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以忠诚信实为原则，认真实践该做的事，这样就能增进德行。喜爱一个人，希望他活久一些；厌恶他时，又希望他早些死去；既要他生，又要他死，这样就是迷惑。”
我们听到这句话会觉得惊讶，因为谈的好像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嘛。感情上有时候爱恨交加，对一个人又爱又恨，一下希望他活得久一点，一下又想他赶快死了算了。这种情绪孔子认为就是困惑。由此可见，困惑首先来自于情绪的一种不当反应。人的情绪很容易因为个人主观和外在客观上有落差，就产生各种猜测、怀疑，变成情绪上的喜怒哀乐，从而造成困惑。一个人想做到不惑，首先要设法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走极端，对任何事情都保持体谅。法国有一句话说得好：“了解一切就会宽容一切。”你对一个人了解愈多，就愈能谅解宽容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因为这样对别人并不公平。我有时候看到别人犯错，会想如果我是他，说不定比他错得更严重。我觉得自己做得还行的时候，就想如果别人是我，可能做得比我更好。这样两方面去想，就比较没有问题了。
第二次谈困惑是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问三个问题，“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如何增进德行，消除积怨与辨别迷惑？
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论语·颜渊》）
孔子说：“问得好！先努力工作然后再想报酬的事，不是可以增进德行吗？批判自己的过错而不要批判别人的过错，不是可以消除怨恨吗？因为一时的愤怒就忘记自己的处境与父母的安危，不是迷惑吗？”
这里的迷惑又和情绪有关。如果你因为愤怒而伤害别人，别人要报仇时，恐怕你的父母也要跟着遭殃。所以愤怒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节制自己的情绪，如果一时想不开，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那就无所顾忌了，很可能造成追悔莫及的后果。愤怒是一种最值得注意的情绪。美国有一本书叫做ＥＱ，所谓的“情绪智商”。翻开扉页，第一句话就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生气谁都会，但什么时候对什么人生气，生气到什么程度，这是很难学会的。”生气谁不会？只要心想事不成，跟别人有一些误会，甚至等车车不来，等飞机飞机不来，都会生气。但什么时候生气，对谁生气，生气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能够适可而止，这是很难的修养。
孔子回答学生两次提到困惑跟情绪有关，说明古代已经注意到情绪智商的问题，一个人再怎么聪明，如果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能体谅别人，不能跟人互动，不能彼此之间协调，恐怕最后都会造成困难。而且一个人如果没有任何自我约束，随便发脾气，会做出许多后悔的事情。李安的电影《绿巨人》说的就是一个人一生气，马上变成巨人，力大无比，没人挡得住他，造成许多追悔莫及的事情。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因为自我约束而在言行上有什么过失，那是很少见的。而自我约束首先要从情绪管理开始，喜怒哀乐每一个人都有，在该发的时候就发，但是要发而皆中节，恰到好处，适可而止，能够做到这些，人生的困惑自然可以化解，我们也才能够有希望做到“四十而不惑”。
4.“克己复礼”新解
几年前，香港的《明报月刊》连续几期刊登学者讨论“克己复礼”的文章。“克己复礼”是春秋时代的一句格言。两千多年来许多学者把这个四个字分为两半解释，“克己”是克制约束自己，“复礼”是实践礼的要求；合起来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言语行动都合于礼。这种解释表面看起来没有问题，甚至有一些老生常谈的味道。但仔细分辨，问题就来了：一、欲望一定不好，以致必须克制吗？二、欲望若是随人性而来，则人性岂非具有恶的成分？三、礼是外加在人性之上的规范吗？人的欲望是恶的，只有合于礼才是善的吗？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像颜渊这样第一流的学生，在请教孔子什么是“仁”时，孔子的回答居然是“克己复礼”，这是怎么回事呢？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颜渊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就是人生正途。不论任何时候，只要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天下人都会肯定你是走在人生正途上。走上人生正途是完全靠自己的，难道还能靠别人吗？”
