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要孔祥熙来办理这个事情，除了因为他和“励志社”的关系，另外就是因为在1925年，孔祥熙曾经在孙中山去世时，自掏腰包，付了50000元大洋，为孙中山先生购置了一口铜棺。移灵是当时全国瞩目的一件大事，在“励志社”的全力以赴下，任务圆满完成。
然而外界为何会把“励志社”视为蒋介石的内廷供奉单位和蒋氏夫妇私人的御用机构呢?这多多少少和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以及在其位者希望多方讨好蒋介石夫妇有关。
据大陆侯鸣臬氏在其著作《蒋介石的内廷供奉机构——“励志社”内幕》中的说法，“听说蒋、宋有一次看见黄仁霖带着几个干事在搞卫生，黄亲自在刷洗一个搪瓷马桶，认为黄仁霖有苦干实干精神，当即提升黄为总干事。后来，蒋、宋家中的庶务工作也交给‘励志社’去办了。”并且，“励志社’从官邸的庶务工作开始，后来逐渐扩大到文化娱乐工作。”
“如蒋、宋要看电影即由‘励志社’派电影放映队去。蒋、宋外出拍摄的照片和电影，都由‘励志社’派人操办，别的单位是插不上手的。蒋、宋的油画肖像，也由‘励志社’美术股的人负责画制；另外，蒋、宋两人平常的吃食，固然由官邸厨房供应，可是，若遇两人要宴客时，就由‘励志社’的中西餐部负责包办宴客所需的一切饮食，宴会场合则由‘励志社’的戏剧股、音乐股来负责。”
“因为要为蒋、宋两人备办种种私事，所以，黄仁霖就拥有权力，可以直接进出蒋的官邸，而不用像一般官员晋见蒋、宋，还得通过侍卫人员，更不必约定时间。”
在宋美龄的充分掌握下，“励志社”风光了好一阵子，一直到抗战时，“励志社”更是进入了“全盛时期”。
4.2 “航空救国”，空军“保姆”
蒋介石在完成北伐和“统一”全国的梦想之后，开始建构他的空军的蓝图，他的空军设计的战略构想显然是把江西山区顽强抵抗的“共产党残部”列为他的首要目标，他并且把当年孙中山喊出的口号“航空救国”再重新提出来，作为他建立空军的政治号召。
为了自救，蒋介石在1933年2月，做了一个先期动作，把航空署改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成为自己辖下的一个单位，便于全面地操控这个新兴兵种，并且给“共产党残部”一记致命打击。
在航空署改隶不到3个月，蒋介石便就任“剿匪总司令”，开始对河南、湖北、安徽、江西、湖南的“共产党残部”，发动最猛烈的武力攻势，这当然也包括了空中攻击行动在内。
隔年，蒋介石为了更有效地对深入江西山区的共产党部队，发动空中攻势，以缩短早期飞行半径不长的军用飞机的作战半径，蒋介石把航空署迁往南昌，并且为了发挥它的职能，将之改组为“航空委员会”，航空队的飞机数目和作战队伍，也由原先的7个作战队伍，扩充到8个队，并且于该年年底，为积极培植飞行员人才，又在距离前线较远的洛阳，成立中央航空学校洛阳分校，以补充可能随时会在战争中阵亡的飞行员缺额。
到了1935年，国民党空军已经由原来的8个队，扩编到14个航空队，全面投入“剿共”战争。
1936年1月，蒋介石的“剿共”战争正式告一段落，共产党的“残部”在和蒋介石部队经过多年战斗，终于脱离蒋介石部队的截击，跑到中国西北的陕西延安。从战术的观点来看，蒋介石在“剿共”战争上，得到局部的胜利。然而，蒋介石却隐伏下自己的未来覆灭的种子，所以，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蒋介石的“剿共”战争不但是未竟全功，而且是完全失败的。当然，就蒋介石来说，他是头一次把空军动用在实际的作战过程中，这个全新的兵种，给蒋介石一种截然不同的战场感受，他对成立空军充满了兴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特别是在组织和人事的整顿上。
1936年1月间，“航空委员会”也从南昌迁到南京，3月间，蒋介石下达了全国实施征兵制度的命令。
由于“航空委员会”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蒋介石于那一年的4月，修正了“航空委员会”的组织编制，他终于把他的妻子宋美龄抬了出来，担任“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作为襄助他的一名超级助手。1个月以后，宋美龄也在委员会里面作了一次局部的人事改组，她把她所信赖的周至柔将军提拔为“航空委员会”的主任，而把原来的主任陈庆云，调到航空学校当校长。(关于航空委员会的组织系统流变，请参阅注一，资料来源：台湾“空军总司令部政治作战部”，1947年6月20日编印出版的《空军建军史话》)
