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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昌匆匆

他赶紧到近代史组。这间房子比他的工作室大一倍。但见他同组的秦泉和张鼎臣与近代史组男男女女四五个人混在一处；张鼎臣换了一件破旧而洗得发白的蓝布褂。不知是何原因，每次运动一来，他立刻换上这件衣服。人家都称他这件破褂子叫“运动衣”。此时，大家忙着写什么。屋内只有五张桌子，人多了一倍，显得拥挤，却没有声音，各干各的。大家见他进来都没打招呼，只有秦泉偏过半张瘦长而黯淡的脸，对他点了点下巴，也未出声。人与人的关系，在一夜之间变得不可思议了。乎日的友情变得不可靠了。友情好似一种水分，被蒸发掉，只剩下干巴巴的利害关系，而且毫无掩饰地突现在外。

吴仲义见老秦正在用他擅长的楷体字写大字报。标题字有拳头大小，叫做“欢迎对我狠揭狠批”。下边的字和火柴盒一般大，写得工工整整，行距整齐。以往运动乍到，他都写这么一份，但丝毫拦不住对他批判斗争的凶猛扑来的浪潮。其他人手里都拿着一种十大开表格似的纸张。有的在埋头填写什么；有的笔尖对着纸面呆呆发楞，也有的见他进来，用手把写在纸上的字挡住。他不去看，因为此时此刻总去注意别人写什么的人，就象自己心里有鬼似的。

门轴咔嚓一响，走进一个瘦高个儿，中年人，带一副黑色窄边方框的眼镜，镀金的钢笔卡子在平整整的制服上熠熠问亮。在大学校、研究单位和机关里都有这样的文职于部。一看即知是个能干、谨严和在各方面都富有经验的人；虽然他略显严肃和矜持，却因为人正派、办事规矩，在群众中很有些威信。他叫崔景春，是近代史组组长。他平时与所有人都保持一定距离，人缘好却谁也接近不得。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别人对他更深一层的内心的东西很不容易得知。“你来迟了。怎么，你不舒服吗？”崔景春发现吴仲义脸色有点异常，故问。“不，不，我挺好……” 吴仲义忙说。可是他跟着又说，“我有点头晕，可能昨晚中点煤气……不过现在好了。”

他平时不说瞎话。此时一说，再加上心慌，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崔景春马上意识到对方表现异常的原因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吴仲义在每次运动中都无此表现，这是为什么呢？崔景春心里浮出一个小小的浅浅的问号。此种时刻，人们都变得极其敏感；连最麻木的人，神经都通了电；感觉的触角探在外边。崔景春把这个问号记在心里，表面不动声色地说：“从今天起，你们地方史组与我们组合并一起活动。所里成立了运动工作组；政工组老贾是组长。你们组的组长赵昌调到工作组去工作。咱们这个大组的运动暂时由我负责。这个--给你。”他说着，回手从桌上拿了一叠纸递给吴仲义，“你写好，都交给我！”然后转过身对秦泉用一种完全公事化、一本正经的腔调说：“老秦，你随我到工作组去一趟。他们找你。”

“好！”秦泉答应一声。显然，工作组找他没有好事。但他比较老练，并不惊慌，从容地把手中墨笔套上竹管的笔套，又把没有写完的大字报折成三折，用墨盒压好，然后拿起桌上的茶杯，将不多的一点热水“咕噔”咽下去，声音分外响，好象吞下一块鹅卵石。他撂下杯子就随崔景春走出去了。

这种气氛对吴仲义来说，形成一种压力。他坐在秦泉走后的空座位上，看着崔景春交给他的那几张纸，原来是两种油印的表格。一种是“检举揭发信”，上边印着“检举人”、“被检举人”和“检举有功，包庇有罪”的字样；另一种是“坦白自首书”，印着“坦白自首人”和“坦自从宽，抗拒从严”的字样。尤其是这空白的“坦白自首书”对他有种逼迫感。

他一双眼盯着窗外的一株柳树。返青的枝条在微风里轻轻摇着它淡绿色的生机，却没有给他任何动心的感受。他脑子象马达那样飞快旋转着。他把那封遗失的信所能引起的后果想象得毛骨悚然，就象一个胆小的孩子，坐在那里，想出许多可怕的情节吓唬自己。这时，他的虚构能力抵得上大仲马。可是他忽又想到，刚才找信时，家里书桌最下边的抽屉底下的空处没有找过。往往抽屉里的东西太满，一拉抽屉，放在上边的东西最容易从后边掉下去。早晨他慌慌张张收拾桌上的东西时，很有可能把那封信塞进抽屉里去，再一拉抽屉就掉下去了。他便将早晨那封信带在身上的印象，归于人紧张时常有的错觉。他恨不得马上跑回家把书桌翻过来看看。他坐不住，甚至想装急病好回家一趟。

他使自己轻松了五分钟的光景，很快又觉得这些想法都是不牢靠的自寻安慰的假设。于是，他早晨站在自己家中的走廊上用手按了按上衣口袋内那封信的感觉，又执拗、清晰、不可否定地出现在手指上。信明明丢掉了。只有盼望拾到信的人好心肠，把信替他丢进邮筒里。但如果是另一种人呢？拆开看了，发现了他的秘密，拿这封信立功和牟取政治资本，那么他的一切就都不可挽回了。这时，他眼前出现一个可怕的画面：工作组长贾大真从一个告密者手中接过信，现在正拆开看呢

