岁的男人立刻也说：“大哥，你就只管拣那好菜点，千万别怕费钱。咱们买得起单。”
五十来岁的男人点了几样家常菜。三十多岁的男人说这算点了些什么啊？吃这样家常菜还用到这种地方来？四十多岁的男人说，说得也是，于是两个各自指着百元以上的菜又点了六七样。这使五十来岁的男人不但局促，而且不安了，连说：“多了多了，吃不完，浪费了可惜，二位兄弟何必的呢？”
小冷盘还没上齐，也不劳服务小姐的服务，三十多岁的男人就迫不及待地斟满了三杯酒，催促另外两个男人举杯。
于是他们碰起杯来。
三十多岁的男人说：“大哥，你受委屈了。”
五十来岁的男人说：“这话见外了。咱们不都一样的么？”
四十多岁的男人说：“兄弟间，各自心里有数就是。干！”
于是都一饮而尽。
……
这三个男人，原本是互不相识的。三十多岁的男人，曾在小城开一家照相馆，同行里业务数第一；四十多岁的男人，曾在小城经营一家饭店，店面虽不大，生意很红火；五十来岁的男人，曾是郊区农村出了名的养兔大王，日子过得颇富裕。他们是由于同一件事结为兄弟关系的。那件事，既可以说是同样的遭遇，也可以说是同案犯。
七年前，小城乡镇企业局成立了一家公司，当然是姓“公”的有限责任公司，也当然是为了“搞活经济”，使小城的大小“公仆”们有一笔财政以外可以合理合法地自由支配的机动资金，提高提高福利待遇。那正是政府部门办公司办疯了的时期。
那时期讲的又是“借钱生钱”的手段。于是由乡镇企业局一位处长任总经理的那一公司，召集小城辖区内一概先富起来的人们开了一次会，大讲了一通公司的远大前景之后，便向众人拱手集资，动员大家自愿入股。当年一些部门明里暗里向民间集资办公司，有市里的头头脑脑高坐在台上，而且按入股算，被请去的人们，谁又能不出点儿血呢？何况，他们认为，政府的一个堂堂正正的局办的公司，有诸位头头脑脑支持着，还能赚不到钱么？不图分红，随时撤股是没问题的吧？于是现场一下子就集了百多万。有些人表现得相当积极，报数大方。他们见小城的头头脑脑高坐台上，难免的存讨好卖乖之念……
却也有人不愿出血，前边提到的三个男人便是。他们一听明白了，就悄悄起身离开了会场。
但是名单上列着他们的名字啊。
自愿不自愿，能由着他们吗？
于是事后有人找到他们。
“不是说自愿的吗？”
“是啊，你入了股不就是自愿的了吗？”
“我要是非不入呢？”
“你看，名誉董事长、董事们，有这么多是市里的领导。请你入股，是抬举你呀。你非不给他们点面子？”
对方的话语，再往下说，听起来像利诱，其实也隐含着威逼了。
三个男人当年分别听到的都是差不多的话语。
他们只得很不自愿地分别“自愿”交出了五万元了事。
但是他们又都坚决地声明——不是什么“入股”，而是“借给”。都坚决地要求给他们开正规的乡镇企业局的财务借据。
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相同的较真的秉性。
人家给他们开了那样的借据。只要能得到他们的钱，人家的态度是什么都好说。
……
过了半年，国务院颁布法规，限令各级政府部门与所办公司彻底脱钩。
这他们不知道。因为生活在小城里和农村的他们，并不天天关心国家又颁布了什么法规。脱了钩的那个公司，也从未通告过他们。
又过了半年，借据上写明的一年期限到了，他们分别去要钱时，那个公司没有了，“自行消亡”了，一切财物，也不知哪里去了。
他们没处要回他们的钱了。
五万元，对他们都不是一笔小数。他们也都分别遇到了经济方面的困难。有的因为生意不景气，入不敷出了；有的因为老人患癌症住院；有的因为孩子上大学。
他们较真的秉性被空前地刺激起来了。
然而，公司已经没有了，他们去找谁呢？找的人都不理他们。被找烦了，甚至对他们言语呕呕，如喝狗子。
