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造洁兰西 断头机下积郁十年的冲天血腥给拿破仑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的法兰西。 第一执政每天工作 20
个小时⋯⋯他说“凡做大事的将军,也都具有文官的才能。”
当拿破仑的注意力由带给他荣誉的光辉的战争转移到法国内部事务时, 他发现断头机下积郁十年的冲天血腥给拿破仑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的法兰 西。
大革命并没有真正调和阶级冲突和宗教分歧,保王党人和被革命者剥夺 了传教资格的数万天主教教士正在四处煽动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们,而革命者
则被自由的喧嚣搞得派系林立,国内有如一片散沙。
旧的制度被革命的洪流冲毁了,但新的制度又都建筑在并不可靠的沙滩 上,革命激情是那样的强烈,以至于人们在摧毁一切的渲泄之中,从未想起 建设的重要性。
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 第一执政决定率领他的战友们开始一场创造,再造法兰西现在成为他最
迫切的任务。 在参议会上,他告诉那些喜欢空谈而疏于动手的参议员们:
“我们已经结束了革命的浪漫史,现在我们必须开始写它的正史了。我 们必须仅仅着眼于在应用原则中那些实际的与切实可行的方面,而不应根据 推测和假设。”
然后,便雷厉风行,投入工作之中。那些过去松散惯了的官员们很快便 发现是在一个精力如此充沛,头脑如此精明,工作又那样负责的巨人领导下,
于是他们便不自觉地被卷入了一股创业的洪流中,推波助澜。
由于第一执政的精力过人,它滚滚向前,经常保持高涨。他毫无休止地 总要追根究底的作风,迫使行政工作人员不能不透露他们工作的内情;他卓
有才智因而能抓住每个问题的要点并找出了解决的办法:他的工作热情与坚 韧不拔的精神使得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辛勤地工作。他有时每天工作 20 小
时,以便检查工作完成的情况。总而言之,是波拿巴做事彻底的精神,和他 对法国所抱有的雄心壮志,使得每个官吏都具有一点像他那样蔑视困难的精
神,做到像一位官吏说的,“我们都习惯于想干大事了”。
政治建设中急需处理的首要问题是关于地方政府问题。在确知全国人民 已经接受新宪法的当天,第一执政即向立法机构提交一份关于管理各郡事务 的法律草案。
新的法律规定以中央直辖的地方政府代替地方自治。地方行政区域的划 分仍然照旧,但是国民公会所废除的“专区”又恢复了,不过范围比前稍大
一些,现改称为县。同时 1795 年合并于县的较小公社也恢复了。
郡守这一重要官职好比是第一执政的缩影,他掌管全郡的行政事务。同 样,在新划定的县,也派了县长;而公社则由市长管理。五千人以上的公社,
市长由第一执政委任,5000 人以下的公社,则由郡守委任,但均对中央政府 负责。
过去的选举制度使所有地方权力最终都置于选民手中,现在宪法第七十
五条坚决取消这种制度,而且在实际上定下了对官吏不能提出起诉。 根据这个法律,在 1800 年年初,法国由一个等级森严的官僚集团所接管
了。这些官僚由于利益相关和官官相护而结合在一起;地方行政制度经过了
10 年的民主试验之后,几乎回复到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情况下。事实上,现在 郡守的权力,大体说来,比旧王朝时代的省长大得多,因为后者还受省高等
法院的牵制,而这些由第一执政任命的郡守,则只需应付徒有空名,毫无实 权的郡议会而已。真正掌握地方实权的是郡守。
奇怪的是这项法律竟然未引起强烈的反对。因为它实际上在最宜于有效 地实行民主的范围内,即在地方自治方面,遏制了民主;从而使民选制度除
了选择地方治安法官外变得有名无实。这一点早为保民院内的自由派人士所 看出,但是由于 1 月份通过的规程,他们的权力甚小,虽然多努作为保民院
的“发言人”,尖锐地批评了这项措施,但他最后却有气无力地劝告说,否 决这项提案是冒风险的。保民院因此以 71 票对 25 票通过了这项提案;立法
院也以 217 票对 68 票予以通过。
人们常常认为这种新的地方政府收效良好,因而足以证明法国的民族特 性需要的是中央集权而不是地方自治。
许多有识之士欢呼这样的变革,认为它证明了波拿巴洞察法国国民性的 非凡眼力。他们声称这种国民性的特征是渴望辉煌的彪炳的成就、井井有条
的秩序和坚强有力的政府,而不是爱好攀登崎岖陡峻、荆棘丛生的途径去求 得自由。
