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临行前拿了所有在家需要的佐料，到亚洲商店买好菜，满满地放了一车，足够三天的伙食，我们上路了。婆婆每次看到儿子与媳妇的到来总是很兴奋，拥了又抱的。婆婆是个勤快能干的主妇，一栋大房子外加花园草坪全是她一个人来收拾归置，家里每一个角落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不仅如此而且还做了一手好菜，可惜肉食居多，我吃得极少。婆婆烘的蛋糕和各种甜饼几乎像是面包店里买来的，又香又好吃。可惜我又不爱吃甜食，婆婆总是遗憾地说：EMMA，为你，我能做点什么呢?对于婆婆的好意我有点过意不去。可是对于中国的餐饮，婆婆也抱有偏见，因为她看过一些新闻和介绍说中国人喜欢杀狗吃狗肉，还吃猫和老鼠、蛇等等可怕的动物。婆婆觉得吃狗和猫实在太残忍了。我说中国人不是很爱吃狗肉，韩国人才喜欢吃呢!他们有专门的狗肉馆。可是婆婆拿出一盘录像带让我看，是3SAT录制的新闻，这新闻实实在在地来自中国的辽宁，记者还采访了杀狗卖狗肉的人，镜头里甚至还有屠杀可爱的京吧儿小狗的情形，狗贩子的东北话我全听懂了，他的确很得意地说这是一笔很好的生意，尤其是冬季。公公婆婆一旁摇着头，我不知该说什么，来福忙为我辩解：这只是偶然的少数而已，大多数中国餐馆不是这样的。幸好公婆不想使我难堪，赶紧停止这个令人不愉快的内容。
第一餐，我决定做土豆炖牛肉，牛肉切了块，放上八角，花椒大料，先用开水浸一下，然后放入我从国内带来的砂锅里，葱姜蒜一律放齐，开大火慢慢地炖着。其实我也不知道真正的炖牛肉是不是这样的做法，反正闻着挺香。
快熟的时候再把土豆放进去，加点水。这一炖就是三个小时。揭开锅盖，厨房里飘荡的满是香气，公公一旁啧啧地赞誉着，他是个喜欢吃肉的老人，喜欢尝试各种美食，来福这一点很像父亲。婆婆则显得比较保守。
米饭也是从德国的亚洲店里买来的日本大米，婆家没有碗，就用盘子盛一小勺，再把土豆炖牛肉浇上去，土豆已经是烂烂的，公公一边用刀叉交替着吃，一边赞不绝口，婆婆用小勺慢慢地吃，终于也点起了头。
见她高兴，我就开玩笑说：“知道吗?你吃的可是狗肉啊。”
婆婆认真地说：“不可能，我是亲眼看着你做的。”
来福一旁附和道：“是的，是的，我们在德国买的狗肉。”
“是啊，在韩国人开的店里”，我认真地补充。
婆婆犹豫起来，公公哈哈大笑，从婆婆盘子里插过一块大牛肉：“傻姑娘，如果狗肉这么好吃，我们为什么不尝尝呢?”他总喜欢叫婆婆傻姑娘，老两口六十几岁了，却恩恩爱爱地像少年男女那样，让人羡慕不已。
婆婆发现了我们在串通起来捉弄她，她拿起一只干净的大勺子在每个人的盘子边上?敲了一下，说：“一群坏孩子!”
中国菜在婆家也站住了地位。
书归正传。
自打自己开火动手，以前常去的几家中国餐馆也不怎么光顾了，因为家里的伙食变得愈来愈复杂，也因此招徕不少吃客，多数是德国朋友。理由很多呀，生日宴会啦，圣诞节啦，新年啦，复活节啦，每次人家说起来中国菜，来福从不好意思拒绝人家，只是认真地答应下来，然后再请示太太。这样一来我也不好拒绝。可是把我的时间安排都打乱了，只要请客，我就得花上半天甚至全天的时间来准备。
一天，他上班时间打回电话来。
“亲爱的太太，晚上吃中国饺子好不好?”他的口气既像吩咐又像请求，旁边有说话的声音，知道他准是故意在同事面前显摆。他的助手，那几个年青的工程师。
“好吧?付多少工钱?”我跟他开玩笑。
“什么?什么馅子我不懂，好吃就行!”他胡乱打岔，“当然有肉最好!”