此时，蒋介石的心思主要是放在如何把一些地方军阀的空军武力，编纳到自己的部下，以策略性不费昂贵代价就可以壮大自己的空军武力，这是蒋介石拨的如意算盘。蒋介石夫妇之所以会把陈庆云调到航空学校的真正原因，实乃陈庆云是广东人，而当时广东和广西的空军实力已经十分强大，两广的李济深、李宗仁，以抗日为借口，不理会蒋介石的指挥，颇让蒋介石头痛。那时，全中国的空军基本上都已经向蒋介石输诚，惟独广东空军根本不受蒋介石节制，蒋当然视之如芒刺在背。蒋介石夫妇特派陈庆云到广东、广西和两广空军接头游说，几番劝说之下，两广空军军官黄志刚等21人，于1936年7月间，分别驾驶了21架军机到杭州，向蒋介石“投诚”。一个月以后，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领全体飞行员和机械员，飞到杭州。两广的空军力量便如此悉数瓦解，国民党空军终于“统一”。
大功告成，蒋介石却让他的太太宋美龄和空军取得了更高程度的联系。空军这个新兴的外来兵种极需像宋美龄这样，拥有杰出外语能力，并且能够和外国专家沟通关于技术和采购等事宜的“自己人”，宋美龄实在当之无愧。在这样一个客观形势下，宋美龄开始在蒋介石政府的权力舞台上，崭露头角，争得一席之地：“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是宋美龄迈向权力之路的一个奠基石。
蒋介石对航空兴起雄心，除了在“剿共”战争，对各地乱事的平定也是个关键的目的。宋美龄在一篇名为《闽边巡礼》的文章中写道：“在福建不上两月，我们就打胜了，一部分由于近代航空的力量。我草此文时，江西方面胜利也就在目前了。……军队已尽了他们的责任，其成功得力于现代航空之处极多，如今轮到更需毅力的工作了……。”(见宋美龄著之《宋美龄言论集》)局部的失利让蒋介石夫妇神伤，局部的胜利也让他们夫妇贪图了以先进武器去攻伐敌人时所显现的荣耀成果。
在宋美龄插手国民党空军的肇建和整合工作前，国民党空军事实上已经经历了20余年的酝酿筹组过程，早期由于军阀的割据，而呈现了各省各自发展的风貌。
据宋美龄在向美国友人讲述时表示，在抗战初期，“当时我国空军甫经改组，而可用之飞机，其数量之少，殊令人惊异而难以置信——总计其数不足300架。其中战斗机与轰炸机，不满100架，余均供高级与初级教练之用者。而在日本方面，作战飞机约5000架。”
在受命负责“航空委员会”之前，国民党空军的建立，诚如前文叙述，乃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辛折冲过程。
蒋介石会把发展空军的这样一个庞大计划交给宋美龄去落实，除了借重宋美龄的外文能力，也和当时错综复杂的军政环境有关。
在北伐以后，蒋介石逐步攘夺了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1932年，蒋介石派遣当时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的孔祥熙，到欧美考察，孔祥熙的特使名义是“实业专使”。
在表象上，孔祥熙是去欧美各国考察“实业”，然而实际上却是去德、意、美各国，采购“剿共”所需之武器，更重要的任务则是采购空军所需的飞机和装备。
由于他是蒋介石的官方代表，因而在各国都受到十分热烈的欢迎，像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等各国政府的首脑，都十分热情地接见了这位来自中国的财神爷。此外，德、意等国的军火商，如像德国克鲁伯军火企业家，都和孔氏进行了广泛接触，尤其是意大利更对中国空军的建军计划，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因而频频向孔祥熙示好。
到了美国之后，由于孔祥熙是美国欧伯林大学的毕业生，而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美国人中，有不少是资本家家族出身的人，他们和美国的飞机制造商的关系深厚，知道孔祥熙去美国，自然更是极尽巴结之能事了。
为了推销自己公司的飞机，美国厂商自然给了孔祥熙不少有关飞机的型录和说明书，让孔祥熙带回中国。
蒋介石在看了这些型录之后，觉得孔祥熙真是有办法，对他更是倚重，当时，一度有意要孔出任拟议中的航空部部长一职。
谁知孔祥熙出国洽商飞机采购的事情，被一些原本涉及军品采购的军人侦悉，这些包括何应钦在内的军人，对孔祥熙极为不满。不但何应钦这些人对设立航空部持否定看法，就连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也坚决反对。
可是，成立空军是蒋介石的既定政策，攸关“剿共”战事的成败和对抗外国侵略者的问题，蒋介石只好想出一个权宜之计，不设航空部，设立了一个“航空委员会”，既然孔祥熙主导航空，宋子文这批人不同意，那干脆找宋美龄来主持。
一方面，宋美龄英文很好，而空军的成立势必要仰赖美国人，如果有一个英文能力好一点的人来主导，当然比较妥当；另方面宋美龄和孔家、宋子文家，都没有大的矛盾存在，由她来掌控空军的建军或是军事采购，应该不致造成什么问题。
两相权衡，蒋介石才决定让宋美龄来出任“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于是，宋美龄便和空军结下不解之缘。
