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从小的性格塑型，可能是他一生命运的关键，宋美龄自然也不例外。
1902年，宋美龄年方5岁，她的父亲为了让宋美龄将来能够到美国念书，特地供她读上海的一所外国教会学校——马克谛耶学校，她的姐姐宋庆龄也在这间小学读过。
在念小学的年代，宋美龄的父亲就如同现在的一些父母一样，为她进行“才艺”上的早期训练了。据宋美龄后来追忆说：“记得小时候练习钢琴，每周要上两次课。因为星期三、星期六要上课，我总在星期二、五才拼命练习，星期一星、期四都懒得练。先生看我如此，有一天便对我说：‘我可以教你，但学要你自己来，就好像我可以替你做好饭，但不能代替你吃。’”
父亲对宋美龄就如同对她的姐姐、哥哥一样，同样充满了热切期待的，在这一方面，宋耀如显然没有一般中国人的那么重男女偏见。
在马克谛耶小学读了5年，她就被父亲远渡重洋，从上海送到美国。虽然那时宋美龄已经10岁，可是，无疑的以现在的俗话来说，宋美龄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小留学生。
正如日后宋美龄就读的魏斯理大学校长麦克阿斐女士说的：“宋美龄的双亲在打破国内的习俗，送其东方生长的女儿来西方学校里求学时，实在需要想像力及勇气的。由于鼓励他们在一个文化中成长的女儿到另一文化中求学，宋氏父母实为东西文化融合的前驱。”
初到美国，宋美龄的父亲把她安排在乔治亚州的梅康市修了6年的语文和小学、中学课程。在此之后，宋美龄进入梅康市的魏斯里安学院就读，这是间专门招收贵族子女就读的学校。
美国的学校环境和美龄的两个姐姐，给她在少年时代的人格塑型上，造成极大的影响。
关于魏斯里安学校的种种，从宋美龄后来的片段回忆中，可以看出一些吉光片羽。
宋美龄回忆时说：“这无忧无虑和快乐的童年时代所曾熟悉的园地，……早晨，用震荡的铃声惊醒我们的好梦的裘利亚和麦咪，小姑娘们那时认为这是很难忍受的时刻。她们还随时亲切照看我们，呵责我们天真的淘气；可惜她们现在都已不在人世。永远面带笑容、随处出现、一头灰发的管门人汤姆叔叔，也已物故；和我经常玩乐做伴，影形不离的爱洛伊斯·艾音斯沃士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都已离开此地。”(见1965年，宋美龄回美国乔治亚州魏斯里学院演讲的演讲词，该讲词现集于《宋美龄言论集》下册。)
艰苦的宗教生活，也深深在她脑海烙下印记，她在后来的回忆时说过：“我记得奎瑞博士每天15分钟的教堂讲话，有时对我们是件苦事——学期里每天早晨必须默默背起的十字架；这好像就是昨天的事。然而回想起来，他那些谈话确为正心、力行及端正举止的金玉良言。无疑地，他有许多寓意深长的精短证道词，塑造了我们的观念和思想。”(资料来源同上，系根据宋美龄在魏斯里安学院的讲话。)
这位奎瑞博士，给宋美龄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呢?是他告诫的“女士们应当高尚娴雅”。
宋美龄是和她的大姐宋霭龄、二姐宋庆龄、兄长宋子文，一起坐船来到美国的，他们的父亲——牧师宋耀如，把照管弟妹的责任，交付给大姐宋霭龄。由于宋霭龄自幼就负起照管宋美龄等人的重责，因而，宋霭龄便扮演起姐代母职甚或父职的角色。所以，宋霭龄的形象，在宋美龄年幼的心灵深处，烙印下深邃的刻痕。此时，宋霭龄已是威斯里安学院的学生，她曾经在离家的心灵冲突中，渡过了一段极为痛苦的岁月，可是，学校繁忙的课业立刻填补了她思乡病的心灵空档。
到美国之初，宋美龄没有像她的兄姐那样，感受到强烈的东西文化冲突。毕竟，她太小了，然而，惟一让这位年少的中国女孩感到拘束不安的，就是她的那身中式服装。她年幼的双眼很快觉察到，中西服装上的差异，她的那身装扮，经常成为同学取笑的对象。
然而，她那张粉白而充满东方风格的脸孔，却让她的同学深深喜爱。所以，她的美国同学，并没有对这位在中国咬着金汤匙出世的女孩，有任何令人难堪的污蔑动作。
几年的功夫，宋美龄已经完全融入美国青少年的圈子，她的外表是最显著的证明，布扣子的唐装已经被她丢弃，她改成每天穿着西式服装，穿着和所有的美国少女一样的长裙洋装，模样也越来越明艳动人。
但是，这时宋美龄的内心世界也起了极大的变化，她开始阅读狄更斯的著作，并且由于她对文学的兴趣，尝试着和一些小朋友一起抄写了一份小报，名字叫“三个小家伙”。
同时，宋美龄也和当时的一些同学，加入了一个姐妹会，宋美龄在日后回忆时说：“我清楚记得，在魏斯里安校中平静欢悦的日子里，我们约有二十人，多数是梅康市的女孩子，如何组织了我们自己的俱乐部，采用我们当时认为庄严崇高、富有理想，而回想起来亦含深意的格言‘实事求是’。当时，我们幼雅的心里，认为最大喜悦、最大成功，便是有一天我们被邀请加入校中的一个姐妹会。”(资料来源同上)
1911年10月，中国发生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事件，满清封建王朝被革命党人推翻。动荡的时代背景，让宋美龄对政治起了极高的兴趣，特别是在她的大姐宋霭龄成为孙中山的秘书，乃至和孙中山的助手孔祥熙结婚之后。
