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那篇文章不是大飞写的，而且标题一看就是在质问本市的警方，标题右侧还附了一张被殴打过的人的照片。文章内容主要是陈述这样一件事：
一名民政局的干部坐公共汽车回家，在车上因为一点小事和女售票员吵起嘴来，双方越吵越厉害，直到车开到终点那名干部才气愤地下车离去。谁知道还没走多远，四个大汉就从后面冲了过来，把这名干部按在地上拳打脚踢，那干部倒也机灵，一边遮着脑袋躲避打击一边留意看着殴打他的那几个人的样貌。
几个人扬长而去后，那位干部捂着伤口直奔附近的派出所去报案。那天派出所正好有很多人办户籍迁移，门口排了很长的队，值班民警见他伤得不轻，叫他坐着休息一会儿，然后去叫人过来做笔录。那名干部坐着四下张望，突然留意到了派出所门口贴的警务公开栏，上面贴着全所民警的照片。他突然扫到一张仿佛熟悉的面孔，定睛一看，其中一个正是十几分钟前参与殴打他的大汉之一。那干部迅速记下那名民警的名字，然后悄悄地溜走了。
到医院后，那位干部马上给日报的记者挂了电话，《晴川日报》的几名记者迅速赶到医院，拍照，询问情况，并越过市局直接给省厅的警务督察部门打了电话。
报纸虽然没有直接说那位民警就是打人者，但每句话都暗含深意，而受害者也是言之凿凿，仿佛已经确定那位民警就是打人的凶手。报纸最后指出，省厅督察部门表示将严查此案，一定给被殴打的群众一个说法，让打人凶手受到纪律的严惩。
报纸上点出了那名涉嫌打人的民警的名字，是我们的好兄弟——二胖。
二胖的手机一天都关着的，下班后召集大胖、早早和大飞等人去他家，迎面就遇到了铁将军把门。隔壁的大妈问我们找谁，我说：“我们是二胖的同事，找他有点事。”
那大妈马上就变了脸色，说：“哦，原来是找那个打人的警察啊，平时看着挺和气的一人，怎么打起老百姓来那么凶啊。”接着扭头就走，坐在板凳上和一帮婆姨指着我们这帮哥们儿嘀咕起来。
我和大胖他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大胖想了想，道：“软的不成，咱们来硬的。”然后用力地砸起铁门，一边砸一边喊着：“二胖，你他妈还刑警呢，是不是男人啊？是男人的话就把门打开，我们所有的兄弟都不相信你会去打人，你有什么委屈给我说啊！大飞可以帮你出材料，三胖可以帮你出主意，早早帮你翻译成外语，需要打架我帮你上！”
我见大胖已经激动得开始胡言乱语了，就让大飞把他拉开，自己在一旁说道：“二胖，出来吧，这个时候你不靠我们靠谁，组织不相信你，媒体不相信你，我们还不相信你吗？你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门开了。
二胖一脸憔悴地望着我们，说道：“兄弟们，我真的比当年的窦娥还冤枉啊！”大家走进屋里，让二胖慢慢说。二胖告诉我们， 九号晚上，自己和同事们一起到乡下去抓捕一个逃犯，由于消息不准确，在村子里折腾了一夜才无功而返。第二天早上一回所就直接跑到值班室里补觉。一觉醒来，都已经是下午四点了。
而受害者被打的时间正好是六月十日上午十点半。那时候，二胖正睡得酣呢。二胖委屈地说：“我今天一去上班就愣了，发现大家看我的眼神都不对劲。省厅督察队的人就在我办公室等我，把我像犯罪嫌疑人一样盘问了一上午，那种委屈我可是一辈子没受过。过去的老师和同学看了报纸也纷纷打电话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可能说得清楚啊，你们说这报纸怎么不加核实就给登了出去啊！”
大家一起看着大飞，大飞说：“按程序他们登这个是要和我们宣传处打个招呼的，现在既不打招呼也不加核实，显然是为了抢独家新闻而信了那个受害者的一面之词。”大家一起骂记者没有职业道德，但是又想不出有用的解决办法。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一点，忙说：“现在要想证明二胖是清白的只可能有两种途径：第一，证明二胖整个上午都在值班室睡觉，没有离开；第二，马上把那个女售票员找到，按常理人肯定是她叫的，找到她就能找到打人的家伙，把那几个人一逮到不就证明跟你没关系了？”
二胖欣喜地说：“对啊，我们领导也是这么说的，其实我们所的同志还是很相信我的，也在帮我想办法。最受不了的就是外面那些人的眼光，老是指着我后背骂我，连我爸爸妈妈在单位也是受尽了白眼。我这口气真的是咽不下去啊。”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我们想像般顺利，和受害者吵架的售票员很快被公交分局的同志找到了，据她交待，领头去打人的是她男朋友，其他几个也都是从社会上邀集的地痞无赖。警方迅速采取行动抓获了几个行凶的家伙，正好四个，每个人都对自己殴打他人的事实供认不讳；另一方面，二胖所在的刑侦队的同志也集体签名，证明二胖九号晚上的确在外面参加行动，而十号的早上一直在睡觉。
