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议设立“遗族学校筹备委员会”，当时就推定委员11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亦参加在内，“他非常热心，并对我说：‘完全请你负责，来筹备本校。’……”(见黄伯平著《宋美龄与中国》第613页)
谭延闿不愧是一个会做官的人，他深深了解，办这所所谓的“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根本是宋美龄和蒋介石商量之后的事情，是蒋介石夫妻俩共同“献身革命”的一个具体表征，这位谭主席对蒋介石这个新起的军事强人自然言听计从，不敢违逆的。
而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前，就公开向社会作过这样的承诺：“中正奔走革命，频年驰驱牛马，未遑家室之私……兹定12月1日在上海，与宋女士结婚，爰拟撙节婚礼费用，及宴请朋友筵资，发起废兵院，以完成中正昔日在军之私愿……”(见1927年12月1日《大公报》第2版)然而，“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其实就是上述所谓废兵院的后续。
“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的经费来源，是来自当时的陇海铁路东段的附加税，后来，宋美龄在台湾办华兴育幼院的时候，也是运用同样的方式，以搜集足够的经费。再加上蒋介石是当时不可一世的强人。所以，其部属单位对遗族学校的经济支援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宋美龄当时就自承：“对于筹款一层，很得到政府和一般同志的赞助，财政部并批准学校经常费每月6000元。1931年2月因学生增加，财政部就将学校经常费增加为每月12000元。可见他们对于革命先烈子女，都竭力协助，给以相当的教育。”(见黄伯平编著《宋美龄与中国》，第613页，《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和女校建校的经过》一文)
这所“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的教育，有很浓厚的军事化色彩，宋美龄谈及学生的生活时指出：“我们采取宿舍制，每一宿舍，有二三位训导员，带领三四十个学生，同住一室，训育他们。饭厅里每桌上也都有老师指导。指示吃饭的体态，养成儿童良好的习惯。对于学校和个人的整齐也非常注意，每天朝会15分钟，指导一切，并检查各处整洁两次，这是男女两校相同的。”
当然，当时的学校有相当程度是很注意国民教育的，在那样的大环境下面，更遑论是这所由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办的军人遗族子弟学校了，更是把这种原本应该灌注在军人身上的军事教育法则，毫不保留地加诸于这些髫龄的小孩子身上，希望从小就灌输给这些幼童党化思想。
在生活上军事化管理，在教育上，更是以政治挂帅，宋美龄就曾经对遗族学校的学生说过：“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父兄，为革命牺牲，为国家尽忠，是政府应该教养你们的；要知道为革命牺牲、为国家尽忠的，还有几千百倍遗族的子女，都没有机会来进这个学校，你们仅是少数的幸运者，得到政府的优待，你们应该对社会国家，有些贡献，来报答政府培植的厚意。不要变成只会享受不能服务的寄生虫，才不辜负受遗族教育的光荣呢!”
而且，“两校教育中心，除小学中的低年级注重普通常识外，四五年级以上，都以生产为基础。我们学校的男生，都要受农业训练，使学得耕种新法，将来回到田间，可以指导农民，改进农村生活。”
除此之外，宋美龄还为这间遗族学校设计了一套独特的自我服务和服务人群的方式，“两校8岁以下的儿童，由学校替他料理一切生活；凡是8岁以上的，都须自己洗涤衣服、整理宿舍教室，和帮助学校做其他的事务。年长女生，必须负责照顾年幼同学，男生在校，练习司电话、作书记，循序渐进，再受较繁重的工作训练。中学年长的学生，组织一个“乡村服务团”，分农村社会服务团、卫生诊疗所、惠农学校三种工作。就兴趣所近，依他们的志愿，分别派定服务工作。农村社会服务组，常到中山陵园附近各村，调查农民生活状况，他们和农夫接近，交为朋友，给以优良种子……”宋美龄的领导风格，在这个时期更可以明显地看出一番梗概，她自己承认：“我对于遗族男女两校，既然负着责任，总要希望把它们办成中国的模范学校。无论哪种事业，如果不是亲自去参加，只把一个计划交付别人办理，不去闻问，是不中用的。所以我对于校的校务，完全由我负责进行，虽然我不能常在南京，当我离开的时候，曾组织两校校务讨论委员会，随时讨论两校校务进行事宜，和其他各项问题，并来管理监督……会中议决案和全校校务报告，或请示事项，必须呈请的，乃经秘书审核，再由我来改正或核定施行。”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宋美龄当年强悍任事的作风。
多数台湾人，恐怕到今天都还不知道，当年国内外知名的华兴育幼院、振兴复健医院等宋美龄登高一呼兴办的慈善机构，事实上是当年到官邸摆龙门阵的一些官太太，大家一起玩桥牌把“赌资”拿来筹措这些单位的开办基金。这当时在台北官夫人圈子里边，传为“美谈”。
