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里也有一段故事。一个学生请教孟子：“舜是天子，皋陶是法官，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应该怎么办？”孟子说：“逮捕他就是了。”学生问：“那舜不会阻止吗？”孟子说：“舜怎么阻止？皋陶是有法律依据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天子的父亲犯法，当然要接受法律制裁。学生再问：“那么舜会怎么办？”孟子回答：“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舜会把天子的位子丢开，就好像丢掉一只旧草鞋一样，然后自己背着父亲偷偷跑到海边躲起来，一辈子都很开心，快乐得忘记了天下。
孟子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难道舜的父亲杀人是冤枉的吗？或者被杀的人的家人难道不难过，不痛苦吗？舜的选择其实很简单，你要当天子就要维持社会正义，派法官去抓父亲，但是如果你不当天子，只是一个单纯的儿子，就要以孝道为先，想尽办法来保护父亲。这种观念与孔子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立场是一致的。法律是社会的需要，人伦则是天性的要求，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的需要而伤害天性的要求。
不过，对于这种做法，一般人恐怕觉得难以接受，这岂非为了家庭的亲情而伤害了社会正义？但不要忘记，舜已经做出了选择，两者不可得兼，只能取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结果，而你能够接受的结果当然是出于人性真诚的情感保护父亲，否则你继续当天子，而父亲被关在牢里，甚至被判处死刑，你还能够安心吗？还能够用心替百姓服务吗？
由此可知，儒家的思考模式并不是要违背法律，而是要让你知道法律是要建立在人性真诚的情感上面的，如果这种情感受到威胁，整个社会的架构恐怕也难以长期维持。一个社会不可能十全十美，许多事情都有它的代价，在儒家看来不应该为了追求社会法律上的正义而牺牲了家人的亲情，因为亲情是唯一的，是无法替代的。而且如果要牺牲，请问要牺牲到什么程度呢？事实上，“大义灭亲”绝不是儒家的思想。儒家认为你如果不能够真诚的面对自己希望父母平安快乐的心情，而是直接跳到社会正义上，父母犯错就立刻去举报，让父母受到惩罚，这是违背人的情感的。儒家思想作为一派哲学，要解释人类生活的经验，压力很大。因为人类生活经验充满各种矛盾，各种复杂的事实，杀人偷羊的背后也许还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不是可以简单判断的。儒家宁可在这个时候说，你要出于内心的情感保护父母亲，但是如果法律判父母亲有罪，也不用抗拒，做错事应该负责任，这才是正确合理的态度。
6.孝与守礼
所谓“孝”，是人类真情最基本的一种表现，所谓“礼”，是一种大家都遵守的社会规范。孝和礼有什么关系呢？孔子认为有关系。有一次孟懿子向他请教什么是孝？孔子只回答了两个字“无违”，不要违背礼制。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父母活着的时候，依礼的规定来服侍他们；父母过世后，依礼的规定来埋葬他们，依礼的规定来祭祀他们。
孔子为什么会这么回答？因材施教。当时鲁国由孟、叔、季三位大夫把持朝政，经常违礼僭礼，做出很多不合礼法的事情来。譬如孔子的学生冉有给季氏当总管，季氏想去泰山祭祀，孔子让冉有劝阻，因为这是违背礼制的事情。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资格祭祀泰山，季氏身为鲁国大夫，此举属于僭越行为。结果冉有说他劝不了，孔子非常失望。
这一次提问的孟懿子也是一位大夫子弟。他小孔子二十岁，曾经奉父亲孟僖子之命，向孔子学礼。所以当他请教孔子什么是孝顺时，孔子简洁而坚定的回答：不要违背礼制。也即在提醒他，一个贵族子弟不能因为有钱有权，就逾越了“礼”的规定，举行超出身分的丧葬仪式，让天下人都知道我孝顺父母。在孔子看来，这是违背礼制的，是不孝的。只有无违于礼，才能实现孝顺的心意。内在的孝心与外在的礼法配合，才是孝的实践。
此外，孔子认为，孝与礼的关系还表现在：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
观察一个人，要看他在父亲活着的时候选择什么志向，在父亲过世以后表现什么行为。如果他能三年之久不改变父亲做人处事的原则，就可以称得上孝顺了。
