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和小齐每次见我挨骂，要么就假模假样拿本书扯几段卫生纸借口去上厕所，要么就埋头翻着案卷不说话，因为关科长虽然是说我，但怎么着也有点儿指桑骂槐的意思，在领导意思没有揣摩清楚之前他们自然是不能乱说话。
小齐正指望能在年底的新干部选拔中得以提拔，而大军参警五年入党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他们才没胆子摸老虎尾巴出来打圆场呢。老江则要老到一些，每当看我被训得即将忍无可忍时，他就假装接听电话，用他黄钟大吕般洪亮的声音盖住关科长的音量。这时候关科长一般也不好意思再提高分贝，迅速把自己的观点归纳总结一下也就凯旋而归了。事后我都冲老江感激地笑笑。
时间长了我也慢慢对领导有了意见，趁老江不在的时候，偶尔也暗地里说几句批评关科长业务水平和臭脾气的话，一般都还算是有的放矢，并没有空穴来风。其实大军和小齐也不是肚子里面没意见，才开始只是听听，被我说中痛处了也开始痛陈革命家史，这才让我明白原来每个兄弟们肚里都有本难唱的经，只是迫于压力不敢表露而已。
有一天，我正和大军小齐他们聊刚刚在石家庄发生的靳如超爆炸案，黎科长突然打电话过来让我到他们办公室扫地，我琢磨着领导好像没有叫我们去打扫卫生的习惯，但想想还是拎着扫帚一路小跑到隔壁办公室，黎科长一个人正坐在桌前漫不经心地看着文件，见我来了就随口说一句：“刚才来了几个检察院的客人，丢的烟头挺多的，你给扫扫。”
我答应着便开始动手，一边扫一边纳闷，这烟头不多啊，随便两下不就扫完了么？这时候我突然听到隔壁我们办公室里的一阵大笑，原来大军和小齐聊得兴起，继续在开领导的玩笑，我在这屋里居然听得清清楚楚。抬头一看，原来科长办公室的窗户并没有关，声音全部以高保真的效果传进了领导的耳朵里面。我突然觉得一阵寒意顺着脊梁骨一直从后脑勺走下来，简直比当年被人用枪指着还要觉得恐惧，敢情我们平时那些胡说八道领导只要一开窗户就能听得到。
我抬头轻轻瞅了眼黎科长，发现他依然没事人似的在文件上涂涂画画，我小心翼翼递上一句：“科长，我打扫完了。”黎科长冲我一笑，说：“真扫完了，那以后要注意保持卫生啊，尤其是你们办公室。”我这时候已经吓得屁滚尿流了，忙点头称是，然后落荒而逃。
这件事后我打心眼里感谢黎科长，觉得要不是他侧面敲我一下我们几个人不知道会惹出什么事来。既然隔墙有耳，我们办公室的几兄弟就更不敢多说话了，一度一整天都陷入漫长的无言缄默之中，搞得老江大惑不解。不过年轻人终究是耐不住寂寞，几天后办公室里又恢复了茶馆的气氛，每次阅卷间隙大家的话题除了议论是非外又开始天南海北，无所不至了。
那段时间因为工作关系常常和分到其他部门的同学们邂逅，偶尔也会遇到正在巡逻的以前防暴队的兄弟，下班之余免不了要在一起吃吃喝喝。每逢要埋单时大家就别有深意地看着我，含义非常明白，都知道搞经济案件的部门是警察里面最肥的，经侦的大款警察不埋单那简直是没有天理了。每逢此时我都知道名声在外，我再怎么狡辩只会让别人觉得我抠门，只得忍痛吐血。
其实我纯粹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吞，虽然传说中我们这里已经都快成月薪一万的白领警察，可实际情况是我每个月和所有市局编制内的警察拿的是一样的工资，甚至比在巡警队时每个月还要少两百块的防暴津贴。
名声所累，那段时间我几乎被各类饭局拖至破产，连手机换号的心思都有了。后来我对大胖他们说：“一个人最幸福的就是有钱时别人拿你当穷人，凡是埋单的场合都把你推开，捂着钱包偷着乐；一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明明没什么钱却盛名难副，别人都把你当有钱的主伺候着，只好把过生活的钱都拿去挣面子。很不幸，我就生活在痛苦的最底层。”
由于手头拮据，那段时间我常做发财梦，在办公室一无聊就和同志们大侃中五百万彩票大奖就要怎么怎么着，相信每个买过彩票的人都有过类似的憧憬，大致的设想是在香格里拉大酒店宴请各位同志们，吃饱喝足后拿出手机给自己的汽车队队长打个电话，指示让一号车送大胖，二号车送二胖……然后大胖会很谦卑地问我：“那俺的自行车怎么办呢？”我挥挥手，道：“扔去喂狗，下次给你买一电摩。朕困了，你跪安吧。”总之各种想法不一而足但都可用荒淫无耻来形容。
测谎专家和笑傲江湖
五百万的梦想在彩票面前是如此接近而又遥远，但机遇又是那么寥若晨星。终于有人铤而走险试图挑战那微若毫发的中奖概率了。二○○一年四月二十日，轰动全国的“四·二○”彩票案案发。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我赶早起来在家洗衣服。由于是一个人住再加上大学时期养就的懒惰习惯，洗衣服对我来说既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是盛大的节日。我放着唐朝乐队的《国际歌》，愉快地边摇滚边体会着劳动的喜悦。这时候手机狂震，一看是黎科长的电话，我连忙把音响关掉。黎科长在电话里让我马上去江南宾馆三楼会议室报到，有大案要办。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坏了，把刚揪干的衣服往桶里一丢就狂奔下楼去拦车。
