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就是一段经典故事了，我和当时校篮球队的队长及校吉他队的队长关系甚好，他们二人都或多或少地对北大第五有些好感，每次都为如何给她当裙下之臣而殚精竭虑。有一次他们打赌看谁能在周末把北大第五约出来看场电影，并约定输者只穿鞋袜围操场裸奔一周，并由我当公证人，我暗想要是我参赛的话说不定你们俩小子都得光屁股跑了。
最后的结果是篮球队长胜出，邀得美人出闺观影。
接着篮球队长和北大第五开始交往，而我则一如既往地和他们保持着深厚友谊，一起穿梭于各类校园活动和不醉不归的饭局中，北大第五始终把我当作最可信赖的异性朋友，每次和篮球队长闹别扭总来找我诉苦，而我则强忍苦痛做着和事佬。
一个下雨的夜晚，一切终于爆发出来，我请北大第五和篮球队长喝酒，先干了一箱啤酒，北大第五提议再来些白的，于是几瓶白的又下了肚，这时候天上开始下起雨，我们三个都有些喝高了，就跌跌撞撞在未名湖边走，我心中突然一阵苦痛，大声唱着那首《团支部书记》冲湖水那边歪，在“团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其实你的笑容也很美丽……”的歌声中我摔到了湖里，北大第五和篮球队长好一阵功夫才把我捞上来，我的拖鞋掉到了湖里，篮球队长只好回寝室去拿鞋……
我和北大第五躲在一棵树下避雨，这时候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带着哭腔对她说：“你知道吗？我喜欢你，真的很喜欢你！从你第一次找我要烟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了。”北大第五一脸认真地告诉我：“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可你为什么从来不说呢？为什么要把所有的感觉压抑在心里那么难受。”“因为我自卑，我在你面前什么都是笨手笨脚，总是感觉到我们有差距，我鼓不起勇气说呀！”“可你知道吗？我不喜欢男生顾虑太多、牵挂太多，你要是当时说了我一定会答应你的！”
我突然有种强烈的握住她手的冲动，这个时候一道闪电从天空划过，一片白昼间我看到北大第五那深情款款的眼神和她身后篮球队长那张惨白的脸……
后面的日子没有任何波澜，我们三人依然是好朋友好兄弟，北大第五依然会把我当作情感苦闷时的最近倾诉对象。那个雨夜成为我们交往历史中的一段被遗忘的盲区。
很快就到了毕业的季节，北大第五和篮球队长都选择了出国深造，这也是他们各自的家庭在其入学伊始就为他们铺好的道路。吃散伙饭那天，同学们个个喝得东倒西歪，北大第五偷偷把我叫出饭厅，靠在一棵参天大树下，悠然地对我说：“大飞，你就要到遥远的长江边当警察了，我们可能真的会成为两道永无交集的平行线，你最后帮我做件事吧。”
我问：“什么事情？”当时我想，就算她让我去炸万人食堂填平未名湖我都眼睛不眨说干就干，她狡黠地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叼在嘴上，把身体轻轻靠在树身上，说：“最后帮我点根烟吧。”我摸了半天方找到火机，手忙脚乱好一会儿才打着，小心翼翼地给她点上，她便一声不响地靠在树下吞云吐雾，而我则死死地看着她，恨不得把她的倩影刻在心上，什么高天流云，什么鸟语蝉鸣，在这静谧的一瞬仿佛全部在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
一根烟仿佛吸了一个世纪，当烟灰落尽的时候，她突然凑到我面前，嘴唇在我脸上轻轻一触然后又闪电式地挪开，接着她俯身把烟头埋到土里，我深深地看着她，她冲我回头一笑：“今天我戒烟了，我会永远记住抽这最后一根烟时的感觉，你以后也少抽点啊，尤其少抽坏烟。”
毕业那天我拎着大小包裹如难民般走出北大，北大第五和篮球队长都没有来送行。后来，有同学告诉我北大第五放弃了出国也放弃了篮球队长，而是选择了彩云之南的一个小县城去参加世界银行组织的一个教育项目。我良久无言。那天在开向长江之滨的火车上，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直到所有的记忆如烟雾般变得轻盈、平淡……
做警察以后，间或也听说过她在云南的消息，生过一次大病，也做过很多有意义的事，但我从来没有尝试着去联系她，或许是我胆怯，也或许是我觉得那次大树下的离别是处理我们之间关系的最好结果，我甚至沉湎于对往事细节的回味而不敢直面将来。
直到今天，我听说她已经结束了在云南的项目，坐上了去大洋彼岸的班机，我才开始心疼，那可是真的痛呀。
大飞的故事讲完了，我的办公室里已是一地烟头，我同情地看了看他，说：“每个人的青春记忆里都有道暗伤，偶尔缅怀一下就算了，但不要总在心头牵绊着，晚上咱们找大胖喝酒去！”
自习室里的兽性眼神和我们的老大哥