事情到了这一步也许可以说水落石出了，但是刊登此案的报纸不知道是为了维护颜面，还是出于其他心理，并没有如我们预想般及时更正和道歉，它紧接着于次日在第二版发出了第二篇文章《到底是谁在说谎》，提出现在公安局和受害者都坚持自己的说法，那么必然有一边是说谎者，然后很高姿态地做出总结：“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到底是谁在说谎呢？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期待真相。”
二胖看了报纸简直要气炸了肺，明明是报社不加核实就乱点名害得自己声名扫地，现在真相大白了，自己又成了说谎的嫌疑人。大家都怂恿二胖去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们告诉二胖：“既然他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一面之词就点你的名，损害了你的名誉，你可以以法律为武器去捍卫自己的权益，完全可以去告报社和诽谤你的人。”二胖说：“大家放心，作为警察，我不会凭一时冲动去做些不理智的事情，这件事情损害到我的父母、家人还有我自己的名誉，我一定要告到他们专门登报向我赔礼道歉为止。”
“你就别花钱找律师了，我和我研究生的哥们儿给你做代理人！”我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说。
晚上回家，我把安翔叫来，他听了事实经过后也很愤怒，说道：“新闻监督当然是必要的，但是除了道德的底线外还得有事实的底线，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草率地侵犯了别人的名誉，居然还不道歉，真是太过分了。”然后很快接受我的邀请，我们连夜一起商量，草拟出一份民事起诉状，接下来就等我们的民事委托人二胖的一句话了。
几天后，《晴川日报》依然没有任何动静。我打电话问二胖咱们何时采取行动，二胖像霜打过的茄子般告诉我，官司不能打了，由于案子牵涉到和报社的上级主管单位的关系，外加上被害者的单位的关系，市局不想和他们闹得太僵，已经让二胖的上级部门找他谈了话，要求他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在事情真相已经澄清的情况下，把这个哑巴亏活活给吞下去。
我生气地差点把话筒给砸了，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做一个警察原来也是这么憋气和窝囊。
几天后，二胖告诉我们他实在做不下去了，打算一个人出去远游散心一阵子，希望大伙一起到火车站送他。由于各自在不同的警种，工作也一直很忙，自打半年前那次聚会后当年一个寝室的同学从没有聚过那么齐了。
那天，大胖、小胖、阿理、早早、大飞、阿轩和我全部都一早来到了车站。报时的大钟敲响时，二胖挎着个大背包出现了，他还是以前那种痞痞的样子，一副整个寝室好像只有大胖才能收拾得住他的德性。阿理小声说：“难怪别人冤枉他，这小子这些年还真有些江湖气了。”大飞忙用眼神告诫他闭嘴。
二胖看见大家都来齐了在等他，非常感动，不住地说：“真没想到，真没想到。谢谢大家了。”早早说：“真巧，每年这个时候，不是相聚，就是离别。”大家一回想，还真是这回事：一九九九年这个时候，大家拎着行李走进了同一间寝室，在嬉笑怒骂中建立了战友间的感情；二○○○年的此时，大家各自从苦海脱离，我去了经侦，早早去了外事处，阿轩不再站马路；二○○一年的此时，大飞、阿理和我被分离培训，大家一齐到警校门口握手话别；今天，时光一转，阿理已经离开队伍回到了校园，二胖眼看着也渐渐生了倦怠之意，念及往事，大家都不胜唏嘘。
这时候早早伸出了手说：“二胖，不管这次到哪儿去散心，我们都希望你能早点回来，不仅是人回来，心也回来。”二胖紧紧握住早早的手，不住地点头。我也把手放在他们手上，说道：“二胖，还记得两年前在一起双尸命案的现场你对我说的话么，没有当过刑警就没有真正当过警察，虽然我到现在都觉得你这句话是在放屁，但我依然期待着你能做一个大家心目中最好的刑警，这样才不辜负你当年心中的那份自豪感！”接着，大飞、大胖、阿轩和小胖都把手伸了过来，大家一起轻声地喊：“204的兄弟们，加油，加油，加油！”
夜幕渐沉，慢慢遮盖了我们这些年轻警察的身影，但是我们的内心深处，此刻却散发着一种被称为友谊和理想的光芒。
第十部分
我恍然：“哦，就是那个被人用针头摄像机拍下和人偷欢的镜头的政坛美女啊？”安翔点头称是，见我打算到厕所去，忙说：“上厕所的时候可要小心啊，听说这个片子传开后，现在一些变态的家伙很喜欢用针头摄像机玩偷拍，特别是在厕所和更衣室，你小子小心别人把你屁股拍出来卖钱。”我笑着说道：“大老爷们儿还怕他这个啊，我还巴不得一脱成名呢。”然后在安翔的一片叫骂声中安然向厕所迈去……
被偷拍的美女、金卡和被打翻的感情小窝
六月底，硕士论文要开题了，我到学校拿了开题报告表。利用工作间隙和休息时间，自己已经拟好了硕士论文的写作提纲，并收集了国际和国内相关方面的资料，打算忙完下阵子的培训就开始着手写作。
推开安翔他们寝室的门，这帮家伙正围在电脑前作全神贯注状，我轻手轻脚想靠近吓吓他们，可惜还是被安翔给瞅见了，这小子马上大叫一声：“警察来啦！”大家都被吓了一跳，看到是我方镇定下来，然后齐声骂安翔混蛋。
