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2点46分。猛烈的火焰和几股浓烟高高地迸冒了起来，敌人已投下了若干炸弹。他们接着就散开，我方的几架驱逐机追踪袭击。我的北面，正在激战，那是2点34分开始的。此刻敌方的轰炸机完全隐遁在云中，看不见了，但仍有若干日方驱逐机被我机所困扰着……”
中国新创的空军固然英勇，然而英勇而没有后勤支援的空军，其后果是缺乏新的武器补充，从1937年开战以来，中日空军之间历经了“8·14”空战、“9·19”首都空战、“4.29”空战、武汉保卫战等各种大小战役，中国空军由原先的100余架战斗机，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不满100架战机，如果再不整补，中国空军可能没有任何完好飞机可升空迎战。补充新的人员和新式战机，成为当时的当务之急，可是，在中日开战之初，美国力行中立政策，不愿意卷入中日战争，因而，中国方面只好想出招募志愿航空队的方法，来解决燃眉之急，陈纳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造就出来的一位时代英雄。
志愿航空队成立的经过，据黄仁霖的回忆，是陈纳德主导的，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征召一批外国航空人员，这些人像他一样，愿意为中国作战。在上海就有许多志愿参加的航空人员，但其中只有少数几位有资格充任战斗驾驶员，陈纳德大约挑选了一打人员，其中有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以及法国的一些经历过战争的驾驶员，他把这些人组织成一个国际志愿队，简称IVG。……国际航空志愿队虽然很英勇，但是却无法阻遏日本空军进攻的决心，仅仅支持了几个月，便被消灭了。……那时夫人正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亦即是直接指挥着中国空军。她和陈纳德上校、宋子文博士、孔祥熙博士以及其他美国朋友威廉姆·鲍来先生等，想出了一个办法，要去征召一批美国飞行员和美国飞机来组织第一个美国航空志愿队……”
因此，加强雇用美国的“飞虎航空队”的美籍飞行员，成了别无办法的办法。但是，“飞虎航空队”成员毕竟不是神仙，也有他们的七情六欲，于是最为时人所诟病的一些问题，不约而同地出现了。
例如“招待所(指‘励志社’的美军招待所)的职工除了经手采购食品和招待所用品拿取回扣外，还和美军串通一气，贩卖黄金、美钞、手枪以及其它走私物品……”
至于吃喝玩乐，更是不在话下。
对这些引入诟病的问题，宋美龄似乎也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一次向“飞虎队”的演讲中，宋美龄十分直率地说：“……你们的司令官曾经一再告诫各位要注意纪律。这是一个讨厌的字眼，是不是?空中要有纪律，地面也要有纪律，没有纪律我们将是毫无成就。因此我本人，以贵队荣誉队长的身份，也要将更多的纪律灌入你们的耳中。
“我要较陈纳德将军更进一步，我的意思是内心的纪律，仅仅遵守纪律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有内在的纪律，才能充分发展我们的人格……但是我要各位子弟们牢记一点：即全中国对你们都很爱护，因之我要你们的品性行为，处处配得上你们贵国的伟大传统。我要你们留给我国人民一个印象，一个真正代表美国国民的印象。我深信并知道，你们不论在中国何处，一定会使你们的行为让人看得起。
“请你们原谅我这样直言，或许我应当对你们很客气……我希望你们每一个，无论在空中或在地上，总会记住你们是中国的客人，同时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将使你们贵国有面子……”宋美龄为何会对美国志愿空军作如此的“直言”，其实这是有原因和背景因素的。
4.7 “重庆玫瑰”声播全球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日本有所谓的“东京玫瑰”，指一位著名的专门负责对美国作广播宣传的播音员。而在中国，宋美龄其实正肩负着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任务。
宋美龄负起“国际播音员”的责任，和中国的战时广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然而和宋美龄个人领袖欲望以及她对日本侵略同仇敌忾的爱国情绪，更有绝大的关系。
