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哥说：“平时是我表妹和侄女，要是我们家老太太和亲戚来了呢，就不好说了。”他的话里，似乎自己是我的表哥一类的人物。他故意不提来了老外的事。
警察终于憋不住了：“听说来了个外国人？”
老大哥轻松地说：“您说我表妹夫吧？有关部门请他来帮助工作，这不我们这些当哥哥姐姐的来给表示一下，接接风，也表示一下咱们中国人的友好，好客。”好个滴水不漏的回答，简直像是地下党机智地接受盘问一样！对方连发问的机会都没有。
“您执行任务？辛苦辛苦，要是不见外，来和自己人喝一杯吧。”他邀请着，又冲来福说：“来福，给这位兄弟倒酒。”他连比带划说，来福当下明白，端过一杯香槟给那警察递过去。一见这阵势，那警察倒给弄懵了，他忙说：“我婶儿不放心，说您这儿突然来了个老外，怕闹出什么事来，让我过来看看。”原来老房东是警察他婶，以公徇私。气氛顿时松了下来。
我趁势站起来招呼房东老太太：“嗨，大妈，您看您有话还不直接来问我，这么见外，我先生呆两个星期就又走了，所以平时就我和我侄女。我们怕外人知道家里只是两个女孩，就不敢对外人说起。”我胆子一大，顺嘴开始编起瞎话来。
我那老大哥还火上浇油地说：“大妈，您知道不能轻易让人知道咱妹夫在国外，一来不安全，二来自己一显摆，这个找你换美金吧，那个找你作担保吧，事太多。”
我们俩一唱一和，比真的演员还合作得好。
大妈的河东狮吼女儿和其他人面面相觑，大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不我们也是怕出事么，您妹妹来的时候没说过个人的事。我们也想关心关心。”
老大哥说：“那可就多谢您的关心啦，这房东还是真找对了，难得。”
大妈忙说出门最好别让邻居看见，人家爱说闲话。临了，大妈又问：“扯证了吗？”就是领结婚证了没有。
“在国内还没有。”这话模棱两可，听起来好像是在国外扯过了似的。不过从逻辑上讲，我并没有撒谎。
折腾一通，老太太像佘太君挂帅似的带着一帮人马走了。我们的饭菜也凉了。大家觉得既可笑又可气。我有点后怕，这要不是老房东而是真警察呢？要是没有众朋友在场帮腔呢？我和来福没准真的得叫警察给请了去，谁叫我和一个外国人未婚同居呢？这是非法的。
我讨厌死了那个小事儿妈邻居。她现在又长大了不少，但愿她别再那么好事了。
哄走了房东一家，哄不走全院子的人，一到周末，我们俩就不能在清晨出门上街。我们住的楼是个凹字形，共三个门，我正好住在中间那个楼门里，夏天时，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两边都坐满了乘凉扯闲话的人，每个门洞里出出进进的人一举一动都被看在眼中。所以我和来福只好早早地出发，晚晚地回来，或者他先独自下楼，然后我再一个人装作若无其事地走下楼来，在某处会合，像特工一般。有时候回来早，手里又大包小包买了不少东西，就早早退了出租车，一先一后往家跑；有时候回来晚了，可是乘凉的人还没走，我们俩就一溜烟跑到地底下的“丑鸟”去喝咖啡和饮料，明明是刚从别的地方喝了回来。坐在地下，我打电话问楼上的侄女还有没有人了，她就从走廊里一张望，说人走得差不多了，你们可以出来了。来福被这一切搞得既莫名其妙不可理解又觉得好玩刺激，他说跟电影里的情景差不多。
在院子里要偷偷摸摸，上了街又得规规矩矩。鉴于国情，我要求来福不能在家人朋友以外的公众场所对我表示亲昵，这包括出租车上、大马路上、饭店里，来福又大为不解：恋人之间不许亲昵，这是何道理？我说是我的道理。国人看不惯。
来福是在奥地利那样一个美丽浪漫，处处飘着施特劳斯圆舞曲和绿野花香的欧洲古国长大的。他所受到的教育和成长的环境是单纯安祥的，人们之间虽然有一定的距离，但那是对个人隐私的一种尊重，亲人和情人之间的表达绝对是由衷的，身体语言的表达体现为亲吻和拥抱，在欧洲街头，哪怕在相对保守的德国街头，情侣们站在街头，坐在饭店或电影院里火热地接吻，热情地拥抱，如漆似胶地抱着对方狂吻的镜头屡见不鲜，而旁人连看都不看一眼，对他们来说这很平常，因为人人都有陷入火热的情渊的时候。所以当我正色警告来福的时候，他觉得不可思议，他对我说他太爱我了无法用语言来表示，所以只好亲吻我，而我却不允许，我说要是你是个中国人还好办些，可惜你是个老外。来福说难道老外就不允许表达爱情吗？我说国情有别，风俗不同，我们的爱情通常是深埋在心底，或者是在深夜静悄悄，或者是在没有别人的时候才能尽情表达的。他听罢摇摇头很是不解。
多数时候，来福对我的警告遵守得很好，但情深意浓的时候就又忍不住要当众亲吻我，虽然我也一样浓情似火，但考虑到影响，只好时常“把爱埋在心底”，或者做老鼠过街状先观察一下四周条件是否允许，然后再予以迎合。比如在出租车上，刚刚准备迎接来福火辣辣的热吻时，突然看到反光镜里司机厌恶和警觉有时是鄙夷的眼神加上是自己“作贼心虚”，立刻惊得温度骤降。