最早的时候，蒋介石要宋美龄搞“妇联会”的活动以配合他的反共政策，并且随时作为“反共复国”的后备军。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说弄得有声有色。可是，中国人多半改不了5分钟热度的习惯，“妇联会”到各处“劳军”、演讲、缝征衣等活动做久了，宋美龄难免觉得这些工作实在太无趣。试想，台湾也就这么一点大，可以玩的地方实在有限得很。
宋美龄都觉得无趣.其他的人大概也不见得会持久。所以，“妇联会”的活动大概最早的两三年，因为“反攻大陆”的口号叫得震天响，大家还对类似的活动，不敢放松，一旦夫人都不想做了，大家更是有理由改变玩的花样。
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开玩笑说，何不大家一起来玩桥牌，玩牌一定有输赢，凡是有人输钱的，就把这些钱拿来做日后兴建若干慈善机构的经费。据说，日后“华兴”和“振兴”的开办基金中，就有少部分是来自当初官夫人玩桥牌捐献来的钱，而大部分是慈善捐献来的。
以“华兴”来说，它基本上是延续了宋美龄在大陆时期办的一所名为“国军遗族学校”之国民党官兵的子弟学校，而华兴育幼院，当初创立的宗旨，就有承继大陆该所学校香火的意味。
提起“华兴”的沿革，其实和当年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1955年1月1日，解放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当时在浙江沿海最后的一个据点——一江山，全迁这个孤岛的国民党守军部队。继而大陈岛的军民撤退来台。那时，有不少阵亡的国民党官兵的遗孤，处于孤苦无依的状态，遗孤和难童有几百人，接连来台之后，根本没有人照顾。
在这样的情况下，宋美龄出面解决这个问题。那时，“妇联会”多的是人力，或命令“妇联会”设法筹办一个类似早年国民军遗族学校的单位，负责这些难童的就学和收养。
“妇联会”最早在台北市的幸安、龙山两所学校，及台糖幼稚园等处，作为华兴育幼院的临时院址。
后来又在1955年的7月，在阳明山山腰的位置，为“华兴”找到新的院址。于是，华兴育幼院才有属于自己的学校场地，而华兴育幼院也在阳明山扎根，一直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据说，那时，宋美龄对“华兴”学生的生活和日常教育，都相当重视。她当时对“华兴”学童的关怀程度，包括了对学童的伙食，例如，她特地亲自规定，华兴育幼院童每周的伙食状况是：每星期一要让孩子们吃面食，每星期二、五要让孩子们吃些水果，每星期三、六是孩子们的加菜日。
在教育方面，宋美龄最重视的是学生的生活教育，所谓的生活教育，她规定“华兴”的学生，一律自己动手洗衣、洗碗、洗厕所、打扫校园等等，整个“华兴”校区，除了办公室以外，凡是学生的生活空间，都是学生必须自己动手的地方。
而且，“华兴”学生的所有开销，都是由学校负责筹措，连学生的一针一线，都是学校提供的。晚近，华兴育幼院、“华兴”中学已经规模初具，华兴早年只以招收国民党军遗族为主，近年来，一些社会人士的子女，只要符合它的条件，也可以进入该校就读。
例如，当年台湾风行棒球运动时，因为有好几次派遣队伍“出国”比赛名列前茅的纪录。所以，“华兴”也在那个时期招收了若干青少年棒球选手，并且成立了华兴棒球队。
此外，像宋美龄或是孔令伟发觉社会上若是有无依无靠的儿童或青年，都会下条子要“华兴”设法收容这些可怜的儿童。
因而，“华兴”便从早期军方人员的子弟学校，摇身变为台湾社会的社会福利机构。当然，近年来，由于宋美龄避居美国，孔二小姐的主导力量退去。所以，“华兴”逐渐有式微的趋势，“华兴”的黄金时代不再，这实际上也象征着宋美龄时代的结束。
蒋介石要不是有宋美龄，经常在幕后维系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恐怕台湾的历史就要改写。许多国民党要人都认为，台湾和美国的“外交”史，宋美龄绝对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宋美龄可以数度为台湾当局的安危，频频往返太平洋两岸，有相当一部分原因，还是为了巩固她的丈夫辛苦建立起来的“政权”。
1958年，是台湾海峡风云历来最紧急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震动太平洋的金门“8·23”炮战。蒋介石似乎早就知道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早在当年的春天，就要宋美龄赴美国，向美国求援。
1958年7月，宋美龄先后接受了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邀请，到该两会各做了一次讲演。在参院，宋美龄以“美国行动的重要性”为题，发表演讲，她说：“自1946年以来，除去两三个例外行动之外，自由世界不幸始终处于守势地位，历史显示出那些受到鲸吞蚕食而仍然保持被动和怯懦的人总是要失败屈服的。”(见宋美龄著之《宋美龄言论集》下册，《美国行动的重要》一文)
宋美龄负有游说美国的任务，这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她的目标绝对不仅仅只是要求美国协助台湾保卫金门、马祖，而是要求美国当局，协助她的丈夫，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宋美龄肩负的责任，是试探美国对此一行动支持的程度。
