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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最好的朋友，以及他同时代的第一流的诗人，除了岑参还在嘉州做刺史外，大都死去了。他这时所思念的只有孟云卿、薛据、郑审、李之芳。孟云卿和杜甫曾经在洛阳道上相遇，薛据和他共同登过长安的慈恩寺塔，郑审是郑虔的弟弟，李之芳是他漫游齐鲁时的齐州太守。他的亲戚崔溟赴湖南时，他托他告诉在荆州的薛据和孟云卿，很希望和他们讨论诗歌；对于郑审和李之芳他却写了一百韵的《夔府咏怀》，是杜甫诗集中一首最长的诗。可是这些人和杜甫并没有多么深厚的友谊。至于夔州都督柏茂琳，他虽然给杜甫许多帮助，常常打发园官给他送瓜送菜，杜甫也替他办理一些文书上的工作，但他与杜甫的关系恐怕和梓州的章彝差不多。

另一方面，开元天宝时代的艺人却有不少人流落山南。杜甫在柏茂琳的筵前就听到过李仙奴的唱歌，在767年十月十九日他又在夔州长史元持的家里看到临颍李十二娘的剑器舞。她舞蹈的技术与众不同，人们问她跟谁学的，她回答说，她是公孙大娘的弟子。在问答间，杜甫立即想起他儿童时在郾城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时的情景，--这个经过一生忧患、而今身衰体病的五十六岁的诗人又有一瞬间能够回到了五十年前那雄歌健舞的富庶的时代。

悲剧的结局

杜甫无论在什么时期，都有怀念他的弟弟的诗。从他的诗里我们知道，他几个弟弟的名字是杜颖、杜观、杜丰、杜占。杜占和杜甫在一起的时间较长，他曾经随着杜甫从秦州到西蜀；杜观一向在山东；764年秋，杜颖到过成都看望杜甫，不久便往山东去了；杜丰自从安史之乱后就和他们的姑母留在江乐，杜甫已经许久得不到他的消息。767年，杜观到了荆州(江陵)，又到夔州和杜甫会面，随后去蓝田结婚，结婚后又回到荆州。他在荆州附近的当阳，不断地写信给杜甫，劝他出峡。杜甫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生活虽可以维持，也不想在这里久住，如今得到杜观的来信，更增强他出峡的念头，他决定在768年正月中旬起程。他行前把滚西四十亩的果园赠给"南卿兄"(这人也许就是借住滚西草堂的吴某)。于是按照计划，在早春时从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经过险要的三峡，在船上写了四十韵排律，把他一生的挫折又温习了一遍。但他同时渴望着到江陵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参观著名的天皇寺，因为那里有王羲之的笔迹和张僧繇画的孔丘及其弟子的画像。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关内的人民大批逃入西蜀，洛阳以及邓州襄州一带的居民则投奔江湘，因此荆州得到十倍于往的繁荣。它成为一个交通枢纽，往北可以经过襄阳到洛阳、长安，往南可以到达潭州(长沙)、桂林、广州，至于联系吴蜀，出峡入峡，它更是必须经过的地方。所以在760年，它获得这样重要的意义，曾经一度被称为南都。杜甫来到这里，并没有长久居住的打算，他想停留一些时，然后再定行止，或是北归长安，或是沿江东下。可是在二月杜甫刚到荆州时，商州(陕西商县)兵马使刘洽杀死防御使殷仲卿叛变，广袤六百里的商於地区(河南淅川l县西)陷入混乱状态，交通阻隔，等到八月，吐蕃进攻凤翔，长安又受到威胁。这些事变都使他不能不放弃北归的计划。江东是他青年时漫游的地方，他留有许多美好的回忆，在夔州时他也曾嘱托一个往扬州去的胡商，打听淮南的米价，以便有机会时到那里去居住。但江东的姑母和弟弟杜丰都久无消息，此外再也没有人事的因缘，对于那里的生活他并没有多少把握。因此他只好留在荆州。

这时卫伯玉为荆南节度使，封阳城郡王，很得到朝廷的信任；杜位在节度使署里任行军司马；郑审为江陵少尹。杜甫和这些人都有相当的关系。他在夔州时就写诗颂扬过卫伯玉；杜位是他的从弟，在长安时他曾在杜位家里度过天宝十载的除夕，后来又一同在严武的幕中工作；郑审是郑虔的弟弟。杜甫到了荆州，本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帮助，但实际上他得到的帮助很有限，生活却一天比一天恶劣，身体也一天比一天更为衰老。他的弟弟杜观，不知什么缘故，在他的诗里再也没有出现。他耳聋了，客人和他谈话时须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右臂偏枯了，写信须儿子代书。丑陋而衰老的容颜受尽幕府中官僚的冷淡。他有时去拜访他们，扶杖步行，传达不肯通报，想乘轿子，又没有钱去雇。他在《秋日荆南述怀》里写他当时的生活：

