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活水井

每当我写信的时候，小星就经常故意在我的面前高声歌唱："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

一、宁萱的信

廷生：

读了你的信，我心里很难受。我的眼泪模糊了你的字迹。

我想起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父辈，想起他们所经历的悲剧。不管他们出身如何、地位如何，他们一生都没有得到最起码的幸福。

两位爷爷用生命来承受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所遭受的人为的厄运。他们是千千万万蚂蚁中的两只，来自土地，也归于土地。

他们都属于"非正常死亡"。他们的人生轨迹突然之间像一个休止符一样终止了。很多时候，死亡的降临是蛮横的，死神不会征询你的同意，你想躲也躲不开，它粗暴地打断你的生活。它的出现，让所有人都深切地体认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助。

其实，无论是我那自杀的爷爷，还是你那病逝的爷爷，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并不是心甘情愿或者心满意足的。他们的离开，也并不表示他们不再爱这个冷酷的世界。

你在信中将我爷爷的死与王国维类比，我觉得与之更为相似的倒是老舍之死。他们都是纯朴的知识分子，又都是在相似的时间段里，选择相同的方式离开人世--投湖自尽。我想，毫无疑问，他们有过相似的心灵的挣扎和最后的决断。

学者黄子平曾经在《千古艰难唯一死》一文中，探讨了像老舍这样的文人为什么会选择自杀。他搜集了"文革"以后许多人对老舍自杀行为的解释和阐述，他一层一层地深入，一直深入到那"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活着，还是死去"，真的是哈姆雷特和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千古难题啊。

选择死去，首先的原因是：士可杀而不可辱。

汪曾祺有一篇《八月骄阳》的短篇，以一些旁观者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老舍之死。人们看到，"那个人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最后，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老舍死后，几个老北京在一起聊天。

张百顺问："这市文联主席够个什么爵位？"

"要在前清，这相当个翰林院大学士。"

"那干吗要走这条路呢？忍过一阵肚子疼！这秋老虎虽毒，它不也有凉快的时候？"

顾止庵环顾左右，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士可杀，不可辱'啊。"

王利发说："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这就是一群老百姓的理解，看似不着边际，实际上切中肯綮。

是的，再毒的红太阳，也有落山的时候啊。但是，有的耻辱是无法忍受的。而死亡是耻辱者唯一的抗争手段。

其次，让这些毅然赴死的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糟踏中国文化？

当爷爷的蝴蝶标本被毁坏的时候，当更多的知识分子的书籍被焚烧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死，还等什么？

苏叔阳有一篇《老舍之死》的文章，其中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老舍为什么选择太平湖呢？他一定经过深思熟虑--究竟死在哪里合适？他的选择是不是出于那家族血缘、眷恋故土的强烈感情？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写到，主人公祁天佑被日本兵打了一巴掌以后，"现在，他挨了打，他什么都不是了，而只是那么立着的一块肉。"没有想到，最后作家自己也亲身体验到这样的屈辱。

所以，他像祁天佑一样，不能等待、不能苟活了。

他向死而生。

第三，作为后人，我们可以继续这样的追问：死，可是要理由的么？

陈村写过一篇题目就叫《死》的文章，谈的是傅雷之死。他写道："在动乱岁月中，我们说到你，说到你的死和众多的死，说到苟活的我们和我们不堪的苟活。"傅雷活在东方的恬淡与西方的浪漫激情之中，活得忧郁、焦躁、柔情又不乏率直。我们从他那纵横交错的手纹中，认出困顿的童年，认出甜美的爱情，认出勤勉与正值、压抑与愤懑，更认出不谙世故与洁身自好，他"不是不屑，却是不能"。

我们永远也无法还原前人的心灵状态。然而，我们总有一天会意识到：前人做出抉择时候的理由，也将是我们的理由。

第四，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并没有死去。

德?普鲁斯说："幸存是一种特殊的经历，幸存的价值已远远超出幸存者的个人经验之外。"那么，抗争同样是一种特殊的经历、一种特殊的价值。

抗争的那一短暂瞬间，激活了历史的记忆；抗争的那一短暂瞬间，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最近，陈徒手写了一本名叫《人有病天知否》的书，副题叫《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其中，专门有一章《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剥茧抽丝般地透视了老舍晚年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状况。这篇纪实性的文字写得抑扬顿挫、一咏三叹。