在寻求建立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以便将庞大的法兰西充分地组织起来的 同时,波拿巴还积极寻找有效途径,解决国内的宗教心理。因此接受新思潮
的理想主义者和担心财政破产的实干家们,联合起来向教会的财产与特权进 攻;教会“什一税”充公了,教堂修道院之类及其财产也没收了,教会的土
地收归国有。虽然确曾打算过编制关于公众礼拜开支的预算以维持主教和教 士的生活,但这个庄严的责任不久便为更激进的革命者所废弃。
然而掠夺行为还不是这些革命者最大的罪过。1790 年 7 月,他们通过了 一项旨在把教会置于国家权力之下的法律,叫做《教士法》。它迫使主教和
教士必须由他们所在的那个郡和教区的成年男子选举产生,并强迫他们宣誓 严格服从新秩序。
全部主教,除了 4 人以外,都拒绝作这种无视教皇权威的宣誓;5 万以 上的教士也拒绝这么做,这些人因此被剥夺了圣俸。这些抗拒者被称为正统
教士或拒绝宣誓派的教士;根据 1792 年 8 月的法律他们被逐出法国。
较为顺从或见风使舵的教士,接受了这个新法令而被称为“宪政派”的 教士,大约 12000 名宪政派教士结了婚,有的还竭力称颂恐怖时期最激进的
雅各宾派的措施。有一位教士使虔诚的教徒们大为震惊,因为他举行圣餐礼 时头戴红帽,手执长矛,而其妻则出现在祭坛之旁。像这样亵读神圣的事并
不多见,但这些事使宪政派教会声誉扫地,而特别突出正统派为了无愧于心 而不怕流放、不怕牺牲的勇气。
虽然,倾向于革命的教士创立了新教,但乡村地区,农民仍然以很深的 感情拥护原来的正统派教士,时常跟着他们到森林里去做礼拜而不理睬要取
代他们的新宗教教士。
这就是 1799 年法国宗教的情况:它的圣职人员严重分裂。正统派教士尽 可能地保持他们的教区的信徒;有的则在国外过着穷困的生活;宪政派教士,
尽管督政府还是讨厌他们,却在逐渐战胜敬神博爱教徒;后者的声嘶力竭的 努力只引起人们的讥笑而已。
虽然波拿巴对任何宗教都缺乏深厚信仰,但他深深感到需要宗教来维护 道德和巩固社会。在他的青年时代,他在科西嘉曾亲眼看到罗马天主教的力
量。在出征意大利时期,他见到法国正统派教士为求问心无愧,而流亡在外, 甘于贫困;对他们这种宗教热忱,他为之惊叹不已。他对这些被流放的教士
的保护,超过了真正的共和主义所能容许的范围,他们对波拿巴感恩戴德。 到了雾月政变后,他取消了过去那种强迫教士宣誓的做法,而只要他们保证 忠于宪法。
马伦哥之战的胜利,使波拿巴得以进行同梵蒂冈和解的计划。他通知一 位伦巴第主教说,他愿意同即将进入罗马的教皇庇护七世建立友好关系。这
位教皇在罗马得到了波拿巴的保护,不久便恢复了对教皇各属邦的主权,只 是没有恢复对教皇领地的主权。
巴黎与梵蒂冈之间的谈判,主要由一位精明强干的教士贝尼埃居间奔 走。在第一执政平定布列塔尼的过程中,他获得了波拿巴的信任。现在他恳
劝罗马教廷的代表们,对法国一切合理要求必须让步。
梵蒂冈的谈判代表是孔萨尔维和卡普拉拉两位红衣主教和斯皮纳主教阁 下。他们都是些能干的教士,善于刚柔并用,以维护教廷的权利,而常使强
有力的君主们不论用武力或用权术都无所施其技。
谈判所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要法国教会的主教们辞职的问题。波拿巴要 求,不管是正统派或宪政派的主教,都应向教皇辞去圣职,否则便由教皇下
令免职。虽然提出这样的建议似乎是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但波拿巴却声 称:只有两派的主教都辞职后,才能重新选择符合要求的人。尤其专断的意
见是,教会应放弃它对被没收的领地的一切权利要求。
罗马教廷对上述两项要求进行了顽强的对抗。前一项要求强迫久遭迫害 的主教们辞去圣职,后一项要求等于默许冒渎神明的掠夺行为,这两者都使
得罗马教廷非常反感。斯皮纳主教恳求:至少要恢复“什一税”。对这一要 求,波拿巴根本不屑答复。因为他知道这会令那些忠诚支持他的农民兄弟伤 心甚至反感。
事实上,要达成任何妥协,都是很困难的。要使卢梭与罗伯斯庇尔的法 兰西适应梵蒂冈一成不变的方针,这个任务对波拿巴这位“革命继承者”说
来,比从事任何征战都要艰巨。砍掉一个人的脑袋总是要比重新改造他的思 想来得省事;现在波拿巴不但在努力改造法国人的思想;而且还在想改造罗
马这座“不朽城市”的思想。
他不仅不同意教会的这些可笑要求,反而要求教皇出让波仑亚、斐拉拉、 罗马涅三个领地。并派贝尔蒂埃和缨拉两位将军前往罗马去暗中施加很大的
压力,其方式是,在教皇属邦里为法军征用军需物资。
谈判一直相持不下,直至后来教皇授与斯皮纳以较大权力,去巴黎进行 谈判,才打开僵局。孔萨尔维也前往巴黎,在杜伊勒里宫他同其他外交使节
