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人不善“外交”，惟一可以解释的原因便是选用来美国的人员，十之八九是从军中或是士林官邸外围或者是情报局等单位退休人员，经过聘雇签约两年志愿服务的手续，这类人多半已经年纪一大把，年轻时代都因为战乱没有好好读过书，所以，才有此“巧合”。
也许又会有人问道，既然是官邸要人，哪里要不到，偏偏要这些老干部?“年轻人不愿意来嘛!大家多半有家有眷，凭什么要人家抛弃自己家庭幸福?”所以，有不少人明明被上面看中了，指定要去美国为宋美龄服务，可是为了躲避这个差事，不是借故托病，便是提前办理退休或退伍，干脆完全脱离官邸的势力范围。
宋美龄和孔令伟两位女主人，用人的心态非常传统，她们认为只要是官邸的人，哪怕是只待一天，如果上面指派到美国去，就应该没有二话，马上整理行李准备上路，假如胆敢在临行前提出辞呈，就是不忠。
就有一位厨房里的工作人员，因为不愿离开台湾去美国，就在去后不久，向孔二小姐提出请辞。哪知道孔令伟一见到这位仁兄的辞呈报告，就冲着此人说；“蒋家哪一点亏待你?你竟然如此不忠心?”
一阵怒责，这位仁兄大概还是不愿屈服，执意要离开美国，吵着要回台湾。后来，孔二小姐实在气得不得了，便告诉了宋美龄，最后这位仁兄在台眷属，立刻接到限期搬出公家宿舍的“命令”，似乎在强烈暗示其他部属，这就是不够忠诚的“下场”。
因为不愿去美国或者中途想离职，陆续又有不少人被处分。但是，当时尽管蒋家的势力如日中天，可是毕竟不是大陆军阀割据的时代，要怎么蛮干就怎么蛮干。就算是宋美龄、孔二小姐对某人十分不满，顶多也只能把此人调差，或者干脆叫某人走路，还不至于受到什么不测，所以，一些在外国原本就有兼差的官邸人员，大家竟相设法走路，离开宋美龄的身边。
当然，世界上什么人都有，虽然有不愿做这种工作的人，也有甘之如饴的人。对这些“忠心耿耿”的人，宋美龄和孔令伟绝对是会给这些人适当的回报。例如许多从美国回台湾的人员，多半经过官邸的引介，到台湾的一些公家金融单位，做做闲差事，坐领金融机构的高薪，而做的事情却是稀松平常的业务，明显是筹备性质的职务，这就是为官邸宋美龄工作的人，等着熬出头的最高代价。
毕竟，并不是所有的乖宝宝都有糖吃，也不是所有的好宝宝都有好的糖吃。谈起退下来后的待遇，实在言人人殊，各有不同。
就因为有为数不少的人，最后都不想去美国工作，所以，美国官邸服务人员的挑选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挫折，但是这个问题又不能不克服，在情非得已的情况下，士林官邸方面只有透过“总统府”三局和联指部的系统，向情治单位和军方单位要人。
要人容易，要找到素质好的人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而且，官邸的服务人员又不能随便找个张三李四，必须在安全上没有顾虑。既然有这么多的问题要担心，最后有人认为，那不如干脆找一些已经退休，可是以往的记录又不错的官邸老人，抵这些众多的空缺。
所幸，宋美龄有一些不错的干部，像她的空军武官宋亨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美国官邸的人，每周放假时，多数人不会讲英文，放假出门连坐地铁都不会，宋亨霖每逢同仁放假，便要随着大使馆的交通车出去，到了地铁站，再向放假同仁一一解说如何搭车。尽管宋美龄在美国官邸的人员素质不很一致，可是，由于部分老干部还在，所以，官邸事务仍旧井然有序。
之四 为宋美龄拍照纪实
(前言：董敏，是著名的摄影家，他是国际知名的甲骨文研究者董作宾先生的哲嗣，他的昆仲董玉京是蒋介石的御医之一，因为家族的关系，和官邸有所接触，加上他长年为圆山饭店拍摄商业照片，因而，官邸人员和他也有相当程度的熟识，基于这些因素，官邸才会找上他，为宋美龄和她的亲族拍全家照。官邸找他拍照时，正巧孔令侃和孔令伟都在宋美龄身边，大概，这是宋美龄想找人拍照的主因。以下就是他为宋美龄拍照经过的口述大要——)
1987年农历大年初一的下午，圆山饭店的张襄理忽然打电话给我，我听他的口气好像很神秘，一副什么大事要发生的样子：“老夫人要请你拍几张照片，你是不是可以准备一下?”我心想，是张襄理交办官邸的事情，岂有不答应的?我毫不迟疑地答称：“可以啊，我这就去准备!”