当时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早在1955年，就同意美军协防金马外岛，这已经是美国对蒋介石友好宽容的最高极限。艾森豪威尔在面对当年日益严重的中东复杂局势，他没有必要再在西太平洋轻启战端，直接对抗中国大陆。所以，宋美龄几次三番，在美国各个场合游说，并且刺激美国要赶快行动，要立刻对共产党世界还以颜色。可是，这类的刺激显然效果有限。
试探艾森豪威尔对蒋介石借着金门炮战的机会“反攻大陆”的态度，宋美龄显然是遇到了阻碍，美国始终没有和中国大陆爆发正面热战的任何意愿，毕竟这是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相违背的。宋美龄又遭逢和10年前，也就是1948年同样的命运。她是一个最无法忍受冷淡待遇的名门仕女。为此，她的心境坠入极度低潮的阶段。可是，就在她的心情开始萎顿的同时，一个更坏的消息来了。
最令人气馁的，是美国于宋美龄尚在美国访问的1958年9月15日，开始和中国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首度的接触谈判。在两次的会议中，中国代表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而美国则主张中国应该先停止对大陆沿海国民党占领之岛屿的炮击再说。
蒋介石对此一会谈的气氛是十分敏感的，他为了先声夺人，在华沙会谈举行的同一天，宣布派空军轰炸大陆沿海城市及重要据点，以示对华沙会谈的强烈不满。
经过一连串的陆海空激战之后，美国派遣杜勒斯国务卿领导的一个代表团，到台湾和蒋介石进行谈判，双方并且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在这个“联合公报”中，暗示台湾将放弃以武力“反攻大陆”的计划，而改采“三民主义的方式来完成恢复中国自由的目标”。蒋介石的此一让步，旨在换取美国政府对中国大陆沿海防卫的条件。蒋介石“政府”从此再也不喊什么“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反攻大陆”，至少在国际社会上，是不再有人相信它的可行性和具有现实意义，而仅仅只是蒋介石心中可以空想、不敢公然落实的一场白日梦而已。
尽管如此，台湾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当务之急，就是确保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而蒋介石自然把这一使命，交予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亲自办理。
在这个问题上，宋美龄总算是“不辱使命”，她透过美国国会议员，以及美国朝野人士的关系，加上孔家亲戚运用“美国百万人委员会”的力量，积极在美国纽约进行关于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议案的活动。
就在1959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中，支持台湾当局的联合国会员国，非常侥幸地否决了印度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案，并且在4个月后，在百万人委员会的会议上，该会又一次鼓吹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的一贯坚决立场。
尽管在这次的联合国“战争”中，台湾算是险胜。可是，这对长期以来始终不顺遂的宋美龄的“外交活动”来讲，已经是一个难得的“成果”。
在50年代末期，蒋介石的一个基本策略是，在联合国的问题上，绝对不予退让。而美国基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迄未软化，所以对台湾的当局始终抱支持的立场。此后一个时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国问题成为两岸激烈升华的焦点。
至此，宋美龄如履薄冰，艰难地走过50年代，但是还有一场硬仗，仍在等宋美龄去打。
1965年8月底，宋美龄又有一次美国的神秘之行。
宋美龄为什么会出走?各种说法不一。但不外是说宋美龄去美国治病，和与蒋介石争取孔家在台湾政治地位未成愤而出走两种原因。
基本上，宋孔两家要想在台湾占有一席之地，在蒋经国接班的大情势下，已属不可能。但是，毕竟宋美龄是宋孔两家在台惟一代表人物，基于亲情考虑，宋美龄有时在亲族的不断劝说下，难免会受动摇，而向蒋介石争取家族权利，在和蒋介石立场相互抵触之下，自然会有动肝火的情况，宋美龄对蒋介石发火，一向是采取一走了之的态度，到台湾来以后，亦复如是。
4.1 涉足“外交”
早在抗战时代，宋美龄就相当程度地涉入了中美外交事务，到了台湾以后，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依赖更为加深，除了“政府外交部”的行政官僚，宋美龄成为蒋介石最亲密的私人“外交”事务助理，在这方面，即使是蒋经国也是比不上宋美龄的。