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鳃；

结舌防谗柄，探肠有祸胎。

苍茫步兵(阮籍)哭，展转仲宣(王粲)哀；

饥藉(借)家家米，愁征处处杯。

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形象：写过《赴奉先县咏怀》，写过《北征》，写过"三吏"、"三别"，写过无数壮丽诗篇的杜甫，从长安时起就尝尽残杯冷炙的辛酸，如今又沦落到这种地步，从这里更可以看出，当时的封建社会对待一个伟大的诗人是多么残酷!就是他本人也觉得无法可以自解了，他在另一首诗里说：

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难齐。

--《水宿遣兴奉呈群公》

他的生活在荆州不能维持，晚秋时迁居到江陵以南的公安县。他在江陵南浦登船，写诗寄给郑审说：

更欲投何处?飘然去此都。

形骸元土木，舟楫复江湖。

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

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

从这样的诗句里我们会感到，杜甫是无路可走了，他的诗歌也唱到最后的一个阶段，在这阶段里说到自己的境遇时，已经没有多少高亢的声音，只有些日暮穷途的哀诉。虽然如此，他并没有放弃他诗人的责任，反映人民的生活。他说，他老年看花，模糊不清，好像在雾里观看一般，但是他看湘江一带人民的痛苦，却看得和从前一样清晰。

他在公安没有居住多久。在短时间内曾经和当时著名的书家顾诫奢、诗人李贺的父亲李晋肃相遇，他都有诗赠给他们。后来公安也发生变乱，他乘船到了岳州(岳阳)。暮冬时节，他看着洞庭湖边人民的生活，写出他晚年最重要的杰作《岁晏行》。这首诗每四句述说人民的一种痛苦，最后用两句作一个总的结束：

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

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一种少数民族)射雁鸣桑弓。

(岁暮一般的景象)

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太伤农；

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

(耕田织布的劳动者)

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

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

(卖儿女缴纳租税和代役的绢)。

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锡和青铜，

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币制的紊乱)!

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

他随后从岳州乘船经过潭州到衡州(衡阳)，在上水的航行中经过许多险滩。在这一段的纪行诗中，他一方面歌颂篙工的智慧与努力，时而说"篙工密逞巧，气若酣杯酒"，时而说"舟子废寝食，飘风争所操"，他另一方面也看到江边穷苦的人民--

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

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

--《遣遇》

人民是这样穷困，而官家的征敛有增无已，到了一无所有时，能呈献出来的，只有血和泪了。杜甫把这情形，凝练成一首非常完美的寓言诗：

客从南溟(南海)来，遗我泉客珠(泉客即鲛人，传说鲛人的眼泪变为珍珠)，

珠中有隐字，欲辩不能书(人民的痛苦无法申诉)。

缄之箧笥久，以俟公家须；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

--《客从》

他到衡州，本来想投奔在郇瑕时彼此相识、如今任衡州刺史的韦之晋。不料他在路上时，韦之晋已改任潭#IN史，他刚下了船，便不得不和他所投奔的人告别；而且韦之晋刚到潭州，便在四月里死去。杜甫到处碰壁，在这年的夏天又离开衡州。他甚至在陆地上再也没有安身的处所，此后他一年半的岁月大部分都是在船上度过的。

他在夏末到了潭州，船成了他的家。他残废多病，有时在渔市上摆设药摊，出卖药物来维持生活。一天，有一个名叫苏涣的来拜访他，在茶酒间把他近来写的诗在杜甫面前诵读，杜甫听了，觉得句句动人，小小的船篷里充溢着金石的声音。他在钦佩与惊奇的情绪中说苏涣的诗超过黄初(三国魏文帝年号)时代的诗人。他们二人对面坐着，有如生不同时的司马相如和扬雄忽然会晤了，这些诗的力量有这样大，使杜甫觉得好像白发里生出黑发，船帘外仿佛听到湘娥在水上悲啼。此后苏涣便常到鱼市来看杜甫，杜甫也常到苏涣的茅斋里畅谈，直到770年四月臧玢叛变，他们二人一同逃出了潭州。

