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女教授的话倒是和许波的口供全部对上了。只是办案的侦查队队长有点不相信：“靠！这两个年轻男女也不见面，就凭电话就谈上了？”我说：“您老土了吧，这年头网络性行为都不稀奇了，通过电话谈恋爱这种原始的爱情活动又算得了什么？”队长只好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来申辩。
案子走到这一步好像已经可以定性了，我们只需要找到许波的那位女朋友文小姐就可以了。可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即使使出百般力气，也和那位文小姐联系不上，到学校去问，发现也没这个人，难道是许波串通老太婆一起骗我们？还是那个女孩子已经被许波杀害了？大家觉得案情又一下子复杂起来。
最后我决定去做许波的工作，和他好说歹说才让他相信我们是不会抓那位文小姐的，只是想找她验证一下口供，最后我对许波说：“要是能找到她她又愿意帮你还公司钱的话，法官也可以酌情减轻你的刑罚。”许波终于答应我们的要求，给文小姐打电话，电话通了，许波说自己现在很担心被单位发现，希望文小姐快点把钱汇过来，文小姐则称自己还在厦门，需要抓紧时间弄钱，钱到手后一定亲自回来给他。许波再想多问，电话已经急急地挂了。
这个时候侦查大队的同志向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那就是技术部门的记录显示那位文小姐的手机根本没有漫游到厦门，相反，刚才那次通话就发生在本市。我们面面相觑，搞不清楚这个女孩子卖的到底什么药。
这个时候我心里突然有个可怕的猜想，这个猜想一在自己脑海中出现我的头皮就一阵阵发麻，我问许波：“你对那位文小姐怎么样？”许波说：“我对她的爱情是很真诚的，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两年来我起码送了她四万块钱的东西，她说自己要出国做项目我就一口气给她买了三千块的香水和五千多块钱的行李箱，而且为了讨好她父亲我还专门买了个DV摄像机托她转交。”
随后我们把那位女教授叫到单位来，说是继续了解一些情况。在隔壁房间里，许波按照要求继续给那位文小姐打电话要钱。
电话响了，我站在那位老教授面前，她从皮包里拿出两部手机中的一部，用柔媚的声音说：“喂？”我当时差点昏了过去。我的猜想一点都没有错，那位文小姐从头到尾都根本不存在，完全是这位六十多岁的高级女知识分子一人分饰两角。
案子在侦查员们的一片诧异中得以水落石出，老太太承认自己为了怕许波借了钱赖账而故意装小姑娘来掌握他的动向，而且借小女孩的名义找许波索要了上万元的财物。
许波直到被执行逮捕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深爱的文小姐并不存在，因为担心其伤心过度导致精神分裂侦查员谁也不敢把真相告诉他，出于同情或者说是可怜，我决定亲自送许波去看守所，在路上，许波对我说：“虽然我没见过她，但我相信她一定会借到钱的，你不知道，作为一个女孩子，她是那么博学、那么善解人意、那么理解我，每次打电话我们都能谈上三个多小时，我觉得她就算长得不好看，我也要勇敢地接受她……”他还一直以为文小姐是因为长得丑才不敢见他。我看着他，良久无言。
后来大军他们谈起此事时，齐声指责说那位女教授完全是道德卑劣，贪财重利，一手毁了许波。我却认为其实也未见得如此，人在某种情境下会具有双重人格，特别是像那位女教授那样不喜与人交往的人，她们的自我暗示能力很强，在最初的动机下开始扮演一个青春可人的女博士，但是与此同时，她也陷入了对自己少女情怀的缅怀中，这样她就会全身心地近乎病态地执著于对一个年轻女子的角色扮演，直到整个案子最后以悲剧收场，一个人身败名裂，一个人前途尽毁。
此案办结后我突然想起前几天大家关于爱情信仰问题的那番争论，我暗暗问自己，敦厚老实的许波在知道事情真相以后，还会相信爱情吗？
机关人事里的哲学和假文凭里的经济学
处理完手上几起案子，处里竞争上岗的笔试已经结束了，老江和小齐又恢复了正常的工作。我开始有一茬儿没一茬儿地看起司法考试的书，没事就老拉大军下水陪我做考友。
老江和小齐还是很少交谈，一个看报纸喝茶，一个还是每天坚持练字，办公室里的气氛只有靠我和大军的谈笑来调节。
几天后笔试成绩张榜公布了，小齐排在第一位，老江排在第四位，第二到三位都是竞争副大队长职位的，可以说小齐胜局已显。我和大军私下向小齐道贺，看得出来小齐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不过他还是故作认真地说：“还有面试呢，这也不能忽视啊，到时候可要上台讲演的。”我和大军对视一眼，心想这面试还不简单么，不就是“假如我是法制科副科长”一类的即兴发挥讲演么，没必要这么小题大作。
