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5节 隐性采访是非大论争(5)

2、抓取罪证。在拍摄违法犯罪活动时，为揭示犯罪活动、避免采访危险，可使用隐性采访。

比如采访毒品交易、买卖假文凭、私刻公章等违法犯罪活动时，如果记者公开身份和采访目的，那么，不仅不能采访到需要的素材，还可能遭遇生命危险。

记者采访遭到阻挠、被殴打、被抢机器，这样的新闻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来两三条。2003年11月，发生在山西省保德县的一起殴打记者事件令人扼腕叹息：

保德县一家小型焦化厂厂长及其企业的工人张某，带头围攻和殴打随国家环保总局来厂暗访违法排污情况的中央电视台记者，抢夺这名记者的证件和携带的摄像机，后被公安局刑事拘留。

事情发生在这天11月12日下午，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徐向宇随国家环保总局环境执法检查组在保德县调查当地区域严重污染、非法排污情况，的进入保德县兴旺庄宣宝联营焦化厂。在进行暗访录像时，徐向宇被厂长康贵成拦下，粗暴地揪住记者的衣服，强行要记者把摄像机交出来。当徐向宇出示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证件之后，他看了一眼便扔在地上，还是强行夺走了摄像机，并下令工人殴打记者。一名工人拿了一根铁锹把朝记者身上打，还有的工人用煤块砸，并嚷嚷让记者下跪，当时有四五十名工人在现场围观。事态紧张，同行的国家环保总局执法人员出示证件后，才制止了此事继续恶化。

3．在公共场合为保证采集的形象素材生动真实，避免镜头前的紧张和不自然，在不针对个人的前提下，电视记者可慎重选择隐性采访。

如拍摄市井日常生活画面以及广场、街道等公众场合的镜头时，记者可以隐蔽摄像机拍摄。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偷拍可以产生一种幽默的娱乐效果。日本儿童节目《大追踪》，拍摄了一些3岁至5岁的儿童第一次出门去为家里买东西的过程，从中寻找童真童趣。在这些节目中，编导们为保证孩子们在镜头前的自然和真实，采取的都是偷拍方法，他们用几台摄像机，前后左右地偷偷跟踪孩子进行拍摄，有的摄像机伪装在自行车上，有的藏在皮包里。通过这些隐性拍摄得到的素材，能够真实地记录孩子们的各种稚态，因而使节目妙趣横生，深受观众的喜爱。

4、在正面报道中使用电视隐性采访，具有特别的效果。

如果被采访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电视采访，他们在镜头前的表现会比接受正式采访时表现得更真实自然。《焦点访谈》的记者为了报道有关北京自行车失窃的新闻，冒着严寒在地铁站等候了几个晚上，抓到一个小偷偷自行车的现场珍贵镜头，为整条新闻增色甚多。反面人物如此，正面人物也如此：另外一则宣传济南交警先进事迹的电视新闻同样也给观众留下过深刻的印象。采访中，记者采用偷拍的方式对济南街头的多位交警进行了一天的追踪记录，结果，展现在观众面前的画面正像媒介上宣传的那样，有的交警在烈日下坚守岗位，指挥交通的动作一点都不走样，有的交警对请求帮助的路人给予热心的服务。这些偷偷拍下来的场面百分之百真实还原给观众一个有血有肉的交警形象，起到的正面宣传作用，要远远超过一些假大空的摆拍镜头。

隐性采访也不是高大全，百般都好。某电视台的记者关于对“110”出警速度的采访，只在一天的几个时间段分别进行了一次测试便“大功告成”；晚报记者对寻呼台服务质量的“考核”，也在编辑部里拨了一通电话号码，就轻轻松松完事了。这样的隐性采访都属于拙作。隐性采访并不是图便宜图省事。“踏破铁鞋”、“守株待兔”的笨功夫同样亟待隐性采访记者潜心修炼。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不但容易造成片面采访，甚至有时会损了夫人又折兵，对于一些重大案件的隐性采访，甚至有可能危及个人生命安全。

“受法律保护的人及行为，是不能用偷拍偷录的方式进行监督的；对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及行为，可以运用偷拍偷录等方式实施舆论监督” 。比如犯罪不受法律保护，但因此记者就有偷拍偷录的权利，这不是法治观念，而是民间认为“以恶对恶合理”的非法治观念。在法治社会中，一切社会行为皆要纳入法治的轨道，包括对各种社会不良现象、违法行为、犯罪活动进行舆论监督时，也必须要有法治观念。在一般情况下，目的正确，手段也要正当，不能只重结果而不问手段，为了揭露违法犯罪行为，而不惜以违法对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