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论年老——人生自然的节奏.5

说幽默者每追源于亚里斯多德，以后柏拉图、康德之说皆与亚氏大体相符。这说就是周谷城先生（《论语》廿五期《论幽默》）所谓“预期的逆应”，就是在心情紧张之际，来一出人意外的下文，易其紧张为和缓，于是脑系得一快感，而发为笑。康德谓“笑是紧张的预期忽化归乌有时之情感”。无论郁剔及狭义的幽默，都是这样的。佛劳德在《郁剔与潜意识之关系》一书引一例甚好：

　　MNJHUY７６某穷人向其富友借二十五元。同日这位朋友遇见穷人在饭店吃一盘很贵的奶浆沙罗门鱼。朋友就上前责备他说：“你刚来跟我借钱，就跑来吃奶浆沙罗门鱼。这是你借钱的意思吗？”穷人回答说：“我不明白你的话。我没钱时不能吃奶浆沙罗门鱼，有钱时又不许吃奶浆沙罗门鱼。请问你，我何时才可以吃奶浆沙罗门鱼？”

那富友的发问是紧张之际，我们同情那穷人，以为他必受窘了，到了听穷人的答语，这紧张的局面遂变为轻松了。这是笑在神经作用上之解说。同时另有一说，也是与此说相符的，就是说，我们发笑时，总是看见旁人受窘或遇见不幸，或做出粗笨的事来，使我们觉得高他一等，所以笑。看人跌倒，自己却立稳，于是笑了。看人栖栖皇皇热衷名利，而自己却清闲超逸，于是也笑了。但是假如同作京官而看同级的人擢升高位，便只有眼红，而不会发笑；或者看他人被屋压倒而祸将及身，也只有惊惶，不会发笑。所以笑之发源，是看见生活上之某种失态而于己身无损，神经上得一种快感。常人每好读骂人的文章，就是这样道理。或是自述过去受窘的经过，旁人未有不发笑。然在被笑者，常是不快的，所以有所谓老羞成怒之变态。幽默愈泛指世人的，愈得各方之同情，因为在听者各以为未必是指他个人，或者果指他一阶级，他也未必就是这阶级中应被指摘之分子。例如《论语》骂京官，京官读了仍旧可以发笑，或者骂大学教授，“温故”讲义而四处“支薪”，大学教授也可以受之无愧，因不十分迫近本身也。所以两方争辩，愈涉及个人，如汪精卫与吴稚晖之对骂，愈不幽默，而易渗入酸辣成分；反之，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

在这由紧张达到和缓的转变，其中每有出人意外（即“逆应”）的成分。其陡转的工夫，或由于字义之双关（此系最皮毛之幽默，但也有双关得机警自然，实在佳妙的），有的是出于无赖态度（如上举穷人一例），有的是由于笑话中人的冥顽，有的是由于参透道理，看穿人情。大概此种陡转，出于慧心，如公孙大娘舞剑，如天外飞来峰，没有一定的套板。善诙谐者，自出机智。如Lloyd　George，一次在演讲，有女权运动家起立说，“你若是我的丈夫，我必定给你服毒。”氏对口应曰：“我若是你的丈夫，我定把毒吃下。”这种地方，只在人随机应变。无盐见齐宣王愿备后宫，实在有点无赖，也是一种幽默。然无赖或胡闹，易讨人厌。好的幽默，都是属于合情合理，其出人意外，在于言人所不敢言。世人好说合礼的假话，因循不以为怪，至一人阐发真理，将老实话说出，遂使全堂哗笑。这在佛劳德解释起来，是由于吾人神经每受压迫抑制（inhibition），一旦将此压迫取消，如马脱羁，自然心灵轻松美快，而发为笑声。因此幽默每易涉及猥亵，就是因为猥亵之谈有此放松抑制之作用。在相当环境，此种猥亵之谈是好的，是宜于精神健康。据我经验，大学教授、老成学者聚首谈心，未有不谈及性的经验的。所谓猥亵非礼，纯是社会上之风俗问题，在某处可谈，在某处不可谈。英国中等阶级社交上言辞之束缚，每比贵族阶级更甚。大概上等社会及下等社会都很自由的，只有读书的中等阶级最受限制。又法国所许的，在英国或者不许，英国所许的，中国人或者不许。时代也不同，英国十七世纪就有许多字面令人所不敢用的，莎士比亚时代也是如此。但现代人之心灵不定比莎士比亚时人清洁，性之运用反益加微妙了。在中国，如淳于髡答齐威王谓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问他既然一斗而醉，何以能饮一石？淳于髡谓在皇上侍侧一二斗便醉；若有男女杂坐，“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可八斗而醉”；及“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乐甚，可饮一石。”这段虽然不能算为猥亵，但可表示所谓取消神经抑制，及幽默滑稽每易流于猥亵之理。张敞为妻画眉，上诘之，答曰：夫妇之间，岂但画眉而已。亦可表示幽默，使人发笑，常在撇开禁忌，说两句合情合理之话而已。

