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阿寥沙，知道吗？我有个侄女，和你差不多大，看到你就像看到她一样，所以，帮助你，也像帮助她一样让我愉快。请收下吧！
我把钱塞在他的手里。怕他推阻，急忙转身就走。
他抓住我的书包，我转过身停下。
他说：能否请你告诉我你的名字，我会一生记住你的，你是个善良的中国夫人。
我说：那么你就记住我叫中国夫人吧。
他呆呆地站住的时候，我赶紧转身走了。
身后听得他大喊：嗨！中国夫人，祝你和你的先生幸运！
我心里安慰着，也激动着，为这个波兰少年！为我，也为今天的偶尔相遇。
三、误闯红灯区
和波兰少年阿寥沙分了手，我就准备往城里走，离我和来福会合的时间不多了。
我想按照来时的方向转回去，可是刚才和阿寥沙一闲逛，方向全混了，不知道是该往左还是往右。凭着记忆，我想应该是往右手走。路边碰到一位老人，走上去问话，可惜他不懂英文。我只好按照自己的判断一直走。
不一会，街面变得开阔些了，却没有了来时的景致。
街道很脏，到处是废旧的塑料袋子，垃圾，还有废纸，果皮屑，好像出了德国一样。建筑变得不三不四，有的楼房好像连窗户都没有，有的门是用铁皮包起来的，很多的墙上涂着鸦，乱七八糟，街边有个小水果摊，门面上没有人，刚想进去问话，突然从对面街上冲过一个人来，连腮的胡子留了很长，穿着滑稽的半截白袍子，袍子底下又是裤子，一看就知道不是伊朗人就是土耳其人，那人走到我面前，把脸凑得很近，吓得我直往后退，他呜哩哇啦地冲着我比手划脚，好像在告诉我什么事情。我问他说英文会吗？他耸耸肩，表示无可奈何，又跑到了对面，我才发现原来对面还有一个和他一样打扮的人蹲在地上吸烟。
那人吸烟的样子很怪，吸一口，就望望天，好像很舒服。我没来得及看清楚是怎么回事，那人就又冲我喊，还用手比划着让我走开。
我只好继续往前走。
前面没有了商店，却见三三两两的人，围在一起，不知道干些什么，气氛很神秘。
有的身高马大，穿着露着袖子的皮夹克，腿上穿着马靴，树一样粗壮的胳膊上纹着怪异的图案；有的头发剔成小山装，两边部分基本是青皮，中间的部分像是公鸡头上的鸡冠，高高竖着，鼻子上还带着环。眼睛的两边涂成红色绿色。我只道这是些嬉皮士。岂料，一个威猛的干脆没有头发的嬉皮士直直地从腿部的靴子里抽出一只包来，动作麻利地忙碌着，一会儿，他就冲着一位嬉皮士的胳膊上刺去，站在不远处的我呆呆地看着他们，全没明白人家是在注射毒品，在大街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离美茵河不远的地方？我看呆了，吃惊不小。那帮人在忙碌着没有顾上发现我的存在，倒是路边的一个女人用什么话骂了我一句，我之所以说骂，是因为她的眼神和态度，那女人浓妆艳抹，似乎头上戴着一顶假发套，颜色红得吓人，她穿着皮裤，上身是什么没太注意，但她的嘴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腥红，像刚刚吃了死耗子一样，而脸上却是苍白的没有血色的。她吸着一只带烟嘴的长长的烟，靠在我的前方的一扇门上，她是在骂我，她又重复了一句。我路过她的时候，闻到一股强烈的扑鼻的香水味，她向我喷出一口烟来。
我搞不明白这是一条什么街，还以为是少数族裔的聚集地，丝毫没有察觉到巨大的危险正朝我袭来。
浑然不觉中，我继续往前走着。
地上坐着一群人歪歪斜斜地互相靠在一起，可能是刚刚吸完鸦片，一个人伸出手来抓了一把我的裤脚，我惊得大叫一声，跳了过去。
一辆黑色的林肯牌汽车在某个门前停了下来，车上走出几个神秘的西装革履的人，他们匆匆一闪就不见了。门口的车子很快就又开走了。
我去参观过洛杉矶的好莱坞影城，很多场景就像是我在那里看到过的一样，神秘，阴森而有几分恐怖。
几个阿拉伯人围着白色的大围巾站在一家商店门口，我一看，那是一家性用品商店，各种性器具，皮装，橱窗里还立着个巨大的橡皮女人，丰乳肥臀，很是性感，一丝不穿，胸前却套着一个圈，上面写着英文“HOT”，橱窗看上去琳琅满目的，霓虹灯已经点上了。
前面街道两边的窗户突然成了橱窗，我身边的一个橱窗里也有一个女模特坐在那里，身上几乎一丝不挂，穿着一只小小的内裤，我刚要细看，那模特忽然起身冲我站起来，我吓了一跳，原来那是个活人，一个挺漂亮的女人。她走向窗口，靠近我然后不屑地瞟了我一眼，把艳红的嘴巴一瘪，然后转身回到刚才的地方。