“仁”这个字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颜渊是孔子最好的学生，最好的学生问核心的观念，孔子因材施教所说的答案一定是他一生思想的精华，而这个精华就是“克己复礼”。在此，“克己复礼”不是分两半说的，而是合而观之，一气呵成。“克”做“能够”讲，“克己”是能够自己做主，“复礼”是实践礼的要求。一个人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就是“仁”，也就是人生正途。如此一来，就不必担心“欲望是善是恶”的问题，却把焦点转向人的主体自觉，转向人的主动性与负责性。
否则，若“克”为“克制”，“克己”说明自己有问题才需要克制；“复礼”则代表“礼”是善的，“己”是偏恶的。“己”与“礼”对立，这就很接近荀子的“性恶论”了。荀子也以“礼”做标准，认为人性是恶的，行善是人为的。这岂不是跟孔子的“人性向善”冲突了吗？如果人性是恶的，孔子还能够说出“我欲仁，斯仁至矣”这样的话吗？所以，“克”为“能够做主”，显示自我向善的动力，可以主动负责的安排人生，这才比较符合孔子的原意。
有人怀疑，“克”可以作“能够”讲吗？当然可以。《大学》里有“克明峻德”这样的话，意思是“能够去昭明自己高尚的德行”。《论语》里类似的用法也出现好几次，譬如“恭己正南面”，“行己有耻”，“己”都放在第二个字，克己、恭己、行己是类似句法。因此，“克己复礼”是指人应该自觉而自愿，自主而自动，去实践礼的要求；因为礼的规范是群体的秩序与和谐不可或缺的，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其中已经包含了“克制欲望”在内。
后面又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走上正路要靠自己，难道要靠别人吗？前有“克己”，后有“由己”，两者并观，更显出人的主动性是行仁的关键，我自己自觉自愿去行善，去做该做的事，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为了别的考虑，这样才有所谓的道德价值。接着，颜渊又请教说“请问其目”，有没有具体的做法？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随不敏，请事斯语矣。”
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颜渊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也要努力做到这些话。”
“礼”是行为规范，规范常以基本的要求为限。有人说了，这四个“非礼”如何，不正是配合前面的“复礼”，代表礼是好的吗？并非如此。后面的“四勿”代表消极上不要这样做，不要那么做，然后积极去“克己复礼”。从消极到积极，孔子这样教学生的例子很多。譬如子贡曾请教：“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一个人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老师你认为这样如何？孔子说，已经不简单了，但是还不够好，怎么样是最好呢？“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贫穷而乐于行道，富有而崇尚礼仪。从“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到“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就是从消极变积极，化被动到主动的过程。
孔子教导颜渊也是一样，积极主动的实践礼的要求，在具体做法上首先要做到“四勿”。古人对“四勿”很重视，许多古代图画以四只猴子做代表，第一只猴子把眼睛蒙起来，“非礼勿视”；第二只把耳朵遮起来，“非礼勿听”；第三只把口遮起来，“非礼勿言”；第四只把手放后面或放在前面抱拳，“非礼勿动”。“四勿”做到了，你就可以慢慢靠着自己内心的力量，化被动为主动地走上积极主动实践礼的人生正路。
5.心存敬畏
我记得我小时候如果不乖，父母就会说：“老虎来了。”再大一点，变成“警察来了”。怕老虎、怕警察、怕老师、怕老、怕法律……人就这样慢慢长大了。孔子也有所谓“怕”的东西，但他怕的不是一般人所怕的鬼神、命运、死亡或者权势、财富这些比较落实的东西。孔子怕什么呢？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孔子说：“要成为君子，必须敬畏以下三者：敬畏天赋使命，敬畏政治领袖，敬畏圣人的言论。至于小人，不了解天赋使命而不敬畏，奉承讨好政治领袖，轻慢侮辱圣人的言论。”
这段话把君子和小人做了对照。先说“畏天命”，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天命。知天命和顺天命之间，是敬畏天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光活着，活到死就算了的，人活着是有天命的。天命兼含命运与使命，尤以使命为重。这个使命就是从向善到择善到至善，让自己的人格趋于完美，以个人的力量改变社会。你只有敬畏这个使命，才能够每天认真去实践，去自我反省。
观诸孔子的生平事迹，他在“五十而知天命”之后，五十五岁开始周游列国，给人的印象是什么？一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二是“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合而言之，正是“畏天命”的具体表现。而孔子的使命是经由教育阐明人性内在原有成为圣贤的潜力，因此人人可以而且应该走上人生正途，然后天下自然归于大同。