晚上照例是觅间酒家小聚，大胖做东，我和大飞陪酒。席间大胖问我：“你让我满监狱找的人是谁呀？”我一笑：“你们想听故事吗？”大飞和大胖都表示兴趣浓厚，我便把记忆的线头再次拉回到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八日，距离一九九九年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还有一百二十二天的时候，蔡老大坐到了我的对面。
所谓对面，图书馆自习室东区第八张桌子的对面是也。十月的时候正是各类考试的复习旺季，近的是各门功课的期中考试，远的是四六级和研究生考试，一时间自习室的位置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每天都有人为了座位而在自习室内大打出手，于是占座位和反占座位成为那段时间校园里八仙过海、见仁见智的主题。
图省事的就是拿本旧课本搁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可惜这种方法很快被打扫卫生的老大爷以定点清除桌上杂物的方式给废除掉，于是一些聪明人就带把大锁和一条铁链来上自习，快下自习的时候就把凳子和桌子固定在一起用锁锁好，第二天再来开锁挪凳。
我最开始是把一本旧的大学英语精读第二册拿来占位，并在封面赫然写着“九五级体育系武术专业赵小虎”，基本上没有人敢把我的书扔掉而鸠占雀巢，定点清除开始后我一度在自习楼打游击，占位置的方法更是令其他人叹为观止，每次离开前我都把教室的翻凳的螺丝逐一拆下，把坐板搁在抽屉里，待第二天来上自习时再从包里掏出螺丝，把坐板重新固定……这种方法在被管理员发现后也被迫流产。
自从蔡老大坐到我对面后事情开始有了转机，他是九四级企业管理专业的，早我一年毕业，在深圳的民营企业打了半年工后深感本科生被当技工廉价使用的苦痛，因而又回到母校租了间房子考研，他为人和善，又乐于助人，很快就和常坐在这张桌上自习的若干人等交上了朋友，并主动提出每天早上帮我们占座位，让在座的诸人都感激得一塌糊涂。
也许是毕业后品尝了涉世之初的艰难，蔡老大比我要更加刻苦些，常常在天不亮时就在图书馆前的路灯下背英文单词，门一打开就第一个冲进来，帮我们占好位置后便开始做数学模拟题，直到桌上的人来了一半后才急匆匆赶去吃早饭。
时间长了我也渐渐了解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是苦出身，家在咸宁地区，父亲早年去世，母亲患了精神病一直赋闲在家，妹妹则刚考上大学，全家的负担都压在他一个人的肩头上。以前工作时还可以寄些钱贴补家用，现在辞职在校复习，日子就过得更加艰难，我老问他钱是否够用，是否需要我借钱给他，因为租房子、吃饭，给妹妹、妈妈的生活费毕竟都不是小数目，他则总是借口上班时已经攒够了钱而婉言谢绝。
相处久了大家对蔡老大更是尊敬，“蔡老大”这个外号也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叫习惯了我们反而连他的真名都淡忘了。
渐渐地我发现蔡老大有些地方和我们不一样，他常常在我们毫无提防的情况下显示出一些歇斯底里，一次是我找他借了本索爱群主编的政治复习资料，下自习时搁在桌子上一时忘记了，下午来的时候被蔡老大看见，他很不高兴地说了我几句，我不服气地说：“不就是一本书吗？至于这么大反应吗？大不了丢了我赔你。”
蔡老大突然发起很大的脾气，冲过来揪着我的衣领说：“赔？你赔得起我还消受不起呢？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完松开手把自己那本书撕得粉碎，整个自习室的人都吓呆了，尤其是我，当他揪住我的衣领和他两目相接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他眼神里的凶光，那种凶光在我后来抓住的那名杀人犯眼中见过，大飞在给我讲即将被枪决的江北灭门惨案的凶手时也向我描述过，我深信那种目光不属于正常人，而是一种兽性的眼光，在那一刻我不寒而栗……
事情过去后蔡老大诚恳地向我道了歉，并解释自己是一时冲动，因为是小事我也没怎么挂在心上，继续把他当老大哥看待，一次他好像意外地得了笔钱，很高兴地邀请我们几个相熟的朋友在校门外的小餐馆吃饭，正在上菜的时候餐馆的小丫头开始在一边扫地，蔡老大有些不高兴：“都说过多少次了，客人在这里吃饭的时候不要扫地好吗？”小姑娘吐了下舌头就没扫了。
于是大家开始边吃边聊，小姑娘可能看我们吃得很高兴没在意她，又在一边扫起地来。只见蔡老大猛地站了起来，一把把桌子掀翻，然后将扫帚抢过来折断，把小姑娘推倒在地上，大声骂道：“我都说了多少次了，叫你别扫你偏扫？”在座的人都被吓着了，我看到凶光再次在蔡老大眼中燃烧起来，小姑娘也被吓得魂飞魄散，连哭的胆量都没有了……
