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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笔就老》PA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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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清最早读玛格丽特·杜拉斯是在什么时候。也有十来年了吧,就好像没有怎么认真读过,印象深刻的都是她的只言片语。她是那种善于制造警句的作家,具有非常挑剔对象的冲撞力,如果你正好是她的句子所选择的读者,她的句子就会给你迎头一棒,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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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通向完美的可能之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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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靳晓静
有这么一种活计:你怀着幸福感读很多很多的书,然后写出你的感受,被登载出来与人共享,之后有人给你钱。于是你可以读更多的书,挣更多的钱。这样的营生该有多好。洁尘在这本《提笔就老》的书里,干的就是这等美差呢。可是,你得有识宝人的眼光,美食家的味蕾,拾得来,嚼得出书里书外的许多好处,说给大家听。
这件事洁尘干得漂亮。她有纯正的品味,独到的见地。你也许会说,品味这东西,各有不同,很难调得同一。关键是洁尘能唤起你的阅读热情,我一向不喜欢按图索骥似的阅读,但读过洁尘写的关于书和电影的文字后,我常会找书找碟来看。有时候你不一定非同意她,但已被她的文字、见地蛊惑和煽动,这由不得你。让你身不由已,洁尘有这本事。
《提笔就老》这书名就别有意味,好的书名一经说出口就再也不能改了。这书名原是洁尘这本书里一篇文章的名字,原意是有一类女作家,她们一提笔便写出老道的文字,所谓“提笔就老”——没有青涩的练笔期。只是用做一本书的书名时就有另一番意思了,界限已被扩展,恍惚中令人生出些许苍茫感来。那些提起了笔的女人呀,一开始便老了。何况,文章本是千古的事情,在时间和时间的流逝中,或被削薄或被增厚,自是在老去的。
这是一本写女作家以及作家笔下女人的书。看来洁尘对这一话题关注很长时间了。集子里最早的文章写就于1995年。有10年了。洁尘的笔游走在这些提笔写作的女人间,像个气象镇定的观察者,自有观察者的清醒。她的笔像刀锋,干净、利索、准确地把笔下之物切成想要的任何形状。写这么一本书有些像一次长长的旅行,洁尘可以去许多地方,结识许多人并进入她们的内心。干这件事想来是相当过瘾的。可以在笔下的每一个人身上满足自己身上的另一面——如果每一个人身上注定有另一个自己的话。洁尘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不率性,一点也不率性。这等于宣称自己是理性的。是的,责任、自律、坚定不移地沿轨道前行,这是洁尘为自己定下的道路,她天性如此,她遵从着。她生命中丰沛的大水是加筑了河床的,这确保这水无论如何汹涌,都会东流到海,不会中途流失。在日常里洁尘生活规律,起居有度。每天上午写作四小时,中午小睡,下午或会友或阅读,晚上伴陪家人,偶尔泡泡吧什么的。她線体稳定,以大脑皮质而不是杏仁核对事物做出反应。有许多女性写作者都有一种不知来自何方的眼神,迷离、游移中很有些迷人,但不稳定、不可靠。可洁尘不,从洁尘的眼神中能看出她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记得前些年洁尘在一篇文章里说,在某时某地,大概是在北京的天坛,她突然决定,决心这一生要做一个幸福的人。这真是个天大的决定,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桩有了金钢钻也不太敢揽的磁器活,洁尘敢。不管人们对幸福的认识如何,我的认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能使自己井然有序,他和自己的关系便是和谐的,而这种自我和谐在我看来几乎就是幸福了。道路已定,决心已下,我坚信洁尘是个说得到做得到的女子。
洁尘还说,她喜欢旁观传奇。我理解这话的意思是她喜欢传奇但不希望自己成为传奇。于是她写作,写那些写作中的女人,以释放自己身上的戏剧性。不想让生活戏剧化的最好办法就是在笔底掀起波澜。然后站在岸上观望、感慨。于是洁尘有了两重生活,现实的、文字的。她在同一时间满足身上两个自己。如果说这不算通往幸福的可能之路,也要算通往完美的可能之路了。