有一次，我带来福到圆明园去游玩，在认识我之前，他曾经作为游客把北京的几乎大多数景点都游过了，作为一个建筑工程师，他曾经看到过关于圆明园的介绍，于是我们在一个春和日丽的天气里来到了圆明园。由于不是公休日，所以游人不多。我们倘佯在爱情中，也倘佯在被人工堆砌的充满匠气的残垣断壁中，来福惊叹着中国人的聪明与勤劳，也为这样一座曾经是那样辉煌的杰出园林被侵略者毁于一旦而叹惋。我们两人为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而感到痛心，我们谈到德国的建筑，来福说二战后期盟军对于希特勒的报复就是摧毁了几乎整个德国的古老建筑，可是关于那段战火的功过是非无法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旗帜鲜明地说，八国联军的行为是绝对不能跟盟军轰炸德国相提并论的，他们的行为是彻头彻尾的侵略者的行为，是恬不知耻的那种公然对另外一个民族的掠夺与侵犯，来福赞同我的观点。我们两个来自东西方国家的人为历史也为人类的某些过失反省着，在我们的沟通上没有国界和种族的隔阂。
前面走过一行人来，快到近处的时候，忽听得有人说“真贱！人家都把自己的国家给烧成这样，还好意思跟人傍在一起。中国人就是卖国贼太多了！”
白花花的阳光下，寂寥的游客里，这句咒骂脆生生地传到了我的耳膜里，我的心被尖锐地刺了一下。
“卖国贼？”谁是卖国贼？难道我和一个外国人相爱就会成为出卖祖国的人？就会成为卖国贼吗？那时候我的神经还比较脆弱和敏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见怪不怪，听得多了已经不在乎了。那时候，我很在乎，被自己的同胞误解和谩骂，使我很难过。我难过，因为我的纯真的爱情被常常冠以下流的词汇来叫人任意曲解和责骂；我难过也为了我的同胞狭隘的偏见和偏执的所谓爱国情绪。可是，我除了学会忍受之外，还能干什么呢？我总不能写张小纸条贴在脸上说：我不是卖国贼，我们是真正相爱，或者爱情是超越国界的。
那些人超过我们的时候还愤愤地说：这些不要脸的侵略者，还好意思到圆明园来？
为什么不呢？在德国，他们把集中营作为展览馆来供人参观，除了控诉希特勒纳粹分子犯下的滔天罪行外，还警示后人，正视历史，不少当年协助纳粹工作过的德国人都看得痛苦不堪，良心受到了谴责，而新一代的德国青年也为自己的前辈给世界带来的灾难而感到歉疚，虽然历史和他们并没有干系。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带外国人来看看当年他们的祖先给我们的国土和民族带来过怎样的灾难呢？我这样做了，倒不是为了让来福感到歉疚，八国联军来的时候，连他的妈妈都还没有出生呢！我是想告诉我的爱人：在历史上，在一段那样的日子里，欧洲人曾经掠夺过一个东方伟大的国家的财富，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但历史的后帐是不该算在无辜的人的身上的。我真希望那几位爱国的同胞能够清醒这一点：几乎所有在海外的华人的爱国热情绝不亚于国内的同胞，甚至更深。
自从圆明园“事件”后，我几乎很少再带来福到敏感地带去参观，省得招人恨。
后来，我们俩就经常在三里屯一带晃悠，因为那里是使馆区，又是京城中外国人聚集的地方，服装摊儿咖啡酒吧屋已经使那条普普通通的居民街道变成了著名的一景。那儿老外成群成打儿，人们见怪不怪，连小摊贩都会用洋泾浜的口音说上几句英文，来招揽老外们的生意。在那里，我们可以手拉手地慢慢溜街慢慢喝咖啡，不用怕人品头论足。
有一次我们在服装地摊上闲转，一个操东北口音的老板娘不由分说地把我拉过去，问我说：小姐，换美金不？现在的价儿可是挺合理的。我说我没有美金，她不信，她说：哪能啊？小姐天天和老外在一块儿，手里能没有美金？那天我没有化妆，可是我穿的是短小的T恤衫，牛仔短裤，长发披了一肩，还有几绺焗成了黄色的。眼睛上罩着GUCCI眼镜，这东北大姐大概是把我看成成天站在大街上专傍老外的“夜莺”了吧？我已经学会不生气了，我神秘地对她说：告诉你，我结识的老外都是入了中国国籍的，第三世界来的，手头除了一堆你都不认识的烂钱以外没有别的币种，你特失望吧？那东北大姐听后，咧开一对暴牙呵呵地乐了，说：小姐，想不到你还挺会说笑话！
还有的时候人家把我当成了导游，问我带的团是西欧的还是东欧的，我就说是尼加拉瓜的或者是玻利维亚的。人家听了挺失望，还挺同情地问我那还能赚着钱吗？我就说赚点零花钱吧，总比没有强。
还有一次，打出租车去木樨地看望一位朋友，一上车那司机就张开说要一百元才走。我问为什么？他油腔滑调地说：小姐，您跟外国人泡在一块儿还在乎这点钱吗？再说我要赚也是赚老外的钱，跟您没关系呀！态度流气而猥亵下作，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想狠狠地抽他一个嘴巴，打得他金光灿烂，满地找牙。
