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静谧的夏夜里，在派出所门口，一个人疼得在地上反复乱滚，几个警察在夜色中，心态各不同地看着他。参警以来，我从来没有那么恐惧过。
那个人随后被我们送到医院，医生诊断后说是酒喝多了阑尾炎犯了，派出所的同志和我们办了移交手续。自打这件事情以后我再也不敢随便动手打人，奉劝那些爱过手瘾的同行们：人有时真的是很脆弱的动物，不管是该打的还是不该打的，若非正当防卫，能不动手就别动手了。从执法者到坐班房的距离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遥远，为图一时之快打上两巴掌再踹上几脚说不定就挨着班房的边缘了。
双尸命案、哑巴窃案和糊涂神探
和陈班长一起执勤的日子里，我常常感受到兄长似的关爱，虽然他很少和我论什么交情，但那种战友之谊已经在不知不觉里深植心中。
我和他最后接的一次警很富有戏剧色彩，但回头想想却又凶险异常。六月的一天，我们接到报警说有群众看到一个小偷翻进了别人家，我们飞车往出事地点赶，在小区门口接到了报警人，接着在小偷进去的那栋单元楼口守住。
这时一个神色慌张的男子正好急急忙忙地冲出来，被我们堵了个正着，小毛把他领子一拎，冷笑道：“小蟊贼，你算是点子正撞到我们了，怎么样，看来你还是新手吧。”陈班长喝令那小子蹲下，让我和他上去看看被盗那家的情况，然后叫小毛和报案人看住那小贼，我们叫上一个小区保安后就顺梯而上。
门是虚掩的，我们一推就开了，客厅没有人，由于是普通的盗窃案我们也没什么保护现场的概念，我径直走到卧室门口，发现床上还躺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子，我暗想他们怎么睡这么熟，难怪贼进来了都不知道。试着去推那女的，没反应，我顿时感到不对劲，脸皮一阵阵发麻，心里暗暗觉得不妙，把她的脸翻过来一看，直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那女人和孩子居然都已经被人给勒死了……
还是陈班长反应快，他马上大叫：“不好！小毛还和那人在下面，铐子还搁我身上呢！”说着便往楼下飞奔，我只觉得肚子里翻江倒海，可看到陈班长冲下去后也不敢停留，便叫保安看住现场，把手枪保险扳开后就往楼下跑，一路下楼一路吐，跑到一楼时，看到小毛正甩着手和那家伙笑眯眯地说话，那人脸色苍白，蹲在地上有一茬儿没一茬儿地答着。
陈班长二话没说，冲上去一把将那贼掀翻在地，然后掏出手铐把他反手铐上，让他趴在地上。小毛在旁边很不解地问：“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我把楼上的情形跟他说了，小毛的脸都吓白了，骂道：“我看他还挺老实的，还准备和陈班长说宽大处理算了呢。靠！”说着照那人屁股踢了一脚。
陈班长看我也吐得差不多了，就让我在楼下守着等勘察现场的刑警过来，他和小毛再上去看着现场，我想抗拒，可想到被勒死的人的那双眼睛，只好默默地点点头。
陈班长见我不好意思，便安慰我道：“你们这些大学生本来就是应该和书本打交道的，接触这些血腥凶险的东西是有些难为你们了。”我正想拿这个理由安慰自己，刑侦队的车到了，几名神情严肃的刑警在一个中年人带领下下车走了过来，陈班长连忙迎上去介绍情况。
这时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居然是二胖，他拿着相机正得意洋洋地看着我。两兄弟在这种情况下见面也不敢太过随便，我问他现在干得如何，他高兴地说自己已经完全融入了刑侦工作，觉得没做过刑警就不是真正地干过公安。我正要大骂他含沙射影，他已经被领导叫上了楼，我站在楼下一阵懊恼，心里暗想：“就算是专业不对口，也得强迫自己去适应公安工作，而不能指望公安工作会来主动适应我。看着人家学会计的二胖，现在都已经俨然是一个熟练工了。”
夏天来临时，我们再次调换了车组，我被分到丰子的车上，他警校毕业，长着张弥勒佛似的笑脸，最爱喊的口号是：“咱没什么追求，生平最大的嗜好就是武侠和科幻小说。”最大的梦想是“下所”，也就是早日调离防暴队，下列分局派出所去做一个舒心安稳的户籍警。我本以为这家伙呆头呆脑，跟他只需要混日子就得了，却没发现这个胖哥哥心里实际上装着把算盘，什么事情都明白着呢。
同车的还有大刘，大刘和陈班长是一年的兵，不爱说话，总是心思很深的样子。但在“哑巴窃案”中我第一次见识到了他内敛的机智。
所谓哑巴案子是我们对一类案件的通称，多数是抢包和盗窃，作案的一般都是聋哑人的团伙，只要不是被抓现行，往往会因无法录到口供而不得不放人，所以每次抓到这帮人都让我们十分头疼，因为即使送到派出所对方也顶多是被打一顿关几天了事。后来有些健全人掌握了其中规律后也开始在作案时装聋作哑，认为只要挺过了派出所讯问那关一般就没事了。