我帮圆山饭店拍了不少照片，当然都以静态的建筑物照片为主，加上张襄理的电话里面，也没有明讲说要替宋美龄女士本人拍照片，因而，我一直误以为是要为老夫人一家，拍张新春全家福之类的照片，所以，我只随身带了几个广角镜头，什么柔光镜、长镜头都没有带。
车子进了官邸，那部车的司机，向福林路口的便衣警卫招了招手。便衣显然是认车不认人，看了看车里坐了哪些人，就打开路障，放我们通行。
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士林官邸，我对里面的一景一物，都十分好奇。车子沿着蜿蜒的柏油路，直通官邸，那时尽管蒋经国先生还在，可是士林官邸的规模和气氛，仍旧和过去先“总统”蒋公在世的时候一样，绿荫如锦，宁静肃穆。
车子在官邸正门缓缓停下，这时，官邸内部的服务人员走了出来，侍卫人员探头往车里看了看，知道是夫人请来拍照的，就很客气地把我们接进官邸里面。
从外表看起来，官邸其实和一般的日本房子没有什么两样。进了官邸，屋里面似乎正在放暖气，所以感觉有点热乎乎的，还有些闷人，大概老夫人习惯在冬天放暖气的关系。在客厅坐定，我的目光立刻被官邸客厅墙上挂着的古画所吸引，正在看古画的时候，夫人随员从里头走出来，他轻声告诉我：“董先生，夫人有30年没有正式拍过照片了，总经理也是有几十年都不曾正式拍什么照片，他们马上下楼，你稍微坐一下。”我听这位随员说话，心里不禁一惊，因为原先我根本没想到是要为女士拍照片，所以，我根本没带拍人物需用的镜头，甚至连柔光镜都没准备，可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去取什么镜头，即使我现在就立刻赶回花园城家中，来回也要二个小时。我心里暗自犯嘀咕，都已经走到这步田地了，只有硬着头皮凭自己的技术。
心头忐忑不安地在一旁暗自盘算，这时，楼梯口响起了脚步声，我定神一瞧，正是宋美龄下楼来了。她身旁有护士搀扶着，一步一步走下楼来。那天，她穿着一件黑丝绒的旗袍。虽然她大概因为十多年前阳明山车祸的后遗症，导致腿部旧伤还经常复发，所以下楼的时候，尚需要随从和护士搀扶，然而精神看来却是十分硬朗，不像是一位年高八旬以上的老人。在老夫人身后，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官邸人称“大先生”的孔令侃，他的文采风流，学问渊博，可说是当时台北官场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人。孔二小姐那天还是和她往常一样，穿了套西装，和大先生亦步亦趋地跟在老夫人的身后，一起走到大客厅。她和往常一样，皮鞋总是亮晶晶，西装也是笔挺清洁的，像是一个英国绅士。她的男装妆扮，是她向来最引人入胜的话题，尽管外面传说实在是多如牛毛，可是我都不太清楚内情。
一位随从这时走向我这边，问我：“你准备好了没有啊?夫人和总经理已经下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官邸随员讲话的神情全都小心谨慎，声音也放得低，好像怕惊扰了老夫人的样子。这时，孔二小姐也走了过来，她看起来很客气，直截了当地问我；“在哪里拍照啊?就在客厅好不好?”我望了望官邸很宽敞的大客厅，暗忖这么大的空间里，到底什么地方最能衬托出官邸的特色和夫人的气质呢?心里正在盘问着自己，可是，我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去选择地点，夫人的随从人员好几双眼睛，都骨溜溜地直瞪着我瞧，好像马上就要决定什么军国大计似的。“董先生你找任何地方拍照都可以。”这时，我的眼睛扫过古画，我觉得那幅古画的画风，十分工整，应该是明清时期的画作，无疑那是真迹。我看中了这幅古画之后，我就告诉宋武官说；“就在这幅画的前面拍，你看怎么样?”这个地方位于卧房的旁边，背景柔和，光线适中。
我向某随从表达要在这个地方拍照的时候，一旁站立的侍从人员就像是木头人似的，呆立在那儿，听候上级的差遣。
某随从向孔二小姐报告。孔二小姐很和气地说：“好呀！就是这个地方很好！”于是，孔二小姐自己亲自动手搬了一张客厅里有雕花的法国椅子，摆到古画的前缘，然后把一旁的老夫人搀扶坐下，而后再和孔令侃二人站到老夫人的后面，表情严肃地站着让我拍照。我很快拿出带来的灯具，在那幅古画前面架开来。老夫人轻声在和孔二小姐和孔大先生交谈着，我很快地架好灯光，然后就向某随员说：“现在灯架好了，我们是现在拍还是再等会儿?”
