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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屋子与窗户
铁屋中呐喊
鲁迅逝世的时候，告诉妻子和孩子、朋友和学生，“忘了我，好好生活”。然而，我们依然无法忘记他，我们依然难以“好好生活”。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还在不断地谈论着鲁迅，似乎在前辈中只有鲁迅可以如此长久地被我们所谈论。我们之所以要谈论鲁迅，根本原因还是他的对立面变得更加强大了。我相信，被后人谈论并不是鲁迅的骄傲，而是鲁迅最大的悲哀。
鲁迅为我们在铁屋子上打开了一扇窗户，他还来不及做更多的事情就劳累而死。开一扇窗户就会耗尽一个人一生的能量，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国情”。我们的历史太悠久了，我们的文化太丰富了，我们的土地太宽广了，我们的人口太繁密了。所以，我们是“无所不有”的“天朝大国”。
铁屋子的墙壁上开了一扇窗户，窗外阳光灿烂，油菜花也一样灿烂，浓郁的花香还飘了进来。然而，让鲁迅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行为恰恰成为他招致攻击原因。那些喜爱或者适应呆在黑暗里的人，开始疯狂地咒骂他。同胞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同胞们的心灵已经习惯了奴役。绝大多数人依靠梦境而生活，至于血淋淋的现实，他们可以用鸵鸟埋头入沙、屁股高翘的方式来对付。因此，最厌恶鲁迅的并不是统治者，而是那些将脖子伸得像鸭子一样长的观看杀人场面的大众。
那位一度权势滔天的林副统帅，虽然身经百战、战功赫赫，却最害怕光和风。瘦骨嶙峋的元帅躲在一年四季恒温的房间里，并拉上厚厚的窗帘。他说，要“绝对”的黑暗；他想，要是整个中国就是这样一间密不透风的屋子该有多好。
而我，愿意透过那扇鲁迅亲手打开的、小小的窗户眺望远方。
正如学者夏济安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一文中所说，鲁迅面临的问题远比他的同时代人复杂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正是他那一时代的论争、冲突、渴望的最真实的代表。鲁迅对黑暗主题的揭示特别重要，因为没有人真正知道这种昏暗时刻究竟多久才能结束。就算是在表面上结束了，在人的心灵中也还是没有结束。
千年的铁门槛，千年的铁屋子。
有时候，我很羡慕美国人，羡慕他们脸上的阳光，羡慕他们嘴角的微笑，羡慕他们没有历史，羡慕他们没有皇帝。倘若传统的存在仅仅是增添我们的痛苦，这种传统又有什么值得骄傲地方的呢？鲁迅说过：“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我理解鲁迅为什么要劝说给青年人“不读中国书”——虽然他本人读了那么多的中国书，但有一天他突然明白了：这些书籍跟墙壁里的砖头其实是一样，正是砖头和书籍共同建构了这座坚不可摧的铁屋子。他从“仁”、“义”这些美好的字眼中读出了“吃人”两个字来。
一九九三的秋天，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忍受了一年所谓的“军政训练”之后，我第一次踏进了北大的校园。在那被延宕的一年时间里，北大的湖光塔影每天都出现在梦中。然而，真正到了北大以后，新鲜感在几天之内就消失了，我很快就陷入一种没有边际的失望之中：原来，北大也是一间铁屋子。