这当儿，有人叩门。他心里一惊。屋内一个同事说：

“进来！”

门被推开一条缝，伸进一张陌生的又宽又长的脸，吊稍小眼，扁扁的大嘴，象一张河马的脸，用一口四川腔问：

“这是办公室吗？我有事。”

“这儿在搞运动。你有事到后楼二楼革委会。要是外调就到后楼的三楼。工作组在那儿：”那同事淡淡地说。此时人人都不爱管闲事。

吴仲义的座位正对着门。他忽然发现这张河马样的大脸下边，隐约可见一只手捏着一个白色的东西。他的心顿时提到喉咙处。是不是送信的人来了？

那人已把门带上，走去了。

吴仲义猛地站起身。哐嘟一声差点儿把椅子碰翻，他过去抓开门，跑上走廊。这一连串动作十分迅疾，仿佛救人去似的。使同屋的人都莫名其妙。他在走廊尽头的小门口追上那人。

“你找谁？”

“找你们所里的领导。”

“你，你手里拿的是不是信？”

“是信。！，

“是不是在路上捡到的。”他急渴渴地问。

“捡到的？”那人一双吊梢的眼睛几乎立了起来，惊奇地打量着这个举动、言语和表情都象是有些失常的人，含着温怒反问道：“怎么是捡的呢？我是重庆博物馆来联系业务的。这是我单位开的介绍信，难道是假的。看，这是公章。我身上还带着工作证。”那人板着大脸，打开手里的那个白色的东西，果然是封介绍信。上边还盖着圆形和红色的单位图章呢！

吴仲义松了一口气，但这误会的确闹得人家挺不合适．他给一种尴尬的表情扯得嘴角直扭动。只好向人家道歉，却无法解释明白。

那人嘟囔一句什么“岂有此理”之类的话，脸上带着明显的不满走了。吴仲义转身往回走，只见赵昌迎面走来。赵昌胖胖的脸上带着笑，走到他跟前就说：

“老弟，听说你在写检举信。写好了可得给我看看哟！”

“什么？检举？检举什么？”他给赵昌的话弄得糊里糊涂。不明自赵昌为什么对他说这样的话。

“检举我呀！瞧你，干什么眼险得这么吓人。我跟你开玩笑呢！再说，你写了检举信也不会交给我。你得交给崔景春，不过最后还得到我手里。……哎，老弟，你可别拿我的笑话当真。咱俩互相心里最有底儿。谁也没问题，对吧？！”说着，赵昌亲热地拍了吴仲义一巴掌说；“有事找我，我在后楼三楼的工作组里。哎，早晨你怎么迟到了呢？我没见到你，在你办公桌上留张条，瞧见了吧！”然后不等吴仲义说什么就走了。

吴仲义站在这里，浑身感到一阵莫名的舒服。既然赵昌对他这样亲热，不是等于告诉他工作组还没有见到那封信吗？在事情没有落得最坏的结局之前，一切都是大有希望的。此刻，他不愿意去想刚刚发生的那件事--不愿意再想那封信了。他要象淋热水澡一样，长久地沉浸在刚刚赵昌对他的这种亲热里，永远不清醒地面对现实。他与赵昌是要好的朋友，赵昌的又软又胖的手常常亲热地拍一下他瘦削的肩头，但他从来没感到现在赵昌拍他一下有这样珍贵。

可是，赵昌刚对自己说的那些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恐怕他此生此世都不会明白。

九

心与心，有时能象雨滴水珠那样一碰就溶成一个；有时却象星球之间距离那样遥远。从这个星球向那个星球上遥望，那里云包雾裹，玄奥莫测，是一个很难解开的谜团……

谁能知道，赵昌在役有发现吴仲义的秘密之前，竟是害怕吴仲义的？

他原是公用局业务科的一个办事员。喜欢地方的风物、历史、遗迹、习俗和掌故。业余有点时间就去访问遗老，搜奇寻异；并注意收集有关地方史方面的零零星星的材料，绝版小书，以及有价值的能对某一史实或事件作为佐证的物件；如本地名人的书信、农民运动中散发过的揭帖、民间年画、城砖庙瓦、大量的旧照片等等。往往一个专家开头的一步并没有什么宏伟的目标，全凭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学识渊博的学者不见得就是专家，对于专家来说“精”比“博”更为重要。赵昌对地方风物的兴趣，并没有停止在单纯的爱好或收藏家那样的嗜好上。他还致力于研究与发掘，并常在报刊上发表些小文章，来公布他的研究成果。地方史的研究一直是冷门。一般历史学家因其内容偏狭而不屑去做；而他们一旦需要这方面的史料或知识，还得求教赵昌这样的地方通。渐渐他就成了一名业余专家，有些小名气。五八年后，所里为了加强地方史研究而专门成立了一个组，就把他调进来；前后调人的还有张鼎臣。秦泉是所里的元老之一，五七年划为右派，摘掉帽子后也调到这个组工作。最后一个是吴仲义。