事后我们再也不敢惹蔡老大生气，私下里也刻意减少了来往，一次一个兄弟试探着问我：“你说他妈妈的精神病会不会遗传呀？”要是以前我一定会呸他一脸，可那时我只能低头不语，好半天才说：“慢慢观察吧，也许只是性格冲动了点儿。”
那年的研究生考试成绩公布后，我在校门口的一家网吧里见到了蔡老大，他更瘦了，正在网上查当年的就业行情。我问他考试结果如何，他说：“数学被撂倒了，专业课倒还可以。”问他下一步打算，他说先带妹妹回家看看妈妈，等暑假过完回来租房子再考一次，接着问我找工作的情况，听说我即将成为一名警察后他先是一怔，然后恭喜我，并勉励我一定要好好干，别给母校丢人。
在新训班受伤静养期间，每天大胖他们都会给我买当日的都市报消磨时间。八月末的一天，我在当天报纸的最后一版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大学生考研遇挫持刀行劫，再论当代大学生素质的提高》，一看到“考研遇挫”四个字我的心就突然揪紧了，接着缓缓往下阅读的内容证明了我的第一直觉，果然是蔡老大，姓名、籍贯、父母的情况、读大学的妹妹，除了学校名字报纸没提外什么都是和现实对应的。
报纸上说：蔡老大在一九九八年自深圳返回后一直靠抢劫维持生计，考研失败后他又不得不面临生计问题，因此在回家前为了母亲、妹妹的生活费再次持刀抢劫一单身女性，并将该女性脖子划伤，最后被一出租车司机发现后报警而被群众抓获。
放下报纸，我的脸一阵阵发麻，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青年人在每天晚上下自习后又回到租住的小房里，从盒子里拿出尖刀，坐公共汽车过江去行劫，半夜得手后再回房间休息，天蒙蒙亮的时候起床到路灯下背英文，然后帮我们这群不知柴米油盐贵的毛小子们占座位……一种沉重感压在我的心头让我难以喘息。生活，我从来没有像那天这样懂它。
作为警察，所有罪犯都是我们的天敌；作为一名老朋友，我也实在对蔡老大恨不起来，心中甚至期盼他的辩护律师能够发现他的精神缺陷而令其免去牢狱之灾。但现实毕竟是残酷的，在我成为防暴警察那天我听到了一审判决的消息：蔡老大因为抢劫罪被判刑七年。以我对刑法的了解，就他的犯罪情节而言，这已经是很轻的判决了。可是，人的一生中又能有几个七年呢？
二○○一年底，我和市里的执法检查专班到各个派出所检查工作，其中一个就是当年刑拘蔡老大的派出所。我向办案人问起这个人，他几乎不用回忆就说出了蔡老大的名字：“我知道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被抓起来的时候已经给群众打得浑身是血，可他仍然用极为凶狠的眼神瞪着我们，连我这十几年的老刑警都被他盯得心里发毛了，唉……怎么打那眼神都调不过来呀，简直不像是人类的眼神。”“我知道，”我幽幽地说，“早在三年前我就见识过了。”
真假汇票、真假主任和真假逃犯
二○○一年十二月的一天，我正打算吃午饭，突然来了几个来报案的。几个东北人挤了一屋子，好一阵才让他们安静下来慢慢说。原来这几个东北人打算做一个项目，需要大量资金，正好一个叫老孟的本地人和他们相熟，便承诺说只需要签订个假合同就可以凭关系从银行开到大额的银行承兑汇票，事后只需要收部分开票提成即可，由于东北人的公司是民营企业，在当地完全贷不着款，但项目又的确缺资金，只好答应老孟索要高比例提成费的要求。接着按要求带着一笔钱到本市来，说好了一手交银行汇票一手交提成费用。
几个东北人倒还有点警惕性，由于涉及上百万资金的票据，他们专门从大连那边的银行里请了个识别假汇票的专家，同时向老孟提出必须在本市开票银行的办公室内交票，老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几个东北人特高兴，感觉这下算是可以解决资金的周转问题了。
飞机到达本市的时候正是上午八点多，老孟带了车去接东北人，一行人上了车后就往银行开，可是在高速公路上车突然坏了，捣腾了个把小时才又出发，到银行后，一个姓刘的主任在主任办公室接待了他们，并当场核对了合同，然后让一个银行工作人员去拿汇票，并亲手将上百万的汇票交给了东北人，他们让专家看了下，由于是在银行办公室内当场开的票，按常理也不会有假，专家也就草草验过，双方皆大欢喜，握手分别。事后，按照约定，东北人给了老孟20万中介费用，老孟接过后说句下次再合作便欢天喜地地走了。
回到宾馆，东北人越想越不对劲儿，觉得这么轻松就从银行弄到这么大笔款子也太玄乎了吧，就让专家再检查一道，这一检查就发现那张票据有些不对劲儿，于是马上拿着去当地的人民银行检验，果然是一张假票，便急匆匆地跑到我们这里来报案。
我问着问着也开始纳闷，最初我还怀疑东北人去的是家假银行（以前有过犯罪分子在旧房子前竖块‘某某银行某某分理处’的牌子收取存款，居然连收个把月存款都没人发现的事情），但大概一问方位就知道他们说的地方的确有本市的一家银行，这是不会有假的，可是银行的人当然应该知道开假票是很重的刑事罪，明知道没个跑儿怎么会那么傻开假票骗人呢？所以开假票的一定另有其人，但银行内部绝对有人与其勾结，否则老孟怎么敢那么大胆子把人往真银行的办公室领呢？