这种说近情话的滑稽，有数例为证。德国名人Key－serBling编著《婚姻书》邀请各国名家撰论，并请萧伯纳作一文关于婚姻的意见。萧伯纳回信说：“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时，没有能老实说他关于婚姻的意见。”一语破的，比书中长篇大论精彩深长。Keyserling即将该句列入序文中。相传有人问道家长生之术，道士谓节欲无为，餐风宿露，戒绝珍肴，不近女人，可享千寿。其人曰，如此则千寿复有何益，不如夭折，亦是一句近情的话。西洋有一相类故事，谓某塾师好饮，饮必醉，因此没有生徒，潦倒困顿。有人好意规劝他说：“你的学问很好，只要你肯戒饮，一定可以收到许多生徒。你想对不对？”那塾师回答道：“我所以收生徒教书者，就是为要饮酒。不饮酒，我又何必收生徒呢？”

以上所举的例，可以阐明发笑之性质与来源，但是都属于机智的答辩，是归于郁剔滑稽一门的。在成篇的幽默文字，又不同了，虽然他使人发笑的原理相同。幽默小品，并非此种警句所合成的，不可强作，亦非能强作得来。现代西洋幽默小品极多，几乎每种普通杂志，要登一二篇幽默小品文。这种小品文，文字极清淡的，正如闲谈一样，有的专用土白俚语作时评，求其淡入人心，如Will　Rogers一派。有的与普通论文无别，或者专素描，如Stephen　Leacock。或者是长议论，谈人生，如G．K．Chesterton，或者是专宣传主义，如萧伯纳，大半笔调皆极轻快，以清新自然为主。其所以别于中国之游戏文字，就是幽默并非一味荒唐，既没有道学气味，也没有小丑气味，是庄谐并出，自自然然畅谈社会与人生，读之不觉其矫揉造作，故亦不厌。或者在正经处，比通常论文更正经，因其较少束缚，喜怒哀乐皆出之真情。总之西洋幽默文大体上就是小品文别出的一格。凡写此种幽默小品的人，于清淡之笔调之外，必先有独特之见解及人生之观察。因为幽默只是一种态度，一种人生观，在写惯幽默文的人，只成了一种格调，无论何种题目，有相当的心境，都可以落笔成趣了。这也是一句极平常的话，犹如说学诗，最要是登临山水，体会人情，培养性灵，而不是仅学押平仄，讲蜂腰鹤膝等末技的问题。

因此我们知道，是有相当的人生观，参透道理，说话近情的人，才会写出幽默作品。无论哪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其结果必有天下相率而为伪的生活与文章，也必多表面上激昂慷慨，内心上老朽霉腐，五分热诚，半世麻木，喜怒无常，多愁善病，神经过敏，歇斯的利，夸大狂，忧郁狂等心理变态。《论语》

若能叫武人政客少打欺伪的通电宣言，为功就不小了。

第三辑　我的工作

一、关于《翦拂集》

据说出文集是文人的韵事。在作者死后，朋友们替他搜集遗著以表示其爱好珍惜者且勿论，在作者生时刊行的，至少也应有悲欢交集的一种感慨，然而在于我却是如枯木似的，一点的蓬勃的气象也没有。我惟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热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气，显然与眼前的沉寂与由两年来所长进见识得来的冲淡的心境相反衬，益发看见我自己目前的麻木与顽硬。这自然有种种的原因。一是自己年龄的不是，只能怪时间与自己。一是环境使然，在这北伐业已完成，训政将要开始，天下确已太平之时，难免要使人感觉太平人的寂寞与悲哀。

在这太平的寂寞中，回想到两年前“革命政府”时代的北京，真使我们追忆往日青年勇气的壮毅及与政府演出惨剧的热闹。天安门前的大会，五光十色旗帜的飘扬，眉宇扬扬的男女学生的面目，西长安街揭竿抛瓦的巷战，哈达门大街赤足冒雨的游行，这是何等悲壮！国务院前哔剥的枪声，东四牌楼沿途的血迹，各医院的奔走舁尸，北大第三院的追悼大会，这是何等的激昂！其实，拿“三一八”屠杀而论，通共不过杀了四十八个青年，这在长了两年见识的我们，还值得大惊小怪吗？然而在当日，却老老实实不知堕了多少青年的眼泪，激动了多少青年的热血，使青年开过几次的追悼会，做过几对的挽联，及拟过多少纪念碑的计划。到如今，纪念碑一个没有成立，（除去燕大魏女士以外；刘和珍是没有的。）不但往日的热血与悲哀，愤慨与眼泪只剩些冷冰冰的纸上空文，甚至欲再观一个青年烈士追悼会而不可得。这种活泼有生气的青年团结大概是再看不到了。我们朋友当中做无名英雄的固然不少，而往日的学者与教授，正在效忠党国的也自颇不乏人。时代既无所用于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亦将随而消灭。这也是太平人所以感觉沉寂的原因。

有人以为这种沉寂的态度是青年的落拓，这话我不承认。我以为这只是青年人增进一点自卫的聪明。头颅一人只有一个，犯上作乱心志薄弱目无法纪等等罪名虽然无大关系，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以不必招的。至少我想如果必须一死，来为国牺牲，至少也想得一班亲友替我挥几点眼泪，但是这一点就不容易办到，在这个年头。所以从前那种勇气，反对名流的“读书救国”论，“莫谈国事”论，现在实在良心上不敢再有同样的主张。如果学生寄宿舍没有电灯，派代表去请校长装设，这些代表们必要遭校长的指为共产党徒，甚至开除。致于无书可读，则寄宿舍代表愚见亦大可以不必做，还是做年轻的顺民为是。校事尚如此，国事更可知了。这一点的见解是于“莘莘学子”实在有益的。

