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第27节 公共场所拍摄内容的选择(2)

盗窃行为：在公共场所中发生率最高的当属盗窃，每天有多少人在这个人群密集处，丢失自己的个人物品。如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最近播出的一期节目就是记者在离犯罪人不远的地方偷拍犯罪人偷自行车的情景，有个人行动、有两人互相配合一起行动等几种盗窃手段。要完成这样一期片子，记者们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拍回来这么全面的素材，记者们每天都得拿着偷拍机到固定的地点守候盗窃团伙的到来。也许只要守候一天，盗窃团伙就会现身，也许等上一个月，他们也不会出现。

倒卖盗版光盘：在公共场所中倒卖盗版光盘的现象特别严重，虽然政府采取了各种手段来抵制盗版光盘，保护正版光盘，但是似乎都不见成效，风声一过，这些盗版者就会自动出现在闹市区。央视记者隐入贩卖盗版光盘者中进行暗访，在市区的天桥下、树林边、铁路边等人流相对较为密集的地方，三三两两怀抱婴儿的妇女在来回走动。只要你打身边走过，立马就能听到“要光盘吗………”的叫卖声——暗访新闻《行如鬼魅的盗者》将这些场面尽显银屏。

正面报道： 银行“三分钟”承诺：银行也曾提出这样的口号：要在三分钟之内解决一位客户的问题，到底这样的承诺是真是假，记者专门就此事进行了暗访，结果发现，银行真的履行了这一承诺，这对银行提升自己的声誉不无有利。

商场售货员“百问不烦”：对于这方面的暗访，记者一般是在其中扮演着一个刁难者的角色，用各种各样的刁难手段进行试验，来证明其真实性。

“114”服务质量：中央电视台95年曾对全国各地的“114”查号台进行过一次电话暗访，录下了所有查号台服务小姐在接电话时的语气态度。结果发现，上海是全国服务质量最好的地区，而北京则是最差的，新闻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该新闻曾获得“中国新闻奖”的称号。

我们以上所举例子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全部采用暗访的形式进行，虽然说，暗访不是万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暗访确实给我们的采访带来很大的便利，同时也让我们能够拍摄到显性采访所不能拍摄到的素材，使之曝光在大众面前。但是必须指出，我们所说的暗访，只能是有针对性地、有筛选地进行，而不是随意的滥用。

记者在选择公共场所暗访内容的时候，不必局限于反面的批评报道、也可以是正面的报道，有的正面题材，用暗访来实施，可能取得的社会效应会更好，更易获得观众的信赖。

在隐性采访具体运用于公共场所，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首先公共场所发生的事件及内容是否均适用隐性采访？一位美国检察官司曾举例：在一个会议厅内两个人正在交谈。此时是明拍还是偷拍似乎都不是问题。因为二人共同出现在公共场所。但是因为两人是一对一地谈话，表明他们的交谈是私人性质的。不论是什么内容，偷录下来，播放出去，都构成对两人隐私的侵害。

在公共场所暗访所摄录的内容涉及违法犯罪的内容时如何恰如其分地表现，是媒介面临的一大问题。据说许多地方有人把一些报纸的社会新闻奉为“嫖娼指南”，因为媒体报道把什么街巷、价格、服务内容、进入暗号之类的细节都交待非常清楚。引来读者“紧追色性，另类暗访制造媒体垃圾 ” 的批评，又比如说北京某报在电子器材市场暗访“偷拍设备”时，把价格、功能、类型、地点全都“曝光”出来了。当媒体商业化运作的时候，应自律以控制为迎合受众不良猎奇心理而使“黄色新闻”的流毒泛滥。笔者建议，媒体无论是以模拟再现还是以现场纪实的形式播出暗访素材，都应当在播出前就节目中表现犯罪手段和技巧的内容向公安机关征求意见，对于表现公安机关在侦查和防范犯罪方面的技术的内容也应当持同样谨慎的态度。

在公共场所偷拍严重犯罪、悲剧或灾害性事件的主要人物时，要特别注意不得以不恰当的角度去表现受害者。对于他们极度磨难和极度痛苦的镜头，记者应本着良心与道德感，不宜将此类镜头偷拍下来公之于众。

第二，是否一切场所均可适用偷拍？除上述法庭之外，还有一类公共场所是完全不适合偷拍偷录的，这就是医院的非公共区（如手术室、病房等）。疾病属于典型的个人隐私，为病人保密是全世界行医者的职业道德。《执业医师法》将“为病人保守秘密”规定为医生的法定义务。偷拍偷录方式采访医院的非公共区，不仅有可能侵害病人的隐私权，也损害了医生的职业形象，构成双重的侵害。因此，进入医院非公共区采访必须征得医生和病人的同意，偷拍偷录的采访方式绝对不应允许。

第三，是否公共场所一切人都适用偷拍？在公共场所拍摄和录制报道对象言行时，往往会拍摄到一些其他的非中心人物镜头。一般而言，这一类伴随性镜头时，没有义务征求他们的同意，但是，如果把这些拍摄对象置于敏感的特定环境（如精神病院或娱乐场所）时，虽然没有使用他们的姓名，这些镜头的使用也应征得他们个人的同意。

第四，如何恰当使用公共场所拍摄的素材？隐性采访素材虽然具有纪实性，但也会因运用不当或蓄意而被歪曲。这里主要指断章取义，即从素材中单取被采访者的一两句话或镜头进行播放，很可能造成断章取义，甚至导致完全相反的理解。隐性采访的视听素材虽然作为高技术的产物，信息量大，但也容易被剪辑伪造，导致事实失实。隐性采访的视听资料要想具备证据功能，记者采访时应注意作附属说明，如制片时间、制片地点等，以便作出正确的甄别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