一次我们巡逻到一家商店附近时，一个店主揪着一个哑巴过来了，店主冲我们说：“妈的！居然还敢偷第二次，终于被我抓到了。”
我们把人控制住后就了解情况，原来那个人和同伙都是哑巴，他们总在这一带找单人值守的小店作案，一般是装作问路的人，好心的店主大都会在纸上给他们写明要去的位置，另一个人则趁店主不注意的时候偷东西，这次这俩小子也是偷红了眼，居然到已经光顾的地方故技重施，结果当场被店主抓住一个。
我观察了半天，一时也确定不了这小子是真哑巴还是假哑巴，问他姓甚名谁同伙在哪里，他也是摇头晃脑，指天划地，让我好一阵懊恼，大刘说：“我来看看。”就在哑巴耳边大嚷了几声，结果那哑巴依然无动于衷，我试着在后面又捅了几下，那小子也只是啊啊地乱叫。
这时候大刘对我说：“我教你个辨别真假哑巴的办法吧。就是看他们的舌头。”接着转身对那哑巴说：“把你舌头伸出来！”那哑巴指指耳朵，表示听不见我们说什么，大刘说你小子还很聪明，就自己把舌头伸出来，让哑巴依样子照做，哑巴犹豫着吐出了舌头，大刘把我拉近了观察：“你看，正常人的舌头一般舌根颜色比较浅，哑巴的舌根则颜色深一些，而且舌头比正常人短，你看他，舌头很短，舌根颜色也是暗红色，估计是个真的哑巴。”然后装作不经意地对那哑巴说了一句：“你把舌头再伸一点出来给我们看看。”那哑巴听了我们的话已经放松了警惕，果然又把舌头吐出来一些，我大骂：“狗日的现在怎么听得到了？”
假哑巴见伎俩被识破，连忙求饶说：“警察叔叔，我可是初犯呀。”“初犯？”我们冷笑一声，把他铐起来直接带往派出所……
有段时间上级又开始搞量化考评，要求每辆车每个月必须要完成若干起案件方能算考评合格。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车组只好加大巡逻的力度，丰子倒是不慌不忙，让大刘把车开到长途汽车站，然后找个隐秘的角落停好，隔着老远我们可以看到几对男女正在向路人兜售一些廉价的包金的项链，丰子得意地说：“看到没有，那些人马上就会帮我们完成本月的任务指标了。”我暗想这怎么可能，就算当街无证经营卖个假冒伪劣什么的也应该由城管或者工商来处理，怎能容我们为了完成案件任务就越俎代庖。
继续观察了一会儿我果然发现了奥妙所在，原来那帮人只找看起来像外地人的人推销他们的项链，一般都以廉价为噱头吸引别人观看，实际上项链早就做了手脚，只要用手一摸就会断开，这时所有的同伙就会拢过来，强迫别人用远高于实际价值的价格买下那些项链，表面上看起来是强买强卖，实际就是在变相地实施抢劫。我暗暗对丰子竖了下大拇指，他颔首一笑，说道：“准备收网了，大刘负责把刚才被抢的那家伙拉回来做证人，你和我去捉那为首的一男一女。”
我和丰子迅速从角落里面跑出去，很快就逮住了三个，提前完成了当月的案件指标。
事后我对丰子表达了如滔滔江水般的景仰之情，他毫不推搪地全盘受用了。向他请教如何在巡逻中发现犯罪和掌握犯罪规律的诀窍，他却笑而不答，只是让我在巡逻中多注意观察。
和丰子巡逻时间长了我发现丰子的大脑袋里其实装满了智慧，那双被堆成一条缝的小眼睛对市井百态看得十分通透。和他在一起我们总是有意料之外的收获，比如我们巡逻到一个过街天桥下面时，丰子会直接带我们上去抓人，而且总是能捉到几个利用一些江湖把戏骗人钱财的小骗子，这一切让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难道这家伙有未卜先知之能么？
终于有一天，丰子下班后拉我去逛街，闲逛的地段正是我们的防区。沿路缓行，他告诉我，穿着制服拿着枪固然能够在大街上震慑罪犯，但要想真正洞察隐藏在这个城市暗处的私密，主要还是得在八小时之外去做功课，需要我们带着眼睛多看，多动脑筋，假设自己是罪犯又会挑什么样的人下手，会选择什么样的地方作为主要活动地带。我边听边点头，恨不得拿笔记下做本《丰子语录》以供自己拿来时时温习。
自那以后自己也养成了平日多观察和在闲逛中寻找线索的习惯，然后结合上班时接受的信息进行综合的判断和思考。渐渐也发现了不少规律，比如城市的汽车站、火车站、码头、过街天桥一般都是各类犯罪的集中地，那里往往集中了各类的小偷、抢夺者、抢劫者或者江湖骗子，受害人多数是初来乍到的外地游客、进货的商户、民工或者学生。最重要的是，正如商场上常换常新的游戏规则一样，街头的犯罪者也时常根据情况调整自己的作案手段，往往是一种手法被媒体曝光或者引起大众警觉后就另起新招。一般来说，这些街头犯罪以求财为主，多以欺诈为主要手法，间或夹以暴力胁迫手段。
我把这些常见的手法和规律都记在一个小本上，觉得对自己以后做学术研究怎么也算一种帮助，丰子则常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现在咱们在大街上抓的都是小偷小骗，你们大学生总有一天会被调到更前沿的部门去，那时候可是和大骗子较量了，现在你学的这些玩意儿说不定都能派上用场。”
