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常情判断，假如刘纪文真的和宋美龄有过一段恋情的话，刘纪文怎么会有面子在这样的大庭广众面前，脸不红气不喘地作什么“报告”?一个情场败将会心甘自我堕落如是?这又是一个指刘宋夙有情愫之流言不近情理的间接证据。
2.2 关于刘纪文的一些官方文献记载
多年来一直被一些小道消息指为宋美龄早年情人的刘纪文，到底他的宦途如何?蒋介石、宋美龄、刘纪文三人之间，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什么政治条件?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老一辈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大陆朋友，一定对刘氏名字不陌生，可是真正对刘纪文的身世背景，以及和宋美龄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全盘了若指掌的人，恐怕至今为数不多，即使少数对刘氏还有印象的朋友，大概也只是模糊记得，刘纪文是国民政府攻克南京并且正式奠都之后，首任南京市长。
1929年南京市政府出版的“首都市政”一书，对这位南京首位国民党市长的背景，作了如下的交待：“刘市长纪文，广东东莞县人，现年40岁，卒业于日本志成学校及法政大学，专攻政治经济，随从先总理革命十余年，未曾远离左右，历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部员、广东全省金库监理、广州市审计处处长、大元帅府审计局局长、陆军部军需司司长等职。民国十二年赴英国，在伦敦经济大学及剑桥大学研究欧战后状况，由广东政府特派为欧美市政考察专员，赴欧美各国首都及重要城镇实地考察，对各国市政制度及管理方法，极有心得，十五年归国，由国民政府特任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庭庭长，后因革命军北伐战事紧急，特赴前方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营军需处处长，及总司令部经理委员会主席、审计处处长、经理处处长。南京奠定后，被任命为南京特别市市长，旋被选为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十六年七月，复任南京特别市市长，于七月二十日就职，兼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十八年三月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当年刘纪文任职南京市市长的原因，是当时宋美龄答应嫁给蒋介石的条件之一，不论这个说法正确与否，从文献资料上显示，刘纪文在担任南京市长期间，似乎有明显受到上峰挤压抑制的现象，种种迹象显示，刘纪文名为南京市长，实则不过是一个空头市长，根本有名无权。
在上述这份“首都市政”刊行的时候，刘纪文事实上已经当了南京市长有两年的时间，这位市长对当局是存在着许多牢骚和不满的，这一点可以从前述的“首都市政”中记载的事情，看出一番梗概：“中国国民党于扫荡革命之障碍以后，现已实行努力于全国人民生存方法改善之企图矣，即本党领导下之中华民国，已由军政时期入于训政时期……十六年六月一日，南京特别市政府负有建设首都之重任而产生，正是我国民革命军底定东南，继续北伐之时，草创伊始，百废待举，非兢兢业业，无以处理此艰巨之工作，非坚毅不挠，无以应付此险恶之环境，综计惨淡经营，于今二载，然回顾吾人成绩，其未能依原定计划实现者甚多，是诚吾人所应引以自咎而怀疑吾人之才能或有未逮，而另一面，实以本市之经济窘乏与行政权力之不足，以致吾人于市政设施上，无处不极感困难，兹将困难各点分述如下：一曰经济之困难也，盖经济为一切事业成功之母，以言市政建设，尤如饮食于人生，为生命荣枯之所系，查本市旧预算每年收入不足二百万元，而事业费及行政费之支出需三百万元，收支相抵，不敷一百余万元，以言开源，则税权支裂，源无从开，以言节流，则建设急迫，流不同节，虽曰市政公债，现已发行，实无从以言建设一宏伟之首都，夫财政既陷于窘迫，一切设施，自不得不受其限制而窒碍环生，于是吾人今日所处之地位，及陷于无穷困难之域，盖经济问题，横梗于吾人之前，而建设使命，正督促于吾人之后也。”
闹穷，说市政建设入不敷出，是当时刘纪文最无法忍受的问题，所以，他把这个问题摆在最前面说明。
其次，这位刘市长又说：“二曰警察权力之丧失也，查建设之力量必须集中，建设之计划，尤尚完密，为求力量集中与无计划完密起见，不得不严整吾人之组织，统一吾人之事权，然后建设工作，乃易观效，若割裂其严整之组织，分散其集中之力量，则建设进程之延缓，自不待言，公安局系市之武力，亦即一切市政事业之维护者，南京特别市政府之手足也，举凡市民安全之保障，风化之维持，不良之取缔，户口之注意，在与财政工务土地教育社会卫生各局，有密切之关系。市政而无公安局，无以言建设，公安局而离市政，亦无以尽其用。乃本年三月间极端公安局改名首都公安局，隶属于内政部，虽于其组织大纲上，规定本府仍有指挥之权，实则命令不行，成效毫无，市政掣肘，困难弥增，此项打击首都建设之责咎谁归，实予吾人以莫大之疑惧。”
以一个首都特别市的市长，却连警察局长也没有办法指挥，市的警察大权完全归中央掌控，刘纪文大概打从心眼里也觉得窝囊，这到底是孰令致之?是蒋介石?还是刘纪文的其他政敌?抑或只是政策本身?