两年后，由于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这时北去哈佛大学念书，为了就近照顾方便起见，宋美龄必须也和她的哥哥、姐姐一起，到美国北方的麻塞诸塞州魏斯里地方，就读魏斯里大学。
这所魏斯里大学和前面宋美龄念的那所学校“魏斯里安学院”没有任何关联，宋美龄早期在美国念的是乔治亚州的魏斯里安学院，后来转学念的是麻州的魏斯里大学，是两所不同的学府。(注：这两校的中文译音，是根据《宋美龄言论集》的中文音译。)
1.1 情窦初开，私定终身
16岁，是最宝贵的浪漫年龄。
魏斯里大学规定全体学生(全部是女生)都必须穿一种像水手服的制服，宋美龄穿起那样的制服，再配合她的那张年轻而聪颖的东方面孔，和一条又黑又亮的辫子，让人打心眼里就对这位中国少女存在着浓厚的神秘感和好奇心。
刚到美国的那一阵子，美龄在她的房间门口，挂了一把中国宝剑，让不少女孩都觉得她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女孩，因而和她都保持相当的距离，可是，美国同学慢慢发觉，这位中国同学，是一位和善而热情的女孩。
她的同学慢慢喜欢接近她，然而，她们也逐渐发觉，宋美龄情绪变化无常，个性捉摸不定，她们发现，宋美龄有时很高兴，有时又忧愁。
在魏斯里大学时，宋美龄的主修是英国文学，副修是哲学，其他的课程包括法文、音乐、天文、历史、植物学、英文作文、圣教历史、辩论等，此外，在1916年的夏天，宋美龄还在佛蒙特大学，修了一个教育学分。
从这里可以看出，宋美龄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华的青年，在音乐的表现上，她不但精通乐理，而且还是小提琴和钢琴的好手；在体育活动上，据她的师友表示，她并不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人，可是，对游泳和网球似乎情有独钟。与此同时，宋美龄也参加了一个叫P·Z·E的组织，这是个在魏斯里大学所在地的一个地区性组织，主要的活动项目是音乐和艺术。宋美龄在这儿，陶染了对音乐和艺术的浓厚兴趣。
这些活动让宋美龄醉心不已，可是，真正让宋美龄年轻的心扉，产生骚动的，大概是一种情窦初开的神秘情怀。
当她住在魏斯里大学附近一个名叫木村的村庄时，由于宋美龄的气质，和清秀的外表，吸引了太多青年的注目，于是，宋美龄在木村的住处附近，总是聚集了许多慕名而来的青年，这些热情青年，希望借助各种理由，以便接近宋美龄这位东方少女。
包括宋美龄哥哥在哈佛大学念书的一些同学，也都对宋美龄有深刻的好感，也都喜欢和这位少女结交朋友。
但是，宋美龄早年的择友却因为她的两个姐姐对她产生的影响，而在她的性格塑型上，产生了微妙的作用。
就当宋美龄还在魏斯里大学就学的时候，她的大姐和二姐，先后结婚。
宋霭龄的婚事，并没有受到家庭任何的阻力，但是，由于姐夫孔祥熙是孙中山的财政助手，从而让宋美龄开始注意到中国本身的政局发展。
而她的二姐宋庆龄的婚事，几乎酿成宋家的家庭革命。
宋耀如和孙中山之间的龃龉冲突，以及宋耀如对女儿宋庆龄强烈不满的绝裂，都在年少的宋美龄心中，造成强烈的冲击作用。
甚至可以这么说，宋庆龄婚姻问题使得宋美龄在日后面对婚姻问题时，抱持着更为强烈的自主态度，这在当时中国半封建的社会中，简直是一桩大逆不道的事情。
传说中的有关宋美龄为逃避家庭强迫婚姻，而和友人“私订终身”的“闹剧”，后来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硬生生地移植到宋美龄和国民党要人刘纪文的身上，说宋美龄和刘纪文有婚约，是蒋介石和刘纪文以政治条件交换，刘才“自动放弃”和宋美龄的婚约云云。
无论传说叙述有关宋美龄感情生活的内容是否正确，可是，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的情怀，是难以用理性法则去估量的，从人性面来看这件事，也并不是什么不能摆在阳光下的事情。以宋美龄当时在学校杰出的表现，加上她清朗秀丽的外貌，且又是上海知名商人的掌上明珠，自是众多中外青年竞相追逐的绝佳对象。
大学四年，让宋美龄在魏斯里得到了象征最高荣誉的杜兰奖，同时，也赢得了同学无上的友谊。此时的宋美龄在性格和意念上，已经全然是以美国人自居了，她在日后回到中国时，就曾经向一群美国人说：“你们贵国——美国，我爱它仅次于我的祖国；你们知道我是在那边求学的，我并常常把它看做是我的第二故乡。”然而，事实上，若是以当年宋美龄在美国成长求学的时间如此漫长来看，宋美龄根本已经十足是个美国国民。30余年后，当她以中国“第一夫人”身份重游故地时，她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中说：“余在幼时曾来贵国，认识贵国人民，并曾与之相处。余在贵国度过身心长育之时期。余操诸君之语言，不但操诸君内心语言，且操诸君口头之语言。故余今兹来此，亦有如见家人之感。”(见宋美龄1943年2月18日《在美国参议院演说》内文，1977年12月台湾“中华妇女联合会”出版之《宋美龄言论集》下册)