某随从没直接答复，只是朝着宋美龄的方向看，似乎在等待女士的指示，大约夫人也没有做出什么反对的眼神，他转过头来向我示意，可以开始拍了。我先为老夫人拍，然后依次是为老夫人、大先生、孔二小姐三个人合照，最后是为大先生和孔二小姐，分别拍个人照。
老夫人尽管从前是天生丽质，雍容华贵，可是毕竟岁月不饶人，在拍照之前，孔二小姐十分担心老夫人脸部肌肉会被我拍得太松弛，所以，她再三交待，要拍好看一点。可是，说实话，以老夫人当时的年龄(88岁)，有这样的精神和气色，我觉得已经相当不容易，当然，以老夫人的高雅气质，如果我把她拍坏了的话，确实会对我造成很大的压力。
我在面对老夫人掌镜、调整焦距的时候，我从镜头里面无意中发现老夫人的口红涂抹到嘴唇外边去了，她画的眉毛似乎也把眉线画断了，大概是老夫人自己化的妆，年纪大的人除了四肢比较不灵活之外，而且很容易发抖。可是当化妆的时候手发抖，自然容易把口红和眉线弄坏。当时我差点就讲了出来，可是我突然想到，反正拍完照片，回去还可以请我太太自己花点功夫，为老夫人做一番修整的工作，所以，我就立刻把快到嘴边的话，硬是一口把它吞了下去。
在为老夫人和大先生、二小姐拍合照的时候，我见到他们三个人都是一副表情严肃的模样，我就故意扮一个动作很小的笑脸，想逗他们发笑。可是，不管我的笑脸持续多久，他们三人说不笑就是不笑。后来，我知道要他们笑，大概比登天还难，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尽管我自己拍照就行了，不管老夫人等人到底笑不笑了。
我全神贯注地拍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拍完之后，随从人员边招呼老夫人进去休息，一方面还叫厨房，为我们预备了宁波式的点心，给我们享用。在吃点心的时候，我们继续聊，“你们大概清楚，我们总经理已经几十年没正式拍过照了，上次她拍照还是在上海的时候哩!”
我早已听说，孔二小姐当年在上海的时候，是有名的“小帅哥”，来到台湾后她极少拍照，至于她为什么不喜欢拍照，真正原因我并不清楚。
厨房的点心端上来了，是一笼热腾腾的包子，我还记得包子的馅是雪里红。吃完包子，大家也谈得差不多了，就搭原车离开官邸。
回去不久，我就把当天拍的照片连夜赶工，冲洗出来，放出来一看，发觉老夫人的照片需要再做一些修正的地方，比如说她的眉线，大概是她的手曾抖动，所以有画断的地方，口红一如我前面说的，有些地方都画到嘴唇外边了，脸部肌肉也有松弛的地方，这虽是任何一位老人家外表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基于一个摄影工作者的责任，我必须为她做一些照片的修整工作。
我把需要修改的地方全部交给我的太太去做，她大概也费了好几个钟头的时间，才把照片上宋美龄脸上出现的各种瑕疵修改了一番，总算不负所托，把老夫人和大先生、总经理的玉照，圆满完成。
虽然这不是第一次为蒋家家族成员拍照，但为夫人拍照，这毕竟还是我的头一遭，借此机会，我亲眼目睹了庐山真面目，我觉得她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了，可是她的气质和风范却丝毫不减当年。
2.1 藕断丝连两岸情
长期以来，人们对宋氏姐妹在大陆政权易手后，宋美龄和宋庆龄之间藕断丝连的情谊，有过相当程度的猜测，许多人相信，即使在祖国大陆和台湾双方尖锐对立的年代，即使在国民党当局在台湾施行白色恐怖的年代，这两位宋氏姐妹之间，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联络和互通音信。
毕竟，不管是宋美龄也好，宋庆龄也罢，她们都是生活在深宫宅院里，她们身上存在着太多不能为外人道的秘密和玄机，这是一般人所无法轻易洞悉的。
就以二人是否私下隔海通电话，或是透过带信人互通信息的问题来说，在技术上，两岸通电话早就是一个很容易的技术性问题，不难解决。即使蒋介石有意阻隔两岸同胞通信通电，可是，如果宋庆龄和宋美龄透过海外友人，通电话或是通信的话，就是十个蒋介石也管不着。
根据官邸老人的回忆，士林官邸的电话系统是由军方出身的电信局人员，负责在官邸直接为蒋介石或者他的家属接通可以打到世界各地的电话或是电报，但显然如果要打到大陆的话，除了存在着技术上的问题要克服之外，还要让蒋介石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否则别人纵使有十个胆子，也未必敢做这种事情。
所以，宋美龄若是想瞒着蒋介石，从台湾打越洋电话给宋庆龄的话，恐怕并不容易。
然而，在蒋介石过世，特别是向来总管情报的蒋经国，也在1988年1月亡故之后，宋美龄是不是会利用她的特权，从台北私下打电话到北京，和一般老百姓一样，和自己的亲友电话闲谈，那就没有人可以置喙说有没有了。
当然，宋庆龄在1981年5月29日晚上去世，在此之后，宋美龄在大陆已经没有任何亲近的人，所以，她已经没有和大陆作私人通电话的必要。