为什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就是孝呢？这与礼的规定有关。古制父母亡故，子女守丧三年。根据荀子的说法，这三年不是真正的三年，而是二十五个月。很多人问，如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万一父亲的原则是不好的，怎么办？应该立刻改过来，为什么要等三年才改呢？反之，如果父亲的原则很好，三年之后为什么要改呢？可以接着做下去嘛。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每一对父子的性格作风不同，“父之道”的现实情况也十分复杂，“三年无改父之道”是基于此的一种稳健做法。譬如父亲喜欢救济孤儿院，我喜欢救济养老院；父亲过世三年之内，我是继续照他的意思救济孤儿院呢？还是按照我的想法，把钱捐赠给养老院？孔子认为，恐怕你还是要照着父亲的习惯继续做三年，为什么呢？避免让原来受他照顾的人感觉失望。你可以做满三年之后，再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改革。
以孔子的学生曾参来说，曾参的父亲年纪大了，他伺候父亲每顿饭都有酒有菜。用完餐之后，他问父亲，剩下的饭菜要给谁？父亲说，这次给隔壁的张家吧。曾参尊重父亲的想法，让父亲有安排剩饭菜的自由，让他感觉到自己虽然年纪大了，但还是有能力帮助更穷困的人，这说明曾参很孝顺。等到曾参自己老了以后，他儿子奉养他就不一样了。每顿饭也是有酒有菜，但是吃完之后，不再问他该把剩下的饭菜怎么处理。他问，还有剩的吗？儿子说，没有了。为什么？嫌麻烦。但是孝与不孝的差别就在这里。曾参侍奉父亲时，让父亲照顾穷人的愿望得以实现，曾参的儿子奉养他时，就忽略这一点。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曾参自己很孝顺，却没有把自己的儿子教好，这是另一回事。
所以，孔子谈到孝顺，除了要有真诚的情感之外，礼制也是必须要遵守的。这样一来，人的行为才不至于“过度”，也不至于“不及”，各种情感才能“发而皆中节”，“节”就是适当的分寸。人不管处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只有守法和重礼两项配合起来，人生之路才可以走得非常稳健。也许有人会说，儒家的思想会不会有些保守啊。但是不要忘记，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只有保守稳健，才能够慢慢成长；否则礼仪制度方面改变太快，到最后恐怕无所措其手足，反而乱了分寸。
7.三年之丧（1）
“三年之丧”算是《论语》里最尖锐的一段对话。孔子有个学生叫做宰我，是言语科的第一名。这位学生每次出现，似乎都会给孔子带来一些不快。譬如他白天睡觉，孔子说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不可救药了。为什么？因为古时候没有电灯，晚上非睡不可，白天就应该念书工作。一个人大白天睡觉不是没志气，就是懒惰，所以孔子批评他。不过，这一次在关于孝顺的问题上，宰予倒是提出了一个好问题。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论语·阳货》
宰我请教说：“为父母守丧三年，时间未免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举行礼仪，礼仪一定会荒废；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一定会散乱。旧谷吃完，新谷也已收成；打火的燧木轮用了一次。所以守丧一年就可以了。”孔子说：“守丧未满三年，就吃白米饭，穿锦缎衣，你心里安不安呢？”宰我说：“安。”
父母过世，子女守丧三年，这是商朝的规定，事实上周朝已经不太流行了。孔子的祖先是商朝人，他总认为祖先那一套还适用，结果宰我提出质疑。他说，三年守丧，时间未免太长了吧，三年不能行礼作乐，一定礼坏乐崩。这就像小孩学钢琴一样，三年不准他弹琴，再弹的时候一定不成调儿，这是人文世界的情况。自然世界呢？古时候鲁国一年收成一次，旧米吃完，新米收成要一年。取火用的木头，也是一年轮用一次。宰我很有逻辑头脑，他说人文世界三年太长，自然世界一年一循环，所以守丧一年就够了。
照理说，这个质疑很难反驳。孔子总不能说，宰我，你说三年不行礼乐，礼乐必定崩坏，你做过调查吗？或者你去过台湾没有，台湾是一年收成三次而不是一次呀？这么扯就扯不完了。孔子毕竟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他立刻把伦理规范的基础转移到心理情感上。他说父母过世了，你自己守丧未满三年，就吃好的穿好的，你心里安不安呢？谁知宰我不客气的回答：“安。”心安理得。所以说宰我是坏学生呢，完全不了解老师的用心，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说“安”呢？假设宰我的父母在世，听到儿子这么说一定很难过；假设宰我的父母过世，那他以前替父母守丧时，心思一定转来转去的，不想守太长时间。孔子听了宰我的回答，只好说：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孔子说：“你心安，就去做吧！君子在守丧的时候，吃美食不辨滋味，听音乐不感快乐，住家里不觉舒适，所以他不这么做。他宁可吃的简单，住的简陋，也要替父母守丧。现在既然你心安，你就去做吧！”宰我退出房间后，孔子说：“宰我没有真诚的情感啊！小孩子生下来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为父母守丧三年，天下人都是这么做的。宰我曾经受到父母三年怀抱的照顾吗？”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这话过去一直被中国哲学家所忽视。怎么可以拿“生下来被父母怀抱三年，所以父母死了就要守丧三年”做论证呢？许多人都一笑了之，不去多想。然而，几年前美国一份心理学杂志所发表的研究报告却证实了孔子两千多前的见地是多么了不起。