洁尘的文字依然经书般不容置疑,几乎霸道地掷地有声,并且时常出彩。比如她写杜拉斯终其一生渴望母爱而不得的绝望过程:“我惊奇地发现,杜拉斯的嘴从樱桃小口渐渐地变得不可思议的扁阔,让人联想到一条干死的鱼争取呼吸的全过程。”她把逝去的爱情比喻为生命中的一道甜品。她写一种叫香云纱的传统天然丝料,那丝料纯手工生产,穿洗越久,手感、色泽越好,她断言:“香云纱不该是史良的,但完全可以是宋家三姐妹的居家衣服。”这简直就是蛮横,但洁尘有能力说服你:这香云纱“不算华贵,但非常讲究,有点慵懒,有点颓废,很女人,很私密,文艺味道重,但又不文学”。洁尘时常在文中给出结论,我以为洁尘下断语的自信源于她对事物精微之处的准确把握。读洁尘的文字让人注意力高度集中,可以一口气读下去。因为它准确,准确得近乎正确,而正确即是真理。尽管洁尘的正确总是以偏锋杀将出来,还是能叫人辩认出它的真理性来。放上这么多前缀,如果我说洁尘是个在真理边缘行走的人应该就比较妥当了,洁尘有底气把话说得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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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通向完美的可能之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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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最真实的洁尘总是出现在夜里。我以为一切事物最本质的部分都发生在夜里,在独自一人时。有些夜晚,洁尘的声音通过电话传来,那声音幽幽的,不那么掷地有声,那微微迟疑,缓慢的语调里有洁尘对人和事的了解,了解后的无奈,无奈后的通透,通透后的释然……仅一下,洁尘偶尔打开心门,然后便轻轻地关上。悄无声息。她回到文字中,在那里,她多么自由、惬意、安全,绝对安全。她迷恋文字、影像已经多少年了?文字和影像是她心灵的向往和表达,那里,只有那里,才有通向完美的可能之路。
200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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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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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清最早读玛格丽特·杜拉斯是在什么时候。也有十来年了吧,就好像没有怎么认真读过,印象深刻的都是她的只言片语。她是那种善于制造警句的作家,具有非常挑剔对象的冲撞力,如果你正好是她的句子所选择的读者,她的句子就会给你迎头一棒,很痛。
我还记得她的一个句子,第一次把我给吓坏了的一个句子。她写一个印度女人,说“……她只能生活在那里,她靠那个地方生活,她靠印度、加尔各答每天分泌出来的绝望生活,同样,她也因此而死,她死就像被印度毒死。”被一个城市分泌出来的绝望毒死。这种妖冶冷酷到了极致的意像就被杜拉斯这么几句轻描淡写的话给道了出来──我在此目睹了魔鬼与天使混合体的面孔,焉能不惊骇?可以说,因为这句话,我爱上了出语惊人的作家,或者说,我爱上了智慧、怪诞、霸道、夸张的作家。一个作家的看家本领就是语言,先礼后兵是一种风格,先兵后礼也是一种风格,我偏爱后者。在我的理解里,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其实是一种敌对的关系,在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中,礼与兵都是一种手段,其最后结果是读者是否臣服。我自己的阅读爱好,是倾向化干戈为玉帛这种形式的。
后来,也就开始记录杜拉斯语录。
现在检点几个笔记本里的杜拉斯语录,发现好多不可思议的蛮横和不可思议的俏皮。我已经不能认同杜拉斯了,年岁渐长,与她那些颠狂思想的距离越来越远,我按着一个主流社会应有的规范和礼仪要求自己和教育孩子。她的很多句子让我微笑。杜拉斯在我心目中成为一个沉闷聚会中翩翩而至的美丽的异类,语无伦次,胡说八道,但聪明绝顶有趣之极,大家在道貌岸然的面具之下喜欢她、宠她,最后起哄把她赶走。
我举几个她让我微笑的句子:
“假如你要写发生在威尼斯的事,就别去威尼斯。”
“男人,应该非常地爱他们,非常非常地爱他们,否则,就不可能忍受他们。”
“跟大家一起得不到任何东西,一个人才能有所收获。”
“我更喜欢与很不爱我的人在一起,而不喜欢与太爱我的人在一起。”
这些话听来令人莞尔。一个从少女时代开始阅读杜拉斯的人,往往要经历一个从信到不信的过程,这个过程让自己与杜拉斯血肉相连亲密无间;与之剥离的同时,也渐渐地获得了自己的思想。到现在,对于杜拉斯,我可以说,我并不崇敬她,但我爱她。她像一把剑,曾在十年的时间里插在我的心上;现在她依然是把剑,只是插在心灵之外。关键是,任何时候, 杜拉斯于我都是剑──她是一个品质可以保证的传世作家,谁能否定这一点呢?