我听了他的话后笑而不答，当时自己辞职专心读书的心思已经越来越强烈，觉得自己哪有去办什么大案子的机会，能够专心巡逻，识破几个街头骗子的小伎俩已经是功德无量了。我并没有想到，在以后三年的时间里我真的有了与无数巨骗正面交锋的机会。而在丰子带领经常与江湖骗子们周旋的经历，无形中也提高了自己对此类罪案的感知能力。
巡逻车上的民主实验和长如一世纪的三分钟
既然去意渐生，那段日子自己也开始有些松懈，丰子的玩性也大，我开始随着他把巡逻称为“寻乐”生涯。我的脸皮磨炼得日渐丰厚，同事们偶尔做点越轨的事情我也见怪不怪。
巡逻的时间大部分是在上级规定的固定路线上来回往返、定点停靠，换了防区后开始几天可能还有点新鲜感，几周过后，觉得街还是那条街，楼还是那栋楼，一切都变得单调乏味起来。丰子长得胖，困意袭来就有些扛不住了，脑袋歪下来便是阵阵鼾声如雷，我那段时间特别爱听几档电台的音乐节目，但是发现那电台DJ每次节目开场只向出租车司机和在校大学生问好后我就特别愤怒，感觉我们城市巡逻警察这个群体受到了广大纳税人的忽视，尽管丰子和大刘都大骂我无事生非，自怨自艾，但我仍然坚决地卸掉了收音机，每天带着整书包的CD上车，号称要给全车同志们提供最优质的音乐服务，把089车组打造成一个流动的娱乐平台。
每天深夜，我们把车停靠在路灯下，丰子一旦进入梦乡便发出极高分贝的噪音，而我则把电台贴在耳边，一边听着全市各防区的警情，一边把CD机的音响播放到最大，和着摇滚的节拍用愤怒的歌声直抒胸臆：“你钻进了汽车，你住进了洋房，你抱着娃娃，我还把你想。找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有次大刘实在受不了车内的鬼哭狼嚎，一把拉住我的手，然后把自己的冲锋枪递到我手里，言辞恳切地哀求道：“你一枪打死我好吧，再这样下去我迟早会被你们二位折磨得精神崩溃的。”搞得我非常不好意思。
说归说，虽然个性未必能够磨合，但我们车组一直讲求高度的民主，丰子虽然是车长，但是所有事情实际都由大家猜拳确定。从早餐由谁埋单，上车由谁开车，到由谁坐不用听电台的后排座位，所有事情都得经过一阵吵嚷再以划拳结果定夺，基本做到胜者得意坦然，败者心服口服。
这个规矩起源于一天早上，我们三个在巡逻车上熬完了漫漫长夜，赶早在附近的豆浆店买了油条和稀饭，正打算温暖肠胃的时候电台开始呼叫我们，称江边的三号码头有晨练的人看见水里泡着具腐尸，让我们车组赶去看看。
我们三人异口同声地大骂起来，丰子无奈地发动了汽车。赶到现场后，我们三个人面面相觑，丰子先打了退堂鼓，说：“我这人老是抱着份温暖慈爱的善心看待社会，平时看见只蚂蚁被踩死了都伤心得几天吃不下饭，你们俩还是放过我吧。”我和大刘对望一眼，暗骂丰子卑鄙无耻，心想是谁成天琢磨着要拿气枪打鸟啊，怎么真遇到事情了就变成观音再世。没办法，早餐放在那里呢，谁去看情况谁肯定是没胃口再吃东西了，大家商议一番，只能划拳决定。
五分钟后，我们听到大刘用手持电台向中心报告情况：“报告指挥中心，江里漂的是只死狗而已，报警人看花眼了。”
不一会儿，大刘唱着小曲晃了回来，端起稀饭就往嘴里倒。我在旁边假惺惺地说：“咱们中午下班了去吃火锅吧，我请。”丰子连声称好。
大刘也放下碗笑道：“早知道就不吃早饭了，吃什么火锅来着啊？”
我笑道：“狗肉火锅。”
大刘顿时变了脸色，找地方去吐刚才喝下去的稀饭。
打这件事情以后，我们车组就算订下了事无巨细，划拳决定的规矩。
最让别的车组叹服的一次是，一名持枪嫌疑人在开枪打伤一名出租车司机后沿着铁路逃窜，我们车组奉命追击，大家都知道子弹不长眼睛，贴着铁路追击嫌疑人时冲在最前面的人绝对是最危险的，在这种情形下倒没有谁来显现电视上的那种高风亮节，同志们一样猜拳决定由谁打头阵。
中了头彩的丰子被我们套了两层防弹衣，他顶着钢盔操着上了膛的冲锋枪冲在最前面，我和大刘则提着枪紧跟其后，虽然最后没什么收获，但沿路搜了大半夜怎么着也是身心俱疲，人困车乏了。刘队知道我们为这事还划拳后，大骂我们胡闹兼没有任何革命气节，但我们仨倒是处之泰然，我们的逻辑是：职责所在，为了抓到歹徒，哥儿几个去挨刀子招子弹那都是我们的义务，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有一次让天意和运气选择的机会，这不是贪生怕死，姑且算是对个人英雄主义的一种无奈或是调侃吧。
自打哑巴案件后我常常用崇拜的眼光看待大刘，觉得他当一巡警实在是糟蹋，以他的能力完全可以到刑侦处的重案大队去工作，他也很乐于接受我的崇拜，经常教我些辨别事物的小技巧，或者传授防暴警察在城市作战时的基本军事技巧（大刘以前在武警部队服役），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我和他的交情很快因为一件事走到了决裂的边缘。