于是我问东北人：“你们去那家银行的时候感觉到有什么不对没有？”几个东北人面面相觑：“没什么不对的呀，银行嘛，不就是取钱存钱嘛。柜台前面很多人呢！”
“那么你们是自己走进去的还是被银行的人领进去的？”我问。
“当然是领进去的，车一停门口就候着一个年轻人，说是信贷科的什么小王，然后就直接把我们带到了刘主任的办公室。”他们答道。
突然一个东北人插了句嘴：“当时是中午，很多人都拿着碗下楼去食堂吃饭。我们回去的时候还在说那老孟抠门，给了他二十万连顿饭都舍不得请。”
我心中的想法慢慢成了形，说道：“你们被高级骗子给骗了，案子我们接下来，你们几个都留下来协助侦查大队破案吧。”
侦查员接走报案人后我突然意识到他们所说的刘主任好像是帮我办丢失信用卡的人，顺手就打了个电话过去，装作专门表示感谢，然后问他：“最近您那里给别人开过百万以上的银行汇票没有？”刘主任答道：“上级现在审核得严，很久没开过了。”我听了他的话，凭直觉突然意识到什么，虽然我能肯定这个刘主任绝对不会是给东北人开票的那个所谓“刘主任”，但他与这个案子一定有关系。
案情在老孟被抓获后迅速豁然开朗，原来老孟完全是一职业资金骗子，他事先用钱买通了银行的刘主任，让他趁着中午下班时间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用，然后找到一对下岗的父子，儿子就装信贷科的小王负责在银行门口接人带人，父亲则装作“刘主任”在办公室里接待东北人，票则是事先老孟假造好的。然后再安排司机故意让车在路上坏掉，算好银行正好那时候中午下班，人们都去吃饭而借助银行的公信力行骗。
老孟在交代问题后迅速被刑事拘留了，下岗的两父子和司机也被作为共犯而抓了起来，真正的刘主任则坚持在为自己辩解，说自己只不过把办公室给熟人用一下谈生意，至于动这么大干戈吗？侦查员盘问了半天他仍然坚持说自己什么都不知情，只说是被利用了。
见他还在狡辩，我丢了个存折过去：“这一万块钱是谁在前天打到你账上的？借别人办公室谈个生意就给你一万块？”刘主任还要强词夺理，侦查员又出示了老孟的供词：“你们合作做了四起案子，你倒是很乐于借自己办公室给别人用啊？”刘主任见我们把什么都查清楚了，只好把头埋在膝盖上什么也不说。
这个案子算是办得比较快的，可是我却再一次体会到了世态的种种，你就说那刘主任吧，一个月工资怎么着也有四五千，怎么还会为那一万元报酬就把前途和晚节全部丢了，还有那假主任和假小王，每次的“演出”费用只有人民币两百元，可他们却无怨无悔地为博取这笔资金而卖力伪装。人啊人，为什么你总是会在这些小利上赔上身家性命，即使明知下场如蹈火飞蛾也在所不惜。
由于案件牵涉范围比较广，上级派我和侦查员老潘一起去外地调取犯罪证据，当时正值年关，心里虽然是千百个不愿意，但军令如山，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去的路上还很顺，可是回来的时候可就惨了，正碰上二○○二年的春运开始，当地的火车站里人山人海，售票口开往各地的车票也在瞬间就卖了个精光，我和老潘商量了一下，陆路怕是回不去了，只好走水路，可是一到码头我们就更傻眼了，几百平方米的地方也几乎是万头攒动，无数个急于归家过年的人几乎已经把售票口给垒成了个人肉碉堡，我们暗暗叹道这下可真要在异乡过年了。
老潘也是个老实人，只好问我该怎么办，我说咱总不能顺着长江游回去吧，就算跟人家说我们是警察，别人一看两个大老爷们也会觉得我们没出息，这样只会给本市的警察丢脸，老潘叹道：“还是我们以前好呀，押着个上级督办的重犯一路上都有当地的警察专门护送。”
听到老潘的话，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极为龌龊的想法。便问老潘：“你带手铐没有？”老潘说带了，并问我是否看到小偷了，接着建议我身在异乡最好少管闲事。
我奸笑一下，然后朝那条排队购第三天船票的长龙走过去，挨个儿问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和我们同一目的地的人，我问他：“哥们儿，想今天就回家过年不？”那人答道：“太他妈的想了，去年都初三了才到家。”我说：“那为了早点回家吃点苦受点委屈你干不？”见那人不解我就在他耳边耳语了几句，并再三保证一定安全及时到家，他才点头同意。
接着，我把那位旅客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让老潘掏出手铐给他戴上……
十分钟后，我们出现在码头边的派出所里，向一位副所长出示证件后说，那个被铐着的家伙是我们刚从安徽抓回来的重要逃犯，现在要抓紧时间押回去，但是船票实在紧张，把人老带着又太危险，希望能对咱们有所照顾。