所以这书中的种种论调，只是一些不合时宜的隔日黄花，读者也尽可以隔日黄花视之，好在作者并无立说立言藏诸名山传诸其人的梦想。激烈理论是不便于任何政府的，在段祺瑞的“革命政府”提倡激烈理论是好的，但是在这革命已经成功的时代，热心于革命事业的元老已不乏人，若再提倡激烈理论，岂不是又与另一个“革命政府”以不便？这是革命前后时代理论上应有的不同。

然而我也颇感觉隔日黄花时代越远越有保存之必要，有时夹在书中，正是引起往日郊游感兴的好纪念品。愈在龌龊的城市中过活的人，愈会想念留恋野外春光明媚的风味。太平百姓越寂寞，越要追思往昔战乱时代的枪声。勇气是没有了，但是留恋还有半分。远客异地的人反要做起剪纸招魂无谓的举动；南下两年来，反使我感觉北京一切事物及或生或死的旧友的可爱。魂固然未必招得来，但在自己可得到相当的慰安，往日的悲哀与血泪，在今日看来都带一点渺远可爱的意味。所以我只把这些零乱粗糙的文字，当做往日涉足北京文坛撮来的软片。摄照的工艺实在粗糙的很，又未经照相专家照例应有的修改。不过所照的当日正人君子学者名流的影子实在多，而因为是偶尔随兴所暗摄的，正人君子又不曾刮脸修发正襟危坐来向我排八字脚，事后又未加以点缀修饰，所以正人君子的面孔看来仍旧逼肖而特别亲切。在当日是无何等意义的，时移境迁看来也就别有隽趣。虽然还是粗拙的很，却也索性粗拙为妙。这就是我所以收集保存他的理由。或者因为所照的学者名流，当日虽是布衣，现在都居荣官显职，将来一定还要飞黄腾越，因而间接增加这些他们布衣时代的遗影的价值，也是意中事吧？吾文集之无聊，于此已可想见。

二、关于《大荒集》

因为想把这五六年来的零篇文字集成一书，便为保存，所以想起集名。向来中国人的文集取名，都很雅致，如同书斋的取名一样，可以耐人寻味。因此想到已出的《翦拂集》，而以为此集命名，应该与上集集名意义稍微联贯，才有意思。最初想到“草泽集”、“梁山集”，都觉得不当。因而想到《大荒集》这名词，因为含意捉摸不定，不知如何解法，或是有许多解法，所以觉得很好。由草泽而逃入大荒中，大荒过后，是怎样个山水景物，无从知道，但是好就在无人知道，就这样走，走，走吧。

不过有一点，大荒旅行者与深林遁世者不同。遁世实在太清高了，其文逸，其诗仙，含有不吃人间烟火意味，而我尚未能。也许戈壁荒漠过去，就是深林，与木石交，与鹿豕游，那末下一次文集便须以“深林集”或“鹿豕集”名，但也许过去正是新都的十字街头，也是可能的。总而言之，在荒野中的人尚不知道。

在大荒中孤游的人，也有特种意味，似乎是近于孤傲，但也不一定。我想只是性喜孤游乐此不疲罢了。其佳趣在于我走我的路，一日或二三里或百里，无人干涉，不用计较，莫须商量。或是观草虫，察秋毫，或是看鸟迹，观天象，都听我自由。我行吾素，其中自有乐趣。而且在这种寂寞的孤游中，是容易认识自己及认识宇宙与人生的。有时一人的转变，就是在寂寞中思索出来，或患大病，或中途中暑，三日不省人事，或赴荒野，耶稣、保罗、卢梭……前例俱在。

吾生平读书绝少，无论中外文学，都是这样。因为不阿世好，所以也不赶看时行所尚的书。但是有时偶然得一好书，或发现一新作者，则欢喜无量，再读三读而获益无穷。这就是孤游者之快乐。但是我相信，凡读书的人都应如此，必须得力于一家，不可泛览，以致博学而无所成名。曾子高于子夏，就在这一点。读书应取其性情相近者而精读之，才容易于见解思想上有所启发，如此时久日渐，自然也可有成就。常人学与思，总是学占大部分而思少，就是因为所学是趋时之学，不一定与自己思想能发生关系。要多思不如少学，才不会精神浪费，但要如此，又非取孤游办法不可。栖栖皇皇，汲汲成名，人云亦云，是不足取的。我想从容的，慢慢的，如野游般沿路读来才好。像Samuel　Butler那样孤芳自赏的作家，是我所佩服的。

有人出书，是因为偶然先想到一个书名，觉得太好了，非出不可，然后去做书。有人是先做好了书，才想起书名，甚至屡次易名，如同家中的宁馨儿，先生出来，再给取名，却因为宠爱，连起三四个绰号，随生随灭，听其自然，但也不觉得重复。名之来源，常人都不知道，有时做父母的也不知道。大半总是偶然呼出，觉得顺口，音韵好听，而有什么极小事故的关系。《大荒集》，是先想出书名，属于第一类的。今晨因想到这书名，觉得音韵甚好，义也可取，所以也把一时感想写成一篇序。序既写好，又感觉不得不赶紧搜罗旧作，编集起来，待看能合书名否？

这只能算是序书名，并非序书。至于书之内容皆系革命以后之作品。但料想已无《翦佛集》之坦白了。而且并非包括我革命以后的最好作品。最好的还是我游欧一年与我的小孩的通信，而那些通信的最好部分，并不是我写的。