那时我还没有到过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也没有亲眼见过那条著名的红灯区的街景，在巴黎虽然在街头见过妓女，但橱窗里的风景还是初次看到，只是那时，我居然就是醒悟不过来，自己身在何处。
当惯了记者，我的书包里几乎总是背着相机，一到有用的时候就拍几张，做记录也罢做纪念也罢。
我立刻从书包里掏出相机来，对着远处的橱窗按下快门。
对面的橱窗也是同样的景致。那些女人根本对我不屑一顾，表情漠然，无动于衷。我的心情既兴奋又难过，这些女人坐在那里，像是展品似的供人挑选认购，而她们却没有半点羞耻感，甚至是麻木不仁的，她们的笑绝不是由衷的，而是面具一样的。我想着这些，手里的相机举在半空中拍不下去了。
正在我悲天悯人的时候，忽然背上重重地挨了一巴掌，不是打过来的，而是有人抓住了我的背。那手抓着我的同时，另一只手把我的整个人都转了过去，冲着他的方向。天哪！我的眼前是一座铁塔一样的身躯，黑黝黝的挡住了我整个的视线，我不敢抬头往上看，那只粗大的臂膀只要愿意，轻轻地一勒，就可以把我的脖子拧断，把我打发到上帝那里去。
他浑身上下一股令人恶心的狐臭味。
他把我的相机抓过去，我之所以用抓，是因为对于他的巨大而言我的一切都像是一只小鸡或者鸟儿，他只一抓就可以什么都解决了。
他把相机抓过去，然后麻利地打开后盖，把胶卷“哗”的一声撤了出来，我心疼极了，在哥德家门口的时候，我还专门请人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呢！还有波兰少年阿寥沙和我的合影，全部被大黑手的一抓给废了。我只敢默默地心疼着，根本不敢出声，生怕他的胳膊勒下来。
他操起有着滑稽强调的英文问我：“日本人？游客？”
我惊恐万状中想起一位朋友的话来，他说在国外时只要你说是学生，困难就会减去一半，我吐出一句“学生”。
那天我的穿着也的确很像学生，牛仔裤，旅游鞋，双肩书包，棕色夹克。
他的巨手大概是迟疑了一下，觉得我不像是在撒谎，就松开了我，把相机又还给我，然后从鼻子里哼出一声说：“马上离开，不许回头，快点离开！”
得了他的命令，我一低头竟看到他腰间别着的黑乎乎的手枪，天哪！我生平初次见到这样真实巨大的手枪竟是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某条街上。我吓得手脚冰凉。我慢慢地朝前走，不敢往两边看，像电影《追捕》里杜丘被要求的那样。更不敢回头，如果大黑塔一个不高兴掏出枪把我就地撂倒也说不定。
快到街口的时候，一个庞大的肥硕的警察向我走来，我仍是给吓了一跳。
他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说：“学生吧？我观察半天了。没事别到这个地方来参观，这不是什么好主意。”
我镇定了一会儿问他观察了半天是什么意思？
他说他早就看到我一个人在那里溜达了，但是他不愿意进到这条街里去，这里很可怕，他说有一年一位外国记者就在这里被杀死了。这里归他们的警察局管，但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管，管也没有用，这里有他们自己的“警察”，比如刚才那个巨人。我说有人在吸毒，注射针剂。他说：不奇怪，到法兰克福的火车站附近去看看，吸毒的成片，这边管，那边吸。不如让他们在这里干。
我说怎么还有妓女？
他说：这里也是红灯区啊！
我愕然！在哥德故居的附近就有红灯区，就有人吸毒，注射毒剂。千疮百孔的现代都市。
他说我很幸运。我问什么意思？
他说：在德国波兰边境、德国南斯拉夫边境有许多人贩子，他们专门买了东欧的女孩子来，把护照一没收，然后往妓院里一扔，那些可怜的女孩永远没有回家的机会。你竟敢独自在这里闲逛，想想要是有人把你往门里一拉，然后你就永远见不到你的家人了。
一席话，说得我脊梁骨直发凉，我听到了自己汗毛立起来的声音。
我紧张地跟着胖子走，好像他是我的保护人一样，我说我要找出租车，胖子一挥手，意思是跟他走。
他大步流星地在前面走着，两只脚迈着八字步，气喘如牛。我在一旁小跑似的紧跟着，他刚才的一席话说得我差点都不会走道儿了。
我问警察为什么他们眼看着却不管，那个大胖子说：管又有什么用呢？这边禁止那边重新开始，甚至还闹事，不如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吧。这种事在柏林更多，法兰克福还算是不错的呢！我已经见多了，没什么好奇的。只是别把命搭上就行。
他说着把手往脖子上一横，做了一个刀割的动作，然后吐吐舌头。