第二敬畏大人。“大人”指政治领袖，他们身系一国之安危与存亡，位高权重，稍有差错，就会祸及百姓。在此必须补充的是，孔子口中的“大人”是正面意义的，他们以“立功”而造福百姓，像管仲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当然值得敬畏了。相形之下，孟子说过“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我跟权贵谈话，先要看轻他，不要把他高高在上的样子放在眼里。孟子为什么要跟孔子唱反调？因为孟子认为政治领袖所做的事情，他都不屑于做。如果他哪一天在那个位子上，一定做得比他们好，所以他不卑不亢，不怕他们。这是孟子的原则，可以先放在一边。
也有人说，很多政治领袖其实表现并不好，为什么要敬畏他们呢？这就牵扯到心理学了。孔子是很了解心理学的，有时候政治领袖是因为愈被别人尊重，愈认真看待自己的职务，从而愈努力地为百姓服务。如果不敬畏他，让他感到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会影响他照顾百姓。譬如台湾很多政府高官，在立法院里被立法委员骂得头昏脑胀，回去之后就胡搞瞎搞。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被骂得没有尊严了。所以孔子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敬畏政治领袖是希望借此机会敦促他们善尽职守。
孔子第三个敬畏的是“圣人之言”。所谓“圣人之言”是古代圣人所留下来的言论，这种言论无不标举完美人格的理想，指出了人生应行之道并且昭示祸福吉凶，需要我们去敬畏并好好实践。但也有人觉得，圣人之言都是唱高调，“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说的好听，做得到吗？孔子认为，不管做不做得到，首先要敬畏圣人之言，敬畏之后才可能认真去想，去问自己真的能做到吗？怎么样才能做到呢？这是君子修身的方法。
“小人”正好相反。小人没有志向，就活在现实生活里，不了解天赋使命而不敬畏，奉承讨好政治领袖，拉关系讲面子讲人情，搞得“大人”不能够秉公办事。“狎大人”的“狎”有亲热的意思，就是没大没小，公务私务分不开。最后还侮辱圣人的言论，认为古人说的话何必在意呢？时代不同了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从三畏和三不畏上，可以看出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孔子自己心存敬畏的表现，从两句话可以看出来。一句叫“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论语·乡党》）“傩”是一种民俗信仰的仪式，用以驱逐疫鬼。乡里人举行这个仪式时，孔子穿上正式的朝服，站在自家东边的台阶上。古时候房子坐北朝南，台阶分为东西两边，客人走西边，主人走东边。孔子穿着整齐的礼服站在东阶，表示自己是主人，对乡人的仪式虽不参与，但态度尊重。还有一句叫“迅雷风烈必变”（《论语·乡党》。孔子遇到急雷狂风，必定要改变容色，表示对上天的敬畏。朱熹批注《论语》说，孔子这样做是敬天之怒。有人就觉得奇怪了，明明打雷刮风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为什么说代表天的忿怒？朱熹的一家之言只作参考。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确实对做人做事都有谨慎的考虑，对于自然界发生的一切，也保持着戒慎的态度。
6.少说为妙
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生病还能治好，但说出来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恐怕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论语》有一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后来就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做《子不语》，里面全是各种不合常理、超乎想象的怪诞事迹。在此，首先要指出：孔子不谈这一类的事，并不表示这一类的事不存在或不能发生，而是表示孔子的谨慎态度与理性精神。他曾劝诫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对于“怪、力、乱、神”正应该根据“不知为不知”的原则，闭口不谈。
简单分辨一下这四个字，第一种“怪”代表反常的、怪异的现象。譬如《左传》出现过有一次“六鹢退飞过宋都”，六只鹢鸟退着飞过宋朝的都城。鸟是往前飞的，怎么往后飞呢？因为风速大于它的飞速，看的时候觉得它是退着飞的。又譬如，古人不明日蚀之理，等到天文知识增加，疑问自消。古代有阴阳家，喜欢在自然界与人世之间寻找相关联的线索，真相如何，则不得而知。西洋思想有“自然界不跳跃”之说，即任何自然现象都在因果关系的网中，即使看似突变，也非无迹可寻。因此，理性昌明、科学进步之后，我们可以见怪不怪，或者找出合理的解释。最怕的是自己对怪象加以玄妙的臆测，造成庸人自扰。而孔子对这类事情是不谈论的。