宋美龄开始为国际广播播音，是在1937年春天，当她以带有美国南方和北方口音的英语，和清脆的嗓音，广播电波划破地球空气的电离层，传达到美洲大陆时，确实引起了国际人士的极大震惊。有一篇名为《前进的中国》的广播稿，这其实也是宋美龄第一次透过广播，向国际友人呼吁对中国的支持。
在《前进的中国》广播稿中，她说：“我此刻向贵国发表演说的无线电(按：指收音机)，也有无数的我国同胞，在静心谛听……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各国人士，帮助我们在中国各省传播现代知识，还不断在努力，我们真该表示绝大的感谢。我们的谈话能借无线电传递到各位府上，委员长和我，都觉得非常欣幸。……时间快到了，让我借这最后的一分钟，敬候海外友人和亲善中国的人们安好。我此刻清晰地记起了青春时若干快乐的岁月，那是在美国度过的……我希望朋友们还不会忘记我，仍旧辨别得出来我的语音。此刻在中国是星期日晨8时，敬祝诸君晨安。”
一篇于“七七事变”之后播讲的《告美国民众》广播稿中说(于中国时间1937年9月12日播音)：“诸位，你们在无线电中，或许可以听到大炮的声音，然而，这里垂死者弥留的呻吟，受伤者苦痛的叫喊，以及房屋倒塌的声响，我虽希望你们能想像得到，但听不见的。那些流离无定，惊慌失措，无家可归的大批人民……他们的苦难，他们的饥饿……你们又哪里看得见呢?……”
宋美龄本人之外，她的两位姐姐宋霭龄和宋庆龄，都参加了战时的国际广播，在国际传播中都取得了宏大的效能。
4.8 战时外交和“第一夫人”
在实权的掌握上，宋美龄是中国战时的实质空军总司令，同时更由于她的留美资历和世界观，宋美龄成为蒋介石的首席外交幕僚。蒋介石是出生本土的军人，他除了早年在日本陆军学校短时间就读过以外，并没有丰富的国际常识，去应付错综复杂的国际情势，特别是对中国战局具有关键影响地位的美国外交关系，而宋美龄的出身和成长背景，恰巧可以弥补蒋介石这方面的缺憾，她的丰富国际常识和美国关系，正是蒋介石渴望需要的。
以宋家在中国素有盛名的资本家地位，早在战前时代，就和全世界主要的知名家族，有深厚的交谊，当然，这些交谊都和利益有关。
例如，孔宋家族和意大利墨索里尼家族的关系，早在30年代，就已经十分深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时蒋介石曾经透过孔祥熙，要他和墨索里尼从事军火和飞机制造的家族，作紧密的联系。蒋介石急于在“剿共”战争并不顺利的当时，建立一支空军，俾以在“剿共”战争中，借重飞机这一当时的新锐武器，对共产党的游击队做致命的打击。
孔祥熙向意大利朋友出示的订单，当然让他们大为垂涎，自此，意大利就和孔祥熙建立了深厚的关系，认定孔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后来，宋子文也和意大利方面多次接触，再延伸了宋家和墨索里尼家族的关系。
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在1932年，宋美龄的大姐宋霭龄在陪同丈夫孔祥熙访美国时，在冗长令人生厌的官式访问过程中，宋霭龄和儿子孔令侃，抽空到欧洲做了一次私人旅游，在途经意大利时，由于宋子文已经在事先向意大利方面提出照会，墨索里尼家族知道宋家大姐要来旅行，特地在宋霭龄母子访意时，作了十分热烈的欢迎和接待。据说，宋霭龄母子当时还真有些受宠若惊，认为在她们一生中都未受过如此隆重的欢迎。
后来，意大利的飞机和技术，确实为蒋介石建立了第一支空军武力，蒋介石除了靠这支空军武力对抗共产党，更借着这批飞机和日本侵华空军做了第一阶段的有力抵抗。后来，因为意大利参加了轴心国，蒋介石才开始慢慢疏远意大利，中国空军开始向美国招兵买马。除了意大利，宋家和蒋介石与德国希特勒的关系，也很深厚。为了表示和纳粹德国的亲近，蒋介石特意把二儿子蒋纬国送到德国去学军事，可见当时的中德关系敦睦之一斑。
除去战前的这些国外关系之外，二次大战期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无疑是蒋介石以及他的部属最重视的，而宋美龄由于她的出身背景，对美国环境情势的了解是国民政府当中最为娴熟的一位，因而，中美关系的任务很自然地落在她的肩头。
宋美龄和美国的关系，主要是在美国的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和她的兄长宋子文以及姐夫孔祥熙所引介的军火商人之类为主。而为了做好对美的关系，蒋介石在宋美龄的劝说之下，成立了“中宣部”——它的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简称“中宣部”。它的任务是统筹所有的国民党政府对外宣传机构，拼其全力做国际宣传工作。