我前段时间想重读三毛,想重温这个于我的青春期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作家,我想,总有一个新的层面会呈现出来。可是,我实在是读不下去,连十页也读不下去。 我明白了所谓作家的天真和幼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前者可以伴随读者一生, 后者只能在一个阶段结识,错过了就一定错过了。三毛是个幼稚的作家,一个幼稚的但让我终生感谢的作家。
杜拉斯是可以让我一直读下去的,只要我拒绝中毒。她自己就是一个分泌绝望毒液的城市,是令人事后难堪的欲望之夜。我想,我也许有能力拒绝中毒,因为我已经爱她而不是迷恋她。
她自己说,“迷恋是一种吞食。”这话不仅妙,而且准确。杜拉斯很少说准确的话。
她还有一句准确但不妙的话,“作品穿过一切,哪怕门是关的。如果我不写作,我会屠杀全世界的。”我很不喜欢这句话,但是,我偏偏是这句话所挑中的读者之一。
1999.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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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伤的暴力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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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杜拉斯有两句说明她的暴力倾向的话。“杀人的欲望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常数。”“使我感动的是我自己。使我想哭的是我的暴力,是我。”
像玛格丽特·杜拉斯这种坦言自己的暴力倾向的女作家是罕见的。她也无法不坦言,因为这是她作品有目共睹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作家和评论家难能可贵地达成共识。对于一个女作家来说,摧毁的欲望往往是她的内核,与大多数男作家的建设的理想大相径庭。一个女人选择写作为她的存在方式,总是希冀写作能为她阻挡什么或搭救什么,或是阻挡暴力,或是搭救虚无。杜拉斯是前者。在用写作阻挡暴力倾向的过程中,杜拉斯是个自始至终十分愤怒的女人,但是,她得到了文学的支持,这简直是个奇迹。文学史上有很多因愤怒而被毁掉的作者,他们那本该获得巨大声名的才华被他们的义愤填膺给撕碎了。有句话是“愤怒出诗人”,在我理解里,这种“诗人”是时代的诗人不是文学的诗人。
到底是什么使得杜拉斯的愤怒获得了文学的支持?是她的哀伤;是“对出产芒果的土地、南方黑色的河水和种稻的平原说不清楚的从属”所带来的哀伤,是生命本质上的哀伤。杜拉斯的所有作品都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废墟之上的,她最初的坍塌,在我看来,是源自母爱的缺损。
杜拉斯的母亲是所有了解她作品的读者都十分熟悉的形象。一个可敬(如果说她顽强)可怖(如果说她偏执)的女人,一个居住在印度支那的贫穷的古怪的法国寡妇。母亲一生都对她那歹徒似的大儿子充满了“强烈而又邪恶”的爱,把二儿子和小女儿的生命置于黑色的阴影之下。杜拉斯一辈子在她的作品中说了无计其数的谎言,但我始终相信,之所以她能这么花哨又这么深刻,是因为对母爱的渴望而不得。杜拉斯说,她很小的时候就有杀死她大哥的欲望,为她的小哥哥,也为她自己。
可是,杜拉斯无论是作为一个女儿,还是作为一个作家,都从来没有获得母亲的青睐。就在母亲临死之前,她只是召唤她一直鬼混的长子,“我当时在房间里,”杜拉斯写道,“我看到他们哭着吻抱在一起,对将要分开感到十分难过。他们没有看到我。……她想同他一起埋葬。在墓穴里只有两个人的位置。
这不能不减弱我对她的爱。”
这个临终告别是我读到(或看到)的最为哀伤的场景。在渴望母爱几乎一生之后,却最终一无所获。因为这一点,我可以原谅杜拉斯所有的怪戾之气。最可怕的怀疑是对母爱的怀疑,有了这种怀疑,人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垮掉,就像杜拉斯在她的生活和作品中所做的一切那样。
我设身处地思考,谁不爱我都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的,但我的父母不能不爱我,否则就是违背天理。如果我遭遇到一种违背天理的生活,我能怎么让自己活下去?我想,我当然会有暴力的欲望,并且,用一种方式,比如写作,来艰难地阻挡这种欲望。
居然,就可以从这样一个简单的入口来进入光怪陆离的杜拉斯。我爱杜拉斯其实就是爱她那无药可救的哀伤。看她的照片,从少女的清灵玲珑到老妇的辛辣苍凉,我惊奇地发现,杜拉斯的嘴从樱桃小口渐渐地变得不可思议的扁阔,让人联想到一条干死的鱼争取呼吸的全过程。