第二“力”代表勇力。孟子所谓“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我用力量来让别人听我的话叫做霸道，我用德行让别人听我的话才可以称王。武力或霸道不符合儒家的原则。有人问孟子，说你跟我们谈谈齐桓公的事情吧。孟子说孔子的学生没有人谈齐桓公、晋文公这些春秋五霸的事情。因为儒家认为靠武力征服别人不是正途，将来一定会有不当的后果，譬如等你衰退的时候，别人也可以用武力把你征服。儒家“尚德不尚力”，德是可大可久的人文理想，力则必有后患。证诸史实，完全无误。
第三“乱”在古代专指作乱造反的事情。春秋时代，礼坏乐崩，昏上乱相固然不少，乱臣贼子随处可见。孔子不去谈论这些事情，因为谈多了，好像心里也跟着受到干扰，人性的负面情绪受到刺激，以为天下都是不正常的人，自己又何必坚持原则呢？江河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孔子维护及稳定社会秩序都来不及，当然绝口不谈“乱”了。
最后“神”这个字比较值得注意，神可以指鬼神，也可以指神秘事迹。有人说孔子不谈鬼神，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是不对的。孔子谈“鬼神”谈了很多次，譬如“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不属于自己应该祭祀的鬼神，你去祭拜，那就是谄媚；也即人对鬼神不应该有谄媚或求福之心。孔子说禹很伟大，“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自己吃得很简单，对鬼神祭品却办得非常丰盛。这些都是在谈论鬼神。孔子从未怀疑鬼神的存在及意义，那是属于信仰的领域。信仰需要诚敬之心及实践之志，光靠言谈是不够的。孔子不谈的是一些灵异事件，包括算命迷信这些事情。说实在的，算命的事不能说完全不准，像有些人可以预言将来如何。只是通常一个人算命算十次准一次，九次不准都没人说，那一次准的却被很多人加以宣扬。以今日来说，求神拜佛或者烧香算命，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可能使人疏忽自己的责任，无法活出人的尊严。
总之，孔子为什么不谈怪、力、乱、神？是因为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理性清明的人文主义者。他认为人生有正路要走，你不要费太多心思在“怪、力、乱、神”上面。在人的能力所及范围，绝不逃避责任；在人的能力所不及的范内，则乐天知命，不再徒逞口舌或强为说词。
《论语》里还有一段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孔子很少主动谈起有关利益、命运与行仁的问题。“罕言”不是不谈，是很少谈，有时学生问到这些问题，孔子也会答复。但他很少主动去说，表示慎重之意。为什么慎重？因为这三者皆为世人所关怀，又由于听者有个别差异而容易引起误解，所以不宜做泛泛之论。第一，“利”代表利益。利是人之所欲，孔子并不盲目反对利，而是强调“见利思义”，利须与义配合。但义与利的分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直接谈利，容易使听者误入歧途，如“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你看到小的利益就很难规划大的目标，因为很多人听到“利”，马上就心动了，所以孔子不愿意多谈。
第二，“命”，人生际遇的穷达顺逆以及生老病死等很多时候非理性所能解释。孔子认为，人应该凭着自己的能耐，努力完成天赋的潜能，要坚持既定目标，“知其不可而为之”。如果多谈“命”，难免使人妄图侥幸或灰心丧志，以为一切既已注定，又何必做无谓的挣扎？这与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刚健态度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孔子所谓的“命”，兼指命运与使命；命运是盲目及被动的，使命是清明和主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面对命运时，把握自己的使命。但命运与使命的分辨更是微妙，不能不慎重言之。
第三，“仁”，孔子也很少谈。大家觉得奇怪，“仁”不是说的很多吗？“仁”在《论语》里出现一百零四次，怎能算罕言呢？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看，会发现孔子很少主动谈“仁”，都是学生问了，他才回答，而且每次的答案都不一样。譬如颜渊问仁，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学生们纷纷请教什么是“仁”，孔子才回答。换句话说，孔子很少主动谈“仁”，是因为“仁”代表道德理想，而道德以“实践”为主，多谈无益，“我欲仁，斯仁至矣”，我要走上“仁”的路，“行仁”的机会自然出现。而且“仁”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有关，谈“仁”要因材施教，看这个人处境如何，怎样做对他而言才是正确选择，因此最好留待学生请教时再做说明。
总之，“罕言”并非像“子不语”一样，完全不谈，但是要谨慎。因为多谈“利”将使人忽视“义”；多谈“命”将减低理性成分及奋斗意志；多谈“仁”于事无补，因为“仁”必须终身力行。
1.孝出于天性