“中宣部”的首任部长是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普利兹新闻学院毕业的董显光，他虽然是“中宣部”的首任部长，但是，他显然没有受到蒋介石在工作上应有的尊重；蒋介石对外国(通常包括美国)记者和新闻处理的僵化方式，迫使董显光必须经常忙于向外国新闻记者解释，为什么蒋介石要撤销新闻发布，以及为何要拒绝接见新闻记者诸如此类的问题。然而，当时蒋介石的对手毛泽东，非但没有类似的箝制舆论的做法，反而很开放地面对外国新闻记者，甚至可以说是把外国新闻记者玩弄于股掌之间。
两位领袖在面对新闻记者时，截然不同的态度，难免加深了外国对中国敌对的两个政党的主观偏见，这一点，深深让国民党内搞对外宣传的官员诸如董显光流，深为忧虑。
宋美龄深知这种情况持续发展的严重性，她想，若是情况不能有效的改善，不但会影响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支持度，甚至会破坏她辛苦建立的中国苦难形象，所以，她不断在蒋介石面前做抗争，希望蒋介石以更开放的方式，面对国外的新闻界，她也不断为包括董显光在内的中国国际宣传工作者打气。
除了记者，宋美龄主要还要在美国的一些新闻界资本家的身上，花上许多功夫，比如赫斯特报系家族、霍华德报系家族等，这些报人资本家言论是否亲蒋、是否亲华，攸关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定见，有时，中美两国政府官员本身不方便的一些事情，就透过这些报业资本家来做中介人。
比如，宋美龄就曾承认：“……我必须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风度、宽大和友善致谢。他曾派霍华德把令人鼓舞的信息送给蒋总统和我，并向我们殷殷致意。霍华德先生是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也是我们多年来的忠实好友。这信息是强调坚守台湾和澎湖群岛对自由世界之重要性……”(见宋美龄作《畅谈年来所思所感》一文，该文辑于1986年12月15日出版之《妇联三十五年》一书第7页。)
美国《时代》杂志老板亨利鲁斯，也和蒋介石夫妇维持着相当友善的关系。基本上，类似亨利鲁斯当年对蒋介石夫妇如此“友善”、全力“配合”的原因，和美国若干报业人士向来就和当权派友好的传统有关。
这些美国新闻界贵人，成为宋美龄最重视的一群贵客，这可以证明宋美龄充分体认美国社会的特质，她晓得只要掌握了新闻界的一颗难以捉摸的心，就等于掌握了一艘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方向，掌握了美国的新闻界，对宋美龄推动国民外交，或是正式外交，都有神奇的功效，无论是对军火商，或是美国政府官员，掌握新闻界方向，可说是一个先决条件。
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了讨好美国政府，也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抗战时美国的“联合救济中国难民协会”时常以物资援助中国，蒋介石为了回报美国政府和民间，便曾经在1941年，以四川特产的一对熊猫，馈送给美国当局，回报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这算是早期的“熊猫外交”！
4.9 统一战线，姐妹团圆
当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领导下，一开始宣布抗战以后，在延安的共产党组织亦对蒋介石政府展开笑颜，而斯时，一向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宋家姐妹，彼此之间封冻的情谊，出现了缓和解冻的迹象。
早些年，宋家姐妹之间的矛盾是异常激化的，宋庆龄和她的姐妹间，几乎到了彻底决裂的地步，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日渐扩大，姐妹间在公开场合同时出现的机会，也随之增加，这正浓厚地意味着“国共合作”的明显形式。更让熟悉宋家姐妹间激烈矛盾的人不敢置信的是，宋家三姐妹居然在公开的场合，一起合照留念，十足表现一种姐妹同心抗日的气氛。早在抗日之前，宋家三姐妹原本就对儿童和妇女工作，做出了许多的努力，直到抗战发生，宋美龄和大姐宋霭龄组织了一个“妇女指导委员会”，作为战时妇女工作的主要机构，在战时的救济工作上，发挥了很大的功能。