关于苏涣，我们没有充足的材料，无法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根据旧日的记载，他少年时在巴蜀一带做过"强盗"，善于使用白弩，被人称为"弩跖"，来往的商人都怕遇到他。后来他放弃了这种生活，专心读书，进士及第，潭州刺史崔璀请他做府中的从事。臧玢乱起，他流亡交广，773年劝循州(广东惠阳)刺史哥舒晃在岭南起事，失败后被杀。我们不知道，苏涣在杜甫面前诵读的是什么诗；《全唐诗》里有他在广州写的三首《变律》一本来十九首，存三首--和一首《赠零陵僧》。《变律》里有这样的诗句：

一女不得织，一夫不得意，

万夫受其寒；四海行路难。

这诗句虽然是取自古人的成语，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当时的社会是怀抱不满的；再从他前后的行径看来，他是一个用游侠或起义的方式对社会表示反抗的人。杜甫不但钦佩他的诗，而且惊叹他的为人。的确，在杜甫晚年，与之周旋的都是些庸俗的官吏，苏涣的出现至少可以给他一些爽朗的、超脱庸俗的感觉。所以他后来流亡衡州，曾经向衡束史阳济推荐苏涣，把苏涣比作剧孟，比作白起。但是阳济并没有用这个奇异的人。

这时开元天宝时代著名的音乐家李龟年也流落潭州，每逢良辰美景，便给江南的人士唱几首只有他才能唱得出来的歌曲，使听者感动得流下泪来。他也常在湖南采访使的筵席上歌诵王维"红豆生南国"一类的诗篇，因而传遍江南。杜甫在770年的落花时节也遇到了这个绝代的歌人，正如他在夔州由于李十二娘的剑器舞而想到公孙大娘一般，他回想他十四五岁时在李范与崔涤的邸宅中和他见面的情景，写出我们在《童年》章里已经读到过的那首著名的绝句。

忽然在一个四月的夜里，潭州城内火光冲天，湖南兵马使臧玢杀死潭,J+IN史兼湖南都团练观察使崔璀，潭州大乱。杜甫又不得不携带妻子驾着他的小船南下，到了他去年一度来过的衡州。他飘流没有定所，四海虽大，如今再也没有一个容身的地方了，他在中途写了一首《逃难》诗：

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

踩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

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

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

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

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

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

在闷热的船篷里他想到十几年的丧乱以来，广大的人民有的死于寇盗，有的死于官兵，有的死于赋役，有的死于饥寒，有的死于路途的劳苦......他把这些惨痛的亲身经历凝练在一句五言诗里："丧乱死多门"。这五个字说尽了人民在战乱中担受的一切痛苦。

他在衡州，计划南下郴州，因为他的舅父崔伟在郴州任录事参军。他溯着郴水入耒阳县境，遇见江水大涨，停泊在方田驿，五天得不到食物。耒阳县令聂某得到这个消息，立即写信问候他，给他送来丰富的酒肉。他接受了这宝贵的赠品，曾经写过一首诗感谢聂县令。但是水势不退，他无法前进，不能当面把这首诗交给聂县令，只好掉转船头，又回衡州北上。等到水落了，聂县令派人寻找杜甫，却再也找不到杜甫的踪迹，他以为杜甫必定是在水涨时被水淹死了，为了纪念这个诗人，在耒阳县北不远的地方给他建立了一座空坟。由于这座空坟，产生了一个传说：杜甫饿了许多天，一旦得到聂县令送来的白酒牛肉，在痛饮饱吃之后，一晚便死去了。这传说从唐中叶以后便传布得很广，它和李白醉后水中探月而死的故事是同样地荒诞无稽。

事实上，杜甫被洪水阻住，不能南下郴州，只好改变计划，想北上汉阳，预备沿着汉水回长安去。计划尽管是计划，贫穷与疾病却使他没有走出湘江的能力。从秋到冬，他的小船只是在湘江上漂浮着。由于长期的水上生活，风痹病转剧，他倒卧在船中，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是他最后的一篇作品。在这首诗里，他写他从舟中看到的凄惨的景物是：

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

水乡霾白屋，枫岸叠青岑。

郁郁冬炎瘴，漾漾雨滞淫。

鼓迎非祭鬼，弹落似鹗禽。

他写他的贫穷，是终日以藜羹度日，从成都草堂带出来的乌皮几早已靠散，用绳子重重捆起，身上穿的衣服寸寸都是补绽。他写他的疾病，是吃下药去便汗水涔涔；他看他的死期已经临近，北归是不可能了。在这情况下，他并没有忘记国家的灾难，他在这诗里写着--