“我是说工钱的事。”我继续逗他。
“啊啊，这个吗?等我回去再说。多做些。”他支支吾吾，装模作样。
我差点笑出来，当然只好应下来，他是个面子很薄的人，谁知道他又有什么新点子。
放下电话看看家里没什么东西可以包饺子。再说在德国住了这么久，还没有包过饺子，饺子是好吃，可是多费劲呀。在国内时，全家人围在一起，说说笑笑，擀皮的和面的，一会就得了。
来福在北京时，我们全家人曾经专门为他包过饺子，母亲负责调馅，鲜肉鲜虾加韭菜。来福也跟着学包饺子，他人很聪明，包坏几个之后很快就上了路数，动作虽慢，可包得还是不错，母亲在饺子里放上一个硬币，看谁能吃中，侄女希望她能幸运，因为今年她要高考，结果还是母亲自己吃着了，我们就说妈妈能活个百岁。来福被这有趣的民间传统习俗所吸引，对中国文化更加崇尚。那种气氛很使来福感动。那是一种家庭的亲和和温暖。于是他对吃饺子很有好感。
可是他不知道一个人包饺子多艰难呀。
开车到超市去买了大白菜、葱和鲜肉馅。站在一大堆面粉面前发呆：我不懂哪一个面粉可以用来包饺子。德国的面粉分好多种，主要是用来做面包的，型号不同面粉的粗细就不同。犹豫了半天随便拿了一袋。
回到家，开始和面。糟了，面又细又软，无论怎么和，都是稀稀松松的，大概是拿错了。好不容易和好面，想到还没有剁馅子，赶紧洗大白菜。
想起妈妈总是要先把切好的白菜用纱布挤出水分，我也仿效。
葱辣得直刺眼。泪眼朦胧的。馅子里也放盐和酱油吗?赶紧打电话给家里，可一看时间，国内已经是深夜了，只好自己估摸着做。忙乎停当，开始包起来。
面软得像得了软骨病的人，简直立不起来，只好使劲往里洒面粉。
可是包好的饺子没处放，找了几张电脑打印纸，又干净又硬，心想一定没问题吧?饺子们歪歪斜斜地立在纸上，不知何故饺子像是黄色的。
等来福一进门就可以下锅了。
手上的面粉还没有洗干净，吃饭的人已经进门了。“亲爱的，饺子包得怎么样了?你辛苦了。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太太。”这人的嘴总是很甜，总是说到听者的心里去，这一点总使他逃过很多劳动。
糟了，饺子沾在纸上了。一点点揪下来，有的已经破了，馅子露出来，有的变得更丑。下到锅里，又向锅底冲去，最后饺子终于开裂了——馅子和皮，十几分钟后一锅破裂了的饺子熟了。
我和来福都傻了眼。
“这是饺子吗?”他吃惊地瞪着一双大大的蓝眼睛，“这怎么可能是饺子呢?”
我知道这肯定不是饺子了。它们简直像是片汤一样。啊!对了，片汤。
“这是片汤!北京人爱吃的片汤。”我灵机一动，心想干脆就改成片汤吧。
“可是，可是我已经答应同事明天中午请他们吃中国饺子了。”
来福望着一锅稠糊糊的北京片汤，如坠云雾。(未完待续)
名字
母亲不懂英文，更别提德文了。因而面对这么一个洋女婿，没法交谈不说，连名字都不知道该怎么叫。入乡随俗嘛，他得有一个中文名字。
丈夫的父姓是HOFLER，名叫ERNEST，为此他很自豪，因为与大作家海明威同名，而且，全德国只有他一个这样的名字。英文里，ERNEST是认真的意思，但是总不能叫他认真吧？关键是我不想给他起个没有意义的译音名字，比如恩内斯特，比如杰克、大卫什么的。所以 ，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就叫他“老德”。
有一天，躺在床上慢悠悠地翻着《读者》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叫做“一条叫张来福的猫”，文中讲述了一只顽皮可爱偶尔淘气的猫儿的故事，文笔诙谐而生动，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于是就心血来潮地想，不如就叫丈夫“来福”吧。姓嘛？当然随妻也姓陈，这样，丈夫就成了陈来福。
我立即向家人宣布，女婿就是陈来福啦！
妈妈听了有点莫名其妙，想想又说挺好，朴实厚道，很像来福的个性。来福自己不明白，就问我什么是来福。
我说来福就是你带来了很多的幸福，很好的运气，又是开心的意思。他眨巴眨巴蓝眼睛说：发音挺好听也挺容易的。然后自己鹦鹉学舌般地学了几回，当下欣然同意。
最初每回碰到朋友或第一次见到他的人时，只要我一张口说：“这是我丈夫，陈来福”。人家就忍俊不禁哈哈大笑，有的还笑得前仰后栽的，因为这实在是个土里土气的乡下人的名字。以致于我们结婚的请柬发给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时，她立刻就打电话质问我，是不是找了一个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村青年。电话里，我和她笑成了一团。来福见状顿起疑心，觉得我的笑里隐藏了什么阴谋和不轨之意。
他就连连追问众人为何发笑。
和来福相比，我绝对是属于伶牙俐齿，能言善辩。我的解释滴水不漏，我说：我父母给我起的名字叫平，就是平安平稳平静和平，他们希望我今后生活得幸福快乐，如果你叫来福，那么你就是把幸福快乐吉利好运全都带给我的人，你和我的名字加在一起就是平安加幸福的意思。
看着来福将信将疑、一头雾水的样子，我当然不能告诉他，这个名字是从一条猫儿的身上拣来的。
好在满北京大大小小的饭馆里，商店中，街头小摊上到处可以看到正着反着的福字，或者用福字做成的吉祥物等结意挂饰。这回他深信不疑，觉得自己果真有个好听的中国名字。