我问安翔：“你们看什么反动片子呢？”安翔笑道：“现在都与时俱进了，谁没事还反动啊？兄弟们在看前段时间那个被偷拍的台湾女议员的片子呢。”
我恍然：“哦，就是那个被人用针头摄像机拍下和人偷欢的镜头的政坛美女啊？”安翔点头称是，见我打算到厕所去，忙说：“上厕所的时候可要小心啊，听说这个片子传开后，现在一些变态的家伙很喜欢用针头摄像机玩偷拍，特别是在厕所和更衣室，你小子小心别人把你屁股拍出来卖钱。”我笑着说道：“大老爷们儿还怕他这个啊，我还巴不得一脱成名呢。”然后在安翔的一片叫骂声中安然向厕所迈去……
七月，处里的全员培训拉开了序幕。黎科长、小齐和大黄他们编好的《经济犯罪侦查民警培训读本》已经印刷成册下发到每名民警手中。我和大军则每天趴在桌上写讲义。事先我也和他分了工，大军负责讲金融、票据等经济业务知识，我负责讲刑法总则、经济案件追诉标准和刑事诉讼法，课程内容既要贴近实战，又得浅显易懂让普通民警喜闻乐见，可把我和大军为难坏了。
有天我实在琢磨不出有个问题该怎么展开，把笔一丢，对大军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到队里去采风了，了解一下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然后甩下干瞪眼的大军直奔侦查大队。
老潘他们正围在一块儿讨论得热火朝天，见我过来忙招呼我坐下，我问他们大热天儿的咋呼什么呢？老林在一边说：“最近出了件挺奇怪的事情。这段时间各大分局的经济侦查大队的报案者明显增多了，而且都是反映银行储蓄卡上的钱莫名其妙地减少了。队里做了笔录，发现他们都有最近几天在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上取钱的经历。由于牵涉到好几个区的银行，人数也越来越多，上级让各分局都把案子集中到我们处办。这会儿大家正讨论罪犯的作案手段呢。”
像这种储蓄卡上的资金莫名其妙地被人取走大都是因为密码和账号被人盗取了，罪犯只要有了账号、密码，只需要计算机和磁卡读写器就可以克隆出一张卡来。早些年我们办的一起信用卡诈骗案，罪犯一般都是偷看别人取款时输入的密码，然后通过拣自动取款机门口的那些随地丢的取款凭条获取账号。
现在取款的人都慢慢谨慎起来，一般都不打印取款凭条或者打印后直接带走，而且银行的自动取款机前也有了一米线，想躲在后面偷看也是不大可能的。
我问老潘：“这些人最近有卡被盗或者将卡借出去的经历么？”
“我们都逐个问了，都没有，而且这些人都称自己取钱的时候很小心，并没留下取款凭条。”老潘答道。
大家又做出种种假设，但是总觉得可能性不大，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安翔说的针头摄像机，忙一拍脑门道：“最近不是特别流行偷拍吗，你们说会不会是罪犯在取款机上架了个很小的摄像头呢？”
老潘骂道：“你小子一定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吧？”我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同志们也一阵哄笑，但都觉得我说的也有道理，于是老潘按照我的设想确定了侦查方案。让一部分侦查员去相关银行取当日的录像资料，另一部分人去经常出现状况的提款机附近守候，寻找可疑人物和查找线索。
刚从侦查大队出来，我就被黎科长叫到办公室，询问我为什么课没备好就出去乱转悠，我只好随便找个借口敷衍，黎科长严肃地说：“后天我们打算在会议中心给本处和各分局经侦大队的同志们开课，第一堂课就由你来上，你小子可别第一炮就打不响啊？！”我说自己还真怕呢，黎科长鼓励了一下我，然后和我商量起课程内容。
开课前的那天夜里，我把自己关在卧室反复揣摩讲授的内容。我知道，到时候讲台下面会有很多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如果我死扣书本，单纯地灌输理论，大家一定听不进去，但是自己又的确想把自己的很多想法表达出来，在法制部门的日子里，实在见了太多本应办得很好的案子由于程序出了问题或者证据不足而夭折在报捕和起诉阶段，有的则是在案子结束后惹上扯不清楚的行政诉讼官司，其实很多问题只要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避免了。我边写边记，转眼间已经写了三大张纸。等我长长地吐出口气伸个懒腰时，天已经快亮了。
由于授课时要求民警全部着装，第二天下午上课前，我把警服从衣柜里面拿出来，好像换装后已经很少穿它，我轻轻抚摩着点缀在国际蓝制服上闪亮的银星，想起第一次穿上制服时那群毛孩子们的兴奋、得意、好奇、骄傲和几分稚气，想起自己上岗前傻乎乎地问队长怎么把枪拔出来，想到马上就要穿着制服去给别人上课了，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满脸稚气的新警察了。我走到镜前，认真整理了一下警容，内心突然很激动……