我准备记下他的车号去出租汽车管理局投诉他，可想想这样的事防不胜防，哪里投诉得过来呀？再说，国内的法律又没有语言污辱这一说。就只好咽下这口闷气，去等下一辆车。
最可笑的一段故事不可不说。
那是1999年的五月时分，我和来福回到了北京，不久就赶上了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那时，整个北京群情激愤，每一个角落都在谈论着这件事，报纸上广播电视里天天报导着事态的动向，人们为三位不幸遇难的中国记者感到痛心也为美国这个自己以为自己是世界老大、动不动就摆出一副国际警察的样子去管教别国，插手人家内政的国家而愤怒。事实也是，侵犯了人家的主权，又伤害了人家的公民，居然还要大白天里编造瞎话以蒙哄天下，中国人愤怒当然是有理由的。想想看要是中国轰炸某个国家，一不留神把美国的大使馆给炸了，还死了三个美联社或路透社的记者，那美国又会怎样呢？大概他们会把这个小辫子一直纠缠到公元25世纪去吧？因此，那时的北京是火热的，激忿的，民情也是易怒的。
我正怀孕五个月。依我的禀性，也不由得想到滚滚的游行队伍中去宣泄一番，但是身不由己，又怕伤害了还在腹中的婴儿。我和来福决定到贵友大厦一带去看看，看看也属于声援。我们设法挤到了人群中，游行的大多数是大学生，也有部分市民，大家挺有秩序。
忽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这儿有一个美国鬼子！”
我和来福并没有意识到矛头是指向他的。又有人喊到：“把美国鬼子赶出去！我们要以牙还牙！”“瞧，那个女的，真不要脸，还他妈的嫁美国人！”我们一看才反应过来。一群人就已经围了上来，来福虽然不懂中文，但他看出事态不好，急忙用身体护住我，怕有人冲动的时候使我和孩子受到伤害。
那些人举着小国旗，有的人手上还有矿泉水瓶子。我们被围在那里，我急中生智说：我先生是奥地利人，不信你们看他的驾照。我知道来福身上多数时候总是带着驾照的。来福听懂了奥地利一词，也连忙改成德语说：我是奥地利人。
那些人缓和下来，一个人冲我问道：让他说说，美国这样做是不是太缺德了？
我急忙说：那还用问吗？美国当然是太混蛋了。
那人又说：问问你丈夫，他们奥地利人怎么认为的？我连想都没想，就问来福：你们奥地利人怎么认为这件事的？
来福犹豫了一下说：事情的真正动机我还不太清楚，但伤害了人，肯定是不对的。
我把来福的前半句给省略了，只翻译了后半句。人们才满意地疏散开了。
同胞的热情又一次使我哭笑不得。如果来福真的是个美国人呢？大家会痛打他一顿以解美国人杀害了我们的同胞之恨吗？
我们不敢再多停留，急忙往家赶。走到工人体育馆的东门一带仍然没有发现出租车，只好往城市宾馆方向去，那里停了几辆出租车。我拉开车门问里面的人：望京一带去吗？
那司机正在吸烟，他态度坚决地极其厌烦地教训我：“都他妈的快国破家亡了，还跟他妈的老外混在一起。不去，给钱都不去！”
我听得也火往外冒：这叫什么道理？国破家亡难道是我嫁给老外造成的吗？再说几枚炸弹就能叫我们国破家亡了，那我们的国家也太容易叫人给灭了。什么叫给钱都不去，难道平时你是免费开车的吗？
那司机一听觉得自己的确有些过火，但他没有道歉的意思，只是一个劲儿地重复：不拉，这活不拉！
他的爱国热情的确叫我佩服，只是用错了地方。
我们还特别不幸运地遇上了同样过激的邻居。
在我们居住的小区里，有不少的外国人。我们算是其中一家。那次怀孕回国，本来想有自己的妈妈照顾，可以好好大开口戒，很是开心。可是开心的日子过了没多久，倒霉的日子就来了。楼上的那家开始装修了。
浩浩荡荡的装修队伍开了进来，把走廊院子弄得乱七八糟且不说，一天到晚噪音大作，工人们很勤奋，经常是黎明即起，早上不到七点钟就开始打眼凿洞，电锯声音刺耳欲聋。哪怕星期天的早上也不放过。晚饭后，工人们还要在寂寞的生活中找点乐趣，放声高歌，走了调的嗓子能让人听得把晚饭吐出来，走路时地板踩得叮咣乱响。中午连午休都不肯放弃，如此这般一周就过去了。
来福被这一番从未见过的景象给震晕了：此番情形若是在德国不仅仅是邻居不能原谅，连警察恐怕都会给招来了。他更加担心正在怀孕的我会受到摧残，腹中胎儿就更是可怜，我们本来是回来度假的呀！
来福决定上门去求饶。我自己陪着，不然谁能听得懂英文或者德文呢？
邻居家里一片“装修中”的狼藉，工人们拖拉着鞋子，木工管道工一应俱全一起开工，有人高声吼着“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声音吓人。
一看一个老外和孕妇进来了，歌声嘎然，我们就问谁是工头，那吼着歌的小伙子说工头买料去了。于是我们就拜托能否周末的时候晚些开工，或者星期天休工，那小伙子说：不行，东家管得紧，在催进度，合同到期完不成，东家不给钱的。