有一回，我们在秀水街的自由市场上闲逛，来福发现好多小摊上都挂有福字做成的风铃，于是他兴高采烈地走过去对人家说：你知道吗？你卖的是我的名字，我就叫这个字。说罢还要和人家摊主合影。摊主直纳闷，觉得八成这个老外有毛病。我站在一旁哭笑不得。
有一年在他生日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送给他一件由一百个不同写法的福字组成的挂盘作礼物。只一个字就有一百种不同的写法，中国的汉字艺术太伟大了，来福当下就被挂盘所震撼。回到德国和奥地利，他把挂盘展示给亲朋好友们看，众人也被惊住了，中国到底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在这一点上，来福向来是爱屋及乌的，他把妻子的骄傲也当作是自己的骄傲。还一本正经地给大家讲解他的中文名字的含义，大家也是啧啧称道，一旁的我真有点于心不忍。想当初，我哪里是这么动机纯良的呀！我们的朋友托马斯是位极其崇拜西藏文化的作曲家，他听后连连说好听，很有意大利歌剧的味道。要是他知道，这原本是一条猫的名字，肯定会说像是百老汇那出经久不衰的音乐剧“猫”吧。
现在，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叫起来福二字来都是那样的自然而顺口，也显得亲热和友好，彼此感觉少了几分距离感。有时候一大群朋友聚会，呼一声来福之后，就恨不能用中文跟他说话——人家把他当自己人了，也就把他不会说中文的碴儿给忘记了。
其实，叫什么名字是次要的，关键是来福性情温和，待人纯朴真诚，做事认真讲究又有些死板教条，加上他幽默亲切，对中国的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复杂的繁文缛节，复杂的社会形态直至复杂的思维方式等等基本上呈搞不明白状，显得茫然呆傻而可爱，又无所适从，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喜欢他的同时也喜欢他的名字。
至今，来福仍然不知道他的名字是自己太太心血来潮从一条猫身上拣来的呢！尽管在猫狗的地位有时候比人还高的德国奥地利，以主人的名字给宠物命名的情形屡见不鲜，但蒙在鼓里的来福肯定没有想到一向讲究挑剔的太太，在他很看重的中文名字上竟是如此的轻率和儿戏。
不过并非我欺负无辜。从来福见到我的那一刻起，就从来没有正确地叫对过我的名字，有时候他叫我“平儿”，因为他听到家人朋友这样叫，可是到了他嘴里就成了“皮儿”，要么干脆就成了药材陈皮，就像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的一位淘气的男生经常拿我的名字开心，曾经叫我做陈皮，气得我要求我的父母给我改一个温柔些的像个女孩子一样的名字，可父亲说平就是和平平安之意，何错之有？
后来在我花季雨季的时节，成天读三毛琼瑶的书舒婷席慕容的诗什么的，又结交了一帮热爱文学、不知道天高地厚天南海北的所谓文友，常常把信写得恨不能跟中篇小说那么长，我就给自己起了无数所谓的笔名甚至还有字号，比如沙如雪，取自唐代诗人李贺的“大漠沙如雪”，比如西岭雪，取自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因为钟爱雪这个字，就满世界查找有关的字眼，还有佳岑——美丽的小山之意，潮婴——弄潮之人等等，每每我们彼此写信时居然都把这些名字叫得有板有眼的，跟真的一样，甚至还结诗弄社写点酸诗歪句什么的，现在想来实在可笑而幼稚。最可笑的是某位笔友还赠给我一个号叫“楼兰潜心居士”，那时候真是过着幼稚而纯真的日子，那么无知地幸福并快乐着。可惜后来我们都各奔东西，也不知道他们都去了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
至于我为什么叫EMMA？德国人会常常问我这个问题。说来很简单，我们高考前的几个月里，增加了一个英文补习班，而进入补习班的学生都是各班上的英语尖子生。负责补习的老师姓辜，这是我除了北大杰出的怪才辜鸿铭先生外听到的第二个辜姓的人，她才刚刚从外语系毕业，一肚子小资情调还没有来得及被社会给灭掉，为了使我们每个人都有些基本上的英文概念，她给我们每个人起了一个英语名字，当时我被封为“玛姬”，同学间彼此就戴维、迈克、玛丽什么的怪叫，我听着自己的号怎么也不顺耳，就请求老师重新找一个，可是老师小本上的名字都用光了，老师把自己所知道的外国名字大概也用光了，我就只好勉强答应当几天莫名其妙的那个玛姬。后来偶尔看到一部叫“非凡的埃玛”的电影，立刻就喜欢上了埃玛这个名字，我又找老师商量能不能让我成为埃玛，她很随和，掏出小本子在上面把玛姬划掉，我就变成了埃玛。可惜辜老师的改革很奇怪，就像那个尽出怪论如一只茶壶有好几个茶杯相配因而一个男人当然可以有好几个女人那样的辜老爷子一样，辜老师的改革不久就失败了，在十几年前，八十年代的中国，同学们觉得可笑，家长觉得也可笑，因为这里不是殖民文化深重的香港澳门，或者好附庸风雅的上海。我们的英文名字终于没有叫出来。
在德国，我倒是成了地地道道的埃玛，来福觉得好听也好叫，就声声呼唤，婆家人叫得琅琅上口，邻居也不用费力去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教。久了自己也觉得就成了埃玛这个人，但仅限于在海外，如果在国内有谁喊我一声埃玛，我突然会很别扭甚至觉得自己有几分做作。就像在国贸大厦的写字楼里进进出出的外企白领那样，动不动就说几句英文，比如我今天很累，我又接了一个新的文件或者我们的老板很酷等等，或者是高级商店里，一个文文静静的售货员胸前挂着茱迪或麦瑞的牌子，我会觉得有些生疏，但同时也不由得佩服当年一腔热血的小辜老师，她真算是外文中用的先驱者。
