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第29节 获取的素材涉讼的证据意义(2)

2002年颁布的《规定》比1995年《批复》更明确，《规定》第68条在总结审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重新设置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在立法技术上采用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未经对方同意录音录像可作为合法证据，除非其取得途径侵权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既然可以应用于新闻侵权官司上来，一时媒介为之欢欣鼓舞，其中也有一些媒体持谨慎态度。

从法制的要求讲，“合法取证”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有必要对“合法取证”的范围、种类、途径等应在立法上及司法中作进一步具体明确，包括对“秘密录音、录像取证”的效力亦应区别不同情况做出明确界定。而不应像过去规定的那样：“未经有关当事人同意，采取偷录或偷拍等不合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无效”，失于笼统和武断。从国外司法取证有关制度看，比较注重所取证据的实质内容，对特殊取证则较多采取“许可制”，即某些特殊取证由律师提出申请经主审法官许可后进行. 比如英美等国认为偷拍偷录的视听资料是和窃听联系在一起的。按照他们的价值取向，窃听是不能胡来的。在收集这类证据以前，必须取得法官的认可，如果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法官发一个认可令。这样取得的录音拿到法庭上就可以采纳。如果法官事先没有认可，这种证据是不能采纳的。我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

根据我国目前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对秘密录音、录像证据采取“法庭审查追认制度”较为切实可行，即对采取秘密录音、录像等特殊手段所取证据是否合法有效，应在庭审质证中由法庭根据有关法规或司法解释加以审查确认。建议尽快制定对采取秘密录音、录像等特殊手段取证进行法庭审查的相关法规或司法解释，以使我国的司法取证制度更加科学和完善，也使记者的秘密拍录行为有法可依。

二、隐性采访素材是否具有证据意义

按证据学的原理以及我国法律关于诉讼证据的解释，诉讼证据都必须具备以下的特征：一是客观性。客观性是指作为事实证据的客观物质痕迹与主观知觉痕迹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的客观遗留与客观存在。它是在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形成、变更和消灭法律关系过程中留下的痕迹、物品、书面材料与音像资料等；二是关联性。关联性是指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有实质性的联系，并对事实有证明作用，能根据它来了解事实的真实情况；三是合法性。证据的合法是指证据的获取方式或从程序的受理上来说，都必须在国家法定规范的范围之内。它包含了两点：一是该事实必须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二是证据的收集、固定和审查程序必须合法。只有具备上述三方面的事实，隐性采访获得的素材才具备证据价值。

那么，隐性采访的素材是否具备证据的属性呢？首先，它符合客观性的要求。隐性采访发生在新闻官司双方当事人争辩的新闻事件或新闻采访内容的形成过程之中，它所凝结的录音录像资料是对新闻事件的客观记录，而这种资料本身也是新闻采访这一法律事实的客观存在形式。其次，它具有关联性。在隐性采访中，作为视听资料物质载体的录像带、录音带必须记录被采访者的语言和其他声音，以及他们的形象或者与犯罪活动有关的信息。这些信息直接决定着案件事实即有争议的新闻报道能否成立。如果作为违禁品被依法没收的录像带、录音带属于物证而不属于视听资料证据，因为这些物证与被采访者实施犯罪活动或其他活动并没有关联性，因而是不具备证据功能的。

三、隐性采访偷拍偷录资料作为证据的合法性问题

一直以来，学界对偷拍偷录资料争议的焦点是其“合法性”的问题，怎样才称为合法？

首先产生的一个问题是：记者使用的偷拍偷器材合法吗？如果使用的拍摄器材都属违法，所获素材自然不能合法。刑法第284条规定：“非法使用窃听窃照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负刑事责任。何为“非法使用”？新闻记者不属于有权使用专用器材者，因为法律并未授权；新闻媒体如果使用传统的摄录器材偷拍偷录，一般不会触犯这一罪名，但目前新闻媒体使用的偷拍偷录器材大多属于隐藏式的录音录像设备，完全有理由被视为“窃听窃照器材”，所以从器材上已经处于违法状态，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则有可能构成犯罪。这样，因使用隐藏式设备获取的素材就不能作为合法证据使用了，这是记者因暗访涉讼可能败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诉讼法理论的角度说，“合法性”是指收集、固定和审查程序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在诉讼之前，暗访收集的资料无所谓合法与否，因为采访中获取的资料都是原始证据。进入诉讼后，只要提取这些采访资料的手段合法，应该确定其符合“合法性”要求，《检察日报》副总编万春即持这一观点：“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偷录行为本身，而在于偷录是发生在诉讼之前还是诉讼之中，是为了准确报道的目的还是举证目的。”也就是说，对于发生在诉讼前已经客观存在的真实记录案件事实的新闻采访原始工作资料，只要在诉讼中获取它的手段合法，就具备了证据的合法性，可以作为视听资料证据使用。

无论如何，1995年《批复》的瑕疵在2002年的《规定》中予以补充与完善，不管是诉讼前还是诉讼中，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规定均不存在逻辑漏洞，证据的合法性不以对方同意为要件，只要不违反第68条禁止性规定，偷录、偷拍收集的资料无论是诉前或诉中均为合法。

记者偷拍偷录行为要合法有效，其作为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身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记者进行隐性采访时偷拍偷录行为要称为“职务行为”，须经媒体授权或事后追认，其行为的效果才归于新闻媒体，如果记者擅自偷拍偷录，造成后果，也只能是“文责自负”。中外媒介的现行做法是：记者使用偷拍偷录行为，须经过单位认可，或向法律顾问处获得咨询意见，以便掌握行为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