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伟把大把的盒装药分给班里的同学，连住在附近的建筑系和哲学系也利益均沾，高大伟呵呵地憨笑着说，吃吧吃吧，没事儿，都是面粉煮中草药熬成的，有病治病，没病强身，吃了舌下生津，主要功能还是止饿。建筑系的欧胖子一次吃下一斤多，据说脑袋上的疤瘌都重新长出了头发。
操场上全部是清一色的新生蛋子，穿了绿色的军服，剪着齐整的头发，不停地有方队喊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的口号从我身边踏步经过。我盯着过去的一个个编队，心里默默数数，到最后我都能搞清楚这个操场的人数和大致相貌了，而我所在的这个操场是所谓的二师，接近1500人。
我站在操场中央，把自己想象成检阅军队的国家领导人，目光慈祥，嘴角微笑，有一次还差点向经过的方阵挥手致意，这个莫须有的举动也没有逃过王教官的眼睛，换来的是他近乎凌空一脚。
若干年后在一次去北京出差的时机我见到了高大伟，那时候他已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研究员了，经常在电视上与财经主持人互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人们并不知道高大伟专家当年军训的时候经常同手同脚、家里曾卖假药、专业也不是经济学，他有很多女性崇拜者，甚至不少企业家按照他的说法去投资。
我说我必须感谢高大伟的爸爸妈妈，这让高大伟多少有些意外。我的解释是：正是高大伟的爸妈让他拥有了一个不大发达的小脑，这样我在大学训练“正走步”时才会同手同脚，而这值得讴歌的行为诱发了我的大笑，进而导致王保亮教官对我的惩罚，就在站军姿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了蔡敏并从此开始了痛并快乐的生活。
那是我们三排中间休息的时间，我仍站在操场中央，蔡敏所在的编队从我身边经过，她瞥了我一眼，微感诧异，很快就跟着队伍喊着口号走了。
我一眼就看到了蔡敏，那是个白白净净的女生，她的眼睛漆黑闪亮如夜空中的星星，即便在准“集中营”的一色绿装方阵里依然跳跃而出，我看着她，像从书里看到了一个跳出书外的标点符号，心里为之一怔。
这几乎成了一个意象，此后多年，我总在梦中看见自己站在操场中央，太阳烤着大地，知了声此起彼伏，一个大眼睛的女孩从面前经过，她望了我一眼，很快走开了。
3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审判自个儿比审判别人难得多。如果你能审好自己，那就说明你是个真正的智者。
埃克苏佩里《小王子》
我是2009年1月15日才知道蔡敏离家出走的，她给我留下一封信，说是要去美国攻读硕士学位，她说自己一直对肖清芳的死愧疚在心，如果不是她假装双目失明，肖清芳根本不会为了捐献眼角膜给她而撞车身亡，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想上天堂，可人人都又不想死，只有肖清芳选择了舍身成仁。
可是，她又何尝是有心要害死肖清芳呢？为了我，她试图做女强人，试着做小女人，她什么都尝试过了，而我呢？一直拿尼采的话取笑她：女人如果有了男人的德行，她就让人受不了；如果她没有男人的德行，她自己又受不了。最后，她因为我的缘故被车撞成假性失明，在康复之后又因为一点可怜的占有欲望而继续假装失明，如果说肖清芳的死需要有人负责，该忏悔的是我，而不是她。
我找了所有蔡敏在深圳可能去的地方，一无所获；我问过任何一个跟她有过联系的人，甚至包括我的情敌秦颂，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在什么地方。我想，或许她真的去了加拿大，我联系了在温哥华的昔日上司周振声， 周振声说，你来加拿大吧，我早就说过深圳不适合你。那一瞬间我有些心动，但是我的英语口语不算好，去加拿大，我得先把英语学好。
我的父母都是老师，但我自己从小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小孩，我有很强的逆反心理，满脑子的为什么，且异想天开。我出生于1978年，却已经显现出80后的部分特征，别的小朋友还在读安徒生，我看《红楼梦》，别的小朋友喜欢毛毛熊，我喜欢漂亮阿姨，别人用右手写字，我索性用左手。总之，我要跟别人不一样。我一直认为这不一样的背后是巨大的出人头地的动力。
直到遇到蔡敏以后我才明白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那一切的不一样都是为了她，比如看《红楼梦》是因为蔡敏最喜欢的女人是晴雯，喜欢漂亮阿姨是因为她们有些地方长得像蔡敏，习惯用左手则是因为蔡敏的妈妈是左撇子。我还告诉蔡敏，自己就是尼采笔者的超人，是山上走下来的查拉图斯特拉。
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讲义气的人，这要得益于看《水浒》和《三国》的结果，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的好朋友温涛因为抄我的试卷被监考老师发现，两个人的单科考试成绩都被作废，温涛回家偷了他爸爸的一支过滤嘴香烟， 把烟丝弄出来塞进一个鞭炮，然后又把烟丝填进去放在粉笔盒里，那是个物质匮乏的时代，监考老师把玩粉笔盒的时候发现了这支烟就点着吸了，结果可想可知。