那位所长倒是爽快人，特别是在发现和老潘还曾经在一支炮兵部队服过役后就更是高兴，马上满口答应说事情包在他身上，接着唤来一名民警，指着我们带来的“嫌疑人”说：“把这小子先带到院子里！”那小伙子小跑着过来，把我们抓的那位兄弟拉到院中央，然后喝令他蹲下，把他的右手铐在一个水管上，估计是铐得紧了，我看那人疼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又因为怕露馅而含泪忍住，我只好打个圆场，说：“把手铐松几格吧，这个人认罪态度还是不错的。”
中午我们就在所长办公室里吃起来了，几个民警买来了烧鸡和肉粽款待我们，老潘一时情绪上来一边喝着小酒一边和所长谈着火箭炮一次齐射可以打多少炮弹，我则不时看着蹲在地上那位老兄，生怕他出什么事情。
天可怜见，黄昏时分我们终于被派出所的同志带上了回家的客轮，在舱门口分别时我们握着所长的手道尽感谢和“依依惜别”之意，所长也很是不舍得，再三邀请我和老潘有空再多来这里讨论军事话题，临走的时候所长踢了我们的“犯人”一脚：“给老子老实点，想逃跑的话一枪崩了你！”那犯人倒也幽默，连声道：“打死我也不跑！”于是所长便乐呵呵地载着我们的满腔谢意走了。
船一开，周围的客人都被吓坏了，他们的眼前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只见两个警察迅速给犯人松开手铐，老警察把犯人的手腕揉了又揉，小警察则又是上水又是递烟，甚至不时地嘘寒问暖，然后把下铺的床位铺好，最后那所谓的犯人说的话也很奇怪：“哎呀，这做犯人的滋味可不好受呀，赶明儿咱可不敢去犯法了，千万不能落警察手里。快点给再上点药，我手腕又开始疼了……”
一位见多识广的老大爷在后面给看客解释说：“这俩警察要是赶在古时候，那叫作衙役，看来那位被铐上的是位江湖好汉，知道豹子头林冲吗，当年的八十万禁军教头，他当年被押送的时候衙役还给他老人家倒洗脚水呢！”
晚上我一个人在铺上辗转反侧，老潘在下铺被我闹得也睡不着，就问我：“你小子在思春么？不是第二天就到晴川市了吗？”我笑着逗他：“我在琢磨一个问题呢，你说今天咱们带的这个人如果是一真逃犯是不是特别有戏剧性啊？我们本来是想随便挑个人混张票的，假设这个人也正好是一打算潜逃至晴川的重犯，于是他将计就计，铤而走险，跟我们一起走。一路上我们也突然对他了产生怀疑，于是斗智斗勇、险象环生，另外我、逃犯还和一个正在船上画画写生的美少女发生了一段三角恋爱，爱情故事也是婉转缠绵。哎呀，我都想写成剧本卖给张艺谋去拍了，没准儿还拿一奥斯卡小金人儿呢！”
老潘在下铺大骂：“我看你还是别发春梦了，早点歇息吧，人家老谋子正在大西北拍《英雄》，哪管得着你小子啊！”我连声称是，蒙头假装睡去。
夜深，轮船在长江北岸的一个城市停靠，隐约可以听到隔壁舱下船的旅客的嘈杂声。我轻手轻脚地从上铺爬下，披上一件衣服，摸着黑往甲板上走。
甲板上空无一人，我努力地望着对岸，寻找码头附近的一块绿地。
那里，曾经是自己初吻的地方。那一年，自己省了半个月的零用钱，独自一人跑到这座陌生的城市，找到她的学校，然后如傻瓜般矗立在女生楼下，直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北风凛冽，我被冻得直哆嗦，终于看到了那块心目中的圣地。让我瞠目结舌的是，当年的那片绿地不知道被谁改成了靠近码头的大排档，虽然是严冬的夜晚，那里仍然灯火通明，无数的酒客坐在那里划拳行令，喧哗成了一片。
我愣愣地看了一会儿，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一阵寒风吹过，我仰天打了个大喷嚏。“妈的，居然被冻感冒了！”我半是郁闷半是自嘲地说了声，然后骂骂咧咧地走下舱去……
一觉醒来，已经到晴川市了。
七○年代末人的尊严、瞬间的百万富翁和民工专列(1)
过年的鞭炮噼里啪啦在耳畔回响，转眼已经到了二○○二年的正月初三，我抱着厚厚一摞书走进自己的房间，开始了我的司法考试复习，当年的司法考试安排在三月三十日，留给我的时间只有一个半月了，而我连教材都没看一遍。
春节的时间大半部分都投入了紧张的复习中，我不喜欢死记任何法律条文，只是在认真看书和做题的时候把自己归纳的知识点一一记下，每次都只是寥寥数十字，但半个月下来也记满了两个笔记本，每天晚上照例和我的考友大军同志通一次电话，互相交流自己白天做错了什么题，搞清了什么容易混淆的概念。第二天清晨起床后，洗个头，保证充分清醒后，在面前摊开一张白纸，把自己脑海中的法律框架和知识体系列举一道，基本上一写就是一个上午，这样很快就能意识到哪些东西自己已经掌握了，哪些东西还拙于表达。
长假很快就过完了，我又背着装满书的大包随着拥挤的人流回到了晴川市。刚到单位，就听说发了大案，一个年轻的银行员工利用春节值班时间往自己虚设的数十个账户上打入了上百万资金，迅速取现后和自己的女朋友、一名在读的大二女生远走高飞。无数的同事迅速投入了紧张的侦查和追捕工作。
由于人手紧缺，我又被借去办案。离司法考试的时间越来越近，我也不好意思在这个时候请假，只好硬着头皮上。
