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二哥”的目光望向“大哥”，态度暧昧。
“大哥”说：“你看着我干什么？”——将脸转向“三弟”，沉吟地反问：“怎么个放纵法呢？”
“三弟”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
服了五年刑，“大哥”似乎变得更稳重了。
“二哥”就替“三弟”回答：“还不是那种事儿嘛！”
于是“大哥”也就明白了。
“三弟”又说：“其实我自己倒不是太想。我是觉得，大哥服了五年刑，大嫂也在五年间病死了，既然现在出狱了，我这当弟弟的就有义务……”
“大哥”表情端庄地说：“五年间，我天天盼着有面对那狗官的一天，你们不提，我头脑中早把那种事儿忘了。”
“二哥”又说：“三弟也是一份好心。”
“大哥”犹犹豫豫地问：“不能误咱们的正事儿，别忘了咱们今夜是要干那件正事儿的。”
“时间早着呢。大哥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于是“大哥”将一只手拍在“三弟”肩上：“三弟，大哥一切听你安排。”
“这就对了。”
“三弟”如愿以偿地笑了。
“二哥”也笑道：“那我高兴沾大哥的光。”
于是三个男人就找地方去嫖……
嫖过后，三个男人的酒劲全部随汗消散了，他们反倒显得比没嫖之前精神抖擞了似的。
“二哥”对“大哥”说：“大哥，要不，咱们改天再干那件事儿？”
“大哥”就板起了脸，不悦地问：“你不想干了吧？”
“二哥”吞吞吐吐地回答：“那倒不是。怎么会呢？我是考虑，大哥你刚出来，那件事儿一干，咱们三个必定又得进去。我和三弟毕竟出来两年了，对大哥，就太亏了。”
“大哥”说：“谈不上亏不亏的，只要能出了我胸中憋闷了五年多的那一口恶气，再进去我也心甘情愿。”
“二哥”右拳往左掌上一擂：“既然大哥这么想的，那咱们今晚就他妈的干！”
“三弟”看了一眼手表：“对，今晚若不干，错过了时机以后干不成，我白策划一场了。那还不后悔一辈子？”
“大哥”说：“就是。”
于是三个男人学足球场上开赛前的运动员那样，将他们的三只手叠在一起……
五年前的乡镇企业局局长，五年后还在那个位子上。他自己当然大不遂愿。五年前，只消他一句话，三个男人的钱也就还了。但如果还了，市里的头头脑脑们出国的零花钱则无法由他提供了。而他一心讨好他们，所以他不能点头还三个男人的钱。尽管他自己也觉得不还确实有点儿耍无赖，但他认为对三个平头百姓耍一次无赖其实也没什么。如果市委书记的公子不看上那辆“本田”车就好了，那辆车也能卖个二十五六万，还三个男人的钱绰绰有余。但问题是市委书记的公子看上那辆车了啊，非要用三万元的折旧价买了去，他有什么办法呢？一边是市委书记的公子，一边是三个平头百姓，二百五也会掂量出哪边轻哪边重啊！其实他两眼盯着的是市委秘书长的缺。乡镇企业局局长的位子，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块跳板。当上了市委秘书长，仕途就又上了一个层次，官运说不定就亨通无阻了呀。然而宦海多变数，却被粘牢在乡镇企业局局长的位子上了，似乎一辈子定格了。所以呢，他也就趁着还没退休，及时行乐起来。这一个傍晚，和那三个男人一样，他也是大吃大喝一顿，酒足饭饱之后，就去洗桑那，找“小姐”按摩，最后……
他带着残余的三分醉意将车开到家住的楼前时，已凌晨三点，天光已有些微亮了。
他刚一下车，背后立刻有一条胳膊勒住了他脖子，紧接着一大块胶布封了他的嘴。再随即，有袋子套在他头上了。这一切突如其来地发生在几秒钟内。他还在懵懂着，就又被从后门塞入车里。两个人一左一右坐在他身旁，将他紧紧夹住着。而他的双手几乎同时被麻利地捆上了……
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咬牙切齿地说：“老实点儿，不老实坐地弄死你！”
他的车就又开了……
二十几分钟后，车停在郊区的田地边。田地里有一处孤零零的塑料大棚。布袋终于从那位局长大人的头上扯了下去。他已经吓得尿了裤子，以为自己遭遇了绑票的惯犯——否则会干得那么在行吗？嘴上的胶布也被撕了下去，而且，撕得很慢很小心，仿佛他是极娇贵的战利品，损坏了一点点对方们自己得不偿失似的。车内的灯也开了，于是他看清了三个人的脸。见他们并不一个个凶神恶煞般的，他那颗怦怦乱跳的心才稍稍安定。