人事上作此安排，可是，孔祥熙在实际上还是负责对外的联络事宜。尽管如此，宋子文和孔祥熙之间，还是为了军购事宜，双方始终尔虞我诈，暗中较劲不已。
就在这样孔、宋两人相互拉扯之下，国民党空军草草建立了初步的规模，而宋美龄在调和宋子文和孔祥熙两人的矛盾上，起了相当微妙而关键的作用。
为要对当时美国军用飞机作一了解，宋美龄花了不少时间，对各个厂牌飞机特性做深入的研究工作，对有关航空理论、飞机设计、飞机零件等等，宋美龄都在30年代初期，作过广泛的了解和接触。以宋美龄一个留学美国的大学毕业生，而且专攻的只是文学、艺术、哲学方面的课程，对她未尝不是一种考验，对国民党即将新建的空军，更无异是一大冒险。
然而，这是蒋介石别无选择的选择，而宋美龄并没有让他失望。
事实上，宋美龄担任此一职务，是优劣参半的，她具有人事调和作用，但缺点是没有军事采购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大部分的军品采买，基本是通过宋子文在美国活动。除此之外，蒋介石在建立国民党空军之初，其战略的考虑是以中共作为其假想敌，而不是以外国为最主要的敌人。所以，在最初的建构蓝图上，就欠缺一股恢宏气势。尽管如此，美国的飞机制造商还是对国民党的军火购买力，大为吃惊。以宋美龄主持的一项对美国飞机采买的契约来说，她一口气就向美国厂商订购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飞机，这笔庞大的买卖的确让当时纽约的军火商喜出望外，从此把宋美龄视为大主顾，毕恭毕敬。
在全力参与之下，宋美龄在极短时间内，就掌握了空军内部主力，这可以从1931年，阴历的9月15日，蒋介石50岁生日时，宋美龄要空军作一次祝寿表演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宋美龄要当时的空军飞行员，在蒋介石驻节的洛阳，在上空作飞机云雾排字表演，空军出动50架飞机，在天空中以排气烟云排出中文数字“五十”的字形出来。
这种事情在现在可说是稀松平常，但是在五六十年前，这样的祝寿方式，的确是相当盛大的一种庆祝仪式，这正足以说明，宋美龄在当时整合空军人事和军力已经做出相当的努力，至少，她已经帮她的丈夫，把空军这个现代兵种，在最短时间内，很快地建立且巩固起来。
而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日本侵扰事件，在1936年结束“剿共”战争之后，就积极开始布置空军攻防计划，“对肃清长江日军势力，轰炸长江日舰，袭击上海和汉口日本租界，以及出击日本九州、四国等……”(同注一资料来源)然而，国民党军方也承认，可惜的是这个计划的拟订，到“七七事变”前夕，根据国民党军方的官方数字显示，那时的空军兵力状况是：“9个大队、31个中队、全部飞机的数量314架，其中：霍克80架、可塞55架、诺斯罗卜41架、达格拉斯50架、费亚提23架、许来克20架、亨克尔、洛佛亚、波因、羊城、复兴等40余架；以机种分，为：轻轰炸机90架、重轰炸机6架、特重轰炸机6架、驱逐机97架、侦察机95架、攻击机20架……”
根据陈立文先生著之《宋子文与战时外交》一书则说“中国空军的发展起步原就较迟，到抗战军兴，共有35个中队，飞机305架；从1937年到1939年间迭经‘8·14'空战、‘9·9’首都空战、‘4·29’空战、武汉保卫战，及其它大小空战，损失惨重，又苦于无法补充，至1940年宋子文使美时，全国可战之飞机已不足100架。”
在开战初期，日本方面对华作战的空军作战飞机数目状况则是：陆军第一线作战飞机有500架、第二线约300架、海军方面的作战飞机还未计算在内。蒋经国在讲述这一段历史时，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述：“对于北伐以后的革命大业，老夫人对党国确实有莫大的贡献，尤其是中华民国空军与民航的建立与发展，以及促进中国的国际关系，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老夫人的确是功不可没，我相信未来历史自然会有公评。”在宋美龄受蒋介石之命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一职的时期，确实是宋美龄的职权逐渐扩张的阶段。在那个时期，宋美龄的确可说是意气风发，不可一世。宋美龄内心的权力欲望，和她的活动力也是最外显的一个时期，尤其在她受命到美国去求援的抗战中期，对内权力和对美国的影响力，更是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期。
注一：宋美龄于1936年4月，受蒋介石之命，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之后，“航空委员会”曾经历了几次的组织人事上的变迁。