根据宋庆龄生前嘱托，一位外国友人ISRAEL EPSTEIN中文译名叫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的《宋庆龄》一书中透露，“在她逝世前三个月，廖承志给‘亲爱的叔婆’来了一封信，当时廖承志在中国外事工作及对台工作中，是一位重要人物，他在信中告诉宋庆龄‘来自可靠的人’、‘从您的亲戚和妹妹(指宋美龄)那里得到的’消息，信上说，‘有趣的是知道你妹妹是怎样看您的，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像的，不仅如此，在一个美国人——里根的信使，和一个中国人到过北京后，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意更多些。’‘更有趣的是，大卫·金把您妹妹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我们。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我想大卫是为您而这样做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原著，沈稣儒译，1992年11月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656～657页。)
爱泼斯坦上述文中所称的“大卫·金”,根据笔者的判断，可能就是宋霭龄的长子孔令侃——宋美龄长期以来最宠信的文胆兼私人总管，更是她后半生最常在一起生活的亲属之一。如果，爱泼斯坦所说的，给廖承志有关宋美龄台北地址和电话的人，确是孔令侃的话，那么宋美龄在宋庆龄未死之前，二人透过鱼雁往返，或是更直接的电话联系，互诉三十几年的离情，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而且，这种事情本乎至情，完全是人情之所当然耳。何况，那时宋美龄的丈夫蒋介石已去世，而台湾的一般人民，虽然还未经国民党当局允许赴大陆探亲，台湾也还在蒋经国这位末代强人的领导之下，政治风气还不是完全开放，但是，毕竟宋美龄是蒋经国名义上的母亲，蒋经国不可能一时半刻都守在士林官邸，或是派人监控在美国宋美龄的电话通话纪录，因而，吾人没有理由不相信宋美龄会和宋庆龄有书信或是电话往还的情况。
如果，爱泼斯坦所言的“大卫·金”确是孔令侃(孔令侃的英文名字叫DAVID，孔姓的英文音译是KUN)，以宋美龄昔日的习惯，只要是重大事情，外面的通常是交由孔令侃去办，官邸的内部事务则交给孔令伟办理；而像和宋庆龄联络这种大事，毕竟事涉敏感，弄不好不管是给蒋经国或是外面的其他人知道，自然不是一件可以说得清楚的事，自然更得谨慎处之。如此研判，这件事，假设是孔令侃去办成的，自然是经过宋美龄的授意，否则，光是孔令侃一个人的主观判断，恐怕还不足以成事。
如果爱泼斯坦所言不假的话，那么可以充分说明，宋美龄在宋庆龄晚年确实双方已经开始取得一定程度的联系。亲人骨肉联系，是人情之常，况且联络工具在现代科技如此发达的情况下，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尽管硬体设施不成问题，毕竟双方存在着多年的疑忌和隔绝，双龄之间是否很顺畅地进行联系，除了宋美龄和宋庆龄本人，外人大概都无法做肯定推断的。
爱泼斯坦的说法，在宋庆龄去世之后，“治丧委员会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宋庆龄亲属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前来参加丧礼。亲属中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孙科夫人、宋子良及夫人、宋子安夫人、蒋经国、蒋纬国以及宋霭龄和孔祥熙的子女孔令侃、孔令杰、孔令仪、孔令伟等”。治丧委员会还通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专机可以在北京及上海降落，一切费用由该会负担(但台湾电信局显然奉上峰的指示，无理拒收这些电报)。
为了政治上的理由，为了维持蒋经国的“三不”政策，宋美龄当然不便公然去参加祭悼宋庆龄的任何活动，更遑论堂而皇之去北京奔丧了。因而，私下接触，私下联络，容或有之，但是，要叫她们公开的交往，这是存在着事实上的一些政治障碍的。
生离死别乃人生之大事，偏偏一个政治家族的成员，为了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之争，竟然被迫硬生生地背离这种生离死别的人情之常，这是何其残酷啊！
2.2 回顾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情
回顾宋美龄和她的姐姐宋庆龄一生的情谊，可能有很多人会认为，她们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矛盾，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表象，在这个表象的背后，她们之间的感情还是非常热络的。
这一点不管是台湾抑或是大陆的材料，都证明这是丝毫不差的。大陆的一份材料指出，大陆时期，宋美龄每次打电话给宋庆龄，通话时宋美龄总是先开口说：“阿姐吗?”宋庆龄那头也说：“美龄吗?”二人都用上海话交谈，双方每次都谈得相当投机，非常亲热，两人通话的内容不外是妹妹关心姐姐的饮食起居，不然就是一些嘘寒问暖之声，彼此之间，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口头冲突。
据大陆的侯鸣皋氏表示，宋美龄和宋庆龄之间若要见面，事先都由宋美龄打电话给二姐联络，如果姐姐同意宋美龄去看她的话，宋美龄就自己开着车子，一路直奔宋庆龄住的地方，当然，有的时候宋美龄会和宋庆龄约在大姐宋霭龄的家中见面。