胖子边走边问我是不是从日本来的？
我一听就生气，在国外最不爱听的就是让那些分不出韩国和越南的洋人们说自己是日本人。好像只有日本人看上去才有教养，日本人才有钱出得起国。我想起一位女朋友的话，她住在美国，她说每次在国外做了有点不光彩的事时，就说自己是日本人。算是对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报复，我当时听了觉得挺可笑，有一种小孩子过家家的心理，可是后来，我也偶尔试验过此招儿，觉得挺过瘾，我们俩在越洋电话里为此笑哈哈的。
我想了想自己又没有干什么不光彩的事，不过是误闯了德国的一个红灯区而已，用不着栽赃日本人了。就对胖子说我是中国人。胖子听了又问是来旅游还是来上学，我说什么都不是，在家里呆腻了，到德国来住一住。那胖子挺单纯，我的话他也不想想是否符合逻辑是否真诚。
他回身看看我，说：这种说法真是头一次碰到，在法兰克福的中国人不是留学生就是开饭店的，他说这里的中国饭店简直太多了。
他又问为什么你们中国人那么爱开饭店呢？我没好气地说，那多数是些闲来无事的乡下人，不想在老家呆着，在大城市也找不到施展本事的机会，就跑到德国来挣点洋钱花。
胖子说那么城里人都忙着干什么呢？
我说城里人忙着挣自己家门前的钱，日子过得很美，顾不上到外国来。
胖子听不出话的好坏，只当是我挺幽默，说：这么说来，到了德国开饭店的都是些中国的穷人了？我们还以为他们是中国的富人呢。我信口开河地说中国的富人大多都有三五辆私车，家里保姆成群，哪能到德国来受穷呢？
我的回答和戏弄大概有点伤害很多在德国开饭店的同胞的心，不过当时只是想作弄一下那个同样对中国一点也不了解的胖子警察罢了。其实我也有点打肿脸充胖子，事实上是怎么样的，我能不清楚吗？在欧洲，只要有可能的地方就会有一家走了样的中餐馆，有气派些的讲究些雕梁画栋不古不今的，也有干脆黑咕隆咚、神神秘秘挂着破旧红灯笼、供着关公或财神爷的。他们把中国的形象就塑造成了那个样子，对洋人态度唯唯诺诺，必恭必敬，外文结结巴巴，满嘴跑舌头，个子矮小精瘦，一副两个地带人的长相。大多数没有到过中国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就是从他们身上获得中国人的概念的。我对他们又气又怨。为什么高大英武些的中原人哪怕是有着山东人的鲁莽状的也能叫身高马大的老外们看得吃惊些的人就不见呢？以致于我说中国人有很多高大威猛的男人，我的邻居居然不相信。
我就赌气，玩小孩子的游戏，嘴上硬些，过过瘾。
刚才被人拎着脖子的狼狈样子就已经给忘记了。
胖子这回不大相信了，他把肥肥的身躯转过来，眨巴眨巴眼睛还想问点什么别的话题，出租车站就到了。
胖子走到第一辆排队的出租车跟前，艰难地弯下庞大的身子，把脑袋伸向窗户，跟司机叽里咕噜地说了些什么，然后又把庞大的身体转向我，冲我招招手，示意我上车，我谢过他，彬彬有礼地祝他有一个美好的晚上，然后就上了那辆被喷上黄色漆料、车身弯弯曲曲像个玩具一样的老爷车上。
胖子在车后跟我挥挥手，高大肥硕的身躯像个真正的威武的警察——要不是他躲在老远处对那帮“坏人坏事”袖手旁观，看到那个黑大汉威胁我这样一个异国的弱女子却无动于衷的话，他算是一个好警察，如果他换换工作，比如当个像中国的片儿警那样的警察，走胡同串巷子，肯定挺出色的。
坐在出租车里，一看表早就过了七点钟，想着鲍若夫斯基的“敲钟人”雕像下的来福，心里抱歉不已。
那司机不慌不忙地转动着方向盘，他居然带着白手套，像个十八世纪给皇家赶马车的御驾似的。到底是开老爷车的。一会儿红灯，一会儿堵车。我就急着说出请开快点的话来，他目不斜视，慢条斯理地换着档位踩着油门，我的话似乎他没有听见，或者干脆车上根本就没有人。他悠然地等待着绿灯的到来。
傍晚的法兰克福一下子就热闹起来，灯光闪烁，车水马龙，寂寞的城市在这时才醒了。这里不像纽约，纽约塞车的时候一片喇叭声，刺耳欲聋；这里即使是塞车，人们也规规矩矩地等候着，有的人还会抽空看会报纸。
初上的街灯和偶尔的霓虹灯慢慢地把周边的建筑着了颜色，那条肮脏的充满色情毒品暴力和垃圾的街道已经不知被车子抛在了哪座高楼的身后，那里一定是又在开始演出肉欲糜烂的剧情，而这座城市里的人只能是熟视无睹，擦身而过，尽量把自己身上的西服拍拍干净。
空气是新鲜的，并没有浓郁而腥红的脂粉味，远处德意志银行的广告牌子明明灭灭地闪烁着，它们将彻夜不眠，映照着城市的夜空，城市依然是美好的现代的。