1938年初，也就是南京会战结束以后，“航空委员会”又做了新一波的组织调整，蒋介石还是“航空委员会”的委员长，宋美龄依旧是该会的秘书长，而这次的人事调整案中，委员人选包括了宋子文、孔祥熙、何应钦、白崇禧、陈诚、贺耀祖、徐永昌、宋美龄、钱大钧、周至柔等人，主任则为钱大钧。
1939年5月，蒋介石在重庆召集空军各单位主管，召开全军第一次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指示，以后有关空军的建设及改进大计，应由“航空委员会”主持；至于普通事项则授权下级机关处理即可。
在这次改组之后，蒋介石仍兼任委员长，委员则增加唐生智、龙云两位，以周至柔和黄光锐继任正副主任。
1941年4月，为了划分空军的军令军政系统，复行改组，有关人事方面，蒋介石仍兼任委员长，委员有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周至柔、陈诚、唐生智、龙云、冯玉祥；陈庆云；当然委员有何应钦、白崇禧、程潜、徐永昌、张治中、商震、贺耀祖；主任周至柔，副主任沈德燮、黄镇球。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为了配合国民党军队整个军事机构的调整，因而把“航空委员会”改组为“空军总司令部”，宋美龄手下大将周至柔成为首任的“国军”空军总司令，副总司令有两位，分别是毛邦初和王叔铭，王叔铭并兼任参谋长。
随着抗战胜利的步伐，宋美龄也从空军的幕前，隐身至幕后。
注二：中国最早的空军是建立于1913年，由北京政府建立筹组的，但是，当时只设立了一个“南苑航空学校”，并没有正式成立空军部队。紧接着，在1919年，山西省首开纪录，向国外采购了全国第一架飞机，紧接着，云南也在1921年设立了航空学校，东三省则更进一步在1921年成立了航空处，是中国第一个常设的航空事务机构，同年，浙江成立了航空教练所，江苏则于1923年成立了航空队，西北军于1924年成立航空处，山东则于1925年设立航空教练所。前述所有有关的航空单位的飞机全部是购自国外。
国民党部队首先成立空军单位，是在1920年，由孙中山领导成立了一个叫做“航空局”的机构，当时，国民党已经拥有5架飞机，曾经参与对军阀的战役多次。
国民党所属的“广州飞机制造厂”制造了一架“乐士文”飞机，是中国自制飞机创举：1924年冬天，孙中山在广州东山创立了“广东军事飞机学校”，并拥有“寇蒂斯”飞机3架，且从黄埔军校的学生当中，挑选了8名学员学习飞行技术。
1925年，国民革命军为了北伐，特地对外购买了DH.9A及BREGUET.14等飞机，积极备战。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武汉之后，把原来的“航空队”改组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而东路军也收编了浙江和江苏两地的空军，统合运用。
1927年5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成立航空处，并将飞机重编为一、二两队。
1928年5月，北京被北伐军占领，国民党部队正式接收了北京政府的航空机构，中国的航空行政单位也开始统一，同年的11月，航空处改为航空署，直隶于军政部，辖下有航空队4队，共有飞机24架。
初期的国民党空军参与了包括湘北之役，阻截敌人舰艇、汀泗桥之役、津浦路、平汉路沿线支援地面部队作战，都发挥了很大的功效。
北伐胜利之后，国民党空军最大的任务，便是统合国内所有的空中武力，建立一支有组织有效率的空军。
1929年，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附设航空班，国民党军队开始有计划地培养空军幼苗；1931年3月，航空班迁往杭州，改称“军政部航空学校”；1932年9月1日，正式改为“中央航空学校”。
1933年2月，国民党军方制定了空军官制。8月，航空署改隶军事委员会，航空队编了轰炸、驱逐、侦察各1队，共为7队。
1934年，航空署迁往南昌，改为“航空委员会”，航空队增编为8个队，11月筹设中央航空学校洛阳分校。
一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的翌年，“航空委员会”才改名为“空军总司令部”。
4.3 “新生活运动”土洋结合
关于“新生活运动”的推展，是1934年间的大事。但是，宋美龄认为，中国的“新生活运动”，同其他国家一样，与中国遭遇到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有关。
她认为，意大利有法西斯主义，德国有纳粹主义，苏联有两次五年计划，美国有新经济政策，其目的都是在解决各国本身的经济问题，而中国的“新生活运动”除了应付经济问题之外，还要把人民从愚陋、贫困、迷信以及种种的天灾人祸中拯救出来。
宋美龄的夫婿蒋介石认为，用武力收复了共产党原本占领的地区尚不能视为完成使命，还要在那些残破地区继之以社会和经济的复兴工作。
