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还是不去？真的是一个问题。
事情即将触及某个死弯的时候或许总会有峰回路转的余地，大军他们终于帮我想出了避过这场危机的方法。
培训班开班的前三天，我去政治处交了省级医院开具的关于自己患有烈性传染病、不适宜过集体生活的证明。主任接过证明，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说：“身体有病怎么不早说，万一传染给其他同志怎么办？”“最近才得的，否则早就不和大伙一起吃饭了。”我不好意思地抓抓脑袋，毕竟这样在领导面前当场扯谎自己也是头一次，只好信口胡诌。主任无可奈何地笑笑，对我说：“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等我向政委请示一下，再逐级向政治部报吧。按说像你这样的病是不应该去培训班的。”
我连声称谢，正要退出主任办公室。主任突然叫住我说：“你小子以后办事过细点，证明连医院的公章都忘了盖。老这么马虎，要是真在案子上出了问题，那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分离你了。”我感激地笑笑，一阵感动从心中掠过。
六月十日，培训班即将开班。市局要求所有被分离人员都于当日下午到警校报到。上午，黎科长对我说：“你这一个月就不要来上班了，否则某些闲人看你没去培训又得指指点点，你也得替领导找个台阶下啊。”
我点点头，然后问：“那我这个月去干吗？干脆您给我个案子让我办去得了。”
“你就好好去休你的长假吧，真有什么事会叫你的。最好到别的城市去转转，经费到时候我给你解决一点。”科长看来是存心打发我走了。我也不想再给领导添麻烦，回办公室收拾好东西就和大家告辞了。
走出市局大门时，天空飘起了细雨，灰色的大楼在雨中显得格外肃穆。负责警卫的武警战士正在办理交接。我忍不住回头又看了一眼警察大楼，暗自安慰自己：“我还是一名警察，只是现实强迫我离开自己岗位一段时间而已。”
中午，大胖打电话约我下午两点在市警校门口与大家会合，说好是给即将去下岗分离培训班受训的阿理和大飞送行。我心中一沉，原来大飞也被踢进培训班了。转念一想，以大飞那嫉恶如仇的刚烈性子，不分离他反而怪了。
大家按照约定时间纷纷到齐。当年雄心壮志的八兄弟居然一次被分离了三个，我们都觉得有些灰溜溜的。阿理穿着一身洗得非常干净的制服，半开玩笑地对大胖说：“这可能是咱这辈子最后一次穿制服了，虽然不大光彩，起码也……”大胖挥挥手让他别说下去，因为小胖和早早的脸色已经越来越难看，眼眶都已经湿润了。
我问大飞怎么被捞进去了，大飞叹口气说：“捞进去是必然的，那里就我资格最浅。我本来想走人了事，可是最近才刚刚分到房子，我还等着把爸爸妈妈从农村接过来呢！怎么能为了赌口气就把人生中期奋斗目标给丢了呢？”
几个警校的学员从我们身边走过，一个女生没好气地对一个男生说：“真奇怪，那些家伙不都是我们队伍里面的败类么，怎么还要给他们住的房间里安空调呢？他们也配啊！”男生点点头，对女生说：“是啊。那帮人脸皮可厚了，刚才还有个人冲我笑了一下，谁还当他们是战友啊。”
大家面面相觑，什么都不好说，互相无奈地笑笑。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无法预测、无法抗争、无法解释，只能笑笑。
大家把阿理和大飞送到警校门口，我和大胖帮他们拎着行李，早早、阿轩和小胖一一与阿理和大飞握手告别。那一瞬间，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浮现出那年七月大家意气风发穿着橄榄绿喊着震天的口号列队跑操的图景。那时候，我们深信坚定执著一往无前就一定可以实现理想，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坚定的微笑。
时光匆匆，大家依然在为当年心中那个关于未来的模糊梦想而默默打拼，都还在尽力做自己能做的，喜欢自己喜欢的，在生活中一样有悸动、有微笑、有信任、有拥抱、有无法兑现的承诺，即使恋人分手，朋友反目，即使自己信仰的事业在脑海中颠覆，我们也无法抑制对未来的向往，每个人的眸子里总会折射出星星点点的希望。
参警两年，尽管各自际遇不同，所处部门不同，但是大胖的故事、二胖的故事、我的故事、早早的故事、大飞的故事、阿轩的故事、小胖的故事，似乎都有相似之处。对于我们这些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年轻人来说，也许以后会遇到更多难以预测和抗争的不如意，但我们还是坚信：绕过一些路，看过一些别样的风景，还是会回到一个美好的新起点。
刑法专家和游吟诗人
六月二十日，学校的期末考试结束了。我和安翔悠闲地步出考场。
仰望长空万里，安翔突然大叫一声：“这日子都他妈快把人给憋疯了！咱们去云南爬雪山玩儿吧！”我一想，能够背着行囊出去散散心也是一大快事，特别是沿着金沙江步行穿过虎跳峡一直是我读本科时候的梦想，于是很快答应和安翔结伴同游。