吴仲义进所不久就与赵昌成为相好。

人之间，好比锁和钥匙，只要合适，一拨即开。赵昌性情随和，没有是非，很好相处。他热衷于自己的工作，对别人很少有意见，这些都和吴仲义合得来。

他外表胖胖的，肌肉松软，全身的轮廓和线条都是圆的；和他的性格、说的话一样，没有一点棱角；弯弯的小眼睛总带着和蔼和亲切的笑。将近五十岁的人。在过光中脸上还有一层软软发亮和战样的汗毛。他给人的全部感觉，颇象只温驯的猫儿。有人认为他圆滑，有人认为他平和，不过他从不招惹人、干涉人，工作热情又高，怎能说他不好？

在吴仲义没调进来时，地方史组的三个人归属近代史组，由崔景春代管。业务上由赵昌负责，但没有明确职务。吴仲义调入后，地方史组就从近代史组分出来，独立了。所里委派吴仲义做“临时组长”。因为吴仲义大学毕业，又是个老团员；赵昌和张鼎臣、秦泉三人都是白丁，没有一点政治头衔。之所以叫吴仲义做“临时组长”，根由还在于哥哥的污点，不过一时没有更适当的组长人选罢了。

赵昌对这个新人来做组长，从未表露出一点妒嫉。反而，他很钦佩吴仲义扎实的学识、埋头钻研的毅力、对工作的热诚，以及录音带一般非凡的记忆力。他本人的知识带点“业余”色彩，庞杂而不够严谨，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因此他总是谦恭又实心实意地向吴仲义请教。

吴仲义的能力只表现在专业研究方面。生活上是个糊涂虫，一点也不会料理和照顾自己。他对历史上的朝代年号倒背如流，生活上却丢三忘四，饮食起居和房间的一切都七颠八倒。一个人的精神总在别一个天地里，必然常常忘记身边的生活。他那些雨伞、钢笔、手绢、围巾和口罩，不知丢了多少次，买了多少次。由于常丢门钥匙，门锁一撬再撬，连门框都撬得满是洞眼和硬伤。

他一个人，工资够用，但过得挺拮据。衣服又脏又破，弄得人家总认为他装穷，他却很少舒舒服服吃过一顿饭。赵昌在这方面比他强得多，便主动帮助和照顾他；每年入冬，他家里的炉子烟囱都是赵昌替他装上的。吴仲义在人事上特别无能，每逢遇到一些不好处理的事，都是赵昌帮他想办法，排难解纷，处理得稳妥又无后患。渐渐地，他对赵昌的信任中产生一种依赖性，事事都和赵昌商量。当他含着感激温情的目光望着赵昌那张可亲的胖脸时，赵昌便笑道：

“等你娶了老婆，就用不着朋友了！。

他摇头。他多年来谨小慎微，没有朋友。但在同赵昌的长期交往中，认定了这个人是诚实可靠的。他想：“我就要这个朋友啦！”他不相信这样好的朋友会有疏远的一天．

六十年代的大革命来了。不仅改变了有形的一切，也改变了无形的一切。诸如人的思想、习惯、道德、信念，以及人和人之间固有的关系。运动初期，人们炮轰各层领导时，赵昌居然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说他“身为组长，在组内搞业务挂帅、业务第一、白专道路”云云，还举了一些例子。这事出乎吴仲义的意料，他想不明白赵昌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而且，这是所里第一张点了他的名字的大字报。这么一带头，又有张鼎臣和明史组的两个人朝他轰了几炮。他曾为此害怕、担心、失眠。幸好他平时谨慎，没有更多把柄叫人抓住，供人发挥。闹了一小阵子就很快过去了。过后，他对此事并不在意。他是个与世无争、不会报复的人，没有强烈的爱和恨，也不会记仇。但赵昌的行为确确实实成了他俩之间一层隔膜。关系慢慢疏淡了。

此后，两派打起来。赵昌参加了贾大真为首的一派，是一个中坚分子。据对立一派说赵昌是他那派的谋士，曾被提起来捆进麻袋里挨过一顿毒打。吴仲义身在局外，冷眼旁观，他不理解赵昌哪来如此狂热的情绪。赵昌还找过他，拉他加人那派组织。他婉言谢绝，头一次没有按照赵昌的主意去做。两人的关系更加淡漠。很长一段时间里，赵昌没去过他家。

后来，两派联合了，工作恢复了。赵昌的一派是战胜者，在新搭成的领导班子里占优势。所里的所有职权差不多都给这一派把持住。贾大真做了政工组长。赵昌被任命为地方史组的组长。原组长吴仲义虽没有被公开免职，实际上被稀里糊涂地废黜了。有人对吴仲义说，赵昌早就想谋取他组长的职务。他不相信，也不以为然。只要自己平安无事，怎么办都行。他叫这两年人与人之间残酷无情的搏斗吓坏了，恨不得藏到什么地方去才好。因此他一点也不妒恨赵昌，正象当年他做临时组长时，赵昌也不嫉妒他一样。

赵昌被任命为组长的当天晚上，忽来叩吴仲义家中的门。他长时间没来，但这次来仍象往常一样，神态自然，胖脸上依旧闪着亲切的笑意，进门就朝吴仲义的肩头热热乎乎地拍了一巴掌，笑吟吟地说：