毕业，不但意味着宋美龄的学业完成了，更意味着她已经是一个十足的美国人，至少，在外表上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初到美国的那些中国传统服装，早已进了旧衣箱。
然而，当别的美国同学正在为毕业庆幸的时刻，她却和修得哈佛学位的哥哥宋子文，在忧虑回国后如何调适多年来在美国的生活方式的问题。当时，民国政府已经成立，可是，这个脆弱的政府却是被军阀所把持的，中国还是处在深重的危难中。
1.2 乡关遥遥，新潮少女
在青年宋美龄的脑海里，家乡是个很模糊的形象，大部分时间，她会把自己待过的美国南部乡村当做她的家乡。可是，幼年的记忆，乃至真正家乡中国在呼唤她时，她又想起那个曾经在她幼年时代，在内心深处留下深深烙印的苦难国家。
宋美龄是宋家待在美国受教育最久的一个人，所以，当她学成归国时，她的两位姐姐，早已先于她和兄长子文回国。
回国，曾经深深苦恼着子文和美龄，可是，这是无可选择的一种命运，他们的父母正在中国热切期盼孩子的回国。
就像许多旧式的资本家一样，宋耀如为刚回国的子文和美龄请了一位私塾先生，教导子文和美龄复习已经几乎完全生疏的中文，特别是美龄，她已经整整离国11年之久，汉文根底要不是再加训练，美龄根本不能写一篇完整的汉文文章。
初回国时，宋美龄感受到中西文化冲击，显然要比当年少女时代初到美国时的冲击要来得激烈。因为，当年到美国时，美龄的意识形态根本尚在襁褓阶段，在美国求学11年时间，把宋美龄几乎塑造成一个美国人，价值观念上，她已经彻头彻尾是以美国人的心态出现在公众面前。
最具体的例子就是宋美龄的衣着，她喜欢一身轻便的露出肩膀的短上衣，和剪裁合身的便裤，还喜欢戴上顶帽子，让她看起来根本就像一个美国青年。
然而，这些式样新颖的服装，都是宋美龄在上海专门为洋人做衣服的裁缝那儿做的。穿上这些服装，宋美龄立刻成为众亲友侧目的聚光点；亲友的非议，一度困扰着宋家家人，在那个刚由帝制改朝换代到民国的过渡时期，在许多人还是扎辫子、裹小脚、穿旗袍的时代，这样和那样的批评非议，在宋美龄身上发生，是不足为奇的。
尽管在宋美龄身边有太多的疵议和批评，可是，这仍然不曾更易她年轻而强烈的事业心。
回国之初，上海有好几所学校，有意请宋美龄前去任教，但都被她婉言拒绝了。她对教职的兴趣不大，她宁愿把时间花在学习和一些义务服务的工作上。
检视宋美龄回国后最初参加的工作，包括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和全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对电影的审查工作，以及有关童工的一个委员会，都是宋美龄一度热心投入的工作。
除了参加这些公益活动，宋美龄就把剩余的精力，用在年轻人最喜欢的休闲娱乐方面。
以一个留学美国的青年来说，在当年的上海，除了少数资本家家庭之外，其他阶级的青年，根本是绝无仅有的，因而像宋美龄的这样的留美青年，便成为上海社会，特别是当地的西方人最喜欢交往的社会精英。只要是外国人举办的聚会，都绝对不会把像宋美龄这样的人疏漏，因而，久而久之宋美龄便成为上海上层社会以及外国人游乐聚会的常客。
在这种场合，有来自各方的玩家，以及上流阶层的有钱人，他们见到像宋美龄这样风姿绰约，而出身又是如此高雅的女士，难免会兴起追求的念头，可是由于宋美龄对这些人都看不上眼，所以，许多纨袴子弟，难免也要在宋美龄身上碰上许多软钉子。
就在宋美龄开始变成上海上层社会的热门人物的这一刻，她的父亲宋耀如却突然被医生告知得了癌症。这一消息对宋家来讲，无异是一大噩耗。1918年5月3日，宋耀如寂静地死去。宋家三姐妹都在宋耀如的灵前守护，宋家的大家长走了，对家族是一个打击，对宋耀如的妻子——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而言，更是晴天霹雳。宋美龄强掩本身的悲痛，同时也要从旁劝慰母亲节哀顺变。
凭着买办工作的鹊起，宋耀如把宋家提升到社会的顶层，如今他走了，难免对宋家家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某种程度的顿挫，但是，值得欣喜的，是宋家的四兄妹都已经学有所成，宋耀如的死讯，反而更激动了兄妹们向上奋进的决心。
1.3 爱情神圣，政治无价
当孙中山和宋庆龄在1915年结婚时，蒋介石就是观礼者之一，但是，那时的蒋介石不在国民党的权力核心之中。然而，当蒋介石当上黄埔军校校长之后，孙中山渐渐把蒋介石视为国民党北伐的希望之所系，蒋在党内的地位明显受到提升，而此时的蒋介石，也自然成为孙中山家中的常客。
就在一次到孙中山宅中做客时，蒋介石见到孙夫人的妹妹宋美龄，他立刻被宋美龄的丰姿绰约所迷醉，而宋美龄对这位站在眼前高挺英俊的国民党军事新星，也抱以相当的好感。显然两人都为对方所陶醉，并且默默各自坠入爱河。
蒋介石曾经直率地向他的领袖——孙中山提出他的要求，希望孙中山以姐夫的名义，帮他正式向宋家提出迎娶宋美龄的请求。可是，这项试探立刻受到孙中山的否决，一方面，他本身和宋家的关系为了和宋庆龄的婚事，处得不是很好；另一方面，孙中山的妻子对蒋介石的印象十分恶劣，她显然对军人或是蒋介石本人有非常强烈的偏见，她甚至向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亲人表示，“宁愿见到宋美龄死去，也不愿见到嫁给蒋介石。”