7.三年之丧（2）
有一家专门收容弃婴的医院，收容了五十名弃婴，有专人去照顾固定的吃、喝。这五十个小孩的反应都差不多，目光呆滞，面无表情，了无生趣，他们的身体在成长，但是躺在那儿奄奄一息的样子。其中只有一个小孩例外，每天总是嘻嘻哈哈，见了人就笑。医生和护士觉得很奇怪：大家都是弃婴，每个人的表情都死气沉沉，为什么他那么高兴呢？于是在房间里装上闭路电视，二十四小时观察这个小孩身上是否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一星期下来，观察结果发现，原来每天下午下班时间，有一位到医院收垃圾、扫地的老太太，经过这个小孩时，会逗逗他，陪他玩半个小时。就是这每天半小时的差别，使这个小孩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成为这些弃婴当中最特殊的一个。于是发现了，原来小孩需要有一个人以主体的身份去关怀他，跟他互动，他的生命力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否则，只是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而没有一个人真正去关怀他，他内在的心理能力就无法发挥，只能死气沉沉的呆在那儿，不知如何与人互动。
这个研究使得美国心理学界相当震撼。在美国人的家庭里，小孩生下来，大一点之后，就放到小房间里一人睡。小孩哭，让他哭，哭累了就睡着了，变得很有独立性。但是这种独立性对人性而言，是一种伤害，事实上违背了人性自然的要求。人类与动物的差别之一，是人类的幼儿依赖期是最长的，人类所生的小孩依赖父母的时间最长，远超过其他动物。人类的孩子一般要在父母怀中三年，才能够稳健的独立行走。这种长期在生理上依赖父母的状况，自然在心理上发展出特殊的结构，即孩子和父母之间永远有着互相关怀的心理情感。相反，在成长的最初过程中，若是缺少了父母的特殊关怀，则这种遗憾一生都无法弥补；若要弥补，日后必须付出加倍的代价。
从生理需求到心理情感，最后才出现所谓“三年之丧”的伦理规范。也就是说，人间的伦理规范（三年之丧）是为了响应心理情感（安）而定的；然后，心理情感又可以推源于生理特性（三年免怀）。如此形成“生理——心理——伦理”的观点，可以说明人性的开展过程以及人性何以向善，亦即为何不守三年之丧就会不安。所以孔子怀疑宰我是否曾受过父母三年怀抱的照顾，说他“不仁”，忽略了人心的情感需要。换言之，孔子心目中的人性，是不能离开人的生命之具体存在及成长处境的。“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是他对人性的深入观察。“三年之丧”是配合我们内心情感需要的外在表达形式。我们在成长过程中，身体上受到父母照顾，心理上和父母有长期依赖，所以父母过世，守丧三年，才能使我们心安。
因此，儒家讲求的伦理规范，并非由外在的压力而来，而是内在心理情感的适当表达。外在的礼仪、礼节、礼貌只是个表现形式，它的前提在于内心真诚的情感。若没有真情实感，外面也不用去做那些形式了，一切只会沦为教条。这才是儒家真正的思想。两千多年一路下来，一直到清末，很多人都说儒家是礼教吃人，吃人礼教，好像学了儒家之后，就被那种三纲五常给限定死了，好好的人生就被约束得没什么乐趣了。事实上，儒家对于中国传统所规定的“礼”提供了哲学说明。这个说明是合乎经验、合乎理性、合乎理想的，使我们活在世上有原有本，有内在的情感，也有外在表达的形式。两者配合，内外相得，才能构成一个和谐的人生与社会。
1.真诚相待
西谚有云：“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沟通是不可或缺的，各式各样的朋友会在一个人生命的各个阶段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国古代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朋友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伦。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的确，有些朋友因为家庭、事业、学业、理想而各奔东西，无法常相聚首，只能借鱼雁或书信问候，但是心中却清楚知道对方总在祝福自己。若是得遇机缘，重新会面，自然会有快慰平生之感。