黎科长从隔壁办公室踱过来，见我正照镜子，没好气地说：“别臭美了，照再久也是那个德性，马上和我一起上去，大家都等着呢。对了，你帮我给政治部那边打个电话问一下他们管教育培训的人什么时候过来。”我连忙应着去打电话。
接电话的正好是我大学同学，说完正事两人就额外寒暄了几句，那小子突然像想起了什么，告诉我：“今天中午去一家酒店吃饭，楼下正好在举行婚礼，新娘子是你以前的女朋友啊。”
我轻轻说了一声：“哦。”
“难道人家没发帖子给你？”同学接着问我。
我回答道：“今天天还挺蓝的。”
“什么天蓝天绿的？”电话那边诧异地问。
我笑笑，说：“自个儿琢磨去吧。”接着轻轻放了电话。
我夹着讲义表情木然地慢慢上楼，几个同事冲我打招呼我都视若无物。几年前的一幕幕像电影般从脑海中闪过。
年轻的孩子，每当遇到些艰难困苦都爱偷偷把自己封闭在过去感情的小窝里，仿佛只有那里的温馨可以闪避风雨，就像我在遇到危险和委屈的时候会想起打那些电话。但是，总有一天小窝也会不见的，当我们避无可避，也许就是我们已经学会自己展着翅膀去迎接阳光和风雨的时候。
走进教室，视野顿时豁然开朗，屋子里面已经坐满了一片国际蓝，其中有熟悉的战友，也有陌生的同行。我走上讲台，还没开口，大家便开始热烈地鼓掌，我的脸涨得通红，不知道是该敬礼还是该鞠躬。掌声止住后，我抑住激动的心情，在黑板上写下“关于经济案件如何定性的主要问题”几个字，开始了练兵比武活动中的第一课……
从七月初到八月中旬，我和大军轮流给大家讲授了常用的法律和经济知识。一提到业务学习，很多人总觉得其实就是台上哄台下的，台下的敷衍领导。其实和在一线办案的民警一接触，我就发现他们其实很乐于接受这种培训，由于很多侦查队缺乏传帮带的传统，有些知识领导想当然地以为底下同志已经或者应该掌握了。其实并不尽然，许多民警都很渴望有机会或者有人帮自己解决实际工作的疑问，有时候一个困惑解决了，很多环节上的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很多案子定性上的问题，在这个大队其实早已通过咨询或查资料得以解决，到了那个大队又得重新开会讨论对策，白白地浪费时间。如果有一个平台，把很多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司法解释依据集中起来，及时传达给侦查员们，或许就能让大家提高工作效率，少一些加班熬夜，早一点回家。
下午下班，我正收拾东西准备去赶班车，老潘他们跑来拉我出去吃饭，我笑着问是不是把人给逮住了，老潘答道：“对啊！事情果然像你说的那样，那帮家伙把微型摄像机放在小纸箱里面，趁半夜搁在取款机上方的挡雨篷上，然后把那个针状摄影头弯下来偷拍。”我也挺高兴：“那帮家伙还挺会赶潮流的啊，什么流行用什么，别人用那玩意儿去偷拍别人换衣服来满足不良欲望，他们则活学活用拿来蒙钱了。”
正准备出发，迎面看见大军灰头灰脸地从案件接待室出来，我忙招呼他一块儿去吃饭，大军骂道：“吃什么啊，又来了一堆报案的，等会儿全部得领到侦查大队。”然后指着正幸灾乐祸的老潘说：“你们也甭想走，处长说了，你们大队办信用卡案子很有一套，这案子还给你们办，你们准备好等会儿做报案笔录吧！”老潘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了。
反正饭也吃不成了，我就帮着老潘他们做笔录。认真询问那些蜂拥而至的受害者，我们这才知道那个信用卡诈骗集团又有了新套路。一种是在自动取款机上贴个布告，称由于电脑故障，请用户按其所说的程序进行操作，结果真有急着取钱的用户按他们说的操作并确认了，钱很快就被打到那帮骗子的账上；还有一招更绝的，是在自动取款机上装一个吃卡机，用户把卡一放进去就被吞卡了，这时候会发现旁边贴着一个纸片，上书：“尊敬的用户，如果发生‘吃卡’现象，请拨打电话8377****。”着急的用户一般都会按指示拨打电话，然后会有一个年轻女子用标准的普通话接听电话，自称是某银行客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要求用户提供姓名、地址和信用卡号及密码，并于次日到该行信用卡服务部取卡。如果用户把这些信息全部透露出去，等他一离去自己卡上的钱就会被取得精光。
处理完报案已是夜色阑珊，老潘他们只好把晚饭改为消夜，大家在路边的排档一边吃一边讨论案子。我不时发出感慨：“这年头这罪犯也太狠了，抓完一茬儿又一茬儿，手法也变着法儿更新，拿出这本事提高咱们社会主义生产力也好啊！”大军喝了口啤酒，说道：“说到底，还是利益驱动，你要让他们到工厂吃大锅饭他们能想出这么多招儿来改善生产力么，还不是这样来钱快！你们看从二○○○年的防化布，到这些年的信用证、洗钱、神龙数码卡、针头偷拍，哪样东西是我们事先预料到的？还不都是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了？有人因为贪心去吃那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自然就有人黑心去从别人兜里骗钱！”