宋美龄会爱上眼前这位当时已经有三位妻妾的军人，是十分令她的兄姐吃惊的，可是，宋美龄兄姐们却忽略了，宋美龄有这样出人意料的举动，完全是受到她的兄姐性格上的影响。
在对英雄的崇拜上，宋美龄和宋庆龄很像，然而，宋霭龄精明的现实主义观点，也给宋美龄很大的启示作用。事实上，正如前面说过的，宋美龄早在回国之初，在上层社交圈中宋美龄是绝对不乏追求者的，何况，有许多谣传指出她有一位非常知己的未婚夫，但是，在衡量蒋介石和这些追求者的现实利益大小时，宋美龄显然看上了蒋介石，并且，很快地把一颗芳心乐于交给这位正在急急窜起的军事强人。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姻缘，启因于孙中山生前，而两人的因缘产生结果，则是在孙中山去世、国民党内部出现领导权争议之后，而且是在许多巧合下发生的。
1927年的三四月间，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得到汉口汪精卫政府的命令，吩咐他到上海募集款项，换言之就是募集军费，这时，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政府和南京蒋介石的政权发生了微妙的分裂危机。
无疑，蒋介石在知道了宋子文出面到上海筹措武汉方面的军费时，内心焦急是可想而知的，宋子文以孔宋家族和上海资本家的密切关系，要想在上海募集款项，实在是易如反掌的事情。然而，这看在蒋介石的眼中怎不为之动容心急呢?因为，这意味着南京方面处境的益加艰危。
1927年6月，武汉和南京的分裂更为表面化了，汉口方面的军事头领唐生智，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对南京的蒋介石出兵。蒋介石为了防堵唐生智对他的讨伐，从徐州前线抽调了原先要讨伐军阀的革命军部队，到南京以东的皖赣一带和浙江一线。
情势对蒋介石十分不利，汉口方面的底线，是要蒋介石下台，不过问政治，但是，最早显然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立即的回应。
蒋介石没有立即回应的原因，当然是基于政治全盘利益的考量，同时，他也在考虑另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有关他和宋美龄婚姻的问题。
在几年之前，蒋介石曾经为了和宋美龄结合的可能性问题，向宋母倪桂珍女士做了一次试探，然而，倪桂珍长期来对军人就不存好感，何况，中国人向来对军人的社会地位是十分轻视的；再者，蒋介石已经有婚姻记录，而且还有非正式的纳妾记录，宋母对此不能释怀；第三点也是宋母非常坚持的一点，便是蒋介石的信仰问题，因为宋家一家都是基督教徒，宋母当然希望宋美龄嫁给一个基督教徒，可是，蒋介石那时并没有信基督教。
何况，宋家子女当中，宋庆龄和宋子文对蒋介石要追求宋美龄的事情，都持反对的态度，他们的态度，也在宋母倪桂珍女士的耳边，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在蒋介石受到来自汉口的压力，要他下台远离权力核心时，他就开始认真思考，到底要如何才能挽回在政治舞台上的逆势。他很自然地想起对武汉的财力支援起了很大作用的宋子文，以及想起他的妹妹宋美龄，蒋介石把这两者之间结在一起，他马上就做了一种和现实很贴切的推理。
他想，假如他能够说服宋母，和宋美龄女士结婚的话，凭借着和宋家的姻亲关系，他认为自己有绝对的把握，重新在中国南方的权力舞台上找到施展的空间。
他在主观上，对宋子文的寄望，除了在金钱方面，他更期望一种可能，是能够借着宋子文和汪精卫的关系，说服汪精卫放弃做国民党以及统一后中国惟一领导者的梦想，和蒋介石分享权力，共同来治理中国，军事权力归蒋介石，党的权力归汪精卫，这是蒋介石主观上的想法。尽管这是蒋介石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是，在实际上，汪精卫夫妇不但和宋子文的关系好，和宋家大姐宋霭龄夫妇的关系也好得很。
因而，蒋介石的推理，不愧是一石二鸟之计，他觉得斯时斯地，若能以大丈夫能屈能伸的修养，暂时引退，将来另图东山再起的机会，可能要比现状更为乐观。
于是，他一方面在武汉方面的压迫下，正式宣布下野，另一方面，蒋介石以十分巧妙的手段，于1927年的8月19日，把陈洁如弄到美国“念书”，并且把早年和毛夫人离异的休书，和陈洁如出国后不久于上海报纸刊载的公开启事，作为他和宋母谈判的证物。
斯时，宋母正和宋美龄在日本休假，当她听到蒋介石来日本的消息时，确实显得极为震惊，她直觉蒋介石是为了追求宋美龄而来，所以，宋母毫不考虑地决定躲开蒋介石的追踪，暂时搬到别的地方继续她们的假期。
然而，宋美龄这时显然已经被蒋介石的追求深深打动，宋美龄和她的二姐宋庆龄一样，对英雄有一种热烈崇拜的情绪。尽管，从现实的一面来看，蒋介石是暂时处于落难状态，可是，宋美龄知道，蒋介石只是一时的虎落平阳，他终有东山再起、宏图大展的一日。