朋友之间的来往是一个结缘的过程，所谓“广结善缘”。这个“缘”可以因为我们是同学、同乡、同事，或是同道——有相同的人生志趣，甚至是同游——一起出去游玩，而产生友谊。结缘之后，就要惜缘，珍惜两人之间相处的情意。因为通常我们交朋友，都是分开之后才开始思念，想到以前念书的时候，有个什么样的朋友，大家相处得如何愉快，只是当时没有很好地珍惜，现在再想见面，已经不容易了。不过，惜缘之外，也要随缘。人生之事，因缘而聚，随缘而散，一切顺其自然。譬如大家快要毕业了，那就毕业吧，你不能说我们这一班同学感情特别好，大家一起再多念一年，这是不可能的。
不管缘分如何，人与人之间，没有说谁一定要跟谁做朋友，谁一定不能跟谁做朋友。一般来说，交朋友分为四个层次，最下一层叫做“酒肉之交”，大家一起吃饭、喝酒、享受；往上叫做“利害之交”，一起做生意、合作，合则两利，离则两害；再往上叫做“道义之交”，“道”代表人生的方向，“义”代表正当性，亦即每一次我所做的正当选择，跟你选的或想的一样，譬如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桃园三结义”，刘备、关公、张飞三人就是道义之交；最高一层叫做“生死之交”，一般称作知己。英国作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说：“人的一生，能结交一位好友，已属难得；能结交两位，可谓幸运之至；至于结交三位，则根本不可能。”如果把朋友界定在“知己”的层次，这段话确实反映了人生经验。我国古人不也说“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吗？可见，知己是以生命来相互交换的，是交朋友的最高境界。
不论结交哪一种朋友，交朋友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四个字：真诚相待。其实，“真诚”不但是对朋友，对任何人都应该真诚。西方有一句话说得好，“你对朋友是以性格互相裸露”，在朋友面前，我的性格不穿衣服，不需要伪装，不需要化妆，我是什么性格就让朋友直接知道；相反，如果朋友之间不能以真诚的态度相处，就是虚与委蛇，浪费生命而已。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
孔子说：“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态度极其恭顺；左丘明认为这样的行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内心怨恨一个人，表面上却与他继续交往；左丘明认为这样的行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
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司马迁称其为“鲁之君子”。左丘明认为，一个人如果表面上对朋友热情、友善，心里却藏着对朋友的怨恨，这样的行为是可耻的。朋友交往有时难免会出现误会或怨恨的情况，譬如听别人说你在背后批评我，这样会产生误会；或者你有好的机会没有告诉我，没有让我跟着你一起发财或得利，这时会出现怨恨。心中有了疙瘩，却把它隐藏起来，表面装着若无其事，跟他继续做朋友，孔子认为这样不好，这样缺乏真诚。你说那如果真诚的话，我把意见直接说出来，误会可能更严重，甚至两个人翻脸了怎么办？说实在的，真正的朋友要能够做到“肝胆相照”，很多时候是不打不相识，你没有把真话说出来，你怎么知道别人会拒绝呢？也许他在气头上不愿意接受，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发现你也是为他好，对于你的真诚反而会非常感激。
人是会变的。人的变，若不是由于外在的环境，就是由于内在的观念。外在的环境也包括朋友的劝告，所以古人“以友为镜”来提醒自己做得对不对。内在观念的改变，就是要多读书。读书可以帮助一个人明白道理，明理之后就会知道个人情绪是一回事，做人的原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交朋友有时会因为各种外在的干扰，而使我们的友谊变得比较复杂。譬如朋友一起做生意，到最后说不定可以共贫贱，却不能共富贵；也有的朋友一开始觉得彼此没什么话好说，后来碰到一些人生困难，才发现“患难见真情”，像西方人说的：”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患难之交，才是真朋友。
不过，对朋友的劝告也要懂得适可而止。子贡有一次请教孔子怎么样交朋友，孔子说了一句话，“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论语·颜渊》）朋友如果有错，你要真诚的劝告而委婉的劝导，但是他如果不听，你就要停下来，以免自取其辱。为什么？因为朋友之间是相互平等的，如果地位不平等，变成你来教训我，那你就是我的老师了，变成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不再是朋友关系了。朋友之间尽管有互相劝告的义务，但如果对方不听，多言无效之后，你最好闭口不谈，不要再勉强了。
2.志趣相投
除了真诚之外，交朋友还要依据什么样的原则？根据孔子的说法，志趣是非常重要的。志趣是什么？就平常休闲生活来说，譬如今天放假，你要爬山，我要游泳；你要下棋，我要打球；这样两个兴趣爱好不一样的人，很难凑在一起。又譬如一个人的志趣在艺术，若结交喜欢科学的人当朋友，大概就很辛苦，所以要找跟自己有类似志趣的朋友。
