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新年元旦，对宋美龄来说，是夹杂了失望犹疑和真诚期盼的。马上，她就要结束美国之行，回到她丈夫和同胞的身边，她并没有为她丈夫主持的政权带来任何令人振奋的消息。几个月以前，蒋介石政权里头的一些高级官员还对她到美国的穿梭访问，抱着一线希望；在抗战时期，她和孔宋家族的亲属，曾经在美国呼风唤雨好一段时期，她的外甥孔令侃主持的“中国游说团”，曾经为中国政府赢得不少美国的实际援助.可是，从1948年以降，孔宋家族在美国的影响力，忽然就如同被废去武功的侠客，显得那样无助和沮丧。
蒋介石曾经当众说，如果美国人再给他10亿美金，他就有把握阻止共产党“赤化全中国”。可是，老美对这位“已经有些苍老的老元帅”说的话，回复的是嗤之以鼻的一阵讪笑。而蒋介石之所以会在1949年1月宣布下野，也是在1948年底，宋美龄电话告知蒋，称美援无望的结果后，蒋介石才下定退隐决心的。
这样的处境，在宋美龄的胸臆间，蕴积着太多的愤懑和不平，她在1950年1月9日一篇对美国全国的广播稿讲道：“不论有无援助，我们一定要打下去……我们给人看见的，可能是各种似已失败的外貌。那些贪生怕死不顾道义的人们，可能认为无可救药而要将中国予以注销了……在道义上懦怯的人们现在已正在抛弃我们了。我以沉重的心情，看见曾为盟友的英国，过去虽以数百万生命献在自由的坛前，而今竟已被它的领袖们导入政治阴谋的魔窟。英国为了几块银子的代价，出卖了一个民族的灵魂，我说她‘太无耻了’……”
宋美龄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她在这篇广播稿中说：“我不能再向美国人民要求什么。我在贵国停留的这几个月中，没有发表演说，也没有做过呼吁。我的国家虽然亟需你们的援助，但我从来未参加求援的竞争。”她的自尊心尤其散发在下列的文字中，她接着说：“我要告诉你们我为什么这样缄默。一个国家采取一个正义行动的时候，就和一个人行善一样，必须是出于他的良知，而不是出诸他人的请求或要求。行动有出于仁慈，有出于怜恤，有出于正义。而正义是善，因为它本身是善。”
她感慨地说：“每次离开美国，我总不免意绪茫然。”然而，在她所谓的意绪茫然之中，也掺杂了自尊和骄傲。
在同一篇文稿中，她将自己和夫婿蒋介石自比为昔日受过亡国耻辱的苏格兰王布鲁斯(BRUSE)。她说：“我们的朋友们!我的国家受了屈辱，我的政府现在孤悬海外的岛上，苏格兰的布鲁斯，曾由山洞出来和他的人民站在一起，我们(笔者按：此即指她和她的丈夫蒋介石)也要从岛上出来和我们的人民站在一起。”
1950年元月，宋美龄风尘仆仆地从美国回到台湾，“国仇家恨”，满目凄怆，而宋美龄的台湾时代也正式开始。在宋美龄来到台湾前夕，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局势垂危，是世人共见的。美国在蒋介石失去大陆的政权之后，发表了著名的对华政策白皮书，摆脱对华政策失利的所有责任。要不是朝鲜半岛风云紧急，蒋介石的处境恐怕更为艰险。宋美龄在此时，离开平静繁华的美国纽约，回到蒋介石的身边，一个最明显的象征意义，便是要和蒋同舟一命。
易言之，设若蒋介石是面临失败命运的楚霸王，那么宋美龄是不是要效法项羽的爱妃虞姬，在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的时候(比如说是取法项羽自刎于乌江)，誓言与其共存亡?否则，她为何要选择在台湾风云最紧急的1950年元月抵台?显然是要表明夫妻同生死的态度。
关于这一点，在日后蒋介石逝世不久，宋美龄自己写的一篇文稿中，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在她的《畅谈年来所思所感》一文中，她说：“……在这么多年来，我与先总统共处的日子里，几次听到他平静而又是坚定地告诉我，他的目的是将自己奉献给国家和党。读到上面的话，我要情不自禁的泪眼模糊了……”
50年代初期，无疑是台湾局势最紧张、地位最模糊暧昧的一个阶段。宋美龄陪伴蒋介石度过了最艰困的一段岁月。如果，宋美龄是一个善于临阵脱逃的人，她大可不必回到台湾来。可是，她仍旧选择了在那个最艰险的时候，回到丈夫身边，即使随时可能以身相殉。从这里可以看见宋美龄悲壮凄美的一面，所谓患难见真情，在这个危急存亡之秋，要不是宋美龄的至情至爱，她尽可以继续只身在美国避祸。在理论上，宋美龄应该拥有美国公民身份，即使实际上她排拒美国公民资格，她若不是有一份难以割舍的“使命感”，她何苦在台湾海峡可能随时爆发大战、风雨飘摇之际回到台湾?