这时候金融诈骗侦查大队正好在办一起数额巨大的信用证诈骗的案件，我一听说是信用证案件，马上就跃跃欲试了，黎科长知道办这样的案子是我进处以来的梦想之一，就和队里打了招呼，让我参与办案。
当时，有一笔被骗取的资金被罪犯以频繁转账的方式调到了深圳，处里派我和侦查员老林去深圳出差，一方面冻结相关的款项，另一方面摸清剩余资金的流向。
这时又碰上春运后的人员回流，去深圳的人真可以说是千军万马，别说飞机了，连火车、汽车票都休想买到五天以内的。我心想，去不成也好，正好在家抓紧时间复习。可是案子由老林主办，他可等不得，托关系买了张“民工专列”的车票，然后死拉着我一起走。
所谓民工专列，据说是那一年为了保证过年返家的外地打工者能迅速便捷地回到工作岗位而专门开通的列车，报纸上吹了好久了，都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再次体现。
虽然是民工专列，但只要有位置我自认为还是可以将就的，而且民工和我们还不都是一样的人，可是到了火车站的进站口我才发现情况完全不是自己想像的那样。首先，乘坐民工专列的人不能在候车室等，只能在车站广场一片划定的区域吹着冷风候着，我和老林好不容易才看到旁边有个民警值班室，忙亮了证件钻进去，边烤火边琢磨着怎么快点进站，正往窗外乱瞄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大学同学大龙，我忙把他招呼过来，问他准备到哪里，他笑着说自己正打算去深圳找工作，这不跟着挤民工专列去深圳赶一次人才交流会嘛。我很高兴：“那我们不是同一辆车嘛！”
老林在旁边嘲笑我们：“还大学生呢，都是七十年代末生的人，你看看你们，一个大学毕业了做警察和我们一起摸爬滚打，一个哭着喊着要去特区淘金，你们看人家怎么过的，才二十四岁就拿了银行几百万和女朋友享福去了，读什么书呀？考什么试呀？”
我和大龙就不乐意了，我回应老林说：“哥哥们虽然穷，可是穷得有尊严，你别看那小子现在成了百万富翁，可是这钱他花得安生吗？他半夜有我们睡得好吗？那小子纯粹是咱一九七七至一九七九年生的这一批人里的败类！”老林正想抢白我，喇叭响了，让广场上候着的上千名民工或者非民工赶快列队到三站台上车，我们三个马上提着行李扎入了人流中。
进站后由于人多，秩序有点乱，正走到火车面前，一队武警战士突然拦住了去路，一个胳膊上戴着袖箍的小战士挥舞着警棍说道：“听我的指挥，快点站好队！”由于人声嘈杂，人们像没听到一样往前拥，只见那个战士照着冲在前面的人的肩膀就是一棍，然后大声喝道：“全部给我蹲下来！”
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几百人像听到指挥一样齐刷刷蹲了下去，多年的外乡漂泊生涯使他们已经学会并习惯了屈服；一部分旅客有些不情愿，但看到虎视眈眈的武警，只好小声叫骂着蹲下；老林算是老江湖了，不想在外面生事，也一屁股蹲了下来，见我还傻站在那里，忙拉我的衣服角让我别添乱子。
小战士开始发出命令：“你们蹲着列好队，我叫到哪一队哪一队就站起来拿票上车……”突然，他看到队伍里还有两个不识好歹的人正傲然挺立，而且还在谈笑风生，丝毫不顾忌他的存在。
当战士让我们蹲下前我就已经很不舒服了。都是人，凭什么让民工专列的人在站外候车，现在又用对待罪犯的态度对待别人，让别人蹲着上车，这不摆明了侵犯人身尊严嘛，难道仅仅因为身份不同、坐的车不同就得选择不同的上车姿势？我和大龙都很看不过眼，决定不理会那小子。
小战士大声呵斥我们：“那两个站着的！叫你们蹲下听到没有？”说着用手按了按警棍，我冷笑一下，说：“我们膝盖有病，跪不得，也蹲不得。”那战士看我们也不像出门打工的，便不再理会我们，又开始用同样厉害的语气呵斥另一拨人。
七○年代末人的尊严、瞬间的百万富翁和民工专列(2)
这时候，我突然看到大龙脸涨得红红的，像是受到了很大的内心震撼，他大声嚷道：“别人没违法没犯罪，凭什么让人家蹲着，搞得像要去劳改一样。”我想拦他，结果没拦住。几个民工听了大龙的话，正打算侧身起来，突然看到几个武警战士正拿着警棍缓缓靠近，吓得又把头伏下。
一个战士过来拎住大龙的衣领：“你小子捣什么乱呢？”我一把把那人的手打开，骂道：“我还问你丫捣什么乱呢，秩序不好你就招呼大家整队好了，谁给你权力在这里吆三喝四的？”武警火了，照着我的胳膊就来了一下，疼得我差点坐在地上，大龙则飞起一脚踢在武警腿上，车站秩序顿时大乱，四五个武警和乘警都朝这边赶过来，老林看着事情要闹大了，忙大喊一声：“都给老子住手！”
老林站起身来把我、大龙和战士拉开，我没想到他小小的个子居然那么大的力气，一个武警从后面摸过来准备给老林一下，很快就被老林一个急转身把棍子给卸下了。只见老林在更多的战士扑过来之前迅速掏出证件，举得高高地喊道：“误会误会！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几个武警战士这才把已经准备砸下来的棍子停在半空中。