“四·二○”案案情并不复杂。四月二十日晚，省体育彩票摇奖的现场，一位彩民发现用来摇奖的彩球有异常而提出对彩球进行检查。在场的公证员一检查不打紧，居然发现有数个彩球都被人动过手脚。彩球剖开后，人们发现七十个开奖彩球中八个有异常，其中七个球内壁用透明胶粘有螺帽，一个球内灌有黄沙。现场的彩民顿时哗然，都认为是彩票中心在捣鬼，纷纷抗议并要求退还所有过去买彩票的钱。消息传出，差点引发全省性的群体事件。
案发后，省厅和市局迅速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了人数庞大的专案组，由于事情关系到整个福利彩票发行的声誉，上级要求大家尽全力早日破案。我们处也被征调了两个大队投入侦破工作。
我向黎科长报到后，他向我简要介绍了案情，并告诉我刑侦处痕迹检验大队的同志经过勘查后发现体彩中心后院铁栅门、架空暖气管道、摇奖中心现场靠西头的窗户有人为攀爬的迹象。但另一方面，根据现场的情况判断认为作案者非常熟悉体彩中心周边环境和摇奖程序，也掌握彩球存放的具体位置，所以也不能排除内部人作案然后使障眼法的嫌疑。
我们处的工做主要是对内部人员进行排查，通过分析种种线索，侦查人员逐渐锁定了目标。被怀疑作案者是彩票中心的工作人员马强。马强今年二十八岁，由省体操队退役到体育彩票中心工作，作为摇奖大厅的主管人员之一，他不仅有大厅的钥匙，而且熟知摇奖的程序和环节。
当然，这并不是侦查员注意到他的主要原因，一般来说，彩民购买奖号一般会选用生日等与自己生活相关的数字，而这次案子出问题的几个彩球的号码恰恰和马强的手机号码以及车牌号相对应，这简直让人不怀疑他都难。
可是经过指纹比对后，我们发现被人改装过的彩球上留下的指纹根本不是马强的，这就说明很有可能是两人勾结合伙作案。我当时负责各部门搜集上来的资料汇总分析，所有和案子有关的线索和笔录都先送我这里进行比对和研究，然后做成简报和摘要供专案组的领导审阅。
我认真审查了马强在案发前后几天内的电话记录，发现他那段时间和一外地朋友联系频繁。另外我了解到马强前段时间刚刚谈了恋爱，恋人的家庭条件不错，其本人收入也比他高出很多。
阅毕材料，我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一个关于某人为求和女友财富对等，勾结他人通过在彩球上作假而企图左右中奖结果的画面。这种想法让我陷入了经验主义的泥潭，这是侦查工作的大忌，而我却在不知不觉间通过不断的假设把自己给绕了进去。我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黎科长，他说自己也注意到这些疑点了，没有可能这么多巧合撞在一块儿的，经请示上级，我们决定加大对马强的询问力度。
尽管负责询问的侦查员出示了种种证据，马强依然什么也不承认。当时新闻虽然对这件事情进行了公开报道，但是民间已经吵得沸沸扬扬，舆论都认为是体彩中心内部出了问题。说实在的，上级领导也很不希望是马强作的案，否则个人行为和所在单位的关系在公众眼里就更是扯不清楚。可现在的问题是马强的嫌疑实在太大，在其他组的工作取得进展之前，我们目前排查的工作重心只能围绕他展开。
就在我们几经努力，未获成效而打算排除马强的作案嫌疑时，厅里派来的测谎专家到了。
测谎专家是一老者，清瘦，银发，看起来有仙风道骨之感。身边还带着一女助手，小丫头只有十五六岁的年纪，头发梳成两条小辫子，一脸与年龄不相称的严肃。两人一路走来让我们觉得老先生很像《笑傲江湖》里面的魔教高手曲长老，不过小丫头抱的不是琴，而是一堆电子仪器。
老先生来自其他的城市，据说是公安部认可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测谎专家之一，在他居住的那个城市里曾经发生过一起很有名的凶杀案，重点犯罪嫌疑人是一名功勋卓著的刑警队长，在传统侦讯手段无法突破的时候那位专家就凭一次测谎击垮了罪犯的心理防线，使案件得以顺利侦破，从此奠定在本省测谎界的地位。
专家一到就把我们手上的案卷全部调走，接着让小丫头把住房门，没有他同意谁也不准进去，他自己则在房间里独自设计测谎专用的提问问卷。其间，他偶尔踱出来透过门缝观察一下马强。我们又都开始觉得老先生像是一正在开方子的老中医在那里望闻问切了。
测谎开始了，马强被几个侦查员带进去接受测试。我们则在外面发生了争执，因为市局见我们这边工作成效不大就要求刑侦处重案大队介入，重案队的人过来要求测慌完毕我们就把马强交给他们。那些人用轻蔑挑衅的眼神看着我们，显然是认为经侦部门办不好这样的案子。