老潘问道：“我心中一直有个疑问，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我们进警校那会儿，老师告诉我们警察的任务就是‘净化社会，减少犯罪，最终消灭犯罪’，这么多年大家好像也都朝这个目标在努力，但我怎么觉得这罪犯像野草似的，打击了一茬儿又冒出来一茬儿，好像都没个完了，你们读书多，说说什么情况下才能消灭犯罪啊？”
大军在一边开玩笑说：“犯罪都消灭了，你老潘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咱们都脱了衣服回家种田去。”
我那段时间正好在看一些犯罪学方面的书，就接着老潘的话题往下说：“其实犯罪现象是否可以避免在西方早就成为人家不屑于讨论的问题了。咱们国家有些人老不承认纯粹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照我看啊，这犯罪现象就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我看大家没当我胡说八道，继续说道：“就像人的本性是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成为经济学理论的前提一样。在犯罪学上我们必须得承认犯罪现象是不可能避免的，因为人总是有欲望的，不管是生理上、情感上还是物质需求上，更别说某些变态的人了。就算将来咱们跑步奔小康甚至共产主义了，物质精神生活得到极大的丰富，还不是有人会在规则外需求欲望的满足？各取所需不能等同于为所欲为，世界大同不可能消灭犯罪。”
老潘一乐：“看来我们这饭碗还一时半会儿丢不了。那你说，如果压根儿就消灭不了犯罪，我们现在还努力抓个什么劲儿啊？还有，现在一发个大案子无论群众还是媒体，头一个就先骂警察监管不力，然后再用舆论做鞭子抽着兄弟们去办案，你说这又是什么道理？”
我说：“消灭犯罪是一个极限，不能达到，只能接近。我们的任务就是力图接近那个极限。说白了，就是控制犯罪。咱们国家正处于经济转轨期，社会问题多了去了，贫富分化、腐败、地区差距、失业、下岗、农民贫困再加上一个邪教组织，哪样不可能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警察作为一个职业和国家机器的一个零件，没资格承受也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当然，穿上这身制服，就得努力做好咱们的本分，发现一个抓一个，把犯罪牢牢地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
“好了，好了，都忙活一天了，还谈这种话题做什么？”大军把酒杯一举，提议大家换个话题。同志们纷纷赞成，马上开始讨论东城和西城哪边的烧烤更好吃了。
蓝色理想和我们都曾经寂寞的成长
七月底，早早陪新任局长从加拿大考察那边的警务状况回来了。大飞和我设宴给我们的外事警察接风。饭桌上，大家照例要开一番早早的玩笑，比如问他外国的月亮圆不圆，外国的女孩子眼睛电力足不足，等等，目的无非是把我们的小帅哥整个脸通红。
早早和我们谈了在国外的种种见闻，而且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局里和那边的警察部门签订了交流培养的协议，以后只要通过了业务能力和英文的考核，大家都有机会去那边的警察学院培训并到当地警察部门实习。
阿轩用质疑的口吻问道：“早早，那边收交通警察么？”早早说：“收啊，什么警种都有对应的接受部门，而且都设计有系统的课程。”阿轩先是满足地一笑，瞬间又警觉起来：“你小子会不会这次去已经和别人谈好了，可以马上近水楼台啊？”早早腼腆地一笑，说：“我不想去那边再镀什么金了，自己本来就是学英语的嘛，现在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有一天能参加派往海外的维持和平警察部队，能代表我们国家警察的形象在海外执法，很有意义啊！”
“大飞哥哥，你的理想是什么？”我问大飞，“莫非依然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大飞思考了一下，答道：“参警以来对队伍有很多失望的地方，但是真要离开还是很舍不得的。这些年写了不少公安通讯，见识到了很多连普通民警也看不到的光明面和黑暗面。我始终觉得，作为一个记者，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知道真相，却不能说真话；明晓得是瞎扯淡，还得乱贴金。如果真要说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有天不用再说假话、空话和套话了。”
