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27日，我满十八岁了，这一天是我判决后在集中号呆的第三天。吃中午饭的时候，段所来了，他拨开窥视孔冲我勾了勾指头，我连忙靠了过去，段所说：“你爸爸给你捎了点东西。”说着就把门下方的大窗口拉开，递进一个纸包来。
我的心一抽，接过纸包问：“我爹他走了吗？”
段所点点头：“走了，现在你的身份不一样，不能接见。”
我说了声“谢谢政府”就把纸包打开了，那里面包着一双鞋，是用黑颜色的布做成的，底是很厚的那种白布纳的，针脚密得像用缝纫机拶的，我知道这是我爹的手艺。我小时候的鞋都是我爹亲手做的，穿在脚上很舒服。在废品站当临时工的时候，一位老师傅嫌我的鞋底不抗“造”，用一块轮胎皮子给我做了个鞋底，我爹很恼火，立逼着我用剪子将它抠了去。我爹说，他一个收破烂的懂个屁？这种底子穿上，结实倒是结实了，那还叫手工鞋？老祖宗的这点玩意儿就这么让这帮不学无术的家伙给糟蹋了。我感到好笑，这都哪跟哪呀，可又不敢不听他的，回废品站以后，老师傅还好一阵纳闷，这孩子真不会过日子，好端端的一双鞋，没穿几天就透底子了。我爹不管那一套，他很喜欢给我和弟弟做鞋。这种鞋，我一个月就能穿破一双。去机械厂上班以后，我爹就不给我做这种鞋穿了，他说，儿子，咱也是在城里上班的人了，咱得穿皮鞋了，再也没给我做。
看着这双鞋，眼前就浮现出我爹睁着那只视力模糊的眼，坐在灯下给我纳鞋底的情景。他的影子孤单地映在墙上，随着他的动作一晃一晃，针扎破了他的指头，他把嘴巴嘬起来，那根指头在嘴巴里一扭一扭……我的鼻子蓦地一酸，差点流了眼泪，我赶紧冲大家笑笑，我说：“老少爷们儿，今天我过生日，我爹给我做了双鞋，这种鞋最适合在劳改队里穿，倍儿有派……”
我说不下去了，心里难受的要死。
一个叫“强奸”的老头，接过鞋赞道：“好手艺，比我老娘做的还好呢。”
一提娘，大家都眼泪汪汪的，饭也吃不下去了。
鞋里还有一张纸，强奸抖着那张纸说：“蝴蝶，这里还有一幅画儿呢。”
我接过来一看，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了，我用那张画挡着脸，往伤心里使劲地哭，哭得十分难听。
那是我弟弟给我画的画儿，那上面画着一个威风凛凛的解放军，他的腰板笔直，他的表情很严肃，他的衣服是用蜡笔和兰色钢笔水涂的，眼睛像关公，脸像张飞，胸口敞开着，胸前是一只像老鹰一样的蝴蝶……他站在蓝天下，显得英姿勃勃。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梦，我梦见我和我爹牵着我弟弟的手，走在天上。黄颜色的和红颜色的还有白颜色的云彩，一缕一缕地从我们身边飘过，伸出手来就可以抓一把放在手心里；远处飞翔着一行一行的大雁，它们默默的飞，没有一丝声响；红彤彤的太阳像锅盖那么大，它就那么静悄悄地悬挂在我们仨的头顶上，一点也不刺眼，一点也不烫人，照得身上暖阳阳的。我爹说，嗨，多么美的景色呀，大远，你快看，多么美的景色呀。我弟弟还是个结巴，他说，嘿，嘿嘿，嘿。
我笑醒了，我以为我会大叫起来：弟兄们，快来看，多么美的景色呀。可是我发现，我的脸上满是泪水。
“杨远，出号！”十天以后的一个早晨，段所在门口喊我。
“是！”我一个猛子蹦了起来，我知道，我即将被发往劳改队服刑了。
值班室门口站着一个面皮白净的年轻警察，见我抱着铺盖来了，冲我点点头：“你叫杨远？”
我在他三米远的地方蹲下了：“报告政府，我叫杨远。”
警察笑了：“好嘛，这不也没那么吓人嘛，我还以为流氓集团首犯长了俩脑袋呢。”
我陪他笑了笑：“那个脑袋掉了，这个也快了。”
警察拉下了脸：“废什么话？滚进去登记！”
登记的时候，我了解到，这个警察是入监队的中队长，姓马。
瞅个机会，我问站在一旁的段所：“所长，你不要我了？”
段所的口气很无奈：“我倒是想要你，可你这刑期？”
我使劲咽了一口唾沫：“段所，谢谢你对我的照顾，等我出狱了，我会回来看你的。”
段所盯了我一眼，叹口气不说话了。
我们一行六个人跟在马队长的身后，像一串用铁丝穿起来的蚂蚱，哆里哆嗦地上了停在门口的一辆警车。
坐在车里，听着城市里喧闹嘈杂的声音，我很茫然，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