1999.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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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中女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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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杜拉斯和米歇尔·芒索两个法国女作家之间有着长达三十多年的友情,她们比邻而居,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互通有无。杜拉斯曾对芒索说,“你我不能闹翻,大家有一种地理上的需要。”这话听起来很奇怪,但很符合杜拉斯一贯的用词刁钻的特点。她不像一般人所说的是“心理”上的需要,而是说“地理”上的需要,那意思就如同两个邻国之间的相处,因为地理上决定了唇齿相依的关系,所以,“友好邻邦”是双方明智的也是必须的选择。
但是,杜拉斯和芒索还是闹翻了。现在我们只能看到关于这场纠纷的芒索的说法。她在杜拉斯去世后写了一本《闺中女友》,里面说到杜拉斯是如何和她翻脸的。那是因为芒索出版的一本书里提到了杜拉斯的年龄,说她是七十岁的人。杜拉斯指责芒索透露她的隐私。芒索辩解说,“可是,你的出生日期现在出现在法语书中,出现在所有的词典中……”。杜拉斯打断她的话,“这你用不着说。你利用我卖你的书。”
《闺中女友》一书的中文译者胡晓跃当面采访过芒索,谈到这个问题时,芒索说,“闹翻?我们并没有闹翻,而是她单方面疏远我、提防我,最后不理睬我。”芒索说,她相信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杜拉斯的事情。杜拉斯之所以如此绝情地结束长达30多年的友谊,是因为芒索太了解她了,太接近她了。当她意识到内心的巨大秘密要被人发现,她本能地做出自卫。
我想,芒索是不是“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杜拉斯的事情”,这是我们读者不能判断的。但是,芒索有一点也许分析得不错,杜拉斯的确可能是找茬儿和她闹翻的,至于说为了什么而闹翻对杜拉斯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要和这个太了解自己的人闹翻。
说实话,女人的友情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女人和女人做朋友当然比较知心,因为同样的性别,同样因性别带来的困境,那么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视角也就比较一致。这种一致容易引起同感,但也容易在同感中陷溺。陷溺之后会觉得虚弱、不安。女人希望另一个女人特别了解自己吗?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是不希望的。
女人如果同男人做朋友,从互补的角度讲当然很好,他们会给女人一种自身性别所缺乏的特质,比如审慎、果敢、去除枝蔓直奔主题什么的。但是,他们是男人,哪里能够明白女人那颗纠缠纷乱的心,跟他们做朋友,经常会有一种做不到点子上的感觉。我有一些男性朋友,跟他们,只能讲道理,不能谈心事。
其实,道理可以不讲,因为道理谁都明白;但心事总要讲讲的,因为心事讲了也白讲。所以,女人还是要和女人做朋友。
但是,女人的友谊是有条件的,在同一境况下,在经济条件、情感遭遇、工作业绩彼此差不多的情况下,如果气息比较吻合,女人之间是很亲密的,亲密得会让彼此都有一种知己的感觉。一旦哪一块开始发生变化,女人的心态也就跟着失衡了。绝对一点说,一个幸福的女人和一个痛苦的女人是不能在一起的。再绝对点说,一个痛苦的女人甚至不能和一个不那么痛苦的女人在一起。
在芒索和杜拉斯之间,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杜拉斯因《情人》获龚古尔文学奖并获得世界声誉之后,她在文学地位上和芒索有了巨大的距离。在此之前,杜拉斯也算有名,但那只是一种圈内的名气,还不算是公众名人。对于杜拉斯的成功,芒索在她的著作中表示出一种全然的欣赏和喜悦。但我怀疑芒索似乎隐藏了一种情绪,这种情绪是众所周知但秘而不宣的,那就是最简单的醋意,它没有道理地产生,也轻易消除不了,弥漫在女人的友情之中,静静地腐蚀着一切,直至三十多年的交情也抵挡不住这样的腐蚀,最后坍塌掉了。
我一直觉得,“闺中女友”是人生一件美好的事情,它轻柔、体贴,对于消除人生的烦恼和寂寞来说非常有用,但完全不能指望它能帮助女人抵挡人生的痛苦和孤独。其实,说到底,除了自己承担和忍耐,谁又能帮助自己抵挡痛苦和孤独呢?父母、爱人、儿女都不能,更何况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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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中女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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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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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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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末的一天,有朋友突然对我说,萨冈去世了。