陈平也好埃玛也好，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在德国，名字大多数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光我认识的克劳迪娅就有5个，遍地都是布丽吉达、马库斯、托马斯、汉娜什么的，而且德国妇女婚后大多会改随丈夫的姓氏，也有婚前姓氏和夫姓同用的，所以，我就成了霍夫勒太太，除了家人朋友外，人家一律只称我为霍夫勒太太，银行的信用卡上，保险公司的保险卡上，连我的德国绿卡都是陈平—霍夫勒，有时候市政府的信件或者房产公司的信函一律只写霍夫勒家，连名字都省略了，这样我就不再是我，而是某个人的太太，某个家庭的主妇，至于原来叫什么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在德国，一个经济物质法律都很健全发达的国家，在这一点上却保守得有点像民国以前的中国，在那个时代我也最多只是某陈氏而已。
在霍家，有三位霍太太，她们是我的婆婆阿露西亚和我的妯娌露茜，还有就是我。(未完待续)
来福其人
初见来福的时候，完全被他的假象给迷惑了，外表看上去，这个人谦逊温和，彬彬有礼，说话亲切，举止适度，一付笑眯眯好脾气的君子样。结婚后相处久了，才把他的本性看清楚。
结婚前，来福当了很多年的贵族王老五。女朋友虽然一直有，但是一直晃荡到四十岁时，也没有决定娶亲结婚，因为他的理由是宁可不结婚也不能在不是完全满意的情况下结婚 ，因为他打定主意这辈子只结一次婚，而且决不愿离婚。因此，来福边冷眼挑剔着身边可能成为自己女友的女人们，边苛刻着自己的择偶条件，后来干脆就一门心思地努力工作，业余时间里踢足球练功夫，长跑骑单车，夏天游泳冬天滑雪，每年抽出半个月的时间到香港去，跟他的中国师傅学习咏春拳，要么就是趴在电脑上一埋头就是一个星期日。渐渐地这个人变得自我而独立，没有女友料理生活，照样把衣服穿得很讲究很干净，人收拾得很精神得体，自己的公寓也是井井有条。衣服脏了送到洗衣店去，房间脏了交给小时工，饿了，打个电话给比萨饼店去，叫个沙拉加啤酒；周末把运动衣一换，去踢球了。晚上要么上网查资料，要么喝着红酒看看电视；困了倒头就睡，想家了，开车直奔奥地利老家，临走时，妈妈给做好足够吃上一个星期的东西，总之，来福有着幸福惬意的单身生涯，有着不用自己动多少手就能丰衣足食的快乐时光。
自从娶我做了老婆，他把双手一摊，说声：亲爱的，家就交给你了！
态度真诚又充满了信赖。
自己呢？嘴里吃着巧克力，哼着走了调的小曲，然后若无其事地走了。下班回来先叫声：亲爱的，一天过得怎样？然后，在厨房里一阵乱转，看看今晚的饭菜又有什么新鲜的东西？等着饭菜端上来，要是合了口味，他就大声咀嚼，样子很像中国陕北的农民，表示很香甜，嘴巴也甜得很：瞧，我真是个有福气的人，竟有如此的太太；遇到不可口的饭菜，他把鼻子凑过去闻闻，说：这东西我不太认识嘛！今天不是很饿，或是太胖了，应该减减肥。他不说不好吃。中国的咸菜炸酱海带水产类都不是他爱吃的东西，他说他不认识。
因为有了老婆，过去的洗衣烫衣女工都辞了，说自己已经结了婚，再去找别人去干这些活计，会叫人家笑话，重要的是笑话太太你！最初没有听出他的真正用意来，还道是对自己的关心呢！慢慢地一看天天一换的衬衣内衣袜子，那是许多的工作呀！我不就成了他不用花钱的女工了吗？
他看上去是个绝对没有脾气的人，永远是态度温和，笑嘻嘻的可人样子。他可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的主儿。早在回家前的路上，他就盘算好了准备做的事，然后先讨好太太，做了铺垫，再实施自己的计划，比如他要练功夫去了，怕太太不同意，他会早在两天前就下上了毛毛雨，他说今天一定要去，因为有好友突然从荷兰来访许久不见，想要比试一番。等我遇到了荷兰的朋友后，一聊天才知道，哪里是什么突然造访，明明是他们几天前就商量好了的。看看自己露了馅，赶紧解释：太太管得紧，怕不同意嘛！明明想好了周末要去电脑市场，却先是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出门走走，一上路，他的车轱辘就直奔电脑去了，跟我要去的商场分明是两条路。
后来，我发现自己屡屡上当，因此决定不能任其发展下去。发现有不良动机的时候就先击破，这人倒也听话，后来慢慢改了，干脆直话直说。不过仍然是理直气壮：晚上是德国甲级足球赛，客厅的电视让给我好不好？这是男人的享受。拜托啦！我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呢？谁知整个月下来都是男人的享受，我只好躲到卧室里看书或者看德国人自己制作的枯燥乏味的情节剧打发时光。这还不算什么，常常夜半的时候，听得他老兄独自跳脚，状若河东狮吼，就是为了一个该进的球没有进。惊得我从梦中醒来，他拖住我说：看看居然有如此愚蠢的人！我说：看看自己吧！你也差不多是愚蠢的人呢！进不了球，会气成那个样子？然后转身去睡，他说：哎，就不会听我发发牢骚？一个人挺没意思。再说你还曾经是体育记者哪!