宋美龄为了顺利推动这个运动，她运用基督教会的力量，大力推动蒋介石十分看好的活动，宋美龄自己就曾经说过：“委员长和我到了各大城市，总要召集教会团体，开会谈话。他们莫不立刻表示，愿意在他们区域之内，与新运工作者共同合作。于是就请各省主席担任主席，组织了联合委员会。当政府厉行禁烟的时候，新运委员会方面就办理戒烟医院……”她说：“此后的教会，不应再离开了近代中国的发展而独自存在。中国整个的国家目标都在迈进途中，教会也应当跟她保持着同一步调而前进……”
可见教会在新生活运动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像“新生活运动”推展之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就和蒋介石的政府合作，在江西组织了11个农村实验区，配合作“新生活运动”的推展工作。
宋美龄说：“我们在江西可以找到教会和政府的合作成绩。”在全国卫生事业方面，也可以看出教会与政府的合作精神。中国最先成立的卫生机构，如卫生教育协进会，历年来就是在基督教管理之下进行工作的。经过卫生局、新生活运动会、医院、学校和礼拜堂的合作，人民种过牛痘的已有60000多人。”“广州最近成立了一个妇女祈祷会，会员达1000人，各会员每天同了他们的家属和中国的领袖作祈祷。这是表现爱国思想的一种方式。”
纵使宋美龄在当时的基督教会中，拥有广大的支持势力，然而还是偶见反对的声浪。
宋美龄自己都不讳言，“往往有许多人，他们以为和政府合作，很不容易得到美满的结果……南昌有一位教徒，他是热心社会事业的著名人物，因长期和该省妇女新生活运动会的合作，而受到同事的责难……”毕竟教会内的若干人士，对教会中有人不断和政府当局挂钩，搞“新生活运动”，这样违反“政教分离”原则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宋美龄也是少数中国政治人物中率先使用媒体宣传的一个人，她要当时的铁道部部长特制了一种火车车厢，名为“轮上新生活”，开赴前线，凡是铁路经过的地方，这列火车专车，都可以到达，并且停留若干时间来宣传所谓“新生活运动”。这列火车上备有当时最新颖的电影设备，以及其它的视觉效果的宣传工具，宋美龄为了“新生活运动”的推广，可说是别出心裁，至于效果如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然而，“新生活运动”在许多人眼中，是一个很可笑的运动，连宋美龄自己都说：“一些轻薄的批评家，把警察的热心纠察，作为嘲笑资料，有的觉得新生活运动强迫他们负起启导群众的责任来，简直是干涉了他们的自由。有的根本没有把握住提倡四种旧道德的理由，武断地斥新生活为复古。”
之所以会有这些批评，这项运动本身就存在着很多问题，而且，下面的执行者也有许多和原意落差的地方，因而，造成各种笑话百出的情况。
例如，有一次，江西有一位传教士，在街上散步，交通警察就把此人拦了下来说：“你的衣服为何不扣扣子?”传教士觉得很讶异地说：“我穿的是西装，西装不用扣扣子的!”传教士当时在中国还是相当受到当局尊重的，所以，这位传教士就拉开嗓门，继续和警察吵闹不休，吵到后来，警察也拿传教士莫可奈何，只有不了了之。国民政府的警察拿穿中山装的方法，要求西方传教士，难怪引来各种反对和责怪的声浪。
还有另外的声音指出，蒋介石的政府要人民推行“新生活运动”，可是，蒋介石所属的军政人员，却依旧在封建和保守的思想中混日子，比如，宋美龄领导教会和学校学生，在火车站和戏院等公众场合宣传“新生活守则”，然而，蒋介石自己的军官士兵，在搭乘火车、欣赏戏剧表演的时候，却从不排队，横冲直撞，有的军警甚至还干预火车开车时间，若是自己来不及搭车，就强行要铁路局把火车停在月台等候他们少数特权分子，有的甚至要行进中的火车紧急煞车，让半路上的军警人员坐车。
4.4 西安事变，美龄惊魂
1936年12月12日，到西安视察陕北军务和“剿共”情况的蒋介石，突然在当天清晨，于完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被张学良和杨虎城领导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软禁挟持，张、杨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意指“剿共”战争)，全力对日本宣战，于是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在营救蒋介石的任务上，宋美龄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力。如果不是宋家姐妹和张学良的老关系，恐怕蒋介石早做了兵谏军人的枪下鬼。西安事变中宋美龄的所作所为，可以从她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得知一些梗概。