三、我办《论语》①

①原题为《方巾气之研究》。

在我创办《论语》之时，我就认定方巾气道学气是幽默之魔敌。倒不是因为道学文章能抵制幽默文学，乃因道学环境及对幽默之不了解，必影响于幽默家之写作，使执笔时，似有人在背后怒目偷觑，这样是不宜于幽默写作的。惟有保持得住一点天真，有点傲慢，不顾此种阴森冷猪肉气者，才写得出一点幽默。这种方巾气的影响，在《论语》之投稿及批评者，都看得出来。在批评方面，近来新旧卫道派颇一致，方巾气越来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学，或杭哟杭哟文学，皆在鄙视之列。今天有人虽写白话，实则在潜意识上中道学之毒甚深，动辄任何小事，必以“救国”、“亡国”挂在头上，于是用国货牙刷也是救国，卖香水也是救国，弄得人家一举一动打一个嚏也不得安闲。有人留学，学习化学工程，明明是学制香水，炼牛皮，却非说是实业救国不可。其实都是自幼作文说惯了“今夫天下”、“世道人心”这些名词还在潜意识中作祟吧。所以这班人，名词虽新，态度却旧，实非西方文化产儿，与政客官僚一样。他们是不配批评要人“今夫天下”的通电的。西洋人讨论女子服装，亦只认为审美上问题，到中国便成了伦理世道什么夷夏问题。西人看见日蚀，也只当作历象研究，一到中国，也变成有关天下治乱的灾异了。西方也有人像李格，身为大学教授，却因天性所近，好写一些幽默小品，挖苦照相家替人排头扭颈，作家读者也没想到“文学正宗”“国家兴亡”上面去。然而幽默文学，却因此发达。假如中国人如作一篇《吃莲花的》，便有人责问，你写这些有何关于世道人心，有何益于中国文化？这不是桐城妖孽还在作祟是什么？因此一着，写作的人，也无意中受此辈之压迫，拿起笔来，必以讽世自命，于是纯粹的幽默乃为热烈甚至酸腐的讽刺所笼罩下去。

办幽默刊物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办一幽默刊物而已，何必大惊小怪？原来在国外各种正经大刊物之内，仍容得下几种幽默刊物。但一到中国，便不然了。一家幽默，家家幽默，必须“风行一时”，人人效颦。由于誉幽默者以世道誉之，毁幽默者，亦以世道毁之。这正如一个乳臭未干专攻文学三年的洋博士回到中国被人捧为文学专家一样的有苦难言，哭笑不得。其实我林语堂并无野心，只因生性所近，素恶《东方杂志》长篇阔论，又好杂沓乱谈，此种文章既无处发表，只好自办一个。幸而有人出版，有人购读，就一直胡闹下去。充其量，也不过在国中已有各种严肃大杂志之外，加一种不甚严肃之小刊物，调剂调剂空气而已。原未尝存心打倒严肃杂志，亦未尝强普天下人皆写幽默文。现在批评起来，又是什么我在教中国或亡中国了。

《人间世》出版与《论语》出版一样。因为没人做，所以我来做。我不好落人窠臼，如已有人做了，我便万不肯做。以前研究汉字索引，编英文教科书，近来研究打字机，也都是看别人不做，或做不好，故自出机杼兴趣勃然去做而已。此外还有什么理由？现在明明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罪名。夫文学之中，品类多矣。吾提倡小品，他人尽可提倡大品；我办刊物来登如在《自由谈》天天刊登而不便收存之随感，他人尽管办一刊物专登短篇小说，我能禁止他吗？倘使明日我看见国中没有专登侦探小说刊物，来办一个，又必有人以为我有以奉侦探小说为文学“正宗”之野心了。这才是真正国货的笼统思想。此种批评，谓之方巾气的批评。以前名流学者，没人敢办幽默刊物，就是方巾气作祟，脱不下名流学者架子，所以逼得我来办了。

今日“大野”君在《自由谈》（《申报》副刊）劝我“欲行大道，勿由小径，勿以大海内于牛迹，勿以日光等于萤火”。应先提倡西洋文化后提倡小品。提倡西洋文化，我是赞成的。但是西洋文化极复杂，方面极多，“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有点笼统，我们应该随性所近分工合作去介绍提倡吧。幽默是西方文化之一部，西洋近代散文之技巧，亦系西方文学之一部。文学之外，尚有哲学、经济、社会，我没有办法，你们去提倡吧。现代文化生活是极丰富的。倘使我提倡幽默，提倡小品，而竟出意外，提倡有效，又竟出意外，在中国哼哼唧唧派及杭哟杭哟派之文学外，又加一幽默派、小品派，而间接增加中国文学内容体裁或格调上之丰富，甚至增加中国人心灵生活上之丰富，使接近西方文化，虽然自身不免诧异，如洋博士被人认为西洋文学专家一样，也可听天由命去吧。近有感想，因见上海弄堂屋宇比接，隔帘花影，每每动人，想起美国有自动油布窗幔，一拉即下，一拉即上，至此无人“提倡”“介绍”，也颇思“提倡”一下。倘得方巾气的批评家不加我以“提倡油布窗幔救国”罪名，则幸甚矣。

