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群中看到了强彬，当时他正站在凳子上，像希特勒一样掐着腰挥舞手臂，泪光荧荧，神情悲壮，义愤填膺地声讨美帝国的卑劣行径，人群不时回应出雷鸣般的掌声。我当时就被这个大师兄感动了，他曾经在《概念》课老师点名的时候连脱三次衣服替同学答到，最后被当堂逐出。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对于大是大非问题还是毫不含糊的。
武汉电视台在采访高大伟，那是他平生第一次上电视，旁边还有都市报的记者环伺。“太欺负人了”，高大伟嵌着泪珠说，“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49年支持老蒋分离台湾，50年鼓动李承晚进攻朝鲜，60年代对新中国围追堵截，今天居然公开轰炸我大使馆，是可忍，孰不可忍？”
最后他好像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说，“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吃麦当劳、肯德基了！”他还当众把他女朋友送他的ZIPPO打火机扔了，很多小女生当场肃然起敬。第二天都市报出了篇报道，名字是“《武大学子拒吃肯德基，当众扔ZIPPO火机抗议北约暴行》”。
蔡敏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找到我，她跟我说，游行容易出踩踏事故，你不要去啊。我说又不是去印度拜佛，哪有那么夸张——那你去吗？蔡敏说，我当然要去！俺可是湖南人。最后她担心我的安全，队伍出发的时候跟我一起走进了示威人群。当天晚上八点开始，游行队伍汇合成长龙在学校的各个园区转了一圈，不时地喊着“打倒美帝过主义！”、“中国万岁！”声音震彻云霄。
候江南在学生会里工作，原本打算去向学校报告，及时把“反革命”队伍镇压在襁褓之中，后来看游行队伍人多势众，甚至武汉大学的常务副校长一马当先，站在队伍的最前列，这才作罢。游行路上候江南还领着大家喊口号，成了投机革命最大的赢家。
当天是星期天，学校露天电影院里正在放《安娜？卡列宁娜》，游行队伍经过时发现电影里高鼻子、白皮肤的人，以为是好莱坞的作品，顿时怒不可遏，一部分人冲进去放映室，强制关闭了放映机，这引起了正在那里卿卿我我看电影的一些恋人的不满，有人骂“神经病”、有人叹息着说“一群粪青”。虽然那些“莫谈国是”的小资让我感到愤慨，但当时我就明白了十年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中“反革命”人群中就有蔡敏的死党唐酥酥，那时候她有了一个比她还胖两圈的男朋友，两个人胖眼圆睁，对革命群众充满鄙夷。据说游行队伍走后不久，电影就又接着放下去了。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走出校门，这大概是89年以来在武汉的第一次，跟以往不同的是警察这次对学生的行为非常支持，他们派了3000警力第一时间赶到并沿途护送。游行队伍震撼了整个武昌，大家临行前打电话给各个学校的高中同学，于是电力大学、测绘大学、湖北商专、中南政法、中南财大等在汉高校纷纷加入进来，到了汉口看见同济医大的学生打着校旗等在那里，准备参加革北约的命。
我印象最深的是游行队伍经过宝通寺时，很多和尚穿着黄色或灰色僧衣僧袍加入“革命”队伍，因为长春观的道士们观门紧闭，没有人提了拂尘捏着木剑参加游行，他们还非常鄙视，这充分证明了和尚比道士更爱国，进一步为僧道不两立提供了佐证。
其中一个操着安徽口音的大和尚不停地喊口号，“打倒北药（约）”、“打倒美帝国主义”，于是大家跟着喊“打倒北约”、“打倒美帝国主义”，最后他大声喊道“操你妈的北药（约）！”很多跟着喊的小姑娘喊了一半立马捂着嘴巴喊不下去了，蔡敏秀眉蹙起，要是认识他的话可能当时就跟他翻脸了。
北约组织中，只有法国领事馆在武汉，只好该它倒霉了。游行群众走了三个小时才从武昌走到法国大使馆前集结，抗议浪潮此起彼伏，过了很久使馆内才出来一个代表，一个瘦小个子猴一样窜上使馆前的台子上，要求法国领事馆负责人跪下谢罪，那位代表面色紧张，左右为难。武大法文系的学生做翻译，副校长与他商讨了半天未果，最后该代表走进去关上门，再也没出来。
游行队伍愤怒了，矿泉水瓶子、砖块、短棒等，什么顺手扔什么，把法国大使馆砸成了违章建筑，现场一片狼藉，好像菜市场里刚刚来过城管队一样。人们轮流上去讲演，眼泪止不住地流，声音高亢激昂，大有1789年巴黎群众掀翻巴士底狱前的征兆。
到了凌晨两点，学生们的声音喊嘶哑了，精疲力竭，武汉警方的代表通过高音喇叭喊，他们了解学生们的心情，他们也非常痛恨北约和美帝国主义，但是今天晚上已经晚了，警方安排了返程大吧，请老师带着学生们各自回学校。
