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懒洋洋地下车，街对面开过来一支奇怪的队伍，全部是花甲老人，但全部清一色绿色军大衣，每个人胸前都别着闪亮的军功章，一个领头人一声喊：“一—二—三—唱！”所有人全部唱起来：“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身边的刘队告诉我，这些全部是当年的志愿军老战士，都退休了，可所在地的有关部门执行的还是二十年前的津贴政策，一个月才几十块钱补贴，穷得受不了才来这里讨个说法。
队伍昂首从防暴警察面前走过，看着那些刻满沧桑的面孔，想到那些在和平年代里我们无法体会的生死一线，想到那被误认为摇滚巨星的格瓦拉，我实在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情绪，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手：“敬礼——老英雄们！”
“你他妈干什么？”刘队慌了，对面街上的指挥官也冲这边望过来，刘队伸出手打算把我拉进车里。
这个时候，最激动人心的一幕突然发生了，所有的防暴警察都像收到命令一样缓缓举起右手，向那些保家卫国的英雄们行礼……最后，连刘队也不例外。
歌声飞扬，直入云霄……
第二天，我由于带头敬礼被要求停止工作一个星期，留在队里边打扫卫生边进行反省。
教导员说：“你不是还有一周就快考研了吗？到学校复习去吧。”
我提着书包和行李，走出警察基地的大门。
这世界还是好人多，真的。
雪中考研、飞虎队恩怨和英雄的脚踝
又是考研的日子，大雪再次如约而至，缓缓沉入校园里，一夜间，整个校园银装素裹……
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我汇入滚滚人流，走进了二○○○年度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场，英语、政治、刑法……一门门功课逐一拿下。
第三天上午，当我提前一小时做完考卷时，听到窗外雪落在地面上沙沙的声音，忽然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天籁。走出考场，长叹一声，我一下子仰躺在雪地上，泪流满面，直到全身快冻僵了才缓缓站起。
考完后，师兄和几个大学同学请我吃饭，然后送我出学校，路过书店时师兄推荐我买了几本书，分别是刘军宁的《共和民主宪政》、苏力的《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和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那几本书对我影响很大，使我逐渐确立了偏于自由、多元和宽容的思想模式，务实、入世的学术态度，以及在内心深处对一切过激的极“左”思想的排斥甚至厌恶。相信人们都有一个从盲从和迷信而逐渐走向独立思考的阅读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我们的思想或许会缓慢螺旋上升，进而成体、成熟。
回到队里，我的工作便自行恢复，每天依然是关在队里训练，偶尔会和隔壁的特警大队踢几场友谊赛。
说到特警队，依习惯我们还是叫他们“飞虎队”，那帮家伙也乐于接受这个称号，但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一度很僵，因为他们经常在白天进行射击训练，打起子弹来像开了水管，哗哗往外泼，可是我们每次下了夜班都要在白天睡觉，枪声震天快把我们弄得神经衰弱了。去交涉，未果，打又打不过，就骂。常常可以看到巡警和特警隔墙大骂的壮观场面，我们说他们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动物（他们多数是体育学院毕业的学生和转业的特种兵），以我和几个中文系的大学生为主要骂手。他们则大骂我们是不堪一击的绣花枕头，每次摆不平的事情全靠他们来料理，一般由其排爆队长牵头。一时双方积怨甚深。
后来有次我们配合烟草局打击了几个很有势力的烟贩子，抓了不少人还扣了货。那帮人也真是猖狂，居然聚集了几百个地痞流氓来冲击防暴警察基地，当时刚好主力队伍都去执行保卫任务了，剩下的几个中队看着就应付不了，又不能真的开枪，这时候飞虎队的兄弟们赶来增援，他们也不和歹徒们正面对抗，居然摆开阵势在他们面前操练起来，女队员表演飞刀绝技和擒敌拳，男队员则表演诸如胸前碎石、脑袋撞瓶、开砖神掌等走江湖的套路，居然把那帮家伙唬住了，愣是没一个地痞敢近基地大门一步。最后作鸟兽散。
从此飞虎队对防暴队就算有恩了，屁股翘得更高。我们躺在床上听着外面枪声隆隆的时候只好窝在被子里问候特警队员们的直系血亲。时间长了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就把靶场搬往郊区。我们遇到配合烟草局和质量监督局行动的有偿劳动时也会邀上他们，从此特警巡警一家亲。