以老舍的敏感和智慧，早就预料到了厄运的降临。老作家林斤澜曾经透露说，"文革"前夕，老舍几次跟文联机关的人讲，七十岁以后我就退休，闭门不出。你们不要弄我了。老舍还时常提到，年轻时有人劝他不要干文学，干了没有好下场。他半是玩笑半是悔意地说，后悔没有听进这话。

陈徒手在文章的结尾写道："《茶馆》后面的故事依次展开，却以剧作者、导演、演员的悲惨遭遇演绎中国社会地变迁，舞台背后的一幕幕场景比剧作本身更真实、更残酷、更无情。老舍以他的沉湖为作品作了一次无言的讲解，把解不开的思想疙瘩不情愿地留给后世。"

所以，等到"文革"一结束，《茶馆》剧组的人们一下子似乎重新读活了《茶馆》，读懂了老舍。

但他们又惶然表示：不能全懂。

是的，老舍的死，绝不能只怪罪于那几十个抡着皮带打人的红卫兵们！

日本作家开高健以老舍之死为题材，写了一篇题为《玉碎》的小说。文学评论家刘再复感慨说："玉碎，这个意象在我胸中滚动了三十年。我的故国的杰出人物一个一个惨死，不是死于战争，而是死于没有硝烟的另一种暴力，权力的暴力和语言的暴力。……玉的碎片炸开了。碎片直刺我的心肺。我已心疼很久了，此刻还在心疼。"

玉碎，一个多么轻描淡写又多么惊心动魄的意象啊--玉碎，就是一个个善良的生命的消逝，再也没有办法复原。

对于爷爷们来说，对于老舍和傅雷们来说，死亡不是他们生命的休止符，他们为理想和美善付出的种种努力，必将在后人心灵的旱地犁成良田，为我们这些后代留下佳美的脚踪。

他们失败的地方，也正是我们胜利的起点。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想：假如我们遭遇到他们的命运，我们能不能做得跟他们一样好，甚至做得比他们还要好？我们是被厄运所压垮、所击溃，还是始终昂首面对打击、微笑面对厄运？

我在西藏的时候，一位高僧曾经给我讲述藏传佛教中的《生死书》。这本神秘的经典，记载了许多个世纪以前西藏人对生和死的认识。它细致地描述了死亡的礼仪，并且叙述了肉体死后灵魂的不同阶段。人死之后，就舍弃自己的肉体，代之以发光的身体。他可以看到亲友的哀悼、自己的丧事，以及他的灵魂，或者遇见一种给他平安、满足的"亮光"。最终，他要按照生前的所作所为接受审判。

我们的爷爷没有做过坏事，他们劳苦一生，他们都会升入天堂。今世，他们没日没夜地劳碌，却没有获得丝毫的回报。但是，一分的劳碌，必有一分的收获。他们的灵魂和肉体在痛苦中煎熬，却正是因为这种痛苦的煎熬，终于获得上天的眷顾。《圣经》中说：

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提摩太书2：6》)

此生，他们没有得到应得的粮食；彼世，他们将享受华美丰盛的生命。

我们互相就是对方的安慰和信心。我心里乱得很，无法给你写一封完整的信。今天暂时写到这里。

爱你的宁萱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二、廷生的信

宁萱：

你的信又让我想起洛扎诺夫来。在相伴多年的妻子去世之后，洛扎诺夫才发现他的整个世界都是靠妻子支撑的，妻子一离开，全部都坍塌了--包括文学、艺术、房屋和金钱所有的一切。

他想再对妻子说一声"我爱你"，妻子却永远听不见了。

此时此刻，即使能够点石成金，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洛扎诺夫懊悔地写道："我没有把老伴儿从病魔手中解救出来。而我是能够做到的。只须对她多一分关心，对钱币，对金钱，对文学少一些兴趣。这是我唯一的和全部的痛苦。我曾经守护她。却没能保住她。这就是我的痛苦。生活要求有准确的眼睛和坚强的手。生活不是眼泪，不是叹息，而是挣扎，可怕的挣扎。眼泪--'留在家里'，'咽在肚子里'。外表--是铁。只有包着铁的房子才是结实的，坚固的。我身上的铁太少了，正因为如此老伴儿才会这么艰难。她一个人拉着一辆大车，气喘吁吁，苦苦挣扎。她是为我挣扎啊。如今拉车人倒下了。而我能做的却只有哭。"爱是有重量和颜色的，像铁一样沉重，像铁一样深沉。在挣扎之中，爱方能显示出它的重量和颜色。