未果。于是，我们决定跟那位东家说说。来福就常在窗前张望东家的到来。终于有一天东家到了，一个矮墩墩的满脸横肉剃着寸头的人来了，T恤大裤头，一副典型的北京胡同人家的装扮，脸上少许的得意样子像是有些小财的新小康人家，不然也不会买得起这里的房子。那东家的身后跟着一个骄傲地挺着肚子的女人，一定是东家太太。二人站在屋子中央，那矮墩的男人腰上别着手机，像秋收时节的生产队长那样叉着腰，喝三吆四地指挥着田头上的民工们。见到我们的到来，那东家眉头一皱，很是不爽地看看我，又看看来福，问：有事吗？
我说有啊！来福就开始讲他的道理，我尽量拣些符合国情的内容翻译着，我客气地说：您的太太也在怀孕，我也一样，请您理解一下，尽量照顾一下。
那矮个子东家听完，从鼻子里哼出一声来说：谁家装修不是这样，你告诉他，这是在中国，中国就是这么一个国情，不习惯就别来。整个一个混蛋无赖的样子。
来福一看不见效果，连起码的尊重都得不到，就说要到物业管理处去控诉。那人一听说：去吧，随便到哪儿都成，反正这是中国！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们就在这样的可怕的噪乱中渡过了一个假期。
第二年的时候，我的女儿已经一岁了，我们又回到了北京。偶尔遇到了那邻居，点点头算是招呼了吧。每天晚上8点，女儿是一定会自动上床睡觉的，而楼上那个比我们女儿大几个月的孩子却会不停地哭闹，有时候半夜三四点钟会听到那家的爷爷奶奶将孙子抱出楼外去散步的动静，走廊里，夜深人静，那孩子的哭声惊天动地，声声入耳。或者半夜里，在楼上推着沉重的车轮哄着小孩子高兴，声音照样轰隆轰隆。我已经产生把这房子卖掉的想法。
一天，遇到了那东家的太太，黑黑瘦瘦的一副睡眠不足的样子。
她主动问我：怎么从来听不到你家孩子的哭声？你们是怎样调教的？
我竟一时语塞，上帝总是公平的。老实人总不能处处倒霉吧？
她摇摇头说：到底是外国人的小孩，从小就那么独立。其实这跟外国人一点关系没有，我们只是不那样没有原则地溺爱她而已。她应该学会跟别人合作和尊重别人，包括她的爸爸妈妈，尽管她还很小很小。
这是我听到的最美的一句话——从我们那“可爱”的邻居身上。
自从嫁给了来福，在欧洲倒是从来没有人歧视过我，小看过我，至于谩骂就更不可能了。可是在中国的街头，我的同胞谩骂过我，什么样难听的话我都听过了。
我只是生一些女人的气。她们年轻，貌美，她们姿色出众，她们有的甚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可是她们不知道是受到了什么样的诱惑，放着自己的金光大道不愿走，却想要找捷径，于是就把自己当商品一样标上价给卖了。不仅卖了青春身体，也卖了尊严羞耻。她们混迹在一些并不是真正高级的洋鬼子中间，以自己的身体和美貌取悦着这些同样无耻的外国男人们，然后把钱从他们的腰包里取走。那些洋鬼子们其实并不是欣赏她们，疼爱她们，她们只是他们在异国的猎奇和发泄物。他们知道，中国女人在床上是温柔的听话的，不像欧洲女人那样自我而任性。偶尔，也有好命的这种女人，会碰上个把专心的外国男人，或者是暂时被这些女人设下的温柔陷阱给迷惑了的外国男人，他们会暂时地负些责任，给她们包饭店，带她们去参加宴会当个点缀物。这些女人并看不起中国男人，她们觉得中国男人还不够资格去玩弄她们的身体，因此，她们通常只出入于京城的各大饭店、各大豪华处所、酒吧迪厅，甚至外国使馆，她们有一些门道可以弄到某个使馆官员的电话，然后就可以联系上了。她们通常都会吸烟，穿着时尚华丽、性感，甚至一般的没有经验的外国男人以为她们是某个外企的白领丽人。她们的形象，使得不少真正因为爱而嫁给了外国人的女人们蒙上了一层耻辱和冤屈，比如我。
如果你长得其貌不扬，甚至可以说得上是丑，而你嫁了一个外国人的话，大家会毫不怀疑地认为：你们是有真正爱情的，不是靠相貌把自己出卖的；
如果你长相一般，却略带些书卷气息，大家会说，这女人很有才华，一定是在共同的工作中与外国专家产生了恋情，或者在海外留学期间双方志同道合，然后结婚的。
如果你长得稍有姿色，气质不俗像个外企的领班，大家也会理解，外企的嘛，和自己的外国老总搞在一起，日久生情，是自自然然的。如果你长得很漂亮外加性感，又嫁了一个老外的话，大家的信任就要打一个折扣了？真的吗？她爱他不是想到国外去换个身份，或者先去了西方的花花世界再说，至于你的才华，你的智慧，早被怀疑者忽略不计了。漂亮女人能有才华吗？还不就只是徒有其表而已。
曾看到一则英文报纸上的消息，说，在北京，有很多想嫁老外的中国现代女人，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一、真正的爱情。二、投身老外好换护照到国外去就行，爱不爱的再说。三、最不济起码还可以生个漂亮的混血儿洋娃娃。第三种女人在我的朋友里也有，她们在看到我的女儿之后更是信誓旦旦，这种动机其实还是蛮可爱的。
慢慢地，我已经学会了闭上眼睛关上耳朵去对待那些憎恨中国女人嫁给老外的咒骂和污辱声，我也习惯了我们的同胞以怀疑的鄙视的态度来对待我这样的和老外在一起的女人。我学会了不在乎，在乎又能如何？我不能一遍又一遍地向人家解释：我们的爱情是纯洁的浪漫的伟大的跨越国界的。我总不能不停地跟大家说：爱国和嫁人没有关系。可是我怎么说那么多的人才能相信呢？再说说多了不就成了祥林嫂了吗？自己都觉得没意思。
