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因缘”有两种：一种为某人所著，出版于上海紫罗兰书局；二登载于武汉之《时代日报》，作者未详。
此外，尚有杭州娄红薇所著之续二回《啼笑因缘》，某君所著《啼笑因缘》，曹痴公所著《啼笑因缘》，俞云牗所著之《啼笑因缘》。又有某报之小说《何丽娜》及《关秀姑宝卷》、《沈凤喜十叹唱本》等等。
《啼笑因缘弹词》则有四种：一为姚民哀作，二为戚饭牛作，三为陆澹安作，四为姚荫梅作。这么多的续作，够得上是眼花缭乱，令人目不暇接了。父亲对此抱无所谓态度，自己已经写完了，别人愿意怎么写就随别人怎么写吧。但是书商看见自己的生意被别人抢了，自然眼热，缠得父亲更紧。虽然那些形形色色的“啼笑因缘”，与原作无关。但是那些作者，连黄河都没去过，写出来的北京生活，自然牛头不对马嘴，笑话百出。而那些“反啼笑”，把意思来个大翻个，也使人不快，加之书商的软缠硬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出于爱国热情。“九一八”事变激起了父亲极大的义愤，于是他就又做了《啼笑因缘续集》，让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投身到抗日洪流中。这虽然是用心良苦的另起炉灶，但是对全书的结构和艺术性来说，还是不必续的。父亲多次对我们说，《啼笑因缘》是不应该续的，要想写抗日，可以另写一部小说。所以1954年再版《啼笑因缘》的时候，父亲就不同意出续集了。
在《啼笑因缘》掀起的旋风与狂热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不管是捧的还是骂的，似乎都看过《啼笑因缘》，而且一律都肯定父亲的文字功力与驾驭语言的能力。还有不管掀起了多么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也不管捧的、骂的、争论的多么激烈，父亲从来缄默其口，不作一声，不只是对《啼笑因缘》，对他所有的批评，都是如此，他认为打笔仗是最无聊的事，批评的对，你就改正，如果是恶意的中伤，你根本无需回答，当事人参加进去，是徒乱是非。父亲不说话，他也不允许我们替他说话。他对我们说：“事实胜于雄辩，只要书在就会说话。”最后他会非常超脱而幽默地补充一句：“不管是捧我的，还是骂我的，都是在为我做义务广告！”我们还说什么呢？我们服了！正是：“花如解语浑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