人为什么不在哀痛哭泣之前早一点醒悟呢？

人为什么不在失去爱人之前早一点爱他呢？

我联想起奶奶们的命运来。她们守寡半个世纪，青春变成苍老，红颜变成白发，其中的苦痛究竟有谁知道呢？即使是她们的子女，体会到的又能够有几分呢？更何况我们这些与她们之间横亘着半个多世纪光阴的孙辈了。

海面之下的冰山，谁知道有多深呢？

老树下面的根系，谁知道有多广呢？

当爱付出的时候，未必能够得到偿还，有时适得其反。但是，这样的结果并不能让人类停止去爱。奶奶们在命运的沉重打击下，在时光的慢性折磨下，她们的爱有些扭曲、有些变形，但那依然是爱，是伟大的爱，是需要我们去理解、去设身处地体味的爱。

宁萱，你在信中曾经引用过冯至的一首十四行诗，那是一首好诗。以前，我曾经向你说过不少关于诗人的坏话，但我却非常欣赏包括冯至在内的西南联大诗人。四十年代，他们在硝烟炮火、饥寒交迫之中，写出真正的诗歌。他们时刻面对死亡，也就凸显出最纯粹的真诚。

西南联大的校园诗歌不单单是写校园里的风花雪月，而是写出了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浑厚、凝重的雕塑感。他们的土地在承受着地震般的灾难，他们的心灵在进行着严酷的自我搏斗。

在跑警报和泡茶馆的间隙里，他们坚定而自信地歌唱自由、土地和人民，他们毫不掩饰地拷问自我充满矛盾的灵魂，他们创造出中国现代诗学与大地融合的支点。

袁可嘉是他们当中的一位优秀诗人，不知你爷爷当年是否跟他有所交往？他的那首《沉钟》，不啻是爷爷奶奶们的命运、以及更大多数中国人命运的写真。我把它抄给你：

而且，我还时时想到你，想到那些我们信守的价值观，一想到这些，我的眼睛就发亮，我的心里就被温情所充满。

你的宁萱

两千年一月十八日

六、廷生的信

宁萱：

我们的家庭，相隔千里，境遇也是天壤之别。但是，爷爷们的死亡，却又有着某种神奇的联系--他们仿佛是同一条绳索上的麻，在不得不断裂的时候一起断裂了。

让我们为死去的亲人们祈祷吧，祝愿他们在天国里幸福。

让我们为活着的亲人们祈祷吧，祝愿他们在今世里平安。

《圣经》中说：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哥林多后书4：8-9》)

因为我们还拥有爱的能力，因为我们还有获得爱的品质。

宁萱，我读到你对爷爷的描述，就觉得眼前仿佛屹立着一棵青翠的橄榄树，那样优雅、高贵、亭亭玉立，荫庇着沙漠中停息的旅人。

今天，我有了比较多的空闲时间，我接着给你讲述我奶奶的故事。看，我们两人在"痛说革命家史"呢。不过，我们的家史都与那种气势澎湃的"革命"和"解放"的叙事无关，它们像树叶上的纤维一样，有着自己吸取阳光和水分的方式。

我的爷爷和奶奶都是不识字的农民，他们在土地上耕耘过，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值得称道的"丰功伟绩"了--那部庞大的历史书，不会跟他们有丝毫的关系。

奶奶曾经给我谈起过爷爷去世时候的情景--爷爷挽着裤腿，赤着脚，脚上还沾满湿漉漉的泥土。他就那样直挺挺地倒在了泥水里，仰面朝着青天白云。

奶奶说，爷爷真可怜，一生没有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就连结婚的那天，也是穿着向本家兄弟借来的一双布鞋。由于不合脚，他走路小心翼翼的，好像生怕踩死地上的蚂蚁。平时一年四季，不论寒暑，爷爷都是不穿鞋的。不是不愿意穿，是因为穷，买不起鞋穿。

奶奶说，也是因为太穷，给爷爷办丧事的时候，本来想给他穿上一双新鞋才让他入土为安的，但后来实在拿不出钱来。活着的时候没有鞋穿，死了以后也没有鞋穿，奶奶觉得太对不起爷爷了。后来，还是那个本家兄弟好心，送来了当年曾经借给爷爷穿了一天的那双布鞋。尽管已经半旧了，但总算是没有让爷爷赤着脚入土。

奶奶讲述着一切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眼泪，她的眼泪在许多年以前就流干了。

奶奶虽然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她是个聪明的女性。爷爷去世之后，她经受住了这致命的打击，开始为养活三个孩子而操劳起来。她知道，单靠种田的收入，一家四口人是无法糊口的。即使自己顶得上一个男人的劳力，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养活三个孩子。