接着大家纷纷述说自己的理想，大胖依然坚持自己最初的选择：“我希望自己能做一个警察心理咨询专家，平时帮民警解决心理问题，舒缓工作造成的压力；在实战中能够利用谈判、催眠等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让一线的民警少一些牺牲和伤亡。”大飞在一旁逗大胖：“兽医，你港剧看多了吧？就你还每天西装领带的挎着包到处去谈判？是用拳头还是用嘴巴啊？”大胖冲大飞扬了扬铁拳，大飞迅速住嘴了。其实我心里知道，大胖那段时间已经开始为即将进行的全国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做准备了。
二胖已经结束休假回来了，坐在旁边喝着闷酒不说话。大家知道他还没有从那场风波中恢复过来，都不好开他玩笑。只有小胖性格比较天真，轻轻拍着二胖的腿问：“帅哥，听说你被调到刑侦处了，你们那里最近正要用我们开发的一套系统呢！”
二胖正烦着，听小胖这么说正好气不打一处来，回了一句：“用什么用啊，到头来还不是得靠人，人都累死了要堆机器有个屁用？”小胖不明白怎么得罪二胖了，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阿理忙在一边打圆场：“二胖，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小胖也是想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跟你加强合作，联系感情嘛，你怎么能随便打击别人的积极性呢？”阿理在新训班素以啰嗦著称，私下曾被我们赋以“唐僧”的美誉，果然几句话就把二胖说得没了脾气，连忙向小胖道歉。小胖说：“没什么，没什么，知道你心里不爽了，不过我现在明白我的理想了，就是让二胖这种自以为是的家伙对我们这些搞技术的心服口服！”
那一晚，大家喝了很多酒，也谈了很多这些年的喜悦、欢欣、不易、矛盾、踌躇和挫折。除了理想，我们还谈起了寂寞。我们这些人，除了大飞，基本都是共和国第一代的独生子女，大都有过一个人被关在屋子里独自寻乐的童年。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溺爱，还能独立，还算懂事，比过去的孩子更能习惯安宁、习惯寂寞、习惯找出无聊之聊来，但是，自私、自负这些种子也在不自觉间埋入我们的心灵深处。在我们还认为自己是个孩子的时候，毕业大幕轰然落下，我们全部被赶进了社会，穿上制服，拿起枪，去履行一个执法者的角色。几年过去了，我们在渐渐适应这个角色，也因为我们血液里天生对自由和叛逆的渴望，产生过种种排斥反应。我们奔跑过，也挥洒过激情。我们曾经碰得头破血流，也曾经为爱情流泪，会因为瞬间的狂热做出影响自己一生的选择。不觉间我们已经走出了青春的大门，而青春的唯一出口就是妥协，对整个成人世界和残酷的社会现实的无奈妥协。
“有人说过，年轻时候为理想做出的选择，多半是错的。每次想到这句话，我都会心寒，大家说说，这句话对不对？”大胖喝多了，仰躺在包房的沙发上问我们。
大飞长叹一声，靠在椅子上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我一直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信心和勇气是可以战胜一切的。今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我才感觉到，你真要想好好地挺下来，就是不顾压力如何，风险如何，前途如何，勇敢地去和一切残酷现实与困难面对面。就算输了，老子也输得悲壮、热烈、值得！”
“或许正应了一句话：寂寞的成长，无悔的青春，尽人事以待天命。”我做了一个小结。
聚会解散前，早早给我们一人塞了张小纸条，说这是他在回国的飞机上忽有所感，结合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逐人写的赠言。大家笑着骂这小子像个女人般扭捏，但都高兴地接了。
我一个人踉踉跄跄往家走，走到楼梯口，抬起头，可以看到六楼自己家厨房里的灯光，我无奈地摇头苦笑。
其实家里并没有人，只是从前年冬天开始，自己出门就养成了不关灯的习惯，因为晚上回家，仰着头看到从六楼自己家的窗口透出的灯光，心里会觉得很温暖，这是那些和家人与朋友住在一起的人体会不到的一种感觉。
拖着疲惫的身躯爬上楼，开铁门，开木门，漱洗，把自己扔到床上，关灯。浸在黑夜里，我这才备感孤独。转眼已经工作三年了。有时候真的觉得正义、价值、人权、公平在别人眼里是那么冠冕堂皇的词汇，置身其中却感到它们只是流水线上的几个符号，包括自己，无论自我感觉多么良好也不过是轰鸣的国家机器上的一颗小螺丝。已经习惯了看那些求助的弱者期盼的眼神，也冷漠地审视着违法的个人面对庞大的专政机器时的渺小和无助，身边的朋友和事情常变常新，才让我感觉到生活的大车一直在向前推进。
我轻轻叹了口气，突然想起早早给我的那个纸条还没看呢。拧开台灯，摸出小条儿，凑近盯了老半天，我看到如下模糊的字句：
“Yesterday is a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Only Today is a Gift， that’s why we call it Present。”