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正匆匆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家里的灯在等着他们。
披着大围巾的土耳其妇女们也扛着丰富的收获往家赶着。
我们的老爷车就慢慢地等在车流中，司机的白手套在夜色里显得有点扎眼。
结帐的时候，他慢慢地说了一句：只用了25分钟——用标准的英文！
“敲钟人”的身旁，站着我那守时的衣冠楚楚的手上拎着公文箱在瑟瑟的秋风中发着抖的来福。从六点到现在，这个可怜的丈夫已经等了足足一个半小时了。(未完待续)
狂欢节的故事
在德国，除了圣诞节以外，最大的节日恐怕要数狂欢节了。
德国人称之为“FASCHING”，这个节日由来已久。
早在法国大革命的军队占领德国后不久(1794—1814)，狂欢节就出现了鼎盛时期。当时的狂欢节实际上是平民百姓反抗军事压迫的一种出气的方式和机会。人们嘲讽所有的穿军 装的人，并且组织起游行队伍来，参加游行的人一个个穿着奇特的制服，手持木制的长枪，进行武装训练，人们故意在跳舞的时候装疯卖傻，扭动屁股，做些令人捧腹的滑稽动作。队伍的“指挥官”竟然同妓女和人贩子共舞，充满讽刺意味。后来狂欢节就此慢慢地演变成了一种民间的自娱活动，成为风俗保留下来。
每年的11月11日11时11分就算是进入了狂欢节的长达四个月的前期准备阶段，真正的开始是复活节前第六周的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的三天里。这几天里，整个德国从北到南，无论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都沉浸在狂热的庆祝活动中，因为对平时拘谨严肃、守纪律守得有点呆板的德国人而言，这是一个自由快乐又无拘无束的、可以任意放任自我的节日，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穿着奇装异服，带着稀奇古怪的面具，画着各种各样的脸谱，参加不同场所举行的游行聚会、化妆舞会还有恶作剧。星期一这天从中午开始，市民们就开始涌向街头，观看穿越街道的游行队伍，而游行的人向围观的群众展示他们经过一年时间精心准备策划而推出的杰作。有的人也会乔装打扮和队伍一起“群魔乱舞”一番。因为各个地区的狂欢节形式不同，所以有的家庭甚至在节日期间到其他城市如著名的科隆狂欢节、杜塞尔多夫狂欢节或慕尼黑狂欢节去，作为度假。各电视台也要做不同地区的实况转播，政府和所有行业都会放一到两天假。一年中，只有狂欢节的这几天里，德国人的生活不同于任何时候，人们放松地尽情地“狂欢”，人们可以在化装聚会上酗酒、醉倒、狂喊乱叫，纵情地唱歌跳舞，无论男女老少，熟与不熟。往往是室内灯火闪耀，喧声盖天，室外警车救火车排成一行临阵以待，如临大敌。
定居德国后，我就不知不觉加入了每年狂欢节的行列里，但不是街上快乐的举着面具带着高帽游行的人，也不是化装舞会上狂舞狂饮的人，而是狂欢节上的服务的人员——推着小车游走于狂欢者之间的卖饮料啤酒的服务员，而且是义务的。
第一次是在德国度假，刚刚过了圣诞节就赶上狂欢节。
TSG是一家体育俱乐部，在海德堡一带很有些名气，成立已经七十多年了，除了成人足球、网球、乒乓球、田径、游泳等项目以外，这家俱乐部还有许多少年儿童体育队伍，其中少年足球队在巴登—符腾堡州的成绩不菲。来福作为该俱乐部成人足球队的队员已经快十二年了，还是个小负责人。有一年的年会上，有人提出：我们自己有室内训练馆，又有这么多人，干吗不在狂欢节的时候也搞化装舞会，从卖饮料啤酒面包小吃挣来的钱中留一部分给自己，增加活动经费，再捐一部分给少年足球队。大家一合计觉得这是很不错的主意，于是就在每年的狂欢节举办一场大型的狂欢舞会，头一年下来居然大见成效，俱乐部成员士气大振，老板一看也很高兴，干脆就立了个规矩：年年狂欢。
作为家属，和别的太太老婆女友们一样，我也得为俱乐部效力。那年鉴于我是新人，又不会德语，队长乌韦特别照顾我，他给我派的任务是让我和他母亲一起在厨房负责做三明治，煮香肠、匈牙利红菜汤等等。一来不必和客人打交道，再者乌韦的母亲讲一口地道的伦敦英语——她是半个英国人。我一听，满心的失望，这样一来，我只能整晚呆在厨房里，根本体会不到真正的狂欢气息了。
我对乌韦说我想当游动售货员，那多有趣，可以接触那么多不同的人。
往年游动售货员都是由阿明一个人干，今年我和阿明搭档，由他带着我，我给他做帮手，负责取货递酒什么的。乌韦是海德堡的警察，为人耿直，他爽快地答应了。