我们这边的侦查员不甘心这个案子就这样黄了，便守着门口顶着不让他们进去接手，一时间双方有些相持不下。争执间我们处长过来了，说：“算了，估计也不是这个人干的，等测谎完了咱们就把人给他们。都不许闹事。”我们这才骂骂咧咧地把位置让开。
我正打算收拾好东西就撤回家洗衣服，测谎专家突然跑来找我。他不认识那帮重案大队的，以为还是我们在办案，兴奋得满脸红光地对我说：“结果出来了，肯定是马强干的，而且绝对是结伙作案！”我一听到这结果变得愈发兴奋，连忙跑着去找领导汇报。
我们的人很快包围了测谎室，硬是把人给抢了回来，重案大队的人被气得半死，我们则一副幸灾乐祸状。
老人家后来对我们几个年轻人说：国内的测谎分好几个流派，有的派别用脉搏测试法，有的是血液测试法，有的则是皮肤电阻测试法，自己使用的方法是其中最科学的，其他的则属邪门歪道，只会办出冤假错案。我马上想到了华山的剑宗、气宗之争，恍然间，还真有点分不清他老人家该是风清扬还是岳不群。
马强迅速被我们带回处里，讯问力度也逐渐加强，本处最权威的讯问专家艾处长负责指挥对他的审讯。艾处长是位儒雅型的警察，古体诗写得很好。曾经参加过上世纪八十年代轰动全国的连环杀人狂魔的审讯，预审经验非常丰富。可是，案件推进到现在依然没有进展，尽管我们在外围也付出了无数的努力，但由于缺乏直接证据，嫌疑人也始终不开口。
案子走到这一步，每个人都在心里暗自嘀咕：“难道测谎结果是错误的？”但是大家都只敢在心里闷着想，没有人敢去直面这个疑问。
案件突破口最后来自于依据八个假球设计的两注号码。经查明，以八个假球设计的两注号码已分别于四月二十日下午一点四十四分和三时五十五分，在本市的两个体彩销售点被买走。其中有五注系人为抽取，其中一注号还中了五元钱的末等奖。专案组马上以该销售点为圆心，展开了缜密的调查。分局刑侦大队根据五注号码中透露出的信息，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筛选分析，在销售点周边发现有四十人符合条件。并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一个姓张的管道工身上。
二○○一年五月十七日中午，警方正式将那名管道工传唤审查，与此同时，从他的住处搜查出案件相关物证：与“四·二○”彩票案现场发现的螺帽型号一致的螺帽十余枚、体彩中心被盗的密码箱一只。据嫌疑人事后供认，他先后四次翻窗进入体彩中心，偷出彩球并加以改装后趁雨夜返回又放入假奖球……
马强终于沉冤得雪。一天，黎科长突然拉上我，说：“咱们今天再找他做个笔录吧，去了解一些情况。”我心里想其实哪里还有什么情况好了解，还不是变相去给人家道歉，心里觉得有些尴尬不太敢去，黎科长瞪了我一眼之后我再不敢犹疑，赶快蹦弹着去拿车钥匙。
我们买了些水果送到了马强家，人家家人倒没有责怪我们。当我面对马强轻声说出对不起时，他突然泪流满面，紧紧攥住椅子扶手对我们一遍遍说：“做个清白的人真好！做个清白的人真好！”在那一刹那，我突然深刻体会到当他被周围的朋友同事全部误解的时候，当他以个人微弱的力量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时候，会是多么委屈、彷徨、无助和痛苦。我忽然更加感到无地自容，也深感主观主义和急功近利思想害人之深。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再次深深地对马强鞠躬、道歉，真的对不起了。
说到测谎，虽然这次测谎的结论差点引致冤假错案，但我们还是不能否定它本身的科学性。尽管依照我国法律测谎结论尚不能直接作为证据在法庭上使用，但它的确已经在实践中成为一种破案的重要手段。从一九九一年到现在，我国使用测谎仪破案已近两千起。不过，人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其心理活动和说话的真伪与科学数据的图谱不可能完全一致。对有精神病患者、先天性心脏病、窦性心律不齐的人或接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测谎仪也可能出现偏差、误断。
归根结底，案件的侦破还是得依靠实事求是的办案态度和重证据重实证的法律意识，这是我办理这次案件的最大体会。
回到家里，衣服沤了一桶，发出阵阵酸臭味……我几乎牺牲了我本季衣服的三分之一。
不久，专案组荣立了集体二等功。我并未因此觉得有任何欣喜。同时，我又开始考虑另外一个问题，案发的时候上级的要求是不忙着定性，以找人为主。现在人抓住了，这个案子该如何确定性质呢？说实在的，即使对彩球做了手脚也是无法确定中奖的，同时，刑法里也没有彩票方面犯罪的专门规定，难道我们费那么大力气抓住的人就要因为法律有漏洞而放掉吗？我陷入思索……
江北贼王和警坛名记
转眼又到了我们和市公安局签协议两周年的时节，寝室的兄弟们再次觅酒家小聚，交流感想，畅谈心得。