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这首诗写出不久，他在湘江上的舟中死去了。这是770年(代宗大历五年)的冬天，他五十九岁。

他死后，家人无力安葬，把他的灵柩厝在岳州。四十三年后，813年(元和八年)，他的孙子杜嗣业经过很大的努力才从岳州把杜甫的遗体搬运到偃师，移葬在首阳山下，在杜预墓的附近，杜审言墓的旁边。杜嗣业搬移他祖父的灵柩时，路过荆州，遇见诗人元稹，元稹给杜甫写了一篇墓铭，他说，自有诗人以来，没有像杜甫这样伟大的。

写到这里，这个伟大的诗人的一生便结束了。这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正直的诗人在封建社会里必然的悲剧。自从天宝末年以来，国家的灾难日渐严重，人民的痛苦日渐加深，杜甫面对现实，写出许多替人民诉苦、为国家担忧的不朽的诗篇。他同时把灾难的解除与痛苦的减轻寄托在当时的统治者身上。可是这些统治者既不能抵御外侮，更不会把人民放在心上，只是想尽方法维持自己的地位与特权；他们对于强悍的外族不惜委曲求全，对本国人民的剥削却更为残酷。他们并不能解除灾难，反而制造灾难，并不能减轻人民的痛苦，反而加重痛苦。杜甫究竟是一个官僚家庭出身、受儒家影响很深的人，他在当时不可能怀疑到这套封建的体系，对皇帝存在的意义也不会发生疑问。在矛盾的情况中，他对于皇帝--一玄宗、肃宗、代宗一时而歌颂，时而讽喻，时而抱着无限的希望，时而感到极大的失望，他的进步性发展到759年可以说是达到顶点，此后他再也不能超越过这个顶点了。

但是异族的侵犯，人民大批的死亡与逃亡，在杜甫有生之年以内却没有达到止境。当歌颂与讽喻都失却作用时，他只有梦想唐太宗时代的再现；当他看着人民无法生存时，只希望皇帝能够减轻赋税，节制征役。事实上，唐太宗时代的再现是不可能的，向皇帝要求减税节役更无异于缘木求鱼。最后只有怀着伤感的心情放弃了早年"致君尧舜"、"整顿乾坤"的念头，但他却始终不曾取任何一个方式逃避现实，直到死亡的前夕他还念念不忘国家的不幸。

自从安史之乱后，国内各处都接连不断有变乱发生。这些变乱按照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农民的痛苦到了无法忍受时，便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一种是军阀们的争夺地位，互相残杀。杜甫对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变乱分得并不清楚。但他由于与人民接触的机会较多，深切地感到贫富悬殊是许多变乱的根源，并且从这里认识到，统治者所谓的"盗贼"本来都是无路可走的人民。至于军阀们的争夺残杀与官兵的暴戾，杜甫则在他的诗里表示出极端的憎恨。

杜甫的诗反映了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的历史，描画了祖国一部分险要而壮丽的山川。他一生到处流浪，长期生活在人民中间，所以他大量地采用了、提炼了人民的语言，使他的诗能有那么多新奇的变化，有充足的力量来表达他所经历的一切。同时他的诗里也有一部分是古典的堆砌，是技巧的玩弄，这些诗都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多半是当他为了求得一官半职、投赠当时有权势的王公大臣的时候，当他在皇帝身边做左拾遗只感到"天颜有喜近臣知"的时候，当他在西蜀荆潭与各处幕府里的官僚们相周旋的时候。这些诗，总的说来是不值得我们赞赏的。杜甫的一生是一个不能避免的悲剧，尤其因为当时封建的统治阶级只把诗人看成是它的清客和帮闲，看成它的点缀，从来不能容忍他充作人民的喉舌，谁的诗歌里有人民的声音，谁的生活便会受到冻馁的威胁。现在，一切的情况与从前迥然不同了，我们的新中国会有更多的人民的诗人产生，但是他们不会遭到像杜甫所经历的那样的命运，更不会得到像杜甫那样的悲剧的结局。

附 录

人间要好诗

今年的春节风和日暖，万里无云，远远近近是一片欢腾的声音，我在明净的窗前阅读杜甫诗集，随时都想到自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一诗中最后的两句："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这两旬诗使我感到有双重的深远意义：我们这丰富而伟大的时代，人民进行着旷古未有的斗争和建设，需要有好诗来歌颂和反映；作为后代的人，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也需要通过不嫌其多的好诗把它认识得更清楚、更生动。关于前者，当代的诗人要互相勉励，做更多的努力；关于后者，古人的确给我们留下了大量优秀的诗篇，把过去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描绘得有声有色，《诗经》和汉魏乐府，像屈原和陶潜、李白和杜甫等人的著作，是多么使我们足以自豪。