在BBS上发信息、找同伙、商量路线、订火车票……出游的日期也被我们慢慢敲定。出发的前夜，我正躺在床上做一个关于雪山和峡谷的梦，冥冥中仿佛听到星星闪烁的声音。后来声音渐渐大了，大到足以吵醒我的地步，我这才发现原来是黎科长打来的电话。电话中他告诉我，明天下午就要开彩票案件的定性研讨会，公检法都要派人去，还请了很多高校的教授，由于我当时负责所有案卷的汇总和摘要，对案情最熟，上级要求我陪艾处长作为警方代表一起去参加会议。
我握着话筒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点头说：“好吧。”
退掉火车票后我想：假如生活欺骗了我，但我绝不能欺骗自己，失去信仰。既然那个人是我们抓的，就得对他的命运负责。否则，我可真的应该去学习班接受再教育了。
研讨会在案发地所在区的政法委会议厅举行，由市政法委协调处的一个处长主持，该区分局局长、区检察院公诉科、批捕科相关领导和法院刑庭庭长列席。我陪着艾处长在一边落座，心想今天还不算是大场面，上次研讨一起巨额贷款诈骗案件时我们甚至搬出了中级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各路诸侯出席呢。
读书的时候，我一直认为像这种公检法三家联合为一起案子进行会诊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但现在自己已经能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依照犯罪学的理论，一个人在决定是否采取违法措施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行为是否被刑法认定为犯罪，认真估算为此付出的成本和逃脱惩罚的可能性后才会做出是否犯罪的选择。公安机关也是一样，对于疑难问题较多的案件也需要有一个预期，检察院大概会怎么看，法院大概会怎么判，然后才会决定是否立案、抓人。否则把人关了检察院不批捕不起诉，法院给判个无罪，按照《国家赔偿法》和错案追究制度还要赔钱担责任，出差办案的一系列费用全部浪费了，那不是得不偿失吗？
刑事诉讼法当然应当严格遵守，因为若检察院、法院提前介入很有可能会丧失应有的客观判断的立场，而被先入为主的观点所影响。但是某些问题，如果不经磋商统一的话的确无法在实践中解决，比如一九九六年、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有大量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事件，可是依照刑法规定贷款诈骗的犯罪主体只能是个人，那单位进行的贷款诈骗很有可能就处理不了。一方面没有人有权力说单位贷款诈骗是合法的，很多受害单位聚集在公安局门口报案；另一方面又没有人敢违反刑法直接把那些骗取贷款的企业法人代表按照贷款诈骗罪抓起来。
那时我们经侦部门堆积了大量类似的案子，但是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只好把检察院和法院的同志们接来一起商量处理的办法。有时甚至要请来很多本地法律专家教授一起讨论。我个人认为，这种类型的讨论对处理案子是有必要的，否则在立法没有明确解释的情况下，很多问题被置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迟早会使法律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不过，讨论的主题最好只是法律的适用，不涉及具体人物和事实，否则对尚未定罪的犯罪嫌疑人就有悖公平了。
在专家到来以前，主持人建议公检法先统一一下意见。艾处长用胳膊碰碰我说：“先别说话，看看法院那帮人是什么意见。”我忙点点头，从书包里拿出笔记本打算做记录。
“我们今天是带着耳朵来的，主要想听听你们公安和检察院的意见。”法院的同志比较滑头，一开始就回避了讨论。这时检察院一位领导倒是打算积极表现一下，他大声说道：“本案应该以盗窃罪定性，而且显然是一种盗窃预备行为。”我和艾处长面面相觑，觉得这种说法实在无法让人信服。
艾处长和我交换了一下意见，示意我谈一下看法，我便提出我们经侦部门的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构成诈骗未遂。我的理由是诈骗罪一般基于如下流程：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受骗人陷入错误——受骗人基于错误而仿佛自愿地交付财产——受害人遭受财产损失；而犯罪嫌疑人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操纵摇奖结果来中奖，从而使彩票资金管理中心的人误以为其是凭运气中奖而支付奖金。检察院的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两边争执起来。最后终于达成一致意见，还是定诈骗罪未遂。实际上，自己当时还有个意见没敢说，因为该案定诈骗罪在客观构成条件上毕竟还有可待商榷的地方，在法律操作上也未必周全，还是把嫌疑人处以劳教最为保险。