大胖参加考研一次，但是进考场前发现已经备好的准考证不见了，郁闷得不行，后来发现原来是他妈妈怕其考上辞职而不得已为之。问大胖有何感想，大胖长叹一声：“母命难违，这辈子只好与本科文凭长相厮守了。”我笑道：“找个金框框把你文凭裱起来吧。”
二胖在刑侦队干得很红火，吃饭时不时有江湖人物过来递烟赔笑。谈笑间，他依然会半开玩笑半当真地提出带我们去洗脚、踩背的要求，仍然遭到兄弟们的狂踩。作为刑警，每天和凶杀、盗窃、现场检验打交道，一向乐观好动的二胖变得有些慎言了。每当大家大声讨论起单位的种种掌故时，他总要拉拉别人的胳膊，小心翼翼地提醒道：“公共场合，注意保密。”
小胖开发的一套系统已经投入实战，被记三等功一次，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以前寝室开卧谈会时，大家还就我们这帮活宝谁会在将来先挂上奖章进行过专题讨论。当时大家一致推选的是大胖，首先是因为他看着最有警察的虎狼之威，其次在于寝室那么多兄弟虽然同时穿上的制服，但是进入公安机关的目的各异：有的是图公务员的那份安稳，有的是为了和女朋友留在一个城市，有的则是出于无奈，只有大胖带有几分理想主义的色彩，纯粹是因为对警察工作的热爱才放弃去大医院的机会而参警的，尽管从一进来就难逃做法医的命运，可是他当时一直在为能够被调入刑侦部门做着不懈努力。
所以大家都相信，如果我们中间真有一人能够为这份事业挥洒热血、建功立业的话，那这个人一定非大胖莫属。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大家都没想到当年最默默无闻、整天埋头扫地的小胖最先挂上了奖章。不过，无论是谁最先立功，都是我们这帮兄弟中的骄傲，大家都由衷地为小胖高兴，也意识到呼声渐高的“科技强警”并非是一句空话。
阿理终于如愿考上了那所著名理工大学的计量经济学专业，正在办辞职手续，打算投身于用数学模型分析经济走向和股票指数的伟大事业。饭桌上，他俨然一副未来的投资银行家的样子，志得意满，意气风发，完全见不到以前在大街上扛着枪站岗时灰头灰脸的沮丧。
阿轩于年初被调入交管局后勤处，每天忙着给交通警察哥哥们点钞票发工资。一向被我们视为愤青的他现在变得温文尔雅，烟也不抽了，甚至还常常劝在座的烟枪大飞戒烟。所有的改变来自于他的女朋友，一个美丽的外企白领。上下班时，她常常在阿轩站岗的路口看阿轩指挥交通，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阿轩那严肃又略显疲惫的神情激起了她的阵阵怜爱之心。据说他们俩的爱情也是一段曲折宛转的故事，由于当事人三缄其口，大家也就无从知晓了。
早早他们单位为了沽名钓誉又开始搞些形式主义的活动，先是造声势说为了培养民警的行业意识，专门组织一次社会实践活动，让各单位的民警隐去身份去人才市场找工作。多数民警从学校系统接受的就是侦查、讯问和查缉的专业教育，哪能那么快就适应市场化的要求，很多人当然是无功而返。领导借机教育民警：“你们素质都不高，有警察当已经很不错啦，有本事你们就走人，没本事就要安心做好工作。”然后分局就开始利用地方媒体造势称某某分局强化民警职业意识，很多民警发现离开公安队伍就找不到工作，从而更加坚定爱岗敬业的决心。
“警察求职”这项教育活动很快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和表扬，各大报纸也做了宣传，很多老百姓一看就摇头：“原来警察的素质这么低，难怪找不到工作，难怪案子也破不了！”另一方面，早早的同事们也都觉得很沮丧，觉得自己好像是被社会舍弃的一个职业群体。很多年纪大的同事都在私下抱怨：“咱们把青春都奉献给警察职业了，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了，单位领导还要迫我走人，还要把我们推到社会上承受羞辱。”
早早虽然性格和善，也很为这种事情愤愤不平，他认为这种政治教育实际起到了反面的效果，不仅损害了公安机关的整体形象，而且伤害了广大民警的自尊心、积极性和集体荣誉感。于是在轮到组织他们单位去人才市场时，他果断地去应征一个大型商业论坛的临时翻译的岗位，而且很快被录用。据说他三天会议跑下来，挣的钱比自己三个月的工资都多，连分局的分管局长都对早早刮目相看。
不久，早早接到政治部的调令，被安排到市局的外事部门，从此回归本行。在警方聘请的外国专家过来给我们授课时，时常可以看到早早穿着整齐笔挺的制服坐在旁边，迅速准确地翻译专家的课程内容。
大飞还是老样子，眯着眼睛，总是笑呵呵的。现在本地只要有重大案件破获或者警方有什么重大举措报道，我们都能在报纸上看到大飞的名字，大胖甚至将大飞美其名曰“警坛名记”，大飞开始还一阵得意，发现大家都拿着杯子呵呵坏笑时才知道大胖是在绕着弯儿骂他是“名妓”。
其实作为大飞的好朋友，我知道他其实在单位里也并不得志，虽然事情做了一箩筐，但是一来他是新人，做的事情再多也未必记在自己头上，二来北大四年所受的自由主义熏陶也在大飞的骨子里注入了不少特立独行的元素。