关于那位排爆队长，后来和我也就点头一笑的交情，从没说过话。再次上勤巡逻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咖啡厅发现了一个土制炸弹，我和小毛观察了半天觉得是真的就汇报了上级，马上排爆车就开来了，排爆队长穿着排爆服走过来，老远就看到我：“书生，没你的事情，闪开！”我习惯性地要回骂，被拉走。
他开始独自埋头在炸弹前工作，我们则躲在警戒线后维持秩序。有个飞虎队的熟人说这是该队长拆的第二十四枚炸弹。“操！真不吉利！”小毛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到轰的一声响，眼前一团白色烟雾。排爆队长一身血污地倒在地上，拼命抽动着双腿，大叫：“我的手，我的手不见了。”大家全部冲上去，一帮人负责包扎抢救，一帮人含着眼泪找手，最后在一个污水沟里找到了他的右手，手还在抽动……
那位队长成为了英模，在接上一只假手后，又开始出现在这个城市各个炸弹出现的角落，依然是排爆队长。我很少再见到他，但一直在为当年对他所有的恶言攻击而自责不已。
说到英雄，我又想起了一个人，就是那位被张君一枪点中脑袋的防暴警察李亮，他被抢救过来后只能维持五岁儿童的智力。常常一个人痴痴地望着脚踝上系着的铃铛，那是他的女朋友送的，女朋友在他变得痴呆后消失了，而他也记不起自己为什么对那个铃铛那么牵挂，只知道，对于过去的自己，它很重要。
《焦点访谈》曾经专门做过一期节目，电视上的他正吐词艰难地跟着护士唱一支歌：“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
当那些随意拿枪杀人的恶警们化为腐土，英雄们却将不朽。
泡妞战袍、球场保卫和与足球有关的烧砸闹腾
春节过后，晴川市一条著名的商业街频频发生抢劫外地个体商户的案件。为了保护投资环境，市公安局长下令防暴警察全部换上便衣开进去，配合刑警打击盗抢。
我们中队的任务是扮成帮人抬货的苦力，俗称“扁担”，散布在商业街的各个角落寻找线索和进行警戒。因为很多抢劫团伙也是装成“扁担”进行火力侦查的。
上级并没有发伪装用的衣服给我们，同志们只好八仙过海，自己在存货里找些看起来比较土气的裹在身上进行伪装。陈班长最聪明，从旧式警服里挑出一件穿上，并得意地宣布他的观察结论：“中国有一半的‘扁担’穿的是旧式军服和警服，还有一半穿的是国产劣质西服。”大家都大骂他狡猾。
我打开衣柜，让兄弟们帮忙挑一件能让我看起来最像“扁担”的衣服。大家一致推选一件明黄色的防雨布料的外套。“那可是我最引以为傲的，我大学时追妹妹的战袍呀。”我哀叹道，从此再也不敢奢谈品味二字。
我们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像一群游魂野鬼般在商业街的大街小巷游荡至红日初升，寒风瑟瑟，却连犯罪分子的鸟毛都没看见，迎面刮来一张破报纸打在我脸上，头版标题赫然写着：“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上百防暴警察进驻永新街。”
“有时候媒体的确是舆论监督的前沿，可偶尔也瞎掺和，都他妈告诉犯罪分子我们来了，他们再出来抢劫不是大脑短路吗？”我讪讪地骂道。
苦巡三日，终无所获，上级通知我们改为化装成游客在街上抓小偷，前段时间都在说有人抢劫，现在警察来了却一个没抓到，不是证明我们无能吗？天可怜见，那段时间那条街几乎每几十平方都有若干便衣，谁敢行劫呀。不过让我欣喜的是自己不用再扮苦力了，要知道我由于看着尚强壮曾被多位商户发出过邀请，但是出卖苦力后换来的辛苦钱却全部被队里的兄弟化为傍晚的烧烤和啤酒。
不久每个中队都传出抓到小偷的消息，我们却没有任何收获。刘队下了死命令，抓不到人整个中队就全部再去装苦力。我们只好出阴招，我往自己的书包里放了一百块钱，在书包边缘露出个角，然后装作不知道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两个便衣，这完全是鼓励别人来偷……几年后回想起来觉得这样很不地道，因为很有可能一个普通人也会动点占小便宜的念头铤而走险……但问题是连我这一招都没管用，一路走下来，很多大叔大婶都会善意地提醒我：“小伙子，你钱露出来了。”让一度认为世风日下的我觉得人心亦古，人民群众是最伟大的。
巡街任务的最后一天，我的考研分数公布了，总分排在本专业的第二名，基本能说胜局已定，大家都替我高兴。我也很庆幸一番辛劳终于有了回报。给安翔打电话报喜，他高兴地告诉我自己也顺利上线了。
或许是为了衬托喜庆的气氛，我和小毛在快下班的时候看到一个小贼正拿着镊子从一个商户裤兜里往外拣一钱包，我们二人相视一笑，绕到那小子后面去一把把他扭住反剪起双手，小毛开心地对我说：“抓到小贼一个，为君金榜题名而贺啊。”