怎么办呢？靠力气，她比不了大男人；做小生意，却又没有本钱。在那时候萧条的农村里，又能够有多少挣钱的法子呢？于是，奶奶开始发挥自己做豆腐的技术，利用它挣点钱来维持家庭开支。从这一点上来说，奶奶还颇有些"商业头脑"--而奶奶自己说，那还不是为生活所逼迫！

她买黄豆来自己磨，做豆花、豆腐以及豆腐干，用担子挑着到十几里外的镇上去沿街叫卖。还是在做闺女的时候，她做豆腐的绝活就已经远近闻名。她做的豆腐，洁白细腻，香气浓郁。

邻近的几个乡村里，要是哪家人办红白酒席，一定要把奶奶请去，让奶奶指挥女人们做豆腐。在操办宴席的时候，是奶奶最威风也最开心的时候。她是众人瞩目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她能够获得主人慷慨的报酬--给家里的三个小孩带一大碗红烧肉回去。

爸爸说，奶奶外出帮别人做豆腐的时候，也是他和大伯、姑姑三个孩子最幸福的时候。从一大早奶奶出门开始，他们就眼巴巴地盼望着奶奶回来。年龄最小的爸爸，甚至从家门口跑到村口的大槐树下张望，来来回回好几次。

终于，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奶奶回来了。家里那很少有油荤的饭桌上，居然能够出现一碗油花花的红烧肉，还不把孩子们都馋死了？而奶奶通常都开心地笑着，看着孩子们吃肉，她自己一点也舍不得吃。她怜爱地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眼光里既有欣慰，也有歉疚。她想，这些可爱的孩子，应该过上更好的生活啊。

奶奶白天干完农活，晚上又开始推着沉重的磨盘，雪白的豆浆在银色的月光下缓缓地流淌，同样亮晶晶的还有奶奶额头的汗水。她经常要干到后半夜才能够休息。

爸爸曾经对我说，有一天晚上，他突然从梦中惊醒，透过窗户看到奶奶推磨盘的身影，眼泪刷刷地就流了下来。他悄悄起床地来到奶奶身边，要帮奶奶推磨子。然而，奶奶却把他训斥了一通，命令他去睡觉，不要耽误明天的功课。

奶奶在家里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她既是母亲又是父亲。在故乡，孩子们都把父亲叫作"额大"。在故乡，还有这么一个习俗，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孩子们一般都用对父亲的称呼来称呼寡母。因此，爸爸从小就叫奶奶"额大"。

那天晚上，爸爸就在被窝里含着泪水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一定要考上大学！

五六十年代，正是农村轰轰烈烈"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奶奶这个羸弱而刚强的寡妇，居然不把伟大领袖的号召放在心上，依然挑着担子做她的小生意。她心中只有一个真理：要生存，要挣钱，要送孩子念书。

她不知道谁是国家主席、谁是党主席、谁是国务院总理，她只知道：自己是母亲，一定要把孩子养大，一定要让孩子成为读书人。

有一天，奶奶正在镇子上叫卖豆腐。镇上的一个干部盯上了奶奶：这还了得，这个女子公然敢于违背党的政策，搞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小买卖！他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反面典型，便箭步扑过来，抓住奶奶的担子，口口声声地说要没收。他的口中说着一套又一套的道理，包括伟大领袖的语录，他希望用这些话语来威吓这个愚昧无知的小妇人。但是，奶奶一句也听不懂。

奶奶想着家中嗷嗷待哺的三个孩子，心一横，母性战胜了恐惧，奋力将担子往回夺。

两人相持了半天，对方一个脑满肥肠、力大如牛的大男人，居然无法从瘦弱的奶奶手中夺过担子。

正在僵持之间，镇上的人们围了上来，他们许多都是奶奶长期的顾客，他们家里的饭桌上都已经离不开奶奶做的豆腐了。他们也很同情奶奶的处境--一个拖带着三个孩子的年轻寡妇，容易吗？于是，他们纷纷帮着奶奶说话，谴责干部的蛮横。

凶恶的干部看到众怒难犯，只好松了手。奶奶趁机挑起担子，飞快地逃进一条小巷子。肥头大耳的乡干部没有捞到油水，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这一幕，在奶奶本人看来，也许只是寻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单纯的母亲与强大的国家政权之间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是一场伟大的战争。