可是，在宋美龄背后，却深受当时许多私下流言的困扰，这些流言有的是在她抗战胜利后、丢失大陆前，数度赴美时期，便已经甚嚣尘上的。
另一些政治观察家认为，宋美龄在1948年，奉蒋介石之命，到美国求援失败之后，宋美龄深感“国民政府”已经没有掌握中国政局的希望。所以，她在对她的丈夫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失望之余，便决心滞留在美国，不打算回中国了。事实上，她留在美国，主要是处理重要事务，并且尝试游说美国当局的一切可能。
一位宋美龄的老随从曾经说：“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宋美龄抱着必死的决心，决定到西安一起和蒋介石就难。她那时就没有带她一向跟随的蔡妈，由此可知道，宋美龄当时去美国连蔡妈都没带去，证明宋美龄那时不曾打算长久待在美国。”
据说，当时还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宋美龄所以待在美国长达一年有余，是因为宋美龄正在美国料理她的私人产业，因为，宋美龄如果不在此时去把美国她的私人产业，做一个妥善的处理的话，说不定当“中华民国政府”垮台之后，共产党一旦接收了大陆的政权，那么宋美龄名下，在美国的巨额财产，说不定会因为美国政府畏于中共政权的压力，而把这批巨额产业全部拱手给予共产党。
除了宋美龄去美国处理财产之外，还有孔家最善于理财的“大先生”——孔令侃和宋美龄随行护驾。因为早在1949年以前，孔令侃就已经是宋美龄的私人总管，除了负责综理宋美龄的私人重要函电，还负责为宋美龄管财产。
还有一种说法是，蒋介石晚年时期，宋美龄为了对孔令侃一生对她的奉献，而为其在蒋介石面前美言争取“行政院长”或者是“副总统”的职位，作为回馈孔令侃为她终生奉献精力的方式。可是，蒋介石并不赞同宋美龄提议让孔令侃走上台湾的政治台面的意见，而予以断然的拒绝，宋美龄因而对蒋介石大为光火，并且一度和蒋介石长期冷战，拒绝和蒋介石共餐、共同陪伴散步。甚至有一种说法，指她在蒋介石死后，都还以同样的政治要求，向蒋经国提出类似的条件，要蒋经国就范，结果蒋经国依样不吃宋美龄这位继母的这一套，因而导致宋美龄与蒋经国之间，出现相当微妙的裂痕，愤而离开台湾，带着孔令伟等人，到美国和孔令侃等亲人同住。
尽管当时台湾的局势并不是很稳，共产党随时可能乘胜追击，打过海峡来。但是，毕竟蒋介石是孔宋家族重振昔日富甲一方实力的惟一希望，如果宋美龄回到蒋介石身边，在台湾为蒋介石助阵，会对“保卫台湾”起相当大的作用。
“不要忘了!宋美龄回到台湾不久，蒋介石就复行视事，重新当上‘总统’，重回权力宝座，宋美龄回来的正是时候。”
易言之，宋美龄是在她即将失去后冠的前夕，离开祖国，而又在她丈夫的“皇位”稳固之后，回到她的丈夫蒋介石的身旁。
长期以来，很多人是以政治婚姻在看待蒋介石和宋美龄，基于他们俩如此的婚姻关系特性，宋美龄在她往返美国的一去一回中间，更加凸显了她的性格特色和她对婚姻的诠释，蒋介石和宋美龄分则两害、合则两利的共生关系展露无遗。
孔宋两个家族的势力不可能再在台湾残破的国民党政权内部起什么作用，说实在的，孔宋两家包括孔祥熙和宋子文在内的人，都对当台湾的官没兴趣，虽然蒋介石和他的儿子未必会把官再给他们去做。但是，孔宋两家那些对财富还没有完全死心的人，给宋美龄一个建议，就是回台湾要让蒋介石赋予你一定的地位，因为，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正受他爸爸的命令，在大力整顿国民党的党务，并且借机整肃异己，如果你要想巩固你的地盘，建立自己的地位，一定要要求丈夫也给你一个发挥的空间。
蒋经国虽然一股脑在搞他的权力接班，可是，在妇女和儿童方面，他的太太蒋方良不可能抢得什么据点，毕竟她是一外国人，蒋介石或是蒋经国都不可能放手让她去做，而且一旦你到了台湾，蒋介石会抱着感恩的心情，让你在妇女儿童方面拥有绝对崇高的地位。到时候，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的妇女领袖地位。
尽管传言如此，宋美龄自始没有强烈的政治企图心。
1950年左右，蒋介石周边的人，似乎都已经明显感觉到，他非常急切于对儿子蒋经国的权力转移，尽管这个工作早在抗战前后，已有明显迹象显示，蒋介石是在做权力转移给儿子的工作，他利用各种机会给予蒋经国磨练，并且无所不用其极地给他历练的机会。
到了台湾之后，这种迹象更是已经摆明在那儿，蒋介石周边的人明显感受到，蒋介石企望把部分党务和情报系统的权力，过渡到蒋经国的手中，而他自己则是除了大政之外，能够继续掌握军事大权。毕竟，枪杆子是国民党重要的统治工具，蒋介石是不会轻易放手的。
党政军三大权力全部掌控在蒋介石父子的手上，国民党当局可说稳如泰山。然而，宋美龄的权力空间在哪儿?