本地民风剽悍，尤其是球迷，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尚武精神和集体荣誉感，每逢重大赛事，沿街都是插满彩旗的卡车载着大批兴奋的球迷从周边汇集过来。球迷们面对比赛结果也一向尽显洒脱的性情，赢了就又喜又笑按汽车喇叭沿路呼啸，输了则大哭大闹随意发泄，和外地球迷发生冲突更是经常性的事情。
所以本市一遇足球赛事都要调大批防暴警察维护秩序，当然这也间接满足了警队部分伪球迷们观球的愿望。但我只要一听到搞球场保卫内心就一阵恐惧，因为大学时经历的种种和足球有关的烧砸闹腾给我带来不少心理阴影。
这里姑且扯一段闲话，对我在大学时代心理阴影形成之渊源做一个交代。
大学时自己最多算是个伪球迷，因为一直对这玩意儿没什么研究，当然还有中国水平臭而伤透我心的缘故。有段日子正碰上亚洲杯打得如火如荼，我下自习回到寝室，感觉寝室楼内一片沸腾，气氛非常之不对。只见寝室里的兄弟们都作满面悲愤状，一声不吭地在房里搜罗着一切可以找到的玻璃制品以及床单、旧课本等物。“靠！学潮吗？”我在那儿傻问。“不，中国队输球了。”室友贝贝一字一顿，咬牙切齿道……
不一会儿，远处二栋男生楼那边就传出来一片轰隆隆的巨响，感觉像是千万个瓶子落了地，因为伴着轰隆一片就是无数碎片飞溅的声音了。
“开始行动了！”贝贝激动起来，举起我书桌上的墨水瓶就一把掷了出去。接着其他的兄弟也开始行动，案头上已经摆着的各类瓶子开始做起了抛物线运动，我看着情况已经无法制止，遂加入战团。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贝贝的脸盆丢下去了。“你？”贝贝正欲发火，发现自己的开水瓶也已经快为中国球迷事业作贡献了，马上飞奔去制止，可是已经晚了。这个时候，另一室友大叫一声“快让开！”边嚷着边把自己珍藏的破床单挂在伸出来的晾衣架上。接着浇上煤油点燃，周围群楼的兄弟们开始嗬嗬怪叫以助声势。
楼外场面更是壮观，我们居住的四栋和隔壁三栋间的小道中间几乎已经没有行人了，无数的玻璃瓶在空中划着弧线和大地发生着亲密接触。很多寝室的晾衣架上都挂着燃烧着的床单、旧衣服和笔记课本……直到多年后我才看到比之更壮观的景象。
接着，高潮的一幕出现了：政治系的几个男生顶着如雨的瓶子冲出楼去，在两栋楼之间的小路上扯起一张用床单做面、红墨水着色的大旗，上书：“中国队不举，戚务生下课！”
观者一片狂呼，打旗者更是兴奋，在无数手电光的照射下，在火光的映照中，他们在楼前跑来跑去，享受着阅兵般的快感。当然，任何快感都是有代价的。据说其中有人踩了一脚玻璃碎片，当晚就被送到校医院缝针了。
再接着，有几个在自习楼上自习的人回来了，看着楼上楼下一片狼藉，正小心翼翼地往寝室楼入口靠近，结果被几个计算机系的小子发现了：“瞧！就是这帮不关心中国足球事业的家伙断送了国家队！”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大家都已经兴奋地忘却了逻辑关系和革命道理，无数瓶子在那几个小子脚下开了花（当然不会照头打），把他们吓得抱头鼠窜……
我打算出门给朋友打电话，就对楼下的大爷说：“您老也不去制止一下，再闹下去会把楼给烧了的。”大爷微笑：“我已经把各个寝室的瓶子藏起了大半，等他们丢完了就消停了。”
十二点钟后，大动乱在一片混杂着各地方言的《义勇军进行曲》中结束。
再后面几天，自己都忘了球赛的事情了。有一天正打算去校外的书店买几本书。走到投影厅门口，看到黑压压一群人无声无息地从厅里出来。其中以男生居多，间或有啜泣的女生。“妈妈的！怎么又输了！”
我一想，不好！刚买的开水瓶还放在桌子上呢。忙撒丫子往寝室狂奔，脑海里都是贝贝笑殷殷地举着我的水瓶的样子……
走到楼下，看着一片沸腾，我知道，一切都晚了……
第二天，我在楼下的一片残骸里找我的脚盆，突然遇到校足球队的队长。他冲我笑笑，拿起一个浅色的开水瓶壳子晃了一下，说：“装个新瓶胆还可以用。”这时贝贝在楼上叫：“喂，把我的瓶壳子也拿上来吧，就你右脚边那绿色的。”
呜呼——中国球迷！巴西人输了球可以砸电视，我们却连个开水瓶都丢不起。
故事继续回到二○○○年三月的那天中午。队伍出发前，大队长交待说此次比赛是本地球队对河南队，由于事关保级，所以上级很重视，调了三个防暴警察大队的兵力，要求我们一定提高警惕，做好应付任何突发事件的准备。
进场时，我们大队振肃精神当着上万球迷的面喊着口号列队往主席台那边走，球迷们看到这么多防暴警察也了劲，突然异口同声地以与我们走路相反的节奏喊：“一二一，一二一。”由于外界声音太大，再加上同志们都有些精神紧张，大家踏着号子的节奏全部走错了步子，一时队形大乱，上万球迷一同哄笑，把指挥官给气得半死。最后连我们也摸着脑袋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上百防暴警察一起成了开场的笑料。