谈到孝顺，很多人认为，那是儒家的专利吧。其实不然，道家也强调“孝”。庄子说：“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庄子·人间世》）子女爱慕父母，这是命中注定的，是你内心不能解除的；你再怎么说我有超脱的智慧，我有不同的人生观，你还是会爱自己父母。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父母如果过得不快乐，做子女的一定会担心，这是天生的。
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父母亲的年纪，做子女的不能不记得；一方面为了他们得享高寿而欢喜，另一方面也为他们日渐老迈而忧虑。这句话很让人感动。因为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三岁父亲过世，十七岁母亲过世，他根本没有机会感受到父母年老时做子女的心情，但却说出如此贴切子女之心的话，可见他过人的感通能力以及对人生现象的深入观察。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看到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做子女的会越来越担心，这是人之常情。
孟子以舜做例子，“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孟子·万章上》）舜当了天子，天下人都喜欢他，尧又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他自己既富且贵，但仍然不快乐；只有父母都顺心了，才能让舜解除忧愁。为什么？因为总觉得父母亲没有顺心，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孝顺，一定要做到让父母亲都开心了，他才没有忧愁。孟子称赞舜是孝顺的最大榜样，“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舜到了五十岁还在思慕父母，一个人能够如此不忘本，无怪乎成为圣人。这也提醒我们，真正的孝顺是不分年龄的。一个人年纪不论长到多大，也不要忘记小时候跟父母相处的情况。那时我们吃喝拉撒全靠父母照顾，跟父母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啊。我常劝一些年轻的朋友，有空可以把小时候的照片翻一翻，看看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父母是什么样子。小时候的照片大都是跟父母合照的，你看看当时父母多么年轻健康，现在呢，开始衰老了，也可能生病了。你多看看这些照片，会使自己的生命连贯起来，不会有了今天就忘了昨天。一个人一定要把握生命的整体意义，才能觉悟到一些做人的根本道理。
儒家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讲“孝”呢？因为孝顺出于人性，是一个人立身处世最基本的品德。只要是人，都应该孝顺，也愿意孝顺。古代有所谓“五伦”，也就是《中庸》里说的“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其中三项：父子、夫妇、昆弟都属于家庭。家庭是一个人的脉络，离开这一脉络，人就无法定位自己、定义自己，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又为何在这个世界上。而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又是家庭的基础，如果父子之间不能够做到“孝”，夫妇、昆弟的关系也不容易相处得好。把家庭这三种关系推到外面，才有朋友之间的交往；再进一步推到社会上，才有君臣之间的关系（在今天这个社会，所谓君臣是指老和员工或长官和下属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家庭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是一切人生关系的基础。一个人一定是从家庭出发，再到社会、国家，到为天下人去努力奋斗，在历史上留下功业和名声。你说你要报效国家，想在历史上留得好的名声，但是如果你在家里面都不能够对父母孝顺的话，其它一切都是空谈。有一次有人劝孔子做官，孔子说：
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书经》上说：“最重要的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再推广到政治上去。”这就是参与政治了，不然，如何才算参与政治呢？
人活在世界上，需要一个个生命的圈圈，从内往外，由核心往四周扩散，而圈圈的核心，自然就是家庭。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小小单位，一家人和和乐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最令人羡慕的。如果家庭能做到这一步，再向外推广到社会上，社会的风气就会慢慢改善，政治自然会走上轨道。因此，在家庭中对父母孝顺也等于是从政了，可以发展出很大的影响力。