九十年代初的北大就像是一个失血太多的伤员，连走路也摇摇晃晃的，更不用说奔跑了。伤筋动骨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又被市场经济的浪潮冲击得阵脚大乱。未名湖开始“翻修”了，湖水都被排光。水底只有恶臭的淤泥，而没有白衣飘飘的诗人。当两岸的乱石都被平整的水泥板所取代的时候，北大正在凯歌高进地走向清华。学生们都涌进了“新东方”的课堂和党组织的怀抱。没有青春的“青春”，如一位评论家所说，“过于聪明了”。那么，对这两种选择都没有兴趣的我，是不是太傻了呢？
面对被挖去眼睛的未名湖，我忽然想起俄国诗人叶夫图申科的一首名为《恐怖》的诗：
他们让人渐渐地变得驯顺，
他们给一切都盖上了印。
哪儿应该沉默——就让你叫喊，
哪儿应该呐喊——就叫你沉默。
不，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我重新阅读鲁迅的书。这次的阅读与中学课本的教育截然不同。在不同的背景下，阅读同一本书，居然会获得如此不一样的、甚至完全对立的感受，这个结果让我惊讶了好久。我与五位室友住在三十八楼一楼一间向北的宿舍里，很少有阳光，走廊里一年四季都挂满湿漉漉的刚洗过的衣服。
在潮湿与晦暗的宿舍里，我读完了《鲁迅全集》，也开始写自己的文字。
鲁迅说：“觉醒的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寄希望于孩子，他知道作为“中间物”的自己将在呐喊中与黑暗一起灭亡。
然而，现实总是比人们的估计更加悲观。夏济安写道：“鲁迅是处于一个艰难的时代，他个人敏锐的感受性并未被他中国的追随者和解释者所充分赏识。他们作为后一辈反抗者也许真的认为他们所享受的阳光，都得归功于鲁迅以他巨人般的威力肩住了闸门。”我不同意夏济安的看法，孩子们真的享受到阳光了吗？
思考着鲁迅的命运和孩子们的命运，比较着铁屋子的巨大和窗户的狭小，我寂寞地度过了自己的本科时代。与《火与冰》一样，《铁屋中呐喊》真实地记载了我那段青春岁月的心路历程。那时，我常常想，我是不是能够撬动铁屋子里的一块砖头，使得窗户变得稍微大一点呢？这些年来，也颇经历了一些人世的沧桑，但我的努力依然没有停止。
我向来是“不悔少作”的，尽管我也愿意像梁启超那样“善变”。然而，我不喜欢自己作品的遭到编辑过多删节和加工的版本，当《铁屋中呐喊》刚刚出版时，我就企盼着将来有一天能够出版一个基本上恢复其本来面目的修订本。现在，修订本终于得以出版，比起无比粗糙的初版来，既有修改，也有“复原”；既有删除，也有“增添”，相信任何一位细心读者都能够发现若干有趣的“蛛丝马迹”。在此，向出版者表示感谢，也向每一位读者表示感谢。
第一辑·口吃的人
口吃的人
我是一个口吃的人。
小时候，因为口吃，遭到同龄人无数的嘲弄。他们学着我口吃的腔调，快活地在课间休息时表演。我曾哭泣着奔回家，责问母亲，为什么、为什么生下一个口吃的孩子？母亲也陪我掉眼泪。
回想起来，也许是因为与病中的父亲的见面。那时我还在襁褓之中，父亲患肝炎，下了病危通知单。母亲抱着我到医院，隔着玻璃窗让父亲望望我。后来父亲奇迹般地死里逃生，但那次在死神阴影下的遥远的眺望，却撕裂了我对外部世界完整性的认识。尽管那时我什么也不懂，只有一双孩子的眼睛。鲁迅说的“于浩歌之际寒”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从此，我成了一个沉默的孩子，偶尔开口，也会口吃。
我选择纸上的世界、笔耕的生涯，部分的原因是我的口吃。读汉代扬雄的《法言》、《太玄》，读不懂。每句话里都有冷僻的字眼和艰深的典故，不可能完整、流畅地读过一句话。“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裙。”当我知道扬雄是口吃者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他为什么要用艰深晦涩的文字写作《法言》、《太玄》。这是他对日常生活表达的困窘所进行的绝望的反抗。他一开口，便发现世界抛弃了他；他一落笔，便自觉地抛弃了世界。花开花落，循环的时间其实是由一处处的断裂组成的。《法言》、《太玄》是口吃者写的两本奇书，也许只有口吃者才读得懂。在那些寻常人以为平坦如砥的道路上，口吃的人却体验到坑坑洼洼。