“咱哥俩二年多没坐在一起喝喝了。都怪我瞎忙。从今儿起又该常来了！”

这三两句话，把两年来没有明朗化的不愉快的几页全翻过去了，好似他们之间从来没发生过什么。这自然很好。赵昌带来小半瓶白酒，几包油烘烘的酱菜，于是两人收拾一下桌面上的杂物，摆上菜，斟好酒，面对面坐下端起酒盅“当”地一碰。关系仿佛又回到他俩亲密无间的那个时期。吴仲义反而有些尴尬，竟好象他俩疏淡一阵子的责任都在自己身上似的。

吴仲义不会喝酒，半盅下肚就昏昏沉沉。不一会儿再挪动一下自己的脚，就象挪动别人的脚一样。对面赵昌的脸变得不清晰了。在灯光里，象一个活动着鼻子眼睛嘴巴的毛茸茸的白色大球儿。他笑嘻嘻看着虚幻中赵昌的脸，不说话；他属于那种喝多了酒不爱说话的人。

赵昌的酒量略大，但喝多了，也有些醉意，耳鸣脸热，头脑发胀。他的表现恰恰与吴仲义相反，酒劲上来之后，哇里哇啦说个不停。他觉得对方的脑袋一个劲儿地东摇西摆，但不知是吴仲义摇晃，还是自己摇晃。

酒常常会打昏心扉的卫士，把里边真实的货色放出来．赵昌感到心里象烧开水那样滚沸，控制不住了，日常的约束力消失了，他有种放纵的欲望，想哭、想喊，止不住要将心里的话全都泼洒出来。他把嘴里一块啃得差不多的鸡脖子“噗”地吐在桌上，咧开嘴说：

“老弟，我当初给你贴过大字报，现在又当了组长，顶了你，你对我有看法吧！”

“没有！没有！”酒意醺醺的吴仲义摇着双手说。“不！你对我不诚实。这可不够朋友！我赵昌不愿意当这个组长，七品小官儿，只有受累、得罪人，没什么好处。他们非叫我当不可。我实告诉你，他们因为你哥哥曾是右派，不肯用你！你不当这个组长并不是坏事。你还看不明白，今后象你这样家庭有问题的，别想再受重视，只有老实躲在一边干活吃饭。至于我运动初期给你贴大字报，我--”赵昌忽把酒盅往桌上一扔，涨红的胖脸非常冲动，一双小眼居然包满泪水，给灯光映得亮晶晶的，颤颤巍巍的，仿佛就要掉落下来。他面对吴仲义，嘴唇抖索地说：“我承认，我有私心，对不住你！我对你实话实说，当时我听了一个恍信儿说，你家里有问题，你又一向只钻业务，郝主任他……我都告诉你吧！那时他怕群众轰他。想把矛头转向下边。据说领导正布置收集你的材料，要整整你。我平时跟你的关系无人不知，怕被你牵连上，就给你来张大字报--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把它全掏给你了！你要是因为这些恨我就恨吧！你恨得有理由，我心甘情愿叫你恨！”

吴仲义给酒精刺激得浑身发烧。他听了这些话又吃惊又害怕，同时又受不了别人向自己道歉、谢罪、讨饶、请求宽恕。竟如同受宠若惊那样，眼边晶晶莹莹闪烁着激动的泪花。他一手抓起面前的酒盅，举起来，带着少有的热烈劲儿说。

“过去的事，叫它过去吧！我……我们干一杯！”

赵昌听了，冲动中胡乱抓起酒盅，斟上酒，两人一饮而尽。酒醉的程度各自升了一级。心中的门儿彻底敞开。

赵昌掉着泪说：

“老弟，你这样宽宏大量，我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你相信我吧！今后我赵昌保证对得起你，你只要别把我当成那种踩着人家的肩膀往上爬的人就成！我再告诉你…… 这两年我算把什么事都看透了。运动开始时我还挺冲动。干呀，斗呀，死命的打呀，互相跟仇人一样。现在想起来挺可笑，自己这么大人，怎么跟孩子打群架一样，着了魔啦，整天不回家，白天晚上在总部里干，谁劝也不听。从小斯斯文文，没打过架，长大可好，脑袋叫人打得和大冬瓜似的……现在两派又联合了。握手言和。细想起来，谁又跟谁有仇？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整来整去没一个好的。谁又落得好处？咱们纯粹是些棋子儿。人家把咱往棋盘上一摆，咱就打。用不着了，往盆里一收。越想越没劲！”

此时，在吴仲义的眼里，赵昌的面孔已经模糊一团：说的话也听不太清。但他几乎凭着一种本能，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松的警觉，感到赵昌的话里仿佛有种犯忌的危险的因素。他一边摇头--摇头的幅度很大；一边象咬着舌头儿，吐字不清地说：

“你得注意，不要乱说。否则会使你一辈子爬不起来……”

赵昌叫酒精淹没的脑袋里还残留着一小块清醒的陆地。他听了吴仲义的话，不知为什么，竟象过了电一样，浑身一惊，纠缠着他的酒性顿时消失净尽。他睁圆的一对发红的小眼，直视着坐在对面的吴仲义。吴仲义还在摇头，连肩膀都跟着左右摇摆，好象在风浪中颠簸的船上，嘴里还在含糊不清祖说，