刚开场，河南球迷就打了条幅出来，上书：“才食长江鱼，又捕晴川鸟。”看台上马上一片骚动，无数本地球迷嘴里开始骂骂咧咧。等河南球迷再拉出“拳打西南，再震江城”的条幅时，本地球迷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河南球迷在看台中央的一个区，两边都是本地球迷，一瞬间我就看到成千上万的矿泉水瓶腾空而起，在空中短暂停留后就集中地往河南球迷所在区域砸去。（本处抄袭了《黑客帝国》中的镜头）
然后河南球迷开始还击，我们看到天上无数瓶子飞来飞去，比我们读书时的情形壮观多了，如果说大学时的打闹是百团大战，今天的场面则足可与斯大林格勒会战媲美。大批武装到牙齿的防暴警察开始调动，从各个看台往西区涌……
接着出现了让我们无可奈何的场面，两边都把人民警察当作了可争取的盟军。本地球迷面对杀气腾腾的警察打出了“晴川人不打晴川人”的条幅。不一会儿，河南人那边的条幅也打起来了——“人民警察人民爱，人民警察爱人民”，而且还是蘸着受伤的人的血写的血书。这让冲到球迷面前的我们无所适从，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一时全部愣住不动。
还是现场的指挥官比较聪明，他让刑警队把几条纯种的德国狼狗放了出来，一个看台边放两条，谁丢瓶子就咬谁，这一招让现场的广大民警大为佩服，觉得领导就是领导，指挥上果然有过人之处。
第二次球场保卫时传来了河南球迷打算借机报复的消息，据说本地的球迷也准备了燃烧瓶严阵以待，上级机关这下可不敢含糊了，分管副局长亲临体育场指挥布防工作，天上盘旋着飞行大队的直升机，特警大队负责内场安全保卫，数千防暴警察则把整个体育场围得像铁桶。
即使如此，我们大队负责的那片看台由于裁判的一次不公判罚还是闹腾起来了，无数矿泉水瓶和石块雨点般朝我们投掷过来，正好局长在我们那片儿检查，处长赶快把自己的钢盔给局长戴上，我们大队长见处长光着脑袋，也赶忙给他递上自己的钢盔，然后让站在一边名义上负责上传下达，实际上是专司人肉盾牌职责的内勤大熊把钢盔解下来给自己。大熊半不情愿地交了钢盔，突然看到一块砖头朝自己飞过来，忙大叫一声：“队长小心！”说完侧身一闪，砖头正打在队长的背上，气得队长大骂：“你明明看见了怎么不挡着？”大熊半明白半装傻地说：“我没戴钢盔，怕被打傻了年底结不了婚啊。”
队长气得半死，大熊从此在内勤室里失了宠。
中南海保镖、看守所帅哥和一群自投罗网的警察
研究生复试过后，我请一同参警的难兄难弟们吃饭，和大家商量辞职的事情，虽然今年有部分研究生名额允许考上后不脱产读，但我还是想彻底回到校园去安心做学问，免得又耽误工作又无心读书两头不讨好。
大家都劝我再等等看，据说我们这批丢在巡警队的大学生由于很多人辞职，马上就会被慢慢往机关里调了。说实在的，经过了半年的锤炼，我们对大学生参警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有种种天真的设想，从地方大学生里招收警察本来是件好事，有利于在警队中充入新鲜的血液，优化公安队伍结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仅仅让一大群知识分子穿上制服，而是应该人尽其才，善于利用他们的长处，让他们的阅历和专业都能迅速融入公安机关，可惜的是，很多地方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后续工作。大部分人是凭关系而不是凭专业进行的分配，许多人被闲置在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岗位上，不仅起不到任何功用反而沾染上一些坏习气。此时，我对什么专业对口早已不抱指望，只觉得站完最后一班岗后就交辞职报告得了。
谈完自己的事情，我也请大家各自谈谈半年来在新单位的情况。
大胖作为老大，自然由他最先开讲，老早就听二胖说大胖现在的日子过得很滋润，手底下管着一个武警战士和五个精神病人，每天除了有人铺床倒水外，偶尔还能指挥手下的病人一起唱日落西山红霞飞。大家对他神秘的工作最为好奇，纷纷要求他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情况。
大胖首先瞪了二胖一眼，要求他停止散布谣言和对自己工作的丑化。然后开始给我们讲他的遭遇。大胖告诉我们，从新民警培训班结业后，他便跟随新单位的政治处主任来到了位于慈云湖边的晴川市公安局安康医院，这是一所主要以收治严重肇事肇祸精神病人为主，兼顾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和戒毒的专门机关。公安部在全国的省会城市都设有这样的专门机构。