就好像早年，在抗战末期，宋美龄是国民党政府的“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在空军方面，宋美龄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她经常对外人发言时口口声声说“我们的空军”，可见她和空军的关系实在非浅。
那时，美国“飞虎航空队”的主要人物美国人陈纳德，就是透过宋美龄，和中国方面谈妥在中国协助对日作战的条件。后来，陈纳德将军和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陈香梅结婚，一直到近年，陈香梅还是台湾、大陆内地随意走动。陈香梅和包括宋美龄在内的国民党官员密切的关系，是很难用三言两语讲完的。
因而，像陈香梅这样的黄皮肤美国人，由于和美国高层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关系，宋美龄自然十分乐意在必要的时候，运用她的人脉网络。在50年代，从大陆内地撤退至香港的中国民航的飞机，因为被港府扣留，台湾方面没有有利的条件和立场去和港府、中共打官司，最后，迫不得已，蒋介石和宋美龄想出何不请陈纳德出面打官司，可以为国民党方面争取更大的权力。
为要赢得这场官司的胜利，蒋介石和陈纳德之间，有若干君子协定，比如在台湾恢复“中国航空”(CAT)，并且为CAT所属人员在台湾盖房舍搞福利等。
除此之外，每次陈纳德和陈香梅夫妇来台湾，蒋介石夫妇对他们总是极尽礼遇之能事。后来，陈纳德将军病逝，蒋介石夫妇还为这个美国人在台北公园塑造了一尊铜像。对老外，这还是国民党当局头一遭如此礼遇。想想，在蒋介石当权的时期，能够塑造铜像的，除了蒋介石、孙中山等少数政治领袖，任谁也没有这种本领能要国家为其塑造铜像，更遑论是外国人了。
在蒋介石晚年，对陈香梅两岸游走并且扮演大陆内地和美国讯息传播者的角色，蒋介石并不以为然。即使到了蒋经国继承大统的时代，他对陈香梅这样的角色，也是并不充分认同。当然，以陈香梅这样的人物，蒋家还是有用她的地方。
有人曾经认为，陈香梅和早年蒋介石的红人戴笠领导的军统，有着若干微妙的关系。何况，她当过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早年，国民党的传播机构工作人员，即使是新闻人员，和情报系统都有很密切的交情。
以这样的身份背景，陈香梅这样两岸来去自如，而且动不动就以两方或是三方的传话人自居，在坚持“汉贼不两立”的蒋介石眼中，陈香梅的动作当然是相当敏感的。
尽管这样，宋美龄和陈香梅之间的关系，却是丝毫不受影响，每次陈女士到台湾来，宋美龄都会十分热情地款待她，就像对待一般的亲近晚辈一样。
4.2 一只神秘的皮箱
对美“外交”，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时期最重要的“外交”课题。因为，蒋介石对美国的仰赖实在太深了，特别是在早期的军事、经济上，可以说样样仰赖美国人扶持，仰其鼻息。
每次届临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夕，就是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夫妇最担心的一段时间。
为了维系和美国的关系，许多国家都会对美国的共和党或者民主党，做若干的“政治投资”。一般来说，这种“政治投资”都是在私底下秘密进行的，为了维护秘密性，通常这类的政治捐献都是由台湾当局政要的亲信，亲自去处理类似的事务。
当年，台湾和美国政党之间这类的秘密交易，除了“外交”首长之外，主要就是由宋美龄和她最亲近的孔家成员(据说主要是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亲自去执行的。
一位蒋介石夫妇的随从回忆时表示，“有一回，我亲眼见到蒋介石的秘书某某，拎着一只硬壳大型旅行皮箱，从官邸正门进来要上楼。就在某秘书要上楼的同时，蒋介石恰巧打铃要我上楼，在楼梯口碰到某秘书彼此打了个招呼，我见他很吃力的模样，就好意地向前作势要帮他一起提。可是，他却很敏感地退后一步，连声说：“不用你帮忙，谢谢!我可以，我可以，你别来!”然后兀自吃力地双手拎着箱子，独自上楼。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那样神秘?我只不过是要帮他提一把，没有别的意思，而且我平时和某秘书是很熟的朋友。
“后来，我从别的地方得知，原来那天某秘书来官邸，是提着一箱美元现钞，他是要把那笔现金，拿给蒋介石看。
“但是，蒋介石要那么多的美元现金干什么呢?
“我回忆当天的情景，我送某秘书上楼之后，我就退出蒋介石的房间，我的任务是在蒋介石离开房间之后，去房间做整理工作，并且在此之前，留在蒋介石的门口随时等他召唤。
“某秘书大概进去有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就一个人空手退出房间。蒋介石的门口除了我之外，还有值班侍卫官坐在门口，如果某秘书拿出那只皮箱的话，一定难逃我们的双眼，显然，那只皮箱是从蒋介石书房的另一扇门，由另外的人员取走了。而最可能的藏钱地点，就是宋美龄的房间。
“我从宋美龄的亲信随从那儿知道，那笔美金是要送到美国去的。然而，那段时期，台湾虽然慢慢已经脱离美援，经济上还不算特别好。可是，台湾为什么会送钱去美国呢?