“妇女指导委员会”是效法美国在欧战时期设立的“妇女委员会”，美国这一妇女组织是配置在官方的“国防会议”(THE COUNCIL OF NATIONAL DEFENSE)，在这个妇女委员会之下，美国在各州设立分会，目标是组织全美国的妇女共同参与第一次大战的战时工作。同时，在当年的英法等国，发动了大批的妇女去从事供应军需粮饷、烘焙面包、缝制沙袋、缝补军鞋甚至取代原有男人应该做的事情，由妇女去做些农田生产、交通运输等粗重工作。
“妇女指导委员会”是中国妇女组织历来最庞大的一个，也是最具全国规模的一个。在宋氏姐妹的号召下，它在全中国拥有300多个分支单位，而据宋美龄的说法，在“妇指会”的领导下，“成群青年女子，穿着雄纠纠的军装，无畏无倦地出入于前线炮火和烈日之下，每成为中外战地记者惊异和称佩的对象。”在战时难童的照顾上，宋庆龄也继续以往的努力，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
但是，由于宋庆龄的政治信仰，她创办的一所孤儿院是设在中共抗战时代的根据地延安。宋霭龄对儿童福利工作的奉献，也有不少的功绩，她的丈夫孔祥熙曾经为了儿童福利工作，大力捐输过。
1939年，宋美龄在一次讲演中说，“我们现在保育了2万个儿童，每月经费25万元，除国家补助大约1／4以外，大部分都是辛辛劳劳捐募得来的。”
4.10 工业合作，姐妹妥协
早在“新生活运动”期间，就有所谓的“工业合作社”的组织存在，可是，到了对日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军阀对占领区工业设施的大力破坏，当时有三位外国人(分别是美国的埃德加·斯诺夫妇和新西兰人路易·艾礼三人)提议，所以才创办了工业合作社。
据《孔祥熙先生年谱》的记载，工业合作社是在1938年的春天成立的，最早成立了所谓的“工业合作协会”，由孔祥熙任董事长，它成立的背景是有鉴于“民国廿七年春季，政府以沿海各省工业，尽被日寇摧残，沿海口岸又为敌封锁，内地工业产品，渐感缺乏，农产品亦感出路减少，于是成立工业合作协会，全力推动，以合作方式，组织当地人力，利用各方物资，就地取材，在全国各地发展小型工厂，既可避免敌机轰炸，复可利用后方丰富物资，增加工业生产，供应战时军民需要。”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直到1941年11月，前后方的16个省份区内，设立了工业生产合作社近2000个，动员失业工人、荣誉军人及难民一共达15万人，参加战时生产，每月生产的总值超过2000万元整国币。
抗日战争使得原本四分五裂的中国，真正地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而在宋家三姐妹之间，原本亦是貌合神离的感情，却因为抗战而达到表面复合的效果。
就工业合作社而言，宋家三姐妹似乎是“各取所需”，宋霭龄因为本身家族拥有庞大企业的关系，她非常赞成企业和劳工之间的结合，虽然这种结合不见得能够行之久远；宋庆龄的立场，一向是主张团结工农；而宋美龄则是基于希望老百姓能在经济生活上，更加独立，而不依赖政府单方面的帮助。
三姐妹难得获得了一致的见解，这是难能可贵的一幕。
但是，宋庆龄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却并未因宋家三姐妹关系的融洽而解冻。
而且，在重庆时代的宋氏姐妹，还是由于一些不愉快的“意外”事件，双方发生了有趣的摩擦，当然，这些意外多半是从蒋介石的重庆官邸中，不经意传出来的。
另据一位抗战时期在重庆蒋介石官邸从事电话接听工作，后来留在大陆的王正元说：宋美龄有一次打专线电话给宋子文，她叫宋子文关照戴笠，要戴笠不要再在宋庆龄那儿“胡来”了，如果我听到什么的话，我不会放戴笠手下的人过去。(以上资料分别见大陆出版的《文史资料丛刊》和ISRAEL EPSTEIN著之《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书中，《宋庆龄》一书系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初版。)
据老一辈的资深记者表示，当年宋美龄所谓要戴笠手下不准胡来，是指有一次，戴笠的部下，对外宣称他们有一个情报来源，指左派的宋庆龄和一位美国士官长“过从甚密”。当时，宋庆龄年纪只不过30出头，又是孀居之身，女人首重名节，对此一“指控”相当生气。试想，和美军士官长“过从甚密”并不代表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情报人员硬是把这个消息散布出去，引起外界话题骚动，自是对宋庆龄名誉上的一大污损和威胁。
诸如此类的事情，听在宋美龄耳朵里，自然要为姐姐打抱不平!