去年大飞经过深入采访写出了篇关于看守所的人性化管理的长篇通讯，内容主要是推广本市看守所如何在监所管理中注入人性化理念的一些经验，比如夏天放块冰在监室里给犯人降温、遇到重大足球赛事组织犯人收看比赛，等等。大飞的一位领导对这篇文章很不以为然，认为政治立场有问题，匆匆做了几句批语后给文章评了个比较低的等级。没想到后来该文给发在《人民公安报》的头版，各大看守所都来本市的看守所取经。大飞也不是个见好就收的家伙，事后居然把领导对其文章的批语用复印机放大四倍压在桌前玻璃板下，把领导给气得半死。我们一再劝大飞收敛一些自由主义的作派，大飞反问我们道：“我的笔都已经屈服了，难道还要我把头都低下来啊，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大家看到大飞把问题上升到生存价值上来，只好齐声闭嘴。
我们闭嘴了，可是大飞的嘴不能闲着，每次大家汇报完近况后就要开始传统的保留节目，由大飞给我们讲故事。由于整天在市局刑侦、户政、治安、监管等各个部门奔波，我们总能从大飞那里听到很多有趣的故事，有的让人啼笑皆非，有的则发人深省，按照惯例，酒足饭饱，大家都鼓噪着让大飞开坛论道。众意难却，大飞只好点燃一根烟，边吞云吐雾边开始给我们讲他在看守所采访的两段亲身经历。
第一件事发生在分局看守所里，当时江北分局抓住了赫赫有名的公交贼王，据说那家伙是江北一带所有公交车上大小盗贼的头目，警方一直想抓他却苦于证据不足，后来警方在破获一起治安案件时，一个嫌疑人透露出此人五年前曾策划过一起抢劫案，于是迅速采取措施将其抓获。
大飞去采访这起案件，那位贼王被看守从监室里提了出来，靠在凳子上，一只手轻轻举起来遮着阳光，虚眯着眼睛打量了一下大飞，然后用肯定的语气问道：“你是《警方视点》的吧？”大飞正在找笔，闻声一惊，然后反问：“你怎么知道？”贼王道：“你们的电视节目我每期必看，你的样子我还真记熟了。说真的，只要你们警方一有什么行动我们马上就提前知道了，我还让我的手下都看呢！最近，你们是不是打算搞‘三项教育’啊？”大飞服倒。
贼王接着问：“你和抓我的警察熟悉吗？”大飞冷笑一声，不语。贼王接着说道：“帮我说个情吧，事成后这几家酒店的股份给你一份。”接着报上本市几个酒店的名字，听得大飞真有些心惊肉跳，连忙厉声喝止住他。
贼王最后被区法院以抢劫罪判了五年有期徒刑。令大飞震撼的是，仅仅在半年后，大飞去出席一个朋友的婚宴，正喝得高兴，大飞突然注意到邻近桌一个人在不时朝他举杯致意，大飞一看，居然是那贼王，那人冲大飞意味深长地一笑，大飞顿时觉得毛骨悚然。
还有一次正赶上“六·二六”国际禁毒日，每年这个时候，一部分已经被判处死刑的毒贩都要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大飞在临刑前夜去采访一个即将被执行死刑的贩毒者，大飞赶到时，民警刚把最后的晚餐给犯人端上来，由于监室里很热，犯人光着膀子盘腿坐着，大飞见状，把上衣也脱了，光着上身和犯人相对而坐，说：“咱们边吃边说吧。”犯人可能没见过大飞这类型的警察，顿了好久后才打开了话匣子。
犯人才三十出头，一提起自己刚上托儿所的儿子就泣不成声，对自己运毒的行为更是后悔莫及，最后犯人向大飞提出请求道：“干部，麻烦您把这封感谢信交给你们领导，我很感谢这里的管教干部王勇，在这里呆了那么多天，就他把我当一个人看，从来不打我和骂我，没什么事还陪我唠嗑，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被人尊重是多么多么珍贵的感觉，我文化不高，也请你帮我把错别字改改。”大飞郑重地把信接下。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犯人一筷子也没动那些菜。
讲到这里，二胖多了句嘴：“死刑犯最后的晚餐一般是什么？”大飞斜了他一眼，道：“鱼香肉丝还有家常豆腐，老子自那以后再也吃不下这俩菜，闻着味道我就觉得自己第二天会被拖出去毙了。”
听完大飞的故事小胖大发感慨：“其实何必要处决这帮人啊，只要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完全可以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打断了小胖的话，说：“你小子总是无原则地去同情弱者，现在他们被判了死刑当然像是死老虎了，可是你想他们去贩毒的时候难道没预测到自己要被判死刑？难道他们就不知道他们弄的这些毒品会害得那么多人家破人亡？”
二胖也在一旁插话：“对那些把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的人，国家当然可以以法律的名义剥夺他们的生命，否则那些杀人放火的家伙可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大飞也忍不住加入了我们的争论：“我看过那些即将被处决的人的情状，有的是死不悔改死有余辜，但有的的确是非常真心地在悔过，有些人给父母和家人写的绝命书经常看得我和看守民警们都热泪盈眶。这个时候我也常常在考虑死刑对打击犯罪是否真的那么有效，是否有违反人道之处。”