因此我在读杜甫诗的时候，对于杜甫的一些不朽的诗篇，以及其中许多的"清词丽句"就更为爱惜了。杜甫的诗的内容无论是它的广泛性或是它的深刻性都超过了杜甫以前的和与他同时代的诗人的作品。杜甫的诗的价值，世人早有定评，这里不想多说。我只想谈一谈杜甫诗里常常使人感到的一种乐观的精神。杜甫的时代是从"开元全盛日"转变为"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的时代。杜甫的一生是从"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转变为贫病交加、流离道路的一生。杜甫写他的时代和他自己的生活都是蘸满血泪，沉郁悲哀，但是读者读了他的诗，并不因而情绪低沉，反倒常常精神焕发，意气高昂。这是什么原故呢?主要是他那百折不回的乐观精神在字里行间感染着读者。

例如759年，是杜甫一生中最困苦的一年。前半年他仆仆于"园庐但蒿藜"的洛阳道上，后半年他跋涉在艰险崎岖的陇蜀途中。有名的"三吏"、"三别"和《秦州杂诗》，以及由陇入蜀的纪行诗都是这一年内完成的。这些诗无论是写民间的疾苦，或是个人的灾难，兀立读者面前的诗人的形象可以用《秦州杂诗》中两句咏马的诗来形容："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同时他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因此他就百折不回地担负起这个"艰难"。在同谷县时，他穷困到了极点，每天在山谷里拾橡栗充饥，把一柄挖掘黄精的长镜托以为命，但是这时他写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把残酷的现实和丰富的想象结合在一起，他引喉高唱，不管唱得多么凄凉，他也不放弃希望，唱到第六首歌时，竞唱出"溪壑为我回春姿"。

杜甫一生关怀国运，瞩目民艰，可是他实际的政治生活却非常短促，虽然如此，他那"穷年忧黎元"的热诚并没有丝毫退减过。他也说过"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这不过是一时的解嘲，实际上他那忧国忧民的泪是一直流到他死亡的前夕。他从不消极退缩，他无时无刻不希望有一天政治能够清明，人民的生活能够改善，他锲而不舍，一再地写出像"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那类的诗句。他不但自己是这样，他对于有职位的朋友也常常勉励说："临危莫爱身"、"早据要路思捐躯"。

但是他的胸襟并不因为这种锲而不舍的执着态度变得忧郁狭窄，而永远是阔大开朗的。他的广阔的胸怀往往通过自然界的壮丽景色给表达出来。像《登岳阳楼》这首有名的诗："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写的是诗人的处境，是客观存在。可是在这四句的前边他写出："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当然也是客观存在，但作者首先要有一个广阔的胸怀，才能把洞庭湖的气象写得如此浩大。同样情形，当他感慨于"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时，他的面前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当他叹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时，他的面前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当他想到"野哭千家闻战伐"时，他听到和看到的是"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这是诗人面前的风景，同时也是诗人的心境。又如"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笼中鸟"和"水上萍"是在现实社会中所过的局促的生活，"日月"和"乾坤"是无边的宇宙，作者若是没有阔大的胸襟，"笼中鸟"和"日月"、"水上萍"和"乾坤"是不可能连缀在一起的。这绝不只是"本是形容凄凉之意，乃翻作壮丽之语"的一种修辞学上的艺术手法。杜甫有了广阔的胸襟，才能用这样壮丽的景色来衬托他所写的时代的艰辛和个人的不幸。这是杜诗里的一个特点，所以他的诗尽管悲哀沉痛，可是读者在深受感动的同时，并不意气消沉，而反倒兴起昂扬振奋之感。

另一方面，杜甫对于自然界优美的景物也善于体贴入微，对它们怀有衷心的热爱。流露这类感情的诗多半是在他生活比较安定的时期写的，但是它们和一般消极的田园诗或山水诗不同，这里也体现出作者深刻的乐观主义精神。尤其是因为他一生中比较安定的时期非常短暂，而他竟能写出不少这样的诗篇，也就使人觉得更为可贵。《春夜喜雨》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把春夜小雨写得多么细致入神，末两句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把诗人所感到的欢喜写得又多么具体而又美丽。再看他重游新津县修觉寺时写的《后游》的前四句："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个人的心情和面前的景物到了互相融洽、两无间隔的境地。江山有待，花柳无私，是自然界的实际，更多的是诗人自己的胸怀。杜甫半生漂泊，虽然也常有日暮途远、人事萧条之感，但他也体会到"远水非无浪，他山自有春"这个自然界无往而不可爱的真理。至于"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则说明这位五十多岁久经患难的诗人，对于弱小的生物心里保持着多么深厚的爱怜。