子曰：“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子罕》）很多人以为是“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乍听之下，这是很好的建议，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我们应该多交比自己强的朋友，提升自己的水准。但仔细一想，问题来了：如果你不交不如自己的朋友，专去找比你优秀的人做朋友，那么这个人是否也要根据相同的原则，拒绝跟你交友呢？他也可以“无友不如己者”啊。如此一来，天下人在交友之前，都要相互比较，比较难免也有高下之分，结果是：没有人或很少有人可以找到朋友了。
这当然不是孔子的意思。“不如”可以解为“不及、比不上”，也可以解为“不像、不类似”。根据后者，则“无友不如己者”是说：“不要结交不像自己的朋友”。“不像自己”是指在志趣上与自己分道扬镳。譬如就志向而言，有人要服务社会，有人要拼命赚钱；有人要追求学问，也有人要游戏人间。再就兴趣来说，室内的下棋、打牌、品茗、阅读、看电视，室外的登山、旅游、打球、慢跑、交际应酬等，亦是人人有别，或是大同小异，或是小同大异。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由志趣的差异最后衍生到人生抉择的不同。如果贸然选择志趣不相投的人做朋友，不仅事倍功半，也可能貌合神离，甚至反目成仇。天下许多仇人都是朋友演变成的，可不慎乎？所以，交朋友一开始靠的是缘分，像同乡、同学、同事，甚至一起出去游玩，都可能成为朋友，但后面的发展就要看志趣是否相近了。志趣不相近，勉强在一起，友谊恐怕也很难维持长久。
除了志同道合之外，儒家谈“交友”，还要兼顾“互相责善”，以“善”来互相期许、要求。孔子说：“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论语·子路》）。“切切偲偲”指彼此切磋勉励，“怡怡”指和睦共处。兄弟姐妹因为有同样的父母，是天生命定的亲人，个性再怎么不合，也要设法和睦相处。朋友是自己找的，有些是好朋友，有些可能是坏朋友；有的朋友因缘深厚，可以一辈子来往；有的缘分短浅，说不定从学校毕了业就分开了。这时你就要问，我交这些朋友是为什么呢？孔子的回答是“朋友切切偲偲”，交朋友绝对不能只在一起浪费时间，或是一起游玩而已，而要随时互相切磋勉励，走向人生的正确方向。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
曾子说：“君子以谈文论艺来与朋友相聚，再以这样的朋友来帮助自己走上人生正途。”
《论语》里所说的“君子”有两个意思，一是有政治背景、官位的人，如封建社会中的世袭贵族子弟；二是指有志于修德讲学、人格完美的人，如孔子的众多弟子。曾子此言所指是第二种人。君子以什么做标准呢？有一句话叫“君子立恒志，小人恒立志”，小人经常立志，代表他的志向很短暂，不能坚持下去；而君子只立一个志向，从读书开始不断往上提升，最后成为一个人格完美的人。而修养人格这件事是做不完的，一辈子坚持去做，都不一定能达到人格完美的标准。曾参认为，交朋友对于成为君子有直接帮助，“君子以文会友”，“文”包括各种文化艺术活动，以及各种技能。譬如你交到一个喜欢下棋的朋友，你自己本来不喜欢下棋，他带着你下棋，慢慢地你也喜欢下棋了；又或者你不喜欢读书，但是你的朋友喜欢读书，受他的影响，你可能也会喜欢读书了。所以曾子说，朋友之间要能够谈文论艺，才有共同的交集，也就是有共同语言。而交这样的朋友目的是要用来“辅仁”。“仁”指人生的正途，也就是“道”，亦即朋友之间要互相切磋勉励，在人生正路上相互扶持，以实现大家向善的心志，这才是交朋友的光明大道。
不过，人生中所交的朋友，由于机缘所限，因缘不再，其实都是值得珍惜的。许多人对朋友存有幻想，渴望认识合乎理想、心意相通的朋友；但往往忽略朋友是相互的，我们希望有什么样的朋友，朋友也同样希望我们是这样的人。如果一个人缺乏自我认识的工夫，对自己的志趣都搞不清楚，又如何期待别人成为自己志趣相投的朋友呢？
3.信义兼顾
跟朋友来往，大家都知道“守信”很重要，但守信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到“义”。“义”代表正当性，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道义。信和义有什么关系呢？子贡有一次问孔子，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称为士？“士”是古代的一个阶层，在大夫之后，也可以用来泛指一般的读书人。孔子提到三种人符合士的条件，最后一种是：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论语·子路》）
说话一定要守信，行动一定有结果，这种一板一眼的小人物，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了。