一个要抚育孩子的母亲与一种不给人活路的政策之间，哪一方更有力量？哪一方是高贵的，哪一方是邪恶的？

最后，还是伟大的母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甚至在最艰难的时期，奶奶也没有让孩子们因为饥饿而浮肿。而当时，即使在许多父母都健在的家庭里，孩子们都曾饿得全身浮肿、命悬一线。

为此，奶奶付出的是双倍的、甚至是几倍的艰辛与努力。她耗尽了所有的力气，操尽了一颗心。她的手上布满了厚厚的茧子，她的黑发在中年时候就变白了，爷爷去世以后，她再也没有饮过爱情的琼浆。

许多年过去了，回忆起这段年月来，奶奶依然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无比自豪。我想，这就是一个农村妇女所能够创造的最伟大的事业。我敬重这样平凡、卑微而又崇高的事业，而不敬重那些伟大领袖"打江山"和"坐江山"的风云激荡事业。

在宏大和辉煌之中，我们发现不了美和善；美和善只存在于平凡和卑微之中。

后来，大伯和爸爸先后考上了名牌大学。爸爸的高考成绩还是全县的状元。一家出了两个大学生，而且还是一个羸弱的寡妇养出了两个大学生，当时在偏僻而贫困的村子里简直就是神话。

小村子里大家都很穷，可是农民们依然保持着对文化和教育的尊重。农耕之家突然有了诗书的气息，地位立刻得以迅速提升。周围的人们开始用充满尊敬的眼光看奶奶。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有多少人知道奶奶为这一荣誉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爸爸还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

在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中，当时主政四川的"西南王"李井泉，不顾老百姓死活，拼命迎合毛泽东"大跃进"的思路，以讨好最高领袖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了给中央上缴远远超过实际产量的粮食，他在四川农村横征暴敛，使得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也陷入千年不遇的饥饿之中。

那时爸爸在中学上学，根据规定，中学生每人拥有一本粮食本，每个月定量供应十五斤大米。这十五斤大米，当然不能完全填饱肚子--正处在长身体阶段的男孩子，在没有任何油水的基础上，每月仅仅吃十五斤米，怎么够呢？但是，这十五斤大米堪称"保命粮"，吃不饱，也饿不死。

爸爸说，假如他没有考上县中，而在农村里务农，他很可能活活饿死了--在他的同龄人中，无声无息地在田里倒毙的数不胜数。许多童年时代的玩伴就是在那些年月里消失的。

就是这点口粮，爸爸还每月还要省上三分之一，带回家去给奶奶和姑姑和着糠粉与红薯煮着吃。他每个星期回一次家。从县城到村子有五十多里的山路。星期六下午一放学，他便开始出发，步行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没有鞋穿，他的脚板在碎石路上磨砺出厚厚的茧子。

有一次，在家里帮着干了一整天的农活，正要准备返回学校，爸爸突然发现自己衣袋里的粮食本不翼而飞。顿时，他如同遭到电击一般，浑身发软，蹲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他想哭，但嗓子发哑，一声也哭不出来。奶奶一听到这个消息，发现事态严重--没有粮食本，就没有了半条命。这可怎么办啊？汗水一滴一滴地从她的额头上流下来。

好在奶奶当惯了一家之主，是一个有见识、有主意的母亲。她立刻询问爸爸："粮食本是什么时候弄丢的？"

爸爸详细回忆了一番，告诉奶奶说："昨晚睡觉时，还专门检查过，那时粮食本还在口袋里。"

奶奶一分析，既然粮食本不是在外边丢失的，是在家离丢失的，那就还有找回来的希望。她立刻想到，粮食本肯定是被这一天里到过家中的人偷走了。

究竟是谁偷的呢？

奶奶仔细回忆来过家里的人。这一天，家里只来过一个客人--那就是奶奶嫁到旁边一个更贫困到村子去的妹妹、也就是爸爸的姨妈。

姨妈家里也揭不开锅了，她跑来向奶奶求救。奶奶一个寡妇，哪里有能力救她呢？但奶奶看见妹妹实在是可怜，还是煮了两个红薯给她救急。姨妈千恩万谢地抱着红薯告辞了。

　"难道亲妹妹居然干出这样可耻的事情来？"奶奶痛苦地想。她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可是，家里来过的客人，除了爸爸的姨妈再没有别的人。那么，这是唯一的事实。

当机立断，奶奶带着爸爸飞奔向粮站。料事如神的奶奶对爸爸说："如果真是你姨妈偷走了粮食本，她一定会到粮站兑现粮食的。我们预先堵住粮站，找回粮食本就还有一线的希望。"