领了任务，我开始考虑在这个晚上穿什么，把自己扮成什么才好。我带来的服装里没有一件可以用作道具服的，穿套装在狂欢舞会上倒会让人觉得装模作样。来福带着我到曼海姆去买行头。
从超市到专门卖狂欢节衣服用具的商店里，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满地皆是各种各样的服装、面具和道具：海盗、水怪、吸血鬼、僵尸、传教士、女妖、巫师、侠盗水手、小丑、公主、仙女，无奇不有，甚至连相同角色的儿童服装都有。在国内，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节日，一时想不好扮成什么才过瘾。
在一堆千奇百怪的面具里，我发现了一只白色的猫面具，只到鼻子部分，两只眼睛是两个黑洞，形状妩媚可爱，戴在脸上一试正合适，就买了下来。猫该穿什么衣服呢？又钻进成堆的衣服里寻找，后来终于挑出一套粉色的长纱裙，飘飘洒洒的拖到脚踝，肩部腰间镶了几条紫色的飘带，和白色的面具配在一起，很有猫儿的味道：灵秀飘逸，还不影响我游动售货。
来福看中了一只帽子，买了下来：一只公鸡昂首挺胸屹立在他的头上，脑袋晃动的时候，公鸡的鸡冠也来回晃动，像在四处觅食，很可笑。
狂欢舞会定在星期六，这样每个狂欢者都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放心地玩到第二天，不必耽心上班迟到。星期五的下午，我们已经把整个训练馆布置一新，有酒吧、咖啡屋、小吃点、飞靶游戏处，请来的乐队也搭好了台试好了音，大厅里飘满气球、彩带，长条桌上撒着红红绿绿的纸条，墙角摆了好几只灭火器，以防万一。平时冷冷清清的厨房也被一堆堆香肠面包撑得喜气洋洋，成箱的啤酒、饮料摆得整整齐齐，一派过节的劲头。每个人又在各自的岗位上预习了一番，实在是认真，到底是德国人。
星期六下午六点，俱乐部的成员们陆续赶到了，每个人都化了装，惊喜又意外，一见面互相大惊小怪，搂搂抱抱，嘻嘻哈哈。出发前，我仔细化好了装，在嘴巴两边化了细细的长长的胡须，嘴唇涂成黑色，脸上再零星地贴了一点金，戴上面具果然是一只猫儿的样子。来福戴上他的公鸡帽子，问我脸化成什么样子，我说我没有这种脸谱的概念，我所知道的只有中国的京剧脸谱，可是又不会画。他听罢从柜子里拎出一个纸盒子，里面有各种油彩、化装颜料、各种笔。我讥笑来福怎么像个女人，还有如此之好。在我印象里应该只有女人才有这样的化装盒子。他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在德国、奥地利、法国，从小孩子起就有全套的狂欢节用具。因为还有儿童狂欢节，孩子们和大人一样在父母的帮助下扮成他们喜欢的角色，如西部牛仔、佐罗、水手等等，孩子们还可以恶作剧，比如几个小孩一起在大街上拉一条绳子，拦截过往的汽车，车上的人只好停下来扔给小孩几个硬币，如果遇上不愿意给钱的，孩子们只好放行，挣来的小钱，供他们到麦当劳或者冰激凌店饱吃一顿。
来福小的时候就和弟弟一起在狂欢节时干过不少截道儿的营生。
原来如此。
盒子里还有一本画册，我翻开一看是本供人选择的脸谱图书，几十种不同的脸谱，同时教人怎么画。我迅速地翻了一遍，发现扑克里的小丑很滑稽可笑，就决定让来福当小丑，他嘟囔着说几乎年年都扮小丑。于是我在他的脸上肆意涂画，随便发挥，最后笑得自己都直不起腰来，来福照照镜子倒觉得挺满意。
一只猫和一个小丑刚一出门就碰到邻居皮特，擦身而过，他冲我们客气地笑了笑，竟没有认出来。
俱乐部的队员们三三两两到齐了。乌韦扮成人猿泰山的样子，头上用树枝盘了个圈儿，腰间用树叶围着。同伙们开玩笑让乌韦从篮球架上荡过去，乌韦连忙钻进了厨房。其他人有的是扮成水手，有的是油漆工，有的是传教士，守门员罗伯特人高马大的，却扮成了修女，说话的时候把嘴瘪进去，扭捏作态，挺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地板都在晃动，这么个修女，人见人笑，滑稽不已。我的搭档阿明在球队踢中锋，挺拔英俊，一头浓密的黑发，他喜欢自己真实的样子，不愿画脸谱，他穿着拖着长摆的燕尾服，黑白相间的马甲，绝对像是一流大饭店里的侍应生。阿明是个电脑工程师，带欧洲腔的英语说得很好听。
他搂了搂我的肩说：愿我们合作愉快。来福开玩笑说：别拐走我的女朋友啊！阿明又打趣说：男人公平竞争，女人自由选择。
来福的任务是整晚坐在那里抱着一个铁盒子负责收银找钱，乏味单调。
