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5节 隐性采访是非大论争(4)

3. 公众利益难以界定,因此不可为之。

隐性采访一般是暗中进行的，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会悖逆采访对象的个人意愿，或者直接触及到采访对象的某些不愿为人知晓的隐私。有关法律规定，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前，要把公共利益作为前提，在脑海中先过滤一遍。而所谓公共利益应遵循的原则是指：“凡是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的事情，或者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必须进行公开的事情，不受隐私的保护。”

公众利益，从本质上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前提下，进行隐性采访，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并没有对“侵害”公众利益的程度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如果说，有人在这个情况下，打着维护“公众利益”的“合法”旗号，肆无忌惮的滥用隐性采访、侵犯他人隐私的情况出现该怎么办？

日本有一个偷拍的纪录片，偷拍的地点是在一个“风月”色彩的娱乐场所的洗手间，出现的画面里基本上都是一些从事特殊行业的年轻女性——在洗手间里的大镜子面前整理容颜的、打电话勾引别人老公的……各种形态各异的女人们在这里把自己曝露得一干二净。虽然此片在播出后极大的满足了观众的偷窥心理。

前些日子，在社会上曾经引起很大争议的“陈杰人事件”，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陈杰人是中国青年报的一名记者，因写了一篇暗访报道《女大学生卖淫现象调查》，而被开除。开初原因：陈在文章中出现的‘湖北高校女生8～10%存在卖淫现象，25%从事陪侍活动’内容，没有任何根据，这严重伤害了湖北省高校女大学生的感情，损害了大学生形象。我们姑且不去争论在文章中所写的这个比例是否属实，但是其中存在的一点我们必须引起注意，那就是，如果女学生卖淫现象存在，是不是属于“公众利益”的范围？陈杰人的这一做法是不是侵犯了这些女性的隐私？现在“公众利益”的界限还很模糊，个人理解事物的角度不同，意见也不相同。我们很难从中评定谁孰谁非。

从社会一般的伦理道德角度讲，对于有悖于社会伦理道德的现象，记者一般不宜随便使用隐性采访，即使使用，也要做一些技术处理。例如，一家电视台在报道城市不文明行为时偷拍偷录了这样一组镜头：一个中年男子在公用电话机前，一边抽着烟，一边不紧不慢地同对方讲一些无实际内容的话；旁边几位等着打电话的人焦急不堪。作为一种不考虑他人、只顾自己的社会风气，进行批评是应该的，但法律没有规定打公用电话的时间及通话速度，其行为没有违法；而记者的偷拍偷录是否合法尚无定论。所以，“对于这一问题的把握，关键是对于社会心理的把握……社会心理的另一变化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意识也在增强。这就使报道必须考虑民众的承受能力，否则，受众在‘推己及人’的考虑中会对媒体的无所顾忌心存反感。” 从长远看，公民素质的提高、社会文明的促进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并非一“曝”就灵。如果记者滥用偷拍偷录，并且在播放时不做任何技术性的处理，置对象于“众目睽睽”之下，就会对其造成过度伤害。长此以往，只会造成人人自危、过度紧张的社会环境。

的确，我国目前的确存在一些这类的偷拍，不但没有从“公众利益”的角度出发，而且严重的侵害了人们的隐私，新闻记者不应采纳与效仿。

4. 暗访行为是“撒谎”和“欺骗”因此不可为之。

有人说，目前中国的社会状况与上个世纪鲁迅所说的是一个“瞒”和“骗”横行并无二致，公民普遍缺乏诚信意识，社会机制在一种“不公开”“不透明”的氛围中运行。此话有理，而作为社会监测器的新闻媒体如果也习惯于用隐性采访这种不公开、不坦诚的手法获取新闻信息，不论其理由如何冠冕堂皇、光明磊落，也难免使媒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使用隐性采访方法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保护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并维护媒介的公信度。单从暗访报道本身来说，记者和被采访者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了解底细，一方不明就里，一方有技巧、手段和机器，一方则没有，双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而在此时此地，公众可能更同情“弱者”，从而对媒介失去信任。

前文我们提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则偷拍新闻，在播出之前，编导恰当的剪辑掉了一些过分的黄色淫乱对话，既揭露了丑闻，又恰到好处，而不久另外一家电视台播出的黄赌毒曝光节目就不甚妥当了——某电视台播出一期题为《扫黄不留死角》的节目，展示一次性交易的全过程，除了一个身份可疑的“嫖娼者”面部被打了马赛克外，性内容的交谈、挑逗的细节以及卖淫女的脱衣镜头被观众一览无遗。这样的暗访，观者汗颜、同行不齿。

保证新闻的真实、新鲜是记者在考虑采访手段之前必须先考虑的内容。隐性采访虽然也是采访手段之一，但应当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显性采访的补充，记者只有在用尽了一切合法的、毫无争议的手段之后，才应当考虑是用一种相对合适的隐性采访手段来获取新闻。

三、对于隐性采访持中立的态度，只有在无法或不能公开采访，或者在正常采访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特定情况下，才能考虑使用

我国目前新闻界关于隐性采访的评价，有这样一种认识：“在今天，隐性采访已被新闻界看作是记者深入采访的一种标志”。 隐性采访只是新闻采访方法的一种，是在不得已情况下对显性采访的补充。

我们大家都知道，新闻媒体对于一些通过正常采访无法采访得到的新闻素材，运用隐性采访的手段，全面、真实地了解事实真相，将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丑恶事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之受到正直的人们的鞭挞，满足了广大民众知悉社会真实情况的要求。“新闻工作者只有在用尽了一切合法的、毫无争议的手段之后，才可以考虑是否用相对说来值得研究的手法来采访新闻。”而不能事情不分大小、情节不分轻重，动不动就来个偷拍偷录。对于隐性采访应有一个适用范围的选择：

1．为了拍摄社会不良现象或不道德行为，取得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对于一些社会不良风气和不道德行为进行采访时，假若记者公开身份或公开采访意图，就难以拍到具体真实的事实，而对这些现象进行舆论监督与批评，只有抓拍到真凭实证才能令人信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电视记者可以谨慎地使用隐性采访的方式。

2000年冬季，哈尔滨电视台《早安哈尔滨》新闻节目中播出连续报道《雪天，出租车拒载现象严重》，出租车司机随意拒载乘客的大量真实画面，全部为记者采用了偷拍式的隐性采访的方式抓拍得到；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播出的《天之骄子上大学》中，有大量反映用公车送孩子上大学的镜头。如果记者当时向采访对象吐露真实的采访目的，结果可以想象。记者在采访时隐去了采访意图。在采访现场，记者因为隐去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被摄对象才会对记者吐露实情，对诸如“车是不是来送学生、车是哪个单位的、这样送学生费用怎么收”等问题都作了如实的回答（比如：“专程来送学生”、“是单位领导派的车”等等）。这些真凭实据在整条报道中起到了作用，如果没有这些靶子，后面的批评就会无的放矢，也会缺乏应有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