正讨论着，刑法专家们也都来了，大家也都希望听听专家对这起案子怎么定性。一位专家提出了一个比较新的观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应该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所谓破坏生产经营罪是指出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专家认为这里有“其他目的”“其他方法”两个“其他”，可以对之做扩张性的解释。我和艾处长交换了一下眼神，暗道：“真要定破坏生产经营罪这小子估计得被判得不轻。”
不久，该案最终由区法院做了一审判决，犯罪嫌疑人以破坏生产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该判决一经宣布，引发了法学界和司法界很多人士就该案涉及的技术问题和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问题的讨论。我个人认为，泄愤报复是绝对不能和骗取奖金的目的同日而语的，改装乒乓球也不能说是破坏机器，定破坏生产经营罪是对刑法类推解释，而不能说是扩张性解释。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
案件讨论会完后我习惯性地上了艾处长的车，处长对司机说：“直接回处里吧！”司机不好意思地看了看我，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这段时间是不能回去的，尴尬地一笑，然后知趣地下了车。
无事一身轻，既然赴云南的计划已经因故告吹，我只好再次琢磨散心的目的地。这时几个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同学正好也忙完了期末考试，纷纷打电话邀请我北上聚会，我便直接去火车站买好票，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对北京这个城市我一直有种归属感，这所城市厚重的历史文化感和大开大阖的气势让我的心境也渐渐开阔。那几日，几个朋友分别陪着我去登长城、爬香山，很多不快和压抑也在登高远眺和挥汗如雨中慢慢得以化解。
一天晚上，我和几个还在读研的朋友一起去清华园赏月，坐在荷塘边的石凳上，谈及这些年做防暴警察和在机关中的种种体验和经历，大家都慨叹不已。一位师妹问我：“师兄经过了这么多的艰难，那你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呢？”
我简单在脑海里回顾了一下一九九九年参警前后的一些想法，回答道：“其实那时候想法挺单纯的，我不是个很有野心的人。虽然当时机会很多，但我更渴望的是一份稳定和安逸。如果那时什么变故都没有发生，我会好好工作，攒点钱买房子，二十五岁结婚，二十六岁花点钱去读个在职的研究生什么的，在三十岁前争取能当上一个业务科室的科长。如此而已。”师妹莞尔一笑：“那现在呢？想法有没有改变？”
我突然发现自己对这个问题还真回答不上来。是啊，毕业已经近两年了，当年的爱人早已离开自己成为别人的未婚妻，自己一参加工作就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好容易咬紧牙关考上研又因为换了部门而打消辞职的念头，当我又开始充满幻想时又遇到离岗分流的事件，一时间还真有些适应不了这人生变化的节奏。
一个朋友拍拍我的肩膀说：“班长，以我大学四年对你的了解，你在机关里面呆长了，要么会被慢慢消磨掉个性，要么就会被人牢牢踩在脚底。既然过得那么委屈那么累，不如等硕士毕业后直接考回学校读个全职博士得了！”我认真想了想朋友的话，加上这段时间的校园生活也的确唤起自己对学生生涯的留恋，暗暗有了继续读博士的想法。
听说我在北京，几个在上海和宁波的大学同学也打电话怂恿我去看他们。离京后我便分别去找了他们。在宁波时，朋友带我结识了一帮所谓的后现代派诗人，大家在一起倒也算言谈甚欢，喝得渐入状态了便有人邀请我们去唱歌，借着酒兴引吭高歌之后他们又提出要做诗。
其实自打我上大学以来就一直把文人、诗人当作骂人的词汇，靠在沙发上听着那帮“诗人”一会儿向“垮掉的一代”的代表金斯堡致敬，一会儿又把种种黄色段子移入自己的诗作中我就一阵阵直犯恶心。
最后，一个号称当地先锋诗人的家伙听说我也算是潜伏在警界的文学青年，便大声吆喝让我也赋诗一首，我说我就初三的时候写过情诗，现在早就“弃诗从善”了。眼看着有些人的脸色渐渐变得难看，我只好说：“那我给你们背首诗吧，是我以前在防暴队复习考研的时候背会的，内容记得不大清楚了，就结合自身体会做些删改吧，是这首诗伴我度过了毕业走向社会的很多不眠之夜。”“诗人”们闹腾着说好，于是我便借着醉意背起诗来：