4.11 “总统特使”，风靡美加
在二次大战期间，宋美龄不断风尘仆仆于国境内外，代表蒋介石的中国政府出使美国，这是宋美龄另一个生命起伏高点。作为蒋介石的妻子，加之拥有丰富的国际常识，她有充分的条件代表蒋介石出使美国。
1942年11月18日，宋美龄启程飞美，表面上的理由，宋美龄是到美国“治疗皮肤病”，可是稍具一些外交常识的人都会觉察，这个理由只是一个外交辞令的“白谎”，明显的，宋美龄是想利用美国和日本参战的机会，劝募更多的美国援助，帮助中国人民和她丈夫领导的财政日渐枯竭的政府。
为了掩人耳目，宋美龄确实在纽约的哥伦比亚长老医学中心，住了一段可观的时间，专心治皮肤病，她在这家豪华的医院住了将近4个月。
不久，宋美龄在哥伦比亚长老教会医学中心治病的消息，被美国媒体知悉，经美国白宫证实，引起了美国大众对这位中国的“第一夫人”来访的高度兴趣。
宋美龄出院之后，在白宫接受了罗斯福总统夫妇一个星期的款待。随后，宋美龄在罗斯福夫妇的安排下，到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发表演讲，她成为当时美国新闻媒体的最热门人物，不但是因为她是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第一位非官方身份妇女，而且也是中国和美国缔交以来的160年间，第一位“国家元首夫人”，到美国国会殿堂演讲的。宋美龄无疑是缔造了一项历史纪录，更相对提升了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是宋美龄此生最感荣幸之一刻，也是当时的中国人最感到晕淘淘的一刻。宋美龄在美国参众两院演说，以及各地的旋风式访问，宋美龄已经成为那时全美最风靡的外国公众人物。
美国当时已经是最权威的《时代》(TIME)杂志就以宋美龄为封面人物，将宋美龄好好吹捧赞扬了一番。
她美丽的外表、杰出的语言表达能力，博得了美国友人的欢心，可是，她的本性却在罗斯福家族的面前露出了真相。
她无论是住在医院或是白宫，宋美龄始终坚持她睡的床铺，一定要用丝质床单，理由是她患有过敏性皮肤病，如果不睡丝质床单，这种讨厌的疾病就会复发。
这一点让白宫的工作人员大为不解，为什么一个中国的“第一夫人”，在公开的场合不断强调中国在对日抗战火线上的苦难和悲惨，而自己却连睡觉都得挑选丝质的床单才行。
早先在白宫，罗斯福夫人对宋美龄的印象非常好，她曾经向人说，宋美龄是一个“很可爱的女人，意志坚强，绝对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就因为罗斯福总统夫人对宋美龄的深切同情，透过罗斯福夫人的引介，宋美龄在罗斯福夫人的带领下，去美国国会山庄，对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以她那字正腔圆的北方口音英语，向国会议员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讲，那两篇讲稿是她和她的外甥孔令侃的共同杰作。
但是，罗斯福总统对她似乎有一种成见，也许是罗斯福拥有一种穿透人心的眼睛。他可以从宋美龄尖锐的眼神中，找到他的结论。
宋美龄去白宫之后没几天，恰逢美国煤矿工人准备罢工。在一次晚餐的聚会上，罗斯福总统问到宋美龄对罢工的看法，以及国民党政府如何处理类似的罢工领袖时，宋美龄只做出了一个很小巧的动作，她把一只纤细的手，在自己的脖子上一抹，做出要杀人的动作，这个动作着实让罗斯福夫妇都不约而同吓了一跳。
罗斯福总统夫人后来在向人追忆这段往事时，曾经说过，她实在没有想到一只有如花瓣般的手，会是掐断贫苦大众脖子的手，从这里，她实在不晓得宋美龄到底懂得什么是“民主”?