光看字面的意思会吓一跳，难道说话守信有错吗？做事有结果不是很负责吗？为什么孔子会批评说这是一种小人物呢？问题就出在“义”这个字。把孟子的话拿来一并看，就知道儒家思想的深刻了。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大人”代表德行完备的人，一个人的德行修养到完备的阶段，才有资格称为大人。孟子说，德行完备的人，说话不一定都兑现，做事不一定要有结果，一切都要看道义在哪里。“义”者，“宜”也。昨天适宜的，今天不见得适宜；对张三适宜的，对李四不一定适宜；要看变化的情况，配合适当的情况，做出正确的抉择，找出“应该”的所在。人间事务一直在变迁发展之中，如果没有通权达变的能力，言行都可能陷入困境。譬如我最近买了一把猎枪，一个朋友跟我很要好，他说你下个月把猎枪借我去打猎吧。好朋友当然没问题，我答应你。但就在这一个月里，朋友患上了忧郁症，有自杀倾向。时间一到，他来找我，说你答应要借我猎枪，现在借给我吧，实现你的诺言吧。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呢？如果一定要守信，把枪借给他，他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我难道不用负责吗？“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守信是我现在跟你约定将来要做的事，但是现在到将来之间，还有一段时间，可能出现各种不可预料的变化，到时候要根据实际情况，再做出适合的抉择。《庄子》里面也提到一个人，叫做尾生，这人很守信用，他跟一个女孩子约会，约在桥下见面，结果洪水来了，他在桥下抱着桥柱不走，淹死了。为什么？他说我约定了跟你在桥下见面，就不能去桥上啊，但事实上这个女孩子迟到恐怕是因为风雨太大，或者家里反对，换了我们，当然上桥啊，不然回家算了，但是尾生很守信用，结果淹死了。
我们并不是说跟朋友约定的事情，就可以说了不算，而是说你要考虑实际的情况，不能光为了自己守信，或者怕别人说我不守信用，就绝对不能更改，以至于导致坏的结果，这样一来就变成教条主义了。儒家的智慧是非常活泼的，会考虑到各种情况的变化。孔子为什么说“言必信，行必果”是小人物呢，因为他没有注意到人生是充满变化的，看似一板一眼，其实可能忽略了“义”。《易经》的“易”就是变化的意思，在变化之中，你要找到“不变”的规则，并配合各种情况做出适当的选择，而那个不变的原则，就是“我要真诚”，秉持一颗真诚的心跟人互动，然后再视具体情况而定。
孔子曾经说过，他跟古代很多伟大圣贤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古代的圣贤都有某种特殊的表现，最后可能为此牺牲生命，而孔子认为自己是五个字“无可无不可”，我没有一定要怎样，也没有一定不要怎样。有些人听了，觉得这种态度恐怕有点滑头吧。但是你不要忘记，人生本来就是充满变数的，你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时候该上台，什么时候该下台，不是你说了就算的，要看各种实际情况的需要，可以行则行，可以止则止；如果一定强调“言必信，行必果”，看起来好像非常坚毅不拔，其实是不懂得通权达变，因时制宜。儒家的思想告诉我们，交朋友守信用当然很好，但不能忘记要有灵活的智慧与坚定的原则。
孔子还有一个学生叫做有子。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你跟别人约定的事情，要尽量合乎道义，说话才能实践。相反，如果约定的事情没有正当性，违背社会的礼仪或法律，你就算说了也不能够实践。所以我们与朋友交往时，不要轻易去说我答应你什么什么事，而是一定要考虑到这件事是否接近道义，接近道义才能够去实践，否则就算约定了也会失信。
4.益者三友
朋友就像一个人的镜子，可以反映出他的兴趣、嗜好、志向与品味。但是朋友不只是镜子而已，他还会进一步敦促人走向更美好充实的人生。孔子说有三种朋友有益：
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论语·季氏》）
与正直的人为友，与诚信的人为友，与见多识广的人为友，那是有益的。
第一种友直，“直”代表真诚而正直，就是心里有什么话直接说出来，使你知道我的所思所想。朋友之间的交情是基于酒肉、利害，还是道义，就以此为判断标准。朋友如果“直”，他看到你有错误或是可能要犯错，会直截了当说出来提醒你，他不会不好意思说，或者找各种借口来替你掩护。这种朋友就像镜子一样，透过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一个人如果能找到这样的朋友，就比较不容易犯错。但是这样的朋友也会带来压力，古代有一种说法叫“畏友”，让人敬畏的朋友。这种朋友一说话，你马上觉得有压力，但是事后必须承认，他说的有道理，说的是对的。有这样的朋友，你应该觉得很感激。
第二种友谅，“谅”代表诚信、体谅。这个人说话算数，值得信赖，另外也比较能够体谅你的心情，知道你的委屈，能够在适当的时候给你安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三段话的“信”字，都指出了交朋友要诚信。不过，说到诚信，也牵扯到一个人能不能长期坚持理想的问题。譬如早年穷困的时候有些理想，后来又富且贵，还能够坚持理想吗？我们年轻时交的朋友往往都很单纯，尤其是在学校里认识的同学，但是进入社会以后，十年、二十年不见，大家再见面的时候，所谈的内容往往是谁在社会上比较有成就，谁得到了什么荣华富贵。这代表什么？代表这样的朋友无法坚持年轻时的理想，对于诚信方面不见得合乎标准。