吃了一惊。问,哪个萨冈?朋友说,还能是哪个萨冈?弗朗索瓦兹·萨冈。
就去世了?多少岁啊?前不久还从网上扒了一张她的靓照,拍照时间是她因《你好!忧愁》出名的时候,18岁。出名趁早的所有满足和快乐都写在那张非常美丽又非常年轻的脸上。
2004年9月24日,萨冈死于肺栓塞(不是前些年误以为的胰腺癌),终年69岁。我真没想到她如此高龄,印象中她似乎不到50岁吧。可能是把第一次读她的时间等同于她的创作时间了。
人人都羡慕她,都想活得像她那样随心所欲。她家境优裕,少年成名,然后一生过着艺术家那种危险的激动人心的生活,居然活到了差不多古来稀的年龄。真让人啧啧感叹。好命哦,一生有钱有闲赫赫有名玩得尽兴!作为一个时代的青春代言人,她一直都没有离开青春期,一生沉溺于疯狂的派对、飙车和赌博,抽烟很凶,喝酒很厉害。1995年,她因为转让和吸食可卡因被判处缓刑一年的监禁并处以罚金。2002年因为偷税受到同样的惩罚。虽然她一直是个社会所谓的问题人,问题少年,问题中年,乃至问题老年,但关键是,人家萨冈自己从来不觉得痛苦,她很奇怪地反问记者,我干吗要痛苦?痛苦?不,我从来不曾有过。
又从电脑调出她的一些照片看。真好看啊,小时候是小美人,成年后是大美人。皮肤、神态、肌肉走向,都很匀整,甚至可以说是清澈,没有任何挣扎和纠缠的痕迹。有钱且有闲就是好,可以把一切内心的风暴给彻底平息下来。这种人像一棵树,根基扎实,枝叶繁茂,是葱郁且舒展的。又没钱又没闲的人,就会在暗处憋着劲地长,长成一个硕大的土豆,临了,从地里拽出来,人们说真是好收成啊。土豆说,呸,现在想起夸我了,我黑咕隆冬一个人长的时候,谁见过?谁夸过?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我说的这土豆是杜拉斯。
看报上说,众多要人都对萨冈做了极高的评价。法国总统希拉克对这位“为我们国家女性地位的改善做出杰出贡献的作家”表示敬意,称“法国失去了一位非常优秀、非常敏锐的作者,一位在我们的文学生活中非常杰出的女作家”。总理拉法兰像个文学青年一样心醉神迷地说:“弗朗索瓦兹·萨冈是一种微笑,忧郁的微笑,像谜一样的微笑,排遣的微笑,但也是快乐的微笑。从她的第一部作品起,她那简洁的文风就影响了一代人。”法国文化部长瓦布莱斯说,“萨冈热爱速度,把变幻无常的生活咀嚼得有滋有味,她就像她所仰慕的普鲁斯特一样,好像从我们身边一晃而过都能观察到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时代的各个层面。”
功德圆满啊。看萨冈的一生,可以得一个结论:要疯的话,从一开头疯不算本事,难得的是疯一辈子;千万别拐弯,一条道走到黑,那就成了。萨冈自己也得意地总结过,“我曾看到许多马在我身边冲撞,但我从来没挨过踢。”
200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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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岸之物与对岸之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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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非凡的科科·夏奈尔小姐喜欢戴假首饰,特别是人造珍珠。很多照片上的她都是一身庄重典雅的夏奈尔时装,戴几串人造珍珠挂链,在脖子重重叠叠地绕上好几圈。
夏奈尔小姐当然是非常有钱的。那她为什么不戴真首饰呢?在《科科·夏奈尔传》里,我读到她这样说:“佩带首饰,就要拥有许多首饰。但如果都是真货,那就显得太招摇,太没趣了。我的首饰都是假货,但都很美,甚至比真货更美。”夏奈尔小姐怕招摇?简直开玩笑。应该说她唯恐不招摇。不过怕没趣倒像是实话。大家都稀罕真首饰,那么戴得起真首饰却偏偏只戴假首饰的夏奈尔当然是风头占尽,有趣之极了。夏奈尔说谎。她有许多真首饰,而且相当名贵。据一些资料上说,她的首饰里有各种各样的祖母绿、钻石、红宝石、蓝宝石、黄玉以及天然珍珠、水晶等材质的手镯、项链、戒指、耳环、胸针等。真的名贵的首饰在她眼里已然稀松平常,有一次她发脾气时,随手将她当时的情人、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公爵送给她的一付祖母绿手镯给扔到河里去了。
不过,任何人也不要对夏奈尔的谎言表示吃惊。在这些方面,科科·夏奈尔和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一种德性的女人,撒谎成性,妙趣横生。这两个法国女人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时, 夏奈尔说,“我对神甫也从来没有说过真话。”杜拉斯说,“我发誓,我从来没有在书中说过谎,在生活中也从不说谎。”看来,就对谎言的执着程度来说,作家要更彻底一些。
诚如夏奈尔的自我评价,“我是世界上最时髦的女人”,人们心目中的夏奈尔小姐的确如此。时至今日,夏奈尔时装和夏奈尔五号香水仍是最典雅高贵的一种时髦。时髦就是凄凉,名声就是孤独。我在她的传记里读到这样一句话,她说,“我所爱的一切都是对岸之物。”仔细品味这句话,我们会想,她究竟是爱真首饰呢,还是爱假首饰?因为我们不明白,真和假,哪一样是她的对岸之物?
说夏奈尔富可敌国,恐怕一点也不过分。可是她从1930年到1971年去世,一直住在巴黎里茨饭店的一套客房里。她没有自己的家。巴黎顶级酒店四十年的房费是多少?够买多少栋房子?