那么子女与父母之间要如何相处，才算得上孝顺？其实，不只是孝顺，人与人相处要合乎“善”的要求，都要考虑以下三点：第一、内心感受要真诚。你一定要常常问自己，我是不是真心希望父母快乐，是不是真诚由内而发希望孝顺父母。换言之，孝顺需由内而发，若无内在情感，只有外在形式，任何事情都是虚伪的。人是由内心和外在一起表现的生物；若内外不能配合，就容易产生人格分裂。第二、对方期许要沟通。父母对你有什么要求、期待，要跟他们沟通一下，了解他们的需要，再设法回应，尽量做到。像我们小时候读《二十四孝的故事》，看到王祥“卧冰求鲤”，吴猛“*饱蚊”，都很孝顺，但现在还需要你这么去做吗？真的这样做，父母会说你孝顺吗？他们会认为你读书把脑子读坏了。第三、遵守社会规范。父母要我做一件事，如果违背社会规范，我做不做呢？譬如父母亲生病了，要我想办法弄钱给他们治病，那我想什么办法呢？如果是违法的事怎么办？无论如何你不能违背社会规范，否则就算你做到孝顺，将来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内心感受要真诚，对方期许要沟通，社会规范要遵守；这三点是包括父子在内的任何人际关系都要考虑到的。三方面发生冲突怎么办？以真诚为主。我们讲孝顺重要是因为它出于人性最自然的情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父母所生，每一个人都欠父母的深情，平常并不自觉，直到自己身为父母时，才知道它的重要，即所谓“养儿方知父母恩”。因此，谈到孝顺时，并非提示教条，而是要指出一条最适合人性发展所需的途径。
2.敬爱父母
没有人会反对孝顺，但怎么样做才算孝顺？这是一个大问题。有个故事，公公年纪大了，吃饭时手发抖，经常把碗摔破，媳妇为了省钱，就买了个木碗给公公使用。有一天这媳妇下班回家，看见自己的儿子坐在门槛上，拿个小刀在刻木头。媳妇问，儿子你做什么呢？儿子说，我在刻两个木头碗，将来一个给爸爸用，一个给妈妈用。媳妇听了，心里一惊，知道自己做了坏的示范，给公公用木碗固然摔不破，事实上却是对公公不尊敬，只考虑到金钱的损失，而没有想到他的尊严。因此，孝顺只满足父母的需求是不够的，还要有尊敬之心，照顾到父母的尊严。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子游请教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所谓的孝，是指能够奉养父母。就连狗与马，也都能服侍人。如果少了尊敬，有要怎样分辨这两者呢？”
“能养”包括饮食起居的照顾与侍奉。有人把“至于犬马，皆能有养”理解为：我们如果只是养活父母而没有尊敬他们，就等于把父母当作犬马来养一样。这种翻译是不对的。在古代社会，犬替人看门，马替人拉车，两种动物都是可以为人类服务的。到现在我们还经常说，你对我真好，将来我要效“犬马之劳”。孔子在这里以犬马做比喻，是说如果子女奉养父母就像犬马服侍人一样，只是完成任务，而没有尊敬之心，那跟犬马又有什么差别呢？譬如我们成家立业之后，每月按时送上生活费，但心中不一定尊敬父母。我们认为父母可能念书不多，社会成就不高，却没有想到父母对我们的恩情像天地一样，因为他们我们才得以出生、成长，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终身都要尊敬父母。
孔子的另一位学生子夏，有一次也问到怎样做才算孝顺？孔子因材施教，给出另一个答案。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
子夏请教什么是孝。孔子说：“子女保持和悦的脸色是最难的。有事要办时，年轻人代劳；有酒菜食物时，让年长的人吃喝；这样就可以算是孝顺了吗？”
孔子认为，孝顺出于子女爱父母之心，这种爱心自然表现为和悦的神情与脸色。这一点确实远比为父母做事和请父母吃饭要困难多了。譬如父母年纪大了，生病需要我们照顾，这时父母就要看我们的脸色了。如果你脸色不好看，让父母觉得好像是麻烦你了，那就算你做到了父母的要求，也不算是孝顺。这时候你就要想到我们小时候生病，父母是怎么样不眠不休、衣不解带的照顾我们，从来没有抱怨。现在父母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照顾，我们怎么可以忍心给父母脸色看呢？
二十四孝里有一个人叫老莱子，活到七十几岁，父母都还健在。他为了让父母开心，经常穿一些彩色的衣服，好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唱歌跳舞给父母看，有时候还会假装摔跤，发出婴儿一样的哭声让父母开心，因为在父母眼中，孩子不管多大，永远都是孩子。我们当然不必这么夸张，但是在孝顺父母时，除了为父母做事，使他们不忧虑生活之外，同时还要注意到自己的脸色是否非常和悦，要让父母亲觉得我的孝顺是心甘情愿的。
《诗经》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父母亲生我养我，太辛劳了。没有父亲，有谁可以依赖呢？没有母亲，有谁可以依靠呢？出了门就感到哀伤，回家也看不到父母亲。父母生了我、怀抱我、照顾我、养育我，对我们的恩情真是无话可说。父母老了，如果我们不能孝顺他们，尊敬他们，又如何心安呢？况且，当我们壮年时，也应该想到自己年老时也会有被小孩照顾的一天，那时候子女如果对我们态度不敬，我们的心里又会做何感想呢？
所以，一个人光孝顺是不够的，还要知道为什么孝顺，怎么样做才算孝顺。你光能满足父母的生活需求是不够的，还要从心底里尊敬父母，理解父母；看父母快不快乐，想自己如何才能让父母快乐。儒家的思想，不是盲目的教条，也不是单方面的权威要求，而是希望我们透过理性的思维，从内心真诚的情感出发，去做到孝顺的要求。
3.委婉沟通