小齐倒是振振有辞：“你们在机关混了那么长时间还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啊，这考试只要不漏题，可都是真刀真枪的较量，做不了假，要玩猫腻的话只可能在面试里面，随便给你挑几个刺你就得心服口服地认命。所以我一定要好好准备，做到完美无缺，让他们不评我第一都不成。”我和大军琢磨了会儿觉得也是这个道理，大军在一边开玩笑地说：“我认识一个专门指导人仪态和演讲的高中老师，要不帮你参谋一下？”小齐连声称好。
周日晚上，听大军打电话说小齐果然把那个老师请来对自己进行了一番指导，并专门在附近的中学找了个教室反复演练了讲演的技巧，甚至连目光怎么转移，不同时段盯什么人看都操练得炉火纯青。我对大军说：“小齐这回对法制科的领导岗位可真是志在必得，不过越是这样我越是怕他失败，到时候怎么收场啊？”
大飞常说我是个乌鸦嘴，在二○○一年那会儿说什么应什么，小齐的命运果然被我不幸言中了。周一一进办公楼，就看见一楼大厅的黑板上贴着任前公示的布告，上面清晰地写着老江同志即将被任命为本处的法制科副科长，请对任命有意见的同志于某年某月某日之前将意见反馈到纪委或政治处云云。我在黑板下张大了嘴巴半天没说出话，这时候大军从后面过来，我忙指给他看，他也愣了一阵子，然后说：“世事如棋，我们连棋盘都上不了的人是说不清楚的。这世界上最难说清楚的，除了感情的事情就是机关里面的人事安排了。”说完和我摇着头上楼去做卫生。
后来据本处的消息灵通人士老潘透露，老江的一位堂兄在其竞争上岗期间刚刚由其他省市调来本市担任市委常委，在和局里一位主要领导吃饭时故作不经意地打了下招呼。于是局里马上宣布由于本处法制科属于对案件把关的主要部门，其科长还是由上级直接任命比较妥当，后面的事情自然顺理成章，法制科副科长的岗位马上由等待竞争上岗的岗位换作上级指派。领导为此还专门找小齐谈了话，并鼓励他年轻人还是很有机会、大有可为的，小齐是何等聪明的人，吃了再多的黄连也死撑着拍胸脯保证自己坚决支持和理解上级的决定。
过了几天老江的任命就下来了，虽然这次竞争我和大军帮了小齐不少忙，但是谁担任领导对我们俩来说都是一样。那天上班大家都忙着帮新领导江科长搬桌拿凳，将他的东西都运到隔壁的科长办公室去，这其中，小齐是最为卖力的一个，看不出他有任何的情绪和不满。
老江也像换了个人，对小齐总是客气有加，不时拍着他肩膀鼓励他好好干。眼镜也由有框的大厚镜片换成无框超薄的了，东西搬好后大军一不小心叫了声江科长，老江连声说：“别，别，我还是习惯你们叫我老江。大家可别生分了。”
过了几天我们发现，真要再叫人家“老江”，尤其是当着外人面的时候，老江的脸色也开始有点不大好看了，从此大家都以“江科长”作为通用称呼。
老江以前的位置很快由从侦查大队调来的小范接替，小齐除了忙他的案子，每天空闲的时候继续临帖练字，办公室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而我也从这件事情再次领略机关里面的为人之道和生存哲学。
二○○一年八月，上级要求在经济战线上也要开始严厉打击金融、财税犯罪的活动，同时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在国庆到来前积极做好追逃工作。
这一年，“网上追逃”成为报纸上频繁出现的词儿，所谓“网上追逃”，就是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在逃人员信息库”或者将在逃人员的资料存入若干张光盘中，利用专门的信息系统进行搜索、检索和比较，使被发现的在逃人员迅速被缉捕。由于各地公安机关的电脑网络基本实现了互通，很多在逃多年的罪犯在“网上追逃”的专项斗争中纷纷落入法网。
八月十五日，黎科长召集大家开了个会。会上照例传达了部里最新的精神，然后对我们这帮小伙子谆谆教导：“你们这帮小子也太懒了，每天看完案卷就坐在办公室闲扯，从今天起只要手上没案子统统给我下到分管的队里去蹲点！”
我和大军相视一笑，都想，这下总算不用在办公室里坐班了。我连忙挎着书包去了金融诈骗犯罪侦查大队，这段时间小齐情绪不高，一直是我代他跑这个队的案子。一进屋，我就发现大队的同志们个个笑逐言开，我纳闷地问道：“莫非这个月季度奖提前发了？”大队长老黄握着茶杯对我说：“这可不，比发了钱还高兴呢！”我忙问缘由。黄大队长这才给我讲起他们大队是如何在追逃斗争一开始就逮到一只“大老虎”的。
被抓住的犯罪嫌疑人名叫张勇，这家伙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和别人合伙通过伪造金融凭证骗了本地的一家大银行两千多万，拿了钱就躲得没影了，这么多年一直是在我们处挂号前几位的逃犯。追逃斗争刚开始，我们处指挥中心就接到北京市局那边的电话，说张勇在那边被逮着了，叫我们处派民警去领人。
一直负责侦办此案的黄大队长乐坏了，觉得这简直是天上往下掉馅饼。连夜派民警北上，进京后我们这边的人大拍北京同行的马屁：“为了抓他我们算是手段用尽了，怎么被你们逮着的？居然还是在咱伟大的天安门广场。”