无疑，上述各式各样的流言，多数是欠缺实证的，事实上，宋美龄从1948、1949年间，先后在丈夫蒋介石要求之下，二度赴美向美国说明蒋政府的内政态度，并且要求美国给予更多的实质援助，由于国际政治的现实瞬息万变，宋美龄一连碰了好几个软钉子，这是她协助政府推动对美国“外交”以来，受到的最严重的几次挫折，她在对美国政府的“外交”努力上，毫无所获，她的丈夫蒋介石却在另一个战场上，被共产党打得兵败如山倒。挫败感深深刺痛了这位从未失败过的“第一夫人”，这种深入骨髓的挫折感，在她几次的讲演中，可以看出一些轨迹。
夫妻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的领域中，遭逢空前的挫败，对长期以来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夫妇来说，这是多么不易调适的残酷现实!
当然，蒋介石周围的人都很明白，蒋介石是离不开宋美龄的，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蒋介石靠宋美龄和美国人周旋；如今，国民党退居台湾这个弹丸小岛，正如同蒋介石说的“退无死所”了，只有稳住台湾，才能再进而谈“反攻大陆”。因此，国民党当局对美国的依赖，是与日俱增的，只要国民党当局还存在，就要仰赖美国在军事、政治上的支持，而这正是宋美龄可以大大发挥的地方。
趁蒋经国尚未全面接班前，台湾对美国关系的维系，诚如蒋介石的生命脐带，只要蒋介石不能摆脱这一生命脐带，宋美龄在国民党政府当中，除了因为是“第一夫人”的缘故，凭着孔宋家族在当时美国政府中的丰沛人脉，宋美龄势必仍将扮演如同过去一样举足轻重的角色。
1.1 大权旁落，一叶知秋
宋美龄可能从来没有认真评估过，当她1950年元月，从美国搭机到台湾的那一刻起，她的四周就充满了各种危机。一把野火正在她的身边燃烧。但是，也许这正是她幸运的地方，这把野火竟从来不曾延及其身，而是把一些被外界视为“留美派”的军政首领，烧得片甲不留。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宋美龄是留美派在权力核心的主要代表，留美派大将祸延及身，而且一个接一个遭到蒋经国的整肃，宋美龄的地位日益危急，不论蒋经国的箭头是不是对准他的继母，宋美龄难以恢复抗战以来那种不可一世的无上荣耀，已是不容置疑的了。
1.2 损兵折将，帐下空虚
在吴国桢担任台湾省“主席”时，许多人猜测，这一定是宋美龄极力主张的结果，即使有许多证据显示，吴国桢当年能够出任台湾省“主席”，和那时美国政府的态度，以及主张积极干预台湾的政局，实更有绝对之关系。从美国人的利益出发，找一些有美国出身背景，而且在思想观念上较具“民主素养”的留美人士，到蒋介石的政府里面，做改革工作，此乃绝对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1952年的复活节，吴国桢夫妇由日月潭下山，一路上阴雨路滑，原来为吴开车的司机却突然不见了，只有改请一位包姓司机驾驶，并带着汽车技工一名，加上吴的副官一共5个人同车。本来，吴国桢夫妇为了怕旅途太长，误了吃饭时间，就带了一些三明治，供误餐时食用，没想到走到台中附近的时候，吴国桢夫人因不耐久饿突然闹胃痛，临时决定到一家饭馆先去吃晚饭再说。
吃完饭下楼，发现司机和汽车技工在交头接耳，表情奇特。吴国桢初觉有异，但还不知何故，有人告诉他实情，才知道有人竟然把吴主席座车的前轮螺丝给扭松了。难怪刚才有方向盘抖动的情况，加上原本的司机无故开溜，这明显是有人蓄意谋害吴国桢夫妇。
谁有这样大的胆子，敢谋害堂堂台湾省“主席”，如果此事确系预谋，此人必然要向天借胆子，才有办法出此下策。后来，许多人猜测吴案幕后指使人，就是当时苦心孤诣、积极部署接班大局，并且和情报单位关系日渐密切的蒋经国。
各种迹象显示，吴国桢的省“主席”是干不下去了，1953年3月，吴国桢向蒋介石请辞。5月24日，率同夫人离台赴美定居。当时，陈诚和蒋经国，都到机场送行。
在当时人的眼光中，吴国桢是“垮了”，而隔年的2月，忽然又爆发了所谓的“非法套汇”案，吴国桢硬是被当局抹黑成一个贪官，吴因而和国民党当局隔海打了一场笔墨官司。
吴国桢案之外，孙立人案是当时另一个受注目的大案。
1955年的6月中旬，国民党高层的空气空前紧张，比较敏感的政坛人士发现，军方上层似乎出现了极不寻常的怪象。因为，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当时为“总统府参军长”的孙立人，突然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从公开场合中消失了。