“不好，不好。你这些话反，反……”

“反动吗？我，我刚才说了什么？”赵昌问。

吴仲义忽然摇摆得失去了重心，向左边一歪，靠在椅背上。多亏椅子上的扶手拦住他，险些栽倒。他彻底被酒击败，无论赵昌怎样问他，他也回答不了。

赵昌扶他上床去睡多自己快快回家。一路上，他后悔自己酒后失言。他恨酒，更恨自己。但此后他与吴仲义在一起时，吴仲义从没提到那次酒中的谈话。他也不提，不解释；如果那天吴仲义醉酸酶的，根本没听清那些话，他一提反而等于把一条模糊的线条描得清晰和突出了。再说，在平时这些话并不太可怕，尤其象吴仲义这样一个不爱惹事的人，与他的关系又不错，不会主动去揭发和告密。现在在运动中就不同了。这些话会使他身败名裂。而且，自己的短处在人家手中就不能不防，不管是谁。因此他必须随时留神吴仲义的举动，悄悄地筑起一道无形的警戒线。

吴仲义哪里会知道赵昌这些想法呢？他现在自顾不暇。更何况他那天被酒冲昏了脑袋，过后就把赵昌的话忘得干干净净。

十

当晚，吴仲义站在河边。从河面吹来的柔和的微风，扑在他的脸上；在晚风的凉意里，含着一种清新有力，撩动人心的早春的气息。月光在宽展的河心给波浪摇成一片钢碎和闪闪烁烁的银蓝色的光点。这美丽而发光的何映衬着他、何边的栏杆和一些小树，成为黑色的如画一般的剪影。高高的柏树在远远近近沙沙作响，帮助躲藏在暗影中的一对对情人掩盖避人的私语……

这时，在岸边月色明亮的地方，走过来一个瘦弱的姑娘，缓缓地，带点羞涩的劲儿，生活把这珍贵和美好的东西给他送来。这样迷人的月夜，犹如给栅搬走来的姑娘伴奏着一曲甜美的琴音。，但这一切与他都似乎无关了。

下班后，他赶紧跑回家，心里怀着希望，把书桌的抽屉一个个拉下来二直到露出抽屉下边那块黑暗的空间，他去掏，但只掏出来一张旧照片，一个小笔记本的塑料皮，几个书钉和两页没用的论文草稿。依然没有那封信。。最后一个转危为安的可能也失去了。他带着空茫、绝望和乱糟糟的心情，依照上次与那姑娘的约会来到这里。

几天前，他有一个甜蜜的计划。他要和这姑娘结婚，成立家庭。前两年他还抱着一点独身主义的想法，自从去年年底认识了这个姑娘，他的想法就完全改变了。这个姑娘懂事、内在、规矩而不精明，生活能力并不强，比不得嫂嫂，但老实又诚实，稳稳当当，他却偏巧喜欢这种姑娘。可能是怕在一个爽利能干的姑娘身旁会成为受气包儿。他盼望未来的生活能出现这样的画面：在炉火熔熔的小屋里，点一盏台灯，自己伏案研究一项未完成的课题；身边满是书。那姑娘带着妻子的贤淑的微笑，把一杯刚沏好的热茶放在他的面前--他想得就是这样简单。他希望有一个理解他的人，心甘情愿地挑起生活的担子，使他能把全部精力倾注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他也盼望感受一下家庭的温暖、夫妻的恩爱，盼望有个运人的孩子，使他这过于清静和寂寞的房间生气盎然起来。这样，远在天边的兑嫂也会放心和高兴。但是如果那封信找不到，这一切便要搁浅在幻想中，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这姑娘名叫李玉敏。现在站到了他的面前，拾起一双大而长、并不年轻的眼睛，却闪着年轻人初恋时那种颤动的目光。这种目光在任何一双眼睛里也会相当动人。跟着李玉敏垂下眼皮。她的心“怦怦”地跳。另一颗心却是麻木的。

两人都在沉默，但不是一种沉默。

李玉敏不敢再抬起眼看他。幸亏没有看他，否则吴仲义脸上痴呆呆、毫无感触的表情，准会使姑娘生疑。

他俩走了几步，靠在栏杆上。两人心中是两种全然不同的境界。

李玉敏从口袋掏出一件东西悄悄给他，没说话。

“什么？”吴仲义问。

“信。”李玉敏轻声说。

“信？”他给“信”这个字搞得一惊。一瞬间，他脑袋里非常混乱，竟然想自己丢掉的那封信怎么到了她这里。“谁的？我的吗？快给我！”

上次他们见面，吴仲义提出要同她做正式朋友，她答应回去考虑。这封信正是要告诉吴仲义--她接受了他的要求。而且这也是老姑娘第一次向一个男人表露真情。此刻见吴仲义向她要信的神气如此冲动，误以为是对方进发出来的热烈的激情。她又欢喜又羞涩。羞答答把信塞在他的手中，扭过头眼望着河面上眩目的月光。悄言道。

“你要我回答的话，都写在这里边。”

“什么？不是，不是……噢，是你的信：”

吴仲义好象从梦中清醒过来。原来不是他迫切要找到的那封信！小小的一阵空喜欢，连声音都透出失望。

“怎么？”