北京同志的回答让我们的人啼笑皆非，原来张勇把骗来的钱挥霍得差不多了，决定往国外跑，遂约了联系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见面，搞笑的是此人这么多年已经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了，居然拿了一支大瓶雪碧在纪念碑下焦急地逡巡。很快就被巡逻民警给盯上，上去一查身份又漏洞百出，马上就被带走了。经过和网上逃犯信息系统核对后发现这家伙还是一督办的逃犯，就把他扣下了。据说侦查员把嫌疑人往回带的时候，那家伙一路都在唉声叹气：“我为什么就不多关心下国家大事呢？”
天上掉下的馅饼毕竟是极少数，黄大队长高兴了一阵子就开始发愁了。他告诉我现在处里急着抓专项斗争中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数字，各个大队也互相在比学赶超，自己虽然拣了个大便宜，但和其他几个队的成绩比起来未必就强。我坐在他办公室里，一边喝着水一边说：“不是说各个大队现在都能去抓卖假发票以及非法出售发票的么，满街都是，为什么不去捞呢？”黄队长叹道：“我们当年可是两百万以下的案子不接呀，现在居然为了完成任务得满街去和发票贩子打交道。”
各个大队为了完成任务蜂拥往各个车站、码头去抓人，烈日炎炎，无数侦查员把头都转晕了也没有收获。但人海战术毕竟有效，接近月底的时候，卖假发票的几乎被我们处和各分局的人给抓光了。大家只好又开始打卖假文凭的主意，大批侦查员马上又得化装成学生或者待业青年顶着秋老虎的炎热去打秋风，可是抓回来的大部分嫌疑人都是外围发名片的，很少能捣毁窝点或者抓到幕后的主犯。
一次，黄大队长他们连续蹲守了一周，终于把一个制造假文凭的窝点给端了。我对制造假文凭的案子很好奇，跑去看了看侦查员们从窝点里抄回来的赃物，发现假文凭居然以二流大学的居多，而专业也多为文科，尤其是什么经济管理、国际贸易等专业。最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二流大学文凭的定价居然比一流大学的要高，我笑着问犯罪嫌疑人：“你们造的假东西里面怎么没有清华北大的啊？”犯罪嫌疑人说：“我们造这个玩意也是看顾客需要的，清华北大太牛了，没几个人敢要，否则太容易被揭穿了。相反那些二流大学，名字报出去也好听，学校名声也不显得张扬，要的人也就多一些，所以收费也高。”我听了后大长见识，仿佛重温了一道论证价格与需求关系的西方经济学课程。
黄队长拿着几张假文凭问我：“就这几张薄纸片子值那么多钱？”我笑着说：“那当然，花个两百、三百的买个破本就省下几年寒窗苦读的工夫，还不用掏钱到学校去受盘剥，谁不愿意啊？”黄大队长说：“其实照我看，有些买假文凭的人啊，水平还真未必比你们这些拿真文凭的低，只不过风云际会，时势没能造英雄而已。”
我觉得黄队长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就逗他说：“其实现在有这么个说法，这个世界上的文凭有四种，分别是真的真文凭、真的假文凭、假的真文凭、假的假文凭。第一种人有真材实料，又是真正的科班出身，拿文凭是水到渠成；第二种人属于自学成才，苦无文凭，又不适应考试，不得不找人做文凭应急；第三种是有钱或有权，买张正规的文凭当门面；第四种是不学无术，无钱无权又眼红，做张文凭混一混。您不是刚在党校读了个研究生么，看看自己是哪一种？”黄队长大怒：“我当然是第一种了，真才实学外加货真价实！”“得，您还不如假包换的呢！”我呵呵笑着离开了大队长办公室，去看侦查员做的询问笔录去了。
留置室内，侦查员正累得口干舌燥，见我进去了一个劲地诉苦，说屋子里的几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同乡，个个性子都硬到极点，怎么审问都不开口，几个从刑警队调来的侦查员恨得牙痒想动手，被我们几个硬拉住了，我知道这个时候劝他们文明执法效用也不大，只好说：“都干什么呢，为了一点点案子的事情把别人打出事情了，害得自己脱制服下岗坐牢值得么？”那几个同事这才悻悻地停手。不过说实在的，那几个犯罪嫌疑人都出自南方某地，当地民风的确以顽悍著称，那一晚上下来还真没有一个开口的。
一年后我出差到那个城市时曾问过当地一个朋友：“你们这里真的都是往全国各地输出卖假文凭的？”他说：“你才知道啊！我们这儿就是一造假窝点。现在都不兴造假了，直接骗。比如办证，接了电话就是‘你给我打一百块钱，然后把相片放到某某地某某石头下面’，完了第二天再说‘不行啊，你那相片不行，要再造，再给我打五十块来’等等，其实就是一去就把那石头下的相片给扔了！他接电话的时候还在打桌球呢……”
校园桂花香、心灵捕手和与爱情无关的艳遇
我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不管考什么试都喜欢找个伙伴，比如说考研，当年一定要把安翔拉着一起在外面租房子“同居”，这样既可以互相鞭策鼓励，也能够查漏补缺。这次司法考试我就缠上了大军，大军因为老婆刚生了孩子，本打算参加下一次的考试，但架不住我连鼓励带讽刺的激将，只好和我一起去买了教材，算是成立了司法考试的临时互助组。