状甚可怜却言之凿凿。
我只好裹着毛毯，和他一起蜷在沙发上，看那些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球队踢球，迷迷糊糊刚想趴在他膝上睡去，只听他又一声大叫，把我的魂惊散。
这样，我的细胞死过无数之后，决不再和他一起受难。就算是他最喜爱的球星出了天大的新闻上了火星，我也不会去关心。
来福自己是个建筑工程师，却好电脑，入迷的程度一直恨不能让我以为他是个电脑工程师。大的小的，桌式的手提的，全家共有五台电脑，书房里，从桌子到地板，摆满了与电脑有关的物事，有的电脑干脆是开了天窗，像整天做开颅手术似的，一堆线路机器暴露在外，我不知道从哪里收拾起，他就求我千万不要去破坏它们，好像那些才是他的老婆。只要有空的时候他就埋在软件硬盘里鼓鼓捣捣，他自己给旧电脑升级，重新包装，安装软件，上网下载的，忙个不停，我怀疑他是不是偶尔以为自己是比尔·盖茨什么的电脑精英。可是，他常跺着脚攻击盖茨，说他的软件越设计越愚蠢。
他买来旧货信息报纸，然后仔细阅读电脑一栏，密密麻麻的十几页里，他就是能从中找出自己需要的东西来，然后画上小圈，记下电话，再打电话给人家。他邀请我说陪他去趟某某地方吧，离我们不远，那里有美丽的山。于是，有时夜半三更有时星期天大早上，赶上那卖主也是个电脑迷，他们就在那里聊会儿电脑，把一旁的我给忘记了。一气之下，我开车跑到城里闲逛，后来怎么也找不回那个卖主的家，只好把来福丢下，独自回家了。他倒是挺高兴，这下可以和志同道合的人放开聊了。在家等了又等，才见那个卖主居然把他给送回来了。真是让人跌破眼镜。
他买来旧电脑，自己配好零件，装成新的一样，然后，给旧货小报发个广告去，价格便宜合适，过不几天，有人来电话询问，有人登门来看望，然后二人一握手，买卖竟然成功。来福拿了钱高兴得比老板发了年终奖金还厉害，我说：嗨！算算你的材料费、功夫费，你赚钱了吗？头脑冷静下来，一算，只赚来不到一百马克，见我一旁冷嘲热讽的，他把钱往我手里一塞，说给你，赔偿你的生气费，好不好？
就算是不赚钱，他还是乐此不疲，孜孜以求。电脑们从我家里进进出出，买来卖去的，干得很繁荣。朋友家的电脑坏了，用不着人家上门来求，他自己就会主动送上门去服务，他有了正常的借口去接触电脑，省得我这个老婆拦路。
于是，整个霍家老少的电脑坏了，他都告知等他回去再说。
回到奥地利，把我交给他的母亲或妹妹们，自己就去修理电脑。
所以，我简直嫉妒上了电脑。可是，他把我的电脑安装得妥妥贴帖，又是中文之星，又是中文解霸，上网打字什么的也不让我耽误，我还能说什么呢？（未完待续）
谁叫你嫁了个外国人(上)
有一年的圣诞节，来福送了两张飞北京的机票做礼物，喜出望外的我心情自不待言。圣诞节一过，我们俩就连夜从奥地利的婆家赶回德国家中，第二天一早又往法兰克福机场赶。坐在国航的班机上，想想新年我们就可以在中国和自己的家人团聚了，特别的开心。
环顾四周，坐满了金发碧眼的老外，像是一个到中国旅游的团体。节后的票比较便宜吧。在这个舱里，我好像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乘客，显得挺扎眼。
很快地，空勤人员开始端茶送水，供应早餐。一位穿着精神的空哥推着餐车殷勤地询问着客人，当然是用英语。
车上有红白葡萄酒、各种饮料和茶。他同样客气地问完我身边的来福，然后改用中文说：“要点什么？”，既没用“您”也没用“你”，连个称谓都没有。随便得像是北京东华门夜市上的小贩在招呼过路的客人。
“我要一杯白开水”，我客气地说。
“等会儿再说吧。”空哥不假思索地回答。他继续友好地接着询问坐在我另一边的一位头发雪白的洋老太太。
等了很是一会儿，那杯白开水还是没有来。又等了一会儿，空哥往来路过的时候来福叫住他说，“对不起，我太太想要一杯白开水。”那空哥瞟了我一眼，确认了我不是想混在老外堆里冒充洋鬼子后，稍微客气了一点，不是对来福而是对我说：“现在没有白开水”。
我不信。我当然不信。这话要是从欧洲的某个饭店里的服务员嘴里说出来，我信，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喝白开水，也不会聪明地想到从煮咖啡的壶里烧点白开水？可是喝了一辈子白开水的中国人在某个地方尤其是服务场所说没有白开水，我就不信了。即使没有，也可以很快地烧一点啊。我并不是矫情，我的胃已经疼了好半天了，我没法喝饮料，喝口白开水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吧。
等到饭都来了，白开水还没到。