杜甫在旧日的封建时代度过了他的悲剧的一生。无论在什么艰苦的情况下他都不曾被社会上的恶势力和自己的贫病所压倒，他也不曾采取任何一个方式逃避现实，这是由于他具有深刻的乐观精神。这种乐观精神是从他经历的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疾苦和个人的悲剧里锻炼出来的，痛苦越深，爱国爱民的感情也就更为深切，写诗也更为努力。正是这个原故，他才创作了许多传诵千古的好诗，影响无数后代的诗人，赢得广大人民的敬爱。

1962年春节

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

杜甫遗留给我们一千四百多首诗。这个数目不算不多，此外却还有许多诗是失散了。他生前既没有像白居易那样热心编订自己的诗集，死后他的诗也没有像王维的诗那样由皇帝诏令编进，他的诗集是到了北宋时才由杜诗的爱好者广事搜罗，精心审定，逐渐编辑起来的。杜甫在安史之乱以前就说过，他已经写了一千首左右的诗，可是在他的全集里，前期的诗只保存了一百多首。就是安史之乱以后的诗，也难免没有遗失。杜甫的诗集虽然有无法弥补的缺陷，但我们如果按照编年的次序来读，却像是在读一部有组织的完整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不同体裁的、独立的篇章，也有不少计划周密的组诗，而且每个阶段的诗有每个阶段的特点。总的看来，则从头到尾构成一个整体，有如一座璀璨壮丽、丰富多彩的大厦。

杜甫的诗一向被称为"诗史"。这部"诗史"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他那时代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并对许多重要问题表达了作者的进步主张；它还有声有色地描绘了祖国壮丽的山河、新兴的城市，以及一些虫鸟花木的动态；在自然的图景和社会的变化中，它也叙述了作者不幸的遭遇和内心的矛盾，抒发了作者深厚的思想感情和迫切的愿望，所以它也是作者的忠实的自传。它和屈原的辞赋、司马迁的《史记》、施耐庵与曹雪芹的长篇小说一样，经纬纵横，包罗万象，给读者一个丰富而又完整的印象。

我们翻开杜甫诗集，一开始就会读到他早年写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再读到他晚年的诗，又有《登岳阳楼》里"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那样的名句。泰山卓立在齐鲁的平原，洞庭湖的东南划分了吴楚的疆界，一在全集的开端，一在全集接近结束的地方，中间有如长幅的画卷一般，展示出秦川的云树、陇右的关山、蜀地的峰峦和江水，杜甫都用他雄浑的诗笔一一加以描绘。在这壮丽的大自然中他也从不曾忽略动物界、植物界的优美景物。他的诗反映时代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矛盾，从来没有间断过，从长安时期的《兵车行》直到在湖南写的《岁暮行》，有无数感人的诗篇，记载了国家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至于他个人的思想感情，从早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抱负到晚年"欲倾东海洗乾坤"(《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的理想，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到逝世前一年写的"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江汉》)，尽管是心情起伏，变化多端，但他忧国忧民的积极精神却是首尾一贯的。这一切使人感到，好像全集的结构诗人早已设计好了似的。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至于杜甫诗集所以能显示出这样的完整性和一贯性，主要是由于杜甫爱国爱民的政治热情是始终不渝的，他忠于艺术的创作热情是一生不懈的。今天我们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试图对于他的政治热情和创作热情作一些叙述。