当过总经理的那位处长调走了，而且，据说还高升了。
乡镇企业局的局长也调走了，据说也高升了。
一位副局长成了正局长，与调走的正局长长期貌合神离，矛盾深深。
他大发其火：“再来找，门都别让进！谁放进他们来了，我对谁不客气！我这位局长，可不是专给前任揩屎的！”
正是：子系中山狼，得势便猖狂。
结果三个男人某一天，先后被阻拦在乡镇企业局的楼口，所受粗暴蛮横的对待，令他们备感屈辱。
他们就是在那种情况之下相互认识了的。
从前的中国有句话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他们现在觉得是百姓遇到了官僚，更加的有理说不清了，简直就根本没什么说理的机会了啊！他们想，他们还不是最最普通的平头百姓，提起来还曾算是个人物。
他们岂能咽下这口气？每人那被“借”去的五万元，是他们靠诚实劳动获得的啊！他们当年之所以终于还是借给了，乃因那是市里一个局级单位热热闹闹挂牌剪彩成立的一个公司啊！回想起来，一切历历在目啊！坐在台上的市里的头头脑脑们，不是都发言祝贺了吗？
于是他们一合计，就联合成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
他们便去找市里的头头脑脑们。
结果也是十次有八九次被阻拦在外，偶尔一次“突破封锁线”见着了一个，或对他们老奸巨猾地打太极拳，或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反而对他们大加训斥——“你们靠什么富起来的？还不是靠政策？政策谁给你们的？我们怎么？出了点血，区区五万元，心疼啦？逼领导还债？太过分了吧！实话告诉你们，不就加起来十五万吗？不是还不起，是不能还你们！因为不能惯下你们这种忘恩负义的臭毛病！还了你们，当初那七八十人都来讨债，我们还有消停之日吗？……”
他们低声下气地强调——咱们和那七八十人不一样啊；咱们的钱，当初是被借去的啊，不是入股啊……
“什么借不借的！借也是入股！反正当初都是那么一回事儿！这一点你们当初是应该心里有数的！入股就有风险，权当你们风险投资了吧……”
他们被训斥得一愣一愣的。
三个男人一合计，得啦，谁也别再找了，干脆，告吧。于是他们告了乡镇企业局。
为了稳操胜券，还合出一大笔钱聘请了律师。有理，有据，有小城里名气颇大的一位律师相助，他们自信官司是一定能打赢的。
结果他们反而败诉了。
独立法人——独立经济和债务责任。
对方的律师，振振有词，只援引一条法律，却仿佛站在绝对真理一边似的。
而他们的律师，却不知为什么，变得口拙舌笨语无伦次了。
他们中的一个愤而反驳，你们引的那条法律，那是指公司和公司、企业和企业、公司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商业买卖过程中发生的经济纠纷，而我们没做什么交易什么买卖，我们的钱是被借去的！
那好啊，被谁借去的，找谁要去吧！
借据上盖着乡镇企业局的大印！
那是假的！
有什么证据是假的？
又有什么证据是真的？
他们觉得，他们起诉的，哪里还是些“公仆”们，简直是些无赖和流氓啊。
那天晚上，三个男人聚在一起喝酒，以解愤闷。其中一个起身去厕所，经过饭店里一单间，闻听他们聘请的律师正在里边大唱其歌。将门轻轻推开道缝，见除了他们聘请的律师，竟还有被告方的那两位律师，还有乡镇企业局的局长，还有法官。那四个正每人搂抱着一个“小姐”，不管不顾地在沙发上椅子上乱作四团。第五个“小姐”与自己们聘请的律师勾肩搭背而立，你唱一句，我唱一句。你唱时我亲你，我唱时你亲我……
于是他将两名“战友”也叫来偷窥。