早早见大胖一直没发言，就出来打圆场，说：“大胖他们医院也负责戒毒，我们还是听大胖说说他们那里的情况吧，也好知道那些贩毒的家伙到底做了什么恶。”大胖知道早早是怕大家为这个话题吵起来坏了聚会的气氛，因为毕竟大家所处的部门不一样，对刑罚效果的看法和角度也不一样。于是大胖开始给我们讲他在戒毒所遇到的一些故事。
“其实很多人对我们那里的吸毒人员都感到神秘。常常问我他们是否真的像传说中那样‘一朝吸毒，终生戒毒’。我一般都以两件事为例子。第一件事，我接触过的一个女戒毒人员，年轻、漂亮，曾是某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当年经常在沿海一带演出，收入也很高。但染上毒瘾后，花掉了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并多次被送强制戒毒。家人为了挽救她，将她送到神农架的深山老林中，希望那里与世隔绝的环境能帮她戒除毒瘾。呆在深山里的那几个月倒也平安无事。接近年关时，家人决定接她回来过年。接她的车刚上高速公路，手机刚有信号，她便迫不及待地给晴川市的毒友打电话，让他们准备好‘货’。”
“第二件事，某吸毒人员家属多方打听，得知某县为无毒县，当地公安机关一直未发现当地有吸毒人员，于是将这个人送往该县。那家伙中午到那里，吃过饭后出去逛了一圈，短短的两小时里竟找到了三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半年后才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
“对于这些人，我们哀其不幸，但更多的是怒其不争。每念及此，我总想起海岩小说里面的一句话：‘毒品不除，永不瞑目。’你说我们每年多少缉毒民警牺牲在反毒的斗争中，为了让那些人能戒除毒瘾我们医院耗费了多少精力。什么人道、正义一类的大道理我不懂了，见了那么多人间惨剧后我只明白一点，在禁毒问题上我们警察只能无情打击，坚决扫除那些团伙。”
大胖一口气把话说完，脸涨得通红，大家很少见他那么激动，也不好再争执什么了。其实，半年过去了，我们每个人在自己所处的岗位都有了与众不同的经历，虽然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还显出初出茅庐的学生气的幼稚，但所有的经历都是笔财富，每次这样的交流都让我们对我们的行业增进了了解，互相之间提供的那些视角也丰富了我们的人生体验和对现实社会的感知能力，而这些，正是我们这些刚刚从大学校园里走出来的孩子们所缺乏的。
聚会结束后朋友们各自返家，大飞见我家住得远，邀请我到他租住的屋里将就一晚，于是我们沿着临江大道往他家走。
此时已近夜半，大街上空荡荡的没什么行人，我突然想起一年前借着路灯的光亮在巡逻车看书的那些日子，感觉那些场景和画面仿佛就在昨日，已经牢牢定格在自己的脑海，我扭头对大飞说：“大家现在的日子虽然依旧艰苦，但和刚分配的时候相比已经算不错了，怎么着所有人都还是在默默向上游。”大飞看看我：“是啊，一年前这个时候自己也没头苍蝇一般到处乱跌乱撞呢，不知道闹过多少笑话。”
“不过听说局里马上要搞整风了，你最近言行都要注意一下。”大飞突然冒出句题外话来。
“整风？”我疑惑地问了一句，说实在的，对此词含义的理解我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大飞点头确认：“据说是厅里要求的，马上我们市局也要开始全面实施了。”说完从包里拿出一份安排表给我看，我粗略浏览了一下，看到里面有这样的字句：“……对问题较多的班子要进行调整，对不称职的领导干部要及时撤换；对分离出来的后进民警，要举办不少于两个月的离岗培训班，做好教育转化工作；对不合格的民警予以辞退，对‘害群之马’坚决予以清退。……”
我抬头看看大飞，说道：“真要是如此的话，要动的干戈还是很大的，可是咱们整个市局里各种人事关系盘根错节，那么多侯爷王孙的公子小姐，能动得了么？”大飞冷笑一下：“那还不简单，除了那些又有问题又没背景的，拿我们这帮新来的开刀不就成了。”我骂道：“哪有这么黑的事情啊，其实这些年来这种运动搞得还少了？也没见怎么动真格的。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老实做事不乱来，天上也不会掉下块板砖把咱们给砸着啊。”
大飞突然严肃地看看我：“你最近读过历史书么？”我一愣，回答道：“偶尔看，才看完半卷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怎么了？”大飞一乐：“建议你有空多读读中国历史，别老他妈把自己搞得像知识精英似的，就知道读些洋人的家长里短。”我点点头，不大明白大飞怎么扯到这里来了。一路就这样随便闲扯着，转眼已经走到了大飞家楼下。