仍有一部分学生不肯离开，蔡敏困得眼圈都红了，她已经向法国领事馆扔了三瓶矿泉水。于是我们坐着大巴回到了学校。车上我们谈起当天的事，蔡敏说那和尚肯定是花和尚，什么话都说得出口。我说，这算好的，你知道今年佛教界最流行的语言是什么？蔡敏问是什么，我说是“师太，你就从了老衲吧！”蔡敏使劲揪了我的耳朵。
那段时间北约国家在汉的企业遭受重大冲击，“家乐福”还反复被砸了多遍，肯德基麦当劳更是好长时间没开张。
很多年后我再想起那次游行，一方面为年轻过而感到骄傲自豪，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怅然若失，我无法彻底搞清楚那次游行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假“正义”之名进行的集体破坏行为就值得原宥和同情？暴力和非理性是否就一定是“革命”需要付出的代价？况且，还有那么多投机主义者，比如候江南。
事后，对于蔡敏向法国领事馆掷矿泉水瓶的行为我委婉地提出了异议，这让蔡敏非常愤怒，她搬出农夫与蛇的故事，痛斥我是盲目的人道主义，她还扬言要查我的族谱，看我是不是有“牦牛”的血统。
那场游行让我们始终记忆犹新，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有幸能参与的最大规模示威活动，我和蔡敏都选择做了坚定的“革命党”，这让我们终身自豪。
在天地地产“董周党争”过程中，双方互相制造各种舆论攻击手段司空见惯，有一次我无意中从一个同事那里知道了上司周振声曾经参加过89年的学潮，还因为检举同志有功使自己全身而退，我把这个真实性有待考究的情况告诉了蔡敏，她大为鄙夷，认为周振声这个人靠不住，她跟我说，小心你替他卖命，最后他却出卖你。
4暴利行业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诗经？小雅？鹿鸣》
夜已深了，我在梅林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深圳十年，我究竟得到了什么？爱情？事业？还是生活？乍看上去这个城市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但我深深知道，一切盛开都是假象，只有凋谢才是真实的。朋友梁志闽跟我说过，在深圳，如果你觉得生活真他妈好玩，那是因为生活老他妈玩你。
在旁人眼里看来，我是幸运的，进入了最暴利的行业，一开始就做营销策划，没多久就负责项目，后来自己还开过公司，貌似挣了不少钱。我的同学大都考了公务员，一个月2000块左右的工资，隔三差五能受贿一篮鸡蛋，逢年过节单位派送点卫生巾、牙膏之类的。
一些在深圳工作了几年的同学又相约回学校读硕士、博士，梦想回炉再造后来深圳杀一个人仰马翻，结果毕业后高不成低不就，大都在家赋闲等机会，却不幸遭遇08年的金融风暴，目前是硕士的只好再回去读博士，博士则准备读“壮士”，壮士毕业多半要读“烈士”。
我深信，如果不是侥幸进入地产行业，我比他们任何一个都更糟糕，深圳已经不是97年前的深圳，我们不再有那个时代人的际遇和机会——光靠炒深发展的股票都可以发大财。我的同学、曾经的生意搭档鲁明明，他曾经试图通过上代人的野蛮生长方式完成原始积累，结果现在还在康宁医院装疯卖傻，躲避巨额负债。
诺！写得好！
我又就这个问题请教了报社的朋友梁志闽，梁志闽认为房地产被视为暴利的根源主要归结于三个问题：
一 ，权钱交易。拍卖土地制度实行之前，开发商要拿地就得通过政府那些有权力寻租需要的人，看不见的交易达成后，大片优质土地被廉价出让，很多政府官员甚至是开发商的幕后老板或股东，侵害了全体公民的利益；
二 ，相关制度安排不尽合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典型的“上游计划，下游市场”，是畸形。98年实行商品房制度以来所有人都被赶到市场上买房子，房子的需求弹性小，开发商唯利是图，就很容易推高价格；此外从香港舶来的土地拍卖制度也让房价的成本大幅上升，中低收入者就更买不起了，大家不方便批评政府，就只好骂开发商，你敢批评政府么？你看窦文涛的“锵锵三人行”，一谈到敏感问题马上嬉皮笑脸地打断人家说“我们还是扯点别的吧”；
三，信息不对称。开发商、代理商、广告商联合起来弄虚作假，明明开盘卖两套的，开发商敢在媒体上大吹当天销售80％；代理商分期销售，假设一个社区1000套房子，每次拿100套出卖，卖80套也算卖了80％；广告商把巴掌大的一个水池通过PHOTOSHOP一处理，读者就在报纸上看到了地球上四大洋之外的又一大洋。
我说，那媒体就没有责任吗？梁志闽笑嘻嘻地说，“媒体只是开发商的二奶，让说什么就说什么，比不得代理商和广告商，他们可是明火执仗地参与抢钱，他们启动的早，我们后来才参与进去。”我说这话听起来别扭，法院在对一桩轮奸案定性的时候并不会因为某人实施犯罪行为的顺序滞后就予以轻判。
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