他说：“三位爷千万饶命。只要饶我一命，怎么都好商量行不？要钱给钱，要物给物。”
坐他右边的三十多岁的男人捣给了他一拳，骂道：“你他妈当我们什么人了？”
在司机座上侧转着身子的四十多岁的男人平静地说：“放心，我们不会弄死你的。既不是为钱，也不是为了物。”
他眨巴了几下眼睛，困惑了，不太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坐他右边的五十来岁的男人冷冷地问：“你认识我们吗？”
他将三个男人的脸一一细看了一阵，摇头。
他是真认不出他们了。
于是他们一个个自报家门。
但他还是想不起他们究竟是谁。
三十多岁的男人又捣了他一拳：“你他妈装什么糊涂！你忘了五年前在一家饭店的单间里被三个人打过的事儿了吗？”
经这一提醒，他才恍然大悟。
“是……你们？……”
他暗暗叫苦不迭。
“交待给我们听听吧，当年你是怎么收买了我们聘请的律师的？又是怎么收买了法官的？”
四十多岁的男人，语调依然很平静，如同在问胆小的孩子似的。
他只得从实招来，虽然极不情愿，却不敢不招。
五十来岁的男人听得最认真，且不时地嘟哝：“唉，唉，你这个官啊，对我们老百姓太阴了，太阴了……”
他在逼问之下交待完了，不知怎么想的，忽然胆壮起来，竟说：“你们还不放了我？你们赶快放了我，我不追究你们。不然的话，哼，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三个男人一时地你看我，我看你。
他又说：“不错，欠债是该还钱。但那也得看谁欠谁的。你们不过是三个什么人？我又代表谁？你们和我打官司，那能让你们赢了，我输了吗？我输了那等于谁输了？当年那件事，是你们自己不明智，我又有什么办法？不管打到哪一级法院，我们不愿认输，那你们就没个赢。我们的律师当年给我们吃定心丸了，中国的法律条款那是初级阶段的，法理上我们大有空子可钻呢！就现在，重打一场官司，你们也未必见得赢，你们就彻底死了心吧！快松了我手……”
他竟冷笑起来了。
于是三十多岁的男人对五十来岁的男人说：“大哥，听清楚了吧？你还后悔当初没上诉？”
五十来岁的男人不禁长叹：“唉，一个官这么阴，太缺德了，太缺德了。”——又用一根手指点着他额头说：“你呀，你呀，你这么个无赖的人，怎么就当上了局长呢？”
四十多岁的男人接言道：“大哥，他该交待的也交待了，咱们不跟他啰嗦了。”——话题一转，拉家常似的说：“局长大人，咱们聊点别的吧。告诉我们，你都怕什么？”
他说他第一当然怕死。
他说他第二怕“两规”。
他说他第三怕老婆。
他回答时态度倒显得特诚实。
第四呢？
第四……他想了想，说第四怕毛毛虫，也怕菜青虫，更怕贴树虫，说见了那些丑陋的虫子，常使他头皮发麻……
他还笑了笑。
他暗想，他们跟他聊就好。聊，敌对的关系不就得以缓和了吗？等他们放了自己，看怎么收拾他们。
三十多岁的男人和四十多岁的男人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也会心一笑。
于是胶布又贴在他嘴上了……
于是他们用喷雾器往他身上喷了不少气味甜丝丝的雾水，他脸面上也被喷到了一下，觉那种雾水还有些黏似的……
于是他被推下了车，推入塑料大棚，缚在一根柱子上。
斯时天亮了。
五十来岁的男人并没下车，是“二哥”和“三弟”完成那“任务”的。他们重新回到车上，三个就都吸起烟来。
“三弟”毕竟年轻，难耐那一种各有所思的沉默，忍不住喋喋不休，说他不知询问了多少人，才知道了那局长是个最怕毛虫的人；说他为了“收集”并“养充”足够数量的毛虫啦、菜青虫啦、贴树虫啦，花了多少多少精力和心思；说他为了配制成那一种能吸引虫们往人身上爬的液体，不仅请教过有专门学问的人，而且还翻阅过专门的书籍，自己都快成半个专家了……
“二哥”不断地插话，一连地说：“够那家伙受的，够那家伙受的……”
“三弟”讲完了，再也无功可摆了的时候，“大哥”总结式地开口了：“三弟想的主意好。吓他一场，惩罚他一次，咱们的恶气出尽了，咱们和他们之间的事也就了结了。烟不能越吸越长，仇也不要越结越深。就是他反过来再报复我们，咱们又进去了，出来也不和他一般见识了，行不？为出口恶气，又进去了也值得的嘛。”
于是“三弟”和“二哥”都道还是“大哥”有涵养，宰相肚里能撑船。