一起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这位红衣主教的出现顿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第一 执政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口气起初有些严肃,但越来越变得和蔼可亲。
然而随着波拿巴的态度的缓和,他的要求却变得强硬起来。在接见结束时, 他催促孔萨尔维在五天内签署一个颇为不利的条约文本,否则便停止谈判并
另立国教——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做法会完全成功。
在后来的一次接见中,波拿巴用随便的口吻道出了同样的决心。当孔萨 尔维坚持要他对僭位的宪政派采取坚决反对的立场时,他便笑着说:在他不
知道他与罗马教廷的关系究竟如何时,他是不能够进一步行动的;因为“大 家都知道,要是一个人不能与上帝达成协议,他就会与魔鬼取得妥协了”。
波拿巴向宪政派教士频送秋波很可能不仅是一种狡诈的策略,这一点孔 萨尔维是知道的。如果建立国教,他不但会激起由来已久的要求法国教会独
立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僧侣和俗人中仍然是强烈的),而且还会激发法国
民族主义的巨大力量。 波拿巴谋求与罗马教廷联合,他的动机自然受到了深刻的批评。他要把
教务专约强加于法国,同时也强加于罗马教廷,这确实是他生平最艰难的一 次谈判。
他不喜欢新教,因为它易于产生教派,损害全民意志的统一。 他对卢梭的学说还有一定的信仰,因而要求全民意志应当一致,——当
然,前提是要在他的意志控制之下。而在宗教领域内,除非他得到教皇的支 持,否则这样的统一意志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与罗马教廷达成协议,他才
能获得一支宗教大军的支持。最后一点是,如果波拿巴建立了法国国教,他 不仅会使国内的宗教分裂延续下去;而且会使他自己没有资格去扮演当年查
理大帝的角色,统治中欧和南欧。为了按照四海一家的的模式去改造欧洲, 他需要一支超越法国范围的宗教警察队伍。为了实现上述的雄图,这位恺撒
的继承者就需要借助教皇这个圣彼得的继承者;而这种助力当然只会给予在 法国恢复天主教的人,而绝不会给予使法国教会长久分裂的人。
当条约要最后定稿时,塔列朗这位嘲笑宗教的君子,这位一切教会权利 的死敌,忽然觉得有必要到外地去疗养,而让两个同样坚决抵制签署这项协
议的人去继续谈判:一个是国务部长马雷,另一个是后来担任法国国家档案 局局长的奥特里夫。这两人决定向孔萨尔维提出一份与业已达成的协议大不
相同的条约草案,而且是在已经正式宣布即将签署条约以后。
在这最后时刻,孔萨尔维这位红衣主教突然遇到这些意外的变故,面对 这个圈套一时愣住,因为这迫使他要么签字屈服,要么就接受谈判的公开破
裂。虽然如此,他还是对整个问题争论到底;这个会议一直开了 24 小时。孔 萨尔维甚至还出席了第一执政在 7 月 14 日举行的国宴。在宴会上波拿巴当着
其他贵宾的面,告诉孔萨尔维,问题是“要么就用我的草案,要么什么草案 也不用 提了。”但是这位红衣主教非常耐心、无比顽强;终于在约瑟夫·波
拿已的斡旋下,把那些在最后时刻强加进草案的那些要求撤销或改动了。
教务专约经过一再拖延,终于在 1802 年复活节批准了。其内容可概括如 下:法国政府承认罗马天主教是法国绝大多数人的宗教,“尤其是执政们的
宗教”,但拒绝按照 1789 年前旧制度那样定为国教。在法国,可以自由地、 公开地作罗马天主教的一切活动,但必须遵守政府为维持公共安宁所颁布的
治安条例。
对大主教教区和主教教区重新作了划分。法国总共分为 60 个主教区。第 一执政享有提名主教的权利,而由教皇正式授予圣职。所有大主教和主教都
应宣誓忠于法国的宪法。主教提名下一级教士,但须经法国政府认可。全体 教士都有维护法国政府权利的义务。
另一条款使法国的安定更有保障的是:对占有被没收了的教会土地的 人,应完全、永久地保证其权益,这是一种恢复安定、有积极意义的妥协条
约,它使每一个村庄复得安宁,使许多良心不安的人得到安慰。另一方面, 政府负责给予教士适当的薪俸,这一诺言在履行时很不大方。
雅各宾派人士,尤其是军事首领们,对这个教务专约大肆攻击。这些不 信宗教的将军大部分是互相嫉妒、无法团结起来的,否则他们也许会推翻波 拿巴的。
但他们在内政方面显然无能,这使得他们除了说说粗俗的笑话,或做做 拙笨的表演,以发泄发泄情绪而外,什么也没敢做。为了庆祝教务专约的批
准,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复活节庆祝会,座上有一位叫戴尔马的将军很大胆他 说了一句显然语带讽刺的话:“的确,这真是一出好看的僧侣演戏,一点不 差。只不过少了