口吃是一种特殊的“残疾”。毛姆把它夸张为“生理和智力方面的缺陷”，口吃使他由虔诚的教徒变成了无神论者。毛姆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叔父一起生活。叔父是个五十多岁的单身的牧师，对小毛姆管教严厉，很容易便将教义灌输到他的心灵中。毛姆进了学校，由于受到同学们的嘲笑和侮辱，他发现口吃是多大的不幸。他在《圣经》上读过，只要信仰上帝，山也可以搬动。叔父曾说，这的的确确是事实。一天晚上，他拼命地祷告上帝，祈求上帝他去掉自己口吃的毛病。他的信仰是多么诚笃，入睡的时候，确信无疑明天早上醒过来定能同常人一样说话。他想象同学们看到自己不再口吃时的惊奇情形。第二天他欣喜若狂地醒来，却发现口吃依然如故。这一沉重打击使毛姆放弃了他的信仰。
与扬雄的策略相反，毛姆的文笔轻松自如，温柔近人。扬雄以口吃式的写作对抗口吃，毛姆却在纸上营造了一处娓娓而谈的空间。“我对痛苦的感受比我对生命中的欢乐的感受强烈，这是我性格上的一个错误。但要是没有我生理上的缺陷，有个强壮的身体和健全的头脑，我并不反对再到这个世界上来重新做一世人。”
口吃当然不是自己的错，也不是父母的错，但它施施然地矗立在那里，越想回避越回避不了。好比一道门槛，你抬起脚来想跨过去，却发现它永远在前面，永远也跨不过。毛姆是英国作家中文笔最流畅的语言大师，他放弃了对口吃的矫正和掩饰，流水在大堤前翻涌着，汇集着，那么让流水寻求一条新的水道吧。韩毓海在他的精彩之作《口吃者说》中，把口吃称为“表述功能的某种工作状态”，我很喜欢这个中性的定义。作为一个口吃的人，我敏锐地感受到其中的平等与尊重。韩毓海相信鲁迅也是有一种深刻的潜在的口吃的。“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便是一个明证。
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是一部从哲学、美学、语言学的角度来讨论“口吃”问题的小说。生来口吃、体弱、性情不定的沟口，未成年时便到金阁寺当了和尚。“我在人生中遇到的第一难题就是美”——金阁寺象征着美，而主人公的口吃，则是“被排斥感”的生理依托。沟口因口吃遭现实社会及女人的轻蔑而痛苦，因发现被美抛弃而焦灼。语言腐蚀着现实，破碎的语言呼应着破碎的现实生活。沟口最后放火烧毁了美的造物金阁，他的口吃能因此而改变吗？《金阁寺》的字里行间，处处充满着日本文化特有的自丑自虐意识，但我认为它所揭示的“本体状态的口吃”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尴尬。小和尚还能活下去吗？我怀疑。
读禅宗公案的时候，我大不敬地把禅师们都看作口吃的人。有僧礼拜雪峰义存禅师，师打五棒，僧曰：“过在甚么处？”师又打五棒。三圣慧然禅师问僧：“近离甚处？”僧便喝，师亦喝，僧又喝，师又喝。药山惟严禅师问僧：“甚处来？”曰：“江西来。”师以拄杖敲禅床三下。僧曰：“某甲粗知去处。”师抛下拄杖，僧无语。这些都是“无法言说的困境”的真实写照。说法，说法，“法”是要“说”的。但到了禅宗这里，“法”却无法说了。天下的口吃者，都投身到禅宗的门下。禅宗大师是一群思想者兼游戏者，以游戏的态度来看待思想所赋予的“口吃”，因此活得自足自在。
这种“自在”在当代却很难拥有。现实对缄默和断裂极不宽容。在各地的方言中，都有形象生动的对口吃者的命名，这些命名充溢着非口吃者对口吃者洋洋自得的欺辱和嘲弄。例如四川方言把口吃的人叫“夹舌子”。“子”字颇有些古风，如孔子、孟子、韩非子的“子”。但“夹舌”二字极具动感，可谓穷形尽相，对口吃的人心灵的戕害是无以复加的。可惜的是，对这样一类“伤害性”的方言却没有几个语言学家去关注。语言的残暴继续显性于当代语境之中。今天的口吃者们，谁能有邓艾对答皇帝时“艾兮艾兮，凤兮凤兮”的幽默呢？