微笑。关灯。睡觉。
理论缺陷、离情别绪和倦意渐生
九月初，全市公安机关的教育培训结束了，政治部宣布马上进入练兵比武阶段，要求各机关、业务处和分局选取在教育训练中各方面成绩优异的民警参加市局组织的各项比赛。
我正在电脑前敲自己的毕业论文，利用休息和工作闲暇，论文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可是越往下写我越感到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这些年好像都专注于实务方面的东西，忘记多沉淀下来认真构建自己的理论基础。虽然自己论述的只是经济犯罪中的洗钱等一般问题，可是一旦深入进去，我发现需要启动刑法总论、分论、刑事诉讼法、金融法、证券法、引渡法、司法协助法等各方面的知识，自己那点儿水平很快就捉襟见肘了。我暗暗问自己，花那么大精力考下这个研究生我就真的学有所得了吗？如果自己就凭着那一点点司法实践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津津乐道我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律人么？
就在那一刻，一年前在清华园里产生的考博士的想法又再次复苏，不是因为机关里的生活太压抑，也不再是因为对现实的灰心和失望；而是我突然又想回到校园里，沉下心来好好看书，把自己这些年在实际办案中郁积的疑问一一求解，并用科学和系统的方法进行解释。继续学习的想法在脑海中越来越强烈，虽然我知道难度和强度会比考研时更大，但我总觉得决心已经在开始慢慢凝结、成形了。
“你干吗呢，大中午的发什么呆啊？”小齐的一记猛掌拍醒了我。我扭头见是他忙不好意思地笑笑：“没想什么，在考虑怎么才能找个借口让黎科长请我们吃饭。”
小齐说：“这个想法好！我把大军和小范都叫来大家一起群策群力。”不一会儿那两个家伙也窜进了值班室，都恨不得像聪明的一休那样开动脑筋了。正密谋得热闹，黎科长从后面摸了进来，大喝一声：“你们这群臭小子不上班跑这里商量什么啊？想造处长的反不是？”小范是老实人，被吓得慌了神，忙如实交代：“我们在考虑找什么借口让您今天请我们吃顿好的。”
黎科长哈哈大笑，然后用哭笑不得的神情看了看我们这群活宝，说道：“这还用找借口啊，直接说不就是了，今天我请全科吃饭！”话毕，同志们山呼万岁，各就各位了。
午饭吃得差不多时，黎科长宣布了一个消息，他即将于本月中旬调往省厅。同志们全部瞠目结舌，觉得这消息实在过于突然。我就更是不舍了，从进法制科到现在，黎科长一直以他特有的人格魅力影响着我，无论是支持我读研究生、提醒我在机关如何做人，还是告诉我如何正确看待自己的职业，我都把他当作老师和兄长来看，真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要离开我们。
黎科长看大家的情绪有点低落，就安慰我们道：“只是借调，大家怕什么啊，保不准还要回来的呢！”老江看这句话还没效果，就在一旁说：“大家这么喜欢黎科长当然是希望他好了，现在他调到省厅分明是高升了，我们难道还会因为他升官而郁闷吗？”大家想想也是，以黎科长的资历和水准，早该提他当处长了，可惜市局竞争激烈、指标也有限，现在他能直接调到省厅，不管怎么样待遇是一定会得到改善的，我们的想法实在是有点儿小农主义了。
九月十日中午，黎科长清理好所有的材料，提着箱子离开了市局大楼。我和大军他们一直把他送上车，心里别提有多重的失落感。
刚一上楼，迎面看到老潘引着个白净青年走过来。那孩子一脸腼腆，一见到我们就微笑着点点头。老潘向我介绍说：“这是刚分到我们队的大学生，叫庄伟，财经大学金融系的。”大军一乐：“那不是我的学弟嘛，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找我！”
我打量了一下这小伙子，比我当年从防暴队一脸憔悴地调过来时要精干多了，或许是刚进机关的缘故，他的眉宇间依然露出几分惶恐和羞涩。我突然想起当年拎着脸盆和行李在防暴队的大楼下等待中队长挑选时的自己，恍然间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我。我高兴地伸出手对庄伟说：“谢谢，在这里熬了三年，我终于成师兄了。欢迎你！”
黎科长调走后，科里的工作暂时由江科长负责。九月中旬，因为一起案子需要调查取证，我又离开了晴川市，坐上了北上的火车。列车在秋天的田野上奔驰，我斜靠在窗边想着心事。
其实这次出差是我主动向江科长申请的，自己很想到北京几所高校的法学院看看，一是为论文写作查找些资料，二是因为感觉到老呆在一所学校做研究有点限制自己的思维，很想换个地方继续深造，打算多去找几位老师和师兄，询问一下考博士的情况，供自己十一月报名的时候做参考。
在北京取证的日子过得很快，每天又是转车又是倒地铁，忙得日夜晨昏颠倒。好容易才找到几个放风的机会，我连忙趁着休息时间去国家图书馆查资料，毕竟晴川市的学术资源有限，很多外文资料都得耗费心力去检索和查对。