这个全世界最时髦的女人,每天从她的夏奈尔时装帝国款款步出,却没有家可以回去。她回去的地方只是她的房间。酒店再好,也永远不是家。我无法揣度这个女人的心境。她有一切,事业、美貌、财富、名誉,还有爱情——有一群出色的男人跟夏奈尔的名字连在一起出现在各种传记里,作为她一生不同阶段的伴侣被记录下来。可能因为她的获得过于完满,所以,她有了两样常人眼中的缺憾,一,她没有孩子,二,她没有家。没有孩子是因为年轻时的流产手术所造成的终生不孕。如果说,这枚憾果是一种被迫,那,不让自己有个家却是夏奈尔的主动选择。
想起晚年的张爱玲。她产生了一种对小虫子的臆想症,于是搬离自己的居所,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拎着个小包裹辗转在洛杉矶的各个小旅馆里。那种情形,在想象中恐怕不是凄凉二字可以形容的。
夏奈尔当然不同。她有钱,有钱得要命。她住在顶级酒店的顶级套房里,可以想见有多么奢华、方便、周全。可是,她总有灯下独坐的时候吧?总有凭窗远眺的时候吧?这种时候,她总要发发呆走走神吧?这一刻,非凡的夏奈尔小姐与世上每一个发呆的女人没有什么不同。一切都在后面,淹没在夜色之中。这淹没的一切,对夏奈尔来说是她所拥有的,对于其他的女人来说,是她所没有拥有的。拥有和缺憾,在这一刻,没有什么区别。而在这一刻,夏奈尔小姐会不会想到家这个词呢?
我崇拜夏奈尔的一切,但,如果我想到她没有家,只有一个栖身的豪华房间,就滋味复杂。我甚至觉得她不成功。在我的短见里,退到底,一个女人可以没有一切,但怎么着也得有个家啊,仿佛蜗牛必须要有个壳。我实在不明白,夏奈尔连家都不要,那她要其他那么多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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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岸之物与对岸之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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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点我很明白,非凡的人总是被我这样的凡人苦苦揣度,他们对于我等来说,是对岸之人。
200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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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笔就老》PAR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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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幸福感之一种来自有限的有难度的选择,如同有难度的恋爱和有难度的写作都比较过瘾。高超之处在于克服这种难度的过程不易察觉。可是,在人的本能反应中,天生倾向于轻快和丰富,且向往无比轻快和极大丰富;而本能的东西是那么的强大坚韧。这真是麻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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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快乐不是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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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杂志出刊前的恳谈会上,有一位心理咨询师很担忧。她看到和听到的这本杂志的办刊风格严重偏离了她的期许,尽以美食、园艺、绘画、音乐、文学、旅游等漫无边际的东西来搞点“按摩”。是的,这本行将出街的杂志是定位成心理健康类型的,用的也是一心理学会原有的刊号。心理咨询师发言道:这样是不行的。这是“按摩”,而我们要做的是“拯救”。然后她从马加爵案件讲起,又详细讲述前不久一女博士生跳楼自杀的社会新闻。她强调说,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理疾患比比皆是,危机四伏;作为一个心理健康类的杂志,应多从这些发人深省的案例出发,对那些心理高危人群施以援手……
我参加了这个会。事后,几个朋友笑着说,一屋子的人,最焦虑不安、显得最像有心理问题的就是那个心理咨询师。其实这位心理咨询师有所不知,这本杂志本意就是要回避专业化的心理咨询,它走的是“轻阅读”的路线,以文化浸润来缓解当下人们的焦虑心境。他们的想法是,“这是一本让人安静的杂志。”
我对心理学并无偏见,也翻看过一些很不错的心理学著作,从中有所获益。但我对目前市面上众多的心理咨询门诊以及从业人员颇有一些疑惑。我相信,跟其他行业一样,他们中也有佼佼者,同时也有一大批混饭吃的庸人甚至蠢货,后者的麻烦在于,他们还都颇具心理优势,以俯视的角度指手划脚。他们认为给你一个标签,你就是这个标签了,同时你也得救了,所有的生之不安都可以随他们开出的方子得以化解,从此你就可以过上快乐的生活了。
我其实并不刻薄。至少没有波伏瓦刻薄。她1947年访问美国,然后在其《美国纪行》一书中评价当时热火朝天的美国精神分析和心理咨询行业。她说,“如果大家认定罪魁祸首是功能失常,你反而高兴,因为你的困扰是像伤风一般可治愈的‘疾病’。你的疑问、困惑与痛苦都不是一种内在真实,而是需要科学分析的既知现象。……每个美国人都有毛病,一如他拥有的身份地位。如果他既正常又知识丰富,他知道该用哪些词汇定义自己,使用这些词汇就代表他知道解决疗方。知识不够丰富者就描述自己的毛病,然后向有能力的人求助解方。”
更有趣的是,波伏瓦把美国知识分子揶揄得够呛:“如果说来精神分析在美国大行其道、心理学是美国知识分子与饱学之士热爱的话题,绝不是因为他们期望这些学科能帮助他们找到自己,而是这些学问能帮助他们逃避。”