“那一大箱子钱，如果全是lOO元大钞的话，少说也有lOO万元，美元和台币的比例，在那时还是l比40的年代，假设有lOO万元，就价值台币4000万元。
“经过一些官邸的同仁证实，那笔钱应该是国民党当局在蒋介石的指示下，给美国政党的总统竞选经费。
“美国有共和和民主两党，传统上，国民党方面是支持美国的共和党的，从二次大战后，国民党支持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一直到台湾时期，蒋介石对美国共和党还是情有独钟。
“而我看到某秘书提着一箱子现金的那次，正是美国总统选举前不久。而那次，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是尼克松。”
4.3 令蒋氏夫妇心头最痛的人
说到尼克松，可能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心头的最痛。
蒋介石夫妇对尼克松钟情，可以从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如何接待尼克松看出一番梗概。
根据前述官邸人员的回忆指出：“士林官邸旁边，有一间招待所，这处招待所的位置就在一处树林子里面，旁边还有武官室、秘书室、医官宿舍……也就是武官、秘书、医官等人住的宿舍。可见，最初规划的时候，并不是把这处官舍，当做是一间豪华的处所来规划的。
“所以，这间招待所的空间，并不是很大，里面只有一间套房、一间厨房，还有个小客厅，空间上比武官和医官、秘书等人住的地方要稍微大一点。
“这间木造房子是中国式的结构，地板是木造的，屋顶是瓦片，内部结构不是很豪华，完全是依一般住家式的格局设计的。所以，很得宋美龄的亲属孔令侃、孔令伟的欢心。每次，孔令侃和孔令伟等人来台湾，他们不喜欢住圆山饭店，就在士林官邸的这间小木屋住下。久而久之，大家就把这间房子称为官邸招待所。招待所盖好之后，在里面住得最久的人，要数孔家兄妹孔令侃、孔令伟等人。
“会让尼克松来台访问时，住在这间招待所里边，一个最大的原因，据宋美龄身边随从说，宋美龄和蒋介石二人，始终把尼克松当做和自己子女一样看待，可说非常亲切。
“然而，宋美龄和蒋介石对尼克松既然如此亲切，为何尼克松会抛弃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友情，去敲开中共尘封已久的大门?
“那时，士林官邸工作人员一个很荒诞的说法，就是士林官邸那一皮箱子巨款，并没有到达尼克松的手上。当时，许多人都怀疑是有中间人把那笔款子私吞了，因为‘违背’了支持尼克松的承诺，所以等尼克松选上美国总统，对台湾方面就开始转变态度，转而倾向中共。
“当然，有一些国际政治头脑的人，不一定会相信这个流言。毕竟，尼克松是个拥有远大国际政治眼光的政治家，他不太可能因为没拿到台湾蒋介石政府的政治献金，就对国民党当局采取报复手段。何况，和中共关系正常化，这是1949年以来，历任美国总统的一贯政策，这是没有人可以阻挠的事。
“后来有一天，我遇到中央银行一位经费专员——我的一个朋友，我和他聊起在士林官邸见到王秘书扛着一只大皮箱，可能是美金现钞的事情。这位朋友告诉我，蒋介石经常以总统的身份，向中央银行下条子要支领美元现钞。‘可是，有时候中央银行没这么多的美金现钞，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没办法也要想出办法来。我们只有向美金储量最多的中央信托局借调一些现金了，这是为总统调头寸啊!谁敢说一声不字啊!有时候要的数目太多，连一些老行员都咋舌说，哇!要那么多!’