一位蒋介石的旧属，在接受笔者的访问时，非常肯定地说：“蒋介石父子好几次要‘解决’张学良，说若不是张学良，怎么会有共产党坐大的机会，多亏宋美龄全力护着张学良，否则张学良就做了枪下冤魂了！”
而根据郭冠英先生所著《张学良侧写》(台北传记文学社，1992年9月30日初版)记载，张学良旧部王铁汉在向郭冠英口述时说：“1978年经国先生头任总统一周年的第二天，5月22日找我去，他突然间提起来，他说你看过张汉卿没有，我说当然没有，不过总统您提起来张的事，我倒有话，我说这是上一代的事了，聘他个资政，把上一代的事给解决了。他想了一阵才说，他认为张学良有剩余价值，就是张岳军说的‘一宝’。比如说宋庆龄，中共还派她个副主席。现在他们搞‘一国两制’，他发表张学良是个主任委员你怎么办?他不管你同不同意，我同你台湾捣乱嘛，那你怎么办?这是蒋经国的意思，至于老总统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不敢讲。
“蒋介石是英雄主义，西安事变无论张如何送他，他认为是奇耻大辱，不肯原谅。
“前年(1990年)2月4号，我在圆山饭店8楼见到孔令侃及宋美龄，宋美龄还拉着我手说：‘我们对不起汉卿。’……”
可见，蒋介石父子即使到了死前，还是对张学良不肯谅解，而宋美龄却觉得蒋氏父子，在这件事情上似乎是做得有些过火了，因而说对不起张学良。
宋氏姐妹对张学良是非常敬重的，这乃是源于宋张两家本是世交，除了宋美龄之外，宋霭龄对张少帅也是存有好感的。
1937年的1月3日，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在太太的要求下，向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打了一通密电，电文中希望蒋介石网开一面，特赦张学良，因为，在西安事变发生之日，张就曾经和孔联系过，保证他会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因而，孔也向张保证，若是张能将蒋介石放回南京，他可以保证张少帅的安全。
宋氏姐妹连保张学良，但还是保不住张，硬是被蒋系的情报单位扣住软禁了几十年，宋美龄当然对张心存亏欠了。
蒋介石在世时，曾经有一次，张学良和蒋介石聚会，张学良谈到他有些回忆性质的文章，记载了些往事，例如是西安事变的资料，张学良特意将写好一份文稿的影印本，交给蒋介石，张学良并且向蒋介石说，这一份文件希望将来我俩若是有一位百年了，才可以公布，当时，对于这件事情，双方都得到充分谅解。
不久，宋美龄有天在看英文中国邮报(CHINA POST)，那几天刚好周恩来去世，报上登载了一则消息，大意是说，在海外最近流传一份关于张学良当年西安事变的回忆文件，张学良在这份文件中讲述，当年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挟持在西安，本来杨虎城要杀蒋介石，幸亏同周恩来及时制止。周恩来所持的理由很简单，他说，大家应该看看最近全国舆论的反应，大家都一致声讨西安方面对蒋介石不礼貌的反叛行为，如果你杨虎城把蒋介石杀了，那你杨某人控制的整个大西北、我们共产党占领的解放区会被全国激愤的民怨和声讨的大军踏为平地，到那时，我们双方都是一无所获，这是玉石俱焚的下下之策，万万使不得。
那则报导就说，张学良的回忆文件中，当初要不是周恩来，杨虎城会对领袖下毒手的，周恩来无异救了蒋介石一命，有救命之恩。
宋美龄看了之后，很光火，心想这不是双方都讲好，到彼此百年之后才可以把过去的往事公开的吗?这则消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宋美龄就问张学良，张学良根本就不晓得消息何故走漏。
后来才查明，原来张学良那份东西，是在蒋介石交给下面人保管时，内部有好事之徒，把消息走漏给新闻媒体，才闹出了这个小插曲。从这里，也可以想见，在对蒋介石不利的情况下，宋美龄的心还是靠蒋介石那边的，这亦是人之常情。
事实上，后来到了蒋家父子全部亡故，张学良都还没有把当年若干鲜为人知的秘事公布，可见，张学良不但守信，而且也重义。
4.5 抗战烽火,声誉鹊起
抗战，对宋美龄来讲，其实正是她人生臻于巅峰的一个转折点。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在美国，大家对MEILN-SOONG这个名字还有相当陌生的，然而，当30年代以来，随着蒋介石开始逐步掌握全中国的军政大权，而且蒋把全部军购武器(尤其是空军的飞机武器装备)采买权力，交给宋美龄家族之后，MELLIN—SOONG的名字，就和T.V.SOONG(宋子文)的名字齐名，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在战时，由于宋美龄的多次穿梭访问美国，她成为在美国传播媒体曝光次数最多的中国女性，有时她的曝光次数甚至远高于蒋介石。然而蒋介石从来不和她为此“争风吃醋”。战争年代，宋美龄获选为“世界十大女性”，与其说这个名是她烽火动乱的国家和苦难的人民，用鲜血和性命换来的，不如说是当时的中国政府，用大把大把的银子购买美国数额庞大的武器而换来的。