或许，正是宋美龄这些内心世界的外露，招致罗斯福对她的缺乏信任。所以，宋美龄原本期待能够在美国得到一些实质上的利益和支援。可是，罗斯福总统似乎对这位中国的“第一夫人”十分小气，1942至1943年的美国行，只给宋美龄带来美国民众对她的虚幻声望，中国从美国得到的援助，依旧杯水车薪。
4.12 开罗会议的翻译兼秘书
如果说，抗日战争让宋美龄在中国国内的声望达到最顶点，那么，开罗会议无疑是宋美龄在国际间声望达到最高潮的一刻。
开罗会议是由美国、英国、中国三国领袖参与的一个战时国际高峰会议，其主要宗旨是在讨论如何重新分配美英等国，战后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以及亚太地区的战后国际秩序等问题。
出席开罗会议的三国代表，分别是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以及中国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美国和英国间是没有语言隔阂的，因此，罗斯福和邱吉尔并没有翻释的必要，倒是蒋介石因为不会英文，而宋美龄无疑便是责无旁贷地成为蒋介石的翻译兼秘书了。
开罗会议是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正式进入国际社会的一个契机，也是中国经过6年的抗日战争以后，真正能够让中国跻身国际社会的重要会议，宋美龄对美英等国的充分认识，加上她尚称上乘的国际知识，对提升蒋介石的切身地位，以及中国的国际声望，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罗斯福在他的联合声明中赞誉蒋介石：“我所会见的蒋主席是一个具有大勇、大智，并且对于当年及未来的各种问题，都是特别精明而充分了解。今天我国和中华民国在友谊和目标一致上，有前所未有的更密切关系。”(见黄仁霖著《黄仁霖回忆录》第十章《开罗会议外记》)
不论罗斯福是否是对蒋介石做了溢美之词，但是，真正让蒋介石有系统地了解国际形势，终究还是宋美龄从旁协助的关系。
开罗会议的结论，是美英和中国达成一项共识，主张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必须迫使日本把二次大战前从中国夺走的所有领土，无条件归还中国，这些领土包括台湾、澎湖和东北等地方。
4.13 “打虎”放虎，母子心结
人都是有私心的，宋美龄自不例外。
内战，让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经济情势日渐恶劣，恶性通货膨胀的势不可遏，经济崩溃的危机如影随形。
为了挽救金融危机，蒋介石在1948年8月13日，于庐山牯岭设计“经济紧急处分方案”，作为实施“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的先期政策规划。6天以后，也就是8月19日，政府想当然宣布实施“经济紧急处分令”，自8月19日起，发行金元券。
这项政策，蒋介石决定先在上海这个金融中心实施。于是，蒋介石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的儿子蒋经国，蒋经国毕竟是年少气盛，父亲一交待此一任务给他之后，便极力表现，在上海扮起“打虎英雄”来。
但是，“打老虎”怎么会打出和宋美龄的一场恩怨来的呢?这是有缘由的。
蒋经国是在1948年的8月20日，担任“上海经济督导员”的，他的主要班底，成员都是来自当时的国防部，后来组成的“戡乱建国大队”，执行部门当然是上海地区的军警部队，经过大约一个月的“打虎”行动，确实打了不少囤积金银和物资的“老虎”。这些“老虎”里头，包括了上海滩著名人士如胡好(香虎王胡文虎的儿子)、张亚尼(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戚再玉(上海警备司令部大队长)、陶启明(财政部秘书)、黄以聪(烟草公司经理)、詹沛雷(盐业公会理事长)，最后甚至连和蒋介石交情最深的“上海教父”杜月笙，他的儿子杜维屏都给蒋经国抓了去，这件事情立刻引起一阵轩然大波。