小推车上摆满了啤酒饮料，乌韦往我腰里系了一个钱包，我和阿明的游动售货就开始了。我把一只小照相机装在钱包里。
七点来钟，人们才陆续到来。乐队已经卖命地演奏起来。
几个穿着白衣白裤的像僵尸一样的人迈着僵尸一样的步子排成队走进来，要是在一般场合非把人吓一跳不可，他们腥红的舌头长长地伸在外边，目不斜视地直奔一张桌子挨个坐下，阴沉沉的，其中一具僵尸举手招呼我们，我和阿明推车过去，敢情僵尸们一来就口渴呀！四个人四瓶啤酒，我才听出来原来有一具僵尸是女士。我举着相机赶紧拍照，其中一具幽默地倒地而卧，另几具摆手示意，意思是他们见不得光。
奇奇怪怪的装扮都出现了。其中和来福一样的小丑最常见。
两对男女扮成亚当和夏娃，亲昵地坐在那里。我打趣地说：亚当和夏娃只有一对，你们怎么会出现两对呢？其中一个亚当指指另一个说：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是双胞胎。我仔细一看，果然两个亚当长得一模一样，两个夏娃却一胖一瘦，真是有趣。当初要是上帝造了两对亚当和夏娃，没准人类会多出一倍来。其中一个亚当给了我一马克的小费，到底是亚当。这是我们挣到的第一笔小费。我和阿明很高兴。我那时分不清马克谁是谁，就由阿明收钱、找钱，我负责递饮料递酒、收小费。
生平第一次当售货员，挣小费，这种体验叫我整晚都兴致勃勃的。
乐队一曲接一曲起劲地演奏着，舞池里群魔乱舞着。
我们穿越在疯狂快乐的人群中。
忽然两只大手把我抱住，吓了我一跳，回头一看是只米老鼠，它正龇牙咧嘴地冲我笑着。声音从面具底下发出来：喵呜！大声叫着。我也喵呜地回应了一声，谁知它却喵呜个没完，围着我团团转，手舞足蹈的。阿明说米老鼠在向我求爱，我才想起自己是只猫儿来。开始还觉得有点难为情，顾及自己的形象，不大适应，再一想自己戴着面具，又是在这样的场合，根本没人知道我是谁，人性可以最大程度地暴露发挥，于是我也放纵挥洒起来，冲着米老鼠哇哇乱叫，表示不同意，摇头摆尾。我举起一瓶啤酒，示意它买，米老鼠乖乖地掏钱买了一瓶，可惜没有给小费，这么吝啬还想追求贪婪的猫儿，我对阿明说。阿明哈哈大笑。
我们快乐地混在人群中售着货。
几个穿着浅绿大褂的人，扮成外科医生，背上贴着鲜红的大字：当心，我是医生。他们戴着帽子、口罩、手套，胸前挂着听诊器，全副武装，见人就用听诊器“诊断”，一个女大夫执意给阿明诊断，把一个小胶条贴在阿明嘴上，警告他不要说话太多，他们怪叫着，开心不已。阿明就一直贴着胶条，另一个小丑走过来给阿明撕下去，阿明表示很害怕的样子，小丑就跟着我们游走了一阵，又突然转身跑了。常常碰到吸血鬼、海盗，我们就装作惊恐万状的样子，碰到女王、公主，阿明就殷勤地笑眯眯地把酒递上去，遇到慷慨的人，就扔几个小费往我的钱包里。
我注意到一个小丑，是个女人扮成的，舞会开始的时候她是一个人来的，直到结束也没有人来找她和她说话跳舞，她就一个人闷闷地喝酒喝酒，再一个人到舞池里胡乱舞动。她的面具很滑稽很丑，可我总觉得她心里是在哭泣，有着很悲伤的心事。每次路过她，我就忍不住看上她几眼，我猜测着她的长相，也许她是个很美丽的女人，也许很一般或者很丑，也许她刚刚失恋，也许她已经不年轻了。她总是要红酒，一瓶喝完再要一瓶，直到后来她已经开始趴在桌上倒头睡了，还挣扎着要红酒。我和阿明决定不再卖给她酒了。我往她的杯子里倒满了水。过了很久，我们再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她手里攥了一张不知是几马克的钞票，头垂得低低的醉去了。我心中总是恻隐。等会儿谁送她回家呢？这小丑让我记挂了很久，最后不知道她是怎么离开的。
一个打扮成女巫的女人拉住我的手塞给我一个马克，又对我和阿明说她特别理解我们的工作，真不容易，真累，因为她自己就是个酒吧的服务员。她说祝我们好运，多挣点小费，等会儿去喝一杯。一个可爱的女巫。
十点多钟的时候，人们已经慢慢地醉起来，东倒西歪的，大厅里音乐声叫喊声交织在一起，这时候的德国人变得绝对友好而幽默，毫无拘束，不再那么呆板刻薄挑剔，也不再那么理性，一年中只有这几天是他们最放松、最真实的时候。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这个时候的德国人。可惜狂欢节不是天天都有。