在反对方巾气文中，我偏要说一句方巾气的话。倘是我能减少一点国中的方巾气，而叫国人取一种比较自然活泼的人生观，也就在介绍西洋文化工作中，尽一点点国民义务。这句话也是我自幼念惯“今夫天下”之遗迹。我生活之严肃人家才会诧异哩。

因为西方现代文化是有自然活泼的人生观，是经过十九世纪浪漫潮流解放过，所以现代西洋文化是比较容忍比较近情的。我倒认为这是西方民族精神健全之征象。在中国新文化虽经提倡，却未经过几十年浪漫潮流之陶炼，人之心灵仍是苦闷，人之思想仍是干燥。一有危艰，大家轰轰然一阵花炮，五分钟后就如昙花一现而消灭。因为人之心灵根本不健全，乐与苦之间失了调剂。叫苦固然看来比嬉笑或闲适认真爱国，无奈叫苦了喉干舌燥。这一股气既然接不上去，叫苦之后就是沈寂，宛如小孩哭后，想睡眠。虽然偶然在沈寂中哼唧一两声，也是病榻呻吟，酸腐颓丧，疲靡之音。现在文学中好像就没听见声音宏亮的喊声，只有躲在黑地放几根冷箭罢了。但人之心理，总是自以为是，所以有吮痈之癖。自己萎弱，恶人健全；自己恶动，忌人活泼；自己饮水，嫉人喝茶；自己呻吟，恨人笑声，总是心地欠宽大所致。二千年来方巾气仍旧把二十世纪的白话文人压得不能喘气，结果文学上也只听见嗡嗡而已。

所谓西洋自然活泼的人生观，可举新例说明。譬如游玩是自然的，以前儒塾就禁止小孩游玩，近来教育观念解放了，近乎自然了，于是不但不禁止游玩，并且在幼稚园、小学、中学利用游玩养儿童的德性。西洋夫妇卿卿我我，携手同游，也不过承认男女之乐为人类所应有，不必矫饰，于是慨然携手同行于街上，忝不为怪，由中国人看来，也只能暗羡洋鬼子会享艳福。一旦中国人也男女解放起来，却认为不可，说是伤风败俗。看见西人男女裸身海浴水戏，虽然也会羡慕，但是看见中国男女裸身海浴，必登时骂其为世风不古。西洋女子服装尽管妖艳，西洋现代的批评，却没见有人说她们是有伤风化，因为他们已有浪漫派容忍观点。然在中国看见西洋女子之妖装艳服，虽然佩服，看见中国女子一样服装，便要骂其为摩登。西洋舞台跳舞，如草裙舞，妖邪比中国何只百倍，但是未闻西方思想家抨击，而实际上西人也并未因看草裙舞而遂忘了爱国。中国人却不能容忍草裙舞，板起道学面孔，詈为人心大变天下大乱之征。然而中国人并不因生活之严肃而道德高尚，国家富强起来。全国布满了一种阴森发霉虚伪迂腐之气而已。所以这种方巾气的批评家虽自己受压迫而哼几声，唾骂“文化统一”，哀怨“新闻检查”，自己一旦做起新闻检查员来，才会压迫人家得利害。我看见女儿见两只臭虫在床板上争辩，甲骂乙“你是臭虫”！乙也回骂甲“你是臭虫”！我却躲在旁边胡卢大笑。

因为心灵根本不健全，生活上少了向上的勇气，所以方巾气的批评，也只善摧残。对提倡西方自然活泼的人生观，也只能诋毁，不能建树。对《论语》批评曰“中国无幽默”。中国若早有幽默，何必办《论语》来提倡？在旁边喊“中国无幽默”并不会使幽默的根芽逐渐发扬光大。况且《论语》即使没有幽默的成功作品，却至少改过国人对于幽默的态度，除非初出茅庐小子，还在注意宇宙及救国“大道”，都对于幽默加一层的认识，只有一些一知半解似通非通的人，还未能接受西方文化对幽默的态度。这种消极摧残的批评，名为提倡西方文化实是障碍西方文化，而且自身就不会有结实的成绩。《人间世》出版，动起杭哟杭哟派的方巾气，七手八脚，乱吹乱擂，却丝毫没有打动了《人间世》。连一篇像样的对《人间世》的内容及编法的批评，足供我虚心采择的也没有。例如我自己认为第一期谈花树春光游记文字太多不满之处，就没有人指出。总而言之，没有一篇我认为够得上批评《人间世》的文字。只有胡鲁一篇攻击周作人诗，是批评内容，但也就浅薄得可笑，只攻击私人而已。《人间世》之错何在，吾知之矣。用仿宋字太古雅。这在方巾气的批评家，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案。

四、《论语》三周年

在三年前此日，《论语》呱呱坠地，可是其呱呱是笑声，不是哭声，虽然他是法文所谓enfant　terrible（好在人前说毫无顾忌的老实话的小孩），但是一则因他天真，本无恶意，也与人不怀宿怨，二则他可哄人笑，三则大人长者实在终日拘束的甚是无聊，一旦有一小孩直指客人鼻上一只苍蝇，须上一粒饭粒，心里顿觉一阵凉爽，所以也就任他去了。说放肆也有时有点放肆，若不是长者宽厚为怀，早就打他一下嘴巴，以后他也就慢慢不敢放肆，专学说些客套去了。可是这小孩，虽好嘻嘻哈哈终日，究非不上进的村童可比，也颇自知自好，客人须上有一粒饭粒，他必要指出，但叫他怎样无理取闹，或者口吻粗鄙，骂人王八，他也不来的。因此上下都爱他，偶有不顺，也只说他淘气，笑笑完事，而他人所不许说的话，他许说了，别个小孩不敢出口的话，他也敢说了，兜的全家上下团团转，有时大人谈话无味，反要喊小孩出来说：“你说说笑话给我们听吧！”