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
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
我想起了我最早的朋友，最早的爱情。
地上有花。天上有星。
人——有着心灵。
我知道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永远坚固。
在自然的运行中一切消逝如朝露。
但那些发过光的东西是如此可珍，
而且在它们自己的光辉里获得了永恒。
我曾经和我最早的朋友一起坐在草地上读着书籍，
一起在星空下走着，谈着我们的未来。
对于幼年的孩子它们是那样富足。
我又曾沉默地爱着一个女孩子，
我是那样喜欢为她做着许多小事情。
没有回答，甚至于没有觉察，
我的爱情已经如十五晚上的月亮一样圆满。
呵，时间的灰尘遮盖了我的心灵，
我太久太久没有想起过他们！
我最早的朋友早已在很远的地方了。
我最早的爱人早已嫁给了别人。
我也再不是一个少年人。
但自然并不因我停止它的运行，
世界上仍然到处有着青春，
到处有着刚开放的心灵。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到野外去吧，
在那柔和的蓝色的天空之下，
我想对你们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
吟完了，所有人一阵无语。我的朋友说：“都喝够了吧？酸够了吧？如果酸够了，就散！”
于是大家作鸟兽散……
写信的日子和律师手记
周游列城回来之后，我决定回家一趟。我的家在离晴川市很近的一座城市，坐火车回去大概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在火车上，我习惯贴着车窗思考和回忆，让自己的记忆逆着飞驰的列车与时光反向而行。
读大学时，每逢放假时节，我总是把自己好好打理一番才去坐火车，连带书也绝不带《读者》或者《知音》，怎么着也得弄上本林语堂的《吾国吾民》或者从图书馆借来的《国家地理杂志》。每次同学们都要质问我，挤火车你怎么像去相亲呀，我都正色告诉他们，挤火车可是咱们这帮穷学生除了英语角外唯一可以满足艳遇遐想的机会了。
那正是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八年的时节，我们的网络英雄们不是正在耶鲁哈佛喝着洋墨水，就是嘴里叼着汉堡售卖概念吸引风险投资。“网恋”还是静静躺在词海中等待被人生造出来的词语，大学生们只能把外语角、同乡会当作结识异性的平台。
那时候，变着法从我们兜里掏取资讯费的不是移动和联通，而是中国邮政。大一时我每天平均收信三封、回信两封，记得下学期邮票突然涨到了六毛，大家全部气得要跳起来，号称要到各个高校串联鼓动大家都不要写信了，可惜最终发觉此举只能是螳臂挡车而不得不作罢。这间接导致我把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定为《中国反行政垄断的可能性探讨》。
那时候最幸福的事情是找个周日的下午，坐在自习室里给远方甚至是同城的兄弟姐妹们写写信，现在想起当时为了讨好远方的女朋友能用半下午的时间斟酌字句写上万言长信外加用直尺绘上设想中未来小家的草图一幅就顿觉那年代那人真是可爱之极。
当然也有丢人现眼的时候，最厉害的一次是为了约定一个饭局，我在周一上午的微积分课上给在本地读书的十六名高中同学每人写了封信，上面全部一句话：“周六上午九点政法大学门口，一起宰小林子！”
然后单独给那位叫小林子的兄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写了封劝其埋单的长信，下课后把信发出，并决定从周四起开始吃素，周五就绝食等待周六的大餐。让我郁闷得发疯的是周五下午居然收到小林子的回信，上书：“周六回家，老爸病了！”在深深地服了这个厚脸皮后为了面子只好自己周六起大早奔政法学院组织聚会然后惨痛地自觉埋单。
自己当时把写信收信作为人生一大乐趣，“信德”极好，逢信必复，哪像现在深受官僚主义毒害，即使朋友发来再有意思再有诚意的短信，我的回复一般都是很简单的两句，古典版的是：“知道了，留中，准你上书房行走。”现代版则是：“阅，抄转某某同志。”
电话也是极为稀罕，那时候每个女生楼也就一部电话，要拨通电话简直比中彩票还难，即使打通了也要用极其谦卑的口吻央求门房的大妈去帮着叫人。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拨通电话并经历漫长的等待后在话筒里听到高跟鞋顺着楼梯缓缓接近的声响，最痛苦的莫过于接着传来她同寝室同学的声音：“她刚被别的男生约出去了！”当时真是杀人的心都有。
火车继续奔驰，一如既往，没有任何艳遇发生，虽然正值放假，车上美女不少。列车进站后，合上那本让我看得直打瞌睡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我疲惫地下车了。