另两个不看则已，一看之下，血脉贲张，怒发冲冠。
“大哥二哥，咱们被耍了呀！”
“他妈的，咱们还看个什么劲儿！”
于是三个男人发一声喊，打将入去……
结果是他们被一块儿拘留了七天，七天里都吃了不少苦头。那是自然的。因为他们大打出手之前，也没考虑考虑——对方们难道是些他们可以白打的人吗？
七天后，他们着实消停了半个多月。他们谁也不找了。他们自己也得养养伤啊。于是对方们就以为，已彻底将他们摆平了。其实呢，他们也没只养伤，他们也是有朋友的啊。他们暗中进行了种种调查，于是获得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了那个“自行消亡”了的公司，曾留下三部车和几十万元钱。三部车都以白给一般的价格，让市里三位领导的公子们买去了。几十万元，作了另几位领导的出国考察经费。没有这些具体的好表现，那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兴许就当不上正局长。
某日，三个男人出现在小城的中心广场。他们扯开白布横幅，上书两行漆黑大字是——“欠债还钱，古之法理”，“反无赖，要公道”，另有一丈多白布，将他们遭遇之事的经过和他们调查的结果，相当之详细地写了出来，是星期日，围观者众。那小城一向是没有什么外国人出现的。偏偏那日，不知从哪儿冒出几位外国男女，对他们大照其相。
这么一来，他们不但又犯法了，而且性质严重，带有政治煽动的意味了。
于是市里的头头脑脑大为震怒。他们之间，并不团结，在许多方面，钩心斗角，相互倾轧。但在这件事上，态度空前的一致，且空前的严厉。他们夸大其词地作为一次“政治事件”向上级紧急汇报了，于是上边下达了批示——依法严办，以保小城之社会稳定。
于是他们被判了刑。
他们当庭大叫冤枉，争说凡事都有前因后果。但法庭不理睬他们的抗议，向他们宣告——前因是前因，那是一案；后果是后果，另是一案。
三人中那农民，在法庭上自己主动多承担了些责任，便是主犯，被判五年。另两个，算从犯，各判三年。
他们入狱后，小城恢复往日太平。人们议论了些日子，也就将他们的事忘记不提了。太平盛世，人心就会变得漠然。这几乎是一种社会规律。正如那些“公仆”们在对待他们的态度上放弃鄙嫌，暂敛矛盾，形成了强大的联合阵营一样，三个男人在监牢中，也同仇敌忾，暗结死党。他们一块儿发了毒誓必定报复……
三年后，三十多岁和四十多岁的两个男人刑满释放了。他们似乎服了，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他们一门心思挣钱。只要不违法，干什么来钱快，来钱多，便齐心协力地干什么。都是颇谙经营之道的男人，又吃得苦，耐得劳，并且原本有些经营资本，两年下来，倒也很挣了一笔令人羡慕的钱数。他们将钱三家平分了，变卖房屋，将三家迁往别处定居去了……
前几天，“大哥”也出狱了。今天，他们算是为“大哥”接风。后半夜，还要按既定方针干正事。接不接风的，目的倒在其次。反正已是亲兄乃弟般的关系了，交心托底了，相互就没了什么计较了。都是从生意场上过来的男人，都有半斤八两的酒量，也就都喝得很豪气。但是各自喝到了五六分，就都一口不喝了，就都将酒盅扣在桌上了。从这点看，分明的，他们又都是自控力很强的男人。
接着，他们就去洗桑那。之后，找小姐按摩。再之后，又去嫖了一通。他们原本并没有嫖的习惯，除了“三弟”打过几次野食，“大哥”、“二哥”其实都是很正经的丈夫和父亲。
“三弟”说：“大哥、二哥，身上带的钱还剩好几百呢，咱们都放纵一把咋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