事情源于一起盗窃案，当时已经到了八月盛夏的天气，解放公园每天都有很多趁着清早凉快跑来晨练的人，自行车零散地停在门口，时间长了小偷们也动了心思，时常结伙在那里偷晨练者的自行车。
有个中学体育老师先后被偷了三辆车，实在忍无可忍，就赶早藏在车棚的暗处观察，终于让他等到了那帮偷车贼，于是打电话报警。我们车组正好在附近的一条巷子里吃早餐，听到电台呼叫的地方就在附近，放下碗撒腿就往公园门口跑，迎面就和那帮偷车贼撞上了，那些家伙一看到我们马上作鸟兽散，丰子和大刘分头去追，我照着一个中等个头的直扑过去，那小子正要跑，突然被埋伏在车棚旁边的体育老师绊倒，那体育老师估计也是攒了一肚子气，冲上去就对被绊倒者拳脚相加，我看那老师拳拳用力，生怕打出人命来，忙过去想把他们拽开，纠缠中自己也被那气红眼的老师塞了几拳头，把我给疼得半死，又不能还手，只好死拉活拽把他们拉开，喝令那贼跪下，然后让报案人退后十步，大骂道：“打就打，你他妈准头也太差了，五拳有三拳招呼在我身上了！”他只好连连道歉。
其实这还算好的，前几天陈班长车组去领一个在公共汽车上被抓到的小偷，见到人的时候那小偷已经被车上的群众打得血肉模糊，吓得陈班长赶快自己打电话叫相熟的记者来拍照存证，生怕又被媒体做了文章。结果送到派出所人家连人都不愿意收，估计也是被这类事情给弄得怕了，谁都不愿意端着个屎盆子盖在自己头上。有时候，“群众暴力”真把我们这些处理现场的人给为难死了。
我简单讯问了一下偷车的那小子，大刘跑了来，看到跪在地上那家伙，忙喝问他同伙的去处。
“搜身没有？”大刘问我。
我回答道：“现场太乱了，还没来得及。”大刘就站着在那贼的口袋里翻，也就是眨眼的功夫，我看到大刘很迅速地从嫌疑人上衣口袋里摸出了几张百元大钞，然后以极快的动作装到自己口袋里，接着对我说：“你搜搜看，我去瞧瞧丰子那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心中一寒，但什么也没说，嫌疑人就更不敢张口了。
把人带到派出所里，照例要办各种移交手续，报警人和值班民警一起去做笔录，我们三个则和一名民警办赃物移交的手续，我把后来搜身搜出来的钥匙、起子和工具包一一清点清楚，派出所的民警也逐一登记，手续快办好的时候，所里的民警抬头看看我，问：“差不多就这些吧？”
我想了想，看了下身边的大刘，他如往常一样面无表情默然站立在一旁，我便问他：“大刘，上衣口袋搜出的那几百块钱刚才专门让你收好的，别忘记了。”
大刘脸色一变，但迅速恢复正常，连忙说：“对，对，我差点忘记了。”说着把钱掏出来给派出所的同志登记。
这件事情后，大刘就再没怎么理我，我也收回了对他的崇敬，觉得他当个巡警就足够了。
八月飞火的时节，我们继续着巡逻勤务，当时有位领导曾发过话：“张君一天不抓住，广大公安民警就一天衣不解甲，严阵以待！”于是炎热降临时我们依然被要求每天穿着厚厚的防弹衣，头戴钢盔，身上还揣着电台等十几斤的装备，在太阳下走一圈下来人都快休克了，更别说下车抓贼。
暑还是要避的，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各种避暑方法，守湖的时候我们就把车停在湖边，打开车门听任湖风往车里灌，有时候被警务督察队的巡逻车给瞧见，说上几句提醒我们注意的话也就放过去了，其实这些督察哥哥大多数也是从巡警队调上去的，知道下面同志们的辛苦，也不好意思在我们这帮快被晒脱水的家伙面前强调警风警纪。
守市区时，一上岗我就先买个西瓜，然后在路边找个卖冷饮的小店，给店主一块钱让他把我们的西瓜放到冰柜里，快下班时用电台把周边巡区的几台巡逻车叫来，找个僻静的地方一起开瓜解暑。
以后每年的夏天一样会吃很多西瓜，可是再也没有和战友们挤作一团大快朵颐时的那份痛快。
偶尔我会怀恋自己的旧感情，但正如每个打算用事业来冲淡情感沧桑的男人一样，那种怀恋只是一瞬间的心中绞痛或者黯然神伤。我曾经形容过那种心头的阵痛，最开始的时候，心里每天像压着五指山般无法喘息；不久，痛苦像B52重型轰炸机在内心狂轰乱炸一番随曙光的到来而离去；再以后，忧伤会如同F16战斗机般常常在深夜精确命中自己的内心。时光匆匆，痛苦转眼又成了缓缓掠过的飞鸟，只留下翅膀扇动的回响；当真正习惯和麻木的时候，那种伤感就成高速划过心头的F117隐形战斗机了。
一天，已经接近凌晨一点，我们车组正在做下班交接前的准备工作，电台里突然一片嘈杂，指挥中心疯狂呼喊江北沿线的所有巡逻车，称区法院家属楼的施工工地上有人正在持枪杀人，让附近的巡逻车迅速赶往现场。
正处于半睡眠状态的我们马上来了精神，打开警灯就直奔现场，因为我们就在事发现场附近停靠。赶到工地时，老远就看到一群人操着家伙围在一块很大的空地上，地上还坐着一个人。
看到警车来了，一个为首的招呼了一声，其他人迅速往工地后面的山上跑，那为首的缓缓后退，然后从容不迫地拿出一把火铳来，照着地上那人就是一枪，地上那人闷声栽到沟里。