在面对蒋介石的追求时，宋美龄长久以来都处于孤立状态，没有人肯安静下来，很理性地为她分析利弊得失，不论是母亲、二姐宋庆龄、兄长宋子文，不是对她疾言厉色，就是冷嘲热讽，总之提到蒋介石都是没有什么好脸色看，惟独大姐宋霭龄支持宋美龄，并且独排众议，还从旁劝解宋美龄，鼓励宋美龄应该勇敢接受蒋介石的感情。
宋霭龄赞成宋美龄嫁给蒋介石，一个最大的原因和考虑基点，当然还是基于家族总体的利益考虑。
在当时的环境中，宋霭龄看得很清楚，中国的统一只要国民党团结，就欠临门一脚了，而蒋介石是一个军人，在全国未臻统一的前提下，在中国任何一个朝代，开辟疆土、建立政权的都要仰赖军人，那时，宋、孔二大家族，宋家是上海最大的一个资本家，借着老大宋霭龄和孔祥熙结婚的关系，结合了山西——中国北方最大的一支财阀势力；其次，借着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婚姻关系，和国民党的政权体系挂上了钩。
在整个家族圈子里面，就是独缺军人势力，而宋霭龄深知，在乱世，军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如今，蒋介石正是有难在身的时刻，而且，他又对宋美龄有追求之意，假如在此刻拉拔他一次，蒋介石必然会在日后有所图报。这是宋霭龄打的如意算盘，也是她出面为蒋介石在母亲面前说项的基本背景。
在美龄的坚持、霭龄的劝解之下，宋母也开始软化，加上，蒋介石提出了和前妻离异的休书，以及登载报上的启事，此刻，蒋介石已经辞去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他已然不是军人，更打动宋母的，是蒋介石允诺在以后适当时候，会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在此之前，他会努力以虚心的态度，研究基督教义。
会见宋母时，宋母寓意深远地送了一部圣经给蒋介石，算是意味着答应把宋美龄许配给他。
日后，宋美龄在她的回忆中写道：“我母亲的宗教信仰，给了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憾。委员长的太夫人是热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由于我母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她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见“蒋介石言论集”，1977年12月，台北“中华妇女联合会”出版，第4～5页)
毕竟，中国人有一种习惯，父亲不在世的话，家庭中重大事情，礼貌上还是经过兄长的应允，宋母这边已经过关，而宋子文这边，态度仍然不明朗，就只好请出曾经对宋子文服务政坛有过知遇之恩的谭延闿。在请谭延闿出面周旋之前，宋子文和宋美龄之间，曾为了是否接纳蒋介石，闹得不可开交。宋子文一度不让宋美龄出门，后来，是宋霭龄向宋美龄献策，才请出谭延闿来说服宋子文。经过一番劝解，宋子文终于答应不再从中作梗，宋美龄才如愿以偿，和蒋介石永结同心。
非但如此，经过一番折冲，宋子文还应允为蒋介石作调解人，在汪精卫面前说项，平息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纠纷争议，共同协议同时重回权力舞台。宋美龄亦透过汪精卫夫人陈璧君，为调和蒋介石和汪精卫而努力。
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番梗概，宋美龄固然答应和蒋介石的婚姻，多半是基于个人因素，可是，协助蒋介石完成一统全国实现其专制统治，亦是宋美龄希望达到的一个愿望。
1.4 党恩家仇，姐妹情结
1927年的10月21日，天津的《大公报》和上海的各个主要报纸都刊载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的大意指出，日前出国到苏联的宋庆龄，据了解是和当时武汉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私奔”去了。
因为宋庆龄当年和孙中山的结合，就是以私奔的方式达成他们的愿望的，因而，社会大众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震惊，认为孙中山的遗孀竟做出这样惊世骇俗的事情，实在是不可思议。可是，隔了几天之后，这个消息传到了苏联，令宋庆龄甚为愤怒，立刻去电，向发表这则电讯的英国《每日邮报》表达了抗议之意，并表示将循法律途径解决此一诽谤。
宋庆龄被诬指为“私奔”的消息，立刻在沪上引起广泛的关注，然而，了解宋庆龄为人的人，都晓得这应该是一个谣言，最初有人就猜测，这个谣言可能是宋庆龄的大姐宋霭龄放的话。最大的原因，由于她是蒋、宋联姻的最大推动者，如果不是宋霭龄的推波助澜，宋母倪桂珍是决计不会答应蒋介石娶她的女儿的，而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反对最力的家人，就是宋庆龄。然而，实际上宋庆龄反对的不是宋家的家人本身，而是反对宋家家族对蒋介石这样一个法西斯军人的曲予优容，并且把宋家最美丽的幺女嫁给他，达成和蒋介石结合挂钩的目的，而她所以会反对蒋介石，最大的心结乃在于她认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所一向坚持的主义思想，搞个人独裁和恐怖统治。