回家狂睡三天，为了不被妈妈责怪为不务正业，我决定给自己找点事做。一个朋友知道我还是想有些法律方面的实践，便托熟人帮我联系了地方上一家律师事务所，我决定隐瞒警察身份以放暑假的研究生的名义在那里见习。所谓见习不外乎是做律师助理，由于我当时有律师资格证，主任也让我帮忙书写诉状或者跟着他一起出庭。
由于自己一直都负责刑事案件的审查报捕和报送起诉，对刑事审判的流程和环节相对要熟悉一些，自己也很想借实习的机会多接触一些民事案件，通过上民事法庭的机会健全一下自己在民商事法律方面的知识结构。
当时经常带着我出庭的除了主任外就是一位姓朱的律师，他没受过高等教育，在法律方面完全是自学成才，但从事律师业务已有八年之久，跟他东奔西跑的那段日子纠正了自己以前很多对民事案件的片面理解。比如在大学的课堂上，老师总是说律师要有好口才，要把答辩词、起诉状写得才华横溢、辞赋满江方能令听者折服。电视上律师们也常常是唇枪舌剑、慷慨陈词，把对方律师和检察官甚至法官都驳得哑口无言羞愧难当。真正操作起来我才发现这完全是科学幻想，实际上律师大都要学会察颜观色八面玲珑，凭着一腔激情在办案中乱打猛冲只会落个输官司赔钱外加得罪人的下场。
记得有次打一个借贷纠纷的官司。中午朱律师说要请人吃饭，我一过去发现出席宴请的居然是此案的审判长，深聊起来发现该审判长居然还和我有同门之谊，觥筹交错一番后大家感情更是深了一层。
下午开庭的时候，对方是一赫赫有名的外地律师，双方从证据调查环节便开始就细节问题进行争辩，每当那位律师要反击我们时审判长都会制止他：“那个谁谁谁你还是不要说了，你的意思我都知道。”或者那位律师打算发挥才情试图以蹩脚的比喻来论证问题时，审判长也会出言相讥：“您能不能别跑题太远，请就事论事。”搞得对方律师脸色红白交加。最后的判决自然是我方势如破竹凯歌高唱。
读法学院以前一直对法官有种发自内心的尊敬，时常感觉他们简直代表着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可惜上了几次庭后一些场景不得不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幼稚。有的法官带着一身酒气走上法庭，衬衣的扣子也未扣齐，居然敞着半个胸膛审案；有的则在听不懂律师运用的专业法律术语的时候故作没听清状，不停地打断律师发言，要求律师把那些简单的术语的含义再解释一遍。最让我觉得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的是一次票据纠纷案，开庭的时候三个法官（两男一女）一个拿着本法律书遮在外面看小说，一个低头打毛衣，审判长也是半梦半醒，我们不时得故意在底下弄出点声响以免他老人家当庭睡着了。
以前搞案件接待的时候自己总是很厌恶那些批条子过来把经济纠纷交给我们当刑事案件办的领导，感觉警察如果真去干涉经济纠纷那简直与帮人逼债的打手没什么两样了。没想到自己在律师事务所也会有类似的遭遇，只不过完全反了过来，自己有段时间帮所里搞接待工作，在公安机关搞案件接待养成了一些职业习惯，每次见到刑事案子我就说，你去公安局报案吧。见到一般的纠纷的时候就讲清涉及的法律问题，尽量告诉他们解决问题的救济途径，能不采取打官司的方式就尽量调解解决。
有天做咨询时被主任看到了，他很生气地对我说：“你这样搞我们这里完全成免费的法律咨询机构了，还怎么做业务啊？”我委屈地说：“我可都是依法办事呀，总不能让律师们去侦查办案吧。”
主任道：“你完全是不懂行嘛！如果是刑事案件，你就说你公安局有熟人，可代理报案并打通关节。如果是一般纠纷你就得告诉他们：如果你现在退一小步将来就会退一大步，所以一定要告到对方求饶为止！我们可以帮你代办一切诉讼业务。这期间你要装作很忙的样子，假装接些电话（我们会配合打给你），嘴里要提到市里主要领导或者公检法机关的人名或者官职，并拿出你的笔记本做些记录，总之一切都要显示出你业务繁忙，人脉很广，手段神通！让客户建立起对你的充分信任，乖乖地把代理费交给你。至于官司打输打赢并不重要，我们都要收费的。”
主任一番话说得我如醍醐灌顶，深感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如果不是身在其中，那是绝对无法去悉心体会的。做律师打官司要经常受气，却让我受益匪浅，我慢慢体会到了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在实体和程序上的不同之处。
打刑事官司就是天地人心，为的是一个“义”字。比如一个女孩子被强奸了，男方决定娶那女孩子，女方害怕以后找不到婆家也就答应了。这个时候难道就不处理那个男的了吗？不，既然他触犯了刑法，国家自然要予以追诉，否则以后我只要喜欢上一个女孩子，何必献花献媚，在她下班必经之路上埋伏着逼她就范就是。那样天下秩序不是乱了套吗？那如果是女方报了案男方说咱家就一个儿子把咱闺女抓起来抵罪成不？当然也不能依他，谁犯的事当然应该由谁来顶罪。所以咱们国家对于触犯刑法的大都由国家出面公诉，其中也是怕公民因为慑于强权或者被利益所诱而放弃自身权益。