刚到单位，大胖对什么都觉得新鲜。不过，看着那些精神病人每天在种满樟树和桂花树的院子里悠闲地活动，他实在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人竟会对社会治安造成那么大的危害。随着对工作的熟悉和对病人了解的增加，大胖的观点渐渐改变。据大胖说，他们那里有数十名常年住院的病人，多由各分局、派出所送来。其危害行为主要是杀人、严重伤害、纵火、调戏女性等。
往往一个不起眼的病人，很有可能在来医院之前是令当地公安机关头疼不已和令群众恐惧、厌恶的对象。大胖手上暂时管理三个病人，其中一个是位双手不停颤抖的干瘦老头，此人当年发病时在当地连续砍死了五个人，现在那地方的孩子一哭，大人们就说：“再哭，那个某某某就来了。”哭闹的孩子马上就停止哭泣，躲到父母的怀里动也不动。另一个是位身材矮小的中年男子，因不满单位给他的待遇而精神出了毛病，多次到各级政府机关上访闹事。一次怀揣自制的土炸弹跑到北京，看到类似政府机关的院落就打算往里扔。每当他说起这个段子，总是一脸失望地说：“中南海保镖就是牛，我的炸弹扔过去还没落地，打墙里面就跳出来几个武警把我摁倒在地。……”如果有人追问他做的炸弹能不能爆炸，他马上一脸的不屑一顾。大胖的第三个病人属于危害性相对轻微的类型，发病时常怀疑附近居民楼里的住户要整他，每天等别人上班后就溜到那栋楼里，挨家挨户地用瓜子壳等碎屑把人家大门的锁眼堵住，让别人回来后拿钥匙开不了门。遇到这样的事，住户们只能苦笑，派出所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后来意识到他的精神状态有问题，经过鉴定后，将其送到大胖他们医院治疗。
听了大胖的一番介绍，大家对神秘的安康医院也有了些了解，纷纷开始拍大胖的马屁。大胖也乐呵呵地承受我们肉麻到极致的恭维。二胖在一边有点不大乐意，认为疯子毕竟是少数，自己作为刑警才应该是社会的保护神、聚光灯的中心，于是逗大胖说：“你们又不直接参与办案，跟看守所有什么区别？哪像我们刑事警察可以直接打击犯罪、服务人民，那多神气！”
大胖还没发话，早早就不乐意了，在一边嘀咕：“咱们看守所怎么了，抓了人没人给你管着能成么？有本事你自己一天到晚看着去。”二胖子不敢四面树敌，连忙试图岔开话题。
大胖这次倒没有如往常般用拳头解决问题，而是举了一个例子来反驳二胖。二○○○年的一天，江南区某地发生一起抢劫伤害案，犯罪嫌疑人在逃跑时被及时赶到的巡警抓获。但在审讯期间，该犯罪嫌疑人不回答有关案件的任何问题，时常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对其做简单询问时他连基本的加减法都不会。办案人员怀疑其精神或智力发育有问题，将其送到安康医院鉴定。大胖他们通过细致的观察，发现那家伙有可能是在装傻。后来经过严格的鉴定，认定该犯智力正常，精神正常，具有完全责任能力。凭借大胖他们出具的鉴定书，法院最后判处那小子有期徒刑四年。
“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刑事警察就无能为力了吧？”大胖反问二胖，二胖满脸的愤愤不平和无可奈何，却不知道要从何处驳斥起。
大胖汇报完毕，接着该小胖了。他刚刚在理工大学报了在职的研究生班，目前正醉心于开发一套技术系统，连我们点菜的时候他也抱着本计算机书琢磨某段程序该如何编。小伙子一如既往地不爱言语，但又总是语出惊人。二胖见自己说不过也打不过大胖，就拿小胖开涮，问小胖使用的计算机除了打字和存档外，对公安工作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小胖本来就不擅言辞，被二胖突然一问就不知道该怎么组织语言了。我怕小胖尴尬，忙问阿理：“这次考研顺利吗？有没有可能实现你圆梦北大的理想。”
没想到提了没开的那壶水，阿理本来还挺高兴，一听我问他马上就开始哭丧着脸。原来他再次向北大发起的攻击又失败了，这次暗算他的是数学，阿理一气之下烧掉自己从小到大所有的数理化课本，决心以后献身于经济学史研究。但是痛定思痛后又觉得面对困难与其黯然退去不如挥剑迎击，迎难而上方是男儿所为，于是又选择数量经济学作为新的战略方向，连数学题都做的是全英文的了。
说到英文，我们的英文高才生早早在这段日子内已经成了他们看守所的首席帅哥，偶尔还给那些短刑犯教教外国语。最让他受不了的是自己有次带课时，有个犯人用纯正的牛津腔纠正他的发音，后来发现此人居然是英伦归来的海龟，让早早好一番感慨。除此之外，大多数时间他都得安坐在监房边的过道前，每半个小时起身巡视一次各个监室，以防有犯人闹事。除了像祥林嫂一般反复倾诉他那因为被分到看守所而流产的初恋，唯一能让他眉飞色舞的就是自己那段驯服一群企图利用伙食问题掀起事端的短刑犯的经历，而作为听众的我们却实在无法把他腼腆的笑脸和那幅场景联系起来。