台湾当时军方内部许多人为此议论纷纷了2个多月，还是没有任何有关孙立人下落的消息，一直到当年的8月，也就是孙立人“失踪”之后的2个月，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体，首先透露了孙立人“兵变”事件的消息。可是，因为这则消息是来自外电报导，台湾本地人根本无法得悉这个消息，只是有较多消息渠道的高层人士，对此稍稍有了大略上的认识。
由于外国舆论的不断询问，蒋介石“政府”感受到来自国际间的压力，于是才在8月3日，陆续就孙案发表了一些消息。这时，台湾本地居民才知道，又有一个“匪谍案”发生了。原来，孙立人也是“匪谍”。但是，民众并不清楚，其实这又是当局蓄意构陷的一个冤案。
究竟孙立人案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当局的“精心设计”是这样的：
孙立人有一个部下，名叫郭廷亮，大陆时期孙任税警团长时，郭是中尉排长，那时郭曾“为共匪工作”。“潜伏”到台湾来以后，郭于1954年“受中共的任务”，利用和孙立人多年的交情，在部队中联络了少尉级军官100多人，预备在适当时机发动“兵谏”。当局的调查报告并诬指孙立人，自“陆军总司令”调为“总统府参军长”时，曾经令陆总部督训组副组长于新民，要他造册，把各军师团单位的联络人送给孙立人。调查说，孙立人曾在1954年8月和10月，两度召见郭廷亮，以了解联络进度情况，郭却利用孙立人对他的信用，打算在1955年5月随蒋介石前往部队检阅的时机，造成事变，做出颠覆“政府”的事情来。
就在这样莫须有的罪名下，孙立人便一如当年张学良那样，遭蒋介石当局的软禁，一直到蒋经国去世之后，孙立人才在半平反的状态下，恢复自由身。
根据当年和日后国内外新闻媒体和评论家的分析，孙立人事件的发生，至少有下列几种原因：
第一，孙立人和美国方面的过分接近，以及蒋介石的赏识，黄埔系正统出身的军事将领对他严重不满，极欲去之而后快。
第二，孙立人极力反对军中设立政工人员编制，并极力主张“军队国家化”，强烈抵制蒋经国把政工组织介入军队的计划，这一点，他和当时美军顾问团的团长蔡斯的主张一致，导致蒋经国等人对他极为不满。
至此，美国在蒋介石“政府”中，一个原来是“行政”系统的主力——吴国桢，一个则是军队系统的巨头孙立人，在短短的4年内，全部遭蒋经国幕后主导的情报系统成功地整肃清除。
留美派的健将，一个接一个被当局铲除，固然并未直接危及宋美龄。但是，这些案子显示了一个意义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国民党内部恶斗的实质，已经把宋美龄要恢复昔日光彩夺目的梦想彻底粉碎，即使宋美龄本人对这一梦想可能也并不热衷。
一文一武的“夫人派”大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人诬陷后，逐出舞台。此外，像财经系统的文官尹仲容(原属于孔祥熙系统，后来向宋美龄靠拢，对宋氏唯命是从)、徐柏园等人，都被蒋经国以各种怪异而阴狠的手法逐出权力核心，其中尤其以徐柏园硬被人莫名其妙地诬栽上所谓“青果合作社馈赠金碗”案，最受当时一般人的注目。
而所有的“夫人派”人马中，最倒楣的一个人就是已故驻美国“大使”叶公超。
以往外面的说法，都说叶公超是因为理念和上面的人(当然是指蒋介石)不合，所以黯然下台。可是，根据极为可靠的消息来源指出，叶公超的下台，根本和当年他的“外交”理念或是作为无关，而是和“太子系”人马故设陷阱谋害有关，而这个谋害事件，外人乍听之下，可能根本不能相信，可是，这却是叶公超下台的幕后真正原因。
据指出，叶公超有一回和“大使馆”里的一些部属聚餐，酒酣耳热之际，他信口就讲了几句话，其中提到了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他直接用“老蒋”、“小蒋”在背后称呼。讲这话的时候，他是谈笑风生，不当那么一回事，谁知这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过了几天，叶公超就莫名其妙被整下来了。叶百思不得其解。据一位参与蒋介石机密的人士透露，他亲眼看过一封用红色公文夹封存好的文件，上面的署名是一位“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馆”卢姓武官，他在这封致蒋经国的密件中说，叶公超对蒋介石和经国先生背后不敬，并且语带玄机、多所讥讽，恐有二心，希望上级多多考核叶公超的言行。
蒋经国本来对留美派的人，心存芥蒂，好容易抓到一个把柄，能放弃此一可以大作文章的机会吗?立刻把这封告密信，原件送给他老子看，蒋介石一看，乖乖!我平素待你叶公超情义深厚，凭什么你叶公超竟然对我如此猖狂无礼?