再来谈到所谓“市公用事业之未能收回”的问题时，更可以证明刘纪文的无力感和朝中无人，他说：“当本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二中全会时，曾经决议各市之公用事业，概归各市政府监理，本府曾据以力争，然转辗曲折，终未收效，此放弃职权与夫不能副民众期望，吾人所深自引疚者也。”
此又证明刘纪文在国民党内部的人微言轻，连市公用事业收回市有的这么一个小问题，都得不到当局的支持，这位留学英日的市长，能不心存怨恨?
更甚者，“四曰财政不统一也，……如市内田赋，屠宰税，牙行税，当铺税等等，乃由江宁县政府及江苏财政厅，直接在市内征收，丧失事权，紊乱市财政，莫此为甚，而影响本市经费，危害市政设施，尤为至重且大。”
一个办事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而且左右掣肘的市长，如果像某些书说的，关于蒋介石要娶宋美龄的条件是包括了“保荐刘纪文当南京特别市市长”的话，刘纪文干南京市长，权力何以如此萎缩?这是另一个值得疑问的地方。
2.3 关于刘纪文遗孀的说法
从民国初期的一些现存图片资料显示，刘纪文可以说是当年政坛人士当中，仪表相貌十分英俊的一位，正如童轩荪先生在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第34卷第60期写的《刘纪文的生平及其他》一文中说的：“国民党里有两个美男子都以丰姿伟俊为世所称，而此两人竟同字“兆铭”，一为汪精卫，一即刘纪文。”(见《传记文学》第34卷第6期，童轩荪著《刘纪文的生平及其他》，第63页)
照童文的说法，从1913年到1923年这10年间，刘纪文从来未曾离开过孙中山身边，童文说：“刘氏参加革命早在民国前二年即加入同盟会，……民国三年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他是总事务所的干事。民国六年随中山先生回国，于上海环龙路44号革命党事务所的创立，他是总绾事务兼司财政的一员。后来中山先生回驻广州，便代理了财政部长。”童文说：“自后民国十八年任南京特别市第五届、二十三年任第六届执委兼常委。抑且于十八年开始连任中央三届、四届、五届、六届执行委员。于第一任南京市长之同时，正值蒋公辞去国府主席，随往日本。……”
在《宋美龄前传》一书中说：“说实在的，美龄自从美国归来，在爱情的海中，她一直脚踏两只船。一是刘纪文，二是蒋介石，……在异国的国土上，他们就相识，以至于谁也离不开谁了。……”(陈廷一著，第九章政治姻缘)可是，刘纪文遗孀许淑珍接受童轩荪访谈时，说明：“纪文曾亲口告诉说他出身寒微，献身革命奔走四方，没有时间谈恋爱。纪文和我结婚时，他已三十九岁。”接着许女士又说：“纪文初恋真正的情人是古婉仪小姐。她父亲为国民党元老古应芬先生。不幸古小姐和纪文订婚不久，即卧病经年，临终之前旬余，纪文亲侍在旁，可见两人间爱情之笃，事隔多年，他无时或忘，时常和我提起。”
根据许女士的现身说法，以及本文前述举出的各项例证，似乎可说明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刘纪文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因而，海内外其他关于宋美龄的著作中，凡是提到刘纪文的情节，因为在证据上有稍嫌薄弱的问题，所以难免予人牵强附会的一种感觉，而失去了学术研究应有的权威性。
然而，毕竟爱情是一种隐秘性很高的个人行为，假如两造双方基于一种共同默契，或是基于某种利益承诺，还是有一定程度可能受到若干隐瞒的情况，所以，除非两造共同或者至少有其一方，出面亲自提出合理澄清，否则，恐怕很难有真正水落石出的一天。
至于宋美龄和刘纪文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照童轩荪访问刘纪文的遗孀许淑珍的讲法，是因为“早于民国十五六年间在广州识宋府诸人”云云，但是，究竟刘纪文是在何种情况下认识宋家人的，童文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只附带在述说自己和刘纪文婚礼，把宋美龄(即宋美龄)和宋子文一起到场庆贺的情况，淡然一笔罢了。
所以，值得关切的是，童氏作的访问仍有若干疑义存在，我们可以参酌《孔祥熙先生年谱》来看看另外一件事，《年谱》说：“先生(按指孔祥熙)赞襄国父整理党务，经常出入国父东京寓所，负责中华革命党经费的捐献与劝募，同时参与机密，协助国父处理文书函电，于是和国父英文秘书宋霭龄女士相识。……宋霭龄女士结婚后(按与孔祥熙)，由她二妹宋庆龄女士递补英文秘书。民国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国父与宋庆龄女士在东京结婚，先生与国父结为连襟。”(《孔祥熙先生年谱》，台北郭荣生编著，第43～44页)
假如童轩荪氏作的访谈没有疏误，那么，刘纪文遗孀说的：“纪文早于民国十五年间在广州识宋府诸人。”刘夫人等于是无意中露出了马脚，两相对照，实在令人很难不怀疑刘夫人许淑珍女士不是在说谎。试想，各种文献都说刘纪文1913年到1923年，都在孙中山的身边，那么即是刘纪文都一直陪在孙文身边，怎么可能不认识宋霭龄，乃至以后的孙夫人宋庆龄这两位前后任的孙中山秘书?如果刘某认识宋大小姐和宋二小姐，又岂有不认识宋三小姐宋美龄的道理?