大飞试图在警察的机关报里引入《南方周末》的文风，数篇雄论被毙掉后又开始恢复党报风格的写作。他依然是以前的作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但是长期的公安宣传工作已经在他眼神里映射出几分世故和沧桑，用他的话说，以前连领导排名顺序的讲究都搞不明白，现在则能够在任何一次会议召开前都迅速从容地把会议简报拟就，结尾往往是：“大会在如雷的掌声中结束，广大民警决心认真领会某某局长讲话精神，并坚决贯彻到具体的公安业务中去……”
阿轩在大街上被磨炼成了一黑猴儿，嗓子沙哑，烟抽得更凶了，老是向我们抱怨交警的种种苦衷。
我告诉他：“知道你们不但辛苦还招人恨，有次我打车去上班，问的士司机开车的怎么称呼街上那些交警。那小子不假思索直接拉长了声音说‘狗！——’呛得我半天没话说。”
阿轩笑道：“那算什么，还有更绝的，有次一司机在交通协管员指导下走岔了路被我给拦下了，那小子忙跟我作揖说：‘警爷，我不是成心走错路，是二狗子让咱这么走的。’我气炸了肺，跟那小子说你先别提谁给你指的路，先告诉我你说他们是二狗子，那大狗子是谁？”大家听了一阵哄笑，纷纷打趣地问阿轩是否还把交警当二等警察，阿轩大怒：“谁再说我们是二等警察我把谁的本儿扣起来！”
二胖更胖了，在派出所的刑侦队历练一番后俨然已经成为威震一方的人物，那天酒足饭饱后他提出要我们去他的管区潇洒一下，所谓“潇洒”大家自然知道是到夜总会去唱唱歌找个小姐陪唱，可是做了快一年警察都只是听说，未曾尝试，很多人还处于做夹尾巴狼的阶段。所以二胖一提议，每个人都在心里做婊子，嘴上立牌坊。
二胖许诺带大家去其辖区最好的夜总会，于是拿出手机东拨西打，可惜一个号码都没打通，于是改口说去更好的地方休息。
走过两条街，二胖说到了，我们一看原来是他派出所附近的一家小发廊。同志们一脸的愤怒：“原来以为你是普通的堕落，没想到居然是如此的腐朽。”大胖刚才叫得最欢，现在开始带头批判，于是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对二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进行改造，最后在阿理一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高度概括语句中结束批判。
大家散伙后，二胖一人在风中自责：“怎么都他妈的不接电话呢？”
……我后来想，如果那天电话接通，二胖真把我们带到夜总会门口，我们会进去吗？上班已经快一年了，面对社会的种种诱惑，我们会固守清高，还是自投罗网呢？即使我们不是警察……
手机、生命以及秋叶飘零的随想
从二○○○年三月到二○○○年八月，我一直延续着自己的巡逻勤务，我无法按时间顺序将其一一叙述，那样所有的文字将像流水账般枯燥无趣，这里只好努力地回忆，把所有有代表性的事件展现出来，不管是我本人或者他人内心深处的阴暗面，还是我自以为是的闪光点。
先谈谈自杀事件。在我的巡警生涯中遇到的自杀事件有四次。第一次是我刚刚上勤时，别的车组接的警，我说我还没见过自杀呢，同车的兄弟就把我拉到长江大桥上面让我长见识，桥面上狂风呼啸，交警正在疏导交通，把打算看热闹的车赶走，派出所的民警和防暴队的战友正围着站在栏杆外的一名青年人做工作。据说每年从长江大桥跳下的人数以百计，逐起取样认真考证的话足以编本自杀心理学专著了。
刘队也在现场，告诉我此人已经在此站了快两个小时，上一班警察下班时间到了只好换我们这班继续做工作。水警的巡逻艇在桥下逡巡，但说句实在话，由于江面风大，人要真跳下去，那些巡逻艇的功能也仅限于收尸。
刘队对我说：“大学生，考验你的时候到了！跟他谈谈人生和理想，让他重新意识到生命的价值吧。”我欣然领命，要知道本人曾经是本系中文及英文演讲大赛的双料冠军，做一个警察谈判专家一直是我的人生理想之一。
谈判的结果让我沮丧，那个打工仔指着我的鼻子大叫：“你有你自己的理想，可你理解得了我吗？女朋友不要我了，老板不要我了，连我爹妈都说我没出息，我还怎么活？”说着又沿着栏杆往下走了一截，身子完全在栏杆以下，趁其不备武力营救的机会完全失去了。
刘队大骂：“人家本来没打算死的，被你一说对人生更绝望了，机会都被你们这帮大学生抢走了他们不死做什么？”我吓得把帽檐一压屁都不敢放。
打工仔要求和他的前女友做最后的通话，找我们借手机打电话，现场的警察全部面面相觑，大家都知道通话的结果可能让他回心转意，但是也可能说得一激动连人带机一起奔向滔滔江水。当时一部手机价格不菲，一时间无人应声，让我顿生一条生命的价值有时连手机都不如的感慨。当时我没有手机，所以无须进行心理斗争，但是如果我有呢，也许，我也会有所顾虑，那可是我两个月的工资……事情的结果是由一名晚报的记者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开导才将那人劝了上来……
也是手机，一次一位初三的小女生由于受学习成绩困扰跨过了大桥的栏杆，现场的警察也是苦口婆心，小丫头不为所动。最后我们的副中队长故意把手机扔出栏杆掉在桥沿上：“小朋友，叔叔的手机掉了，帮我捡一下好吗？”善良的小女孩伏身去捡，队长冒着掉下去的危险探出大半个身子用力一抱，硬是把小丫头掐了过来。最后同志们用了更长的时间帮他把手机弄回来，但大家认为值。