三个掐灭烟，一时皆困，这个歪着那个蜷着的，就都睡在车里了……
待他们醒来，已经日上三竿。美好的阳光，遍洒在田地里，遍洒在塑料大棚里。
“大哥”说：“放了他吧。”
“三弟”说：“二哥你别下车了。”——便独自去往塑料大棚里了。
不一会儿他一个人慌慌地回到车上，脸色苍白，结结巴巴地汇报：“大哥、二哥，不……不好……了……他他他……他死了！”另两个男人一听，顿时坐起。
“二哥”说：“你别开玩笑啊，我经不起你开这种玩笑！”
“大哥”看出“三弟”不是在开玩笑，急问：“怎么死的？怎么会死呢？”
“有……有毛虫钻到他鼻孔里去……肯定是憋死的……”
“三弟”双手抖抖的，想吸烟，打不着火……
于是“大哥”“二哥”下了车，三步并成两步走，也去往塑料大棚里了……
那局长大人浑身爬满了丑陋的虫们，果有两条肥虫钻在他两只鼻孔里，没完全钻进去，小半截虫尾搭在他的上唇……
那是人最丑陋的死相之一种。
两个男人心怀恐怖地退出了塑料大棚……
他们一回到车上，抓起烟盒，也都迫不及待地吸起烟来……
“三弟”泪流满面地说：“我没想到，我没想到……点子是我出的，那么我是主谋。我去自首，不连累大哥二哥……”
“大哥”强作镇定地说：“你年轻娇妻幼子的，怎么能让你把大罪担了过去？你二哥呢，由那件事气病了，落下病根了，病病恹恹的，是再经不起牢狱之苦的。只有我，老伴儿没了，孩子大了，都能自立了，也五十来岁了，还是我去自首吧。我就坦白是我一个人干的……”
又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后，大哥问：“就这么定了吧？”
“二哥”这才开口道：“大哥、三弟，你俩刚才的话，我挺感动，证明我没白和你们兄弟一场。是狗官把咱们逼成了兄弟的。事已如此，谁都甭后悔。主谋是我，我去自首……”
“大哥”、“三弟”不禁一起将目光望向他。
他又说：“不瞒你们了，其实，我何止被那件事气得落下了病根，我是被气的，气得肝上肺上全生癌了呀！反正医生已经明明白白告诉过我了，我只能活两年了，主谋还不该是我吗？……”
“大哥”、“三弟”愕然……
半小时后，那局长的尸体，连同尸体上的虫们，被塞入了汽车后备箱。望着汽车在土路上卷起一阵沙尘，渐渐远去，“大哥”、“三哥”转身走到塑料大棚那儿，放把火将它烧了。
焰熄烬现之时，他们进行了如下简短的谈话：
“如果五年前，但凡是一个多少讲点儿情理法理的人解决咱们的事，今天也不会是这种收场。”
“三个人做下的事，让他一个人去担罪名，我心里不落忍。”
“大哥，我也是。我懂你的意思。”
二人对视一眼，心照不宣地向城里走去。
圆桌地图
这里所言之圆桌，和什么所谓圆桌会议毫不相干，但是和会议似乎沾着一点儿边。其实，严格而论，那也不能算是一次会议……
话说十几年前，某省一位负责农村工作的副省长，到Ａ县视察工作，问得非常具体，每使县委书记一愣一愣的。
副省长临行对县委书记严肃地说：“同志啊，念你刚刚上任不久，我不责怪你。以后我还要来，希望那时你汇报的令我满意。”
后来县委书记就在一次常委会上发了顿脾气，他说：“县委办公室主任我当过，县委秘书长我当过，副县长副书记也当过，哪个县都不像这个县，连份自己的地图都没有。要是有地图，一挂，指指点点的，什么都一目了然，会使领导对我不满意吗？”
于是形成决议——尽快绘制一份本县的详细地图。于是得到了立竿见影的执行。那地图可真是详细得不能再详细，全县总共有多少个村，每个村的位置以及村名、人口，标得密密麻麻而又清清楚楚，连哪座山头被私人承包了，哪个村的哪处地方有多大的一片私人鱼塘，哪条公路边上有几家私营饭店和旅馆，都标了不同颜色的圈儿或点儿。
正式开机印刷前，县委书记亲自过目，指着某个小黑点问：“这是什么？”
负责监制工作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一名返县大学毕业生赶紧回答：“那也是一个村，叫翟村。”
他以为县委书记看不清楚，边说边将放大镜递给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没接放大镜，却说：“我知道那也是一个村，我看清楚了它下边标着它是翟村，六十三户农民。可为什么惟独它在山沟里？”
年轻的办公室副主任张了几张嘴，低声回答：“它……它一向就是在山沟里的……”