有关宋庆龄和陈友仁在苏联“结婚”的传言，是由美国和英国的新闻媒体发布的新闻，这则新闻在报上发表之后，宋庆龄就气得荨麻疹发作，病了好一阵子才复元。
等她大病刚好，12月1日却又听到她的妹子宋美龄和蒋介石在上海已经结婚的消息，她更是怒火中烧，急火攻心。
在宋庆龄早年为了要嫁给孙中山，而与父母几乎决裂的时候，那时在美国念书的宋美龄，便是坚决地和宋庆龄站在一起，宋美龄有很多方面，受到宋庆龄的影响，包括她们的英雄崇拜，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宁汉分裂造成宋庆龄的远走苏联，而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婚姻，更让宋庆龄心灰意冷，加深她长期自我放逐国外的想法。
就在宋美龄嫁给蒋介石不到10天之后，蒋介石决定和苏联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原因是稍早苏联支持武汉政府，公然和他唱反调，几乎断送了蒋介石的政治前途。蒋介石宣布和苏联断交这不亦是给远在苏联的宋庆龄一个最大的难堪?宋庆龄曾经为此发了一封内容严厉的电报，谴责蒋介石的此一行动。
冤家宜解不宜结，何况宋美龄本身和宋庆龄之间深厚的姐妹情，也牵动着宋庆龄的心弦。在这样的情况下，南京方面在1929年，想出了一个妙法，要宋庆龄回国。那个妙法就是要把孙中山原来葬在北京的遗体，归葬到南京来，并且为孙中山举行隆重的国葬仪式，可是，在蒋介石把类似的讯息透露出来的时候，宋庆龄显然还相当犹豫，蒋介石知道宋庆龄的心结，就透过宋美龄希望能用亲情，让宋庆龄软化，在宋美龄的设计之下，她自己不可能亲自到欧洲去把姐姐请回来，便请弟弟宋子良，来肩负这个任务。
于是，宋庆龄便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到中国南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宋家姐妹之间感情的真正和解，宋庆龄和宋美龄间仍有一种奇妙的隔阂，对蒋介石的痛恨仍然一丝未减，她的回国,绝对不是为了蒋介石的国民党送她当中央执行委员，而是基于对死去的丈夫的一种缅怀追念，或者基于中国人一个最基本的伦常观念，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下，如果自己丈夫安葬，而未亡人却缺席，毕竟不是一件可以被众人容忍的事情。
为丈夫办好了安葬，宋庆龄又离开了她的祖国，踏上前往法国的旅途，这体现了她对她的妹夫主导的政府的一种义无反顾的态度。
2.1 到底谁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
1927年的12月1日，一场全世界瞩目的世纪婚礼，在中国的上海大华饭店隆重举行，美丽的新娘正是宋美龄。这时，她已经是29岁的成熟女子，如果，她是一个旧社会的女人，她可能早在10年前，就在媒妁之言下出嫁；如果，她是一个讲究生活的新时代女性，她应该已经有过十分浪漫的爱情经验，可是，她却碧洁光鲜地出现在婚礼现场，倚偎在当时中国的新强人——蒋介石的怀抱里。当年，一些好奇的作家和新闻记者，开始默默挖掘有关宋美龄早年恋情的相关讯息，并且无声无息地记载下来，这些吉光片羽的记录，也就成为日后一些作家玩味的主题，究竟这位中国当时最大资本家的掌上明珠，在她结婚之前，到底有没有初恋情人?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些著作或是报导，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希格瑞夫·史特宁写的《宋家王朝》，可以说是海内外一些关于宋美龄家族内幕写得最“淋漓尽致”的一本书，当然，这本书当中或有若干是误传的内容，但是，一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史家，特别是大陆的作家，喜欢拿这本书作为参考的样本。就宋家的观点来说，希格瑞夫的著作可说“流毒甚深”，然而，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是，由于宋氏家族长期以来，不愿或不屑去为这本“蜀犬吠日”的书，作任何长篇大论的反驳(对若干问题提出辩白是有的)，所以，这本由美国人写的讨论宋家的专书，依然成为若干人心目中的“经典之作”。
《宋家王朝》书中说：“从1913年的秋天，到1917年的夏天，她(指宋美龄)都在卫斯理学院(按：即魏斯里大学)念书，4年的时间，使她从一个嘟嘟的女孩，长成为丰姿绰约的少女，……经常有男孩来到‘木村’的台阶上，约美龄外出，他们大部分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也都是宋子文的朋友，对于这些来访的中国人，其他同学只记得什么张先生、李先生、王先生等等。当她听到庆龄在上海法租界发生的事，她害怕自己回国后，也会被家人安排她的婚事，所以，不久之后，她宣布和一位来自江苏省的哈佛留学生彼得·李订婚。当她的焦虑消失后，就又自行取消。这项婚约，只维持了几个星期。”(见希格瑞夫·史特宁著《宋家王朝》，第124～125页，台北，未注明刊行之出版社)