据说，“有一次，宋子良、子安兄弟同时到了重庆，蒋介石想邀请宋家姐妹兄弟，一起到南岸的黄山举行一次家宴。宋美龄先和二姐通电话：‘……这是我尼姐妹自家聚会，没有其他人……’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下说：‘不来啦，这两天我身体不适意……’妹妹说：‘那我马上派医生来看看……’姐姐说：‘不用了，我正在吃药，好些了。’这次由妹夫倡议的家宴，宋庆龄就这样干脆不领情了。”(侯鸣皋著，1989年6月，第84页。)
还有一次，“宋美龄打电话给宋子文说：‘你关照他们(指戴笠一伙)，不准对姐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我决不答应。’宋子文说：‘好的，我马上就通知他们。’”(同上)
宋庆龄对蒋介石向来就没有什么好感，二人一个是同情共产党，一个是彻底反共，加上宋庆龄早在宋美龄还未嫁蒋介石之前，她就强烈反对自己的妹妹嫁给蒋介石。一方面，宋庆龄对蒋介石过去的婚姻记录不满，另一方面，对蒋介石的一些政治主张和做法不以为然。在这样的一个客观背景下，宋庆龄和蒋介石的关系始终没有好过，所以，难怪宋庆龄连宋美龄请她去参加单纯的家宴，都对之不理睬。
宋庆龄对蒋介石长久以来都是抱持这样不愿与之共处的心态，这多多少少对宋美龄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压力，也为宋美龄和宋庆龄姐妹之间的感情，投下极为不利的变数。但是，姐妹毕竟还是姐妹，不至于因为纠缠不清的情结，或者是一些政治斗争上的仇恨，而根本切断姐妹之间血浓于水的情谊。
因而，总的说来，宋美龄和宋庆龄二人之间，在台湾和大陆间通电话的可能性极其微小，证诸爱泼斯坦的讲法，在宋庆龄去世以前，二人透过电话交谈的机会似乎也不大。爱氏说在宋庆龄临终前夕，曾向友人表白，那位友人后来回忆说，宋庆龄亲口告诉她，说“她很思念美龄……如果美龄来了，觉得住在她家里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去……”
似乎，二人至死为止都没有正式而亲切地见过一面，或者是在电话中亲切地交谈过。但是，以当时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化，双方电话早就畅通无阻，如果宋美龄在美国，何以双方从来不曾通电话，实在令人怀疑双方是否仍有亲情存在。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相当强烈的推断，认为这二姐妹在美国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书信往来的。毕竟，不论就大陆方面还是台湾方面，书信这种传统的沟通方式，还是有可能成为宋家姐妹彼此之间互通情愫的一种媒介，何况，这也是“统战”和“反统战”最好的方式。
完全基于政治上的理由，宋美龄和宋庆龄之间，居然从1948年宋美龄到美国争取美援以后，二人就从来没有见过面，若她们行使特权的话，可以用各种方式在国外秘密会面，可是，从宋庆龄晚年对友人作的表白，显然二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难怪一直到宋庆龄死前，她都对未能和宋美龄这个么妹见面，感到抱憾。
3.1 如何再起
1986年的10月31日，也就是蒋介石百年诞辰前夕，宋美龄特地从美国回到台湾，并且发表了一篇文章，题名《我将再起》，副题为“先总统蒋公百年诞辰纪念文”。然而外界不清楚蒋家生态结构的人，根本不会知道这篇文章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和矛盾，还以为只是一篇普通的训词文章或是应酬文字。可是比较敏感或是对蒋家内情略有体认的人，就会察觉到，宋美龄和蒋经国之间可能有什么问题存在，否则，明明“江山”都还是蒋家的，为什么会说“我将再起”这样的话?尽管宋美龄在文章中，对“我将再起”这个词汇做了若干说明。
蒋家在蒋介石死后究竟存在什么样的矛盾呢?正如本书前面所叙述的，以宋美龄的个性，她是一个十足的豪门千金，一直到老年时代，她的生活形态基本上都没有做过太大的改变。所以，她可以说对尔虞我诈的那种政治环境，没有太大的兴趣。可是，在她的家族之中，孔令侃则是当时许多人认为的一个对政治十分有兴趣的人。
蒋介石发病前后，传说孔令侃就曾经一再向宋美龄施加情感上的压力，希望蒋家给他在政坛上表现的机会。
孔令侃的父亲孔祥熙，在大陆时期，当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孔家也希望孔令侃能够继承这项传统，像他的父亲那样，当上国民党当局的“行政院长”。
客观地说，以孔令侃的学识能力，以及在美国元老政治家间的良好人脉关系，他当“行政院长”是可以的，甚至有人认为，当年孔令侃若是真的被蒋介石任命为“行政院长”的话，美国大概也不会那么快就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与台湾当局“断交”。
他希望继蒋经国之后，担任这个国民党当局当时最有政治上表现机会的职务。况且，那时台湾的经济力量刚刚有起飞的趋势，如果当上“行政院长”，不但可以有机会表现一番，说不定可以名利双收，让孔家在国民党的权力圈子里东山再起。
