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了,成家了,以后面对问题就是要以家庭的方式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无拘无束。结了婚,好像才变成了大人,在中国的传统中,结过婚后,才表明正式的和父母分开,开始独立的生活。
爸将收彩礼的钱拿去还了账,剩下的就开始讨论一下,我今后的去向了。爸说要么我和夏蓬一起出去打工,因为现在我已经成了家,两个人一起出去,爸妈也会放心;要么我和夏蓬就到市里面找个厂子上班,爸还是老一套的理论。
我仍然坚持我要单干的决定,我说我就不信,别人自己做都能做好,为什么我就不行。现在不是结了婚了吗,现在可不是一个人在奋斗了吧?现在是一个家庭,只要家庭和谐,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爸就很担忧,说自己已经没有钱了,那点退休金,只够他和妈一起生活的了。我说不用,我把车子给卖了,拿那些钱到市里开个店,这次我们要从小,一步一步,一点一点脚踏实地的做起来,我不在好高骛远了。
爸问我要开什么店,我说还没有想好,过几天,我会和夏蓬到市里我租来的那个房子里住,那时,我再好好考察一下应该做什么。
爸妈只是叹了口气,什么也没有说。
我和夏蓬在家呆了不到三天,我们就回到了市区,不是不想在家多呆几天。如果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如到市里面来碰碰运气,是啊,那个时候我也开始相信运气这种东西了。
夏蓬的工作早在结婚前的半个月就辞掉了,现在给私人打工,他们才不会管什么婚假,法假呢,只要不来上班,照样扣工资,如其被人扣,不如离开的干脆。
王文川这几天一直打电话给我,说纺织开发区那边有几个厂子正在建,又因为那边的开发区刚划好,所以好多路上的绿化要做,并且他已经给我联系到了一个七百万的工程,只要我愿意做,下个月就可开工。
听这样说,虽然不完全相信,但是侥幸的心,还是让我去找他了。我结婚的事,他不知道,因为我没打算请他,还有那个高大哥,薛总。薛总的厂子在九月奠基,那时他还让我去,说是撑一下场面。我去了,而且送了两个花篮,但我结婚时,我仍然没有请他。
和王文川到了那个他说的纺织开发区,在开发区里面转了一圈。这里几乎没有做什么绿化,只是将路面铺好,留下了做绿化用的绿化道。王文川说,这工程大吧,要是我们兄弟能拿下来做,那几年都不用干活了。我说是的,关键问题是能不能拿下。
他拍着匈部说没有问题,让我顺便带他一家纺织厂去,说是有几个旧的配电柜要收购回来,顺便卖几个新的给他们。那晚请那个厂子里人吃饭,他喝了很多,价格却谈好了,拿四个旧配电柜换四个新配电柜,外加两个变电箱,总共再给他七万八。那晚给了他五千元的定金,在回来的路上,他一路说这生意不好,骂那帮人精明。
把他送到家时,他从五千元里拿了一百给我,说是我的辛苦费。看着那一百块钱,我真想给他一拳,不过,要是他清醒的时候给我,我或许会收下,毕竟现在不是讲人格的时候。但他喝醉了,如果第二天醒来少了一百,我又如何解释呢?
那是他第一次主动给我钱,在用了我大半年之后主动给我的钱,虽然很少,却也是最后一次,而那次我却没有拿。
我和夏蓬谈起王文川这个人时,她也让我不要和这号人接触,说这种人不会真把我的事情放在心,更不可能为我做任何事的。我说他至少也在A镇里工作,说不定,哪怕就是给我介绍一个厂子,那我在他身上发费的金钱、时间也就有了回报了。
夏蓬问我:“你觉得会有回报吗?”
我吱唔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其时自己心里也明知王文川是在利用自己,但我一直抱有这样幻想,即使他没有把我的事当回事,但每次和他一起出去,总是认识一些人。那些人不是他的结拜兄弟,就是他的同学故友,而且那些人都是事业有成的人。我想从那些人里找到一个可以依赖的人,说不定就会帮上自己的忙。
可是我却忘记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古语,当然,这是我后来总结的,在和王文川还没有断绝来往前,我仍然保持着上述的思想,保存那点侥幸的心理。
在城市里生活,可不像在农村,就像李芬说的那样,在农村,三个月不发钱也不会饿死,但在城市里,三天不发钱就有可能饿死。不管什么都要用钱去买,以前一个人时,还觉得无所谓,即使半年没有收入,还有老本可以吃。但,现在是两个人,而且老本已经被我吃完了。
现在迫在眉睫的就是想办法赚钱,只有这样才能继续生活下去,也只有继续生活下去,才能有机会改善现在的状况。
我想夏蓬在和我结婚之间,没有想到过我会是那样的穷,她问我不是接过工程吗?东开发区不是还有工程等着我去做吗?为什么现在手里会没有一点钱,以前开公司时的那些钱都到了哪里?
我说,卫生院的那个小工程,全做完赚的钱也不过四、五千,再说,这一年多来,我要请人吃饭,还要送礼,那些钱早就用光了,我现在全部的财产就是那辆破吉利车。
夏蓬很失望的看着我什么也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