空哥经过每一位客人又殷勤地解释“有鱼，有鸡肉”。经过我们的时候，来福说：“我太太的白开水还没有到。”空哥笑了一下说：“稍等一会儿。”又问他要鱼还是鸡，我们要了两份鸡肉饭。来福摇摇头表示无可奈何，他站起来自己到服务舱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他说：“很简单，就在一个开水壶里。”
本来这事也就算了，可是我偏偏听到这空哥对和他合作的空姐说：“我最烦这帮假洋鬼子，事儿了巴叽的。我就不愿意伺候这帮人。”
谁是假洋鬼子？这帮人是谁？我又没有跟自己同胞说话的时候时不时地冒几句洋泾浜的外文，我也没把头发染成金黄色，再戴上蓝色的隐形眼镜，我也没在自己同胞面前假装忘记筷子怎么使，或者大说国外的天空怎么那么蓝，怎么就成了假洋鬼子呢？我就是不明白。可是这儿就我一个中国人，不是说我又是说谁呢？也许是自己“作贼心虚”，谁叫我嫁了个洋鬼子呢！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对面的大学里，常常看见一位中国男人和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人走在街上。人们就指指点点地说：瞧人家这个男人多有本事，娶了个洋老婆。很夸奖很赞赏似的。几乎连街上报摊上的小贩都知道他们的故事：那男人是该大学的俄语教授，他太太是他在苏联留学的时候认识的，结婚后太太和他一块回到中国。最初他的行为被称赞为爱国，他太太也被认为是国际友人。后来中苏关系断交了，教授被认为有特务嫌疑，结果党籍被撤消了，还从重要岗位上给撤了下来。苏联太太也不再是国际友人，而成了家庭主妇，没被驱逐出境就是她的福气了。他们的两个漂亮女儿就在我们学校读书，比我高好几届。在学校的时候常听人们很难听地叫她们“杂毛儿”、“二毛子”。可她们确实很漂亮，也很文雅。
我同学刘艳的表姐从小在她家长大，后来在一家发电厂工作，再后来她嫁给了在她们厂帮助工作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专家。人们又指指点点地说：这个女的真不要脸，跟个外国人混在一块儿。连我们同学和刘艳生了气都要骂一声：你表姐真不要脸，嫁给洋鬼子。或者说你表姐作风不正派，还穿布拉吉。气得刘艳七窍生烟。当时是七十年代，我还在上小学，我不知道穿布拉吉和作风不正派是怎么连在一块的，我见过刘艳的表姐，一个清清秀秀、文文静静的女孩儿，个子最多一米五十几，一点都不像作风不正派的女人。那个捷克专家高得简直吓死当年的我，两米多。他们俩站在一起很滑稽。
那时候涉外婚姻还很少，可是巧的是我身边就有两个事实。可是同样是和外国人结婚，一娶一嫁，怎么就那么不一样。男的娶洋人，那叫“有本事”，女的嫁洋人，那叫“贱”或者“不要脸”。我当时不明白，多年之后的现在还是没弄明白。更没想到自己有一日也嫁了个洋人，沦陷到被人骂的境地。
尽管我是在首都的电视台当记者，在这样一个见多识广的文化单位，这样一个经大风雨见大世面的机构工作，可是，当年我和来福恋爱的事儿，我还是小心翼翼地隐瞒了很久，生怕领导和同事知道了，认为我是个作风有问题的人：放着这么多优秀的中国男人不找，干吗一定要嫁给外国人？我怕别人这么问我，因为，要是我回答感情这事儿是不分国界，也说不清楚的，仍会有人不信服。人家还得往坏处想：比如怎么就跟外国人认识了？不就是想混着出国换身份嘛！通常只有轻浮的女人才跟老外搅在一起呢。越是隐蔽就越让人猜疑。
刚开始，我们俩是鸿雁传书，一封信千山万水地往返一个月，可是情却不待；再说也不那么容易，我住的地方信箱根本不完善，别说外国来信，就是国内来信都常常是三封收到一封就不错了。寄到单位吧，收发室的大妈们不识英文，等问明白了，摆在窗口，也是过了好些天。
来福想了想就开始发传真给我，开始是一周一份，可是仍然有麻烦，我是个记者又是节目编导，我的工作就是天天在外面跑，采访拍摄，即使是后期制作也是在我们节目组自己租来的机房里。除了每周二在台里开例会以外就很少在单位呆着。我们俩就约好每周二的上午9点是传真时间，我就守在传真机前等着。那感觉像特工一样。由于时差，来福就不得不在半夜两点为了那封情书睡意朦胧地爬起来。又过了一段，感情日趋强烈，只周二已经不够用了，他感到有话要说的时候就传一份过来，碰巧我在单位还好，要是不在，就麻烦了，同事们互相猜来问去的，闹的沸沸扬扬。好几回部主任找我谈话，让我注意影响，别让人说闲话云云。好在部里的翻译小侯跟我关系不错，要是她接到传真，就呼我，让我速到台里取。被动得不得了。这样一来，我决定自己买台传真机。当时我的工资不算少，可是一大半都贡献给了房东。跑到商店一看，都挺贵，我看中的那台是四千多元，可不是小数呀！我咬咬牙，把它搬了回家。有了它，联络问题终于解决了。