“噢，没什么，没什么，那好，那好。”他说。把这信揣进口袋，好象揣一条手绢。

李玉敏给他的表现弄得又诧异又气忿。恋爱时的姑娘是敏感的。自尊心象玻璃器皿那样碰不得。此时受了莫名其妙的挫伤，脸上幸福的光彩顿时消失，松弛的皮肤垂下来，在夜的暗影里显出老姑娘本来的容貌。

李玉敏离开栏杆向前走。吴仲义也离开栏杆，下意识地跟着她。

吴仲义一点也没感觉到对方的变化。他的心情坏得很，脑袋里充满了那件惴惴不安的事，一句话没有，走在身边的李玉敏好似一个陌生的路人。他伴随她不知不觉走到一个路口，忽听李玉敏说：

“你把那东西给我！”

“什么？”

“信！刚刚给你的那封信！”

吴仲义从口袋里掏出信来。未等明白李玉敏的意图，就被对方一把拿过去。 “我回去了：”李玉敏说。

“我送你。”

“不用！”她的口气坚决，又非常冷淡，并意味着对方再来要求也会遭到拒绝。

这时，吴仲义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举动使李玉敏发生了误解。他见李玉敏气哼哼的，担心把李玉敏惹翻。忙说：

“我，我今儿不大舒服，你千万别介意。这信留给我行吗？”

站在路灯下的李玉敏，脸上现出一丝很难看的冷笑，她冷冰冰地说：“不用了，我看得出你改变了想法，并不真想看这封信！”说完，把那信往衣兜里一揣，转身就走了。

他呆立着，眼瞅着她走出十多步而不知所措，最后才勉强地叫道：

“我明后天去看你！”

她没理他。走去的步子很急，很快地消失了。

吴仲义往回走，心情烦乱而沮丧。他想：信、信、信！介绍信，情书，都是信。世界上每天来来往往有成千上万封信，无穷无尽的信，就是没有他要的那封信：他恍惚觉得那封丢失的信将带来的祸事已经露出头儿来，只有乖乖地等候它到来。

十一

运动开展的头一天里，全所只收上来十多份检举信。其中一份材料，揭发了办公室的一个姓陈的老办事员在早晨上班前“请示”的仪式中，两次拿倒了语录本-- 只有这份材料还有些文章可做。其余大多是鸡毛蒜皮。于是工作组下一道命令，自今日每人每天必须交一份以上的检举揭发信，否则下班不准走。

今天屋里显得松开一些。近代史组一个叫朱兰的女同志又被调到工作组去搞外调。秦泉不见了。据说所里成立一个监改组，已经把秦泉这样几个老牌的有问题的人收进去，做检查交待，晚上不准回家。秦泉那张叠成三折的《欢迎对我狠揭狠批》的大字报还在桌上，压着墨盒，好象遗物。

吴仲义坐在那里，仿佛在等候工作组派人来召唤他，告诉他那封信已被拾到的人送来。于是他就乖乖地全盘承认，挨一顿狠斗，被掀到监改组去和秦泉做伴。

他瞧着摆在面前的检举揭发信，不好不写，又没什么可写，真正体会到“如坐针毡”是什么滋味。尖尖的屁股坐累了，在椅面上挪来挪去。不单是他，别人也是这样。

时间，就这样从每个人身上匆匆又空空地艰难地虚度过去。

崔景春走进来。屋里的人都眼盯着自己手里的揭发信，装做思考的样子。这时张鼎臣站起来，手拿着两张纸凑上前，交给了崔景春。样子卑恭，并小声嗫嚅着说：

“这是我一份申请材料。要求领导每月在我的工资里扣去十块钱，补还我十年中所支取的定息。这是剥削的钱，不该拿，我主动交回……还有这份，揭发我叔叔。解放前我叔叔开米铺时，曾往米里边掺过不少白砂子，欺骗劳动人民。详细情况都写在这上边了。”

崔景春听了，脸上毫无表情。问道：

“你叔叔现在哪儿？”

“死了。五九年死的。”

“死了你也要揭发？”崔景春说着，严肃而平板板的脸上露出一点鄙夷的神气，随后拿着这两张纸走了。

张鼎臣回到座位上，两眼直怔怔，嚼味着崔景春这两句话的意思。

吴仲义想在自己手中的检举信上写点什么好交差，但他脑袋里依然没有一块可以用来回忆和思考的地方了。混混沌沌地盈满了有关那封丢失了的信的种种想法。笔下无意识地在检举信上写了一个“信”字，跟着他心一惊，觉得这个不祥的字会泄露他全部秘密似的。他赶忙在“信”字上涂了一个严严实实的大黑疙瘩。这当儿，赵昌走进来。

他赶紧把这张检举信折起来，用一只手紧紧按着，好似按着一个活蚂蚱。赵昌一屁股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笑呵呵地问：

“写的什么，能给我看看吗？”

吴仲义连忙说没写什么，攥在手里，不肯给赵昌看。他神色有点紧张和慌乱，使处于戒备状态的赵昌误以为吴仲义所写的什么与自己有关，由于险些被自己闯见而发慌。但赵昌表面上装得很自然，拍了拍吴仲义的肩膀，脸上还带着笑说：“你可得实事求是，瞎写会给自己找麻烦。你写吧，我走了！”说完一抬屁股就走出去。