罗伯——格里耶说过：“我永远也走不到彼岸，永远也上升不到‘类’，这也就是说，不存在对自我的‘完整而连贯的表述’，绝对的完整和连贯其实是不可能的。”直面自己思想的矛盾性的时候，操持语言为生的知识人便走向了口吃。口吃的人坚信：几乎所有连贯、完整和宏大的叙述都是虚伪的、空洞的和残忍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们，看似处于知识界的“话语中心”的位置，都该滔滔不绝地表达，但他们中间却有好些是有点口吃的人。例如谢冕教授和费振刚教授。谢冕教授是诗人，热情膨胀，一不小心就激动起来。一激动，高亢的语言便出现了中断，如欧阳修《醉翁亭记》所写的“峰回路转，有亭翼然”。这时，听众们都静静地等待着，分享谢冕内心承受的煎熬。而中文系系主任费振刚教授则是另一种典型，他冷静而安详。他的口吃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基于一种春蚕吐丝般的艰辛。听他讲课，我会时时想起蚕嚼桑叶或老牛反刍的形象来。表面上看，谢冕先生和费振刚先生是迥然不同的两类人，但骨子里他们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最重要的一种相似就是对“困难”的自觉意识。这又使我想起曹禺戏剧里常出现的对白来：“做人，难哪！”是的，做人，不容易；作知识人，更不容易；做有良心有个性的知识人，尤其不容易。
从这个意义上，我也理解李银河为什么把丈夫的杂文随笔全编命名为《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云南当知青的时候，知青们买东西时有一种骗当地人的方法：不还价，甩下一叠毛票让你慢慢数，同时把货物抱走。等你数完发现钱不够时，连人带货都找不到了。终于有一天，有个学生在这样买东西时被老乡扯住了。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期期艾艾地憋了半天，才说出：“哇！不行啦！思想了！斗私批修啦！”沉默的大多数，只能这样结结巴巴地说话，说着不是他们自己的话。
我依然口吃，但我依然不因口吃而痛苦。在可能的场合，我努力地表达和交流。否则，保持沉默。美国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无一例外地会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将成为呈堂证供。”
说还是不说，这是一个问题。
怎么说，这也是一个问题。
第一辑·口吃的人
欲望号街车
“每个人都会受到伤害，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抚慰”——圆桌上是一朵莲花形状的蜡烛，烛光闪闪，烛光旁边小卡片上的两行文字跳跃着进入我的眼帘。我怀着受抚慰的欲望而来，我相信：一定有甘美的处所，可以靠岸；一定有情感的驿站，可以卸下肩上的重轭；一定有风雪中屹立的小屋，可以使匆匆的过客憩息。我已钓过一江的寂寞，蓑笠上爬满昨夜的飞霜。我倦了，于是我推开欲望号街车的车门。
“欲望号街车”是蓉城一家酒吧的名字，它躲在城市的边缘，窥视着这个城市漠然的人群。人们在一座座迷宫一样的高楼大厦里进进出出，像是在鲨鱼的牙缝里游弋的小虾，吞吞吐吐，时隐时没。每个人都是商贾，每个人都在欲望中漂泊。欲望有两种：一种欲望如金，是对物质的欲望；一种欲望似水，是对感情的欲望。在这个楼群越来越密，汽车越来越多，孩子脾气越来越坏，女人穿着越来越少，谎言越来越高明，真诚越来越稀疏的时代里，闪烁的黄金自然比诗意的流水更有魅力。然而，纵使沙漠里每粒沙都变成黄金，照样无法蕴含一颗晶莹的露珠。因此，“欲望号街车”便成为城市惟一汨汨的泉眼；而我，恰似一只归巢的燕子，在日落时分归来。