来到粮站，他们向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工作人员看见一个妇人带着一个瘦瘦的孩子，听完他们的哭诉，立刻就产生了怜悯之心。工作人员答应他们，如果有人拿着写着爸爸的名字的粮食本来取粮食，他们立刻就把他扣下来。

奶奶没有说小偷可能是自己的妹妹、孩子的姨妈。这个事实令她无比的羞辱。但是，这一事实很可能马上毫无遮掩地呈现在她面前。

工作人员让母子俩躲到房间里面，告诉他们，一有消息便通知他们出来抓住小偷。

爸爸和奶奶呆在粮站的办公室里。整整呆了三个多小时。

对于奶奶来说，那三个多小时是多么痛苦的煎熬啊：她盼天盼地，希望能够找回粮食本，找回了粮食本，也就找回了儿子的性命；但是，她又多么不希望发现小偷就是自己的亲妹妹、孩子的亲姨妈啊！以后，她怎样面对亲生的妹妹呢？

突然，外面发生了争执。是工作人员在与一个女人争执。声音很大，屋子里听得非常清晰。奶奶一听声音，立刻像遭到电击一般。她听出了那个女人的声音--果然是自己的亲妹妹、孩子的亲姨妈！

奶奶与爸爸冲了出去。姨妈首先看到了爸爸，看到了她瘦小的侄儿。她立刻中止了与粮站工作人员的争执。她脸色发白，羞辱地捂住脸，背过去，一下子便蹲坐在地上。奶奶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痛骂她的妹妹："你怎么这样狠心啊，你这不是要了侄儿的命吗？你还配当孩子的姨妈吗？"

姨妈一直捂着脸，不敢看奶奶和爸爸，也不说一句话。

粮站的工作人员被这一幕惊呆了。

突然，姨妈也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姐，你骂我吧，你打我吧，我不是人！我不该干这样丢脸的事情。可是，我的孩子几天没有吃饭了，他们就快要饿死了！我也是当妈的啊，我怎么办啊！"

两个女人旁若无人地痛哭起来。她们一个哭得比一个伤心。她们引来了旁边好多人的围观。反正脸面都已经撕破了，在饥饿面前，还有什么脸面可言呢？她们索性大哭一场。

她们不知道该诅咒谁、该怨恨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谁造成了这一切--是生产队长吗？是县委书记吗？是省城的李井泉吗？还是那个在紫禁城的帷幕后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伟大领袖？

要思考并回答这所有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两个农村妇女的知识结构。她们只好相信这就是"命运"--自古以来，农民们都是这样来解释他们所遭遇的苦难和折磨。

几年以后，在大学里念书的爸爸，经过自己痛苦的思考，才逐渐明白了妈妈和姨妈苦难的根源。读了一大批教授借给他的"禁书"之后，他把一切都想明白了。很多年以后，他把答案告诉了我。

而在那时，瘦小的爸爸在一旁不知所措。他不敢去劝妈妈，更不敢去看姨妈。他一直埋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好像一切的错误都是自己造成的。

那一幕，仅仅是中国农民命运的一个最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缩影。

后来，找回粮食本的爸爸，总算在那场灾荒之中幸存下来。他没有辜负奶奶的厚望，考上了大学，成为村子里人人羡慕的孩子。而姨妈的儿子、爸爸的表弟，却在饥荒中饿死了。

从此之后，奶奶和妹妹形同路人，至死不再往来，

宁萱，我给你讲述爷爷奶奶的故事，是想告诉你：我的祖辈是农民，赤脚踏着大地的农民，我是农民的子弟。这种我无法选择、也无法更换的身份，对我的写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直接影响着我写什么、不写什么，乃至于怎么写。它直接指示我如何判断善与恶、真与伪、美与丑。

正如伟大的医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誉为"非洲之父"的史怀哲所说："善就是：爱护并促进生命，把具有发展能力的生命提升到最有价值的地位。恶就是：伤害并破坏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这是道德上绝对需要考虑的原则。由于尊重生命的伦理，我们将知全世界产生精神上的关连。"是的，文字缘于生命，文字必须表达对生命的敬意。只有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才有可能建构出一个真正的、以善为准则的"美丽新世界"。

而那些甜言蜜语的领袖讲话、那些冠冕堂皇的宣言公报、那些道貌岸然的著作论文，体现的仅仅是权力的转移和张扬，表达的仅仅是对个体的奴役与统治。它们是恶的，假的，也是丑的。