“我听了这位朋友的话，才知道那次我在士林官邸见到王秘书拿的那只皮箱，只不过是众多的提领现金次数中的一次而已。
“不管那笔巨款后来是进了谁的荷包，其实就算进了尼克松的荷包，尼克松要翻脸不认蒋介石的账，蒋介石还是莫可奈何，毕竟公情和私谊是两回事。何况，尼克松不可能为了和蒋介石夫妇的私谊，便不顾整个世界国际政治的大现实环境。
“无论如何，我觉得宋美龄对国民党当局和美国的关系，已经尽了相当大的心力，至于美国会和‘中华民国政府’断交，我觉得这是一种潮流趋向，是任何人所无法改变的。”
4.4 当蒋介石英文秘书的口试委员
早期蒋介石的英文秘书选用方式，和台湾时代蒋介石身边的英文秘书，是有着方法上和技巧上的不同之处的。
一位宋美龄的随从人员，曾经亲眼见到宋美龄为蒋介石预备选用的英文秘书作口试的情形，这位随从回忆道：
“早期，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像董显光、叶公超、沈剑虹等人，他们是如何成为蒋介石的英文秘书，过程都不尽相同。可是，到了台湾之后，几位比较重要职位的对美‘外交’人才，多是经过宋美龄做最后口试，通过审查之后，才准予选用的。
“钱复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他是留美的博士，在英文素养上，绝对是上乘之选。可是，因为蒋介石的英文并不是很好，所以，蒋介石就把挑选英文秘书最后的一道手续——口试，交给宋美龄负责解决。
“钱复是台湾大学已故校长钱思亮的公子，宋美龄早就得知此人是一位才子。可是，即使是才子，要担任总统秘书这么重大的职务，还是要经过一定的考试程序，可见宋美龄和蒋介石的慎重。
“那次，就是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两夫妇，直接召见钱复，做最后阶段的口试，钱复的优点是稳健持重，反应敏捷，口齿清晰，英文程度自然更不在话下。口试大概做了将近一个小时，结束之后，蒋介石问宋美龄；‘你觉得这个青年人如何?’宋美龄答得很干脆：‘英文还马马虎虎，算是不错了！’蒋介石知道宋美龄的意思，所谓马马虎虎，以宋美龄的标准，便是可以录用了。
“这便是钱复正式进入蒋介石的幕僚群，乃至正式走上仕途的一个转折点，而改变钱复命运的，无疑是宋美龄的一次口试奠下的基础。
“钱复的确是一位青年才俊，每次国宴或是重要‘外交’场合，如果由他担任翻译，他总给人一种有大将之风的感觉，因为他的中英文根底不错，所以，他每次同步翻译时，很少吃螺丝或翻译不清楚的时候。
“但是，尽管当上了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并不是意味着就此出头了，事实上，英文秘书也好，总统幕僚也罢，那怕是一个部长，在蒋介石的眼中，也不过是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并没有什么值得好炫耀的事。
“像当过外交部长的沈剑虹，到士林官邸见蒋介石或是宋美龄的时候，连走路都是踮着脚尖，小心翼翼、放轻脚步，士林官邸内的服务人员每次见到他的模样，都觉得很有意思。
“沈剑虹所以连走路都如此戒慎恐惧，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知道蒋介石怕吵，特别是蒋介石睡午觉的时候，在官邸的地板上走路，更是不敢大声，连贵为部长的他，到官邸都是诚惶诚恐，可见，当年蒋介石官邸真让人觉得像是古时候的皇宫。
“但是，士林官邸的工作人员，对沈先生是十分敬重的，他是一个相当客气的官员，到官邸见到我们这些随从人员，总是用上海话喊我们‘阿弟’，这是上海话对人敬重的表示。
“宋美龄对沈剑虹的英文能力相当推崇，当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来台湾访问，蒋介石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总统府’前广场对民众做演说，那一次，就是由沈剑虹做同步翻译。
“当然，像叶公超、沈昌焕他们，也是宋美龄非常信赖的英文幕僚人员，只是他们都是在大陆时代就选用了，并没有躬逢其盛，让宋美龄直接口试。”
古代帝王有各方属国送来的朝贡贡品，蒋介石夫妇虽然退居海岛，可是，一些和台湾友好的国家，还是会在适当的时候，送来稀世珍品，而一些向以蒋介石夫妇马首是瞻的官家人物，更是以送礼为能事，下面是另一位官邸工作人员的回忆：
不管宋美龄在大陆时期拥有过什么样的财富，以我的观察，即使是在台湾时期，以“第一夫人”的身份，由于海内外的众多友人的私下馈赠，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拥有的财富，可说相当可观。