还有一次情况更是凶险，一个精神病人连杀三人后逃入一居民楼，我们配合刑警在楼下将其团团围住，那家伙站在阳台护栏上声称我们只要一靠近他就跳下去。当时大胖和他们安康医院的队伍随之赶到，但是面对那个凶悍而又失去理智的亡命之徒也是一筹莫展。事情的结局倒有些峰回路转，不知道是谁把当年将大飞招进来的那位心理专家给请了过来，他爬上对面的阳台和犯罪嫌疑人长谈了一个多小时，那家伙居然乖乖地束手就擒了。
事后大家纷纷在猜测那位专家究竟是利用了高超的谈话策略还是使用催眠术制服了那嫌疑人。最受震撼的则是大胖，他半晌无语，意识到暴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事后他告诉我，自己或许会在以后改修心理学，希望有机会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警方谈判专家。
最后是本人谈判史上一次成功的战例，打算跳下长江的是一名为情所困的大学生，作为过来人我知道凡是对打算为感情而献身的人几乎无道理可谈，只好放弃人文思想，改用科学方法，我问他：“可以上吊、服毒、割腕，等等，为何跑那么远来跳长江大桥？”他骄傲地称这样死得浪漫而且有尊严。
我说：“哥们儿，什么浪漫，你以为你会像一片落叶般凄美地逐江水而去吗？算了吧，你将会以极高的速度在半空中做二十秒自由落体运动，在这片刻你别以为可以纵情观赏你人生最后的景色，你的眼睛将因充血而无法睁开，接着根据冲量原理你将会以极大的力量冲击江面，就像落在水泥地上一样，你将心肝俱裂脑浆四溅，算了吧，夕阳无限好，何不爬上来和我这同命鸟把酒言欢共度良辰？”经过一番对自己高中物理知识的全面唤醒和回忆，那位仁兄终于自行爬了过来。
见识了这么多的生死一线后我得出了如下结论：一、大凡不是马上跳江的人大部分都不是真的想死，只要尽了全力大都还有挽救的可能。二、去跳长江大桥的男性比女性多，可真正一狠心跳下去的却是女性比男性多。三、鲁迅先生骂了那么多年，中国人还是有爱看人自杀的传统。某地一人负气要跳楼，警察在底下拼命地做说服工作，那人正犹豫间突然听到楼下数千围观者一起大叫怎么还不跳下来呀，真不是好汉什么的，于是该君把心一横从高楼一跃而下，楼下掌声雷动。来搭救的警察们被气个半死，觉得这人的死亡简直像是楼下的看客们给鼓掌通过的。
第四部分
我们并不畏惧牺牲，可是有时候却连手拿武器还击的正义性和合理性都要受到质疑，那种社会信任机制的缺失值得和有必要用我们这些一线警察的生命和前程去补救吗？小秦立了功，很快就被提拔为副中队长，偶尔和我们闹着玩时会问我们当时会不会亲手给他戴上手铐，大家也纷纷拿这事逗乐，可是，或许是造化弄人，类似的尴尬很快就再次降临到我们中队身上，而且是把枪口直接对准了自己人。
以坐牢为代价、当警察瞄准警察和派出所门前的恐惧
做巡警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各类案件的增减和季节与气候都暗含关系，比如接近年关，抢劫和盗窃案件就会明显呈增加趋势，用刘队的话叫“罪犯也要置办东西回家过年”。天气一旦趋于炎热，人们的脾气会随之变得暴躁和易激动，这个时候打架、伤人和强奸等涉及人身伤害的恶性案件就会明显增多。
果然，五月天气一转热，我们中队就遇到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案件。先是小秦的车组接警称某路口有人借酒醉伤人，他们赶到现场时发现一个狂汉正在追砍一个派出所出现场的民警，当时这家伙已经用刀劈伤了数十人，小秦他们在后面鸣枪警告，此人不但不听，还照户籍警的背上砍了一刀，正欲挥刀再砍时，枪响了，小秦一枪击中了那家伙。人还没送到医院，就已经断了气。
这事情发生以后大家谁也不敢忙着高兴，因为当时开枪并没有上级指示，完全是情急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而且击毙那狂汉是否必要谁也拿不准。当时全国发生了很多恶警开枪打死群众的现象，民愤极大，媒体也是一听到警察开枪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做文章，所以大家平时都不敢轻易动枪，更别说开枪打人了。
我们下班回到寝室时看到大队长、教导员和刘队都站在小秦床边，小秦则捂着脸默不作声。他的铺已经空了，被子叠成豆腐块打好了包。原来小秦开枪后越想越后怕，觉得这下肯定出事了，说不定晚上就得被抓进看守所，队长和教导员只好站在旁边安慰，但是谁也不敢拍胸脯保证就一定没事。
中队的兄弟们交了装备后逐个回到房间里，全部坐在床头闷着，任刘队长怎么调节气氛大家都不愿意言声。临近深夜时，教导员的手机终于响了，我们的心全部揪得紧紧的。
