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第21节 暗访中记者介入民商(2)

误区之一：激于义愤而被人利用成为工具。

记者有时出于“义愤”和打抱不平，会站在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某一方的立场上，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一方当事人向另外一方收集证据的受托人或工具，可能因此而侵犯对方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商业秘密。西南政法大学龙宗智认为："合法的偷拍偷录证据，法庭可以采纳，但这种偷拍偷录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私自录制谈话的内容，而不是第三者在旁边窃听或者秘密录像。前者是法律允许的，后一种情况是违法的行为。

这时，记者介入纠纷的暗访行为实质上在一方当事人与新闻记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委托与受委托的合同关系，而按规定，当事人调查证据所委托的必须是经国家机关批准有调查权限的单位或个人。如果记者非法接受这种取证事务，无论记者是否会被给予报酬，主观是否为善意，其接受委托的行为便属违法，委托一方当事人的取证程序也属违法。那么一旦隐性采访的记者卷入双方当事人的官司，所获取视听资料就不能作为合法证据，记者受牵连而负法律责任的概率就高；而且，不少取证方法可能对于双方当事人来说是合法的，但若由第三方来实施则可能属违法。如“捉奸在床”的做法，配偶的一方为了维护自己的配偶权，在离婚案件中取得证明对方有过错而由记者来“代劳”偷拍另一方与婚姻第三者的亲密行为，这种偷拍会导致侵犯他人隐私权。

所以在介入民商事纠纷时，记者不能偏听偏信，应仔细分析，小心求证，掌握好界限，尤其不能被当事人误导而受人利用。

误区之二：为满足公众偷窥欲而污染社会风气

现在流行一句话：防火防盗防记者。这些神通广大的人无孔不入的举着机器对准每一个角落，让人避之不及。记者的形象日益在下降，被贬损的情况越来越多，英国戴安娜王妃因为躲避记者遇难车祸、台湾璩美凤情色光盘等等事件使记者的形象一步一个台阶越走越低。事实上，很多遭到舆论抨击的“偷拍”均不属于真正的“隐性采访”。

一类是出于心理畸变和以满足偷窥欲为目的的偷拍，首先它的偷拍主体就不是记者。比较著名的案例有港星钱小豪2000年7月涉嫌用摄录机偷拍裙底春光事件，此事掀起了一阵反对偷拍的热潮，不少跟小豪合作过的艺人均感愕然。另外一例更加著名的就是2001年12月，台湾璩美凤遭偷拍，情色光盘热销的事件。此事被当成反对“偷拍”的典型案例，评论已经两年了。但事实上，璩美凤事件中，媒体有介入的只是光碟偷拍成功后，台湾多家杂志以配售方式恶性扩大了光碟的流传范围。事件本身因为与台湾政坛相牵连，始作俑者至今不明，但可以肯定的是与媒体无关。

另一类是部分娱乐类电视节目的偷拍行为。我国南方某台的娱乐栏目，曾经推出过一档板块，主持人装作没有携带手机，在闹市区向行人讨手机打电话，偷拍下行人的各种反应，据称是“体察市民的社会安全感和同情心”。国外这种偷拍比较发达，好莱坞影星莱昂纳多与名模女友海滩嬉戏被偷拍，镜头总算比较干净，没有弄出什么尴尬事。玛丽亚·凯莉与男友的海滩日光浴，却被偷拍到全裸艳照，并且还有以亲密动作互相涂抹防晒油的镜头。而名模克劳蒂亚·希弗，她与男友在德国别墅里共度周末，竟被狗仔的长镜头拍了下来。这名狗仔也知道自己手上拿的是“烫手货”，因此向各大八卦报刊大肆兜售，希望卖个好价钱。亏得八卦杂志《Hola！》的总编辑是克劳蒂亚的友人，他马上联络该狗仔，花70万美金买下那批亲热照，才使得它们没见天日。而身材性感舞姿曼妙的韩国歌坛辣妹白智英，近半年来更为了一卷偷拍的“录影带”而成为韩国各大媒体争相追逐、网络上广受讨论的话题女王。偷拍人正是她的前任男友，录影带是在她还没出道前拍的。事发后，白智英辛苦建立的歌唱事业备受打击，在流言的攻击之下，她好几次想自杀一了百了。

以上两种偷拍行为，与严格意义上的“隐性采访”差别甚大。而长期以来，隐性采访一直都被学者放到和这些“偷拍垃圾”同类的位置上，接受同类的批评。

隐性采访会对媒体最为看重的形象和信誉造成一定的伤害。因为“单从暗访报道本身来说，记者和被采访者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了解底细，一方不明就里；一方有技巧、手段和机器，一方则没有。双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而在此时此地，公众可能更同情‘弱者’，从而对媒介失去信任。”“从长远观点看来，新闻媒介的公信度，而不是特权地位，才是它安身立命的根本。” 而更有一些媒体的行为超出了社会公德的界限，如某省电视台曾运用偷拍偷录的隐性手段制作播出了一期名为《扫黄不留死角》的节目，记者和协助采访者不仅和卖淫女讨价还价，而且还拍下并播出了卖淫女脱衣解带的镜头，不管采访者是否已经参与了嫖娼，都让人感觉到这种拍摄超出了记者的职责范围。至少这个节目被认为加入了“少儿不宜”、不应播出的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