谁叫你嫁了个外国人呢？（未完待续）
谁叫你嫁了个外国人（下)
自从嫁了来福，好多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和一个外国人生活在一起，最大的差异是什么？这个简单的问题却让我不能简单地回答，因为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解释得清楚的。
婚姻本来就是用一种法律的或者公众承认的手段，把两个异性男女聚集在一起，长期地或者终身地过着同样的日子，担当同样责任的方式，从而使他们组成的这个集体叫做家庭，使之有一种安全和可靠的感觉。这两个本来毫无干系的人抛开自己的以往，同居一室，繁 衍后代，彼此相爱，彼此照顾，彼此忍让，甚至彼此敷衍，彼此原谅，彼此依赖。
婚姻给了这两个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家庭不同民族，有着不同出身背景不同教养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性格不同品性的男女一种形式和法律上的保障。在过去在信息在物质在交通在一切人类文明都不发达不先进的条件下，婚姻这种手段起过一些暂时的作用，但是也并没有阻止过某些男人在娶妻生子之后仍然到烟花街巷寻花问柳，沾花惹草；没有管制住许多有夫之妇的春情荡漾和红杏出墙；也并没有耽误一夫多妻这种畸形社会现象的存在；更没有完全拴住这些已经被称为夫妻的男女各自的心猿意马和同床异梦。何况在今天，发达的经济，发达的科技，发达的文化，发达得连造物主分配给男女分别不同的任务——男耕女织，男人养家女人育子都不是那么清楚，性关系不仅随意到了一种动物本能的状态，甚至性这种东西已经不再只是存在于异性之间，而被人类曾经唾弃和耻笑过的同性恋一天天变得光明正大起来，发达到连人类最基本的功能——受精产卵都可以省去而几乎就可以被一种先进得叫人可怕的克隆技术所取代了的时代，婚姻还能够是一种道德的约束和情感的维系手段吗？
所以，无论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还是一见钟情无心插柳式的浪漫与巧合，都不过是婚姻的一个基本开端，而婚姻这个词是那种慢火炖老汤式的一天又一天的积累和锤炼。无论开端多么的美好浪漫，多么的耀眼灿烂，真正的日子却是一天天过出来的，就好像工匠打造一只绝世的首饰，需要慢慢地精心地试验，精心地雕刻，稍有疏忽就显得平庸；就好像炖汤的时候劈柴和火的关系那样，两者缺一不可；又像是鱼和水一样只有互相依靠才能彼此生存；许多的琐事，许多的矛盾和烦恼是在交织、平息、发作中往复循环，婚姻像是一张上好的砂纸慢慢地把两个人的个性和棱角磨得细细的平整的无可奈何的；耐性好的就忍了下来，终其一生，没有耐性的就中途退出，拱手放弃或愤然拂袖了。
如果这两个同在一个屋檐下避雨同在一张床上织梦的人能够积极地像树和藤那样相依相随，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眷恋，那么婚姻真正的美丽和高尚就体现了出来。
我和来福，一个在东方古国出生成长，一个在西方欧洲的国家长大，我们两人可以说从基础上而言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首先我们出生的背景就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我出生的时候，中国所谓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一切的一切都变得异样和走形，那时虽然我还是个在襁褓里没有形成个体思维的娃娃，但是，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赋予了我一个特定的成长环境。那时的中国是不允许相信也不存在美好事物的，尽管我们的民族曾经那样的辉煌和伟大过，然而，我出生的年代已经是满目疮夷、是非颠倒、人性扭曲了。因此，从我记事起学会的第一句社会语言就是“打倒”，这包括人的打倒、旧传统的打倒、人类文明的打倒，总之，能打倒的就不能让它不倒。我上小学的课本上方还写着伟大领袖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的幼小心灵里虽然并不知道什么是阶级斗争，甚至连阶级的概念都搞不懂，可是我们就在那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慢慢地长大了。