县委书记瞥了他一眼，以诲人不倦的口吻说：“这叫什么话，世上一切事物，一定有它形成在某处的非常具体的原因。在我们县的县界边上，竟然孤零零地冒出了那么一个小村子，也必有非常具体的原因，我问的正是那原因，而你等于什么也没回答我。”
站在县委书记另一边的，即将退休了的县委办公室正主任此时慢条斯理地解释：“书记，情况是这样的——您看这座山，是我们与邻县交界的屏障，半边在我们县，半边在邻县。这个翟村的六十三户农民呢，半数原是我们县的农民，半数原是邻县的农民，‘文革’中由于种种原因，从两县逃到山沟那处的，于是形成了一个小村。‘文革’结束，它正式划给了邻县。后来邻县托了关系，找了省里当时的一位领导，将它推给了我们县……”
县委书记不禁哦了一声。
办公室主任明白了县委书记那一声“哦”的意思，补充道：“其实也就是甩包袱甩给了我们县，因为它实在是太穷了啊！全村六十三户人家都没有一户人家养得起一条狗。让它富起来不容易，任它一直穷着又是干部们的一块心病，所以都希望它和自己们脱离了关系啊……”
年轻的办公室副主任证实道：“是太穷了。我为绘地图这件事去过，全村没一幢像样的房子……”
县委书记叹了口气，忧患地说：“中国啊，人口太多了呀。贫穷的包袱太重了呀！”——之后，指着离翟村最近的一条公路，问离翟村有多远？听说五六十里，沉默良久，又问山沟里的路车好开不好开？
年老的办公室主任和年轻的办公室副主任争相回答：“不好开不好开！坑坑洼洼崎岖盘绕，才五六十里要开两三个小时，司机开得稍不慎，必有陷车翻车之虑……”
县委书记缓缓转身，看着正副两位办公室主任语气深长地问：“如果省里又下来一位领导同志视察工作，一看地图，心血来潮指着说……噢，你们县界边上那儿还有一个村，我要亲自去看看，那么我们是陪他去呢？还是不陪他去呢？如果陪他去，半路出了车祸，谁来负那一重大责任呢？……”
一番话，问得正副两位办公室主任一时地你看我，我看你。
县委书记默默地转身便走，走到会议室门口，驻足又说：“既然邻县已经将翟村当成包袱甩给我们了，我们能照样甩给别的县吗？往哪儿甩？怎么甩？能一下子甩出中国去？……就让翟村它在我们心里吧……”
县委书记的身影消失在门外后，即将退休的老办公室主任问年轻的副主任：“你明白咱们书记的话吗？”
年轻的副主任摇摇头老老实实地回答：“不明白。”
正主任说：“我也不明白。”
不明白就得想啊。
于是那一天，正副两位主任都失眠了，都在想县委书记的话究竟什么意思呢？
半夜，正主任给副主任打电话，坚决地说：“那地图一定得改一下。”
副主任问：“哪错了？我监制得很认真，不会有错啊！”
正主任说：“错是没错，但必须改。改也不难，只不过让代表翟村那个小黑点从图上消失了就是。但那棵树得保留在图上……”
“翟村都得消失，而那棵树不过是一棵老枯树……”
“别管它枯不枯，反正得保留。省测绘局专门为那棵树给咱们县下发过红头文件，说如果被砍了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因为它是测绘学上的重要标识物。至于翟村嘛，我理解咱们书记说让它在咱们心里吧，意思就是其实也不必非将它标明在图上。凡事，太认真太细心了，反而会带来麻烦的，听我的准没错……”
负责地图监制的年轻的办公室副主任，放下电话后，并没有因为了却一桩糊涂心事而高枕无忧，他更加难以入眠了。
地图蓝样又呈现给县委书记过目时，县委书记只看了一眼就说：“那么，印吧。印得质量好点。要印几张半墙那么大的，挂一幅在会议室。”到本县来视察过一次农村工作的那位副省长又来了，是被请来的。在县委会议室里，女服务员轻轻一按遥控器，白幔分开，于是半墙那么大的本县地图呈现着了。县委书记手持长杆，站立图旁，指指点点沉着自信地汇报。副省长望着图，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
汇报完毕，副省长起身也走到图旁，一会儿细看这儿，一会儿细看那儿，显出很是满意的样子。他指着图上那棵树奇怪地问：“这儿怎么既没有村名，又没有标明人口的数字？”
气氛一时为之肃然，所有人的目光一时都集中在了县委书记身上。
县委书记平静地说：“那儿只不过是一棵树。”
副省长又问：“为什么连一棵树都标明在图上了呢？”