因此《论语》居然度过三岁了。其实也是现代与往日不同了。若在往日，小孩在人前淘气，或在学堂玩笑，都要挨鞭杖，即使学生在课室看见一只蝴蝶，喝声好看，都要遭先生白眼一下。现在可就不同了。你看学堂还给球教学生踢，若有小孩喜欢看蝴蝶，教师也趁机会，说说毛虫化蝶的道理给他听。教科书还有画图给学生看。这样一来，念书可就快活的多了，不似以前子曰诗云叫人坐冷板凳。因此学生身体也强健起来，精神也活泼了。现在读书人会跑，会跳，也会游泳，也会踢球，比以前读书人的身体就大大不同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小孩生下来，本有一股天真活泼之生气，学生中你敲我一背，我拧你一下，都不是坏根性，也是无害于读书上进的。大概小孩愈聪明，愈活泼，愈淘气，倒是那些终日静坐循规蹈矩的小孩，本来元气不足，将来长大更加无用。所以聪明的教师看见某生淘气，心里早就想到自己童年也是在学堂捣鬼者之一，口头虽然不得不喝他一声，心里却甚怜爱，明白这个小孩将来非同小可。因为他书的确念得好，所以有时虽然在课室和同学捣鬼，也装做不见，由他去了。若是他真不念书，一味顽皮，那就不同。苟能知上进，闲时淘汽吵架，倒不能算为坏根器，是合乎自然。你想这种教学心理，不是比以前进步吗？所以《论语》也安然淘了三年气。

我们眼看这小孩做三岁生日，想想倒也不容易。别的小孩有的出痧，有的惊风死了。他还是一个圆脸蛋，终日嘻嘻哈哈兜着人笑。本来三岁上下的孩子，最易患病，最多波折，有时好好的小孩，不知怎的，会无疾而终，我想《论语》所以今日无恙，还是靠他平日有说有笑，能吃能玩的充实元气吧。现在他算长大了，虽然未多见世面，但是也不能让他放肆无礼，大人跟前说话，也应顾忌一点，不过也不应常吆喝他，管教太严；千万不可使他失了活泼天真，慢慢的沉闷，慢慢的虚伪，不敢再说说笑笑，将来闷成一个无名病出来，那可不是玩的。

五、关于《人间世》①

①原题为《关于本刊》。

凡创作的理想，必经过相当的试验、误会、坚持，然后成功。本刊出版以来，经各方投稿者的赞助，始有今日，近来外稿越来越多而越好，更能接近原来的理想。但是在本人仍认为心中想要实现的理想杂志尚未实现，其能实现与否须靠撰稿人帮忙，所以把这一点意思写下如左。

本刊宗旨在提倡小品文笔调，即娓语式笔调，亦曰个人笔调，闲适笔调，即西洋之Familiar　Style，而范围却非如古之所谓小品。要点在扩充此娓语笔调之用途，使谈情说理叙事纪实皆足以当之。其目标仍是使人“开卷有益，掩卷有味”八个大字。

要达到这八个大字的目标，非走上西洋杂志之路不可。西洋杂志好的就是叫人开卷有益，掩卷有味。中国的杂志文字，轻者过轻，重者过重，内容有益便无味，有味便无益。如某杂志一翻开目录，就是××之鸟瞰，××之展望，××之检讨，××之动向，老实说，谁会去读这些文章，故曰有益而无味。如小品之风也月也雪也金鱼也，味倒有矣，而益则无，虽可读，却非不可不读，读了也毫无所得，故曰有味而无益。然在西洋杂志却常见既有味又有益的作品，增加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灵机，非但可读，并且不可不读。我尝给他分析一下，得以下结果：

（一）意见比中国自由。因用了个人笔调，篇篇是有独见，得自经验，出自胸襟的话，或牧师叙述为何不叫他的儿子做牧师，教科书书局编辑揭教科书之黑幕，某人赞成纳妾，某人反对蜜月旅行，大家自由的，大胆的，发挥下去，这是有价值的文学，也即是诚实的文学。中国所以如此大家依样画葫芦，因为中国人善骂，怕骂便不能说出心中的话，而结果流为白茅千里世界。口未开已先知其卫道，笔未下已可断其投机。故必有人敢挨骂，吊诡谲奇，才能打破这个伪道学的局面。《论语》曾经有过两篇大胆的文章，一是洋人写的《开房间》，一是女子写的《一月一次的刑罚》，便是此种大胆的文字，也是诚实的文字。

（二）文字比中国通俗。西洋杂志撰文者，并不把文字看成宝贝，就是用笔说话而已，而且因为西洋杂志是要给家家户户妇人小子看的，他们已经演成极通俗的杂志文体，叫人人看得下去。

