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耶鲁的社团制度不再是一所大学

19世纪晚期，校长德怀特、秘书德克斯特（1861年骷髅会员）和教务长亨利帕克德怀特（1868年骷髅会员）以及几位最有权威的教授定期参加协会的会议，目的是保持和学生领导群体的联系。

学校意识到，尽管这些协会具有排外性质，偶尔还有些声名狼藉，但是它们在耶鲁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们给人们提供了热枕的动力。“在耶鲁从一所古老的简朴学院演变为充满了活跃有序活动的生活这一过程中，目前耶鲁现有的社团制度的开端是最重要的一步。”]斯克莱布诺公司的杂志写道:

这是一个耶鲁人能够从他的同伴那里获得的最高荣誉，因为这个荣誉来自他们，他把它看得比学术声望还要重要……作家、辩论者、学者、运动员，每个人都获得激励，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力。生活是繁琐的，同时也是非常实际的，因为成功是实实在在的。在纽黑文，人们能够调动起自己的积极性，在体育、辩论或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相对于有形和机械的方面，这些构成了“耶鲁精神”）实现最高的发展水平。而所有这一切主要归功于社团的影响，这些社团把学校所有分散和无抑制的精力集中起来，引导到高效的发展渠道上去。

尽管社团肯定会强烈地把大学生区分为会员和非会员两个群体，它们也团结了大学生——同时也让他们相互竞争——因为学生们大体上在朝着相同的目标努力：加入社团。这种类似于工厂大批量制造的动力形成了欧文约翰逊在其《耶鲁的斯托弗》一书中那个著名的说法“机器”。这也是为什么尽管面临强烈抗议，耶鲁仍然没有关闭所有社团的原因——一个它不能回避的现实是：尽管这些奇怪的社团把校园弄得四分五裂，最终它们也还会把它重新粘上。

尽管如此，耶鲁的社区中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这些社团问题重重，而且具有威胁性。“在表面之下，在这几年一切所谓的愉快外表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可怕的暗流。这股暗流延伸到了我们大学生活的各个根基和组织，偶尔地露出威胁的面目，但很快又隐伏不见了。我们所有工作的分支都是在这股暗流般的生命线所能提供的给养基础上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埃德温奥维亚特在1896年的一期《耶鲁文学杂志》上撰文写道:

任何人，无论他身份高低，也无论他在这股潮流中力量强弱，都会感觉到这种力量的存在……如果他缺乏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地位的野心，如果他不具备对那些可能成为英雄的人物表示崇拜的心态，那么他在这儿的生活是猥琐的，有局限性，受到威胁敢怒而不敢言，最终他将噙着泪水离开，寻求少数几位和他一样高尚而且独立的朋友的温柔联系，同时内心对造成这一切的体制充满了愤怒。

在学校里的许多人看来，学院社团制度不单单是一个制度，而是唯一的制度，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玩弄权谋的制度，设计这个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清除弱小者并且给那些未来的世界领袖洗脑——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创建的公开目的是为了培养牧师，而不是小官吏的学校里。一个匿名的作者在《国家》杂志上撰文批评说，“邪恶的力量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的宗教生活，在我们的宗教发展过程中它带来了矛盾冲突。”

也有其他人持不同观点。后来担任肯尼迪总统顾问的麦乔治邦迪在1939年的《文学》杂志上发表措词强烈的署名文章《辩护词》，其中这样写道:

尽管传统的方式在过去有些时候似乎限制了人们把自己的时间投入到更重要的事情上去，然而微观世界大体上是否没有提高人们在学院所完成工作的质量，这是很值得质疑的。当然了，微观世界在运行中始终是不鼓励纯粹的懒惰和放荡不羁的。我们的制度在武断和仅仅是部分正确的基础上吸引人们的盲目欲望和回报，这也许是不对的。但如果吸引那些有上进心普通新生的是洛波利影院一次播放的两部影片或者那种貌似时髦的灯笼裤，那么这才是更糟的事。

就在邦迪发表了这篇热情洋溢的辩护词之后不久，他被骷髅协会奖励了一只水龙头。

就在第一个秘密社团于1832年成立后，学生们没过多久就创办了一些其他活动代替或模仿骷髅协会。从那时起一直到美国国内战争是这种活动最兴盛的时期。第一个三年级社团成立于1836年，二年级社团开始于1838年，新生社团的出现则在1840年，第二个有声望的高年级社团“卷轴和钥匙”成立于1842年。这些团体构成了一些耶鲁历史学家称为社会金字塔的现象，因为招募会员的标准会沿着班级精英的等级而依次收紧，从来者不拒的新生社团一直到那两个高年级协会，后者各自只有15名会员，直到只有那些最好、最聪明、最受欢迎，以及在一些情况下，最幸运的人被认为其成就足以得到协会的认可。

这样一来，大学的精力就不几乎不是一种标准了——耶鲁不再是一所大学，它是一场露天表演，一个试验场。正如上个世纪30年代学校的出版物《哈尔克评论》批评道，“对于多数大学生来说，他们在大学里头三年的活动重点有意无意地集中在被选入高年级协会上……一系列别有目的、物质的、事先阴谋策划好的社会价值观被强加在学院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这些社团不仅仅丰富了耶鲁的校园生活，而且还推动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