“反了！反了！居然当着我们的面杀起人来了！”丰子大叫起来，叫上我和大刘一路追过去，路过被打死的那人时，丰子说：“算了，你看着他。”我虽然心里不情愿，但只好服从命令。
大刘看了看四周空旷的环境，突然对我说：“接着！”顺手把自己的弹夹甩了一个给我，我感激地看看他，把弹夹别在腰里，叮嘱他：“你们也小心！”大刘点点头，和丰子一起消失在夜色中。也许，共患难是泯醉恩仇的最好方式吧，我想。
二人走后。我费了老大力气把人从沟里拖上来，俯下身探了探那人的呼吸，感觉已经没气了，霰弹全部打在他大腿上，其身上也已有几处刀伤，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很恶心的血液味道。我用电台向总台汇报了现场的状态，指挥中心说已经弄清楚了情况，是一群“沙霸”为了抢工地上的业务而发生的内讧，并称救护车和刑警处的扫黑大队马上赶到，让我先看住现场。
我警惕地左右观察了一下，发现这块工地三面环山，天上也没有星星，四周静得吓人，我把手枪保险打开，到处看了一下，没发现其他人。这时，身边的那具尸体突然抖动了几下，我吓得半死，差点把子弹全部射到那家伙身上，只见那人开始在地上不停抽搐，嘴里轻声念叨着：“好冷，好冷。”我小心翼翼地上去摸了摸他，发现身体还是热的。原来不是炸尸，我一颗心这才落了地。见那人不住叫冷，我只好把外面的衬衣解下来盖在他身上，心里暗骂：“上次呕吐搞坏了一件制服，这次又要搭上一件了。”
衣服盖上后那人依然叫冷，我这才注意到他大腿处，鲜血还在汩汩地往外流，我知道再不止血的话这个人马上就会血尽而亡，只好到处找绳子好把他的腿扎住，结果找了半圈仍无所获，看着地上那人的身体正慢慢变冷，情急之下赶紧把自己的皮带解了下来，先紧紧勒住他的大腿根，接着把皮带打了个死结，把衬衣的袖子扯下来再缠一道，直到看着血被渐渐止住。
这下子我算是彻底清凉了，光着上身，一只手还得捏着裤腰，另一只手则拿着开了保险的五四手枪，长夜漫漫，援兵始终没来，大刘和丰子那边也没有消息，我突然备感孤独和恐惧。想想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正在家里一边吃着冰镇荔枝看《快乐大本营》，一边和女朋友在电话里约着次日在何处见面，哪里想到会在荒郊野外和一垂死之人为伴。
我突然很想找到些温暖的感觉，不是想说什么话，只是很想听听那个曾经温暖我心的声音。于是把枪别在怀里，拿出手机拨打了那个熟悉的CALL机号码，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她的CALL机是否还在使用着。那几分钟的等待像几个世纪般漫长……
我的手机终究没有响起。几分钟后，无数红蓝灯交替闪烁的警车开到了我的面前。
第二天刘队破例让我们车组睡个懒觉，正睡得迷迷糊糊时被手机闹醒，我睡眼惺忪地接起：“谁呀？”
“请问哪位昨天晚上打我CALL机？”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我半晌都没反应过来，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轻轻挂了电话。关机。然后沉沉睡去。
二○○○年八月初，我在警队待了整整一年后接到了公务员按期转正的通知，同时被授予三级警司的警衔。本来以为会很快佩上向往已久的两杠一星。谁知道政治部通知国庆节全局全部更换九九式新式制服。到时候统一配发新式警衔，我们这批授衔的就先扛着旧式警衔得了。这让我们这批参警的家伙非常郁闷，大胖、二胖他们纷纷打电话过来倒苦水。
不管肩膀上带着什么牌子，反正我已经成了老民警了，车也不用我去洗了，自然有警校刚分下来的新丁去图表现。副中队长再让我去冲厕所，我总是把一大瓶浓硫酸往池子里一倒扭身就走，池子里面一整天都浓烟缭绕。从此再也没人让我去冲厕所。
我实在看不出在巡警队伍里待到何时才是尽头，是的，这里我可以看到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但我的专业是经济，即将攻读的也是法律，而在巡逻和防暴工作中实在无处发挥所长，自己所做的，无非是帮大队长写写其党校研究生的论文、斟酌一下战友们的报功报奖材料以及在街头巷尾和大爷大婶打打嘴巴官司。我慢慢坚定了辞去公职、全心读书的念头。
临近月底，我想起自己的户口忘记落了，就独自到当地的派出所去办，因为不想利用自己的身份便穿着便衣，结果刚进门就被当作来告状的给训斥了一番，我被气得半死，转身就走。
那时候互联网已经很普及，我随便找了个网吧打算上网去诉苦，正与一帮大学同学聊得兴起，一群警察突然冲进来说要清理无证网吧，我又被连推带搡地赶了出去。
欲哭无泪，独自回队，想起晚上还要上的夜班我终于下了决心，老子坚决不干了！这就打辞职报告去！