民事案子就不一样了，说到底是一个“利”字，律师的任务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帮当事人挽回损失，道义要屈从于法律条文的操作和利益的计算，比如一个人在街上走，司机喝多了把他给撞了，送到医院医生用错了药把人也给搞残了，这个时候该找谁赔，按道理家属应该最恨那个醉酒的司机，但如果司机是个下岗工人怎么办？法官就是判了也执行不了。这个时候律师就应该想到怎么最快最具可能性地实现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说白了就是告医院，毕竟一般的医院多是财大气粗，告它虽然解不了恨，但起码把损失先给补偿了。
搞清了这点所谓的“义利之辨”，也算是我大半个月律师经历的一点点收获，当然，更多的感觉是对地方司法界一些现状的灰心和失望。
二○○一年七月上旬的一天早上，我正在准备下午开庭的一些材料，黎科长打来电话，说市局的离岗培训班已经提前结束，让我赶快回处里报到。我突然觉得无比轻松和释然，终于可以重返岗位了，离开队伍也不过一个月，但我实在想念自己的同事和那份已经被我注入青春和热情的工作。
股票黑庄、红旗飘飘和司法菩提
回到晴川市，在家休息了半天，第二天起个大早去上班，科里的同事见到我都很亲热，大军高兴地说：“知道你要回来，早上一来哥哥就把你的办公桌擦得干干净净。”小齐看了看老江，笑着说：“大伙都盼着你回来呢，缺了你总少了些欢声笑语，连老江这老同志都嫌科里太冷清了。”老江抬了抬眼镜，示意我赶快坐下和大家好好说话。
“臭小子，几天不上班还长胖了啊。”正谈笑间，黎科长进来了，我连忙立正，朗声道：“新警察休假完毕，特回来报到。”大家一阵哄笑。黎科长一笑，坐在沙发上对我说：“你啊，暂时还不能回来上班。”
“为什么？”我和大军小齐齐声问道。黎科长不紧不慢地说：“按照市局的教育计划，分离回来的机关民警暂时还不能回原单位工作，必须到下面侦查大队去锻炼一段时间。”见我并没有显出不高兴的神色，黎科长接着说：“其实这对你未必是坏事情，你搞法制工作是有一套，但是缺的就是对下面同志侦查办案环节的感性知识，平时看起案卷来难免会眼高手低，现在正好趁这个机会多下去办办案，对你也是一个锻炼。”我认真地点点头。
第二天，我到金融诈骗犯罪侦查大队报到。由于此前也曾代大军审核过这个队的案子，和大家都混得很熟，同志们见我下来都很高兴，谁也没提分离培训的事情。我马上被分到第二侦查分队，当时他们正在讨论手头一起股票诈骗案，由于这个案子当初报案也是由我负责受理的，分队长就让我配合侦查员老潘一起办这起案子。
案情并不复杂，一个叫黄甲的富商手上正好有一大笔资金，一名叫米辉的资金掮客就游说他找一证券公司合伙坐庄炒作一支股票，把价格抬上去后高位抛掉，赚的钱黄甲拿百分之六十、米辉和证券公司平分百分之四十，黄甲认为这个计划还算稳妥，便打了五百万资金到本市一家证券公司账上。一个月后，黄甲发现资金账户已经空了，所购买的股票早已被抛售，这才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被人给骗了，连忙来我们处报案。
经过认真缜密的调查，我们很快发现米辉与证券公司营业部经理武赞合伙伪造了客户委托协议，然后由武赞将股票抛空并转移，二人一直在吸收地下资金对股市进行暗箱操作，因为股市暴跌，资金出现亏空才合谋去骗黄甲的钱。
请示分管处长后，我们很快拿到了刑事拘留黄甲和武赞的法律文书。当时米辉已经潜逃到了西安，我们顺着他的逃跑路线往西追，到了西安城实在找不着他，只好等西安方面的线索。几天后，西安警方收到线报称一个庄家被人给秘密绑架了，人就关在碧天宾馆里。
接到消息后我们和西安那边的同志一起往宾馆赶。冲进房间，屋子里几条大汉束手就擒，米辉穿着条白色短裤泡在浴缸里，听说我们是晴川市过来的警察后马上跪在地上，说：“求求你们带我离开这里吧，判我多少年都成！”
带米辉回去的路上，他告诉我们抓他的都是一些资金大户请的打手，他起先帮几个黑道的人运作上千万的资金做庄，结果碰上股市大跌，资金的亏空完全补不上，即使骗来黄甲的那五百万也只是杯水车薪。我问他当时不是小澡泡着挺舒服的嘛。米辉说：“什么呀，他们是打算把我按当地规矩先洗干净，然后直接带上西山活埋了，你们去的时候人家在山上连埋我的坑都挖好了。”一直知道股市那些做庄家的总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没想到他们还要承担这样的风险。
米辉为感谢我的救命之恩，告诉我若干股票代码，建议我短线操作一下。当时我正沉浸在一万元资金入市三千元出局的割肉阴影中，完全没理会他的建议，几个月后我后悔得要吐血，因为他说的每支股票的价格都翻着跟头往上走。
那位叫武赞的证券公司业务经理没跑成，七月十三日那天被我们从办公室里直接带走，由于案件涉及账户管理、股票运作、资金转移等各个方面，上级让我连夜对他进行突审。
那天正赶上申奥结果出来，走廊里的人不多，没其他差事的侦查员们全部挤到值班室去看直播。我和侦查员老潘一起负责审问武赞。老潘烟瘾极大，办公室里瞬间就云雾缭绕，我和武赞都不是抽烟的人，二手烟把我们熏得直呛，根本没法继续讯问下去。我只好让他靠在门边边抽烟边看电视，老潘一乐，高兴地站起身跑到门边，说：“你问吧，我听得见，咱也关心一下国事再说！”