就这么一封秘密参劾的告状信，叶公超就如此下台了。据说，叶公超当时根本不晓得自己是什么地方做错了，他绝对想不到，他不过和当时一般蒋家奴仆同样，在背后开开老板的玩笑，一句稀松平常的玩笑话，就被诬指为不忠，从此摘去乌纱帽。
1.3 老美作梗，反攻无望
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他明显地发现自己原先领导的“政府”，在实质上已经成为美国人的尾巴。为了确保美援的源源不绝，蒋介石对美国人的妥协，已经到了令人难以想像的地步：白宫的间谍无所不在，美国人的外交压力如影随形，共产党给台湾带来的是军事上的草木皆兵，而老美给蒋介石带来的却是直接对他“政权”的威胁。蒋氏父子担心老美的中央情报局随时有可能以军事政变，来搞垮他的统治机器，因而，蒋家父子在50年代，与其说是在全力准备反攻大陆，不如说是在和美国人进行一场保卫“政权”的殊死战。
在这样充满了矛盾情结的过程中，蒋介石以他的太太宋美龄作为拉拢美国人的主力，而在面对美国人的情报渗透过程中，则是以他的儿子蒋经国作为前敌指挥员。
这便是50年代以至80年代止，台湾和美国关系的一个主要矛盾对立面情境。而宋美龄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对立面中，扮演的当然是一个充满工具性的角色，此乃是不用多言的。
资深记者张广基，在他的回忆时透露，1954年的9月3日，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国民党控制的金门岛炮击。6天之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问台北。根据当时的局势研判，杜勒斯来台湾的目的，就是要和蒋介石谈判关于《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有关事宜。当时，美国的立场非常清楚，便是这项条约有关的“共同防御”范围地区，美国人倾向仅限于台湾本岛，而不涵盖邻近大陆的岛，可是，蒋介石却希望美国人协助防守的区域，要包括所有当时国民党部队驻守的地点。
张广基在他的回忆中叙述了杜勒斯当时来台会见蒋介石的一幕尴尬情景：“……新闻局将外籍记者分为两批，外地来的记者华特斯及宾汉先于杜勒斯到达，与先总统会晤于前门处时先行拍照，室内不准拍照。我与王小亭俟杜勒斯离去，先总统送出时再行拍照。后来先总统并未送出，只见杜勒斯由蓝钦黍陪同匆匆登车离去，结果我们两人什么也没拍到，只好由新闻局交涉向先拍到的人分摊。事后与侍从人员谈起，才知道起先还谈得融洽，后来先总统脸色不对了，只见夫人委婉的以上海话解说，最后先总统站起来，也未向杜勒斯打招呼，即转往室内云云。”(见张广基著《我们是从炮火中走过来的》一文，原载于台湾《中央日报》1988年10月10日，第15版)
早在1950年6月27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就宣布下令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在美国方面发表了“对华政策”白皮书之后，“对华政策”由以往的积极援助，变为消极观望。到了蒋介石退守台湾，作的此项“协防”台湾声明，不过亦是一项消极手段，目的一方面在防止共产党部队南犯，另一方面在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即使艾森豪威尔继任美国总统，宣布将下令第七舰队不阻止国民党反攻大陆。可是，第七舰队仍是台湾海峡的“中流砥柱”，是防止蒋介石军队挥兵西向的屏障。
1.4 “妇联会”的领导者
在宋美龄回到台湾，并且由宋美龄向蒋介石提出有关筹设一个妇女团体的想法时，马上就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于是，“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这个组织，便适时成立了，一些蒋介石的门生故旧、部属随从的官太太们，便成立了一支娘子军，并且围绕在宋美龄四周。
以“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为起始的宋美龄机关，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宋美龄关系渊源密切的单位，又增加了3个，诸如“华兴幼儿院”、“振兴复健医学中心”和圆山大饭店等，加上原先大陆时期就和宋美龄渊源密切的黄仁霖主导的“励志社”，宋美龄在全盛时期，共有5个主要的机关，围绕在她的四周。在众星拱月的情况下，宋美龄成为全台湾最有权力的女人。为了配合蒋介石在台湾初期实施的白色恐怖政策，蒋介石给了宋美龄的这个妇女组织几个政治性的任务。这几个任务是蒋介石亲自交待的，并且也因而成为围绕在宋美龄身边的那些妇女领袖，惟其马首是瞻的指导原则。蒋介石的指示是这样的：“第一，希望台湾每一个妇女同胞，无论在家庭、在社会，应劝导她的丈夫、兄弟和子女，坚定反共抗俄的决心，并且要督促他们贡献一切物质的或精神的力量，来完成我们反共抗俄的使命。第二，我们妇女同胞要时刻警觉，要检举匪谍，使他们无从活动，无处藏身。第三，反共抗俄是长期艰苦的战争，无论男女老幼，都要节约消费，努力增产，来供应军事的需要，而妇女同胞是家庭实际的管理者，格外要勤劳节俭，爱惜物力，乃能建立健全的社会风气。”