准此以观，即然刘纪文的遗孀可以在刘纪文认识宋家家人的这一问题上说谎，这便难保她不会在别的问题上隐瞒真相。(当然，她也有可能不是蓄意说谎，也许是时光错置之类的问题，导致她无意中说了这个“谎言”。)
然而，在1927年10月9日，宋美龄接受日本《每日新闻》记者火田谷访问时，火田谷问宋美龄：“蒋介石谓初见女士时，已认女士为其理想之伴侣，但不知当时女士作何感想?”宋美龄微笑答复：“此乃5年前事，当时余未注意之。”
(笔者按：以蒋介石对宋美龄追求之勤，宋美龄居然说她当时没有注意，那么她是在注意什么?在注意谁呢?)
最后，这位日本记者直接了当地问宋美龄：“女士婚姻何以迟迟至于今日?”问她晚婚的原因，结果宋美龄脸上泛了一阵红说：“因誓觅得相爱之人故。”(以上，日本大阪《每日新闻》1927年10月9日电)
到底谁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蒋介石是不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宋美龄以上在67年前接受日本记者访问时作的澄清，是不是可以让人恍然大悟，豁然释疑?
要不是宁汉分裂，蒋介石可能还不会对宋美龄展开积极的追求，宁汉分裂让蒋介石一度下台，可是，他巧妙地动用了杠杆原理，以四两搬千斤的方式，化腐朽为神奇，让原本水火不容的汪精卫，和他暂时妥协，且将原先根本持否决态度的宋母说服。
于公于私，蒋介石在宁汉分裂中，攫取了最大的利益，这个国民党空前的分裂结束之后，不但蒋介石重掌党内的军政大权，而且，他也成遂了本身长久的愿望，和上海——或是说全国最大的资本家家族结成姻亲，一夕之间，蒋介石成为全中国最有钱和最有权的人，他和宋美龄两人的世纪婚姻，因而成为全上海当时最轰动的一则消息。
1927年的11月30日，也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的前一天，蒋介石草拟了一份启事，预备刊登在隔天的《大公报》的第一版上。这则启事是这样写的：“今日得以与最敬爱的美龄结婚，为有生以来最光荣愉快之一日，余奔走革命以来，常于积极中忽萌退志，前辈常询何日始可安心工作，当时未答，今日圆满答复，即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即从此可安心为革命尽责任。余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婚姻，一切皆无意味，故革命当从家庭始，今日结婚实为建筑我二人革命事业基础。”这篇启事，其实就是蒋介石告别旧生活、旧婚姻的一个宣示，一个崭新的生命正在等待蒋介石。
1927年的12月1日，对蒋介石和宋美龄来说，是一个永生都不会淡忘的日子，一场世纪婚姻，马上要在上海的大华饭店揭开序幕。当天下午3点5分，蒋介石和宋美龄先在宋家位于西摩路的娘家，举行教会形式的婚礼。为了筹办婚礼，西摩路的宋公馆早已布置得美仑美奂，喜气洋洋，婚礼礼堂设在宋家的西首花厅，这个地方是宋家日常盛大聚会的主要场所。
在花厅的正中央，悬挂了一幅宋美龄父亲宋耀如的遗照，厅堂中间有一张红木长方桌，上面放了许多的鲜花。另外，从第一客厅到西花厅之间，还摆满了各界赠送的花篮，正中间的行道是鲜红的红地毯，礼堂的右侧，是亲友的观礼处，厅外的右边是乐队的席位。
宋家是上海最大的资本家，而蒋介石又是革命军总司令，安全工作当然更不可忽略，在宋家和饭店都作了最周密的安排。
在宋家，从当天上午开始，就有各路来的保镖，包括公共租界的警探好几人，华人巡捕数名，西方巡捕两人，在宋家门口站岗保卫，任何出入宋家的人，都要在宋家门口接受这些巡捕的盘查；而婚礼举行地点的大华饭店，门口的警卫则是由蒋介石自己亲自派了手下的卫兵，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饭店附近，此外还有上海原本的黑道头子，后来当了上海巡捕头的黄金荣，统率了十几名干将，站在门口值勤布防。
为蒋、宋联姻，上海地头上的黑白两道精锐尽出。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仪式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宋家，先进行家庭婚礼仪式，再到饭店作公开的婚礼仪式。
下午3点，宋宅奏起基督教圣乐，一位男高音高声唱着圣歌，唱完之后，响起钢琴的乐音，音乐声中，穿着深色西装的蒋介石在男宾相刘纪文的陪同下，缓步至摆满鲜花的长桌前站定，然后，主持宗教仪式的余日章牧师，开始致词，讲话结束之后，就由新郎和新娘宣讲各人的誓词。