走到队门口，正碰到刘队，出乎意料，他没有如往常般大骂我上班前又出去乱窜，而是一脸的不舍：“小子，你要脱离苦海了，政治部下了调令，你明天早上到经济犯罪侦查处的政治处去报到吧。”
我惊愕、无言，进而狂喜，然后陷入是否辞职的思考……
晚上上了最后一个班，我违反纪律请全中队同志们在防区的一个大排档吃饭，点了很多平时嫌贵绝对不敢点的肉食，可惜每上一盘好菜时我们车组的电台就响，中间我出去接了自己巡警生涯的最后两次警：为一个迷路的小朋友找妈妈，以及把一个当街晕倒的老太太送到医院。
虽然我们车组每次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可韩班长、小秦和小毛那帮豺狼每次都只给我们留下几个空盘。席间我主动站起来以茶代酒感谢了所有同事们对我的照顾和帮助，饭局在掺杂着电台杂音的一片祝福中散场。
直到这天，我才发现，我是如此地热爱警察工作，它使我从一个只会把取悦女友作为幸福本源的学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成熟的、能对社会负起责任的大人。
二○○○年八月十八日，我穿着烫得整整齐齐的制服走进新单位的大门，所有人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管人事工作的大姐对我说：“这里的人都只穿便服，以后别穿警服来上班了。”
这一年的九月上旬，我进入大学报到。法学院迎新大会上，鹤发童颜的前国际法院大法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我在下面心潮澎湃，暗暗决定好好看书学习，结合公安实践工作，真正为中国的法治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对我来说，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机关里的年轻人、遇见冬妮娅和真理
刚到新单位，我暂时被安排在政治处帮忙，那时我对内部机构设置的概念还停留在巡警处时期车组、中队、大队、支队的认识阶段，对警察部门的机关和队伍结构完全不清楚，一听说被分到政治处我就想当然地认为这里是搞思想教育的地方，觉得很是没劲。但是很快发现，大家一听说我是政治处的都对我很客气，才感觉这个部门并非想像中那么简单。其实它在我们处里，是主管入党、提拔、招警、对外宣传、教育培训，甚至报功报奖、计划生育、小孩医疗各个方面的核心机构，有点各大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的味道，但是权力则大多了。
我所在的业务处的政治处主任是个很和善的中年人，一见到他就有种亲切之感。报到第一天他找我谈话，简单问了我的经历后告诉我，千万别因为自己是大学生就自认为高人一等，这里的民警很多都是地方院校大学生分配进来的，几年下来很多人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我连忙点头称是，其实不需要主任提醒，自己当年刚参警时暗藏的一点点傲气雄心早已在一年的洗车、冲厕所和巡逻、防暴工作中消耗殆尽。现在只想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固定的办公桌，然后能够真正地学以致用。
我担心自己读书的事情，因为学校不会管你是否在职攻读，既然是统考录取就会把课和在校生全部安排在一起，这必然和上班时间相冲突。主任听了后倒是挺高兴，说经侦部门陆续已经进了很多大学生，但还没有过研究生，想读书一定可以支持，可以把我的情况和政委说说，看能不能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尽量让我兼顾学校的课程。我连声道谢，虚荣心一泛滥又把自己考了律证的事情卖弄出去，主任频频点头说这回可招了个人才来了。
调到经侦部门后，由于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租，我先是在以前中队的宿舍借住了几天，但是住在那里不是影响别人休息就是被别人影响，再说，已经不在一个部门，看看别人搞政治学习或者传达上级精神什么的也不大方便。这时正好姑妈由于工作调动空出了自己的房子，让我去那里暂住。
第二天，大熊和小毛他们开车把我在队里一年的全套家当拉到了新居，我又打电话把大胖和大飞呼来，几个人忙活了一整天方把房间捣腾出个窗明几净的样子。招呼这帮高价苦力吃完饭后，我回到房间，静静地审视了一会儿还略显陌生的屋子，暗想，总算是安顿了下来，至少在读研究生这三年内，这个屋子就是我称之为“家”的地方，比起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人，三室一厅的房子让我一个人住的确是奢侈和浪费，但或许只有利用这个空间好好读读书才算不辜负这块宝地。