当时警察部门还没有司法考试的风气，同事们听说我们打算报考大都觉得是吃饱了撑着没事情干，江科长常常在我们看书的时候绕到背后眯上眼睛看上半天，临踱到门口的时候抛下一句：“人家是要去做法官的人啦，我们公安的小庙留不住呢！”把我和大军呕得半死。
不管老江怎么瞧不惯，我毕竟已经算是经过运动考验的人，总归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有事做事，没事就看书。大军则有点撑不住了，老是问我：“上班时间看这种书不好吧？”我反问道：“难道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看看法律书也是不对的？别人看报纸嗑瓜子练字唠嗑就是正当工作，我们钻研业务莫非也是错？说到底还不是看不惯年轻人求进步。”大军想想觉得也是，便也不理会别人的嘲讽用心看起书来。
九月初，案子渐渐少下来，学校也开学了。每天下班后我都骑车去学校上自习，反正一个人回家也是看看电视打打电话，还不如好好利用起来。
一个秋风送爽的夜晚，我洗完头后跑到学校的自习室做模拟题，那段时间自己买了很多参考书，可惜大多是过去陈年旧题的汇编，做着做着就腻味了，最让我郁闷的是同样一道题，不同编者不同出版社的书标准答案也不一样，而解析的思路却又总能自圆其说，不禁让我大骂编者见利忘义，出版社误人子弟。
题目做得不顺心，我把笔一丢，靠在椅背上肆无忌惮地观察自习室的美女，也许是因为刚开学的缘故，美女们大都忙着和久别重逢的室友或者男友逛街购物去了，自习室里居然都是雄性。
突然，我看到前三排有一个熟悉的背影，走上去一拍，我看到多次在我噩梦中出现的那张脸：大胖！
走出自习室，我和大胖在弥漫着桂花香气的校园散步。“离开校园都快三年了，没想到看到这里的一草一木，连自习室都还是那么亲切，真怀念啊！”大胖一反往日的粗鲁，变得有些伤感了。我笑：“你小子是怀念校园的女生了吧？”
大胖又恢复了常态，要把我拖到花丛中进行修理，后来发现里面有若干男女正在亲热方才作罢。我问大胖：“好好的怎么跑大学校园里面怀旧来了？”大胖说：“没什么，只是突然很想看看心理咨询方面的书。”“天，难道追个女孩子还要动用这么大的规格去从学理上着手啊？”我惊讶地问。
大胖怒视我：“你小子饥渴得发疯了吧，老想着追女孩子。我跟你说的是正经话。”他接着对我说：“你还记得你在110的时候遇到的那些自杀的案件吧？”我说记得，并提了那次心理专家把一个杀人犯从高楼上劝下来的案子。
大胖说：“我们那里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今年上半年的某个月，先后有14人从长江大桥上跳江自杀。现在社会竞争太激烈，各种矛盾都容易激化，很多人由于心理问题都会走极端。”我好奇地问大胖：“那你说这些自杀的人是不是心理都有问题呢？比如抑郁症什么的。”
大胖回答道：“一部分人是，你不知道，精神病中的抑郁症已超过肿瘤等疾病而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第二大‘杀手’。这种病发作时，患者会感到心境极度低落，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有时会反复出现想死的念头或有自杀、自伤行为等。而且他们自杀的‘信念’十分强烈，会利用一些常人无法想像的方法结束生命。例如，他们可以用一脸盆水使自己窒息而死，或是把床单撕成条把自己勒死在床头。对于这样一心想死的人，他们的家人往往是防不胜防的。”
我倒抽一口凉气，问道：“难道这些自杀的人都是精神病？”“胡扯！”大胖说，“其实正常人由于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大也出现越来越多的心理失调或轻微心理障碍。这些心理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咨询与指导，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我点点头，说：“你打算拥有这一技之长，然后离开队伍去当心理医生？”
大胖说：“那倒不是，我很珍惜我这身制服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想法，反正打第一天穿上制服，我就觉得很激动，觉得好像穿上它就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我首先是一个警察，其次才是一个医生。一直以来，我都把香港电视里面那些职业的谈判专家作为我奋斗的目标。不过最让我受刺激的不是那些当着我们的面自杀的人，而是我们自己人。”
“自己人？”我问。