我们学会了告密，向老师向家长，因为老师对我们的教育手段就是沿用了社会的成人化的阴暗的手段：比如同学们之间的相互监视和控告，我们知道如果能按照老师的意志出卖或揭发同学中的“坏人坏事”的话，我们将可以成为老师所喜欢和信任的人，因此小小年纪我们就要学会阿谀奉承，学会和某某势力做斗争，学会对所有的人怀疑和否定，我们还知道被排挤和当作异己分子的滋味，如果某某同学太出色太清高的话，我们就会叫他尝尝被孤立和被排斥出集体以外的滋味；之后我们经历了某某国家领袖的一次又一次的被打倒，年少无知的我和我的老师同学一起举着小白旗子上街游行，高声叫着被打倒者的名字或外号，不仅要打倒还要踩上一万八千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恶毒的咒语；我们批判着一切与我们毫无干系的古人先人前人和今人，可是过了没多久，我们又举着小红旗上街游行，庆贺另一小撮人的被打倒和被戳穿。
就这样我们在不明是非中长大懂事，我们从小就活在艰难的人际关系和互相的猜忌与不信任中，我们的神经脆弱而敏感，我们的社会从来就崇尚权力，因为在我成长的年代里，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而法律是懦弱的充满弹性的不健全的而且是被少数人掌握着的，因此，那时人人都渴望拥有权力。直到今天，能够真正懂得用法律来捍卫自己尊严和利益的人还是极少数。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个性是容不得发扬的，我们要学会服从于集体的利益，可是集体的概念是什么，人人含糊。在幼儿园里，阿姨对我们的训斥常常用“不许”这两个字眼来做开头，我们被告知不许这样不许那样，即使午睡时没有睡意也必须躺在小床里，守纪律，老师讲课的时候我们不许做小动作，全然不顾我们正在发育，处在一个好奇好动的、渴望受到重视、受到和大人一样尊重的求知阶段里，我们的自尊心常常会被我们的阿姨老师打得如落花流水，想象力也被打杀去了许多；我们的阿姨和老师不仅可以训斥谩骂我们，甚至可以对我们处以体罚，打手打屁股，还会在冰冷的冬天给老师拖到教室外面反省，或罚站，我们的自尊可以被随意揉捏。上了班参加了工作，我们的上司动不动就会说：你给我好好干，不然如何如何地施以威胁，或者关键时刻会说，你给我顶住！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不说，那口气严厉得，自然得好像在吩咐自己的长工或家丁一样。因为他拥有权力，这权力是谁给的，众人不解。他不会说：请你如何如何！而我们的阿姨和老师也很少说请你，很少说对不起，很少说允许我问一个问题吗？所以，从小我们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因而也很难去尊重别人。
幸好，我成长在一个开明的家庭中，我的爸妈很少把我从客人面前赶走或禁止我插话发问，他们很少对我说：走开，大人说话的时候少插嘴！因此，我在学校被禁锢的大脑可以在家里在父母面前得到解放，感谢父母对我的宽怀和纵容，我才得以自己决定考大学与否，我才可以在高考之前去参加电视剧的拍摄，我才得以与电视结缘，我才得以选择了一段遥远的婚姻，离开自己的家和自己的亲人，他们始终像保护神一样站在我的身后，远远地看着我，等我走得太远太斜的时候，他们才会把手中的绳子稍微往紧里拉一拉。
今天的情形已经好得多了，阿姨也好老师也好，打骂学生的事件一定少多了。可是你不能否认从我们这一代往上数的几代人已经被那时的历史造好了型，很难很难把记忆这种摸不见的东西抹去。等天空慢慢变蓝，人们又慢慢懂得真诚，慢慢恢复对古代先人古代文化和现代文明景仰崇拜的时候，一切已经为时过晚，根，已经种在了我们的心灵上。那种创伤是看不到的，无法用手触摸到的，潜藏在灵魂中的，因此尽管我们又有了上大学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又赶上了新的一轮改革的时代，可是，当整个国家像一台巨大的受到毁灭性损失的机器那样重新维修启动的时候，那台机器的污垢和油腻却仍然有挥之不去无法彻底清除的可怕的作用力，尽管我们已经努力地去检查和修正自己的错误，可是思维和意识仿佛被植入了一种针剂似的，难以消除。因此，我们的观念有很多时候是偏颇的极端的，意识是激进的很难以客观的，同西方的人的观念较量时往往会是明明心知肚明却在嘴上不服输，对自己民族的错误和不足很难客观地看清楚。
所有以上我的成长经历在我讲给来福之后，都被他画了无数个问号，用一句“真有这样的事”来表示出了疑惑和不解。
他的童年他的成长背景是另外的一种故事。
他出生的时候正赶上奥地利这样一个当年也是显赫一时的帝国重新在二战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时候，虽然经济上不像今天那样发达富有，但是那个华尔兹的国度里，孩子从一出生就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尊重。