100 万人。这 100 万人牺牲性命来推翻的正是您今天竭力加 以恢复的东西。”对所有这些抗议,波拿巴的态度是镇静自若;骨子里是他
毫不动摇的决心;在他这种决心面前教士也好,将军也好,同样也毫无办法。
在处理有关宗教问题方面,如同在政治问题上一样,他很早就暴露了他 的道德品性的主要缺点——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总是不择手段,而在每次和
人家打交道中,总要得到最大的好处。他在拒绝让罗马天主教完全成为国教 的同时,强迫教会放弃它的财产收入,接受国家的管理并维护国家的利益。
确确实实,若是说波拿巴,像夏托勃里昂的名言所说的那样,“恢复了神坛”, 那么,他也是在勒索到最后一文钱之后才给予恢复的。
就这样,波拿巴在弥合法国的宗教大分裂当中,给革命情绪一个致命的 打击,因为当时的宗教分裂正是革命情绪的一种明显的反映。用波拿已的一
位部长的话来说:“教务专约是战胜了革命时期的精神的最光辉范例,以后 的一切胜利毫无例外都是它的结果。”
第一执政在一个对宗教半信半不信的社会里,既已大胆完成了组织宗教 的伟业,现在他又准备着手一件几乎同样危险的工作,即建立社会勋位等级 制度,而这个国家在
7 年多以前,任何有个头衔的人都有资格上断头台。
1802 年 5 月,波拿巴提议设立荣誉军团,由 15 个大队组成,每个大队 有将官、指挥官、军官和荣誉军团团员。该团事务,由波拿巴亲自主持的委
员会管理。每个大队获得“国家封地”,每年有 20 万法郎的地租收入,按等 级分发给每个成员。凡已获“荣誉纹章”的人都是荣誉军团当然团员。凡“在
争取自由的战争中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军人,和凡“以其学问、才干和德 行帮助建立或捍卫共和国原则”的文职人员,都有希望获得现在提供的勋位 和奖赏。
将文职人员纳放荣誉军团,最能表现波拿巴的远见卓识。著名学者如拉 普拉斯、蒙日、贝托莱、拉格朗热、夏普塔尔,法学家如特雷拉与特隆歇,
他们的鼎鼎大名给荣誉军团增添了光采。
波拿巴是想把全国的聪明才智都调动起来。当迪马提议授勋应仅限于军人时,第一执政作了一
个极为漂亮而令人信服的回答:“在现在的时代,要作大事,仅有五呎十吋的身躯,是不够的。假如
只要有力量和勇敢就可以当将军,那就任何士兵都可以当将军了。凡做大事的将军,也都具有文官的
才能。军人不管道理,只知武力;除武力外,不知其他,并以武力衡量一切。而另一方面,文官只注
意到为公众谋利益。军人的特征是总想独断专行,而文官作事则一切均需要讨论协商,讲究真理,诉 诸理性。因此,毫无疑问,文官是要高明得多。”
从这些杰出的言词里,我们可以看出波拿巴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都能出类
拔萃的秘密,波拿巴一身兼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最大长处,他自然希望他所 创立的新的授勋制度会使法国在各方面都生气勃勃地发展,他也深知这种效
果会很快地在军队里表现出来。在一个新的荣誉军团团员入团时,他得宣誓:
“献身于为共和国服务,维护其领土完整,保卫其政府、法律并保卫法律规定为神圣不可侵犯
的财产。用正义、理智和法律所许可的一切手段进行战斗,击败一切复辟封建制度或恢复其爵号和地 位的企图。最后,竭尽全力维护自由与平等。”
毫不奇怪,保民院虽然已经清除了有独立见解的议员,仍然会判定现在 提出的这种保卫自由和平等的办法实际上威胁着自由和平等。议员们严厉地
批评这个计划是一种反革命诡计。然而他们懦怯、自相矛盾,锐气已挫,结 果仍以 56 票对 38 票通过了他们已正确地估计到其后果的这一法案。这种新
制度确实非常适于巩固波拿巴的权力。它以没收了的土地作为它的财政来 源,这就提供了防止旧王朝和封建贵族复辟的一定保证。
同时,这种新制度鼓励了一个有天才的民族所固有的对名誉地位、丰功 伟绩的热爱;这样,便悄悄地把社会分成了等级,而以一种翻新的高卢骑士
制度下的高级骑士为其核心。
当时,贝利埃这位法国第一流的法学家反对这一新的等级制度,说它要 把法国引回贵族统治,并十分鄙视他说,十字勋章和缓带只是帝王将相的玩
艺儿,这时波拿巴便回答说:
“是呀!人是被玩艺儿牵着走的。在大庭广众之中我不会说这样的话。但在聪明人和政治家的
会议上,每个人都应当说出他的心里话。我不认为法国人爱好自由平等。法国人经过了十年革命一点
也没有改变。古代的高卢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也是那样的人:凶狠,而又反复无常。他们有一种共
同的感情,就是爱荣誉。我们必须培养这种感情;他们必须得到各种荣誉地位。看看他们在外国人的 勋章面前是如何的毕恭毕敬!”