大胖回答：“是啊，你应该听说过刘德周、杜书贵开枪杀人的案件吧？”
我说知道，那两个人都是很有名的公安败类，随意开枪杀人，把队伍的名声都给拖坏了。
大胖说：“是啊。我们总是在自己人犯事后站到齐声谴责的那一方，却没有考虑到开枪杀人背后的东西。咱们警察每天都在与潜在的罪犯打交道，跟一般人的心理状态很容易有很大距离，如果这种心理得不到有效疏导，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心态的畸变。许多有严重心理问题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表现得极为自然，他们的心理障碍常常只表现在一个大家忽视的领域，因此不但别人把这些人当作完全健康的人看待，他们自己更是不知道自己的状况，这种危险性就如定时炸弹一样可怕。”
“比如说有些同志对陌生人一概觉得有违法的嫌疑，这种心理定势同时不断形成心理暗示——对所有的陌生人都不能太友好。这种怀疑心理外加外界的压力都很容易造成警察心灵的扭曲和冲动。我认为现在非常需要在局里设置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当然，我不是说像某些单位那样找几个所谓的专家在网上开个咨询热线就成了。我认为这个机构应该由专业的心理医生组成，而且独立、高效、不偏私。他们以定期与不定期两种方式为民警提供心理服务，并且严格按照科学方法对警察们的心理状况做如实记录，以此判断他们是否有心理问题而不适合于警察这种工作，或者某警察在某一段时间内暂时不适合工作，应当调养。心理医生同时还应当经常性地注意警察们整个家庭的心理卫生状况，在必要的时候应当提供服务，否则警察的家庭成员心理不健康，他们的心理状况可能就会受影响。”
我在一旁认真听大胖说话，越听越觉得自己平时真是小看了这个庞然大物，一直以为他又霸道又爱慕虚荣，没想到在安康医院的两年磨炼使他产生了那么多想法。虽然我做110目睹那些我面前消失的生命时也曾产生过做一个谈判专家挽救他们生命的想法，但那毕竟是脑海中的灵光一闪；而大胖不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有了自己的想法并在为之而发奋努力，这着实让我佩服。
其实做防暴警察的时候我就和同事们讨论过这个问题，觉得如果要减少警察滥用暴力的现象，光把一线民警的枪收上去集中保管是很愚蠢的，那样只会造成更多无谓的牺牲，关键还是要对民警的心理及时地进行疏导、治疗，发现问题早解决。同时在提高政治业务素质的同时关注普通警察的生活和心灵健康，别一出事情就搞运动，出了事情就换个名目再来一次，周而复始，只能造成恶性循环，队伍的士气也被弄垮了。
我和大胖一直交谈着，不觉间到了男生宿舍楼下，这时已经是夜色阑珊，我们俩正准备各自回家，突然听到男生楼传出一阵阵欢呼的声音，那种欢呼声渐渐沸腾起来，直到震得我们整个耳膜都发胀，职业反应让我以为楼上马上就会有无数瓶子砸下来，忙拉着大胖就跑，结果跳到路边一看楼下并没有什么反应。
我呵呵一笑：“敢情现在赢了球不兴闹腾了啊，我们那会儿寝室楼下早就瓶子遍地开花了。”大胖纳闷地问我：“不对啊，今天好像没有比赛啊？十强赛的赛事日程我可是每天都关注的。”我观察了一下校园里喧哗成一片的情况，说：“看这激动劲儿，只可能是十强赛提前出线啊！”
这时候我的手机狂震，我连忙找个安静的角落接听，电话里大飞语气激动地告诉我：“美国出大事儿了知道么？几个家伙劫持着波音飞机把世贸双塔给撞垮了，据说一下子就死了几千人……”
这一天，是二○○一年九月十一日。
几年后我想到这天晚上的情景，仍然觉得在他人受难的时候选择狂欢是愚蠢和可鄙的，因为欢乐和兴奋可以在瞬间结束，而由此激起的仇恨却可能需要几个世纪去化解，面对那些把上千条无辜生命作为自己的信念、仇恨、宗教供奉的恐怖行为，无论作为军人、警察还是普通的学生，我们都应该同仇敌忾。
司法报名和正式考试的日期迟迟未能确定，自己学习的劲头也被慢慢地磨钝了。一晃眼又是金秋十月，案子也渐渐多起来了。我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案件的审核上来，由于小齐被市政法委借调去写材料，黎科长正式同意我审核金融诈骗侦查大队的案件，同时让我继续负责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的案件，能够有资格审查金融诈骗侦查大队的案子是我进处以来的梦想，所以自己干起来也分外有热情。
经济犯罪案件不像普通的刑事案，像杀人强奸一类的案子，往往是简单的是非对错的判断加上一定的伦理裁量，基本上确定犯罪嫌疑人和搜集相应的证据就可以定案了。而经济案件即使人赃并获，罪与非罪的判断也常常让我大伤脑筋。以前在科里，大家常常为案件的定性争得面红耳赤，但基本都是因为公事，所以互相也能体谅。
我一直有好胜爱辩的习惯，每次和同事争论法律问题一定要分个清楚，即便当时没谈好事后也一定要论个明白。老江以前虽然是老资历，遇到法律问题也是和我们争得不可开交，可惜自打当了领导后性子也渐渐转了，常常和我因为案子的事情闹得不愉快。