几个漂亮姑娘统一穿着黑色的长袍，像是来自阿拉伯的修女，她们嘻嘻哈哈，似醉非醉的，肆无忌惮地尖叫着，原来她们的邻居——一个秃头胖子正呼噜山响地坐在那里大睡特睡，双手交叉在凸起的一起一浮的大肚子上，光头就快要挨着肚子了。姑娘们往胖子头上洒饮料，胖子搔搔头继续打着呼噜。胖子身后的另一个胖子解下围裙——十分可笑的是他扮的是个厨子，厨子解下围裙系在醉胖子的脖子上，像小孩系了个围嘴，一伙人狂笑着。胖子浑然不觉，稳如泰山，睡如座钟。这睡功让人羡慕。
一个警察拦住我，起初我以为是真警察，他半醉半醒地向我说些什么，我除了啤酒名字以外，听不懂半句德文，阿明在远处服务。警察骂骂咧咧地发起脾气来，我仍然不明白。他“噌”的一下从腰里掏出一把枪来，放在我太阳穴上，叽哩咕噜地叫喊着，还真把我唬了一下，他示意我举起双手来放在脑后，我脑子迅速一转，摘下猫面具露出真面目来，那“警察”果然愣了一下，呆呆地看着我：原来他眼前一个两腮上画着胡须的猫是个亚洲女人。我冲他嫣然一笑，他怔了一怔，突然把枪指向自己的太阳穴，口中喊到“砰砰”，然后向身后的女伴——一个女警察身上倒去。那枪，那跟真枪一样的塑料枪扔在地上。我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还能允许有人装扮警察，没准会引起什么可怕的后果呢。
后来阿明告诉我说，如果在白天看，那人的衣服是深蓝色的，而德国的警服是深绿色的，混淆不了。我一紧张，根本没有注意他衣服的颜色，一场虚惊。
十—点的时候，流动的鼓号队来了，他们戴着高帽子，穿着斑马一样的条纹服，通常他们是从这个舞会到那个舞会，像我和阿明一样来回游动表演的，人们排成长龙随着鼓手们在大厅里绕圈，几个人过来把我和阿明的小车推到一边，拉着我们就往队伍里走，我时不时地掏出相机拍摄，又被什么人拉进去，接着跳。如此三番，直到人们跳累了，鼓手们要到下一站去了，才作罢。我和阿明的流动售货也告结束。
回到临时搭成的柜台里，阿明清点了帐目，说我们硕果累累，挣了将近二十马克的小费，跟饭店里的服务员差不多。他说为了我们初次的合作成功应该去喝一杯。他对来福说：我请你的女朋友去喝杯香槟，你不会介意吧？此时来福早被加加减减的算术给搞懵了，满脑子的马克飞来飞去，根本顾不上女友了。
喝完香槟回来，我开始帮来福“收帐”，站柜台售货。来福的柜台前笑话也不少。
一只大灰鼠，跌跌撞撞地走到柜台前，舌头已经不大灵活了，仍然笑嘻嘻友好地跟人打招呼，他说要金酒，来福说酒吧那边才卖酒，请到那边去。灰鼠点点头，友好地说声“谢谢”，刚一转身就像一根木头似的直挺挺地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他的两个伙伴连忙赶来拉起灰鼠，一左一右地架着他往回走，灰鼠仍不忘记回头卷着舌头对大家说声“对不起，再见！”
一个性感妖艳的女郎浑身喷发着令人窒息的香水味，黑色的假发黑色的眼睛黑色的胸衣短裤，狂野而漂亮得像一只美洲豹，又像一团黑色的火苗，充满挑逗意味地四处燃烧着。她走到柜台前，从胸罩里掏出一张纸币来，塞给正在埋头清点“财务”的来福，身后的罗伯特、阿明、拉尔夫三人齐声“哦”着，性感女郎伸手摸了一下来福的头，说：“蜜糖，我要一瓶香槟。”没等来福回话，修女——大块头罗伯特第一个积极地响应着，跑到另一个棚里的酒吧去取香槟，又殷勤地亲自递给女郎，来福被女郎一摸一叫，早就找不着北了，怔怔地发蒙。
我正站在几个男人身后喝着乌韦母亲做的匈牙利红菜汤，看着这一幕，乌韦的母亲十分有把握地对我说：“这是一枚重磅炸弹”。
“重磅炸弹”摇摇晃晃拿着香槟离开后，我开玩笑地问来福是不是找了人家双倍的钱？几个男人回过神来，围住来福一看，女人给的在自己胸前捂得发热、冒着熏人香气的纸币竟是意大利里拉，100意大利里拉等于10美分，19分尼克(0.19马克)，而一瓶香槟的价格是3.50马克。男人们没了声音。
哈哈大笑的先是乌韦的母亲和我，然后“修女”罗伯特抱着肚子弯下了胖腰，要断了气似的狂笑起来，接着是拉尔夫、阿明，来福却是如梦方醒，可怜巴巴地说：我要设法把这张票子找出去。
结果那票子终于也没有被找出去，倒是夹在我的本子里成了纪念品。那浓烈的香味好像至今还能闻到。
疯狂的狂欢节。我爱上了这个另一个民族的节日。(未完待续)
他乡明月
我们住的小城很小，虽然市政府警察局超市邮局一应俱全，但如果跟国内城市的概念和规模相比，它简直不过是个以居住环境优雅而占优势的小镇而已。小镇整日静谧安详，干净整洁。
镇上只有几家意大利和希腊风味的饭店。不过意大利人开的冰咖啡店和比萨饼快餐店也不少。卡罗娜就是其中一家。