那天，从国图出来已经是华灯初上，我直接拦了辆出租车准备到西直门地铁站倒地铁。摇下车窗，阵阵凉风拂面，让累了一天的大脑格外轻松。经过一条小街时，路边出现了成群结队穿着军装的人，我本以为是部队在拉练，认真一看，原来是刚刚军训完的大学新生打着背包从训练基地往学校赶，队伍拉得很长，那些裹在肥大的军装里的瘦小身躯明显透着疲惫，但是他们依然边抹着额头的汗水边放声歌唱，那些面孔充满稚气，却又那么阳光和张扬。
二胖发了条手机信息过来，上书：“我正在广东追逃犯，被蚊子叮惨了，你在哪里？”我回信息道：“北京，缅怀我那如肉包子打狗般一去不复返的青春。”
从北京返回晴川的列车上，一个面容憔悴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留着光头，年纪看上去五十出头，面上的胡子已是许久未刮，一只手缠着绷带，一直坐在自己铺上闷不作声。一听到我们谈公安工作，马上露出了惶恐和警觉的眼神。我和同行的侦查员老王把目光一对，都觉得这个人可能有问题，说不定是一刚刚越狱出来的逃犯。
我坐在那里继续观察那家伙，老王叫来了列车上的乘警。经过盘问，那人果然坐过牢，查验了监狱开具的释放证明并电话确认后，乘警返回了岗位。那人见我和老王挺尴尬，主动和我们搭话道：“民警同志不要不好意思，我这人面相凶，而且这段时间也没空闲收拾自己，看着是挺像坏人的。”
老王在一边自我解嘲说：“你这还算好的了，我虽然是警察，这副长相还不是带来不少麻烦，坐飞机每次都不搜别人偏搜我的，走在小路上还经常有人问我抽不抽白面儿呢！”大家聊了几句，不一会儿就熟了，话题自然就扯到那人是如何被弄进去的问题上来了。
那人自称姓夏，这里姑且叫他老夏好了。老夏曾经是一名军人，转业后自己办了个油漆厂，由于信誉良好，产品品质高，很快就在晴川打开了局面，生意越做越大。老夏的妻子和儿子以前一直在外地，公司业务做开后老夏把他们全部接回了晴川，并负责公司的财务和运输部门。
老夏不嗜烟酒，对女色也没什么爱好，生平最喜欢的就是收藏军事用品。他曾经通过朋友从云南的黑市买到一把崭新的五四军用手枪，闲暇时就把拆装、擦拭这把枪作为一大乐趣。前年七月的一天，几名民警突然携搜查证冲进他的办公室，人赃俱获后将其带走，不久，他因犯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入狱一年。
服刑期间，妻子和儿子从未去看过他。走出监狱，老夏才发现以前的公司已物是人非，所有的亲信都被赶走，核心部门全部由妻子娘家的人控制。最让他痛心的是，直到那一刻他才知道当年是妻子和儿子告发的他，入狱后，妻子模仿他的笔迹伪造了授权委托书，将所有的资产转移到自己名下，现在连银行存折上都没有一分钱属于老夏了。
老夏企图争回自己的权益，去找妻子谈，可是公司的保安压根儿不让自己进门。在下班的路上拦住儿子的车，儿子连理都不理他。老夏在公司楼下叫着要去法院告他们。第二天妻子的弟弟就叫了几个地痞把他的一只手给打折了，还说只要他敢告状就把他卸成几块丢在马路上。
老夏说到这里已经是老泪纵横：“一个是自己老婆，一个是自己骨肉，他们怎么就这么狠心啊，不就是为了我的钱吗？他们真想要对我说不就成了嘛？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我和老王都算是老经侦了，这些年不知道见过多少儿子告父亲、公公告女婿，兄弟或者夫妻为钱反目的案子，说到底都是为了钱。不过像老夏这么惨的我们还真是头一次见。
我正打算建议老夏准备材料到我们那里报案，老夏突然望着我们说：“我已经想好了，自己现在活着也没什么意思，这辈子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目标就是去告他们，把他们母子俩全部送进大狱，让他们也知道坐牢是什么滋味，知道被自己的亲人送进班房会是什么滋味。”老夏的目光变得越来越凶狠，面部的表情甚至因为激动而变得扭曲，我和老王对视一眼，不知道该怎么劝他。
以前二胖他们总是告诉我刑警工作需要很大的心理承受力，那些血浆四溅的凶案现场是如何血腥，那些死者的表情是如何恐怖和扭曲，那些作案的手法是如何令人发指，一般人连看看照片都受不了，更别说身临其境和抓捕凶犯了。我承认二胖说的都是事实，自己也多次在凶案现场被恶心得呕吐，所以深知一线刑警的不易。
在打击经济犯罪的岗位上，我虽然从未觉得恶心和呕吐，但是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心寒，随之而生的是对人性的一种深深的失望。我接触到的一些当事人，无论居于何位，拿多少月薪，被授予过多高的荣誉和学位，一旦受金钱和内心贪欲的驱使，瞬间就会私心膨胀，六亲不认，把诚信、亲情、爱情、友情全部拿来做投资的成本，甚至赔上身家前途与性命也在所不惜。虽然踏入社会的三年已经在几个岗位上洞悉世态炎凉，但我依然不愿意正视那些被欲望扭曲的人性，那些人或事都在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我的心态和对人生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