夜深了，一个人坐在台灯旁边，默默地翻看以前的很多旧照片，逐个凝视着那个骑着单车冲着镜头招手的自己、那个在阳光下抱着篮球挥汗如雨的自己、那个左手握着船桨右手轻轻揽着笑靥如花的女友的自己、那个和寝室的兄弟们闹作一团互做鬼脸的自己……突然觉得照片上的那些面孔和笑容离自己陌生而遥远了。
想问自己：“照片中的那个人我认识吗？那种笑容我还熟悉吗？那时候那个人在做什么？那时候那个人在想什么？那时候那个人在怎样地生活？”如果不是因为负气去报名考公务员，如果不是因为在训练时摔伤脚，如果不是和她分手，如果不是遇到师兄鼓励我考研究生，如果在菜场那天歹徒的枪走了火，如果在派出所自己失手打死了人，那时候的那个人还会成为现在坐着看照片的这个人吗？
是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生活，这种生活只有一次。生活中有那么那么多的偶然，它们往往出乎预料，却又仿佛注定，正是这无数个偶然交织、耦合，然后融汇成了现实中的必然，我能做到的，只能是默默感激上苍的安排。起码，现在还有一份稳定和让同事艳羡的工作，起码还有个继续深造的机会，起码我此时还能知道明天会睡在哪里。
我合上相册，呆呆地看了一眼楼下的霓虹点点，无奈地笑笑，在日记本上写下这一天的所做所思所想，然后在抬头处写上当天的日期：二○○○年九月一日。
我并不知道，这一天傍晚六时二十分左右，震惊全国的湖南“九·一劫案”案发，张君一伙直接洗劫了常德市农业银行门口的一辆运钞车，在现场从容打死八人后迅速逃窜。
在我已进入梦乡时，刘队、陈班长、大刘、丰子、小毛、大熊、小秦这些曾经和我同生共死的兄弟们，湘鄂沿线的上千名民警以及武警战士已经全副武装、披星戴月地在各处的重要口岸设岗盘查和开展搜索……
刚上班时我并不知道市局其实有班车接送上下班，每天都要从住处挤公汽去单位，从来都是在罐头一样密封的汽车里站上一个半小时才到。每天进了办公室都是浑身汗味，衣服也被挤得皱皱巴巴，时常让几位大姐们侧目。她们教训我说：“我们这里可是对外的窗口单位，办的也都是两百万金额以上的大案，你老是穿成这样很丢形象的。”我诺诺地应着，只好每天备两套衣服，处里一套，家里一套。直到我发现世界上原来还有种车叫作“班车”。
刚到新单位，谨遵在巡警队的队友们的嘱咐，尽量夹着尾巴做人，所以总是去得很早，忙着把政治处门前那条走廊清扫干净，然后拿拖把一遍遍拖，一直拖到主任来了看到我为止，直到有一天一位大姐好心地提醒我：“你知不知道全处都在看笑话，为了节约人力资源我们处早就请了物业公司专门打扫卫生了，那负责拖地的婆婆一直都知道你小子在图表现做卫生，早不做那块的保洁了，暗地里笑你这小子傻得可爱呢！”我听了后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没想到来了新单位，表现没图着，反而先丢了回人。
机关毕竟和在防暴大队里不同，大家都神色匆匆忙着自己的事情，见面也就是点头一笑，不像以前和队友们同居一室，可以有说有笑、恣意打闹，在队里见到的领导不是中队长就是大队长，反正看着官就叫队长准没错。
让我郁闷的是到这里以后，除了政治处主任是我主管领导给混了个脸熟外，谁是队长、谁是教导员、谁是科长、谁是书记、谁是政委、谁是处长我全部没整明白，整天见了迎面过来的人时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打招呼又不知道叫别人什么好，只好满脸堆着谄媚和尴尬盯着别人作微笑状。这一行为暗地里不知道得罪了多少科队长，甚至有人还跑去问我们主任，说新来的那大学生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怎么冲谁都傻笑啊。没有办法，领导只好让我帮着管人事的大姐清理了一个星期的档案材料，利用这个机会才算把处里所有人给认了个大概。
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和档案袋、会议通知打交道的生活漫长而无趣，所做的活儿除了装订誊写外无非是楼上楼下地跑着复印资料，常常在办公桌上忙上一小会儿我就哈欠连天想去和庄周相会，这种平凡和单调让我格外怀念半个月前在巡逻车上和兄弟们同生共死、无忧无虑的生活。
一天，我因为买报纸差点没赶上班车，在后面追得气喘吁吁才被司机发现给拉了上来，坐定后，我顺手打开上车前买的一份早报，一瞟见头版标题，我的心头突然猛地一震，上面赫然登着张君团伙在重庆被捕的消息，我禁不住骂道：“你小子也有今天？当年可把哥哥们给害惨了……”掩上报纸，我不禁回忆起与这个传奇大贼相关的那些岁月。