倒不是杜维屏的被逮捕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而是杜维屏被抓之后，引发的后续“打虎”行动，打出了漏子。
据了解，事情的起头是这样的，蒋经国在“打虎”行动最高潮的时候，召开了一项会议，邀请了上海士绅名流，全部到场，杜月笙也是受邀的主要贵宾，那时他的儿子杜维屏刚刚被抓没多久，杜月笙正在气头上，蒋经国开会找他，他本来不想去，可是，想到说不定可以在会上对蒋经国轰炮，就硬着头皮去了。
终于，到了会议开始，轮到杜月笙讲话的时候，他就老实不客气炮轰蒋经国的做法。杜月笙的话讲得很硬，蒋经国一字一句地注意听着：“今天我的小儿子囤积了六千多元的物资，违犯了国家的规定，这是我没有教好儿子，我叫他把物资交给国家处理，而且把他交给蒋介石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请蒋介石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们的亲友的物资登记，交给国家处理，也希望蒋介石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这样才能服人心。”蒋经国听了这番话，内心十分不快，可是，杜月笙可能讲的是实情，就站起来说：“只要有类似的情况，我一定查办。”
后来，蒋经国的人马，果然在扬子公司查到违禁的囤积民生货品有两万多吨，检查的人立刻把扬子公司的仓库封了，然后回去向蒋经国报告。
谁晓得蒋经国都还没来得及去看看情况，扬子的负责人孔令侃，已经去电给他的姨妈宋美龄求救，宋美龄当然很快把这个消息通知了蒋介石，蒋一个电话打给上海的警备司令宣铁吾，据说，宣被蒋介石训了一顿，所有后续的检查行动也就不了了之，蒋经国的经济管制计划，于是无疾而终。
4.14 兵败山倒，幻灭愤怒
抗战的胜利，为蒋介石夫妇带来空前的兴奋和希望，可是，谁也不会想到，这种兴奋与希望竟然是存在得如此短暂，没两年，宋美龄就被幻灭和愤怒所笼罩。
蒋介石夫妇的愤怒，和他们政权的丧失以及河山的变色有关。而美国的政客和资本家，却为了美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全部付诸东流，扼腕不已。
但是人们多半是喜欢做“事后诸葛”，而没有先见之明。美国在1947年，也就是“国军”部队在东北战役中溃退之后，该国的派驻中国的军事代表团团长DAVID BARR，就曾经警告美国政府，蒋介石在东北战役中，已经犯下极为严重的战略错误，他认为，东北战役的失误，将造成蒋介石部队无可弥补的结局。
从1945年对日抗战胜利以后，到1948年底，宋美龄奉其丈夫之命，赴美国争取援助以前，中国接受了美国高达20亿美元的援助款项，这其中包含了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部分。但是，从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打回其国内的报告显示，军事援助的四分之三被共产党部队“接收”了——国民党部队的溃退造成的；而有更多的援助款项，美国人怀疑中国官员长久以来的贪污积习，让这些庞大的援助真正用在实务上的部分，简直屈指可数。
美国人把中国大陆政权转移的账，整个记在蒋介石政府的身上，而将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府的掣肘所造成的一些副作用，推得一干二净。但,美国推卸责任，真正要去承担其结局的，就只有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夫妇真正尝到了他们掌权以来，最苦涩的滋味，一种接近幻灭的滋味。
在中共部队节节进逼江南的前夕,蒋介石命令他的妻子，立刻到美国向美国人摊牌。这次，蒋介石的手心是朝上的，他的内心也在狂烈地挣扎。但是，为了生存，他别无选择。
1948年11月,宋美龄又来到美国。但，这一次她受到的待遇和前几次有着明显的不同，没有国会的讲演,也没有记者席传来的热烈掌声,白宫明显地刻意把这位中国“第一夫人”的来访淡化处理，杜鲁门总统夫妇并没有邀请宋美龄去他们的白宫宅邸小住，她落寞地住在马歇尔将军的官邸一段短时间。