不大的房间，设计成车头与车厢两部分。车头是舞台，舞台属于歌手；车厢是沙龙，沙龙里有三三两两的听众。那是一首只用吉它来伴奏的歌，一首令人想起校园的歌，银杏叶在歌声中飞舞，象牙塔在歌声中摇曳。朋友告诉我，戴眼镜的男歌手曾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我理解他对纯真时代刻骨铭心的依恋。这首歌的调子很像著名的美国歌曲《月河》(MOON RIVER)，让我想起马克·吐温笔下那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两个少年人沿密西西比河漂流的故事。汤姆是文明世界的反叛者，哈克则是乡野间长大的自然人，他们不找圣杯，也不寻宝藏；阳光之外，河水之外，两岸原野芳香之外，他们别无所求。“激起梦想的月河啊，同时你也令人心碎。不论你到哪里，我都跟随着你。两个漂流者一起去看世界，那儿有许多世界奇景可以欣赏，我们在河滨外等着，寻找同样的彩虹的尽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歌词，一段令人心醉情迷的歌词，它表达的欲望，如一池的云声，一天的涛影，一舟的明月，一袭盈袖的暗香。这种欲望，令我们有勇气和信心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痛苦中追逐欢乐，在贫瘠中品尝丰收，在屈辱中捍卫荣誉。是的，无论在广博的密西西比河上，还是在狭小的欲望号街车里；无论在娓娓表述的时刻，还是在静静倾听的瞬间，我们拥有的都是同一种体验：赤足而去，留一双鞋在有情的人间。
杯中的酒已经干了，莲花也在火光中凋零。待换上一盏新烛，另一支歌开始温柔地舔着我的耳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家在哪里?家，太远了；或者，万里之外，家根本就不存在?远方只有一棵倔强的橄榄树，谁能说出橄榄果的滋味，谁能走出橄榄叶的绿荫?只记得树下有人轻轻对我说过一句：来生有约。而此际，是不是相约的来生呢?歌声像闪电一样打在我心灵的坚冰上，我分明听见了咔咔嚓嚓的破冰声音，就在这破冰声中，我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唱歌的却是一位年青得让我吃惊的女孩，黑白分明清澈似水的眸子里，哪有一点一滴我要寻觅的沧桑?
每一次的放弃也意味着容纳，每一次的回忆也意味着忘却。时光总是在门槛上跌倒，跌得鼻青脸肿；我总是走到穷途才回首，回首时是否一无所有?我想问，你是不是那“最是一低头的温柔，像是水莲花不胜凉的娇羞”的女孩?你的歌是虎符的一边，而我的心是虎符的另一半，两半契合的时候，闸门开了，潮水汹涌而出。追忆似水年华，原来我曾是一尊面目狰狞的雕像，怀着一颗愤怒的灵魂，离家远航，希望穿过海上的岩礁，定居在异国的土地上。然而，海上起风了，波涛澎湃中，船沉没了。我沉入黑暗肆虐的海底，无寒无暑地过了一千余年。当你的歌声像磁石一样把我从幽暗之中捕捞出来重见光明的时候，我的身上已布满海水任意琢磨而成的涡孔，而我面容的轮廓，已被冲洗得安祥且柔和。于是，我们的初识便是我们的重逢，我们的重逢便是我们的初识，千古又千古，该流转的依然在流转，不能流转的还站在那里，那就是橄榄树的根。
老实说，我是个对音乐的感觉很迟钝的人。在拥挤的车厢里，我的精力往往集中在拉住吊环的那只手上，那只手保持着我身体的平衡。无意中，窗外的风景也成了一片空白。我只记得自己在行走，忘记风景也在行走。我为自己的坚强而自豪，这种坚强足以抵御住任何一支荆棘的侵入。殊不知，我却在最坚强的时候泪流满面，仅仅是为了一首名叫《橄榄树》的老歌。烛光模糊了，像一团云霞一样弥漫着。我又想起了那个叫三毛的女子，我又想起了那两个笑声飘荡在密西西比河上的少年，他们都在欲望中燃烧，而我幸存下来，伤痕累累。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掌声中，你如蝴蝶般飘下舞台。到了我问你从哪里来的时候了，我必须问，而你也无法拒绝，因为我们都是流浪者。我们搭上的是最后一班街车，这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你走出灯光的包裹，走向寂静的角落。潮落了，沙滩上留下那么多的贝壳，谁来拾呢?