另一位美国作家爱米·哈恩(EMILYHAHN)在其著作《宋氏家族》中，也提到：“有一次，美龄在绘图室等待子文(宋美龄的哥哥)的时候，一位中国留学生看见了她。这个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祖国的学生凝视着这位年轻的姑娘，不禁陶醉在今后生活的遐想之中。那时，美龄体态十分丰满，肤色异常健康，一条辫子垂在身后……”
她的一个朋友说：“总有一两个漂亮的中国青年停留在美龄住所门前的石阶上。”
美龄害怕回国后父母为她包办婚姻，因此在魏斯里大学上学期间，就和一个中国学生订了婚，当然，后来这门亲事并未成功。(中译本见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出版之《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103～105页，李豫生、靳建国、王秋海译)
类似这样含混其词的讲法，还有许多著作，像一本由美国人ROBY·EUNSON著的《宋氏三姐妹》也说：“美龄害怕庆龄的婚事将使父母坚决要为她包办婚姻，因此下定决心要防止这类事情发生，她在离美之前准备订婚，以便保证自己。于是，她相中了一位向她求爱的中国学生，并且答应在某个不确定的时候结婚。这完全可能是一个空口诺言，因为她并没有同他结婚。”(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出版之《宋氏三姐妹》第49页，MR.ROBY.EUSON是前美联社副社长，曾在亚洲和欧洲采访新闻多年)
综合上述几种著作的说词，都异口同声说，宋美龄在美国学生时代，追求者已经有如过江之鲫，可是，除了一位自愿和她玩一场订婚游戏的“李先生”之外，并不曾交待任何确切的人称得上是宋美龄初恋情人(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宋美龄在事实上绝对没有任何的初恋情人)。
然而，另外有一些中外著作，却十分赤裸裸地指名道姓说出宋美龄的那位意中人。
例如，一本以爱米·哈恩著作为蓝本的《宋美龄传》（龙流编译，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叙述蒋介石在1923年前后对宋美龄做长达5年的热烈追求的时期，宋美龄早已有了一位要好的男朋友，书中说：“5年来，蒋介石不管宋美龄已与当时上海市市长刘纪文订婚，他仍不断地追求她，向她提出结婚的要求，但是宋美龄没有答应，原因是宋老太太一直反对蒋成为她的女婿。”(龙流编译，第87页)(另按：上述书中所提及之刘季文疑为刘纪文之误，而且，上海市长也没有一个叫刘季文的人，上海市长亦可能为南京市长之误，因刘纪文曾经二度担任南京市长职务也。)
台北出版的一本《宋美龄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和说法。(参考台北天元出版社，李桓编译之《宋美龄传》，1985年8月15日初版，第87页。)
台湾高雄一家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一本《宋美龄前传》上集有一段记载，书中指出，蒋介石为了追求宋美龄，对她作了一番调查，结果发现“她(指宋美龄)住在霞飞路二十一号。她还有两个漂亮的姐姐霭龄和庆龄，都嫁给了中国的政界的人物。另外，蒋介石还打听到宋美龄有一位情人，名叫刘纪文，是宋在美留学时的同学。……”(见陈廷一著之《宋美龄前传》上册，第六章)
据查证，前二部著作的“刘季文”应该是“刘纪文”之误，但是，如果，硬把宋美龄和刘纪文扯在一起，事实上存在着许多疑点和笑话，吾人可以一一加以点破。
其一，据香港波文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的记载，“刘纪文，广东东莞人，日本及英国留学生，历任广东金库监理、广州市审计处长、陆军部军需司长、大元帅府审计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长、南京特别市市长、江海关监督、国民党三届中执委、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国大’代表、‘总统府’国策顾问，死于1957年4月13日。”(香港波文书局《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以刘纪文这样的背景资历，如果他真是当年宋美龄的意中人的话，还何劳蒋介石去作什么调查，恐怕早就是上海报纸津津乐道的话题了，更何况，根据刘纪文的生平资历，青少年时代可说都一直跟着孙中山搞革命，这样有名望的人，蒋介石如此孤陋寡闻，还要请包打听去查访，如此，蒋介石未免也太逊了点吧!