教导员的声音越来越大，眉头也逐渐舒展，我们全部屏住呼吸，等着教导员宣布上级的决定，只见教导员兴奋得满脸通红，显然是十分高兴，他告诉我们：“局长认真听了汇报，对指挥中心的人说‘惩恶除暴，善莫大焉’，咱们赶快组织材料准备给小秦请功，小毛拿车钥匙去买些夜宵回来！”
整个中队一阵欢腾，大家高兴地把小秦给托了起来，谁又能想到几分钟前大家还在为他要进班房而担忧呢。
我微笑地看着这些疲惫而欢乐的同事们，不禁想到，那些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和武器来随意杀人的公安败类不仅践踏了他人的生命，也间接伤害了自己的战友。每年都有很多警察因为犹豫不决不敢果断开枪而被敌人抢去先机而牺牲。有的派出所因为怕出事不敢给警察配枪，甚至把一线民警的枪支收起来集中管理。前不久，一名本地派出所的民警出抢劫现场时就因为没带枪而被几个小毛贼围住捅了十七刀。
我们并不畏惧牺牲，可是有时候却连手拿武器还击的正义性和合理性都要受到质疑，那种社会信任机制的缺失值得和有必要用我们这些一线警察的生命和前程去补救吗？小秦立了功，很快就被提拔为副中队长，偶尔和我们闹着玩时会问我们当时会不会亲手给他戴上手铐，大家也纷纷拿这事逗乐，可是，或许是造化弄人，类似的尴尬很快就再次降临到我们中队身上，而且是把枪口直接对准了自己人。
事情是这样的，一名四十九岁的某县警察在市警校参加省厅组织的一次培训，据说参加培训者都是在全省各地岗位业务考核中不合格的警察，再次培训不及格者将会被所在地公安机关指令离岗。
由于年龄或是其他原因，这名警察一门功课不及格，便拿了自己的佩枪冲到办公室要求教员把他的成绩改过来……
这名老警察显然已经有些失去理智，接到消息上级马上把附近的巡逻车全部往那边调。我们赶到现场时刘队已经赶到现场，他告诉我们，有关部门在走访与其同住的室友后发现这名警察在平时已经有精神异常的迹象，依照常例劝阻看来是行不通的，为了防止他任意开枪造成恶性事件，上级已经下令我们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将其当场击毙。
在各车组的班长带领下，我们迅速占据了有利地势，选择了有效的射击位置，子弹也全部推上了膛。枪口的瞄准框轻轻移动，圈在了不远处一个正喘着粗气的脑袋上，脑袋下面的身躯上，套着和我们一样的橄榄绿。
我趴在窗口沉重地喘息，问自己：我真的要去杀一个和自己穿着一样制服的人吗？看他的年纪，正和我们的父辈同龄，在无数父辈面对失业下岗的今天，他用自己的生命试图为一份稳定但清贫的工作做最后争取的努力，我们能说他有罪吗？值得置他于死地吗？更何况他还是一名老公安……
事情最后在警校领导的悉心开导下得以和平解决，那名老警察被督察缴了械后押走了，我后来追问当时在场的每一个队友：“上级下命令的时候，你们真的会直接开枪吗？”每个人都狡诈地一笑：“你说呢？”是啊，我想大家和我一样，都不知道一个确切的答案，那沉重的一枪是否会开，也许真的只有在事到临头的时候才容我们去思考和判断。
然而，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连我自己都会有一次与牢狱之灾擦肩而过的经历。
一天深夜，我们车组巡逻到一个大排档，一个店主拦住我们报案，说有人吃完东西不给钱。我们一了解，原来是几个地痞喝多了闹事，陈班长就把为首的那个教训了几句，让他付钱给店主。
那家伙浑身酒气冲天，猛地把陈班长推得一个踉跄，骂道：“老子不给钱又咋地？你们警察管什么闲事？”我一阵怒火直冲上脑门，从后面操起枪托照他背上就是一下，接着朝他腰上死踢了几脚。那人被打得满地求饶，我和小毛让他的同伙把钱付给老板，然后就把那家伙往附近的派出所拉。
派出所里一个睡眼惺忪的值班民警被我们叫起，正打算办交接，我们带来的那小子突然捂着腰在地上乱滚起来，我以为他又在耍赖，照他屁股又踢了一脚，骂道：“少装死了，快滚起来。”但是认真一观察发现那小子居然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挂满了额头，完全不像是装的。
值班民警见状，怎么也不敢收，我们则坚持要移交过去，于是值班民警说：“那咱们在这里一起观察五分钟，要还是没什么事情就收。”
陈班长在一边吓得直冒冷汗，偷偷告诉我：“看样子你踢伤他的脾脏了，如果踢破了的话会死的。”我吓得几乎快站不住，一阵阵眩晕袭过来，真没想到照腰给几下也可能把人打死。想到他死了我可只有坐牢了，指不定哪家市井小报又会把我打造成闻名全国的杀人典型，刚拿到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也要转眼成为废纸。我越想越怕，脸皮发麻，浑身发抖，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那个在地上打滚的家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