宋美龄的财富主要来源，除了本身的积攒之外，就是国内外人士的自动赠与。古代进贡给皇帝，主要是选择重要节庆，或是新春，或是皇帝生辰，而当年国内外人士对蒋介石夫妇的“进贡”基本上也是选择蒋介石本人生日的时候，作为取悦他的一个手段。
原则上，只要是蒋介石生日，诞辰前夕照例是由一些部属或者是官太太，为蒋介石做先期的暖寿。一般，通知相关的官太太，在特定日期来官邸，为某事庆贺。
宋美龄很重视排场，以蒋介石华诞为例，早在生日前好几个礼拜，她就已经通知官邸内部工作人员，安排好多少菜的份量，再安排妥当餐桌的事宜。
客人少的时候用圆桌。人多的时候，就用长条的西餐桌。当然，蒋介石华诞是大事，必须大事邀宴，所以，都是以大型的长条桌为主。
在菜色方面，庆生的场面，菜色是以中菜西吃为原则。餐桌的摆置，更是学问大矣。宋美龄照例是要官邸内务科的人，特别是两个负责开饭的人员，先在庆生餐桌的桌面上，用染上五颜六色的米，在餐桌上排出一些祝寿的字型，然后再开始摆餐具。
为了让一些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官邸还将那两位负责开饭的人员，送到相关的单位去受训，受了训之后，不管是摆设餐桌，还是设计一些花样，都可以衬托出一种特殊的喜气，增添节庆的气氛。
除了餐桌和吃饭聚会的地方，工作人员还要负责安排寿堂，让蒋介石家属可以有拜寿的地方，而在官邸大门外侧，也要设一个寿堂，供外界来宾，比如说是各级政府官员来拜寿。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样的做法实在有点封建。可是，那时大家却都习以为常，当时那样的环境，只要想在官场上生存的人，谁敢不去奉承?所以，只要是遇到蒋介石华诞或是夫人生日，大家都惟恐落在人家的后面，有失颜面，对蒋介石夫妇的礼数，更是不可免。那时，当台湾省“主席”的人，大概是最好“表现”的一个官员，理由无他，就是因为台湾省有一个台湾独一无二的烟酒公卖局。
那时，台湾省烟酒公卖局也负有一个任务，便是每逢每年的10月31日，也就是蒋介石的生日那天，前夕就有装运寿烟寿酒的卡车一车一车地载到士林官邸来，这些都是当时上好的烟酒制品，当省“主席”的人当然希望利用这种机会，大大表现一番。
真正给蒋介石夫妇的贡品，比较高贵的还是海外华侨和外国元首送来的一些名贵礼品为主。
当年，国际间还没有什么生物保育的观念，反正一些野生动物仍然多的是，部分从东南亚到台湾的一些华侨，为讨好蒋介石，经常带回来类似象牙和名贵雕刻品、装饰品的礼物，向蒋介石祝寿。
甚至还有些地区的代表团成员，送的是当地出产的熊掌和各式古董珍玩，令人瞠目结舌。这些“亲台华侨”，只要为蒋介石祝寿，必要时是以某某祝寿团或是某某致敬团的名义，组团回台湾，向蒋介石拜寿。当然，人愈多，礼品也就愈丰富。
有一回，沙特阿拉伯国王费瑟来台湾访问，那次当然不是蒋介石华诞前夕，可是，费瑟带来的礼物，真是令我们这些老官邸都叹为观止。
费瑟到底带来哪些宝贝呢?全部的清单我当然不清楚。但是，送到官邸来的东西，我却是了如指掌。
费瑟国王送来的礼品，据事后我的了解，费瑟送给宋美龄一条相当贵重的钻石项链。那不是一般我们常常听说的钻石戒指，而是钻石项链，用一粒粒钻石镶成的项链。
以宋美龄的个性和喜爱，她并不是那么看重那条钻石项链。因为，以她的身份和出身背景，什么样的珍宝没看过，不必为了这样一件礼物大惊小怪。但是，这已经足以让一个局外人大为吃惊。
费瑟送给蒋介石的，是一把镶着钻石的宝剑。那把宝剑凭良心说，也是一件稀世珍品。但是，这位国王根本不把这些宝物放在眼里。因为，当年以他们的石油产量，这些宝贝根本只是九牛一毛，不足挂齿。
蒋介石夫妇受了重礼，连跟在费瑟国王身边的一些台湾的高级工作人员也一样，阿拉伯方面也送了礼。
据我的同事后来告诉我，那次沙特阿拉伯国王来访，像“外交部”的高级接待人员，例如随从武官、随从的事务人员、荣誉侍卫长等人，国王王室的人都送每人一块表。这表不是一般的便宜货，而是王室向瑞士原厂订做的金表，价值不菲。
各界送给蒋介石夫妇的礼物，实在多得不胜枚举，“总统府”第三局还有专人负责清点礼品，并且将其汇编造册，在最短的时间内，呈给蒋介石看。
以蒋介石的华诞为例，蒋介石每逢他的华诞前后，照例一定会到“总统府”陈列各界礼品的大礼堂，亲自“点收”这些数额庞大的礼物。当然，“总统府”每逢蒋介石华诞的前夕，都会把礼品整整齐齐摆放在大礼堂。
由于，官邸堆积的礼物实在太多了，东西一多就不会去珍惜，这是人情之常。我记得，有一位从日本来的亲台人士，在一年蒋介石华诞的前夕，送了一盆非常名贵的盆景到台北，给蒋介石祝寿。那只盆景据说价值数百万元台币，可是，蒋介石在他华诞前后，不过看了那盆盆景几眼，就差人把那盆盆景移走。后来，官邸工作人员觉得这盆景很好看，就把它放在另外的地方，培养一阵子，隔年再拿出来摆设。