事与愿违，由于蒋介石的病情方笃，所以并没有机会让宋美龄提出来。但是，到了蒋介石去世，国民党党魁的人选问题，和蒋经国接任“总统”之后“行政院长”的悬缺问题，才又立刻浮现出来。
宋美龄在家族人情包围之下，向蒋经国试探，是否有可能延请孔令侃任“行政院长”，另外一些传言甚至指出宋美龄有意问鼎国民党党魁。然而宋美龄当时的这个想法，却在张宝树(国民党秘书长)等人以蒋介石刚刚去世，为了永怀领袖，所以将“总裁”的职位永远保留，而拟推举蒋经国为党的主席，在蒋经国人马的巧妙安排下，拥护宋美龄当党魁的人士，就失去了借口，因而师出无名。宋美龄在蒋介石去世那年的9月，便以医病为名，悄然赴美国。
最让政坛人士感到事有蹊跷的，是她几次赴美之后，似乎对蒋介石的忌日各项纪念仪式，愈到后期愈表现明显的疲态，许多政坛人士纷纷传言宋美龄蒋经国母子为了孔令侃有意“组阁”被拒，内心存有疙瘩。可是，到了1986年的时候，是蒋介石的100岁冥诞，蒋经国觉得这种时节，如果宋美龄再不回台湾到慈湖致祭的话，外界更会认为传言的确属实，将会引起外界更多的臆测。
基于这样的考虑，蒋经国叫他那时惟一尚活跃的儿子(蒋经国的大儿子孝文，身体情况仍然不佳，二儿子因为1984年的江南命案，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怀疑是幕后黑手，蒋经国不敢叫他去美国，以免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蒋孝勇去美国，设法把宋美龄给请回来。据说，宋美龄是在蒋孝勇孝心感动之下，才又悄悄从美国回到台湾来。
宋美龄是回到台湾来了，可是，就在回来不久后，也就是1986年的10月31日，蒋介石冥诞的当天，她发表了一篇《我将再起》的文章，文章内容其实没有什么太突兀的地方，而且，早在大陆时期，她也曾经以同样的篇名，发表过几篇文章。
但是，有些比较敏感的人，却认为她的“我将再起”和以前的“我将再起”，在意义上似乎不太一样，有着意在言外的暗示作用。那些人士因而认为，蒋经国若是看了这篇文章，心里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蒋经国在世最后的这段岁月，他对权力接班的布局，虽然已经做了一些安排。可是，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人，都对蒋经国未来的权力布局，充满了惶惑不安的心情。那时，大多数的“宫廷派”人士，对蒋经国名义上选任的接班人李登辉了解的程度仍然相当有限。可是，他们实在对这位台湾的“副总统”是不是能像从前的“副总统”严家淦那样，万一在蒋经国不幸病故后，当一个不恋栈权位的过手“总统”，则充满了怀疑。这种怀疑，其实不是对李登辉怀有任何成见和敌意，而是植基于威权时代一种家天下的潜意识惯性，植基于国民党撤退来台湾第一代人士根深蒂固的“恐台心理”——怕台湾人掌权之后，尾大不掉，反过来打压外省人，发生养虎反噬的悲剧。
“宫廷派”人士的忧虑，后来证明不是一种多虑。可是，在当初，当“宫廷派”人士包围宋美龄，对蒋经国一旦亡故，在权力结构上可能的肘腋之变，不断提出警告时，宋美龄则是陷入极度无力感之中，她一再向人明白表示，“经国主政，我不便再插手干涉!”她对宫廷人士提出的看法，尽管是心存同意，但是，她又何尝有力量能左右蒋经国?
“我将再起”基本上只是一个小插曲，它没有办法改变蒋经国的权力布局，也没有办法改变政治舞台台湾人时代的潮流。当宋美龄看完《我将再起》的讲稿，并且为草稿签上自己的名字时，她的脚上已经长满了静脉瘤，她的健康虽然没有明显恶化的迹象，可是，她站起来的时候，偶尔需要护士从旁扶持，她即使还有心“再起”，然而，她是用危颤颤的姿势，站立在世人面前的。事实已经摆在阳光底下，宋美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在政治豪赌的大轮盘中，已经轮不到她下注的机会。
机会不会等待被动的人，“宫廷派”人士对国民党权力布局的忧虑和噩梦，果然成为事实。一个新的台湾时代隐然成型，蒋家的威权，就在宋美龄的弹指之间溜走了!
3.2 老干新枝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毫无预警的状态下，离开人寰。他的死，给国民党的统治阶级制造了长达五六年的内部权力斗争——所谓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斗争。
在这场权力斗争兴起之初，宋美龄在当中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
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个故事，李登辉在党内权力斗争最表面化的时刻，去士林官邸，要求取得宋美龄为代表的“宫廷派”人士的支持，并且对宋美龄女士表明其尊重的态度。
但是，宋美龄身边出主意的人，却给李登辉来了一个排头吃，让他在士林官邸的楼下，足足等了近半个小时，才见到宋美龄。
尽管如此，依照法律，宋美龄应该享有的去职“总统”遗孀的待遇，诸如每月薪俸的支领问题，还是得经过李登辉的批准。
宋美龄也知道李登辉有求于她的现实性，她在前一次和李登辉晤面时，就打蛇随棍上地对李登辉要求：“你是知道的，经国在的时候，‘总统府’每月都会按时给我一些经费，现在经国去世了，不知道你是否还会给我这笔经费?”