之一 “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成立经过
“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以下简称“妇联会”)是在1950年的4月17日正式在台湾成立的一个以宋美龄为领袖的妇女团体。
在宋美龄“妇联会”成立的同时，蒋经国的“青年反共救国团”也正在积极酝酿。“救国团”是蒋经国亲自创办的机构，而“妇联会”则是宋美龄一手操持成立的妇女组织，两者在早期可以说是相互呼互，在轰轰烈烈的程度上是各有千秋。
“妇联会”自始是宋美龄团结妇女的权力机构，在它最早的时期，是在1950年的3月份，由蒋介石一些部属的老婆们，组成的一个妇女团体，“妇联会”最早的核心骨干包括蒋介石的红人陈诚的太太陈谭祥女士、省“主席”吴国桢的太太黄卓群以及钱用和、吕晓道、陈纪彝、林慎、郑玉丽、皮以书等人。
除了上述的核心骨干以外，包围在宋美龄四周的国民党妇女干将，诸如当时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太太何相钦、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的太太王青莲、装甲兵司令蒋纬国的太太石静宜、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太太毛向新、台湾保安司令彭孟缉的太太郑碧云、金门防卫司令胡琏的太太曾广瑜，以及蒋经国的俄国太太蒋方良，都是“妇联会”各地或是各单位的“妇联会分会”的主任委员。
当年的“妇联会”做些什么工作呢?如果照当初宋美龄等人设计的宗旨，“妇联会”的主要任务整体说来包括所谓“组训”、“慰劳”、“文宣”等重点工作。
为什么会拿这三件事情作为“妇联会”的主要项目呢?其实这是有客观背景的。在1950年，国民党政权刚从大陆撤退来台，蒋介石等人可以说是惊魂甫定，加上美国人对台湾抱持着一种微妙的观望态度，蒋介石深恐一个不留神共产党打过海来，岂非死路一条?所以，蒋介石对对岸的共产党，可以说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戒状态，在这样的客观背景之下，一切以军事为优先。所以，为了再搞大陆时期那种充分动员民众的老技巧，“妇联会”有它成立的时代必要性。在蒋介石的充分授权之下，宋美龄在1950年4月17日，“妇联会”成立的当天，当场就给了“妇联会”几个明确的任务指示：
“我们的工作分宣传、慰劳、组训三种，……例如沦陷区人民逃出来的报告，“共匪”的种种虐政，报纸上常有登载。可是，山地和乡村的妇女和民众，还没有能知道，我们看过报纸，剪下来就可作为宣传材料……前线将士冒着生死，忠勇作战，伤病官兵躺在床上，痛苦呻吟，我们应该随时随地去慰劳服务。上次我们在台北曾发动义肢运动，对残废的官兵有不少的帮助，此后本会还想发起其他各种劳军运动，如为将士新兵做布鞋、衬衣、内裤及捐募药品等……讲到组训更是重要，有组织、有训练的民众，方能通力合作，例如肃清奸谍，推行国语，训练急救防空等，都是现在需要的。”
然而，“妇联会”的那些工作人员，因为总算逮到了表现的机会，便利用工作时可以和宋美龄接触的大好时机，对宋美龄大献殷勤，借机大搞个人崇拜。
除此之外，因为时局动荡，加上美国援助还没来到，“妇联会”这时和中共方面不约而同地进行了一次类似大跃进的生产竞赛，各种令人闻之好笑的事情，可说无日无之。这些形式化的“成绩”，平实而言，就是为了做做样子，并且在宋美龄面前邀功罢了。
为了让宋美龄高兴，“妇联会”的一些工作干部，经常在一些内部刊物上，吹捧什么工作佳绩之类的鬼话。但是谎话也有被拆穿的时候，有时不但是被拆穿，更有甚者，许多被强迫出公差的机关工作妇女，因为既要照顾工作单位本身的公事，还要利用空闲时间去作“妇联会”的义工，自己辛苦，而拿这些“成果”去向上面邀功的，却是另外一些官太太，难免让人难以平衡。
之二 宋美龄到底有没有缝制征衣
根据“妇联合”自己刊物的说法指出：“1950年4月25日，宋美龄便亲自领导姐妹们开始缝制征衣了，募制50万套衬衣裤的运动，继续展开，各方的响应，如火如荼，一批批的材料运进来，一批批的成品运出去……”
许多当年的老百姓也经常看到宋美龄坐在一台缝衣机前面缝制衣服的照片和报纸报导，到底宋美龄是不是真的缝制过征衣呢?