赵昌走出门，在走廊上站了一忽儿。掏一支烟点上，连吸了几口。嘴里吐出的烟团，如同他此时脑袋里旋转着的疑团，绕来绕去。他把刚刚吴仲义反常的神态猜了又猜，各种可能一个个排除，最后仍做不出确切的判断。他非常疑心吴仲义在打自己的算盘--多半就是自己所担心的，即揭发自己那次酒后之言，以此来把自己从 “组长”的职位上推下去……想到这儿，他将一团烟留在走廊中间慢慢消散，急忙返回自己的房间去思谋对策。

十二

两天里，吴仲义和赵昌在互相猜测、疑心和害怕。

赵昌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碰到吴仲义就故意板着面孔，冷谈对方；眼睛也不瞧着对方，只微微一点头就走过去。他想以此给吴仲义造成心理压力，使吴仲义清楚地感到自己已然察觉到他的动机。同时，赵昌每天下班前的一个小时，都坐在工作组的房间里不动，等候崔景春交上来近代史组的检举信，察看一下有无吴仲义揭发他的材料。

赵昌的态度使吴仲义忧虑不安。他误以为拾到信的人已经把信交到工作组，赵昌也已经获知自己的问题。因为他俩平日接近，赵昌怕牵连自己才故意冷淡和疏远他。正象运动初期赵昌给他贴大字报时的动机和想法一样。

他把赵昌对他的态度，当做自己的事是否败露的晴雨表。这就糟了！因为赵昌也正把他的态度当成某种反应器。

他很紧张。遇见赵昌就更不自然。一双惊慌和不安的灰色的小眼珠在眼镜片后边滴溜乱转，如同一对滚动着的小玻璃球儿，躲躲闪闪，竟没有勇气正视赵昌。更使赵昌认为：“好小子，你怕我，看来你已经朝我赵昌下手了！”

赵昌还想到，之所以没见到吴仲义揭发自己的材料，多半由于崔景春见那材料关系到自己，收在一旁，没给自己看。或许背着他悄悄交给工作组组长贾大真了。于是他开始对贾大真和崔景春察言观色，留神有什么异样而微妙的变化。虽然他比吴仲义老练，沉得住气，掩饰内心情绪的本领略胜一筹。但心中也非常苦恼，烦乱，担惊受怕；此刻的心理活动与吴仲义无甚两样。因而他把吴仲义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吴仲义得急病，在上下班路上遇到车祸，或突然出现什么问题叫自己抓住，将他狠狠置于死地，好回不过嘴来咬自己。

十三

贾大真是所里一位铁腕人物。虽然仅仅是一名政工组长，二十一级的人事千部，天天骑一辆锈得发红的杂牌自行车上班，每顿饭只能买一碟中下等的小菜，得了病也不例外地东跑西跑求人买好药。但在那个人事驾驭一切事情之上的非常时期，却拥有极大权力。许多人在命运的十字道口上，全听从他的信号灯。可是别人在他手中，有如钱在高布赛克的手中，一个也不轻易放过。

一连串整垮、整倒、整眼别人，构成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工作的主要成绩。他是那个时期生活的主角和强者--当然是另一种主角和强者。把握着人与人关系绝对的主动权。同他打交道，便意味着自己招灾惹祸，沾上了不好的兆头；他带着一种威胁性，没有人愿意同他接近。他却自鸣得意。说自己是“浓缩的杀虫剂”。由于到处喷洒，连益虫也怕它。

他敏感、锐利、精明、机警。能从别人的眼神、脸色、口气以及某一个微小的动作，隔着皮内窥见人心。还能想方设法迫使人把藏在心里的东西掏出来。每逢此时，他就显得老练而自信。好象一个提蟋蟀的能手，能将躲在砖缝里的蟋蟀逗弄出来那样心灵手巧，手段多得出奇。非正常的生活造就了这样一批人，这批人又反转过来把生活搞得更加反常。在那个不尚实干的年月里，干这种行当的人渐渐多了，几乎形成一种职业。人家天天用卡尺去挑检残品，他们却拿着一把苛刻得近似于荒谬的绳尺去检查人们的言行；人家用知识、经验、感情、血汗，以及心中的金银啡紫写成文章，他们却在写文章的人身上做文章。把活泼快乐的生活气氛，搞得窒息、僵滞和可怕。这些人还有共同的职业病：在平静的生活中就显得分外寂寞，闲散无聊，无所作为；当生活翻起浪头，他们立刻象抽一口大烟那样振作起来，兴致勃勃，聪明十足。又好似夜幕一降，夜虫在鸟就都欢动起来。此时此刻的贾大真正是这样，如同一个刚上场的运动员那样神采奕奕，浑身都憋足了劲儿。

特殊职业还给了他一副颇有特色的容貌：四十多岁，用脑过度，过早秃了顶。在瘦高的身子上头，这脑袋显得小了些。他也象一般脑力劳动者那样，长期辛苦，耗尽身上的血肉，各处骨胳的形状都凸现在外；面皮褪尽血色，黄黄的，象旧报纸的颜色。只留下一双精气外露、四处打量的眼睛，镶在干瘪瘪的眼眶里。目光挑剔、冷冰冰、不祥、咄咄逼人。而且总是不客气地盯着别人的脸；连心地最坦白的人，也不愿意碰到这种目光。