把波伏瓦的批评放到今天的中国也是对症的。心理学这门学问泛化运用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不快乐是不对的,或者更极端的认识是,不快乐甚至是生命质量中的一种罪恶。其实,就生之常态而言,所谓始终快乐的人生是一种假象,是一种蒙蔽;一个过分强调快乐的舆论环境会造就不停追逐快乐的社会氛围和集体心态,其结果往往造成心智的退化、浅薄和盲目。这对于文化积累来说,恰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200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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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中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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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波伏瓦的游记《美国纪行》,很是有点吃惊。没想到这么好看。我的意思是比她的小说、论著和回忆录好看。好看的意思还有一点在于,她在1947年的美国旅途中的所思所想,放到今天来看也是颇能引发读者相对应的观感的。从这个角度讲,她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女人,其洞察能力和捕捉能力,能够穿越时光,抵达50多年后的今天而并未减弱其智性的光芒。作为女性读者,我还很钦佩地想:她是凭着一种什么样的内心力量迅速跨越女性普遍具有的感性屏障?又是借助一个什么样的支撑,跃过了陌生化的障碍?这里面的奥秘,可能还是出自同一文化血统的缘故。欧美文化之间的抱怨,是亲戚间的抱怨。只有当背负东方文化背景的人,进入到西方世界时,那种陌生化才真正如石头般的坚不可摧。
在《美国纪行》里,波伏瓦的凌厉眼光穿过最初由异国情调带来的迷惑和陷阱,很快进入到对美国现实以及文化的深层扫描上去了。她把现实作为一个把手,很利索地提拎出美国文化特征性的经脉。这些描述在今天看来也依然很具洞见意义。
比如这段话,“毫无用处的丰富表象下是欺骗的余味。就算有一千个可能,却个个相同;给你一千个选择,但全都一样。美国人民以这种方法浪掷强制性的美式自由,却毫不自觉这种生活其实一点都不自由。”
我们把这段话放到今天的物质生活上来讲。丰富的物质,数以万计的各种商品的各种品牌。50种面霜,50种卫生巾,50种牙膏……其实全都是一样的东西。看似选择多了,其实无所谓选择;对于自我意识比较薄弱的人来说,是无从选择。另外,1000种时尚杂志,1000本图书,1000首流行歌曲……全是一个味儿,无所谓选择和无从选择叠合在一起。购物狂的道德洁净感肯定比不上一个奉行节俭的人来得那么完整和充分。节俭是美德,这句话适用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财富积累,更适用于道德自修。
我经常想一个问题,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如何获得在物质中的自由。如果不是因为贫困而被迫的话,主动降低物欲的一个方式就是尽量不做选择。我的方式是鸵鸟式的。比如最近我是这样的,我不用到超市去检验我的自控能力,是基本上就不去超市。50种也好,1000种也好,在我这里简化为零,于是觉得获得了很多的自由。那么,我必须去一趟超市的话,那种购物快感就大大升值了。
人的幸福感之一种来自有限的有难度的选择,如同有难度的恋爱和有难度的写作都比较过瘾。高超之处在于克服这种难度的过程不易察觉。可是,在人的本能反应中,天生倾向于轻快和丰富,且向往无比轻快和极大丰富;而本能的东西是那么的强大坚韧。这真是麻烦啊。
20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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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独自一人识破了这一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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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一个朋友送我一本人民文学版的阿赫玛托娃诗集,《爱》,并在扉页上命令道:“是女人,就要读一读阿赫玛托娃”。这是我第一次与阿赫玛托娃相遇。我这个严厉的朋友要求女人明朗、纯真、抒情意味浓厚。那时我已经接触了狄金森和普拉斯等女诗人的作品,而这些女诗人更契合我当时偏好虚无的口味,所以,阿赫玛托娃并没有成为我的至爱,而是作为一个美好的阅读对象,像一枚书签,夹在了记忆里。
准确地说,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安娜·阿赫玛托娃对于我来说,她的人比她的作品更重要。她就和茨维塔耶娃一样,是俄罗斯诗歌女神,是集才情、美貌和丰富的爱情生活于一体的传奇故事的主人公。在这些故事里,人们津津乐道于莫迪利阿尼、古米廖夫、普宁、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里尔克等一些光芒四射的名字;从某种程度上讲,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既是这种故事的中心,又是这种故事的背景。我正是这些津津乐道者中的一员。
但是,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却想越过好奇心,仔细探究一番。毕竟,传奇只是一种过滤后的东西,是附丽,它并不是文学本身,更不是诗人、作家自己。自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作品比较大规模比较成系统地翻译进我国之后,面对那样一个严苛残酷的时代,我再用一种粉红色的眼光去注视像阿赫玛托娃这样非凡的女性,应该说是一种冒犯。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读到了她后期的一些诗和随笔,猛地发现,我一直在误读,一直仅仅把她作为一个闺房诗人;而她,却分明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良心、耐性和洞察力的代表。