第六部分
我接着大军的话说道：“上边是不是老看我们不过眼啊，每年都搞点新意思出来。我这才参警两年，又是警示教育，又是素质教育，才隔几天又是素质教育回头看……我感觉这些活动都像一个娘生的，全部都要分学习动员阶段、查摆问题阶段、落实整改阶段、建章建制阶段、总结提高阶段。活动有方案，阶段有小结，中间要汇报，随时会检查，结束得总结。现在又要搞教育整风了，也就是在前边基础上加了个离岗分流培训班嘛。我看美国警察也没有一天到晚教育学习啊，人家还不是运作得挺好……”
机关里的传染病和黑色眼眸中的希望
五月才刚刚过了一半，局里果然开始就民警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进行整风，科里专门开会传达了上级精神和整风计划。黎科长念完文件，环顾众人道：“你们还有谁不明白么？”大军长叹一声，合上正在阅读的报纸，说道：“明白倒是明白，就是不知道哪些人又要倒霉了。”老江把眼镜取下来，微微一笑看了看我。
我接着大军的话说道：“上边是不是老看我们不过眼啊，每年都搞点新意思出来。我这才参警两年，又是警示教育，又是素质教育，才隔几天又是素质教育回头看……我感觉这些活动都像一个娘生的，全部都要分学习动员阶段、查摆问题阶段、落实整改阶段、建章建制阶段、总结提高阶段。活动有方案，阶段有小结，中间要汇报，随时会检查，结束得总结。现在又要搞教育整风了，也就是在前边基础上加了个离岗分流培训班嘛。我看美国警察也没有一天到晚教育学习啊，人家还不是运作得挺好……”
“注意一下你的发言，别忘了你可是党员。”关科长打算打断我的话，我抬抬头，看见包括黎科长在内的其他同志都摆出要听我说下去的姿态，就把话题继续下去：“每次咱们每人还得专门发一个专用笔记本，记录每次的学习时间、内容，撰写心得体会，自查材料，一个个像右派一样查找自身存在哪些问题，产生于思想上的什么根源，如何通过学习认识到错误，下决心该怎么改正。我妈上次看到我那本子上的内容还以为我心理有问题呢，说我怎么故意把自己说得那么不堪，我说没办法政治处得检查呢！把老人家给吓一跳……”
这时候小齐突然开始剧烈地咳嗽，我这才发现自己话的确说得多了些，连忙关住了话匣子。黎科长看看正装着看报纸没听我说话的关科长，清了清嗓子道：“你说的现象的确存在，但既然这一切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无法改变的，我们就得遵守游戏规则。大家最好认真对待这次整风，我个人觉得这次的力度比哪次都大，无论效果如何，也算是上级要表示的一种姿态吧，大家都要好好配合。”大家齐声称是。
整风运动按照预定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在市县两级分局开展起来。每个周四大家都停下手头上的工作聚集在一起学习上级传达的最新文件，每次所谓学习无非是黎科长把文件念一遍，然后再由关科长给大家读读当日《人民公安报》上面的头条文章。
那段时间自己正在读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文中提到中国传统上一直缺乏一个自上而下的贯彻机制，或者说没有数目化的管理，任何政策在实施中都不得不打折扣，甚至于贯彻过程中被无形化解。偶尔我会把这些叙述和正在经历的现实结合起来考量，觉得很多历史传统倒也并非随时光流逝而变迁。
六月初，分离培训阶段开始了，市局每个单位都下了指标，要求各部门对照最初的标准分离出若干后进的民警，统一到警校接受再教育。有些分局据说已经报出了名单，我打听了一下，被分离的人里面有酒后开车撞了人的，有刑讯逼供打伤人的，也有出过经济问题的。
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很开心，跑到办公室对大军说：“好像没那么恐怖，人家分局报上去的都是些有问题的家伙呢。”大军把笔一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怎么那么幼稚啊？那些被分局报上去的都是前几年出过事的，早就是死老虎了，多打几棒子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我们处除了个别队里有这样的人，这几年都没出过什么事，现在是每个科室每个大队必须交出去一个，按指标完成任务。你光看别人有个屁用啊！”我这才恍然，可是认真一琢磨，觉得还是不大可能把屎盆子扣在我们这些初来乍到、身家清白的学生身上，也就没把大军的话太当回事。
六月三日，市局各部门的分离名单纷纷出来了，很多是我们这一批的大学生。我想到大飞在政治部，忙打电话去向他打探内部消息，大飞说自己都很有可能被拿去凑数，现在心都还在悬着。