很多人听过一句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话既不是孔子说的，也不是孟子说的，是宋朝以后的学者自己归纳出来的，强调天下的父母都是关怀子女的，希望天下人都能孝顺父母。不过，今天看这句话，很容易产生误会。天下的父母都是好的，可能吗？不可能，理由很简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父母也是人，是人都会犯错，父母也会犯错，有时是认知错误，有时是判断偏差，有时甚至是蓄意为恶呢。父母犯错时，子女应该怎么办？父母怎么说，子女怎么做，那就是孝顺吗？这不是儒家的意思。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
孔子说：“服侍父母时，发现父母有什么过错，要委婉劝阻；看到自己的心意没有被接受，仍然要恭敬地不触犯他们，内心忧愁但是不去抱怨。”
孔子讲得很清楚，父母也会做错事。有的父母说不定做的工作对社会来说都是不允许的，但他们也很用心地把孩子抚养长大。孩子念了书，启蒙了，知道什么是善恶是非，这时也许想来规劝父母。因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个人不走上正路，终究会有问题。但是你规劝父母的方式要委婉，不能够疾言厉色，好像老师教学生一样，那样父母是不会接受的，反而会觉得这孩子忤逆不孝。如果实在行不通，孔子说做子女的仍然要谨守“不违不怨”的原则，还是很尊敬他们，不要违背他们，努力做好该做的事，不要抱怨，避免伤害亲情。
孟子说：“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孟子·告子下》）父母犯了大的过失，子女若不去抱怨，不去劝阻，则表示关系更加疏远，那是子女不孝；父母有了微小的过失，子女若执意批评，斤斤计较，也是不孝。为什么呢？因为父母如果犯了大错，你不去劝阻，让父母一路错下去，说不定最后酿成大错，成为危害社会的人，那时候就悔之已晚了；但是父母如果有了小错，你就不要劝了，人谁没有小错呢，小错也要劝，家庭就变得像学校一样了，孩子变成老师，父母整天战战兢兢的，生怕犯什么错，影响亲子关系的和谐；相反，如果孩子有了小错，父母也像老师一样严厉对待，家就不像家了。
孟子举了一个例子，说这里有个人，如果是越国人（外国人或敌人）拿弓箭射他，他可以有说有笑地讲述这件事，因为他和越国人的关系很疏远。但如果是他的哥哥拿弓箭射他，他就会哭哭啼啼地讲述这件事了。为什么？因为哥哥是亲人，亲人对我不好，自然使我伤心痛苦了。所谓“爱之深，责之切”，父母对子女充满了期望之情。因为期许深切，所以有一点伤害，都会难过不已。但这并不是认为子女应该盲目依从父母，否认父母的一切过错，也不是盲目肯定父母的一切过错，而是随着内心的情感要求，对父母的作为表达适当的态度。这里的“适当”二字十分重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条件下，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互相对待，儒家在这方面是很用心的，非常合乎人情世故，通情达理。儒家所说的孝顺，不是愚昧的孝顺，而是你自己要能判断父母的过失，委婉地劝阻他们。因时代不同造成观念上的差异，或个性不同导致处世作风的差别，不要去刻意强求；但有些明显是违法乱纪、伤害社会公共秩序的过失，就要特别小心了。而且劝导父母时，要选择适当的时机。譬如父母过生日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你去劝，比较有效；真的劝不动，也不要勉强。因为父母年纪大了，性格很难改了，做子女的只有自己努力积德行善，替父母补救过错。
《易传》里有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国人认为，善与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个家庭一路下来，如果多做好事，子孙就会有一些福报；如果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子孙也会受到影响。古人这么说，正是希望子女和父母一起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对社会起到正面影响。如果一个家庭的价值观出现偏差，只知道不择手段去赚钱，那么即使取得成就，也可能对社会造成伤害。所以，不管父母是好是坏，子女都要尽好自己的责任，多多积德行善，也算是孝顺了。
4.孝与健康
我们年轻的时候容易让父母操心，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经验。我们有时会想，是父母自己愿意操心的啊，我们又没做什么事情让他们担心。真是这样吗？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就算子女什么都没干，只是出了一趟远门，做父母也会担忧不已。所以孔子才会说：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
父母在世时，子女不出远门；如果出远门，就必须有一定的去处。