蒋介石在世的时代，各界并不是把宋美龄的生日当做很隆重的事情来办，毕竟那时还是以蒋介石为主。但是，宋美龄也不以为忤，毕竟，蒋介石的寿辰就等于是宋美龄的喜事。
某一年，为了庆祝宋美龄的生日，蒋介石特地为士林园艺试验所所培养出来的一种新品种兰花，命名为“美龄兰”，因为宋美龄非常喜爱兰花，因而，她对于美龄兰的命名感到十分高兴。
蒋介石晚年，每年只要是宋美龄的生日，就会要园艺试验所邀集各地的兰花业者，来试验所开一个兰花展览，算是庆祝宋美龄寿诞的活动。
6.1 官邸内务人员篇
蒋介石是一个政事和家事分得很清楚的一个人，他对官邸的内务很少过问，几乎全部放给宋美龄去处理掌控。所以，官邸内部的事务，便成为宋美龄一人独掌的局面，因而，官邸内部的主要工作人员，也就成了宋美龄管辖的对象，这些工作人员成为官邸运作的灵魂，更是宋美龄得以操控大内乾坤的关键。
早期，士林官邸工作上的总管是蔡妈，她对宋美龄有很深的影响，而说起这位蔡妈，又有许多故事可以讲。
蔡妈的本名叫蔡祺贞，江苏人，她早在宋美龄嫁给蒋介石的时候，就随着宋美龄从娘家伴嫁到蒋家。传说中，蔡妈对宋美龄有过救命之恩，所以，宋对她信赖有加，大家对这位官邸的长辈都很尊敬，一般官邸人员，都用上海话称呼她“阿姐”。蔡妈一生未婚，等于是把她的一生奉献给了宋美龄和蒋介石一家。
早年，只要宋美龄到那里，蔡妈也就跟到那里。但是，1948年，宋美龄奉蒋介石之命，到美国去向老美求援，要求更多的美援。那时，宋美龄并没有带蔡妈一起去美国。
后来，大陆的局势逆转，共产党很快取得了大陆的政权，蒋介石也在匆忙中撤退来台，蔡妈是跟随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从上海直接撤退到台湾的。刚到台湾时，蔡妈和蒋介石等人曾经一起待过高雄寿山。来到台北后不久，宋美龄也从美国回到台湾，她才又回到主人身边。从此时一直到60年代中，士林官邸内务方面，都是蔡妈在做实际的掌控工作，而早期关于士林官邸的一些事情，便全是蔡妈一个人在宋美龄耳根旁献策。
有人因而开玩笑地说，士林官邸名义上虽是宋美龄当家做主，可是，实际上拿主意的人却是一个从小姐时代就跟在宋美龄身边的蔡妈。这种说法外人可能觉得有夸大，但，只要对士林官邸略有所知的人，便知晓，宋美龄是一个耳根子很软的人，凡事只要是第一个跟她讲的人，她就相信那个人的说法，其他的人再跟她讲同样的事情，如果说法不同，她就认为不是真言。
基于自己在宋美龄身边工作，蔡妈取得地利之便，只要有关官邸内务的事情，宋美龄几乎一切都相信蔡妈讲的，别人根本插不进话。日久之后，大家自然而然会把蔡妈看做是宋美龄当靠山的人，任谁也不敢惹她，对她更是承旨办事，不敢稍有逾越。
宋美龄和蒋介石为了肯定蔡妈为蒋家做出的贡献，特意在50年代，就为蔡妈“升官”，把她提拔为“总统府”第三局内务科的科员，名为科员，实际上她的权力比士林官邸的内务科科长还要大。因为，她的地位崇高，背后又有宋美龄为她撑腰，所以官邸内外，谁敢不买她的账。
举一个让人意外的事例，就可以知道蔡妈不浪得虚名。
在蒋介石在世的时期，因为蒋介石是一个习惯早睡早起的人，通常在蒋清早起床以后，官邸厨房早已为他备好早点，放在那儿等蒋介石的副官去端上来给他吃。而官邸厨房为了对蔡妈示好，除了为蒋介石准备一份早点之外，还给蔡妈也准备和蒋介石吃的完全一样的早点，蒋介石吃的有一份木瓜，她的早点也有木瓜；蒋介石吃的精致点心，她的餐盆里也绝对有同样的点心。而且更妙的，蒋介石早上通常只吃半片木瓜，另外的半片木瓜，就是给蔡妈吃。和蒋介石吃同样一个木瓜，这也可以想见蔡妈真是集荣宠于一身。
蔡妈平生最喜欢的就是打牌。无奈，在官邸里面勤务大家都很紧张，有闲的人又未必会打牌，她就有办法在官邸里头吆喝找赌角和她一块打牌，特别是一些当班的内务科人员。如果你陪她打一次牌的话，她就对此人格外亲切，可是，要是有事惹火了她的话，她的脾气可不是三两句话可以打发的人，不管是什么交情或是否为大庭广众，一定会被她骂得浑身一无是处。
只要人挨了她骂，从来也没有人敢顶嘴的；因为，大家都想继续混口饭吃，有谁会去得罪一个天天早上帮宋美龄梳头的人呢?否则一个不留神，她只要一句话，讲到宋美龄耳朵里，此人日子必然不好过，大家都晓得蔡妈讲话举足轻重，宋美龄对其是言听计从。
蔡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只听老夫人的，别人说什么都不干我的事。”这话固然有她对宋美龄忠心的意味在里面，一般官邸工作人员听到类似的话，谁不对她敬畏三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