他们自由地成长，没有政治的约束和人为的管制，来福也是在幼儿园长大的，他的阿姨们都是专职学校毕业的学生，和他们一起玩耍游戏，教他们童谣和纸工，他们无需害怕，也没有谁会因为不想午睡而被惩罚，他们只是喊她们的名字而不是阿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很懂得荣誉的重要，因为他们被告知：如果一个人欺骗了别人，他将会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而不是被孤立和出卖。因此他们努力做一个诚实的人。无论他们的纸工制作，图画好坏，都会被贴在墙上，被家长们相互夸奖，他们小小的自尊就足可以得到很长一段时间的满足。哪怕他们的圣诞嘉华年会的表演，演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他们也会被掌声鼓励得晕晕乎乎的。他们不用害怕高考，因为只要在高中里学得不错些，就有机会进入大学，他们不用担心学费，因为从他们一出生，政府就会发给他们一笔小小的费用直到他们18岁，而所有的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费是由国家支付的，他们没有必要担心自己的父母供不起自己的学费。他们的荣誉是自己的，国家或某个领袖在他们脑海里是很淡然的，只有奥运会的时候，只有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他们会高喊：我们的奥地利英雄们！他们无需去关心老师或者老板的脸色好坏，因为即使是老板不喜欢你也无权随便解雇你，因为有劳动合同和劳动保护法；他们不需要讨好老板，只要把工作干好就可以了，至于度假去非洲还是到南极洲，那是自己的隐私，老板也管不着。假期里，他可以把手机一关，四处逍遥，他有权拒绝老板的额外要求，因为他有自己的劳工权益。到了18岁，和父母打个招呼就可以从家里搬出来，和女朋友同居，或者和伙伴们结伴周游天下，当然，银两要自己想办法。突然间像来福领回一个我那样领回来一个夏威夷女郎父母也只能把嘴巴张大做惊讶状而已。我当年问来福：如果你妈妈不同意我们的交往怎么办？他想都不想地说：我妈的意见只是参考而已，没有那么重要。可是你要是就此说来福不懂得尊重他的父母，那就太错了，来福是个不折不扣的孝子。他和同事相处很淡，彼此只称呼“您”，彼此的关系只限于合作，没有人到老板那里去打小报告，老板看的是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至于为人品性和个性，那是私事，老板管不着，因为如果他们犯了法，可以找律师；出了公伤，可以找保险公司；犯了刑事案，有警察；罢工闹事还有工会，分得异常清楚。老板与雇员两不相欠，不像我们中国，上司对你好点，你会觉得欠了上司的情，才会好好干，好像你自己就什么也没有付出似的。对他们而言，觉得自己工作出色，他们就可以去找老板提出加薪，因为物有所值嘛。而对于我们就困难多了，除了和上司拉关系套近乎极尽奉承之能事外，还要上供送礼低眉信手，毕恭毕敬，好像是上司给了你这碗饭，他就是你的衣食父母，给你升级加薪派你出国，都是对你的一种赏赐和器重，而你决不可以不知恩图报，稍一不留神还会出现站错线站错了立场跟错了领导等等路线性错误，成了派性斗争的牺牲品。自然，作为国家公务员的责任就演变成了为某某领导效忠的机会，而对社会对大众的责任就被忽略得一干二净了。来福他们不同，他可以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老板吵得面红耳赤，工余，老板会叫他去一起喝杯啤酒，二人怨气化解。
来福来到德国后一直供职于一家英国的建筑公司，香港的新机场就是由他们公司承建的。他是德国分公司中一个工作室的负责人，后来，由于德国方面管理不善，英国总部决定关闭德国的分公司，于是，从老板到小工，每人都得到了一笔解雇经费，作鸟兽散。来福怀揣了一大笔赔偿金——他是公司里最贵的一名高级雇员，就很快地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结果时运仍然不济，这家德国公司又被法国人给买了去，一时间来福又被随着公司一起被卖到了法国老板手里。法国老板上任的那天，把来福等精英一行人马请去，先是表示感谢，然后谦虚地说自己是外国人，德国的事务还望大家多努力，并赠送每人一瓶法国香槟。说完不久，人就又不见了。于是，来福和新老板的往来就成了电话和传真的关系，偶尔老板也会飞到德国，了解一些情况。我对这种状况十分不解过，要是来福等釜底抽薪，吃里扒外或干些不忠于公司之事，老板也不能控制。来福说怎么可能呢？我们都有自己的名誉。原来他们是靠自己的名誉来生存的，就像当时来福刚一接到解聘信时，立刻就有好几家公司写来信请他就职，他靠的是名誉。在德国，在奥地利，一个人有好的名誉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们成长生活的环境简单，因此比之中国人而言就显得单纯、朴实，甚至有些不明事理，傻乎乎的。