蒋介石的誓词念道：“我蒋中正，情愿遵从上帝的意旨，娶宋美龄为妻，从此以后，无论安乐患难，健康疾病，一切与你相共，我必尽心竭力地爱你敬你，保护你，终身不渝，上帝实临鉴之，……”
接着由宋美龄念她的誓词：“我宋美龄，情愿遵从上帝的意旨，嫁你蒋中正，认你为夫，从今以后，……”
讲完誓词，两人就互相交换戒指，蒋介石以戒指套在宋美龄的手指上时，蒋介石低着头，对宋美龄这位新婚妻子莞尔一笑，宋美龄这时也回眸报以一笑。
家庭婚礼正式结束，紧接着是公开仪式的婚礼。
下午4时许，蒋介石和宋美龄从宋宅赶到大华饭店，那时饭店门口早已挤满了想一睹新人风采的民众，二位新人基于安全理由，由保镖护卫，从饭店靠静安路的侧门进入饭店内。
当蒋、宋二位新人走进礼堂时，司仪邵力子，以洪亮的嗓音，高声宣布请来宾入席，全体贵宾于是鱼贯入座，主婚人蔡元培及证婚人相继入席，蔡元培站在中间的主位，男女双方的证婚人，包括何香凝、王正迁、蒋锡侯、李德全、谭延闿、余日章等人，全部也都站定位，司仪于是高喊：“请新郎入席！”
这时，所有的观礼人员都屏气凝神，等待这一幕最高潮的景象。
几秒钟后，蒋介石在男宾相刘纪文的陪同下，慢慢走向结婚礼堂，现场来客响起一阵热烈掌声。就在同一刻，悠扬的乐音奏起，在和缓优美的结婚进行曲当中，新娘宋美龄在两位捧着鲜花的少女，一位是陈明月小姐，一位是周稚英小姐伴随下，宋子文手挽着妹妹宋美龄的手，沿着鲜花铺成的甬道缓步向前。女宾相是王正延的女儿，另一位是倪吉贞小姐。王小姐用手扶着宋美龄，后面还有两位花童，分别是宋美龄的外甥女孔令伟和外甥孔令杰。
轻歌曼舞中，宋子文把妹妹交给了新郎蒋介石。这天的宋美龄格外美丽动人，雍容华贵，新郎和新娘在礼堂正中央站定位后，所有的来宾全体起立，在司仪的口令下，新人向国旗、党旗、总理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然后由主婚人蔡元培宣读结婚证书，随后一对新人用印，4点37分用印完成，司仪要一对新人相向，面对面行一鞠躬礼，全场这时又响起热烈掌声，新郎蒋介石这时灿然一笑，两位新人向前方站立的主婚人和证婚人行了一鞠躬，又向来宾敬了一鞠躬，博得全体来宾一致热烈的掌声，这项上海有史以来最为轰动的婚礼，终于大功告成。
3.1 泰水引导，女婿信教
1927年，宋美龄的母亲答应把女儿嫁给蒋介石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蒋介石信基督教。由于蒋介石原本信的是佛教——许多传统中国家庭都是信仰佛教或是道教，真正让蒋介石改信基督教的，当然还是宋美龄。但是，在两人结婚的早期，由于蒋介石成天忙于军务和北伐内战，在心理上，似乎还没有做好信教的准备。
然而，到了1930年，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突然病倒了，这时，宋美龄又积极向蒋介石传教，因为从宋母的病情研判，宋母可能不久于人世，为了让宋母欣慰，宋美龄希望在母亲死前，能够说服蒋介石受洗为基督教徒。
于是，在1930年的秋天，蒋介石便在宋宅，在宋家家人的观礼下，正式受洗为基督徒。主持蒋介石受洗仪式的，正是宋家的家庭牧师江长川——原先曾为蒋宋证婚的那位牧师。那次的受洗仪式，除了宋庆龄不在场之外，几乎所有的宋家家人都在家观礼，并且为蒋介石祝福。
宋美龄是如何教导蒋介石有关圣经的知识的呢?照宋美龄自己的说法，是用她在美国魏斯里大学读书时，选读的旧约历史课程上，作的旧笔记和书本。因为宋美龄和蒋介石两人的生活作息自来就不大一样，蒋介石习惯早睡早起，宋美龄却恰恰相反，喜欢晚睡晚起，在蒋介石修习圣经的这段时间，宋美龄特别改变了她的生活作息，一大清早6点多钟就起身，和蒋介石一起做祈祷，一同读经。
按宋美龄的说法：“我自己的信仰和新得的了解同时滋长。一种更深刻的意义浸润了我们的婚姻，我自己也走上了灵性发展的初步阶段。”
孙中山曾说：“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信仰、力量。”然而，就宗教来说，也就是宋美龄拓展她的势力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她不但不把宗教局限在信仰的层次，而且还把它放大到政治舞台上，成为她扩大影响力的基础。
3.2 婚后生活，南辕北辙
婚后的蒋宋夫妇，生活无疑是忙碌而充实的，为了实现梦想，蒋介石成天在军务和政务中穿梭繁忙，可是两人的生活型态却大致是在开始定型，这个阶段的生活规律，也渐渐成为日后夫妇俩的日常生活作息。