（三）作者比中国普遍。中国文字成为一种阶级的专利，报上投稿者，都是靠笔吃饭的人。这些人三成是书呆子，七成是未曾好好读书的。我自己二者兼而有之，我们这般人谈天说地有什么价值？叫我写一篇蕃薯种法我是写不来的。因为你也是文人，我也是文人，说来说去还是我们的玩意儿，看谁书袋掉的利害，笔锋练的尖利，谁便是高手，但是这种文字有什么价值？西洋人没有这样尊重文学，所以杂志投稿的人，也各种各式的人都有。有卖汽车的教人买旧汽车的秘诀，有救火队长叙述救火的内行话，我读了也有味也有益。中国教科书的黑幕，有书局老板敢写出来吗？中国银行界怎样靠公债维持，写来岂非有味而又有益的文章，但是银行经理，他肯执笔吗？交易所伙计他敢执笔吗？上海爱多亚路宝成里之夜生活，小瘪三鸦片鬼不乏能文之人，他们肯特写出来吗？中国纳妾者，离婚者多多少少，他们肯赤条条把他们实情实理讲出来吗？再浅一点，男女同学是好是坏，此中不乏问题，为何没人肯来反对或辩护，或叙述他或她的经验？更浅一点，结婚男女第一年经验如何，谁肯老实写来？再高一点，考试院成立以来所干何事，有人能系统的记载及说明其苦衷吗？这些都可代表西洋杂志的文章题目。可见中国杂志是死的，西洋杂志是活的。西洋杂志是反映社会，批评社会，推进人生，改良人生的，读了必然增加智识，增加生趣。中国杂志是文人在亭子间制造出来的玩意，是读书人互相慰藉无聊的消遣品而已。

本刊为要打开此一条路，拟先将二种想法开始做去。（一）提倡“特写”。特写是西洋杂志所谓Features。特写之特征是材料须直接由现实社会去调查搜寻，然后组织成篇，或加以批评意见。西洋记者都受过这种训练，要攒入社会中去访察材料，不容你随便拿起笔来，抄抄书乱放屁。从前美国记者Agnes　Smedley住上海，这位美国姑娘才利害哩！她不会说中国话，但是不到几个月，已写成上海工厂生活之大文，竟有许多我们都还不知道的事实。她就是跑，她不轻视外勤工作。所以她的材料是活的。文笔好见解好的人，写出来自然好，因为他能抓到重要问题，而不失于琐碎，又能运用轻松笔调，写来叫人喜欢。譬如西洋Arthur　Ransome，Walter　Duran－ty便是此类有学问有思想的上乘记者，他们的文章声价非常之高。本刊登过的《王德林》、《牙行》、《马来人》及《斗行》诸篇便属于特写性质。随举一二题目，如《古北口之战》、《我入关的经验》、《今日之青岛》、《易培基之行踪》、《一来年之江民声》便是，只要大家有好脚腿，肯跑，便有文章可做。

（二）辟“西洋杂志文”一栏。从下期起，取消“译丛”，而添此栏，每期四五千字。宗旨：（A）叫许多不懂洋文的人也可看到西洋杂志文，（B）叫人看西洋杂志文之体裁笔调及材料是怎样个样式。我们不管文学不文学，此栏并不要介绍西洋文学，只是叫人见识见识西洋杂志是怎样有益而且有味与社会人生有关之文字。要想投稿的也可以来。

话虽这样说，非破除文人阶级，等到中国的银行经理、救火队长、教育行政官、书局老板、流氓瘪三、狱卒监犯都肯撰稿，我这理想终久不会实现。今日杂志文一大毛病就是：文人笔力太好而脚腿太坏。

六、关于《吾国与吾民》

亢德来函叫我写一篇《我怎样写〈吾国与吾民〉》。但最近我正在写我的第二部书《生活的艺术》，赶本月底完稿，每日三千字一段，自九时半至十二时半坐在书斋工作，像机器一样，不容少许停顿或出岔，此刻书记在忙着抄改，只好偷闲写一点点，我想拉杂报告一点关于这两本书的消息。

《吾国与吾民》著于民国廿三年春夏秋三季，一部分是在庐山避暑山居时写的。通共约十个月。那时又是《人间世》最热闹时期，兼办《论语》，所以可算是忙里偷闲的工作。自“有闲阶级”之口号发生，“忙闲”二字常在我脑中盘旋。什么是忙，什么是闲，越想越糊涂。忙者未必有功于世，鸡鸣而起孳孳为利是也；闲者未必是新名教罪人，删诗讲《易》作《春秋》之某翁是也。现在物质主义侵入中国，大概若非谈出口入口通货膨胀之徒，便不足齿于忙人之列。我即异于是。张山来说得好：“能忙人之所闲者，始能闲人之所忙。”皮鞋用机器制造，产量才大，才叫做忙，叫做摩登，由皮匠手制的，而三日甚至六七日做成一双，产量便小，便是闲，便是封建。无奈好皮鞋都是手制而不是机器造的。凡是艺术，都是心手俱闲时慢慢产生出来的。六七日做双皮鞋，才做出好皮鞋，而皮鞋始成艺术。甚矣乎，新旧时代精神之相反也。在我看来，打个入厂时刻卡片按时入厂之厂工，未必便文明到怎样，而在家里慢慢一针一针做去的皮匠，未必便野蛮到怎样——如果在生活的艺术标准上衡量起来。皮匠如何一针一针钉去，本不该我事，我的意思不过说我的著书也是在青山白云芒鞋竹杖影中写出来的，也是心手俱闲时一段一段一章一章写出来的。我只知道像皮匠这样一针一针钉下去，其为功为罪，为革命为反革命，皆可勿论。