早上，张鼎臣写了一份矛头针对自己的大字报，名日《狠批我的剥削罪行之一》。吴仲义主动帮他到院子里去张贴。

吴仲义这样做，一来由于在屋里心惊肉跳坐不住，二来他想到院中看看有什么关于自己的迹象。他还有种天真的想法--幻想到院子里，可以碰到拾信的人把信送来，他好上去截住。

院墙上贴满大字报。有表态式的决心书、保证书、批判文章，也有揭发运动中两派斗争内幕的。充满纷繁复杂、纠缠绞绪、说不清道不明的派性内容。有攻击，有反击，也有反戈一击；或明或暗，或隐或露，或曲折隐晦，或直截了当；在这里，人和人的矛盾公开了，激化了，加深了。由于公开而激化和加深了。

吴仲义和张鼎臣在这些大字报中间找到一块空当，刷上浆糊，把张鼎臣那张骂自己的大字报贴上去。贴好后，张鼎臣嫌自己的大字报贴得不够端正，他举着两只细白的手进行校正。吴仲义站在一旁，手提浆糊桶，给张鼎臣看斜正。这当儿，吴仲义觉得身边好象有个人。他扭头，正与两道冷峻而通人的目光相碰。原来是贾大真！他倒背着手，两眼不动地直盯着自己看，仿佛把自己心里的一切都看得透彻和雪亮。他不禁一慌，“啪”地一响，手里的浆糊桶掉下来，浆糊洒了一地。

贾大真见了，微微一笑，笑得不可捉摸，好似带点嘲讽的意味。

吴仲义直怔怔呆了几秒钟，才忙蹲下来，一双控制不住的颤抖的手在地上收拾着又粘又滑的浆糊，一边抬起头强装笑容地说：“桶把儿太滑，我……”他努力掩饰自己的失常。

贾大真什么话也没说，转身走了。他不需多问，已经意外地得到一个极大的收获。他回到工作组，只赵昌一个人在房中整理各个组交上来的揭发材料。他坐下来，掏出烟点上火，抽了一阵子。头也不扭，说：“老赵，你认为吴仲义这人怎么样？” 赵昌一惊。他立即敏感到吴仲义和贾大真可能接触过了。是不是贾大真已经掌握了自己的问题，现在来试探自己？他感到手脚发麻，心中充满恐怖感，脸上也明显地表露出来。如果这时贾大真与他面对面，肯定又给贾大真意外发现一个有问题的人。而使贾大真有机会大显身手，建树功绩。但是贾大真没有这么多好运气。运气象个没头没脑的飞行物，一头栽到赵昌的怀里。他瞬间的流露没给贾大真瞧见，便赶忙垂下眼皮，翻着手中的材料，边看边说：“这个人……很难说。”“怎么，你不是同他很好吗？”贾大真扭过脸来问道。“好？”赵昌淡淡哼了一声，“他和谁都那个样子。”“你不是挺照顾他吗？”“我俩在一个组里，又搞同一项工作，总比较近些……”“每年入冬时，他家的炉子不是你给安上的？前两个月，他哥哥病了，你还借过他二十块钱。是不是？”贾大直目不转睛地瞧着他说。

赵昌见他对自己同吴仲义的关系了解如此详细而略感惊异。贾大真一向对人与人的关系感兴趣，全所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都了如指掌。而且还把握着大多数人的业余活动。赵昌与贾大真在运动初期虽属于一派，贾大真对他还挺重用（譬如调他来工作组），但赵昌很清楚，只不过自己没有什么短处抓在贾大真手里。如果有问题叫贾大真抓住，就是贾大真的至爱亲朋也不会被轻易放过。此时，赵昌不明白贾大真同他谈这些话为了什么，只觉得没有好事，便推说：

“是啊，他找我借钱，我怎好不借。那只是一般往来。”“吴仲义这人的思想深处你了解吗？”贾大真又问。

赵昌从这句问话听出来，贾大真所要了解的事与自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心里便稍稍轻松一些，问题回答得也比较自如了：“您要问这个，我可以告诉您，我虽与他表面上不错，实际对他并不很了解。我俩在一起时，只谈些工作或生活上的事，他的想法和私事从不对我讲。有时他长吁短叹，我问他，他不肯说。弄长了，他再这样唉声叹气，我连问也不问了。”赵昌一方面想把贾大真的兴趣吸引到吴仲义身上，一方面有意说明自己与吴仲义从来不说知心话，好为否定一旦吴仲义揭发他那些酒后之言做铺垫。他防守得十分严密，如同一道无形的马其诺防线。

“他家的收音机有短波吗？”贾大真转了话题，问道。

“没有吧！恐怕连收音机也没有。”赵昌说。他虽然不明白贾大真问话的用意。但已明确地觉到这些问话的矛头不是针对自己。

“他写日记吗？”贾大真又问。

“那就不知道了。要是有也不会给我看呀！怎么，他怎么了？”赵昌开始反问。他懂得光回答别人的话，会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对人发问才会变得主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