拿破仑时代的另一伟大事业,巍峨坚固,像金字塔一般,那就是把法国 的法律重新整理,编成法典。
法国的旧法是一堆理不出头绪的乱麻。其法律和惯例主要来源于罗马和 法兰克王国的法典;又与封建惯例、各省特权、教会权利,以及后来名目繁
多的国王敕令纠缠在一起。革命者在立法时将这堆荆棘丛生的蔓草根株枝叶 统统拔掉,没有遇到丝毫的反对。只是在他们试图把《人权宣言》的原则运
用于政治、民事和刑事问题时,才开始遇到困难。《人权宣言》的原则中有 关刑法的主要原则是法律只能禁止对社会有害的行为,而且只是在认为有绝
对必要的情况下才能判处刑罚。除了这些划时代的宣告以外,议会在 1790 年还加了两条:(一)问罪只限于罪犯本人,而不及其家属;(二)罚与罪 应相当。
民法受《人权宣言》的影响很大。不过,类似的一些著名宣言在随后发 生的国内纷争中,在很大程度上都遭到违反。法国革命中,有些空想家就好
象《圣经》的《创世纪》中所说的那些建筑通天塔的人一样,非常努力,看 不到把宣言的原则应用于实际生活时,由于人们的批判能力大大超过了建设
能力,而遇到很大的困难。真的,他们的热情是如此高涨,所以一点困难也 看不到。
波拿巴指定特隆歇、比戈·德、普雷亚梅纽、马尔维尔和能言善辩的波 塔利斯去编纂法典。他们不停地工作了 4 个月,完成了第一稿。他们先行听
取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对第一稿的评论,然后提交参政院让立法专门委员会 来决定。在那里,它经过几位专家仔细研究,尤其重要的是波拿巴的亲自的
审阅。审议这部法典的会议共开了 102 次,其中他亲自主持的过了半数;会 议往往开八九个小时之久,但不能满足他那事事追根究底的殷切欲望、毫不
放松持续努力的要求以及毫不动摇的求实精神。
他倾听着法学家们的讨论;当讨论书本要纠缠不清时,他便出来,理出 个头绪,并以醒目的方式,把结论归纳出来。他以其有条不紊精神把繁冗的
法律辞句,锤炼成明白通顺的法语;人们感到,他那准确无误的洞察力,犹 如一块对政治和社会的试金石,用以检验那些五花八门的引自法国旧法律或
革命时期惯例中的条款,从而决定取舍。最后,2281 条的法律条文凝成了一 个简直是无懈可击的整体,人们不禁要惊叹这位巨匠的构筑技巧。
制订这部法典好比建筑一座金字塔,其中一些巨石几乎全是波拿巴亲手 砌上去的。他扩大了法国公民权的范围;尤其重要的是,他加强了父亲的权
力,从而巩固了法国人的家庭组织。
他把男子结婚的法定年龄提高到 18 岁,女子提高到 15 岁。并且规定新 娘必须在结婚典礼上重述法定的要服从丈夫的词句,同时,做丈夫的有责任
保护和赡养妻子。
他决定把离婚的理由从九种减到四种——通奸、虐待、被判处不名誉的 刑罚,以及双方同时——但“双方同意”这一理由,必须在结婚之后至少两
年才能提出,而且要经过坚持不断的要求,方能成立;但对于已结婚 20 年以 上者,不能以此作为离婚理由。
波拿已力图使收养儿女的行为带上十分严肃庄重的色采。他宣称这是一 种最为伟大的行动。但为了避免使人们因此不愿结婚,明确规定独身者不能
享有收养后嗣的权利。这种预防措施显示了这位能干的统治者多么敏锐地预 见到未来。他必然是预料到法国将来的人口,由于法律迫使家庭在其所有子
女中平均分配财产,将停止照正常速度增加。
1804 年,《民法典》正式通过,成为法律。经过略加修订补充后,于 1807 年被重新命名为《拿破仑法典》。它的条款 1806 年已在意大利采用。
1810 年,荷兰以及北海沿岸地区,甚至到波罗的海的卢卑克,都把这部 法典作为它们的法律蓝本;
1811 年贝格大公国也这样做了。这一法典还间接地对德意志中部和南 部、普鲁士、瑞士和西班牙的法律,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这部法典的许多
显著的特征,也为中美和南美的许多国家所吸取。
一国的立法者,对不法之徒,总不免以惩罚作为最后手段。然而他还是 宁愿用教育作为更有力的措施的。法国当时的教育事业也确实迫切需要波拿 巴加以注意。
但波拿巴在教育方面成就却显得平凡得多。因为他发展教育的目的不在 于启发思想、发展才能,而在于训练一批批有谋生技能的人、奉公守法的公