我的写作，就是跟这类文字和语言的对抗，跟这些奴役人的力量和欲望对抗。

我的写作，与爷爷奶奶们以及千千万万跟他们具有相同命运的人联系在一起。

任何时刻，我都不会背叛这一原则。

宁萱，我们不必悲哀，也不必难过，因为："温和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承受土地。"

爱你的廷生

两千年一月二十三日

七、宁萱的信

廷生：

收到你的信时，正好我快要下班了。我一边读一边流泪，顾不上周围还有同事。秘书小姐吃惊地跑过来，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表示没有什么，还装出一副笑脸来劝走她。

你奶奶的一生也是那样的不容易，她跟我奶奶倒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你奶奶更加幸运一点，她现在还活着，她看到了子女、孙辈乃至重孙辈的成长，她享到了几分迟到的幸福。

你曾经在电话里告诉我，你奶奶还头脑清晰，时常跟孙辈一起打麻将。我立刻就想，要是我奶奶能够这样，那该多好！以后，我要跟你回去，回到那个小村子，回去见你的奶奶--也是我的奶奶。我要向她致敬，我要做上一顿江南的小菜来孝敬她。

我理解你的立场，你是一个好样的农民的孩子。这也正是我尊重你、爱你的根本原因。

你既软弱，又坚强。正是这样，你才真实。我们不会忘记那些血泊和眼泪，我们才有战胜恐惧的希望。每一个没有被邪恶征服的人，都是心里充满爱的人。

在我们的爷爷们的眼睛里，我们的奶奶们就是他们的"海伦"；在我们的父亲们的眼睛里，我们的母亲们就是他们的"海伦"--美貌是次要的，关键在于心灵的契合。

其实，每一个男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海伦"。萧红是萧军的海伦，李银河是王小波的海伦，石评梅是高君宇的海伦……在情人、爱人的眼睛里，那个真爱的女性，总有着西施一样的美貌和气质。

不知道，我是不是你的海伦呢？

英年早逝的台湾散文家林耀德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海伦》的文章。他介绍了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希腊诗人塞菲里斯和埃里蒂斯，他们都以"爱琴海的歌手"的浪漫头衔闻名于世，他们的作品也都曾以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线海伦作为哀伤的主题。

林耀德很羡慕这两位伟大的诗人，他写道："希腊现代诗人背负着积累了数千年、如同大理石柱般沉重的历史与神话，面临了荷马以降宏伟的文学典范带给他们的精神压力；但是他们在现实中又能得天独厚，降生在充满地中海阳光的土地和岛屿上，可以任凭心智滑翔在奥林匹斯山布满白雪的峰顶，又可以任凭自己的躯体浸染在爱琴海畔那透明的蓝色之中。"他们的压力也是他们的动力，他们的包袱也是他们的财富。

地中海上阳光灿烂，他们的心灵也阳光灿烂。在阳光中的爱情，最是婀娜多姿。

埃里蒂斯笔下的美人海伦，是一个神秘而超越时空的象征；而塞菲里斯笔下的海伦则是一个幻影，是一件空荡荡的白袍子，无数人为了这一虚无的美丽而被惨烈地屠杀了。这难道是美丽需要付出的代价？

我想，有错的并非是女性的美丽，而是男人的邪恶。美丽本身是高贵的，美丽难道是一种错误吗？错的是那种妄想独自占有美丽的狭隘心理，它最终导致了美丽的毁灭。

海伦生活的爱琴海，我觉得不如翻译成"爱情海"。中学时候学地理，我就把"爱琴海"写成"爱情海"，后来还遭到老师和同学的笑话。我却固执地认为，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和我自己的翻译，我一点也不服气。我始终认为，这片海洋是专门为爱情而诞生的。

那么，究竟历史上有没有海伦其人呢？几百年来，西方许多历史学家对海伦其人其事进行了艰苦的考证，至今还是没有获得明确的答案。我觉得他们是在做"无用功"--学术没有必要进入神话的领域。我宁愿赞同林耀德的这个观点："古代的海伦也不仅仅是一个美人，她也是一串风铃、一朵不凋谢的石榴花、一袭神奇的幻影、一个化身万千的精灵，出入神话，隐现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她是最虚假的真实，又是最真实的虚构。"

我正躺在床上读这本新买的《林耀德散文》，然后掏出纸来给你写信。给你写信，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事情。不过，给你写信的时候，我照样躺在床上。字迹当然显得非常潦草。然而，我想，只要你用心去读，一定能够认识所有的字。