在我的视线里,国内有两本值得信赖的关于阿赫玛托娃的传记,一本是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的,一本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
川人社的这个版本是俄罗斯阿赫玛托娃研究专家帕甫洛夫斯基著的一本评传。从体例上讲,评传这种形式比较理性而全面,但对于读者来说,它缺乏感性和一种生动的片面。帕氏的这部学术著作也是这样。对于阿赫玛托娃的传记,我的阅读期待还不在她的作品上(对于阅读作品,附了很多作品的评传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它会干扰读者对一个作家最新鲜最直接的感受),我期待能从中稍稍了解到一个奇迹的根源:一个女人,是如何在时代和民族的苦难面前,保持她的信念、尊严和优雅的。这个问题与其说是针对阿赫玛托娃的,不如说是针对俄罗斯女性这个群体的。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开始,我所知道的俄罗斯女人,身体里都流淌着一种高贵坚定的血液;她们是全世界最为精神化的一个女性群体。当然,我不可能通过一本书来获得这么重大的一个答案。但是,可以这样说,读阿赫玛托娃的传记,就是在读俄罗斯女人的传记。
通过帕氏的剥析,我们可以注意到阿赫玛托娃的诗中埋藏着的对历史和命运的敏感以及惊人的预言能力。我曾看过一种说法,说,阿赫玛托娃的这一特点从她最初的诗歌创作中已经显露出端倪,于是,她早期那些抒情的、感伤的诗就出离于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吟唱,而蕴含着一种先知的特征和力量。我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这种拔高的作法是人们对逝者的一种敬意方式,但很不明智。阿赫玛托娃有一个著名的句子,“你独自一人识破了这一切”。这是她在得知曼德尔斯塔姆遇难之后写下的。我更相信,她并不能超越她的时代,她的识破能力是伴随着她个人的苦难并目睹整个俄罗斯自由知识分子的苦难之后获得的。这种能力的获得并不是她的专属,但她是那些记录下整个识破过程的勇者之一。她因此而伟大。茨维塔耶娃在黑暗的中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阿赫玛托娃差不多算活到了老年,并从没有放弃写作。这里有必要提到她的境遇:前夫古米廖夫被枪决,儿子两度入狱,个人的婚姻生活动荡不安;从四十年代中期起,被苏共领导人斥为“混合着污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作品被禁,发表权和出版权被剥夺,直至去世前的头一年才勉强开禁。在帕氏这部评传的最后,他是这样评价阿赫玛托娃作为一个诗人的成长的:“(她)走过了漫长的创作道路,她认识到了自己所属的那种生活圈子和其中的人物都已经日暮途穷,不过,她是以极大的努力,以痛苦和血的代价达到这一点的。作为一个具有顽强的毅力、不屈不挠的勇敢精神和积极良心的人,她承受住了沉重的苦楚,并把这些反映到她的诗篇里。”我对这段话深以为是。一个人的伟大,主要是伟大在他(她)从一个普通的人变成了一个伟大的人,成为人的榜样。我们从来不需要对神的伟大表示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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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独自一人识破了这一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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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部沉重的书,我在阅读之后怅然得不知所措。
阿赫玛托娃晚年曾经用随笔的方式回忆她早年的巴黎生活,回忆她当年的爱慕:画家莫迪利阿尼。那时,她21岁,是美丽的俄罗斯才女。她写道:“……也许,我们两个人,不理解一个根本的东西:所发生的一切,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乃是我们一生的历史前奏,他的一生很短暂,我的一生极为漫长。艺术的气息还没有烧焦,没有改变这两个存在,这应当是明朗的、轻柔的黎明前的时刻。可是未来呢?大家知道,它老早就在这之前投下了阴影……”在这样的文字里,阿赫玛托娃恢复了她早年那种纯粹的伤感。也就是这种伤感解救了读者——虽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前面是什么,但是,从个体生活上讲,我们会比她幸运;所以,我们没有伟大的机会。
20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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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烈焰紫色熄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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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艳丽但静默的词组。它是美国女诗人狄金森的。“金色烈焰,紫色熄灭。。”一种奢侈的存在和一种奢侈的结局,也引导出一种奢侈的回忆。我摹地回忆着那些个色彩清淡的写诗的日子。
我曾经写过许多类似这样的短诗:
“尖尖的树梢儿有只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