萨马兰奇即将宣布结果的时候我无心再问了，武赞也一个劲地走神儿，我把笔一收，说：“国事第一，咱们把电视打开一起瞧瞧今年的国运如何。”武赞感激地冲我苦笑一下。
其实一九九三年申奥的时候自己正在一所重点高中住校，大着胆子违反学校纪律偷偷跑回家去看直播，没想到第二天就被班主任赶出了教室，后来听同学说老师在班上嘀咕说要是成功了就放我一马了，现在失败了实在郁闷只好拿我出气，说起来我当年也是间接为咱们申奥大业做了点儿贡献，起码做了回出气筒。不过自打那年以后心里也就隐隐有了个结，实在不愿意再看到全国人民一起失望的眼神，我们的国家实在太需要一种喜气、一场胜利来鼓吹盛世、渲染太平了。
当萨马兰奇缓缓报出“北京”二字时，隔壁办公室里一阵欢呼，加班的刑警们都乐开了锅。我悬起的心也缓缓放下。这个时候我突然惊诧地看到武赞也是神情兴奋，眼圈湿润，被铐着的双手握得紧紧地举了起来，像是要拍手的样子。
“你就这么爱国？”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问他。武赞告诉我，一九九三年他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和女朋友在天安门广场一起守着，希望能听到北京申办成功的消息。当时女朋友和他正在为各自的未来走向而争吵，吵得没结果了女朋友突然说：“我们赌一次吧。如果北京成功了我就跟你走，北京失败了我们就各走各的。”老萨宣布结果的时候，他们失望、难过、委屈……种种情绪交织在心头。面对毕业后不可测的未来，面对即将随大学生涯一起结束的爱情，两人痛哭一晚。不久，两人离开北京各自发展。
八年后的今天，当年梨涡浅笑的女友已为人母，自己也经历了无数沧桑，从一个普通职员做到营业部经理，然后又沦为阶下囚，看着电视镜头里那些在天安门广场上拥抱着、舞动着红旗狂欢的大学生，念及过往的种种心境，武赞不觉怆然泣下了。“其实她当年是认为中国一定会申办成功才那样说的啊。”他说。
“原来你也有自己的九三情结。”我看了看他，半晌无语，然后说：“铐子紧不紧？我帮你松松。”
二○○一年七月十五日，司法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取消当年的律师资格考试，并择日举行统一的司法考试。消息传出，学界表示了谨慎的欢迎，而对于有志献身检察和审判事业却不得其门而入者来说，一条通向司法机关的大门却仿佛向大家敞开，尽管通知对于通过司法考试者以何途径进入司法机关语焉不详，但却给有所憧憬的人们留下了无限想像的空间，这其中也包括我，对于中国的法学院学生来说，留校任教和去法院担任审判职务应该是择业的首选，因为仿佛如此才算是一条正规的法律职业人之路，至于做律师，尽管意味着丰厚的收入，但多数同学则认为没什么社会地位，总觉得有点师出无名。
关于是否参加司法考试，自己那时还没有确切的想法，因为忙完武赞和米辉的案子后，分队又上了一起票据诈骗大案，自己每天都处于高负荷的运转状态，找证人做笔录、到银行查账、去犯罪嫌疑人家蹲点守候，晚上回去还得整理材料和案卷，往往到了半夜肚子饿得咕咕叫才想起好像连晚饭都忘记吃了。这段充实的日子使我对经济犯罪侦查工作增加了更多感性认识，以前那种不严谨不细致的毛病也在工作中慢慢得以纠正。
有次为了配合地方银行打击恶意透支信用卡的犯罪活动，我们对一九九五年以来本市部分因为恶意透支银行信用卡而涉嫌信用卡诈骗罪的逃犯进行追抓，按照银行提供的名单，许多透支大额款项经多年催缴仍不归还的嫌疑人纷纷落网。当时，我们抓到的一个下岗工人的恶意透支的金额刚刚达到定罪标准，我连夜加班做好笔录，把证据装订成册后就去找黎科长签字。
黎科长见我进了办公室，微笑着问我：“神探，现在业务是不是越来越熟练了？”我把提请刑事拘留申请表和案卷往他手里一递，道：“大案子当然还是没本事办了，不过像这样恶意透支信用卡的犯罪当然是小菜一碟。我看以我目前做的口供和搜集的证据，其牢靠程度，完全可以直接送到检察院提请逮捕了。”“吹，你小子继续吹！”黎科长一边笑着点头一边信手翻着我的案卷，本来还是边看边笑，突然，他的眉头一堆，正色问我：“你小子得意得忘了形吧，还记得什么叫追诉时效吗？”
“哎呀我的妈呀，我怎么把追诉时效给忘了啊！”我一拍脑门大叫一声。连忙翻开刑法条文，只见第八十七条上清晰地写着：“法定最高刑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不再追诉。”黎科长说：“你看，这个人恶意透支是发生在一九九六年，无论是依照刑法还是当年的司法解释，他透支的金额都不足以让他被判处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再加上其间银行没有报案，我们也没有受案，到二○○一年应该正好过了追诉时效啊！”我认真琢磨了一下，再一查日历，银行报案的日子果然与时效到期日晚了五天。