随着感情的发展，我们从地下渐渐地转入了地上。来福的假期终于到了，他兴高采烈地要到北京来看我。住在哪儿呢？那时我自己租的房子是在安贞桥一带，距电视台和我侄女的学校都不太远，那时侄女是跟我同住的。过去那是一片菜地，后来政府征地盖房，菜农们也一夜之间由农户转为了非农户，而且几乎家家能分到两三套房子，菜农们把多余的房子一出租，自己就坐在家里收租金，不必劳作，尽享清福，有的就成天开麻摊，搓麻将。我的房东老太太四个女儿分别有房，都住在这栋楼里不说，还余出一套格局不错、厨卫齐全的两室一厅来出租。我的一位朋友刚好在那租了房住，听说我找房，就把我领了去。
房东老太太是个又矮又瘦挺和善的老北京，她和一个我不知道是老几的胖大无比的女儿一起，认真仔细地查看了我的居民身份证和户口本后，又问了诸如为什么和侄女住呀？还有些什么人呀？好像我一个年轻姑娘带着个上高中的侄女住在外面挺奇怪。我当然不能告诉她说我离婚后变得一无所有了的事实。最后，我又出示了自己的记者证工作证后，老太太才答应租给我。后来，我了解到在我之前，老太太的这套房子曾经租给过两个浙江来的小贩子，这两个人先是说做服装生意，后来常把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带回来，弄得屋子乌烟瘴气的，过了不久，又被公安局以涉嫌偷盗自行车案给拘留了一段，害得老太太差点没成了窝藏犯。自此老太太谨小慎微地挑剔着住客，生怕再闹出什么乱子来。进住之前，我先把那套叫两个小贩子折腾得不成样子的屋子粉刷一新，特别是厨房和小小的卫生间，我都贴了新瓷砖，家具虽少，可是很是整洁且温馨舒适。修整一新后，还请房东老太太来视察了一遍，老太太啧啧称赞后才放了大心。有时候，我的母亲也来小住一阵，就使着小屋更像个家的样了。除了一个季度交房东一次租金外，水电费电话费全部自理，我们就相安无事。
这个居民区最叫我满意的是院子里有个酒吧，地上只有孤零零的涂着黑漆的一个小屋子，一点不显眼，其实地下是个有着很多房间、面积很大而且装修挺有情调的酒吧，酒吧的名字挺可爱，叫“丑鸟”。别看“丑鸟”是在地下，据说文化圈内很多著名人士经常光顾，生意很是不错。我呢，也捞个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朋友来了就往地下一领，或者有朋友来了先在地下一聚，然后再到地上我这来再聚。
可是，来福要来了，麻烦也要来了。他住哪儿？思来想去，没有好主意。我问过我的一位也嫁给了外国人的女友，她哈哈地笑着说：等着吧，难着呢。她和她的荷兰丈夫是双双在印度留学的时候认识的，没结婚以前就在一起同居了，因为在国外，未婚同居平常得就跟一天要吃三顿饭一样。可是后来他们回到中国以后，仍然住在一起就没那么简单了，邻居指指点点不说，搞不好还会惊动公安局派出所，当时在国内这叫非法同居。后来他们自己租的房子经常被居委会的大妈大婶们关心地盘查，生怕一个好端端的姑娘学坏了，然后房东被动员得害怕了，怕背上姑息养奸的罪名，就把他们辞退了，当时二人都是刚刚学成的学生，没钱租公寓更没钱住饭店，好在女友的父母都是文化人，开明得很，就把女儿和落难一般的男友接回了家中。就算如此，也没挡住邻居的好奇和白眼，大概他们觉得是外国人就很有可能是不正经，坏东西，或者来历不明动机不纯的特务什么的，和外国人在一块的中国女孩当然也是不正经、轻浮、生活作风不正派了。女友还说，更难的是外出旅游，一般饭店不给我们开一间房，那感觉好像是外国人嫖娼我卖淫似的，有时候竟然半夜查房，检查身份，弄得这位荷兰出生长大的人愤怒不已，而且无法理解。怎么好端端的恋人要受到如此之多的隐私侵犯，而好多真正的妓女明目张胆地在富丽堂皇的饭店大厅里拉客却没人制止。在那么落后的印度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后来二人分别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很快结了婚，买了自己的房，才把心情从不自在变得自在起来，总算是不用耽心半夜被人突然查房了。
我可不想被人在饭店里当成卖淫嫖娼的给逮起来，大煞风景不说，再背个黑锅，诸如让我们单位来领人回家什么的，那绝对是说不清了。