吾人必须知道，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假如要在这样的国家拥有无上荣耀，那么势必要和这个国家的资本家保持最紧密的关系，而军火工业无疑乃是美国，特别是战时最举足轻重的一个部门，而主导军火工业的美国资本家，事实上正主宰了美国这个庞大的现代国家一切的国家资源。
很显然，宋美龄在美国享有的声望，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美国资本家——特别是美国的军火商人哄抬起来的，她的历次美国之行，能够如此风靡绝倒、轰动一时，美国军火商善于为其造势，是有着绝对关系的。
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以宋美龄家族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富可敌国的庞大家产，她和她的兄长宋子文，根本没有必要像现在台湾的一些官僚政客，为了营求军火采购的利益，沾得了满身腥骚，宋氏兄妹只要以最公正持平的方式，经手军火生意，为国家争取最大利益，她们就已经坐拥许多无形的财富。
战争带给中国无穷尽的苦难，而给宋氏兄妹带去的是无尽的资源和声望，尤其是宋美龄，对日抗战中，取得了最大的无形利益，而这种无形利益，正是她在中国乃至世界舞台上，得以挥洒自如、纵横捭阖的主因。
中日之间爆发战争，是早在蒋介石意料之中的事情，虽然早先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一度引起国人对他的讪笑和怀疑，可是，为了备战，蒋介石早在“七七事变”前2个月，便知悉大战之不可避免，便首先授权宋美龄掌控空军。而蒋介石叫宋美龄控制空军，自是涉及有关庞大军售利益问题，蒋介石不放心像早期刚刚统一中国时那样，军售是掌握在何应钦等军人手中，所以，把建军和后勤最花钱的空军交由宋美龄去负责，便可以接着把一连串的接续性事宜，交给宋子文这些家族人员去经手。
到了40年代，中日战争持续扩大，战局一日数惊。中国对美国军火，尤其对美国军用飞机的需要益形殷切，宋家兄妹在美国的地位便相对更加重要和突出。
1941年12月29日，也就是珍珠港事变之后不久，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声明美国愿意扮演“民主国家兵工厂”的角色，宣布美国今后除了将以财政援助中国之外，还将以大批的军火后勤装备等，援助中国和英国等国的对敌作战。1942年1月10日，罗斯福向美国国会提出了著名的“租借法案”并经国会通过，同年的5月，宋子文向蒋介石建议应该在美国成立一个公司，聘用一些与美国政府关系良好的政府官员为经理人，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各部门、各机关进行奔走游说，而中国国内关于军火的技术人员，也可以归并在此一公司之下，以求事权之统一。
这项建议在蒋介石接受同意之后，随即快马加鞭，立刻进行，在美国考柯兰飞机公司负责人考柯兰(THOMASG.CORCORAN)的协助下，依照美国狄拉怀州的法律，在该州成立“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英文名字是CHINA DEFENCE SUPPLYCO，简称为C.D.S.
这家公司挂名董事长是罗斯福总统的母舅德兰诺(DELANO)。
中国政府于1942年的5月2日，由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正式通知美国罗斯福政府，中国政府授命宋子文专门负责获取或接收美国的援华军事物资，同时宣告“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成立。(以上参考陈立文著之《宋子文与战时外交》第三章《实质援助物资的争取》第40～43页)
1935年时，中国已经是美国武器和飞机的最大进口国，翌年，在蒋介石的授权下，宋美龄成为中国空军的实际幕后主控者，奠定了和美国军火商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基础。
4.6 空军抗敌，“飞虎”扬威
宋美龄在蒋介石的授权之下，于抗日战争前夕，全力整顿当时尚处于草创阶段的中国空军，而美国人陈纳德应宋美龄邀请来到中国，其实更是宋美龄掌握空军大权的里程碑，不久，宋美龄更被中美人士封为美国来华志愿飞虎航空队的“荣誉队长”。至此，宋美龄以她先前被蒋介石册封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在丈夫蒋介石与美国人之间扮演了桥梁角色，宋美龄在实质上成了中国空军的司令官，“励志社”已故总干事黄仁霖就说宋美龄在那时是“直接指挥着中国空军”(见《黄仁霖回忆录》第九章《记战地服务团》，第117页)。若说宋美龄是抗日时期中国空军实质的空军总司令，是毫不为过的。