一次，我又为一个商标侵权的案子是否构成犯罪和老江发生了争执，结果老江一怒之下摔门而去。事后大军严厉批评教育了我：“我们当时帮小齐找礼仪老师的事情不知道被哪个大嘴巴传到老江那里了，他就总以为我当年是和他对着干了，当了领导后又爱面子，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小心谨慎，谁知道哪天又在哪条沟里翻了船呢？你小子太倔了，老跟他顶牛做什么？”
我回应道：“要是为了那点面子我何必和他过不去啊，问题是不争的话那些本来就没罪的人不就关进去了么？同样的道理，应该关的人他要是不同意关我还是要和他争。”大军拿我没办法，对我甩下一句：“你小子啊，在公安局呆长了啊，迟早会有牢狱之灾。”
那些天正好黎科长出差，为了不和老江发生冲突，我只好借口学校课程紧回去上课。这时候我已经在读研究生二年级，所开科目大多是些专题，每堂课都能让我大受启迪，老师点名也很频繁，所以也不敢像一年级那样借口工作忙而经常明目张胆地逃课。
那段时间，一位著名的刑法教授给我们讲解洗钱罪，提到现在很多罪犯都利用设立皮包公司和地下钱庄等方式把犯罪所得合法化，逃避司法机关的追查，并指出全国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例以洗钱罪入罪的判例，这其中既有立法的制约因素，也包含很多执法上的障碍。我想了想自己办的一些案子，还真的都或多或少存在追赃难或者“黑钱”“白钱”混在一起无法辨别的困难，不禁对洗钱这个课题产生了兴趣。
下课后，一走到校门口手机突然响了，一看原来是大胖来电，正打算接电话手机电量开始报警。那段时间我手机屏保上被我很恶俗地写着“天高任鸟飞”，结果手机一报警下面就显示出一行小字“电量不足”。两相对照，让我大骂晦气，只好在路边找一公用电话给大胖打过去。
大胖在电话里说我托他打听的那个人问了几所监狱和看守所的朋友，别人都说查无此人，并问我和此人是何关系，我笑笑说有空再给你讲这个故事。正聊得开心，突然有人轻轻拍我的肩膀。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身材高挑、面孔秀丽的女孩，正满面绯红地望着我，我暗想我不认识她呀，忙问道：“同学你是想用电话吗？”那女孩子羞涩地摇头，我想她莫非是找我借钱，哎呀，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就算是骗子骗我也值得呀。我露出一副虚伪到露骨的样子问道：“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心里开始为一段设想中的奇缘做种种高尚和不高尚的设想。只见那女孩子终于鼓起勇气抬起头，认真地对我说：“同学，刚才打电话的时候你的钱包被人摸走了……”
我大惊失色，一摸口袋发现钱包果然不翼而飞，浪漫邂逅和一见钟情的设想顿时灰飞烟灭，忙追问道：“小偷呢？”那女孩子看着我有些犹豫，我知道她是害怕别人报复，忙掏出警官证说：“你别怕，我就是警察，快告诉我小偷在哪里我去把他抓住！”
那丫头看到警官证后反倒释然了，目光变得有点蔑视：“你还是警察呀，怎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那个人都跟了你老半天了。”我急得简直快跪在地上了，钱包里可装着我所有的银行卡和一个月的工钱，只好忍辱负重：“同学，是我不小心，求你快告诉小偷是谁吧？”那丫头后面的话快把我活活气死：“已经晚了，你刚才给我看警官证的时候他刚上了一辆摩托车走了。”
第八部分
钱被偷走倒没什么，把裤带勒紧一个月就可以凑合着过了。但所有的银行卡都要重新办，我去发卡行一问居然要等七天，我暗想这七天莫非得借钱度日了，回头找大军借钱，大军问明是银行卡的事情便骂我：“你是别的警种倒也罢了，身为搞经济犯罪的警察居然还得去给银行当孙子真是太丢人了！这帮小子老找我们帮他们讨钱，还敢不给我们办个卡？”说着便介绍了晴川市商业银行江南支行的一位刘主任给我认识。
大学时代的生意经和归去来兮的钱包
回单位后到黎科长那里开证明，被他大骂一顿：“你小子在巡警队和刑警队都白呆啦，居然连钱包都被小贼摸走了，以后出门别说自己是警察啦！”我本来就觉得没脸，被骂了顿更觉得面上无光，只好拿了本司法考试的习题集去冲淡郁闷。
钱被偷走倒没什么，把裤带勒紧一个月就可以凑合着过了。但所有的银行卡都要重新办，我去发卡行一问居然要等七天，我暗想这七天莫非得借钱度日了，回头找大军借钱，大军问明是银行卡的事情便骂我：“你是别的警种倒也罢了，身为搞经济犯罪的警察居然还得去给银行当孙子真是太丢人了！这帮小子老找我们帮他们讨钱，还敢不给我们办个卡？”说着便介绍了晴川市商业银行江南支行的一位刘主任给我认识。