我把来福接到我的小窝里的时候，是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好歹那是星期五。人们上班的上班，买菜的买菜，院子里除了玩耍的小孩外，嚼舌头的妇女们还没来得及出来“坐班”。我把车停在一个尽量靠近我住的那个单元门口，好让来福这个显眼的目标一溜身就能进楼。
那辆车是我从好友著名的速滑冠军叶乔波那里借来的，她是军人，所以是个军牌子，按理我是地方本子不能开的，可我就那么开了好几天，算我有运气没叫查军车的给查住。从军车里下来个外国人也属于新鲜事儿。
在车上我就嘱咐来福，下车后小跑着上楼，不要左顾右盼，招揽目标，在走廊里不可久留，也不可高声和我说英文——走廊是那种直筒子式的，一路上经过好几家才能到达我的小屋。他心里莫名其妙，却又觉得挺刺激，很久以后他告诉我，当时他有一种红色恐怖的感觉。
扛着他的大行李箱，我们飞身上楼。一楼二楼，平安无事，我一阵高兴，我住在四楼，胜利在望。偏偏上三楼的时候，两个小孩在那玩耍，其中有个小女孩就是我隔壁的邻居的外孙女，被我和侄女唤作“超级侦探”和“小事儿妈”的那个。这小事儿妈经常是我家门一开，她就会吱呀地也把她们家的门打开，然后伸出一颗小脑袋来，绽开一脸根本不像六岁小孩的没有一点童真的笑容，献媚地叫声“阿姨！”，然后会问“您吃了吗？吃的什么？”，“你们家又来人啦？谁呀？”，或者干脆问“阿姨，你干吗呢？”“阿姨，你真漂亮！”“阿姨，你又换新衣服了？”观察之细，叫人佩服。整个一个小人精儿。然后就会听到一声花脸叫白——但不是京剧腔而是河南口音，“惠惠，家来！”，人精的姥爷在叫，人精儿叫惠惠。每次我的朋友来访，也同样会被人精的小花脸照一下，发问若干，很不自在。“让那么小丁点的侦探给监督一下，真是全民皆兵”，有个朋友玩笑说：“你真够安全的，有小事儿妈给站岗。蚊子都不容易飞进去。”有一次，我和同事拍完片子，手扛肩提地把机器拿到我家，准备简单在我这里吃点东西，晚上接着拍夜景。刚一上楼，就让正在楼道里“执勤”的小事儿妈给碰上了，她小得跟没有一样的眼睛笑成一条细线，穿着肮脏无比的短裤满楼道追着我问，“阿姨，你回来了，还有男的呢，你们还有这么大的照相机呢！”
烦得我只想找根线把她的嘴给缝上。同事跟在后边直愕然。
到了学龄的小事儿妈也不去上学，天天脏着脸，有时候衣裤也不穿，光着身子在家当侦探。除了和姥爷耍贫嘴外，就在楼道里有时候独自玩耍有时候找个伴一块玩耍。住了快两年，我也没搞明白这家的人物关系。小事妈有没爸妈，我没看全过，好像有男女总是在用河南口音吵架。这大概是小事妈的爸妈吧。
我和来福一上楼就遭遇了正在那里站岗的小事妈。她像一粒小煤球一样光着屁股脏不溜丘的。很多次我都在想，这家的姥爷怎么就允许一个小姑娘总是光着身子在外边呢？一见我们，小事妈马上停止了玩耍，怔怔地看着来福，又看看我，很快小事妈反应了过来：这是个外国人来了。她突然高叫着，“姥爷！姥爷！快看，外国人来了！”三脚两步向家飞奔而去，整个静悄悄的楼道都是她尖刺的声音，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越怕有人知道就越有人知道。小事妈把我气得七窍生烟，快到我的门口了，小事妈已经拉着姥爷的手，在那夹道欢迎了。我脸上没有平日的一丝笑容，因为她破坏了我的计划，重要的是我不想找麻烦。我径自去开门，理也没理小事妈和她姥爷。小事妈站在那儿，问“阿姨，你们家来客人了，是个外国人呀？他是谁呀？”那姥爷牵着小事妈的手皮笑肉不笑地立在那儿，我生气地说：“是我舅舅。”说罢，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小事妈和她姥爷被关在了我的门外。我知道这下房东很快就会来的。
第二天晚上，是个星期六，我邀了最好的几位朋友在家吃饭，顺便把来福介绍给他们。我们八仙过海，各炒一两道菜，霎时间桌子小山似的丰富不已。众人忙碌一阵刚刚就座，很开心地准备开撮，来福打开了他从德国带来的香槟。突然敲门声响了起来，由弱而强，侄女跑过去往门镜里一看，吓了一跳，说好多人，还有警察也来了！众人也一惊。
我的一位和我同在电视台工作的老大哥示意大家冷静，他过去开了门，果然是一堆人，房东大妈和她的“河东狮吼”女儿，女婿，另外一个女儿和女婿，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他们挤在一起争着往里看，警察没话找话道：“吃饭呢？”
我的老大哥同事不软不硬地说：“还没有，正准备吃。”他并没有让他们进屋的意思。警察皱皱眉头又问：“这屋里几个人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