当时的李登辉，在国民党核心人士的心目中，不过是趁时势而坐上“总统”宝座的，根本不是凭借在这个党的内部，经过漫长的权力斗争和内部的权力整合，才换得的成果。所以，当蒋经国刚死，李登辉权力还不稳固时，包括“宫廷派”人士都认为，必须把李登辉定位为过渡“总统”，再加上宋美龄在国民党的十三全大会上，宣读了著名的《老干新枝》一文，这篇文章被视为是所谓的“宫廷派”人士全力反扑的宣言。然而，事实证明，宋美龄的“老干新枝”论的效应，只延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而且这种效应的扩散，影响范围实在有限。主要的原因，乃是出在宫廷派人士不能和非主流人士有效结合，彼此之间的团结意识不足等等原因，始终无法凝聚整合成有力的集团，加上当时的“宫廷派”人马中，仍不乏像宋楚瑜这类出身宫廷却倒打宫廷一耙的“异类”。就在人人猜忌、人人自危的情境中，而宋美龄又不愿出面纠合同志。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宫廷派”在当时的权力争夺中，终于成为弱势团体，遭排出权力核心的命运。
尽管如此，李登辉对宋美龄的“老干新枝”论并没有做出任何明显的反制。李登辉深知，宋美龄已经90高龄。他很尊重宋美龄，而且，宋美龄虽然有意在言外的表示，可是，本质上，宋美龄并未直接把文章的矛头对准李登辉，因为没有证据显示宋美龄斯时有直接和李登辉对抗的动作出现。
何况，“宫廷派”势力仍然在台湾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在权力尚未大统的情况下，不宜对所谓的“老干新枝”或者一切未经证实的事情，有太过度的反应。
1994年9月,当宋美龄结束探视孔令伟病情的行程,搭机回美国时,她亲手送给李登辉一本名为《IN GOD WE TRUST》——信仰上帝——的书，充分说明宋美龄晚年完全心向宗教，无意政治的内心世界。宋美龄此一动作，把以往所有传说中的风风雨雨粉碎于无形。
4.1 日落士林
深宫垂暮，满庭寒鸦，落梅点点，人去楼空。这正是蒋介石过世以及宋美龄远走美国之后，士林官邸的实况写真。
由于宋美龄长期不在台湾，加上她的外甥女孔令伟也不见得一直在台湾，所以，士林官邸经常是处于无政府状态。
据官邸内务科的人员表示，自从宋美龄走后，士林官邸的大门已经上锁。有些地方因为长年缺乏经费照管，所以，一些原本就须要大笔钱来维修的地方，限于经费，即使外观也已开始褪色剥落。
蒋介石在世的时代，士林官邸每年的经常性维护费用，就要好几十万元，那时的币值值钱。到了蒋经国时代，1986年夏天，蒋经国为了邀宋美龄回台，表示其孝敬之情，特地将士林官邸全面修葺一番，经费预算耗费了千万元以上。
可是，自从蒋经国死了以后，士林官邸虽然还是归“总统府”第三局管理，但，原本拥有大笔经费预算的士林官邸，在近年却经常面临阮囊羞涩的状况。
就以士林官邸的内务科的电话费来说，某次，“总统府”三局的某位人员，曾经向内务科的人打官腔，意味现在宋美龄不在台湾，电话费应该很少才对，结果却依然会比电信局的收费标准超高，求求你们电话省着点打。可是，内务科的人却觉得十分冤枉，因为，官邸的电话都是必要的，有时宋美龄的随从从美国隔海交办一些事情，办好了总要回话吧!而回话总不能以国内电话费来计费吧！
连电话费都这么扣、这么省，更遑论其他的开销了。
1993年，孔令伟回台湾治疗直肠癌，人住在振兴复健医院，吃的东西是由圆山饭店专门提供的。她也很少能够亲自回士林官邸看看现状，所以，士林官邸更是满目凄凉。秋天时节，到士林官邸附近走走，更是让人增添几分萧瑟感受。
更甚者，经常有一些“民意代表”，假民意之名，经常提议要纠众到士林官邸去“丈量土地”、去“示威抗议”、去向某某某“拜年”等等之类的。一群“监察委员”甚至直接进入了士林官邸，等于是直捣“皇宫”。一批接一批的台北市“议员”，希望士林官邸能够开放，并且成为让民众自由参观的纪念馆之类的场所。
这些声浪一阵一阵地，统统传到李登辉那里。从李登辉的观点看来，尽管他对蒋家以来的政治传统不见得样样认同，可是，毕竟他是蒋家“提拔”的(这句话是来自李登辉的夫人曾文惠的口中，曾文惠在李登辉当“副总统”时，曾经向人说过，登辉能有今天，完全是蒋经国“总统”提拔的)，所以，凡是有关要将士林官邸如何如何的建议或者是抗议，都在李登辉那边搁置住。
但是，李登辉还能抵挡多久，这就要看蒋家的造化了。届时，士林官邸能否保住，人们将拭目以待。
4.2 挥别蓬岛
1990年9月21日，一架“华航”专机在台北松山机场升火待发，这架飞机就是接送宋美龄赴美国的“总统”座机。