我打电话约好了时间便去找刘主任，他倒是个爽快人，听说我是大军介绍来的就更是热情，很快叫人把卡的事情办妥了，还说明天就差人给我送到单位去，我反而不好意思了，忙说自己过来拿就好了，刘主任说：“那怎么行呢，你们平日里不知道帮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以后还是会有很多事麻烦的。”我只好客套着答应了。
晚上打电话向大飞诉苦，他听说我钱包被偷了先是大怒：“他妈的是谁敢太岁头上动土呀？”接着就是例行公事般地哀其不幸和冷嘲热讽，最后大飞说：“我和那一片儿的派出所很熟，回头帮你问问看有没有下落。”我说：“得了吧，我又没报案，再说传出去也挺丢人的。”大飞坚持要去试试，我就说你看着办吧反正我也不抱指望。
大飞接着对我说：“有件事情你这个学经济的帮我参谋一下吧。我熟悉的一个开发区的户籍对我说，打算帮我投资弄点外快。”我骂道：“狗日的，你不会跟他们去弄黑钱吧？”大飞说：“不是，事情是这样的，他们说帮我搞个指标在开发区那里弄几亩地。”
“你小子不会穷疯了搞个农场去种地吧？还是中金庸的毒太深学杨过和小龙女搞些小鸡小鸭养殖的副业？”我诧异道。大飞急了：“你他妈听我说完呀，我先弄块地，然后在上面随便搭几所破棚烂房子。政府马上就要在开发区大兴土木了，几所高校也正在扩建，到时候我们的地肯定要被征用，房子也要被拆，那补偿费算起来一转手可就是十几万呢！”我听了后觉得这倒也算是一生财之道，但是总有些挖社会主义墙脚之嫌，就劝大飞还是先放放。大飞权衡利弊，也觉得委实有些缺德，便推掉了。
挂了电话我也开始琢磨着做生意的事情，那段时间经常被一些同事莫名其妙地宴请，到的场所档次往往也不低，酒足饭饱之余我们会被暗示性地告知同事们在该酒家有或多或少的股份，并再三嘱咐我们多来光顾，广拉客源，让我暗自感慨咱们队伍里倒也不乏大胆开拓进取的创业先锋，而自己要关系没关系要资金没资金实在不是经商的材料。
不过说句实在话，在大学里自己倒是首批探足下海的吃螃蟹者。那时候我的主营业务是CALL机。一九九五年的时候，CALL机尚是一种奢侈品，那时候如果谁的腰上别着那么个东西，哪怕是数字的，就有那么点傲视群雄、富甲一方的感觉，就好比今天背着个重重的笔记本电脑满大街转悠以标榜自己资深IT背景的白领一样。记得大一时有个室友买了一个可折叠的眼镜，说明书上其中一条这样写道：“本品眼镜盒外观设计流行，别在腰上酷似BP机，可满足各界成功人士时尚需求。”真是叹为观止。
还有一个比较夸张的哥们儿，在地摊上买了一个BP机手表，每天坐在图书馆里女生最多的地方，定好时间，等“嘀嘀嘀”声响起来的时候再装作很不耐烦的样子跑出去复机，后来有个新闻系女生对他暗送秋波的时候，我就不怀好意地说：“既然这么熟了，留个CALL机号给人家吧。”
大二时CALL机就慢慢变成了一种时尚品，当时感觉自己也是这股潮流中推波助澜的中流砥柱。因为我是最初为数不多做CALL机生意的人士之一，起码给各大高校的大学生们装备过不下五十台CALL机。入行原因很偶然，有个朋友的家长是一个CALL台的市场部经理，那时候管制严，带机入网还需要购机发票，有一次帮朋友忙，抱着试试的想法和他联系黑机入网，结果对方不但满口答应，还给了我五十块说是佣金，并让我留心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回来后，那个朋友又请我吃了顿饭以示感激。那时市场需求非常大，于是不知不觉就做起来了，开始也还赚了些钱。当时卖CALL机主要是两个途径：一是带机入网，二是旧机卖终免号。反正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赚个差价。等尝到了甜头并选择好几个战略性合作伙伴，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却发现生意越来越难做，客户越来越挑剔和专业，不再满意那些诸如“全功能”、“终免”等模糊的功能描述。那时候满大街都是各式CALL机的消息，随便找个电话亭就能看见有些形迹可疑、含混不清的各地方言对电话另一方说：“对，摩托罗拉精英型两百台，下午交货，单价七百。”其实纯粹就是狗屁，那些人未必见过精英型CALL机是什么样子，甚至连一台都未必买得起。这些一传十、十传百的各种“走私”、“水货”CALL机在市场上根本没有成交过一笔。我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写着“兹收到摩托罗拉火凤凰型数字机两百台订金五十元整。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四日”的收条，至今没有取回的原因是这个人随即就如凤凰涅槃般地化为灰烬消失在茫茫人海。
最后一笔生意是帮同学贝贝做中人卖一台CALL机给一个成教生（那个人叫王中文，贝贝当时给我留了一个条子“中文系王中文要买中文机”，我感觉像一幅上联），后来对方发现功能有缺陷蛮横提出退货，一语不和竟打了起来，差点动了刀子，闹得沸沸扬扬，双方都很下不来台，事情平息之后，大家也都觉得很灰心，慢慢就不做了。我大学时代的商业生涯也就画上了一个句号。