根据笔者访问一位当时曾经跟在宋美龄身边的随从，他说：“什么缝征衣?你们看到的是她在踩缝衣机的照片。可是，照片又不是连续画面，我跟她那么久，从来没有看过她缝过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是要拍照的时候，她们妇联会的人就说，恭请夫人来拍张照吧。于是，把她请到缝衣机前面，叫她摆个缝衣服的样子，再按照相机快门，一张夫人缝征衣的‘伟大’照片就这样完成了。可是，真正在缝征衣的人，却是叫苦连天。”当然，许多人则持另一种看法，认为宋美龄确实缝过征衣。
因为对“妇联会”经常乱抓公差的情事，一些原本就过惯舒服日子的国民党高官的太太们，难免对此种行径大为不满。人不平则鸣，于是在“妇联会”的机关刊物上，就曾经出现过一次“匪谍事件”，说它是匪谍事件，不如说是一些太太们共同的反弹心声。
在某杂志的“缝征衣片语”的专栏中，就闹过这样一个笑话，那期的杂志报导说：“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空军眷属某女士，带着她的三个孩子，眼泪汪汪地跑到征衣缝制场所声言要找总司令夫人，原来她打听了那天是空军分会的值班期。一会儿，该分会主任委员王叔铭夫人尤祥云女士来了，她呜咽地说着：‘我们夫人虐待我，实在受不了，不能再和他共同生活了，求求总司令夫人，救救我，只要能在空军宿舍给我一间屋住，便可以替人缝衣服，洗衣服过活了。’王夫人笑说：‘你别哭，看在孩子份上，你要忍耐点，我可以替你调解调解，若是离婚的话，你不是空军眷属，怎么可以住在空军宿舍呢?’……”
从上下文来看，可以明显地看到，“我们夫人虐待我”的这句话，应该是“我的丈夫虐待我”之误，可是却被误植为“我们夫人”。这样明显的错误，如果不是国民党所谓的“匪谍”，在暗中作祟，就是有不满“妇联会”行径的人，在这段文字中，动了手脚，故意要让宋美龄出丑。
当时包括报纸在内的国民党宣传机器，都口径一致，说宋美龄领导的缝征衣活动，又如何如何了，实际情况只有“妇联会”的人自己最清楚。但是，为了塑造夫人的勤奋形象和带头精神，就必须做一些样板的事情，让外界信以为真，用来所谓“激励民心士气”，为了达成类似像征衣缝制的计划目标，不得不到处拉公差，来递补经常逃避缝征衣的人力空缺。
“妇联会”为了拉公差，更是煞费苦心。通常，她们拉公差的主要目标，便是最听话的学生。某刊物说什么：“从开办迄本年3月31日，计算自动来会登记服务的共11252人。这一事实，完完全全证明了自由中国的妇女同胞的高度的爱国热忱。她们的年龄由9岁的小姑娘至73岁的老祖母。其中包括女民意代表、女公务员、女教师、女学生、政府各部门首长夫人、军公眷属、女工、商店老板娘、农人之妻，以至三轮车夫的太太。”
有关单位如此吹嘘，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如何呢?
由于一些官太太对缝制征衣，兴趣缺乏，为了完成目标，就只有去拉学生了。这份刊物就曾经说：“暑期过去，开学伊始，台北市各校应妇联会之请，继续参加该会征衣缝制工作，自10月份起，一女中允于每周六下午，派同学前往该会缝征衣，金瓯女校暑期因事未参加该会工作，现允于每周二四六下午，派同学前往缝制，每周除星期五外，妇联会的征衣缝制场所，每日均有该校同学的踪影……”
有的“政府”单位为了怕部分员工太太们对缝征衣心存反弹，并且借故溜走。所以，索性用点名的方式，看哪个太太敢缺席不来。
一则报导说，“省政府分会每周六日去妇联会缝征衣的，全是铁路局的女职员及眷属，由莫局长夫人王德祥女士率领，她们来得早、去得迟，很少误点。莫夫人做事认真，博得各方赞许，每次排定30人，她记在一个小本子上，亲自点名入座，好像火车站验票一样。”
“妇联会”缝征衣活动搞久了，不但一般被拉公差的妇女同胞，对国民党这一套拉夫的作业方式，私下颇有怨言。那时到处有人被当局以“匪谍”罪名整肃。所以，即使心生不满，也是敢怒不敢言。可是，别人不能对类似缝征衣的“妇联会”活动厌倦，宋美龄却是随时可以去美国养病、度假。
例如1952年底，宋美龄便以“养病”为名，远走美国。其实，宋美龄根本是假“养病”之名，行度假之实。她在1953年4月17日，回台湾参加“妇联会”的三周年纪念会上演讲时说：“我在美国养病8个月，本会的工作比我在国内的时候做得还要好，足见大家的努力和负责，使我觉得非常满意和快慰……”
之三 宋美龄环岛“劳军”
在“妇联会”筹组之初，宋美龄亲自起带头作用，带了一些亲信，就出发到台湾各个重要的国民党军驻扎地点，做一连串的“劳军”活动，以示自己对“劳军”运动的具体行动。类似的“劳军”活动，在以后台湾的官场，形成一种独特的示范作用，官夫人在国民党当局的特定节日时，就呼朋唤友地到处搞所谓的“劳军”活动。其实，这类的“劳军”活动讲穿了，不但“劳”了一些官太太们，也让许多原本要被“慰劳”的人，劳累不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类活动由原先宋美龄领导的真正的“劳军”，演变到后来成为军队配合官太太作秀，弄得部队兵疲马困，人人暗自叫苦，这样的“劳军”真是让军人劳苦而已。