古人出门离家大概有四种情况：一是游学，到外面去求学；二是游仕，去外面做官；三是游历，看看各地的山川风物或古迹名胜；四是游玩，到朋友家里去玩。古时候通讯不发达，不像现在人人有手机，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短信、打电话向父母汇报；在古代，子女一旦出远门，会好多天音信全无，联系不上，父母会非常地担心、挂念，不知道子女在外面会发生什么状况。所以孔子才会说，父母亲在世的时候，做子女的尽量不出远门，以免让他们挂念，这是一种孝顺。不过孔子的意思并不是不让你出门，而是你出门到什么地方去，要让父母知道，要常常想到父母在为你担心；想到我现在做这件事，到这个地方去，父母会担心吗？如果父母会担心，就不要去做。
此外，孔子认为，做子女的懂得保养身体，做到身体健康，少生病，这也是一种孝顺。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
孟武伯请教什么是孝顺。孔子说：“让父母只为子女的疾病忧愁。”
《论语》中，弟子与时人向孔子“问孝”的地方很多，孔子“因材施教”，每一次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孟武伯是鲁国大夫孟懿子的儿子，是贵族子弟。这一次他向孔子问孝，孔子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健康就是孝顺，让父母只为你的疾病忧愁。什么意思呢？人生病总是难免的，天气的变化，饮食的问题，都可能导致生病。除了生病，其它所有的事情，包括念书、交友、做事，都不让父母担心，那你就是非常孝顺了。这句话听起来不难，真要做到却不容易。可怜天下父母心，为子女操劳一生。子女生病时，甚至愿以身相代。我们今天为人父母者，如果子女真能做到让我们什么都不必担心，而只担心他们有没有生病，那么我们除了庆幸自己有了孝顺的子女，还能说什么呢？
有一位学生高柴，孔子说他“柴也愚”，比较愚昧，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母过世时，他过于悲痛，哭干了眼泪，甚至哭出血来。由此可知他不懂得适可而止地自我控制。孔子对他说，你怀念父母是对的，但是不知保重身体就是不明智了。因为你自己还有家庭子女要照顾，有社会责任要承担，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问题，父母就算地下有知，也不会心安啊。所以，高柴虽然孝顺，但在孔子看来，伤心到伤害自己的身体，是不对的。
因此，做子女的爱惜身体，保持健康，不仅是做人的责任，也是孝道的根本。儒家谈孝顺，强调“将心比心”，要替父母着想，替父母着想的方法是把自己当成父母来思考。有一句话说得好，“养儿方知父母心”。我们在做子女的时候，往往不太能够了解父母的心情；只有等到自己也做了父母，有了子女之后，才会想到父母从前是怎样替自己担心了。所以儒家说，一个人上有父母，下有子女，才比较可能表现出深刻的孝顺，这是人性自然的道理。
人长大成熟之后，一方面有了自己的孩子，要跟孩子一起成长。因为我们长大之后，往往会忘记自己过去的经验，忘记了父母的恩情，而孩子会提醒我们，父母也是这样辛苦地把我们养大的。另一方面，也要跟父母一起成熟。看到父母亲年纪越来越大，就要想到将来我们也会跟父母一样，衰老、生病，接近到生命的终点。所以，一个人有父母，有子女，有一个完整的家，是人生非常大的幸福。看到子女，会想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看到父母，可以去想象自己年老时的样子。一个人有过去有未来，他的现在才不至于是落空的，他的生命才有原有本，慢慢成熟。
5.法理与人情
儒家思想经常受到质疑的一个问题是：到底儒家是不是为了人情而忽略法理？或者儒家思想是不是欠缺法治的精神，不太适合现代社会？最大的争执点源于下面这段话：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叶公（楚国大夫）告诉孔子：“我们乡里有个正直的人名叫躬的，他的父亲偷了羊，他亲自去检举。”孔子说：“我们乡里正直人的做法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里面自然就有正直了。”
照理说，“正直”的品德，要求我们举发一切不义之事。因此，父亲偷羊，儿子告发，不是标准的正直模式吗？但是孔子听了，不能接受。父亲偷羊，任何人都可以去证明，但是儿子不能去证明，直系亲属不能去证明，因为作证就违背了亲属之间的伦理道德。孔子提出“隐”，再怎么样也不能以儿子的立场去举发父亲，或者以父亲的立场去举发儿子，因为父子之前的亲情胜过法律。孔子还认为在“父子相隐”之中可以找到“直”。为什么呢？理由有二：一是任何品德都应以真诚感受为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真诚的心，即使表现出正义的行为，也很难持久；因为他也许是为了讨好社会，或者表面上好像主张正义，而内心已经背离了人性的要求。在人的一切感受之中，没有比亲情更重要的了，隐瞒亲人所犯的过错，是出于真诚的情感，不忍心看到自己的亲人受到制裁，不去举发并不代表违抗社会上的公权力，否则所有的人都由自己家人来举发的话，还需要法官警察做什么呢？为了正直而牺牲亲情，等于为了对群体负责而放弃个人责任，本末轻重正好颠倒。再者，任何行为是否“直”，皆需考虑行为者与对方的关系，只要恰如其分，就可以称为“直”。孔子说：“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绞。”（《论语·阳货》如果不肯学习人间事理，光是一意孤行，追求所谓的正义，结果是“行事怪异，刺痛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