杜甫的时代是唐代封建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杜甫青年时，还经历了所谓的开元之治。但当时由于贵族官僚、地主豪商，以及寺院僧侣都广置庄园，兼并土地，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均田制遭到破坏，大量农民失却土地。以均田制为基础、对中央政权起巩固作用的府兵制也难以维持下去，随后各地节度使招募兵士，长期率领，地方势力逐渐强大。更加上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日趋腐化，对内横征暴敛，对外连年进行掠夺性的战争，使得贫富悬殊越来越大，阶级矛盾越来越深，最后爆发了成为唐代由盛到衰的转折点的安史之乱，并且导致了邻近民族的不断入侵和此伏彼起的长期内乱。广大的人民在这时期担受着各种各样难以想像的苦难。杜甫个人的生活也同样发生显著的变化，他从一个官僚家庭的子弟转变为一个常常衣食无着、贫病交迫的"众人"。他自己常说："生涯似众人"(《上韦左相二十韵》)、"老逐众人行"(《悲秋》)。由于个人的贫困，他逐渐接近贫困的人民，深切地体会到人民的哀乐和愿望，同时他念念不忘国家的危机和民族的命运，因此他写的诗便成为这个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时代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所照映的事物，不是浮光掠影，也不是些烦琐细节，而多半是转变过程中带有关键性的重要事件。当唐玄宗在天宝年间)(进行掠夺性的战争，连遭失败，人民负担着过度的赋税和徭役时，杜甫写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兵车行》。这首诗虽然是从父母妻子送别行人写起，诗人主要的着眼点则在于"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和"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他想到的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农业生产和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当唐代的统治集团集中天下财富，骄奢淫逸的生活达到极点，安史之乱的爆发已迫在眉睫时，杜甫一再指出尖锐的社会矛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给这个日趋腐烂的社会敲起的紧急的警钟。安史之乱延续了七年多，杜甫的忧思焦虑完全贯注在平复叛乱和人民的痛苦生活上边，但他同时也高瞻远瞩，看到当时的当政者由于只顾燃眉而忽略了的两件大事：一件是借用外族兵力平定叛变会带来无穷的后患，一件是西方的防务空虚会引起西方民族的入侵。为这些隐忧他写了不少诗篇，事实上过了不久，杜甫所担心要发生的事都成为惨痛的现实。像杜甫这样具有政治敏感，既能博览全局，又能洞察隐微，不只是在他同时代的诗人中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就是过去历代伟大的诗人中也是不多见的。至于陈述人民的痛苦，讽喻皇帝的昏庸荒淫，揭发地方官吏的残暴跋扈，杜甫无论在什么时候，都看做是诗人在他的时代里应尽的职责。他运用不同的诗体，有时直陈其事，有时通过比喻和寓言，写得委曲婉转，有时也把深刻的体验和认识概括为简练的诗句，像"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写怀》)、"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之三)、"丧乱死多门"(《白马》)等句包涵有多么丰富的内容!此外还有个别篇章以高度的艺术手腕，简要而明确地叙述了几十年的巨大变化(如《忆昔二首》)，直到现在，还常被历史家所征引。

杜甫的诗反映现实，能够这样深刻，主要是因为他观察事物，一切都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边。杜甫写过许多关于战争的诗，但是战争的性质不同，杜甫对待的态度也不一样。在那时，有皇帝穷兵黩武、边将贪功图利、对其他民族的掠夺性的战争，有国家危在旦夕、镇压叛乱的战争，有抵御外族蚕食边疆、入侵内地的战争，有各地将领拥兵自主、互相残杀的内乱，还有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种"万国皆戎马"的局面，不知引起诗人多少次的"酣歌泪欲垂"(《云安九H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直到他死亡前夕最后的一首长诗里还叹息着战血长流，军声不息。他深深认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是深重的，"丧乱死多门"是一句有力的概括。但是杜甫并不像过去一部分文学史家片面地所理解的，是一个无条件的非战论者，他对于不同性质的战争有不同的看法。有害于人民和国家的侵略战争，他是反对的；有关民族命运和国家生存的反侵略战争，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拥护的；各地军阀的内乱，他是深恶痛绝的；至于农民起义的意义，杜甫还认识不清，可是他已经看出"盗贼本王臣"的道理，这在当时可以算是最进步的观点了。

前边提到的《兵车行》是对于唐玄宗君臣不顾农业生产，不管人民死活，一味在边疆发动战争的抗议。同时杜甫在《前出塞》里也提出诘问："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他后来回忆当时征伐的情景，是"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组练去如泥，尺土负百夫"(《遣怀》)，一寸寸的土地都要用大量的生命和财富来换取。这种侵略战争所得的后果一方面是田园荒芜，农业生产衰落；一方面是播下了民族间互相仇恨的种子。关于前者，《兵车行》里已经说得很沉痛，在另一首晚年的诗《又上后园山脚》里也指出来"平原独憔悴，农力废耕桑，非关风露凋，曾是戍役伤"。关于后者，例如吐蕃和唐本来是甥舅一家、友好和睦的，但在天宝年间，玄宗任使哥舒翰对吐蕃大事杀伐，伤害了民族问的感情，等到唐朝的势力衰弱时，吐蕃便一再入侵。杜甫对于这种后果看得很清楚，他说："赞普多教使入秦，数通和好止烟尘；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