民和热情的战士。学校里的训练,差不多完全是军事化的:学生经常进行操 练,每天上下课都以击鼓为号。国立中学的数目和学生人数急剧增加了,但
普通中学和小学因无上述吸引人的特点,进展甚慢。
他要把教育和学术置于不折不扣的连队式训练和管制之下。要用国家机
器带动的铁犁,去摧毁旧世界的文化园地。 他力求排除思想上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以修剪树墙四万法去训练年青的
一代,使之整齐、实用。一切有凌霄之志的幼苗,尤其是在道德和政治方面,
都被剪掉了。因此,曾经是欧洲最爱好推理的法国思想界,很快就变得死气 沉沉,趋于僵化。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文化领域。 法国的诗人——这已是被断头台弄得七零八落的一群——唱着勉强而空
洞无物的调子,直到后来重建帝国才产生了贝朗热的扣人心弦的抒情诗所表 达的对帝国的热忱。法国的哲学沉默了;拿破仑时代的史学则拄着官方的拐
杖一瘸一拐地跛行,直到下一个世代,阿道尔夫·梯也尔才开始写他的巨著。 在数学和应用科学方面,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辉煌的发现为这位皇帝的统
治增光生色不少。
他曾改组法兰西科学院,并且每十年对主要作品和主要发明给予奖金, 以图刺激文学的发展,但都没有成效。科学虽然兴旺起来了,文学却一蹶不 振。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拿破仑把国家从混乱之中拯救出来,他的军 旗飘扬到那不勒斯、里斯本以及莫斯科;但他却找不到一个有独创思想的、
实在能够歌颂他的诗人。在他的统治时期,主要的文学杰作却来自被他弄得 穷困不堪的夏托勃里昂和被他流放国外的斯塔埃尔夫人。
正如有些学者评论的拿破仑的种种重建工作给法国这个“过于浪漫”而
“易于冲动”的国家“添上了一些大块花岗石”,他用他的意志作为凝合一 切的水泥,把法兰西生活中松散流动的鹅卵碎石建成一道混凝土的防波大
堤,挡住了那些革命狂热或保王气焰的风暴。这些风暴曾将零星散漫的万干 事物刮得上下颠簸,甚至使法国内地也变成一片荒凉。但从他挡住这引起风
暴以后,法国思想文化界所特有的生命激情和创造冲动也完全凝固成一潭毫 无生气的死水。
二、世界帝国之梦 面对一个又一个胜利,拿破仑的野心有如不断充气的皮球无限地膨胀起来⋯⋯
亚眠条约使他成为欧洲主宰,但他的眼睛却早已穿过了万山重洋,望到了地球的另一边⋯⋯ 他要建立一个比亚历山大帝国更为恢宏的世界帝国。
马伦哥战役和随后的一系列胜利己使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低下了它那 高贵的头颅,但拿破仑并不满足。躲在大西洋不列颠群岛上的讨厌的英国人
仍不愿承认他在欧洲的主宰地位,而这个国家却又偏偏与法国隔着虽不算宽 广却又难以涉过的英吉利海峡。对英国人的海上力量,拿破仑早在远征埃及
之前已有清醒的认识,在远征埃及的军事冒险中,他也只是因为运气特别的 好才没有被纳尔逊将军大英舰队埋葬在地中海中。
每每想到这点,拿破仑便被一种莫明其妙的烦恼所困扰,他不能不承认, 到了海上,他便有一种虎落平阳的感觉。
但烦恼归烦恼,对英国现在还不得不采用较为现实的策略。他要诱使那 些贪婪的英国人在他摆下的一桌美味佳肴面前流口水,而一旦那些表面上高
做的英国人坐下来,他便会用各种手段将这桌上最为可口的东西留给自己,
而让英国人分享那些残羹剩饭。 现在英国人果然上钧了,他们终于坐到了谈判桌前。 英国不得不低下那高做的头颅。现在这个人口不足 1800 万的小国,负担
的国债竟高达 5.37 亿镑,年息开支就多达两千万镑以上;而在这 1800 万人 中,还有三分之一爱尔兰人对最近强加于他们的合并法令是公开不满的,在
与革命的法国交战的年代里,英国每年的财政支出从 1792 年的 1985.9 万镑, 激增至 6132.9 万镑。这就必须对收入在两百镑以上的公民课以
10%的所得 税。