说来说去，我们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除了彼此的脾气禀性不同外，还有我们的国家、民族，我们的语言、文化、历史、政治、风俗、习惯，也几乎没有一样是相同的。只有一样是共同的，那就是爱情。
因此，芸芸众生里，我成了他的太太，他成了我的丈夫。
中国人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擅长口是心非，比如爱情也同样，这种伎俩我曾经试验过，用在我的丈夫来福身上是不大行得通的。
比如，刚刚交往的时候，大家处在干柴烈火中地彼此热恋着，我们在深圳游玩，看到一条漂亮的丝巾，其实心中眼里我都是喜欢的，自己腰包里的钱一点不缺，伸手可买。可是就想考验一下恋人的诚心，就等着来福发问，可气的是老兄竟然浑然不觉我的心思，只是问声喜欢吗？我眼都不眨，就玩起了以前的老伎俩，说：很是喜欢，可惜太贵。来福一旁不识“时务”，傻呆呆地说既然主意不定就不买了。我暗自生气，这人真是糊涂，对热恋中的女友都不懂得揣摩心思，要是换了中国男人，早就听出所以然来，掏出腰包，拱手献上了。此事让我耿耿于怀，后来，成了他的太太，旧事重提，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我是在考察他。他说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想买，你当时的样子好像并不很渴望似的。我没有确切的答案。我说爱情又不是演算数学方程式，有时候没那么精确。他说，那不行，我必须清楚地知道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其实，来福是一个很大方的人。他只是有一个原则，不能随便乱花不必要花的钱。
结婚后，刚到德国，人地两生，没有朋友又没有语言，加上思乡，因此常常发脾气，来福被训得莫名其妙。有一次，买好了电影票去看《拯救大兵瑞恩》，晚上八点开始，不知何故发了一通脾气，饭也不吃，对他说：我不想和你一起看电影，也不想看到你，我一个人看电影去。然后自己拿了一张票，把另一张票摆在桌上，然后气冲冲地去拉门，来福一看，急忙来拉我，我心里是希望他把我拉回家，可是行为上却表现得很坚决，不要他管的样子。来福只好放手，我飞身下楼，开车就奔电影院去了。到了电影院，买了一大包爆米花，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边坐在电影院里大口咀嚼，边盼望着来福的到来，结果等到电影开始了，也没有把人盼来，整个电影看得我心神不宁。出了电影院，正好赶上大雨，等找到汽车的时候，浑身都快给淋湿了。坐在车里望着车外的大雨，越想越生气，觉得自己被这个人如此地忽略。开车回家时由于注意力不集中，开到了另外的一座小城，漆黑的夜瓢泼的雨，又找不到了家，我就在车里大哭起来，觉得自己像个泡在黄连里的孩子一样苦。
好不容易找到了路，回到家之前，做着各种猜想，也许他正焦急地给警察打电话，或者站在楼下的大厅里等候，然后见到我后连说抱歉。我或许会很大度地原谅他。
在车库停好了车，冒着雨，走在阴阴暗暗的小道上，冷清得叫人害怕。
来到楼前一看，大厅里根本没人，心就开始失望，在电梯上，我说服自己：他一定在家打电话，询问我所认识的有限的朋友关于我的下落。
开了门一看，这个人正端坐在电脑前，专注地查看着资料。电影票仍然静静地摆在桌子上。我的火气登时就达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我是一个十分情绪化的人。顷刻间可以从沸点降到冰点。眼下就是冰点了。
我气恼地站在他面前，谁知他竟然淡淡地问我电影是否好看？我大发雷霆地抱怨他竟然没有去找我，在这样的黑夜在这样的雨天，居然敢放心我一个才来德国几天的外国女人半夜出门，居然就不知道去接我。他坐在那里，冷静地说：我以为你是个成年人，懂得自己的决定，也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继续责怪他为什么不到电影院去找我？他说他是想过去找我，可是离家前，我说话的态度很坚决很认真，样子也很清醒，他就以为我真的是想一个人清静一会儿，真的不愿意被他打扰，于是，想了想，他就放弃了。
我不折不扣继续责难他为什么不去报警，难道我独自在夜里开车没有危险吗？他说在这座城里住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女人夜间开车出门出过问题，再说还不到12点，也就是我离家才四个小时就报警，会把警察笑死的。末了他说：你又不是孩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