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那些蹲在身边的人的眼神，有不屑的、有反感的、有嫌我们没事找事的，更多的则是一种漠然，仿佛这些事情已经见多不怪，与己无关。那一刻我心中备感凄凉……
经历了一番波折后我们终于上了南下的列车，整节车厢连座位下和行李架上都挤满了人，如果要上厕所的话起码得用半个小时才能走完半截车厢，然后会惊奇地发现厕所里面起码并列站着六个人，想喝水更是没辙，热水器的管子都快生锈了。
坐在车上和老林聊天，我哀叹道：“其实那些武警战士有好多都是农家子弟，为什么穿上制服后就对那些同样从农村出来的兄弟们那么冷漠和无情呢？”老林问我：“难道你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穿上制服就没有一点特权感？”我不禁想起自己刚穿上警服就和阿轩一起横穿马路的往事，笑道：“是啊，别人老说权力可以让人异化。自己受了那么多年法学教育，有时候不知不觉间还就是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些不一样，比如交警要是拦了我的车我心里就会老大不舒服呢！”
老林最后对我说：“这个制服还真的是个神奇的东西，一穿上它，本来挺好挺和气的一个人会突然变得蛮不讲理；但是真正遇到什么事情，它又让你意识到身上肩负着职责，有时候明明怕得要命，可就是那身制服、那种责任感偏偏就激励着你什么都不想就冲上去了。或许直到牺牲的时候，你自己都还没有明白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老林说的都是大实话，转过头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陷入了沉思。
第九部分
由于一些资金需要及时冻结，广东省厅的几个同志开车送我们去汕头。路上老林有点晕车，我们就近找个小卖部讨点开水。我环顾四周，觉得小卖部旁边挺荒凉的，但偏偏在山脚处还有一个几层楼的酒店，我问广东省厅的同志：“怎么还有人在这种鸟都不来拉屎的地方开酒店啊？不是说你们南方人挺有经济头脑的吗？”
黑钱洗白、警察教书和男女同行之禁止
在深圳调查取证的日子自己又一次见识到了经济诈骗犯罪中那些家伙的专业洗钱手段。本案主犯以伪造外贸销售合同和货物单据的方式骗取了晴川市某大银行四百多万美元的资金，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将信用证项下货款贴现，汇入香港一家公司在中国银行香港支行开设的账户上，这一公司实际上为罪犯本人控制，又通过在汕头的一个姓赵的专业洗钱者，按赵指示将所有资金转账到香港的数家公司，随后由赵将美金转账给汕头几家专门为倒汇和洗钱设立的空壳公司在香港的账户上，再通过上述几家空壳公司在境内的交行、农行和中行等多家银行的账户上开出12张共计人民币4000。8万元的银行汇票，汇入由罪犯控制的深圳某银行的账户上，完成了美金转为人民币，将资金由境外转到境内的洗钱过程。
我和老林一个个清查核对，发现其中涉案的公司多半都是些连注册资金都不足的皮包公司，但是一旦罪犯需要，所有的皮包公司可以临时汇集起来集中一笔庞大的资金流。老林一个劲地惊叹：“没想到没想到，以前以为洗钱都是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玩意儿，没想到咱们国家也有人在玩，还玩得这么高明。”
深圳警方的同志跟我们介绍说，这已经是比较小的动作了，在潮阳的某些地区，骗税分子把骗得的税款，通过地下钱庄汇到新疆伊犁，再由人从伊犁的银行中提款出来，到乌鲁木齐外汇市场换成外汇，用飞机运抵广州，再用汽车运至深圳、汕头一带，然后又用船把外汇现钞运到香港，通过关系打入香港的银行，再从香港把外汇汇到潮阳，形成洗钱的黑链条。我和老林都觉得像在听天方夜谭了，我悄声对老林说：“看来我们在内地还是有点落伍了，这些方法和手段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知识结构啊。”老林回应道：“我们这些老家伙是应付不来了，还真得靠你们这些年轻的小伙子去想办法对付他们了。”
由于一些资金需要及时冻结，广东省厅的几个同志开车送我们去汕头。路上老林有点晕车，我们就近找个小卖部讨点开水。我环顾四周，觉得小卖部旁边挺荒凉的，但偏偏在山脚处还有一个几层楼的酒店，我问广东省厅的同志：“怎么还有人在这种鸟都不来拉屎的地方开酒店啊？不是说你们南方人挺有经济头脑的吗？”