第一次的“劳军”行动，是由宋美龄领队，她带了好几个当时“妇联会”初创时的筹备委员，并且在以前“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将军的陪同下进行。黄仁霖为宋美龄带领的“劳军团”，要台湾铁路局弄了一部铁道专车，这部铁道专车载着宋美龄，展开了为期一个多星期的“劳军”活动。
为了怕她过不惯外地的生活，黄仁霖真是有先见之明，他早就在铁路局为宋美龄预备的那个专车里面，安排了一切宋美龄会用得上的任何生活上的必需品。
因此，宋美龄这趟“劳军”，和一般人印象中的“劳军”似乎略有不同，一般官员“劳军”，很多是和官兵吃在一起，有的甚至住在一起。但是，惟独宋美龄不但是行在火车上，连带吃喝拉撒睡，全部在她的那辆豪华专车上解决。(当然，以现代的标准来看，那种专车根本谈不上什么豪华，可是在那个时期的台湾，那样的火车专车已经是相当豪奢的享受。)
之四 “妇联会”渐渐衰败
在“妇联会”方面，宋美龄基本上是相当主张“分层负责”的。所以，她把一些事务性的事情，都交给“妇联会”的总干事去处理，自己只当一个挂名的主任委员。
最早，宋美龄经常是像旋风式地去“妇联总会”，或是各地方分会，做例行的视察，至于缝制征衣的工作，到后来是根本都不去了。因为，连宋美龄大概也清楚，缝制征衣的工作，对国民党军队前方的整备，根本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一位有关人士就说：“即使你把台北长沙街妇联会总会的大楼二楼整层都改成缝制征衣的地方，把缝衣机放满了，你也不可能用这四五十部缝衣机提供全体国军60万大军所需!”
然而，宋美龄非常清楚，到“妇联会”缝征衣，政治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所以，她基本上还是不放弃这种具有十足政治意义的活动，每逢重要庆典前夕，她还是会带领一些“妇联会”的重要干部，不时到各地“妇联会”的分会露露脸、拍拍照。
纵然，宋美龄对“妇联会”的征衣活动，并不是持久有兴趣。但是，她在一些特定的节日，例如“双十节”庆典期间，宋美龄还是固定会到各个定点，去做“劳军”访问，这是她每年都会参加的活动，绝对不会轻易缺席。
然而，只要宋美龄出面参加的活动，总是会有新闻记者随行，有时还有外国记者一起跟着她参与有关的行程。
由于“妇联会”挂的是宋美龄的名字。所以，该地的经费在早年也十分充裕。早期，当局曾经向一般的纳税义务人征收“劳军”捐税，这些钱有一部分就是交由“妇联会”去做整体的安排。
例如，“妇联会”掌控的军眷眷舍建造的经费，早年就有一部分是来自“妇联会”的补助，另外还有一些是交给各地的军人之友社去处理。
整体上说来，“妇联会”对各个军种的军眷眷舍建造经费，可以说做得还算公正，如果“妇联会”的人心存不正的话，很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预料的问题产生。可见，在宋美龄的监控下，“妇联会”还没有太大的流弊发生。
到了后期，特别是在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对“妇联会”的活动没有过去积极。所以，有些地方的“妇联会”分会，根本就处于半歇业或是全歇状态。像位于台北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妇联会”分会，虽然在中央党部设有“妇联会”分会的专用办公室。可是，分会办公室很多时间都是大门深锁的，根本没有人上班。
在蒋介石和蒋经国时代，“妇联会”毕竟是宋美龄的重要象征意义的根据地。所以，“妇联会”门口都是由宪兵单位负责警戒工作，后来，大概是怕“立法委员”攻击，就把门口的警卫自动改由便衣人员负责，这些便衣人员都是原来蒋介石身边的侍卫人员，他们有的跟过宋美龄，上面将他们以聘雇的身份，受雇担任“妇联会”的警卫工作。“妇联会”的黄金岁月已经随着宋美龄时代的结束，而有渐渐消褪的趋势，它在蒋介石统治的历史轨迹上，留下它如影随形的纪录。
大凡上了一些年纪的朋友，一定看过不少关于宋美龄在大陆时期，或者到台湾初期的一些宣传照片，照片的情境不外是这位“第一夫人”在踩缝衣机缝制征衣或是视察孤儿院的画面。国人经常为这一幕情景所感动，当然，也有许多朋友认为，这完全是宋美龄身边一些喜欢拍马屁的部属、设计的一整套宣传品，完全是在做样子、演戏。
纵然，这两种说法大概都各有所本，各有不同的依据，此处我们暂且不去就这个议题，做任何的争论，我们不妨话说从头，来看看台湾时期，宋美龄“四机关”之一的华兴育幼院和它的附属机构的情况。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在南京建都之后，蒋介石就希望筹设一个学校，专门安置在北伐期间作战死亡的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可是稍微花一点心思去观察，就可以发现，宋美龄在早年发起的国军遗族子弟学校，它难免有当时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的党化教育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