十一月十一日，中国入世了。那天上午，刘主任就让人把新办好的银行卡送了过来，我又是倒水又是上烟好一番感谢。送出门的时候连声拍那位银行兄弟的马屁：“现在都WTO了，祝你们以后多赚点洋人的MONEY。”
正吃午饭的时间，大飞来了。这小子瞅着四周没人，随手把一样东西丢在我桌子上。我一看，大惊：“这不是我的钱包吗？”大飞得意地点上一支烟：“你点点看，少了什么没有？”
我检查了一下，除少了一百五十块人民币外，所有现金和身份证一应俱全。大飞说：“少的钱我给派出所的同志买了条烟啊，你可别小气。”我一边说那哪会呀一边问：“怎么找回来的？敢情现在派出所办盗窃案的水平有长进了。”大飞回答道：“屁！你怎么熟悉公安业务的，我让刑警队长把他们那一片儿的贼头拉来问了一下话，今天一早贼头就把包送过去了。”我诧异不已：“这基层业务还真跟俺们的运作方式不一样呢。看来我还真得好好学学。”
大飞一脸鄙夷地坐在我办公桌上看着我，句句是语重心长：“小朋友，要学的多啦。你知不知道，有一次一位省里领导的亲戚的包在某地的长途车站给人用刀划了，里面三万块全被偷走。上面层层压力下来要求限期破案、限期交人，把当地基层的同志们急坏了，只好把当地的贼头们全部招来，勒令三天内交人交钱，否则就一网打尽，贼们也急，因为这一单还真不是他们自己人做的，估计是外面流窜作案的贼在车站顺手牵的羊。最后贼们自己凑了三万块交给派出所，为了对上级有所交代，还专门找了个自愿的替死鬼去应付上面，于是这案也就算破了，上级嘉奖，兵贼都相安无事。”大飞的一番话听得我瞠目结舌，暗自叹息为警之难，为一好警察之难。
香烟美女、裸奔往事和白衣飘飘的年代
谈完了公事，大飞要拉我去喝酒，很少见一向潇洒倜傥的“江城名记”露出如此沮丧的神色。我忙追问缘由，大飞黯然神伤地说：“她出国了。”“谁呀谁呀？”我忙追问，要知道大飞可是兄弟几个里面为数不多的伪道学先生，从他嘴里掏出点过去或现在的桃色绯闻还真是难。
于是大飞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事……
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二日是北京大学九五级新生报到的日子，入学那天我和无数人一样忙着找所在院系报到、填表、找寝室，正挤得一头臭汗的时候一位天仙般的美女突然骑着单车从我面前缓缓滑过，两目相接时我突然感到阵阵眩晕，这么多年来美女见过无数了，却从来没有过像那天那样眩晕的感觉。
后来听说，她和我同系，其父当时官拜副部，也算是一高干子女吧。最神奇的是她到了寝室放好行李后也不干别的，直接骑单车绕着整个北大环行一周，各处名胜无一遗漏，最后回到寝室，洗手整装后环顾诸位姐妹道：“我观察了一下，整个北大，所有教职员工、各类学生，光论长相，我排第五……”
这个传说迅速在坊间流传，也不乏好事者真的去考证谁是状元或是榜眼、探花，但北大第五的名分在民间倒是给暗暗确定下来，并没有遭到任何人质疑，相反甚至有人觉得以她的长相就算自居花魁也未尝不可。
和她熟悉始于我去她们寝室谈工作，那时候我是班长她是团支书，那是第一次去女生寝室，事先也没打招呼，门开了后我完全没见到想像中女生寝室的整洁芳香，相反却看到她们努力往床下踢的一地烟头，我顿时对这帮平时看起来高不可攀的女孩子多出几分亲切之感，那北大第五倒是不紧张，很爽快地招呼我坐下，旁若无人地和我谈起几次郊游活动的组织工作，聊得兴奋起来我烟瘾发了便掏出烟问是否可以抽几口，她则笑着说见者有份，于是用纤细的手指夹过一支，由我谦卑地点上，接着以极为优雅的姿势吞云吐雾起来……
后来她就把我当作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人。每次下午下课就和我一起走，走了一半就找我要烟抽，我只好把为数不多的几根廉价烟点给她，两人边抽烟边纵论古今，我的烟抽完了她便说：“抽我的吧。”接着从书包里拿出几包“中华”或者“熊猫”在我面前拆开，后来我才知道她是看到我经济条件不好又爱抽两口而故意变相给我烟抽。我那句“抽烟有害身体健康，抽差烟更有害身体健康”就摘自北大第五的语录。再后来我帮书商写稿也有了些收入，去她那里就带几包专供女士抽的“摩尔”，每次她看到后都是乐不可支。
后来我慢慢地就落了套，每次进教室第一眼就看她在不在，每次她在身边我说话就不免提高音量、文采飞扬，我知道这也许就叫作爱情了。可是在她面前我又不免自惭形秽，我们一起去游泳，她姿态优美地在水中冲浪划水，而我则以农村池塘里学会的狗刨式苟延残喘；我们一起去吃西餐，她神态自然地点着各种熟悉的小吃和甜点，而我则一直在为哪只手拿叉哪只手拿刀而纳闷。后来我知道了，这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和一个副部长的女儿的差别，它与生俱来且深植我心，那种潜在的自卑感让我挥之不去只能黯然神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