我脑袋突然一阵昏沉，为了抓这个家伙，老潘他们和派出所的同志可是在寒风中蹲了一整夜啊，队里几个兄弟也陪我连续加了三十多个小时班，没想到居然因为我的一次疏忽全部成了无用功。黎科长用手点着案卷对我说：“别人犯这种错误也就罢了，你怎么着也是一研究生，怎么也连这样的细节问题都注意不到。要是受理时就发现了，还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吗？”我知道责任全部都在自己马虎大意、把关不严上面，只好低头听训，心里充满了悔意。
黎科长发完了火，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看看你，平时弄丢个笔记本打翻个开水瓶什么的我都不怪你，年轻人马虎粗心一点是正常的事情。可现在你是一名侦查员啊，你的每个判断和选择都直接影响了别人的身家性命，怎么还能这样糊涂？”我抬起头来说：“责任全部在我，自己这段时间因为另外一起票据诈骗案加班加得昏了头，认为这个案子太简单就没认真审查了。”黎科长点点头，然后抬起脚做出要踢我的姿势：“还站在这里做什么，快给我滚出去放人啊！”我这才如蒙大赦般逃出了科长办公室。
当晚，我一夜无眠，自己认真总结了这段时间参与侦查办案的心得体会，觉得黎科长的话对我实在是一次振聋发聩的提醒，自己在以后办案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再小心，避免类似的窘迫和错误再次发生。如果真的为了完成侦查破案率，为了个人的荣誉得失而去制造冤狱，自己可就真的悖离了当年走入法学院时的理想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办案的日子并非如电视上反映的那么惊心动魄，也并不是什么案子总能和警察的亲戚朋友相关，实际上大多数当事人在正常情况下和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集，什么大义灭亲甚至与受害人和罪犯谈恋爱多是文人们吃饱了撑得关在家里瞎编出来的情节。
也很少存在什么孤胆英雄。法制科接受案子，然后科长、处长逐级签字，办公室决定把案子分到谁手上办，队里进行案前调查，立案又有级级审批，抓人后要填留置表，满了四十八小时要拘留的话还得逐级请示，查询存款、搜查、扣押、报逮捕，移送起诉……每一步都要经过分队长、大队长、法制科长、处长，大的案子还得有局长签字认可才能由法制部门开出法律文书执行。
上述这种情况下哪有电视上那种狗屁不顾，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办的英雄存在。出差你得到后勤部门去要钱，出任务要去枪房领枪，报功你得让政治处给你写材料。可以说，整个警察部门讲究的就是一种协作精神，靠个人英雄主义来独立完成一个案子是不可能的。
就拿我自己来说，可能很善于在讯问中使用专业的经济和法律知识，但是让我去抓人的话我可能就搞不定。有的人可能搞不清票据种类、合同类型，可他就是能找出嫌疑人躲在哪里，这不是本事吗？有的人每天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做，可是每个星期都能从线人那里找到全市假烟假货的交货地点，案子能缺得了他吗？有人写的报功报奖材料文理不通或者重点不突出，办了再大的案子上面也不能批个功下来，侦查员们能不喜欢一个不懂法律却文采飞扬写一手精彩的报功材料的政工干部吗？
说实在的，上班以来自己认识了很多警察，没有人能文能武，甚至可以说个个都有缺陷和不足，但正是他们组合在一起，才能破获很多大案要案。像电视电影那样近乎完美的超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办不成任何事情的。
安翔曾经对我说：“要是现在的警察都换成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就好了。”好像人员素质一提高，队伍里就没有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的事情发生了。可是据我的经验，最会收黑钱而且收得不留痕迹无懈可击的恰恰是某些业务能力强法律水平高的人。当然，我不是说另外一些人就不收黑钱了，可是你想想，一个案子从头到尾运作下来，法制科、办公室、侦查队、法制处批捕科、劳教科、检察院批捕处、预审指导大队、检察院起诉处那么多环节一路走着，那么多眼睛盯着，谁敢说放人就把人放了，谁又能保证别的部门就不来干涉，除非买通了最上层的领导。
一个业务能力差的人，顶多就疏通一下关节或者泄露个把机密。但是业务能力强的人却有本事把案子操作成相反的结果，让大家全部看到过程却又无法改变结果。这种情况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过于概括，或者说法律本身就不是事无巨细将所有事情全部列举的。最会解释法律的人常常成为最会操作法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