关于蒋介石个人结婚后的生活，知名的《良友画报》作过详细的报导：“……至于委座之日常生活情形，大略言之，即每日早晨6时许起床，(夏季晨5时即起)盥洗后即于室内外运动二三十分钟，然后静坐。静坐后，即写日记。在静坐中，一方面反省昨日所作之事，同时计划本日应作之事，而反省所获心得与观察批评人物之感想，以及军事外交内政之重要事故，均记于日记中。其作日记，20余年如一日，从未间断，不仅为中国复兴史上创造一部伟大翔实之著作，而其治事有恒，于此已可概见一斑。每日上午8点以后，或主持会议，或批阅公文，或运筹外交，或指挥军事，均依事先预定之计划，集中心神为之常上午11时会客，客多则自10时起至12时左右始举，此际所接见者大都为中央或地方党政军学各部门负责人员，谈话内容与所讨论之问题，类属关系重大之事项。午后1时或1点半午餐，常约请中央人员，就饭前饭后之时间共同商谈，亦有于各种会议之后，即请会议人员数十人列坐一所，共同进餐，使彼等随时面呈意见，并获得亲切之指示，对此宝贵难得之时机，莫不作充分之利用。
“午餐后，休息或午睡l小时，3时起，又批阅公文，4时复为会客时间，此时所接见者，多为因公请谒面呈要事者，少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或二三十人不等，每人谈话3分钟或5分钟即退。午后6时至7时，出外散步，借此机会考察民间疾苦或巡视一般市政建设。7时半或8时晚餐，亦常请客同席，饭后举行谈话，如未约客会谈，则从8时起读书。委座日理万机，每日仍费二三小时为读书时间，其自定经史子集之书，每年必择若干反复温习，而于坊间新出有价值之书籍，亦常搜购研阅；其读书，取精用宏，特具心得，而运用于治理，则独得其妙，且常邀约干部及国内外学术专家讨论各项问题。
“委座于临睡以前，必清理一日所办之事，然后于10时半或11时就寝。有时当日之事未完，必俟完全办好，迟至12时甚至12时以后始行入睡。总之委座每日饮食休息睡眠之时间，合计不过10小时，而工作常在14小时以上。有时因指挥战事或处理紧急重大事件，往往夜以继日，整日间仅得二三小时休息。其生活之刻苦优勤，大都类此。
“至于饮食方面，委座日常多饮白开水，而少饮茶，更绝不饮酒吸烟；早晨略进点心，如面包牛奶之类，中餐与晚餐，每餐仅五六样菜，蔬菜较多而肉类甚少，其宴客所用中餐或西餐，亦极简单朴素，非如普通官场宴客之力求食肴精美也。
“其他衣服方面，委座一年之中，着军服时多，而便服时少，衣服原料皆为国货，惟求整洁简朴，不尚浮华绮丽。以言其居处，即委座一生除故乡数栋家屋外别无自营之住宅，通常住所，皆属租用，内部陈设，亦甚简单，惟常保持整洁。行动方面，更以简便为主，然其迅速机警与秘密，则为一般人所至难及者。
“委座性乐山水，爱好风景名胜，每至一地辄乘暇观赏。亦爱好诗歌与音乐，兴之所至唱和吟咏，藉以自娱。有时当前方战事紧急，委座从容调度，无不指挥若定，而于戎马倥偬中，间亦与夫人对棋为乐，其好整以暇如此。又当重要纪念日，部属将士与学校师生举行恳亲会游艺会时，委座间亦欣然应约前往观剧，对于高尚之娱乐，于不妨碍工作情况之下，亦常示意提倡，且每借此机会益助勉部属学生与党员同志更应奋发精神，努力工作。
“委座日常生活情形，已略如上述，概括言之，尚朴实，有规律，精勤创造，乐观奋斗，为其一贯之特性。”
资深记者张广基，在接受笔者的访问时，曾经透露了一段他的亲眼目睹经历。
张广基说，有一回美国《时代》周刊老板享利·鲁斯来中国，目的是要访问蒋介石夫妇，拍些有关蒋介石日常生活的照片。蒋介石便安排了这批美国贵客，到他的官邸拍片。
根据张广基的叙述：“那天，蒋介石和平常一样”穿着中山装，大家都晓得，中山装有两个宽大的口袋，蒋介石喜欢在里头摆些眼镜什么的杂物，所以看起来有些邋遢，夫人宋美龄就在一旁叮咛，要蒋介石扣个扣子，衣领要怎么怎么，叮咛了好多次，最后蒋介石有些烦了，就十分不耐烦地叫道：“唉呀，好了好了!你别说了。”
因为蒋介石这个动作和眼神很强烈，在场的美国记者虽然听不懂蒋介石夫妇讲的话，可是，大概隐约之间可以意会蒋介石在说些什么，大家不禁面面相觑。
可见，蒋介石还是有一般中国旧式男人的习性，自我意识是很强烈的，特别不喜欢太太去干预他的事情，但是，在那一回，一旁的宋美龄也不以为忤，只安静看着美国记者为蒋介石拍照。
3.3 夫唱妇随，火线奔忙
北伐，乃至以后的“剿共”战争，宋美龄经常追随丈夫到各个战场上，亦步亦趋，不论这些战场是在边关，还是内地。从北伐的晚期，到早年的“剿共”战争，大约历时10年间，宋美龄经常是在旅途上奔逐的，她的足迹也是在那时，踏遍了全中国。
1935年，她追随蒋介石走了一趟西南，并且以一篇《西南漫游》的书信体文章，致书国民党军遗族学校的学生们，正可以充分显露出宋美龄这时的心境。
军人本来就得把自身安危置之度外，所以，宋美龄在跟随蒋介石南征北讨时，难免也曾遇上些意外的危急情况。