宋美龄主导中国空军，可以从抗战开始时的一些事例中获得证明。
抗日初期，中国空军最大的问题，是飞机的大量折损，那时中国空军主要的战斗机种是所谓的“霍克”(或是鹰式HAWK)飞机，但不论是霍克2或是霍克3，都不是日本新式飞机的对手。在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由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向意大利等国买了一批飞机，但是，多半在交运之中，有的还在谈判过程中，惟一一种已经运到中国国境的，就是“马丁”式轰炸机，不但正在装配，而且这种飞机需要长跑道，当时南京、上海地区根本尚无供这种飞机起降的机场。
可是，宋美龄身为“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机场跑道问题，当然她也有若干责任要肩负，她想起南京市区通往中山陵的公路，为何不能修筑成为跑道?于是，她在和蒋介石商量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跑道工程改建任务，在军情紧急之下，跑道工程必须很快完成。
那时，因为战争初起，不少难民从南京城郊涌向市区，她便命人招来一些青年难民，参与供飞机起降之跑道兴筑工作。而在兴修跑道的过程中，惟恐日本飞机临空轰炸，只有趁夜晚在黯淡的煤油灯光下，进行跑道的修筑工程。
由于开战之初，包括杭州苋桥航校在内的空军基地，便受到日本飞机的密集轰炸，那时中国飞机还没有地面掩体设施，许多停在地面的军机因为不及起飞，被日本飞机击毁不少，几次空战下来，中国军机的折损率也很高，飞机成了当时最宝贵的资财。因为飞机少，而发生了一机多用的情况。有青年飞行员创意将“霍克2”式和“霍克3”式战斗机，上面加装投弹设备，让这些战斗机兼有轰炸机的功能，甚至在一些简陋的初级教练机上，也加装了投弹装置，做轰炸机之用，可是，这种教练机一装上炸弹之后，起飞速度反而变得非常迟钝，所以效果十分有限。
早在日本对中国开战之前，蒋介石为了掌握空军，加紧对内对外备战，曾经透过关系，向俄国等国，购买军用飞机。苏联基于让中国抵挡日本，缓冲其东方的军事威胁的考虑，曾提供若干俄制飞机，供中国武装之用，但是毕竟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在战场上派上大的用场。除了蒋介石对她的授权，担任中国空军的幕后负责人之外，宋美龄所以一直以“我的空军”自豪，其重要原因，和她同时又是抗日时援华的“飞虎航空队”荣誉队长有关，而宋美龄能够掌握空军大权，更和她邀请了陈纳德来华援助空军作战有绝对的干系。
在陈纳德正式来到中国协助作战之前，中国空军号称有军机500架，实际上，到了抗战前夕，中国空军共有35个中队，飞机305架，可是，真正能够飞上天的大概只有100架不到的军机，而且训练十分草率，能够和日本抗衡的完全是凭借着飞行员的勇敢不畏死。
宋美龄在一篇抗战早期的文章中，对中国空军的草创，作了一个大略的叙述，然而，这位空军的领袖，也对当时的空军艰苦抵抗日机攻击有过下面的叙述：“世界大战的时候，空军根据地往往距离前线有数百英里，假使轰炸机不受对方的猛烈抗拒，每天只能往返一次。可是如今在上海，我们没有飞机去抵抗他们，他们的飞机根据地距离前线至多不过5英里，因此可以从容地重新补充弹药和燃料。只要自保于我们少数高射炮射程之外，就可以自由地飞翔在我军阵地之上，投掷大量炸弹。读者或许会怀疑，我们为什么没有空军来抵抗这400余架飞机呢?(这数目是指上海方面而言，他们共有3000余架。)
“可是你知道，中国空军的历史，还不到5年，最初又因为缺乏驾驭这新式武器的经验，而空费了许多岁月。”(文见宋美龄作之《中国固守立场》一文。)
在同一文中，宋美龄叙述她带着外甥令杰观看一场中日空军空战的情景：“我此刻看到日本的轰炸机了，小杰米的目光非常锐利，所以我时常把他带在身边，他高声喊道：‘3架——6架——9架。’”
“就是下午的2点42分，天气很晴朗，天上有几朵白云，静止地停留在高空之中，3架日本重型轰炸机，在云层罅隙的青空里，自北向南，冉冉而来。尾后还有3架，高射炮向前面的3架密集射击。现在后面3架也受到高射炮浓烟的包围了。后面又来了3架，——所以总共是9架。高出于云层的上面，我听到了驱逐机声，我所在的地方近军用机场，这是敌人轰炸的目的地，所以高射炮的炮火非常猛烈，若干火花在我的面前闪烁地爆裂。
“几架我方的驱逐机出现了，他们是在云层后面飞来的。我的上面，已听到机关枪声，双方空军正在云中角斗。那9架轰炸机以蹒跚的进展，越入城市。倘使他们要击中目标，必须保持着他们的阵线，前列3架现在已抵城南的上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