因此，可以说明陈廷一书中所作的这段叙述，存在着很大的疑点有待澄清。或许有人会说，那这样的证据又何以说明刘纪文不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呢?没错，但是，我们不妨来翻翻当年的报纸，又可以从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这可以作为笔者反对指称刘纪文和宋美龄有任何情爱关系的旁证。
比如，1927年10月5日上海的《时报》有报道指出：“蒋介石于去年7月9日在广州东校场任北伐军总司令，出师之前夕，政府当道，盛筵为蒋介石送行，同桌中有宋美龄女士在，蒋一见之，遂属意焉，以后虽在戎马倥偬之际，每不能忘。”这段文字说明蒋介石某次邂逅宋美龄的场合，以及蒋介石追求宋美龄的客观情况。报道接着指出：“当9月下旬，宋子文来日，先至云仙，继到神户……时蒋已经下野，忽闻宋家人之后亦来云仙，9月28日，蒋偕参谋长张群、南京市长刘文岛……”
(笔者按：此处应为刘纪文之误，因为当时的南京市长确为刘纪文，而非刘文岛氏，按刘纪文是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日文能力应当不错，这是蒋介石要他陪同去日本的主因，刘为文臣，而张群为日本陆军学校毕业，为蒋介石之武将，可说十分妥当的出访幕僚搭配。)秘书陈舜寿，并卫兵5名，在沪秘密上船，送行者只日本领事清水氏一人而已，日本驻沪记者非常注意，大阪朝日、每日驻沪记者，均随之出发……盖蒋是中国近代伟人，其一举一动，极为世人注目，何况闻其又有一段姻缘，更足供新闻资料也。”
报道又指出蒋介石在接受日本和中外记者访问时说：“余回顾过去一年间在战场上之光景，令人感慨无量，今日能优游于云仙快乐之乡，荡涤战尘，胸襟不觉一快，至于漫游欧美与否，现未决定，与宋女士结婚问题，今日亦不能对各位表白，请诸君推测可也。”
据后来包括《宋家王朝》在内的书中都认为蒋介石这趟去日本，多半是为了去说服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以便让她的女儿嫁给他(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和当时国民党正在闹宁汉分裂有关)。
明白乎此，就可以知晓，如果刘纪文和宋美龄已有情愫的话，为什么蒋介石还会带着刘纪文这个“情敌”，去日本洽谈自己和宋美龄之间的婚事，这简直是滑稽突兀。况且，就算蒋介石有这样的“雅量”，难道刘纪文就有这样的“雅兴”，为“情敌”铺婚礼的红地毯?这是相当值得推敲的一个问题。
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审视一下刘纪文的求学背景。许多海内外有关宋美龄的书说，宋美龄在美国念书时认识了刘纪文，但是，根据刘纪文本身的求学过程资料显示，刘纪文从来不曾留学美国，他是日本和英国的留学生，曾经在1923年奉派去欧美各国考察市政，然而，有趣的是，宋美龄早在1918年就已经学成归国，她不可能和刘纪文隔着一道太平洋“神交”吧!因为两人根本没有在美国交往的时间，刘、宋两人如何能够成为“留美同学”?
紧接着1927年11月14日《民国日报》报道，包括蔡元培在内的一些党政首长、学界人士等等，参加了13日上午举行的罗家伦和张维桢两人的婚礼，从日本回来有些时候的刘纪文也出席了这个婚礼仪式，在婚礼上，各个要人分别发表对婚姻的看法，结果，刘纪文也起来讲了一席话，这则报道说：“并有刘纪文君报告蒋宋之姻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