卡罗娜比萨饼就在离我家不远的一条街口上。因为是以外买为主，主营沙拉、比萨饼和通心粉。因此通常是客人先打个电话预订，人到了付好了钱，拿着现成的食物就走，快捷便利又物美价廉。因为沙拉和比萨饼味道鲜美可口，所以卡罗娜在镇上的生意非常好。
我不爱吃比萨，那年在美国采访奥林匹克运动会，匆忙辛苦中偶尔尝过几次美国比萨，只见葱头蘑菇青椒番茄应有尽有乱七八糟和奶酪搅在一起，半生不熟且巨大无比。当时的感觉是吃之乏味，弃之可惜，勉强吃着也只能是一半下肚就饱了。吃完后感觉全然塞在胃中，一股洋葱的怪味长留不去。以后再看那宝贝，一眼就够了，绝不想再吃。
在国内时，有一次朋友聚会，不知谁心血来潮提议大家一起去吃比萨，当时只有我一人持反对意见，不过最后还是以少数服从多数招了安，于是一群人开着车直奔东直门外的必胜客。当时我好像是要了一份番茄酱通心粉。好在朋友们以聚会为主好像并不怎么在意比萨饼的好吃与否。
在德国，所有的超市里都可以看到在大冰柜里置放着这种偷懒省事的成品比萨，虽然五彩缤纷五颜六色，端回家去往烤箱或微波炉里一放，少倾即可送入口中了，但我仍是坚持不多看一眼，也不打算买一块来尝尝。
有一阵子，上学回来要写作业，又要写稿子，显得挺忙碌，没太多的心思做饭。来福下班回来看看厨房里没什么美味，摇摇头说声：去卡罗娜买沙拉。人就走了，像他单身时代一样。
不一会儿，他一只手端着个大盒子和一盘沙拉，另一只手拿着两听啤酒回来了。大盒子里是一张巨大的比萨饼。上面躺着蘑菇片、葱头、青椒、一种叫沙拉蜜的肉肠番茄酱还有一堆花花绿绿的东西，黏黏糊糊的。我皱皱眉头。
来福知道什么意思，把沙拉往我面前一推：这是你的。
那是一盘漂亮的蔬菜沙拉。鸡蛋黄瓜西红柿生菜玉米黍，有红有白，一尝清鲜爽口，就喜欢上了。
来福吃着他的比萨，对这东西他也不是十分爱吃，可是饿了的时候也不拒绝。他用切比萨的专用刀子在上面滚来滚去，一会儿切好了几份。
我吃着那盒沙拉。沙拉很好吃。
此后我一偷懒就买来卡罗娜的沙拉吃。
卡罗娜的那间小店也熟了。没有见过老板，因为多数时候是老板娘在那招呼，据说在城的另一角又开了一家分店。老板忙分店的开张去了。
一天突然又想起吃沙拉，事先没有电话预订就直接跑去卡罗娜。
柜台前没人，柜台后面的几个大烤炉前正站着一个人举起铁铲子往里面送比萨饼，那人个不太高，所以铁铲子举得有点吃力。我没说话，顺手在柜台上拿起一张菜单看看。突然电话响了，举铲子的人吓了一跳似的立刻停下手中的活儿，这时他也发现了我。
我这才看清楚原来是个大概还不到二十岁的孩子，一头黑黝黝的卷发，有点零乱，黑眼睛深深地窝在浓浓的黑眉毛下面，鼻子又薄又尖又高，脸很白净，可脸蛋上却有两块像是长期紫外线过甚的红晕，一张扁扁的嘴巴，下巴是像月牙一样地微微翘起来，典型的南部意大利人。
他一脸的腼腆甚至有些怯生生地看着我，手里还举着那把大铁铲子。电话还在大声地响着，声音仿佛很不耐烦。
“老板娘呢?”我问小伙子。
他摇摇头，表示听不懂我的话。
“会说德语吗?”我又问。
他还是摇摇头，脸变得红红的，露出几分窘态。
我用手指指里屋问有没有别的人，这回他好像明白了，耸耸肩摇摇头，表示没有别人。对于正在狂响的电话他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感到不能不帮这个忙，于是推开柜台的小门走进去，拿起电话挺是那么回事地说：
“这里是比萨卡罗娜，要点什么?”
那人显然有些不耐烦了，他点了三个比萨、两个番茄寿司的通心粉、一份沙拉和六听啤酒，最后说要快些。
好家伙，一笔不小的生意差点丢了。电话边上放着订单和笔，我照猫画虎地写上去。
那小伙子一旁呆呆地看着我，我打着手势比划着告诉他赶快做以上的新订单。
他脸上仍是窘窘的样子，猛然他记起了什么，赶紧转身打开身后的烤炉去翻里面的比萨饼。我趁机看看这个小店的厨房：几只大烤炉，用来烘比萨；烤炉后面是案台，做通心粉用的微波炉，巨大的冰箱是放已经做好的匹萨饼坯，煮通心粉的锅，打包外买用的机器，各种沙拉酱整整齐齐各就其位地摆放着，看上去很干净，让人吃得放心。
过去居然从来没有在意过这个小店的装置。
小伙子手忙脚乱地翻好炉里的比萨，洗洗手去做沙拉。他穿着一件很大的白色工作衣，有点像过去国内的中山装，显然这是别人的型号，他人瘦小，穿上挺滑稽的。腰上系着一块白围裙，已经不是雪白了。
我转出柜台外，站在那看着他，竟忘了自己也是来买沙拉的。
小伙子很感激我帮他解了围，他从里面搬了把小圆椅子递给我，我坐下来。
我指指自己说我叫埃玛，又指指他问他叫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