在一次茶会上，杜鲁门终于打破沉寂，邀请宋美龄参加。随即，杜鲁门在会后，约见了宋美龄。杜鲁门开门见山地告诉宋，美国政府对蒋政府的援助已经到了极限，除了在先前美国政府应允的4亿美元之外，美国当局暂时不会给国民党政府更多的援助。
宋美龄再三向杜鲁门说明国民党政府的苦处，以及国民党军队真正失利的原因，正如她日后所说的：“中国大陆沦陷的因素很多，但是致命的打击只有一个。我们知道当时世界的舆论，大多受了俄共及其爪牙的影响，一致运用宣传的灵活，发表攻击政府袒护中共的言论。你们一定很清楚的记得，当时多少人相信中共只是‘土地改革者’……”(1951年3月21日在美国魏斯里大学讲演词内文)但是，杜鲁门对这类的论调，似乎认为是陈腔滥调，了无新意，根本未为之所动。
这就是宋美龄1948年底去美国，拿到的一份成绩单——她从来不曾拿过的最差劲的一份成绩单。她明明知道，这份成绩单不是她个人的错误问题，而是国际政治本身就是只有现实上的利益，而没有道义上的关系。今天美国人不愿再多付钱给蒋介石，就是说明美国政府自认过去押宝押在蒋介石身上是一种错误。现在，共产党坐大了，老美除了放弃不玩了，又能如之何?
幻灭与怒火，让这位中国的“第一夫人”脸上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妩媚与笑容。
4.15 异邦团聚，悲从中来
就孔宋家族而言，1947、1948年之交，可说是最灰暗的一段时间，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孔宋两家除了宋庆龄以外，竟然在美国来了个大团圆——悲苦的大团圆。根据孔祥熙年谱(郭荣生著《孔祥熙先生年谱》)的记载，孔祥熙是在1947年的秋天“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病，情况严重，先生在焦急之下，匆匆离沪赴美。在美除陪伴夫人或因事赴华盛顿外,隔日至纽约中国银行办公……”然后从此起15年，年谱上最明显的记载都有“在美国养疴”几个字。
孔祥熙到底得了什么病?一病就病了15年?而根据大陆方面和许多老一辈的讲法，孔祥熙会去美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大陆政坛上的失利，另外就是去美国参与美国总统选举的助选活动失败，才是他“病”得那么久的主要原因吧!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加剧，政学系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CC系统人马，以及孔宋家族在政府部门中的庞大势力，相互对抗，而且已经到了摊牌阶段，因此那时的政治局面，是内有政争、外有国共战争，上下斗成一团。
孔祥熙本身因为施政上有太多引人诟病的地方，所以，在政学系和CC系夹杀之下，鞠躬下台。
1947年秋天，孔祥熙借口他的太太宋霭龄要在美国开刀，而且宋霭龄确实也来了一通电报，催孔祥熙速去，孔就拿了这通电报，向蒋介石请假，从此一去美国就是15载。然而，有人认为，孔祥熙去美国探病，根本是一个幌子，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去给当时的美国纽约州的州长杜威助选总统。
到了美国之后，孔祥熙是以“中国赴美特使”的身份，在美国活动，并且在私下为杜威助选的，由于孔家对美国政情的缺乏认识，孔祥熙不断向蒋介石政府递送错误的情报，认为杜威必定可以击败杜鲁门。可是，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杜鲁门反而以压倒性的优势，击倒了杜威，当选总统。
许多观察家认为，民主党的杜鲁门所以会对蒋介石政府抱持浓厚敌意，和总统大选期间，蒋介石政府明显支持对手杜威，有莫大的干系。一着输，着着输，这实在是孔宋家族1948、1949年，在美国处境的最佳写照。孔祥熙父子一时的押错宝，也连带地让整个国民党政府蒙受重大的“外交”挫败。
孔宋两个家族，在美国纽约坐困愁城，一筹莫展。而斯时国内传来有关国共战役的战情消息，又是噩耗连连，孔宋两大家族固然是在异域举家团聚。但是，国步维艰，大势已去，两大家族又不免兴起兔死狐悲的感慨。
Ⅰ “我将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