例如有一次，宋美龄追随蒋介石在江西“剿共”行营的某个深夜，在入睡后，蒋介石夫妇突然听见附近枪声大作，声响从城墙附近传来，蒋介石立即起身，叫宋美龄赶快穿好衣服，同时，蒋介石吩咐特务员去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特务员去侦查的时候，枪声愈来愈密集，越来越接近。宋美龄不禁一身寒颤，在微弱的烛光下披上衣服，然后，宋美龄想起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她毫不迟疑地把文件放在手边，便于在最后关头撤离之前，将之全部销毁，以免落入他人的手中。
找出文件，宋美龄掏出自己的自卫手枪，强自镇定地坐下，静待事情的发展。而此时的蒋介石则集合了他的全部卫队，要兵士们在四周环列成一个圈子，以便在必要的时刻能够冲出重围。
没多久，来袭的红军果然撤走了，原来，红军认为蒋介石夫妇驻扎的这个城镇墙上只有几百哨兵防守，所以就趁黑夜来攻，这些红军原本已被蒋介石的部队包围，希望借着这次的攻击，冲出一条出路的。
事后，宋美龄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曾说：“当时，心中只记挂两事：一是我们军队调动以及布防的那些文件，二则万一不测，惟有举枪自毙，出之一死。”
1927年到1937年间，蒋介石几乎每天都是在国内的征战中度过，因而，追随丈夫的宋美龄自然更为艰辛。
早年，宋美龄很怕坐飞机，一搭飞机就有晕机的毛病。因而，当蒋介石离开繁华的京沪地区，到偏远的各地征伐时，宋美龄只有搭乘汽车，要不就是乘坐最原始的交通工具，骡马民船之类。除了交通不便，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的盗匪猖獗，所以，蒋介石特别为宋美龄准备了卫队，一路保卫她，可是，还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
后来，不搭飞机还是不行，毕竟中国太大了，有些地方不搭飞机，根本很难在时限内到达，宋美龄只好忍受坐飞机的痛苦。据说，蒋介石相当体贴她，只要是宋美龄要搭的座机，机上全部的固定坐椅，都将之大部撤除，只留下几张坐椅，供蒋介石和少数官员乘坐，而空下来的地方，就为宋美龄摆一张卧榻，宋美龄只要一上飞机，飞机起飞后，假如有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就立即躺平在卧榻上，以减少晕机的痛苦。
尔后，她的“美龄号”专机，都有卧榻的设备，随时可供她搭乘时使用。
宋美龄出身资本家家庭，哪里吃过走南跑北的苦，她的身体状况原本就孱弱，一路带着一位美籍护士，此外还有一位女秘书、几名男女仆人和几十名卫队士兵、副官等等，同行者有六七十人，浩浩荡荡，有如古代皇家出巡。
生活上，宋美龄一向是养尊处优的，出巡期间，宋美龄的吃住问题，基本上还是十分豪华的，为了怕出巡时感染疫病，所以，绝不食用外面不洁的饮食。喝的是蒸馏水或是法国维其矿泉水，吃的则是自己厨子做的西式餐点，分量不多，可是绝对清洁卫生，不致染病。
家庭的纷扰，国事的动乱并没有扰乱宋美龄原来对自身的期许。而1928年的“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和女校”的建校，就是宋美龄早年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也是她和蒋介石结婚以后，亲身参与的最为积极的一件事。
至于建立“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和女校”的经过，根据宋美龄的说法(见宋美龄著：《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和女校建校的经过》)：“自从国民政府在南京建设首都以后，蒋总司令觉得要有一种设施来纪念国民革命历年为主义奋斗和为党国牺牲的将士先烈，安慰他们在天之灵。及至民国十七年，统一告成，政府决定对阵亡诸将士，为之建筑公墓，开辟公园，以志纪念；给发恤金，抚慰寡孤，以慰英灵。但是，遗族子女大都缺乏教养，亟应设立学校，造就他们成为健全的公民，才算是尽了抚慰遗族的责任。民国十七年十月蒋总司令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议设立‘遗族学校筹备委员会’，当时就推定委员11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先生，亦参加在内，他非常热心，并对我说：‘完全请你负责，来筹备本校。’在筹备创设的时候，当然经过许多困难，就是现在亦常有困难的问题发生；这是举办一种事业不能免的，只要我们能努力做去不断地改正，必可完成我们的计划。”
