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第26节 暗访记者禁止扮演的角色

应当指出的是，记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不是随意的。实际工作当中，记者自觉不自觉的扮演不恰当角色的事情还是屡有发生。《羊城晚报》曾于1998年8月25日头版刊出《本报记者在上海街头报警》的新闻。为了测试上海警方的快速反应能力，在得到有关部门特许后，羊城晚报记者阮巍冒充遭抢劫的外地旅客，向上海“110”报警。报案后仅2分钟零10秒，先后便有4辆警车呼啸而至。山西阳泉的新闻媒体也曾策划过类似报道，在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配合下，几家媒体汇集一地，同时拨打几家医院的急救中心电话，声称某处有危重病人需急救，请派救护车，不明真相的几家医院的救护车先后赶到。这样的采访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社会应急系统的正常运作，白跑一趟的救护车，很有可能就耽搁了真正遇到急病的患者救治；白跑一趟的警察，很有可能就耽误了某地罪犯的抓捕。还有的记者用“隐身”去干预和影响新闻事件发生、进展。浙江某报记者冒充应聘者，携带偷拍机参加杭州市招聘副处级干部的考试，结果被选中，直到有关部门决定商调时，才知道这是报社派记者“考察”招聘活动的公正性。这样的采访，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扰乱了严肃的考场纪律。

　　隐性采访中记者的角色定位问题，也同样发生在国外。《世界新闻报》是《太阳报》的姊妹报，它的一位阿拉伯裔编辑一直想采访英国王室的内幕，苦于没有机会和渠道。后来他知道索菲王妃办有一个公关公司，于是他就扮成阿拉伯酋长，去跟索菲做生意，做成几笔生意后，取得了信任，索菲就在他面前对女王、查尔斯、布莱尔攻击了一番，他都悄悄录了音。这在世界报业上被称为“最伟大的采编行为，最可耻的狗仔队行为”。这个记者这样做不是第一次，他还化装为阿拉伯酋长采访过萨达姆，得过世界采编奖。事实上这里很大程度上都存在一个“诱导”的“度”的问题。记者暗访中的“诱导”涉及的已不仅仅是伦理层面的问题，而且很可能上升到法律的界面。

记者在暗访中言行不能具有诱导性，也尽量不要主动，有记者采访卖假发票的情况，就假扮成购买者，问：“有假发票吗?”暗访“三陪”的记者一进娱乐场所就问：“有小姐吗?”暗访倒卖假发票，就去问：“有假发票么？”这样属于典型记者主动的发问都是不妥当的，如果对方先问，则属于对方主动，记者被动。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记者假扮成购买毒品者，问：“有海洛因吗?”我国法律规定，毒品交易达到50克就可以判处死刑。那么，如果记者实施了购买行为，能否给记者定罪?又该怎样定罪?难道因为是记者暗访，就可以网开一面，在守法与犯法的界限左右随意行走，而置法律于不顾吗?

哪些身份是记者不能涉足的呢？笔者认为，记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不是随意的，想装扮成什么就装扮什么，没有任何限制。

（一） 记者不能装扮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记者不能装扮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借处理政事获取政府新闻；不能装扮成司法工作人员，借审理案件获取法律新闻。记者不能以行使公务的名义获取新闻。因为国家公务人员是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员，其身份和职务具有法定性。

（二）记者不应装扮成违法犯罪之徒。

笔者曾见过一些隐性采访报道中有这么一段描写：“为了留下‘证据’，几天后，记者又随线人携带着微型录像机来到这里（指中街地下赌场）。由于里面根本没有夹男士手包的人，所以夹包的记者一进屋便引起了注意，先是几个服务员从不同角度注视夹包，继而总是有一名身着西服的男子经过记者身边，事后线人告诉记者，此人即当晚的值班经理。无奈，为了完成采访录像，记者只得‘大张齐鼓’地赌了起来，在输掉了200多元后大骂今天没点子，然后起身离去。” 这个记者的赌博行为显然已经触犯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违法犯罪之徒不是正常的社会角色，是社会予以打击的对象，具有社会危害性。装扮成这类人易卷入违法犯罪的漩涡，记者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同时会使记者的良好形象受到玷污。

（三） 记者不能改变其固有的自然性别角色。

记者如果改变其固有的自然性别角色，而深入到另一个性别世界中采访，这是传统习俗和道德不允许的，亦侵犯他人隐私利益。

总之，暗访记者在介入新闻事件能够消极隐瞒就不应积极参与。不能虢夺特定主体的法定权利和义务。不应成为新闻事件的决定性力量，更不能干涉事件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