当时台北的《时报周刊》关于此一消息的专题报道是这样写的：“带着九十余箱托运行李，宋美龄女士挥别台北，直飞美国纽约。
“这幕发生于9月21日(中秋节前夕)上午10时18分，台北松山军用机场的挥别场景，恐怕是这位91岁高龄的蒋家女主人，一个历史性镜头。
“蒋夫人究竟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据华航人员透露，老夫人这次共有九十余件行李，大部分行李箱内装着夫人自用的‘衣料’、‘旗袍’、‘日用器物’及‘盥洗杂物’等，其中，还有一箱燕窝和月饼。
“蒋夫人雅好艺术与绘画，据信，她离开台湾，原本自家收藏的古董、字画也应有一大部分随行托运，加上老夫人十分念旧，一些容易搬动的旧式精巧木雕家具，可能也有若干经妥慎包装后，随机运往美国宅邸……”
这架载送宋美龄的飞机，是当天上午6时50分，就由“华航”董事长乌钺亲自坐镇指挥，从桃园中正机场飞到台北松山军用机场。
飞到了台北之后，机组人员就忙着装运行李，包括宋美龄之物在内的行李，足足有90余箱之多，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随员的私人物品，但是，不少是宋美龄的行李。
隔天台北就有报纸以嘲讽的语气说，香港有97大限，台北有97大件。
当天，受邀到机场送行的国民党高级官员，上至李登辉，下至“副总统”李元簇、“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五院院长”等各级首长夫妇，光从送行的人马就可以看出，宋美龄临行放射出来的政治魅力有多强烈。
但是，惟一值得注意的，就是在众多的送行者当中，被挡在松山机场门外包括前“行政院长”李焕在内的首长，据说因为“迟到”吃足了闭门羹。
李登辉等人曾在松山机场贵宾室和宋美龄略事话别，然后，宋美龄就登机。飞机于10时18分，振翼飞离地面，直入云霄。
宋美龄从1950年元月间从美国来台，直到1990年9月间离台，总共有40余年的时间。综计宋美龄前半生岁月，在台湾的时间其实有将近一半。如果说宋美龄对台湾没有感情，这是绝对说不过去的。
但是，有趣的是，宋美龄为什么要离开台湾这个她也有情感的地方?理由何在?
我们可以从一些迹象来看宋美龄所以离开台湾的原因。其一，宋美龄曾说过，台湾没有我的亲人，我的亲人在美国。宋美龄虽然在台湾待了41年，可是，她始终认为她的骨肉是在美国；其二，亲属的原因，宋美龄离台的时候，她的外甥孔令侃已经罹染末期肺癌，她希望能够早点到美国，陪孔令侃度过最后的这段岁月；其三，住在士林官邸，那么大一个宅院，却经常只有她一个人住着，偶尔有孔家的人像孔令伟会来陪她。可是，孔令伟近年来身体也不是很好，让她觉得在士林非常寂寞，而老人最怕的就是寂寞；其四，她自己本身身体也不是太好，她希望在还可以动得了的时候，赶快回到美国；其五，台北的政治空气，让她觉得难以消受，一连串的派系之争，不但让宋美龄折损了政治资源，同时也让她心情受到严重的创痛。1994年9月10日，为了探视因直肠癌卧病台北振兴医院的外甥女孔令伟，曾回到台湾停留10天，李登辉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亲自迎送，在孔令伟病情“平稳”之后，宋美龄便即刻回美国。
就宋美龄来说，任何的理由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尽快回到那个曾经使她的一生起过决定性变化、被她视为第二故乡的地方——美国去。在太平洋的西岸，飞机划破台湾的云层，宋美龄正朝远离祖国的方向飞去!
跋
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苦难，和宋美龄本身的客观遭遇，把宋美龄塑造成独具“美丽与哀愁”的人物。而长寿，却延长了这种“美丽与哀愁”的过程。出生于19世纪，纵横于20世纪，眼看她的生命即将迈入21世纪，她成为世所罕见的跨世纪的人物。
从微观的角度看，宋美龄对她的丈夫蒋介石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蒋介石是留日的，这位影响近代中国至深的历史人物，最喜爱的是阳明理学，然而，留日时期，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却在他的心中，扬起巨大的波涛，中国的阳明哲学以及曾国藩的思想、日本武士道精神，让蒋介石成为一个道貌岸然、心藏霸气的“东方绅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