照当时的状况，原来遗族学校共有11位筹备委员，委员包括：宋庆龄、蒋介石、蔡元培、胡汉民、戴季陶、何应钦、何香凝、宋美龄、王文湘等，起初，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由宋庆龄担任校长。
可是，宋庆龄在学校于1929年建好时，却在国外，所以，一切有关学校的校务问题，全委宋美龄办理。
遗族学校开学之后，宋美龄和蒋介石确实把这所学校当做是自己的事业一样，很热心地参与，宋美龄更是投入了不少心力。
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宋美龄本人至少一个礼拜去遗族学校3次以上，每次去的时候，都是和蒋介石两人一起去，夫妇俩到遗族学校视察，总是会向有关人员提出不少问题，所以，遗族学校方面对校务都不敢稍有闪失。
遗族学校创设的经费，起初是由陇海铁路东段的附加税，作为学校的经费，从1928年的8月1日起，学校开始申领这项经费。可是，毕竟是宋美龄本人和多位国民党要员直接参与的关系，学校的经费在公开劝募之后，竟然多达50万元以上，而那时的国民政府也十分支持这所学校，每月的经常性经费多达5000元大洋，后来又增加到月费12000元，可见受到重视的程度。对学生的待遇更是十分优厚，凡是入学的学生，因为都是遗族子女，所以，学费一律免缴，并且还由公家供给一切的生活用品。
宋美龄虽然不是学教育出身的，可是，却有自己的一套教育理念，加上蒋介石本身给她的关于军人教育的一些观念，于是，这所遗族学校就成为宋美龄的美式思想和蒋介石的日本式军队教育的一个复合体。
在军事化管教方面，例如，对学生日常和个人整洁习惯的培养，学校更是列为教育之重点。每逢学生吃饭的时候，饭厅里每张桌子都有教师专门指导，要学生养成吃饭的体态，养成良好习惯。
学校内部的教育，更加少不了党化教育实质内容。宋美龄自己就说：“我向来主张教育不但只是重视精神的训练，而手足的活动与一般的生活，也要同样的注意，尤其是对于革命先烈的子女，更要养成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和能力，使他们了解生活价值。”
有一次，宋美龄听到学生在诵读一篇课文，文中叙述的是遵照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观念，要学生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文章，宋美龄听了之后，很欣赏这段文字，还要老师把这段文字拿给她翻译成英文。
“双手万能、手脑并用”是遗族学校的基本校训，也是宋美龄最喜欢对外人宣传的优点。
例如，她曾经要求学校的学生自己设计校舍，真正体现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校训。
基本上来说，遗族学校是宋美龄在蒋介石政府控制时代，公益事业的一个起步，而且也是蒋介石日后推动的许多运动的一个起点，这是一般人平常没有注意的地方。
以遗族学校这个桥头堡为起点，宋美龄在中国的“童子军运动”、“农村服务运动”、“新生活运动”和抗战时期的“声嘶力竭”、“救亡图存”各种运动中，给他的丈夫和那时的国民党政府或多或少提供了一些帮助，这一方面是不容抹杀的。
(笔者按:遗族学校的毕业学生后来分布世界各地，在宋美龄定居美国之后，每年到了遗族学校的校庆那一天，或是蒋介石或是宋美龄生日那天，有些旅居美国的遗族学校学生，都会去宋美龄的住处探望她。遗族学校的学生称她为“妈妈”，这些学生目前年龄多半都已经60岁以上，有的已经80开外。)
4.1 成立“励志”，掌权起点
1929年的1月1日，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后的第一个元旦，一个名为“黄埔同学会励志社”的机构成立了，这个机构其实就是后来在台湾设立的国民党军“联勤总司令部”的前身。
蒋介石成立这个组织的最大目的，是希望把参加民国革命的军队，在北伐成功之后，以保持早年黄埔军校成立时的那种“革命精神”为幌子，而变成为维护他蒋介石专制统治的军队。
蒋介石最早还为“励志社”的成员，制定了一句格言，这句格言是：“立人立己，革命革心。”
除了这句格言之外，蒋介石还颁布了十条戒律，要所有的社员一体遵行，这十条戒律是：“一、不贪财，二、不怕死，三、不招摇，四、不骄傲，五、不偷懒，六、不嫖赌，七、不吸烟，八、不饮酒，九、不借钱，十、不说谎。”