不要说一九九九年这家伙和警方枪战时被我和前女友撞个正着，我参警后，当年被张君打成痴呆的那名叫李亮的年轻民警受伤前就是我们楼下那个中队的，可以说，我的防暴警察生涯，有一半时间都是围绕这个家伙展开的，甚至当年我们这批大学生被分去当巡警，也是和“一·四”枪战后上级发现巡警队伍在应付突发暴力事件时力量不足有一定的关系。
还记得今年最热的那段时间，省厅的通报里传出了又有人打算持重武器武装行劫的消息，由于特警大队警力不够，当时市局要求全市的防暴警察做好保卫“五场一库”的工作。所谓“五场一库”，就是本市的五大商场和人民银行大区分行的地下金库，当时除了加强日常巡逻外，每个受保护单位旁边都要求有警察驻扎。
我们大队取消了巡逻勤务完成后的例行休假，受命驻守在全市最繁华的商厦——月湖广场旁边。这天正好轮到我们中队备勤，大伙戴着钢盔，穿着厚厚的防弹衣，双手紧握着七九式微型冲锋枪缩在几辆密封的小面包车里面，破车里唯一的空调不知道怎么就坏了，为了怕暴露，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的，结果每个人都闷得快昏过去。为了打发时间大家只好搜肠刮肚地寻找黄段子互相交流取乐，并储备起来充作以后酒席饭桌上的谈资。
望着丰子、大刘他们唾星飞溅、口若悬河地神侃，我丝毫不觉得他们是什么低级趣味，相反，我忽然觉得这些年轻的战友们是那么可爱。我们的枪里面子弹不多，真要打起来十秒不到就打完了，所以上级强调只许点射不许连发。防弹衣遇水就失效，事实上我穿的防弹衣已被用了三五年，冒雨执行任务时不知道被淋过多少次，按国外的保养规格早该扔垃圾堆了，挂在我身上纯粹是一心理安慰。头上的钢盔更是年代久远，重量压得自己又是头疼又是耳鸣不说，还根本抵不住五四手枪和仿AK47类长枪的近距离射击。
这些情况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但是也都明白意见提了也是白搭，在上级眼里，城市里的大规模枪战永远是小概率事件，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投入大批资金来更新警务装备是不现实的。陈班长说了，我们中间如果没有一个人在枪战中被打死的话，是没有人会记得给我们换防护装备的。当年要不是李亮中枪，估计我们到现在还是三个人操着一把手枪和两根烧火棍巡逻呢。
在大熊准备给大家讲第十个段子的时候，电台呼叫说暂时解除戒备大家可以下车透气了，同事们狂吼着纷纷涌下车去伸腰捶背。我正打算伸个懒腰，突然心头大震起来，一时间愣着不动，不由地痴了。
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上，自己昔日的女友正挽着一个男人幸福地行走，她穿着比读书时更漂亮的衣服，脸上的笑容是那么甜蜜和满足。而我，除了衣服湿透和污迹斑斑外，浑身还散发着汗臭和枪油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这让一向骄傲的我顿时觉得自惭形秽，忽然回想起读书时骑着破单车带她到长江边看夕阳那白衣飘飘的年代，那时候我们是多么地容易满足和向往爱情，未来在我们眼前完全是一幅纯真美好的画卷。
我生怕她见到我，把钢盔帽檐压得更低，在她心目中，一贯优秀的我即使进了公安局也是给领导当秘书，在机关里起草文件，怎么可能在大街上扛着枪吃灰呢，我心中一阵凄然。
其实每个人，尤其是男生都时常在突发奇想时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凄美的境地，往往设想自己如果和昔日恋人相见会是什么情境，部分人会把保尔和冬尼娅的雪中碰面作为范本，有点不堪，但是又夹含着几分略带苦涩的痛楚。多数人则会设想自己风度翩翩，挟着公文包，带着高级白领或者暴发户的自信如日剧男主角般意气风发地行走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而自己的前女友则形容憔悴，带着已婚女人惯有的不幸运和沧桑感。此时每个男人都会有种虚荣心爆棚和报复心得逞的快感。所有的女性观众大可在此指责男人们的无耻和绝情，可这的确是我经过深入思考和自我剖析后得出的经验之谈。
很可惜，那天我成了保尔，而不是想像中的日剧男主角。就像青春期的少年会在躁动时代渴望一场全民皆兵的战争的到来，我在那一刹那也突然很希望有一帮歹徒能及时出现在现场，我和我的战友们迅速操枪和他们在闹市的街头进行一番紧张的生死对决，弹雨如注，血浆四溅，战斗的结果自然是警方痛歼顽敌，作为警方唯一的受伤者，我在身中数弹的情况下用最后一颗子弹解决了匪首，然后浑身鲜血地倒在前女友的面前，留下最后一个足可青史留名的凄美微笑。可惜，事情的结果大多数并不是天遂人愿，望着她和她的另一半的背影渐行渐远，我只能吞下几口口水，收拾起一切痴心幻想乖乖地上车和那帮饿狼去抢队里送来的盒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