有钱但十分小气的英国人实在不愿将花花绿绿的英镑扔在旷日持久的对 法战争中。国内朝野的求和愿望使英国人在谈判开始时便作出了令拿破仑窃
窃心喜的让步。1801 年 10 月 1 日,英法在伦敦达成了初步条约。在这个条 约中,英国人作出了大量的让步。但这个条约只是英法双方的初步意向,它
还必须转变成一个正式条约。
把这些初步条款归纳成为正式条约,这一任务在英国方面落到康华里侯 爵身上。他是一位患有痛风病、厌倦世事的老将,他还有点名气,主要是由
于他曾率部投降,从而结束了美国独立战争,不过,由于他在管理印度事务 时为人正直而到处受到尊敬;这个人必定有些令人佩服的品质,才会使拿破
仑在圣赫勒拿岛对他作了这样的评论:“我不认为康华里是具有差等才干的 人;他有能力,十分正直,诚恳,并且从不失信⋯⋯他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
一个地道的英国人。”
康华里侯爵和比他能干得多的秘书梅里先生的对手,是约瑟夫·波拿巴 和他的秘书们。波拿巴兄弟当中的这位长兄的能力一直被人大大低估了。虽
然约瑟夫没有二弟拿破仑的雄才大略,但是在吕内维尔谈判时,证明他不愧 为一位精明干练的外交家,而且后来在那不勒斯和马德里掌权期间,他也表
现了不小的行政才能。再者,他的圆通厚道在一切与他熟识的人中间曾激起 热烈的友情,这是拿破仑那比较严厉的性格很少能引起的。
英国关于马耳他的官方声明既清楚又实际。这个海岛要还给圣约翰骑士 团,并置于法、英以外的第三国的保护之下。但是恢复骑士团的统治地位,
与选择一个强大而又不怀私心的庇护国家,同样均非易事。霍克斯伯里勋爵 提出俄国为保证国。他这个提议最合情合理不过了。沙皇有权作骑士团的庇
护人。这件事已由最近俄国与骑士团签订的一项条约予以肯定,因此也只有 霍克斯贝里的这个提议才是真正行得通的。
尽管如此,第一执政对这两个提议马上表示异议。他在巴黎与康华里长 时间的会晤中谈到,在有关地中海的问题上,引进俄国的海上压力是危险的,
尤其是俄国的君主“近来已经表明是一些很不可靠的政治人物”。
第一执政还对康华里承认,虽然那不勒斯国王历来声称他对马耳他拥有 宗主权,其实在两个大国之间他够不上做个令人满意的担保人。所以,他提
议,可以快刀斩乱麻,用炸毁瓦莱塔要塞的办法,一举解决这个问题。
即使仅仅这样一个提议也就雄辩地证明了解决马耳他的问题是多么困 难。岛上那样大规模的要塞工事,原是基督教国家对付北非海盗的保垒,现
在把它炸毁实际上等于把瓦莱塔拱手交给那些危害地中海地区的海盗。
鉴于英国政府现在的首要目标在于同沙皇维持良好关系,人们只能把波 拿巴的建议看作是一种破坏英、俄谅解的巧妙手法而已。驻圣彼得堡的法国
公使正竭力阻止沙皇与英国政府言归干好,同时竭力恢复那奄奄一息的武装
中文联盟。他的后一个企图“遭到断然拒绝,而且措词近乎嘲笑”。然而人 们仍有理由认为,英俄之间关于马耳他的旧争端可以被重新挑起,从而促使
波拿巴与亚历山大之间达成谅解。年轻沙皇感情用事的自由主义思想使他倾 向与法国联盟,而他的整个性格也使他热衷于巴黎善于随机应变的政策
而厌恶英国朝廷的拘谨的合法主义。鼓吹法、俄联盟的人把希望寄托在两件
事上——马耳他岛问题和重新提出东方问题的可能性。 康华里在巴黎与第一执政会见时,以及随后在亚眠与约瑟夫·波拿巴谈
判的过程中,都觉察到多巴哥问题以及英国就养活法 国俘虏的费用要求法方 付款的问题,其棘手程度不亚于马耳他问题。
波拿巴两兄弟都坚决拒绝英国提出的由英国保有多巴哥以补偿上述费用 的建议。英国政府既然没有把它保有多巴哥的要求写入伦敦的初步条款,当
然绝无希望再次取得那个岛屿,来交换一项本身就颇成问题的让步。
他们也详细研究了英国由于养活法国俘虏而提出的补偿要求。波拿巴和 塔列朗用温和而又尖刻的措词指出,虽然理论上站得住,但却难以接受。他
们表示,英国的这个要求必须与巴黎不久即将提出的反要求一并考虑:那就 是,法国为维持它所俘虏的英国资助下的各种武装人员的生活也花了一笔
钱;而这笔费用与英国要求的补偿相抵之后,“大概不会如英国政府所希望 的那样为英王陛下带来多大好处”。
这里不可能谈及在亚眠讨论的一切问题。法国政府已决心采取一项激进 的殖民政策和海洋政策。从它于 1801 年年底提出的种种建议中,可以明显地