至于体谅，人生难免无过，所犯之过是出自无心，出自无知，还是出自恶意？只有出自恶意之过，是不能轻易原谅的。朋友知我甚深，自然可以分辨这些，并在我需要时伸出坚强的支援之手。不过体谅是双方面的，不能只是一味地要求别人。体谅也包括自己能做的事情绝不请别人代劳，因为朋友并非工具或手段，而是要同舟共济的。
第三种友多闻，“多闻”并不指学历高低，而是指浓厚的求知兴趣。朋友见多识广，能启发我们的观念，开拓我们的视野。譬如朋友聚会时总要说话，但你不能老谈一些每天发生的八卦，或者各种马路消息，而要谈一些比较有营养的、能够增加见闻的事情，这时候就需要这种“多闻”的朋友。每一个人的时空都是有限的，心灵也容易执于一偏，对于小自人情世故，大至家国天下的丰富面貌，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根本未曾与闻。这时候，如果能有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朋友，跟你谈论这些问题，包括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他都可以讲出个道理来，无疑是为我们的生活打开一扇窗，帮助我们突破自己狭隘的格局，以更周全的眼光欣赏一切事物。
以上三种有益的朋友，是针对人的意志、情感、认知三种要求来的。“友直”代表这个朋友一辈子坚持原则，在意志上非常坚定。“友谅”在感情上能够体谅包容，“友多闻”可以给你增加许多重要有趣的信息。任何一个朋友具备这三者之一就很好了。你不能要求一个朋友三者全部具备，都具备的话就是可贵的知己了，可是知己难求啊。而你这样要求朋友的时候，也先要问自己有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因为我们选择朋友的时候，朋友也在选择我们。
交到好的朋友，可以增加人生的快乐。所以孔子说到“益者三乐”时，“乐多贤友”也是其中一乐。哪三种快乐有益呢？第一“乐节礼乐”，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为乐。“礼”代表分寸，跟什么人来往有什么样的分寸，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都属于礼的范围。“乐”就是大家情感的沟通，你喜欢看什么电影，听什么音乐，大家沟通一下，觉得很有默契。以礼和乐来调节，一个是限制，一个是沟通，能收能放，表现了活泼的生命力。第二“乐道人之善”，以称赞别人的优点、善行为乐。这个别人往往是我们所认识的朋友，我们在背后经常称赞朋友的优点，代表我们心胸宽大，朋友之间的相处当然会容易。第三种“乐多贤友”，以结交许多好朋友为乐。我们在萍水相逢的遭遇中，往往发觉许多人很面善，彼此有向道之心。常有这种感觉，会使得我们在待人接物方面，更努力朝正面的方向去走。况且，如果一个人能交到许多杰出的朋友，代表你自己也很优秀，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委屈和你交往呢？因此，结交益友，乃人生一大乐事。
5.损者三友
前面有“益者三友”，后面就有“损者三友”。我们交朋友一不小心就会交到坏朋友，孔子说有三种坏朋友是交不得的：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侫。损矣。（《论语·季氏》）
与装腔作势的人为友，与刻意讨好的人为友，与巧言善辩的人为友，那是有害的。
第一种友便辟，“便辟”指装腔作势。喜欢装腔作势的人不但好高骛远，并且很重视外表，喜欢摆门面说大话。这种朋友为什么有害呢？因为这样的人与你交往，他看重的可能是你的家世好不好？家里有钱吗？有各种社会资源吗？他选择你做朋友恐怕考虑的是这些，并不是看重你这个人的品德、才能、志趣。那你为什么要和这样的人交朋友呢？说实在的，有时候跟这种人在一起，好像也可以沾到一些好处，因为他气势很盛，很讲面子，善于装门面。讲面子不见得是坏事，但是如果超过了限度，最后浮而不实，当然是不好的。
第二种友善柔，“善柔”是指奉承、柔顺、刻意讨好，缺乏正直的精神。这种人善于观察别人的脸色，察颜观色之后，选择该说什么样的话，该怎么说话，故意讨好你。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这样的人很少有真心诚意的。有人说，那谁不喜欢听好听的话呢？有人在旁边拍拍马屁，恭维几句，听起来蛮舒服的嘛。但不要忘了，这样下去，你就不会去改善自己了，因为你犯了任何错误，他都会帮你找借口找理由，而不是直接说出你的问题，提醒你改正。孟子就很讨厌这种人当大臣。国君犯错的时候，他不但不说国君有错，反而替国君找理由。孟子说国君如果做坏事，你帮他一起做，还可以原谅；国君如果做坏事，你帮他找借口，说他做的不是坏事，那就不可原谅了。