对于镇压安史之乱和抵御外侮的战争，杜甫则采取与之相反的肯定态度。他被困在沦陷的长安时，写出关心军事动态、充满爱国精神的《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等名篇。后来逃至风翔，任左拾遗，写过许多送友人赴任的诗，在提到"去秋群胡反，不得无电扫"(《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殷切地勉励友人"垂泪方投笔，伤时即据鞍"(《送杨六判官使西蕃》)的同时，也关心到西方边陲的危机，"东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极柱亦倾，如何正穹吴?"(《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在唐军反攻的期间，他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等诗都无异于鼓舞士气的雄壮的战歌。他心中燃起的对于叛逆和入侵的外族敌忾同仇的火焰始终没有停息过。代宗广德元年，杜甫流离川北，吐蕃攻陷松、维、保三州，他写出悲壮的《岁暮》："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类诗在他的诗集里是数见不鲜的。

国家大难当前、危在旦夕时，杜甫认为，抵御敌人是人民应尽的职责，他一再写诗鼓励。他在洛阳路上，看见一些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等都强征入伍。他面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替这些人提出沉痛的控诉，对那些差吏给以严厉的谴责，但是一想到目前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这些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只好劝他们暂时忍受个人的痛苦，还是抵御敌人要紧。这时他的心里充满了矛盾，使他写成了撼动千古人心的"三吏"、"三别"。--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农业生产，但是他的想法和写《兵车行》的时候不同了，他在一首《喜晴》里说："丈夫则带甲，妇女终在家；力难及黍稷，得种菜与麻。"这就是说，妇女在家，不惯于耕种黍稷，至于种菜种麻，还是可以胜任的，他再也不说"禾生陇亩无东西"了。

至于各地的军阀官僚横征暴敛，互相砍杀，不把唐朝的中央政权看在眼里，这局面自从安史之乱以来，一天比一天严重。杜甫到了四川，四川是战乱频繁，到了湖南，湖南也发生骚乱。杜甫无论到哪里，所看到的都是"哀哀寡妇诛求尽"(《白帝》)、"无有一城无甲兵"(《蚕谷行》)。杜甫对那些争权夺利的"边头公卿"口诛笔伐，写过许多长诗和短句。他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总希望他们能够稍微照顾点民间疾苦，对皇帝表示拥护。但是"重镇如割据，轻权绝纪纲"(《入衡州))，这时皇帝的"权"，在均田制遭到破坏、府兵制业已废弛的情况下，在内忧外患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在嬖佞当权、皇帝昏庸逸乐的情况下，是再也振作不起来，因此纪纲也就无法维持了。

杜甫在这混乱的封建社会里，"兵革自久远，兴衰看帝王"(《入衡州》)，总是把改善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他对于不自振奋的皇帝，时而规劝，时而讽喻，有时也进行大胆的揭发，幻想皇帝能行俭德，有一番作为，不是迫切地喊出"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就是谆谆地论述"由来强干地，未有不臣朝"(《有感五首》之四)。尽管他在诗里苦口婆心，反复陈词，这些话是不可能听到皇帝的耳里去的。他时常梦想"贞观之治"的再现，但是造成"贞观之治"的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都已不存在了。这是封建社会一个出身于统治阶级而又爱祖国、爱人民的诗人在所谓君昏世乱的时代里常常遇到的悲剧，到了皇帝或国王这一关，矛盾就无法解决了。这是屈原经历过的悲剧，也是杜甫的悲剧。

杜甫在这样的悲剧中，虽然也间或流露出消极的、感伤的情绪，但主要的是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政治热情。"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别蔡十四著作》)，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宇宙澄清的希望。他不曾像白居易那样，在写了大量能代民立言的讽喻诗以后(这些诗我们要给以很高的评价)，在晚年写了许多千篇一律乐天安命的闲适诗，并且用孟轲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作为他政治热情减退、态度转为消极的根据。杜甫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却不肯独善其身。他在肃宗时充当过短时期的谏官左拾遗，这本来说不上什么"达"，他却不顾生死，充分执行了左拾遗的任务，因而引起皇帝的不满，他从此与长安永别，流离半生。对于朋友，他也经常勉励以国事为己任。严武入朝时，他向他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他在长沙寄诗给道州刺史裴虬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在这同一首诗里，他说他自己是"齿落未是无心人，舌存耻作穷途哭"，这是多么坚强而卓绝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