县委书记就解释那棵树在测绘学上如何如何的重要。副省长听罢，以表扬的口吻说：“好啊，你们这张图绘得很细啊！我认为，全省其他各县，都要向你们县学习，都应该绘一张这样的图。”
县委书记说：“我们还将这份图上网了呢！”
于是就请副省长从电脑上看。在电脑屏幕上，局部放大了，看得更清楚了。不知为什么，副省长对那一棵树特别感兴趣，要从电脑上看看。在县委书记的亲手操作下，屏幕上很快显示出了那棵树的近照。
副省长问：“枯死好多年了吧？”
众人都说是啊，是啊，枯死三十几年了。
县委书记又指着说：“副省长您看，这树这儿，这儿，不是长出几片新叶来了吗？”
副省长说：“一棵枯死了三十几年的树，由于它在测绘学上的重要性，你们都能对它妥善爱护，证明你们是有全面责任感的干部。我放心了，相信你们会以更大的责任感，爱护本县一方所有的百姓。”
县委书记说：“副省长，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天职。”——遂代表全县人民，向副省长赠送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张吃饭的折叠圆桌。
副省长拒绝道：“不收，不收，我家就剩我和老伴两口人了，摆两张吃饭桌干什么？”
县委书记笑着说：“收下吧，收下吧，又不大，占不了您家多少地方。知道您家里就您和老伴两口人了，所以我们订制的桌面也小，直径还不到一米呢，不过可是正宗红木的。”
副省长说：“是红木的那我更不收了。”
县委书记又说：“我们把本县的地图印在桌面上了。我们没别的意思，只不过希望您能经常想着点儿我们这个县的老百姓。”
副省长一时倒感动了，就不再说什么……
从此，很穷很小像穿山甲似的钻在深山沟里的翟村，不但从这个县最新绘制的地图上消失了，也从某些人士们的头脑里消失了，仿佛它真的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并且，再也没有一位县里的领导去过翟村一边。以前他们是去的，逢年过节访贫问苦的时候去。去时小车后备箱里装上两袋面三袋米，随员兜里揣上千八百元公款，有县委宣传部的新闻报道员们扛着摄像机跟随，回来后剪辑成专题节目送到省台播放。而县委会议室挂起了那幅半墙大的地图后，逢年过节干部们再就不访贫问苦了，因为代表贫苦的那个翟村已不存在了，眼不见心不烦。访贫问苦改成逢年过节到某些富村去与民同乐了。自然，照例有县委宣传部的新闻报道员们扛着摄像机跟随，回来后照例剪辑成专题节目送到省台播放……
十余年中，县委书记县长都换过了，没有谁对新任的县委书记和县长提过一次翟村，干吗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如今，当年到本县视察过两次的那位副省长已经离休。当年的县委书记，已经升到本省的第二大城市当市委书记去了。当年那位三十岁出头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在官场上熬成了本县的县委书记。
在会议室，站在半墙那么大的本县地图旁，他主持召开了他这一届领导班子的第一次常委会。他也是四十六七的人了，两鬓都花白了。这是一届很年轻化的领导班子，包括县长在内的常委们，一个个都比他年轻。文化结构也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县长是经济学博士，一位副书记和宣传部长都是中文硕士。
县长说：“书记你也坐吧。那图我们太熟悉了，无论你说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它在哪儿，你不必非站在旁边指点着。”
县委书记说：“不见得吧？在我们这届领导班子里，除了我是本县行政出身的干部，你们诸位都是组织部门分来的。所以，你们仅从这幅图上了解本县的概况是不够的。”——说罢，持杆指着那棵树问：“这是什么？”
立即有人回答：“那是一棵枯死了的树。由于在测绘学上的重要性，所以标明在图上。”
县委书记又指着问：“树后是什么？”
“山。”
“山这儿是什么？”
“山沟啊。”
“山沟里有什么？”
常委们你看我，我看你，皆猜不透他们的书记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众人沉默片刻，县长小声问：“难道有什么金矿银矿不成吗？若有，那可就谢天谢地了。”