看出这一点。这些建议是:(一)废止在公海上向英国国旗致敬的做法;(二) 法国提议将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割让给英国;作为酬答,英国应让法国绝
对拥有纽芬兰岛的东、西海岸—一这实际上就是让法国对纽芬兰岛最利于捕 鱼的海岸拥有全部主权,并且完全可望开发其内地,而作为交换的却是两个
备受战火蹂躏,当时已在英国手中的小岛;(三)法国应分享在这些海域捕 鲸的权利;(四)法国在福克兰群岛建立一个捕鱼站;(五)扩大在印度雅
纳昂城周围和在马赫岛的法国属地。
法国坚持要求在纽芬兰岛、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扩大势力范围,它在圣 多明各所从事的规模巨大的远征,以及它不甚掩饰地在澳大利亚进行考察的
种种企图都引起了英国政府的疑虑。因此,谈判进行得十分缓慢。由于怀疑 对方居心不良,谈判从一开始就受到阻碍。西班牙和荷兰感到痛心,因为这
个条约将把便宜全归法国,把吃亏的事全都留给法国的盟邦,所以迟迟不派 出代表参加亚眠和会,最后并表明决心,拒绝放弃特立尼达和斯里兰卡。
还有乔治三世为奥伦治家族和萨伏依王室要求补偿这类伤脑筋的问题。 波拿巴在接见康华里时,满口答应将尽量为荷兰前总督出力;但却拒绝考虑
撒丁国王的要求,因为他声称,这位国王曾求助于沙皇,使他本人大为不悦。 其实,法国对意大利的领土要求,对第一执政来说,无疑是一种最为重要的
动机;他在实际上兼并了皮埃蒙特,并支配着整个意大利半岛之后,自然不 能让已由他的精明而专横的政策一脚踢开了的这位国王重返大陆,奥伦治亲
王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是法国及民主势力在荷兰取得胜利后的牺牲品,乔 治三世对这位遭遇不幸的亲王深表同情,因此替他向波拿巴发出强烈的呼
吁,以打动他的恻隐之心。
现在只剩下把法国在西沙尔平共和国的主宰地位加以合法化一事了。这 个共和国的领土东起阿迪杰河,西至提契诺河,北迄阿尔卑斯山脉,南抵鲁
比肯河。马伦哥战役以后,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由一个临时机构治理,在首都 米兰指定了一个不大的委员会管理民政事务。波拿巴与这个委员会及驻在巴
黎的使节马雷斯卡尔奇商妥了一部宪法。或者倒不如说,他用这些人作幌子, 很方便地掩盖了宪法纯属一人炮制这一事实。
对更为棘手的萨伏依王室问题,英国政府作了认真的努力,但未获成功, 英国坚决拒绝在波拿巴给予萨伏依王室补偿之前,承认他最近在意大利建立
的新政权,即伊特鲁利亚王国和利古里亚共和国。英国拒不承认它们,是根 据任何谈判者都奉守的信条:只要得不到对方相应的让步,那就不要使对方
如愿以偿。英法两国都在亚眠玩弄这一手,但除了相互激怒以外,没有什么 别的结果。但是权衡得失,自然还是波拿巴得到的好处多些。因为他要求的
只是英国政府承认伊特鲁利亚和利古里亚的既成事实,而康华里所不得不加 以维护的却是流亡王公的利益,维护那看来已经永远 消逝的旧秩序。
在双方代表所进行的这次马拉松式的谈判进行当中,拿破仑一举解决了 意大利问题,确立了法国和他本人在意大利的主宰地位。
由于这一胜利,他似乎变得更加苛求无厌了。不但如此,一个名叫佩尔 蒂埃的法国流亡者在一家伦敦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无聊文章使他恨之入骨。对
这些东西,本来理所当然是应予鄙视的,但是他却把一个失意流亡者的胡言 乱语夸大为一桩涉及重大政策的事件,并对允许发表这类文章的政府大发雷
霆。康华里提出异议说,在英国,限制新闻自由的行动是非常不得人心的。
但波拿巴还是小题大作,于是在 2 月 4 日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本来, 波拿巴早先提出,在马耳他建立一支那不勒斯籍的临时卫戍部队。这回他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