再挂电话到老单位问刘队有没有哪位战友被分离了，刘队笑而不答。小毛接过电话对我说，分离名单出来前夜刘队就把大家接出去大喝了一次。席间，他说自己这些年没能带整个中队做出成绩，一直感到很内疚，队里现在按照指标得有一个人被分离培训，反正手心手背都是肉，叫谁去也不好，所以大家就都不要和他抢了，由刘队自己去顶这个指标。中队十几个汉子在那一刻全部痛哭失声。
我的心情愈发沉重，突然有了种不祥的预感。不一会儿，电话又响了，是阿理。他告诉我上级已经批准他的辞职请求，但是要求报告批下来前他必须去顶本处的一个分离指标，我问阿理：“这你都答应了吗？”阿理说：“那有什么办法，不答应怎么会放我走啊，我都考了三次研究生了，这次再黄了我就彻底没信心了。再说我只用去培训班呆半个月，等辞职报告一批下来我就可以直接出来了。”我能够体谅到阿理的难处，草草聊了几句就放了电话。
回到处里，发现平时几个和我相熟的侦查员看我的眼神都有些异样，我暗暗告诫自己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要想。心情忐忑地进了办公室，黎科长正黑着脸坐在我的位置上等我。
接着，我听到了自己已经被列入机关分离名单的消息。
大军告诉我，黎科长因为我被列入名单的事情已经和领导拍了桌子，可是依然于事无补。黎科长对我说：“我已经尽力了，我也没想到机关分流会弄到我们法制科身上，本来以为我们这里是业务能力最强的部门，领导压根不会动我们的人的。你赶快想想办法，看看你们家在上头有什么关系，现在找找说不定还顶点用。”
我无语，轻轻看看桌上横着的一份当天的晚报，上面写着市局发的通稿，上面称“本市公安局教育整风运动已见成效，大批害群之马将被辞退，后进的民警将被分离”。那一刹那，我突然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两位老人当时可是满心期望地把我送进公安队伍，我要是真进了学习班可怎么向他们解释和交代啊？
左右寻思了一番，我决定上楼直接和上级交涉，自己也知道这样做很鲁莽，可一想到那些真正有问题的和业务能力差的人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被分离却单单找上了我，就觉得一股莫名的悲愤充斥心间。
上楼后，本以为上级领导会大声斥责我的抗争，可我万万没想到自己见到的也是一张同样无奈的脸。领导说：“我们这里人事关系太复杂，没办法呀。我们也知道你一贯表现优秀，不过这次分离也是组织对你的考验，你现在的任务是用实际行动去经受这次考验。”我说那我让步，报我的名字上去凑数可以，但我实在不愿意去那个培训班受屈辱。领导告诉我上级已经有文件了，被分离后拒绝去培训的人一律得开除。我知道领导们也有自己的难处，毕竟某些人背后的那些关系他们也开罪不起。自己明白多说无益，这个空子是一定得有人来填的，只好轻声向领导告辞。
回到办公室，我给妈妈打电话说了事情经过，这个老共产党员怎么也不相信我所说的荒唐理由，语气沉重地质问我道：“孩子，你到底是收了不该收的钱，还是去了那些不干净的地方被抓住了？怎么不分离别人单单分离你啊，你离家的时候爸爸妈妈是怎么叮嘱你的，你全部都忘了吗？”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能对着电话流泪。
老江走了过来，轻轻从已经泣不成声的我手中接过电话，一字一顿地说：“你好，我是您儿子的同事，我以我十几年的党性向您担保，您儿子只是运气不好，他一直是名好学勤奋的好警察，没有犯过任何纪律错误……”看到这幅场景，大军和小江全都坐在沙发上捧着脸掉眼泪，黎科长和关科长也站在一边轻轻叹息。
是去学习班受辱还是抗着不去直到被开除，我一时间也茫然失措了，脑内乱作一团，当时突然很想听听曾经最亲近的人的看法，便找个无人的角落给以前的女朋友打个电话，简单陈述事实后，我问道：“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很想听听你的意见。”她沉默了半晌，轻轻地对我说：“其实就算分手我们还是朋友呀，你犯得着编这种不可能的故事来骗我同情吗？”
放下电话，我的心理突然变得无比阴暗，为什么自己平时不去收黑钱呢？为什么生活中有那么多诱惑我还要抵抗？反正就算被抓着了其实也和现在的下场一样。
此刻，我正坐在台灯下气定神闲地向读者们叙述当时事情的经过，电脑里放着喜多郎轻盈缥缈的音乐，手边的抽屉里放着包括二等功奖章在内的各种奖章与证书，心态平静得就像在讲一个和我不相关的人的故事。可是当时的情形是，我很有可能变得歇斯底里甚至丧心病狂，我对整个生活整个警察事业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尽管我也完全可以处之泰然到学习班去以有问题的人自居，被清洗一个月后回来继续夹着尾巴做一个理想中的好警察。人，有时候在挫折面前走偏一步就会全盘皆输，我现在都时常为自己当时没有做出任何不理智的事情而暗自庆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