于是众人皆面露喜色，以为他们的书记的“葫芦”里装的非金即银。
书记叹道：“没有金矿，也没有银矿。这座山是一座穷山，没有任何的经济价值可以开发，但就在这儿，不只有一棵枯死了的树，还有一个村。十几年前，我受命监制这一幅本县地图时，它有六十三户人家。现在，它有一百多户了。十几年前很穷，现在仍很穷……”
众常委们闻所未闻，气氛一时凝重。
书记吩咐秘书：“去取来。”
于是秘书转眼取来了厚厚的一捆信，看去有三十几封。
书记说：“分给大家。”
于是人人手中都有了几封。
书记那会儿才离开地图坐到了常委们中间，不动声色地又说：“既然有一个村，当然就有村党支部。既然有村党支部，当然就有党支部书记。现在，翟村的党支部，就两名党员了。除了书记，还有一名七十来岁的老人，已患了老年痴呆。诸位手中的信，都是翟村党支部书记写给县里的。他对县里只有一个请求，希望帮助翟村盖起一所小学校，靠翟村农民们自己的经济能力，是盖不起一所小学校的，成年人全都卖血也盖不起。至于当年为什么最详尽的一幅全县地图上没有代表翟村的一个小黑点，原因我就不去说它了。为什么我当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秘书长的十余年中，将这些信一压再压，我的心理我也不向大家坦白交代了。现在我是县委书记了，我想告知诸位的是，其实我们县贫穷得盖不起一所小学校的村子，为数还不少。我了解过，与几个邻县相比，我们县的文盲人口是最多的，失学儿童也是最多的……”
县长忍不住打断了书记的话：“可让我来之前，组织部门的人对我说，咱们县在全省是县级政府的缴税模范县，哪一年都排在前几位的啊！”
县委书记缓缓转头注视着县长，语调平板地说：“所以我们这个县的一二把手十几年里升得快呀！但我却要反其道而行之了。我让财政局长帮我预算了一下，如果今年我们从财政中支出一百五十万，那么就几乎可以一揽子做到全县村村有小学了。今天这次会，就是请诸位讨论一下，我们该不该下这么一种决心，可不可以下这么一种决心？”
又是一阵凝重的沉闷。
终于，列席的财政局长打破僵局说：“我和书记都是本县人，我理解书记的心情，首先表示个支持的态度吧！”
县长却率先吸起了烟，引得会吸烟的半会不会的，一时就都叼烟在嘴了。
县长默默吸了几口烟，问财政局长：“那么一来，我们县今年的缴税情况会怎样？”
财政局长的目光不由得望向县委书记，书记点头后他低声说：“那肯定就排不到往年那么靠前了，一些政绩项目也要暂缓，办公经费也要缩减。”
县长又问：“你就直说吧，根据你掌握的情况，如果我们按书记的想法做了，究竟今年能排在什么位置？”
财政局长垂下目光，盯着指间烟头说：“能排在缴税的中下名次就不错了。不仅仅是一百五十万的事，一百五十万影响方方面面，所以……”
县长打断道：“别说了，我明白了。”——就又吸烟。
一位从邻县调来的副县长说：“书记，原则上我是同意你的打算的。可是，咱们这一届班子如果执政第一年，缴税的名次就一下子落后了，咱们脸上都不光彩呀……”
县委书记趁他犹犹豫豫不再说下去的当儿，一字一句地插言道：“那咱们就别争那份光彩了嘛！”
县长此时站了起来，走到县委书记身旁，拍拍县委书记的肩，朝门外使了个眼色。
县委书记便也起身，跟着县长走到了会议室外。
两个人站在走廊一扇窗前时，不会吸烟的县委书记说：“给我一支。”
县长给了他一支烟，接着按着打火机。县委书记吸了一口，呛得连声咳嗽。
县长等县委书记止住了咳嗽，商议地说：“你的心情我自然也理解。但能不能等……”
县委书记问：“能不能等我们把蛋糕做大了的时候？”
县长说：“对，对！等我们把全县的经济这一块蛋糕做大了，那时什么都好办了。我和你一样，农民家庭出身。为农民办实事，那时我们还会小气吗？”
县委书记又吸了两口烟，居然没再被呛得咳嗽。他微微一笑：“看来吸烟不难学，吸上一支就会。”
县长说：“多吸两支就有瘾了。一有瘾，想戒就难了。所以劝你别学会的好。”
县委书记说：“这事我听你的。”——说罢，把烟掐了。四处看看无处可丢，仍夹在指间。
县长说：“那另一件事，你听我一半行不行？你看我刚从省委机关下来当县长，也不瞒你，组织部门的领导们都对我寄以厚望，我别使他们觉得培养错了人啊！给我几年时间，让我协助你把蛋糕做大……”