“励志社”的创始者黄仁霖曾经说过，“励志社是对黄埔军官和学生灌输道德，提高精神而设立的。”这个主张正可以呼应蒋介石提出的那些戒律和清规。
蒋介石原先想把“励志社”办成像早年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秘密结社时那样的组织，所以，他把“励志社”入社的仪式弄得很形式主义，要入社的人，每人在社长也就是蒋介石面前宣誓，誓言恪遵蒋介石提出的十大戒律，“励志社”的员工则更不在话下。
可见，“励志社”早期是蒋介石让军官和军校学生“养志”的地方，他口口声声希望把“励志社”变成一个能端正军中风气的场所。然而，在宋美龄和孔家的主意下，“励志社”却变成一个基督教色彩极浓的场所，而且最后因局势发展甚至演变成一个为外国援华部队服务的机构，非但如此，到了抗战前后，“励志社”竟然演变成一个以服务蒋家为主要工作项目的内务府机构，发展演变经过，实在是相当富于讽刺性。
在一开始的时候，宋美龄对“励志社”就掌握了内部主要的人事权，社长是她的丈夫，但，蒋介石政务繁忙，哪能把全部心思摆在“励志社”，因而，“励志社”的实际权力运作，就完全操纵在宋美龄以及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的手上。
“励志社”的首任总干事是朱懋仁上校，曾在孔祥熙任部长时，担任实业司司长。朱上校接任不久，就把总干事的职务交给了黄仁霖。
黄仁霖是宋美龄嫡系中的嫡系，这可以从他的出身窥其全貌。黄仁霖的岳父是余日章，余先生是一位牧师，在宋美龄嫁给蒋介石时，曾经为宋主持婚礼。原先，宋家是希望请江长川牧师主持，但江牧师不愿为蒋介石帮这个忙，只有请余日章帮忙。由于余日章慨然应允，日后，在黄仁霖成为余牧师的女婿时，宋美龄为了报答余日章这份恩情，当然义不容辞地负起照顾余牧师女婿的责任。(注：但据黄仁霖自己的回忆录写道：“很多人以为我参加政府工作，是经由宋美龄介绍的，但是，实际上，我只在慕尔堂里认识她，孔祥熙博士才是提携我进入政府工作的人。”)黄仁霖的回忆录中写道：“就在那一晚，我搭火车到南京，我有少数几位朋友，以前是青年会的干事，现在孔博士的部里工作，他们立即把我带进去晋见部长，如我所料，孔博士很高兴地接见了我。我告诉了他，我的一些遭遇，他很诚恳地告诉我说：‘仁霖，我想青年会的工作范围，不足以供你去发展你的才干，我要告诉你一个新的机会，在那里，你有极庞大的领域可以发展，蒋总司令要创办一种运动，名叫励志社(英文简称OMEA即军官道德励进会)。这是总司令的一个观念，因为在军事作战中，征服一些城市和省份并不难，但要改变人心，却很不容易。他想要发起一个运动，以此来改变他的军官和学生们的心理和行为。’孔博士说，总司令正要他找一个人到军营里推动这个运动。他说：‘我想，你做这个工作非常适宜，而且你可以完全无拘束地放手去做这项工作，而且发展前途无可限量。’”
黄仁霖曾经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本身也是基督教徒，奉派到“励志社”任职，所以对蒋介石提出那些和基督教的一些清规戒律相似的规矩，履行起来并没有很大的困难，而且还因为黄仁霖有留美的经历，因而在作法上十分具创意。
在“励志社”，许多军官和学生终于学会了如何遵守礼仪和现代的生活习惯，例如若是有人随地吐痰，黄仁霖就交待下面的人，在每扇门的背后，放一个小拖把，只要有人进了“励志社”大门，老习惯不改，任意就是一口浓痰吐在地上的话，便会有“励志社”的同仁，拿着一把拖把把吐在地上的痰拖干净，然后再对吐痰的人加以劝导。这样日子一久，便再也没有人好意思敢于在“励志社”吐痰了。
黄仁霖知道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对军官们的衣着是否整洁十分重视，特地在“励志社门口放置了一副镜子，镜子的旁边还悬挂了一则标语，写着“整衣冠”，要进入“励志社”的朋友们，都能事前修整衣冠，不使服装零乱有碍观瞻。
黄仁霖引进了不少美国式的东西进“励志社”，比如，他把从美国留学时代看到的自助餐用餐方法，引进到“励志社”，使这种吃法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一种用餐法，并且逐渐风行。
黄仁霖还引进了西方的淋浴方法，在“励志社”的浴室里，就设计了一套只能盛水5加仑的桶子，让军官和学生可以尝尝洗淋浴的滋味，可是，又不浪费水。
“励志社”不久就遇到要为孙中山先生移灵的工作，就是要从北京，把他暂厝西山碧云寺的灵骨，移葬到南京的紫金山，这个工作，蒋介石把他交给了“励志社”，其间总其成的人，是黄仁霖，而指挥官是孔祥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