在校长的审讯下，我承认一切都是自己的主意，与温涛无关，因为我爸爸是当地中学的副校长，通过种种关系通融我才没有被开除，但我从此不再听任何老师讲的课，坐在那里默默想自己的事情，所有的课程都是自学成材；而温涛索性成了逃学大王，而若干年后这个逃学大王进了公安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深圳当人民警察。
我不听老师讲课的习惯保持到考上大学，因为拒绝在教室里与老师互动，我的英语听力非常糟糕，高中毕业的时候我英语单科成绩是全校最高分，因为那时候不考听力。但是大学四六级考试必须考听力，且武汉大学平时英语考试听力与对话占很大比例的分数。
我第一次考听力时一句话也没听懂，只好把收音机调频到其他频道装模作样，电台里有单田芳讲秦琼卖马，有年轻女士在向老专家咨询性知识问题，也有嗲声嗲气的模特推销内衣的广告，我在漂亮的LISA老师奇怪的目光注视下故作陶醉地听了二十分钟《情满珠江》电视剧，然后开始做题。第一次摸底考试勉强及格，而LISA老师评讲时说题目比较简单。
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人必须煞有其事地去学一门外国语言，不管用得着用不着，这让我非常愤怒，在我看来这简直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来最可耻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提高英语听力，我的满分永远只有80分，加上失误率，我并没有通过考试的十足把握，这意味着很有可能将来毕业时拿不到学位证。
钱钟书曾说，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能，可以遮丑包羞，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而事实上，学位证不仅是亚当和夏娃档部用来遮羞的树叶，也是找工作的敲门砖。就像不用担心秋天到了油画上亚当和夏娃档部遮羞的树叶会落下来一样，这学位证也是终身有效的。我想，骂归骂，应该想办法提高一下听力水平了。
是蔡敏帮我英语听力提高上去的，那是在大学加入青骑士剧团期间的事，我和蔡敏的相识便缘于青骑士剧团，那年学校社团招生，蔡敏是青骑士剧团的值班干事，在众多的社团纳新现场，我还第一次见到了肖清芳。
4 社团纳新
使沙漠更加美丽的，就是在某个角落里，藏着一口井……
埃克苏佩里《小王子》
武汉大学社团林立，如果你有哪方面的兴趣和特长，都可以向学校共青团团委申请成立一个协会。有人说，在武汉大学天上掉下一块石头可以砸死三个会长，这话并不夸张。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我的同学陈立刚。
陈立刚因为包皮过长，一直怀疑自己的生理有问题，就每天晚上抱着收音机听“性福之音”节目，居然久病成良医，成了这方面的专家，还在湖北的高校内形成了一个圈子，陈立刚自封为“性学博导”，开通了寝室热线，专门顾别人义务咨询，甚至很多外校的女学生还羞答答地在星期天找他问一些天真的话题，其中包括一些女博士。
但是陈立刚成立一个“大学生性学咨询协会”的愿望一直没有被学校共青团委通过，团委的李书记认为他“很不严肃”，不予处分就已经很给面子了。陈立刚郁闷之际开始苦读《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从上古到西方的医药典籍，并且让所有人吃惊的是他大学毕业还考上了本校医学院的研究生。
军训过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到学校音像部买了一些疯狂英语的磁带来听，感觉有些吃力，在学校的湖边走了一圈，学校里很多社团拉着横幅摆了展板在招新，听到有人在喊我，回过头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女生，穿着淡黄色的连衣裙，眉眼清秀，身材苗条，眼睛洋溢着怯生生的热情，但我不认识她。
“你不记得了？”那女孩有些失望，同时也有点尴尬，“我是95行管的肖清芳，你师姐。去过你们寝室”。我想起来了，那是军训时期，一天晚上我光着膀子担着盆水从水房出来，看见她的侧面，当时宿舍楼走廊里挂着琳琅满目的各式内衣内裤，她犹豫了一下，皱皱眉一咬牙弯腰低头走了进去。
武汉大学是自由主义的福祉，男生进女生寝室，女生进男生寝室，很多外校学生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这里是固守的传统惯例。甚至有一次听说男生不能进女生寝室了，我特意跑去问女生宿舍楼的管理员阿姨，该阿姨像听见了史上最不能置信的事，惊诧莫名地反问道“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