县委书记无声地叹了一口长气，一只手按在县长肩上，按得很有分量。他面对面地注视着县长说：“我知道你在我们这个县是待不长的，你不说我也知道。但不是所有的县长都愿意对县委书记把话挑明了。你刚才对我说的话，即使出现在电视剧里，看了的人都会认为脱离生活，不真实。你的坦诚令我感动。我也完全相信，你有足够的能力帮我把咱们县的经济这一块蛋糕做得再大些。但，多大才算大呢？做到那么大还需要多少年呢？十年？二十年？我当副县长副书记的时候，前任县长书记都说希望给他们充分的时间，等他们把蛋糕做得够大再回过头来考虑农民们的具体请求。十几年间，县里的财政收入翻了六七倍。这一点记在了他们的功劳簿上，是他们的主要政绩。如今，他们都带着政绩高升到别处去了，可是我们这个县里那些很穷的村子，依然很穷，连所小学校都没有的村子，依然不少。失学的孩子，依然一年比一年多。就是我有耐心等，农民们有耐心等，如此这般等下去，几代文盲等出来了。所以啊我的县长，我不愿等下去了，等把蛋糕做大这有时候纯粹就成了一种借口……”
县长皱眉道：“听你这话，好像是在当面讽刺我。”
县委书记按在他肩上的手往下一落，落在他臂弯那儿时，顺势用力一扼。这一特殊的动作使县长明白，县委书记并没有当面讽刺他的意思，或者说，讽刺的并不是他。
他笑道：“那么表决吧，反正我保留我的主张。”他笑得挺无奈。
县委书记也笑道：“还是听听大家的。如果谁都不愿把话说在当面，那么咱们就干脆来一次投票表决。”
竟一致主张投票表决。
结果，一票反对，两票弃权，其余同意。同意票超过半数，有效。
这个结果自然令县委书记趁心如意，一张平素缺少表情的脸顿时变得眉舒目朗。
而县长却提出，一揽子统统解决的愿望虽是好的，但恐怕一百五十万还打不住。到时候钱真不够了，作为一级政府，话已说出，就被动了。不如预先定个前提，有三十个以上学龄儿童少年的村，农民们若因贫困自己尚无力盖起小学的，县政府将出资解决，争取在三年内全部实现该有小学校的农村，就一定有一所小学校……
于是众常委的目光又一次一起望向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立即表态说，县长将此事考虑得更全面了，他同意，并且叮嘱秘书，一定要将县长的意见体现在这一次县委常委会的决议中……
散会了。
县委书记端坐不动。
县长也端坐不动。别人以为他们还有话单独要说，都起身便走，给他们方便。
等门关上了，会议室里只剩他们两个人了，他们仍默默相望，坐着不动。县长吸烟，县委书记望着他吸。县长呢，并不因在吸着烟了而稍微转移一下自己的视线，依然迎住着县委书记的目光。两个人都似乎要在那种相互的凝视中，将对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研究得透透的似的。
待县长将烟蒂按在烟灰缸里了，县委书记才打破沉默问：“还不走啊？”
县长说：“走，走。”
二人从会议桌两端同时走到门口时，都站住了。
县长问：“猜我投的是弃权票，反对票，还是赞同票？”
县委书记说：“当然是赞同票。”
县长一怔，自言自语：“让你猜对了。可你怎么会知道我一定投的就是赞同票呢？在走廊上，我明明对你说的是反正我要保留我的主张啊！”
县委书记说：“可那时，你的眼睛已经告诉我，你被我的想法感动了。”
县长说：“其实我还有点儿怜悯你。”
县委书记问：“此话怎讲？”
县长说：“十几年来，三十几封那样的信压在自己手里边，还不像压着一桩自己一清二楚的冤案啊。但凡是个有良知的人，谁的内心能不痛苦？”
县委书记又无声长叹，之后推开会议室门说：“现在好了，今晚能睡个好觉了。不管你是被我感动了还是出于对我的怜悯，总之我谢你投了赞同票。”
……
穷人和富人的区别之一在夜晚。
穷人在夜晚或者依然辛苦劳作，或者摊开四肢酣睡如泥，推都推不醒；富人在夜晚或者惯于寻欢作乐，或者服了安眠药也睡不着，备受失眠之苦。
穷村和富村的区别之一也在夜晚。