广东的同志笑着说：“你要是前两年过来，这里每天晚上都是灯火通明，让你觉得住满了人呢。”我忙问缘由。省厅的同志这才讲给我听，以前这附近的山上有一家很大的造假烟的窝点，附近一些酒店、餐馆实际都是造假者开办的，表面上看是过路司机进餐的地方，一般生意都很萧条，实际其账目上却是日进斗金，制假老板根本就不想通过开餐馆赚钱，其目的就在于通过走账的形式将非法资金洗净，然后投入下一步的制假犯罪活动中。那酒店每天晚上所有的客房都灯火通明，实际上却只有很少人入住，其营造一种客满为患的假象也是为了通过走营业账的形式对造假得来的高额非法收入进行掩饰。
回晴川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把现在各类经济犯罪中的这些洗钱行为的手段、方式和特点全部总结出来就好了，起码可以为其他的同志办理类似案件提供一些借鉴，心里暗自盘算着是否把经济犯罪中的洗钱行为和对其进行法律控制的方法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
从深圳回来后我就生了场病，病好后一看铅字就头发晕，望着还没有彻底解决掉的几门科目的教材我真是急坏了，只好把过去整理的要点笔记拿出来看看，好在手写体的东西自己还能勉强应付着看，在以此方法复习数天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在考试前二十天买了一套专家串讲的VCD，每晚洗完衣服打完游戏后就仰躺在床上边闭目养神边聆听电视里传来的声声教诲，只到自己沉沉睡去。
二○○二年三月三十日，国家司法考试第一天，我起了个大早在考场门口等着进场，铁门半天没打开，我看看表才知道看错时间了，早来了一个小时，于是一阵阵指天骂地、捶胸顿足，只好先找了个可以坐的地方擦鞋，擦鞋的大姐一边擦一边问我：“老师，今天这么多人在这里干什么呀？”
“她居然叫我老师？”我心中一乐，估摸着也许这里有很多学校的缘故，便说道：“都来参加司法考试的。”“那是不是考上了就可以赚大钱当大官啊？”大姐问我。
我随口答道：“那可不一定，考上了也不过是有个本儿而已。”
大姐费解：“那都考个什么劲儿呀，我看好多人都一大把年岁了……”
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是啊，我为什么参加这次考试呢？为了获得那个本儿？为了有机会走入法律职业群体，走进去以后又如何？做官？赚大钱？还是为擦鞋的大姐们这些弱势群体谋取公道？我突然想到火车站里那些蹲着的民工的冷漠眼神，一时间好像多了很多关于为什么学习法律的感悟。
铃声响起，考试开始，刚打开卷子的时候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几乎一道题都做不出，直到十分钟后才转为常态，慢慢地应付起一道道案例分析……
下午的刑事法考试很让我费了些时间，走出考场时已经是筋疲力尽，到第二天民法考试的时候，我做到这样一道题目时终于感觉自己的精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你家的报箱出现了一包牛奶，显然是送牛奶的送错了，你随手把牛奶丢了。问这种行为如何定性，选项包括……
其实这道题并不难，可我已经抵抗不了滚滚袭来的困意，在我和它搏击了半天后终于不支……
正梦到自己骑鹤下扬州的时候我感觉一股很大的力量把我从鹤上推了下来，我抬头一看，原来是监考老师，他压抑住愤怒轻声在我耳边说：“你要想睡觉可以回家去，或者直接睡到考试结束，可是请你不要打鼾吵着别人答题。”我连忙不迭地点头道歉，顺便致以谢意，老师则昂着头不屑地走开，在周围考生鄙夷的眼神里，我汗如雨下地继续答题。
考试结束的时候我晃晃悠悠地荡出考场，在门口遇到刚考完的大军，他问我感觉如何，我笑道：“两个可能：第一，差几分没过；第二，全市前十名。”大军说我完全在放屁，我说那你等着瞧吧，然后扬长而去……
司法考试结束后到法学院去查关于各国洗钱方面立法的资料，院里管教学的老师通知我学校规定本届研究生必须有教学实习的经历，考虑到我的工作情况，让我利用周末时间给分校的学生带几堂课，我高兴地答应下来。因为做老师一直以来都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小小梦想。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实在是一种难以想像的奢侈。
二○○二年四月的第一个周末，我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
一走上讲台，我就把头天晚上琢磨出来的授课套路忘得精光，一时急得冷汗直冒，暗骂自己拿粉笔怎么比拿枪还紧张呢。幸运的是，由于有些司法实践经历，每种理论都能结合着各种案例叙述，学生们听得还算认真，当我讲述蔡老大的案子时，台下一个孩子接茬儿说：“像这种拦路抢劫的人就是该枪毙，判他七年真算轻了，照我的看法，做小偷的就该剁手，强奸犯就该阉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