跟你打电话的时间，也一天比一天长。

你知道吗，我通常都是拿着手机，躲进小小的卫生间里，坐在马桶上，然后轻轻拨通你的电话。这里是一个最私密的空间，谁也听不见我们俩亲密无间的对话。

有时，同屋的女孩小星等久了，在外面狠狠地敲门。等我出来，还来不及开口，小星就冲着我大声喊："一天到晚，写什么信，打什么电话！只有废话没有行动！你爱他，就赶紧付诸行动，冲到北京去拥抱他、嫁给他！现在不是一个害羞的年代，女孩子照样可以主动！"

小星说这些话时，故意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却把我给逗笑了。小星是我们公司里的一个普通文员，比我还要小两岁。在办公室里，我是她的直接上司；下班以后，她却是我最亲密的小姐妹。我们经常一起去逛街，一起去买衣服，她有什么心里话都会一五一十地告诉我。而我跟你之间的交往，也瞒不过她的眼睛。

小星大学刚刚毕业，在恋爱和事业上都没有遭受过什么挫折，所以还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新新人类"的神态。在爱情问题上，她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行动主义者"--只要爱，就立即用行动来实现。她现在的男朋友，就是她用"女追男"的方式"俘获"的。小星说，现在的好男孩太少了，一旦发现一个，就要毫不犹豫地"准确出击"。

每当我写信的时候，小星就经常故意在我的面前高声歌唱："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如果相爱要代价，那就永远接受他。"这是台湾歌星陶晶莹唱的一首流行歌曲，陶晶莹是个才女，歌词都是自己写的。小星喜欢陶晶莹的歌，不过，她这个时候大声唱，让我的信几乎都写不下去了。

这个精灵古怪的女孩，她是在用这首歌"鼓励"我呢。不过，我觉得，用这首歌来形容你，倒是满贴切的--你就是唯一值得我去爱的男人。

看到神采飞扬的小星，我顿时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老了。我原来觉得自己有勇气去追求爱情，可是跟她相比，还是显得略逊一筹。

小星的意见，与你的愿望倒是一致的--你不正在北京守株待兔吗？

爱你的宁萱

两千年一月二十八日

八、廷生的信

亲爱的宁萱：

你在信中谈到了海伦。是的，每一个男人在心目中都有一个海伦。宁萱，你就是我的海伦啊。

为了你，我愿意发起一场"战争"--一场与昨日的我的战争、一场与一切黑暗势力的战争。我要做一个通体透明的人，一个好心肠的人。爱情多么神秘，它让人变得更加纯洁了。

可是，我等待太久了，你总在远方，在我眺望不到的地方。什么时候，你才能降临到我身边呢？

你同屋的那个名叫小星的女孩太可爱了，她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她让你冲到北京来拥抱我、嫁给我，你快一点来呀！

泰戈尔说："最后，我从沉睡中睁开眼，我看见你站在我身旁，我的睡眠沐浴在你的微笑之中。我从前是如何的惧怕，怕这道路的遥远困难，到你面前的努力是多么艰苦呵！"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什么时候，我的惧怕才能变成欢乐呢？什么时候，我们之间才能够没有一丝的距离呢？那一天，不会太遥远。

宁萱，我当然知道你理解并支持我的立场，我们的爱正是从这种理解中开始的。我需要的爱，离不开精神上的愉悦和融合。

这些天来，我写了好几篇关于"文革"的文章。在我们这一代人之中，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对"文革"感兴趣的。我对"文革"的思考，最早来自于父亲的启迪。父亲是"文革"的亲历者和旁观者。

父亲在重庆大学刚刚完成一半的学业，"文革"就爆发了。山城重庆居民自古性格火爆，因此"文革"爆发之后这里的武斗急剧升级。父亲耳闻目睹了那惨烈而血腥的一切。

第一次给父亲巨大震撼的是校长之死。

重庆大学当时的校长郑思群，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七级干部，级别比当时的重庆市市委书记和市长还高。郑校长非常关心学生的生活，曾经到宿舍楼里一间宿舍一间宿舍地看望学生，问寒问暖。他还在食堂里当着许多学生的面，把饭桶边上的饭捡起来吃。他走在校园里的时候，会主动地跟每一个认识或不认识的师生打招呼。当时在重大，流传着许多关于老校长的佳话。

父亲是班上最穷的学生，他领取的是特等助学金。念了两年多的大学，他还没有穿过一双鞋子。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酷暑炎炎，他都是光着脚板。冬天，脚上冻出一块块红通通的冻疮；夏天，重庆的石板路被太阳照得滚烫，他走路的时候只好保持着一种蹦蹦跳跳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