富村都砖瓦化了，甚而瓷砖琉璃瓦化了，连村路也都水泥化了。富村的农民们，以同他们名下的土地拉开较远的距离为好。而穷村，自然仍都是满目泥土色。穷村的农民们的家，往往就在属于他们的土地的近旁，谁若想劝他们住得离他们的土地远一点，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离自己的土地近使他们本能地感觉安全，尽管他们的土地几乎注定了并不能使他们有朝一日摆脱贫穷。到了夜晚，富村这儿那儿有明亮的灯光，穷村却是一片漆黑。除非某一个夜晚月光如水，体现着日月无私照的美德。富村里往往听不到蛐蛐也就是那种大名叫蟋蟀的虫的叫声了，它们不喜欢砖瓦化，不喜欢水泥，喜欢躲在土墙根的缝隙里自鸣得意。于是它们就一族一族地从富村迁徙走了。而穷村的蛐蛐们，却能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快乐的生活，一到夏季，就忙着交配和生儿育女，夜晚则通宵达旦地因了它们幸福快乐的生活而纵情歌唱。反正村子再怎么穷也穷不到它们头上，计划生育也计划不着它们。
翟村由于是一个全村皆草顶泥屋的穷村，由于周围遍布着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形成的石堆，由于那些草顶泥屋都盖在农民们的土地近旁，所以翟村它简直可以说成了蛐蛐们的奥林匹斯村。翟村究竟生活着多少“户”几代蛐蛐，更是无法估计的。反正天一黑，蛐蛐们就开始唱。蛐蛐们一开始唱，田地里其他种类的善于夜鸣的虫子们也不甘寂寞，积极配合着唱。水坑里的蛙和石堆石缝里的蛙于是也大鼓其噪。
“……吱……呱呱……”
虽然只不过是些虫子们和蛙们，为数既多，各显其能，各逞其技，比赛似的弄出些声音，其声也就非同小可。正如那句话说的——聚蚊足以成雷。
倘一个外人偶经翟村并且不明智地在翟村过夜，那么他可就别希望能睡着一会儿了。
翟村的大人孩子们却早已习惯。
在这一个夜晚，在十点多钟这一个时候，翟村只有一个人还没入睡，便是翟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长翟老栓。
他伸直双腿，背靠土墙坐在炕上。烧了几冬的坑面，早已被烟火烘“熟”。即使夏季停火了，每块坯仍似乎保持着微微的温暖。而土墙却凉阴阴的。前些日子连下大雨，家家户户的土墙都反潮，土窗台也同样反潮，受雨的部分还湿着。一只盛咸菜的豁边小碟正巧放在湿着的地方，竟被连在那儿了。小碟旁是一个圆形的铁饼干盒，装着搓得细碎的烟叶和撕成短条的报纸。翟村人为了省钱，家家户户每年总是要种几垄烟叶的。翟村吸烟的男人们，从来舍不得买烟，一向只吸自家种的烟叶。将报纸撕成短条而不剪成短条，是他们吸自家种的烟吸出来的经验。舌头一舔，撕成的短条比剪成的短条容易粘住。而在那铁饼干盒旁，糊窗的报纸破了一个大洞，山里习习的凉风不时从那个大洞钻进屋里来……
翟老栓指间夹着自卷的烟，另一只手握着酒瓶的“脖子”，不时吸一口，喝一口，再捏起片咸菜放入嘴里有滋有味地嚼。他的黑瘦的女人躺在他身边，腹部盖着他的破褂子，后背贴着他的一条腿。
女人不知怎么醒了，在黑暗中使劲儿拧了他的腿一下，没好气地说：“半夜三更的，抽起来没完，你要把我呛死呀？”
“唔？呛你了吗？”——翟老栓吸了吸鼻子，嗅出屋里的烟味确实不小，就伸手将窗上那个洞又撕大了些。
“你干什么呀你！”——女人狠狠拧了他第二下。
翟老栓嘿嘿一笑：“你不是说要把你呛死了吗？透透风，为你透透风……”
他说着，将一只手伸出纸洞，将烟按灭在外窗台上，同时举起另一只手，咕咚灌下了一口酒。翟老栓那瓶酒，已喝了十来天了，居然还剩下小半瓶。不是因为那酒瓶子多么大，是因为他几次往酒瓶子里兑凉水。凉水在翟村也就是井水，永远拔凉拔凉的。翟村的孩子，都是喝拔凉拔凉的井水长大的。他们闹过几次肚子以后，渐渐地就习惯了。如果谁家的孩子喝起大人们为他们预备的罐头瓶里的凉开水了，那就证明那个孩子正病着了，而且显然病得不轻。
女人气得一下子坐起来，在黑暗中瞪着翟老栓叫嚷：“你做的什么妖呀你！不就是骗回村来怎么看怎么不像好人的两口子，外带三个傻兮兮的孩子吗？你以为你就是为翟村立了大功了呀？……”
翟老栓又嘿嘿一笑，得意洋洋地说：“第一，不是骗。我翟老栓这一辈子，从不骗人。我告诉他们了翟村有多么穷，他们还跟来，证明是情愿的。第二，我也不敢有什么立功的感觉，但如果能为翟村解决了子孙后代的上学问题，我死也乐呵呵地死……”
“那就是那两口子骗你！有自己家乡的人，会跟你到咱们翟村这么个鬼地方来？来了一看还不转身就走，还千恩万谢地住下？反正我越琢磨越觉得他们不对劲儿……”
女人的手掌，啪啪地拍在破炕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