第三种友便佞，“便佞”是口才很好，言过其实，不愿认真求知。听起来好像很有学问，事实上只是道听途说，以耳代目，并无真正见识。这种人正好和“友多闻”相对。别人真的是博学多闻，见多识广，而你在这里凭着花言巧语，好像把什么事情都能说出道理来，但是没有真正的基础，对任何事情都不会努力去求得真理，这种人也不是益友。
孔子说这三种朋友有害，是因为他们对于你的生命没有帮助。怎么样才算有帮助？能督促你不断反省，自我改善。孔子有一个好友是卫国的大夫叫蘧伯玉。蘧伯玉派了一个使者到鲁国看望孔子。
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论语·宪问》）
孔子请他（使者）坐下谈话，说：“蘧先生近来做些什么？”他回答：“蘧先生想要减少过错却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位使者离开后，孔子说：“好一位使者！好一位使者！”
这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始终都在互相勉励，改善自己的过失。如果你交的朋友只是替你的过失找借口，或是换一个方式来逢迎你，说你这好那好，你就永远不会有机会改过迁善。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一大群人整天聚在一起，说一些八卦打发时间，没有一句话是有意义的，又喜欢表现小聪明，这样的人很难有什么希望。又或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整天吃饱了没事干，没心思去学任何东西，还不如去下棋呢。这类朋友也是要远离的。
与“益者三乐”相对，孔子也提到“损者三乐”，也即有三种快乐是有害的。第一是“乐骄乐”，以骄傲自满为乐。当我们某些成就高于别人时，便会产生傲气，相信自己卓越出众，无人能及。但骄傲所带来的快乐，一定会造成别人的嫉妒。骄傲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很容易由此否定别人的能力。第二“乐佚游”，以放纵游荡、无所事事为乐。游玩其实不是一件坏事，但若以此为乐就变成自我放纵，贪图享受，忽视了自己与别人的适当关系。第三“乐宴乐”，以饮食欢聚为乐。朋友聚在一起，只顾着吃喝玩乐、互相吹捧，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当然是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快乐只照顾到人的生理的、浅层次的需求，只能让人暂时忘却烦恼，表面上骄傲自满，每天游荡玩耍，大吃大喝，但这种快乐很快就会重复而乏味，到时候刺激递减，边际效益就愈来愈没有吸引力了。
人生的很多事情，是要跟朋友一起做的。你与不好的朋友相处时，虽然很多事情也会让你觉得很快乐，但它不会帮助你提升心灵，只会让你沉迷在非常具体的、低层次的、物质的欲望里，获得一种非常狭隘的、短暂的自得与快乐。而人生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在精神层次上能够不断向上提升，不断自我反省、自我修炼，让生命踏上正确的方向，迈向更广阔的空间。在这方面对你有所裨益的朋友，才是你真正的良友。
6.孔子交友（1）
益者三友与损者三友的前提是：这六种都是朋友，不同的是前三者使你受益，后三者使你受害。孔子还有一种分法，把朋友分为中行、狂者、狷者，这是他自己的交友原则。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
孔子说：“找不到行为适中的人来交往，就一定要找到志向高远或洁身自好的人。志向高远的人奋发上进，洁身自好的人有所不为。”
第一种“中行”，也即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庸之道，行为适中，进退有节。有人把中庸之道误会成做事温吞吞的，走中间路线。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中行”是该怎样就怎样，言行在任何时候都能恰到好处，这非有高度的修养不能达到。能找到这样的朋友当然是最理想的，如果找不到，找谁呢？狂者或狷者。
先说狷者。我教书这么多年，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希望学生们先做狷者。何谓狷者？有所不为也。一个人受教育的基本表现就是有所不为，对于某些违法乱纪或没有水准的事，不去做，不是不会做、不敢做，而是不屑于做。譬如我常常劝学生，考试作弊这种事情要不屑于做。如果这一点能够坚持的话，将来进入社会，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恐怕也就不屑于做了。
狷者如果能做到，不妨再做狂者。“狂者进取”，不断奋发，向上奋斗，有所为也。孟子提到狂者，常以曾参的爸爸曾点做例子。因为曾点经常把“古之人、古之人”挂在嘴边，古人这样好，古人那样好，好像古人总是比较高尚、伟大的，值得我们去学习。他有这样高远的志向，以古代的圣贤来要求自己，不断学习，进取向上，所以孟子把他列为狂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