这样讲离题似远而实近。我不能按图索骥分甲乙丙丁讲下去，因为半小时内就得再起稿写书。我忙人也，忙人只好用闲适笔调优游自在用野老谈天方法做文章，不然便急死了。横竖还有十五分钟，何妨瞎谈一下。《吾国与吾民》已将出第十一版，此十一版系修订而加插图的，尺寸略加大。初版错误都已改正。插图用照相，共十六页。德文法文挪威文译本早已出版，还有几种尚未出版。中文译本已请友人在翻译中，不久即可在本社出版。

现在写的讲生活之艺术，名为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起初我无意写此书，而拟翻译五六本中国中篇名著，如《浮生六记》、《老残游记二集》、《影梅庵忆语》、《秋镫琐忆》，足以代表中国生活艺术及文化精神专书，加点张山来的《幽梦影》格言，曾国藩、郑板桥的“家书”，李易安的《金石录后序》等。（见辛报说我译《浮生六记》“全本”上王均卿之当，实则此全本出版我曾在《人间世》为文辨伪。）然书局老板意见，作《生活的艺术》在先，译名著在后。因为中国人之生活艺术久为西方人所见称，而向无专书，苦不知内容，到底中国人如何艺术法子，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如何玩水，如何看云，如何鉴石，如何养花、蓄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夫雪可赏，雨可听，风可吟，月可弄，山可观，水可玩，云可看，石可鉴，本来是最令西人听来如醉如痴之题目。《吾国与吾民》出，所言非此点，而大部分人注目到短短的讲饮食园艺的《人生的艺术》末章上去，而很多美国女人据说是已奉此书为生活之法则。实在因赏花弄月之外，有中国诗人旷怀达观高逸退隐陶情遣兴涤烦消愁之人生哲学在焉。此正足于美国赶忙人对症下药。因有许多读者欲观此中底奥及一般吟风弄月与夫家庭享乐之方法，所以书局劝我先写此书。不说老庄，而老庄之精神在焉，不谈孔孟，而孔孟之面目存焉。这是我写此书之发端。

三月初动手，写了二百六十页，忽然于五月初一夜在床上作起序来，乃觉今是昨非，将前稿尽行毁去。因原来以为全书须冠以西方现代物质文化之批评，而越讲越深，又多论辩，至使手稿文调全非。自五月三日起乃重新编起，至七月底全书七百页，所以在这三月里如文王囚在羑里一般，一步也走不开。然而并不叫苦，反如受军事训练，一切纪律化、整齐化、严肃化。要在早睡早起，夜眠必足，眠足则翌晨坐在明窗净几，一面抽烟，一面饮茗，清风徐来，鼻子里嗅嗅两下，胸部轩动，精神焕发，文章由口中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念出，叫书记打出初稿，倒也是一种快乐。夜眠不足，文章便吐不出来。《吾国与吾民》是在打字机上自己打出的，而这书是口述而由人笔记的。平常也无甚腹稿，只要烟好茶好心情好，便可为文。

在纽约如何讲品茗供花等等题目呢？原来我带来不少此类书。陈眉公《宝颜堂秘笈》，王均卿《说库》，开明圣经纸五册《廿五史》全部运来，又有《文致》《苏长公小品》《苏长公外纪》《和陶合笺》《群芳清玩》《小窗幽记》《幽梦影》以至燕儿蝶儿匡儿图我都带来，只忘记带《欣赏篇》《说郛》《樵歌》《寒山诗集》，至悔。哥伦比亚中文图书馆丛书备得不少，但我懒得出门，至今未去查过。屠隆《冥寥子游》给我全部译出列入书中了。我最快活的是集中国咏命遣怀一类诗四十余首，其达观味道实与Omar　Khayyam相等，如白居易对酒诗“昨日低眉问疾来，今朝抆泪吊人回”“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及“不开口笑是痴人”之句，与Omar何别？觉隐诗“一脉青山景色幽，前人田产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又有收人在后头”，何尝不警悟？李密庵《半半歌》何尝不冲淡？东坡《述怀行香子》词何尝不高逸？《骷髅赞》何尝不悲壮？……这样把乐天、东坡、石田、子畏……等等诗人请来欢聚一堂，唱和酬咏，倒也可以凑成代表中国诗人人生哲学的“人生曲”，名为The　Hu－man　SymphoBny，又名为A　Chinese　Fantasia。话不多谈了，已写过时候，可见《宇宙风》文本月不该写的，后悔无及。

七、关于《生活的艺术》

这是一篇私人的证言，是一篇关于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经验的证言。我不想在客观的立场上发表意见，也不想建立甚么不朽的真理。老实说，我颇看不起客观的哲学；我只想表现个人的观点。我很想把这本书题名为“抒情哲学”，用“抒情”一词去代表一种极端私人和个人的观念。然而，这个书名太美了，我非放弃它不可，因为我恐怕把目标定得太高，因而使读者期望太大，同时也因为我的思想的主要成分是实事求是的散文，这个水平线是比较容易维持的，因为比较自然。让我低低地躺着，紧贴着土壤，和草根地亲近着，我便会觉得十分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在沙土里舒服地蠕动着，觉得快活。有时当一个人沉醉在这土地上时，他的神灵似乎那么轻飘，使他以为是在天堂。可是事实上他不过是站在地上的六尺之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