整个地球都在旋转，地球就是一辆欲望号街车。我们都没有带地图，只有那一纸无字的盟约。窗外有一座亮着的灯塔，折射的灯光照亮了你的脸庞，也照亮了我忧郁的眸子，你走过来，对我说：每个受到伤害的人都能得到抚慰，每种欲望的背后都有一只飞动的青鸟。
这一刻，水近，天回，橄榄枝漂到我们的身边。这一刻，花开，云飞，橄榄树在茂盛地生长。这一刻，雪滑，冰融，流浪者与流浪者相遇。
第一辑·口吃的人
激越之爱
一
友情如星，爱情似火。星光虽淡却永恒，火焰虽短暂却热烈。友情照亮对方，爱情燃烧自我，友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无条件的。友情是遥远的牵挂，爱情是激越的占有。友情是可以解释的，爱情却完全是疯狂的。
所以，平淡的友情永远可以让人幸福，激越的爱情结果大多造成不幸。
《情史》中有一则关于乐和的爱情故事。乐和舅家邻女姓喜名顺娘，小乐和一岁。二人少小时同馆就学。学中戏云“喜乐和顺，合是天缘”。二人闻之，遂私约为夫妇。不久，年龄稍长，顺娘被关进了闺中，这只是一个青梅竹马式的俗套的开头。
三年后，值清明节，杭州习俗祭祖后游西湖。恰好喜家宅眷全都出游，与乐家会于一船。顺娘年已十四，姿态发越，和见之魂销。但是，双方家长在场，乐和一揖之外，不能通语，唯彼此相视，微微送笑而已。
和家家道中落，而喜家是殷富人家。乐和要家人向喜家提亲。父母都说，这岂不是自取其辱吗？乐和大失所望，乃纸书牌位供亲妻喜顺娘。昼则对食，夜置枕旁，三唤而后寝。每有议婚者，和坚谢之，誓必俟顺娘嫁后乃可，而顺娘亦竟蹉跎未嫁。
故事到了这里，有些味道了，但仍不脱《聊斋志异》中相爱而不得的路子，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又三年，八月，杭州有观钱塘潮之会。乐和与顺娘又一次相遇，交相注目，含情脉脉，如牛郎织女。忽闻喧言潮至，众俱散走。其年潮势甚猛，如冰城数丈，顷即逾岸。顺娘因为心慌意乱，说不清是甜蜜还是忧苦，一时之间，竟不知逃离，失足坠入潮中。乐和骤见哀苦，意不相舍，仓皇逐之，不觉并溺。那千钧一发、生死一线之间，乐和何所思何所想？所思所想唯有一字——爱。那是一种激越之爱，心底的波澜，不亚于钱塘江山崩地裂般的浪潮。能让人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除了爱之外还有什么呢？
紫罗衫、杏黄裙浮沉浪中。紫罗衫是少男，杏黄裙是少女。喜家以重金酬弄潮健儿下水救人。众掖而起，而二尸对面抱，唤之不苏，拆之亦不解。
小说的结尾设置了大团圆：江神救活了情侣，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不相信这个画蛇添足的结局。我想，有情人大多是成不了眷属的，这是人世间最无奈的现实。相拥而死，不也是爱的实现吗？我相信爱情自有神奇的力量，也相信惊涛骇浪中少年男女相拥不分的奇迹。这样的奇迹也许不能发生在你我的身上，但这种信念却是我们仅存的、对抗俗世的武器。爱情的神光圈一天天被住房、职位、金钱所剥离。甚至一块豆腐也会将现代爱情压得粉碎。那么，拥有一点激动的感觉，保持一分单纯的渴求，我们才有资格面对乐和顺娘的激越之爱。
二
爱情本就是种最奇妙的感情，既没有人能了解，更没有人能控制，它不像友情，友情由积累而深厚，爱情却是突发的。它要么就不来，要来，就来的猛烈，令人完全无法抗拒。
激越之爱，泛滥于骑士时代。法国骑士和行吟诗人夏特利亚尔是最后一个为爱而死的骑士。他象征着一个时代和一种情感方式的终结。
夏特利亚尔爱上了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女王那时候还是个美丽的少女，诗人杜倍雷曾说过：“看着她吧，我的眼睛，人间没有什么可以同她媲美。”精通各门骑士技艺的夏特利亚尔深深陷入情网之中不能自拔——倘若能够自拔，就不叫骑士的爱情了。“相信我吧，年富力强的我/如果被死神攫走/罪魁一定是你/是你用你的美/杀死了诗人。”诗句不幸成真，诗人果然为爱而死。
夏特利亚尔的热恋始终只是单相思，他不得不惆怅地承认：“爱情的火焰/在我胸中/熊熊燃烧/但它引燃不了/你的芳心。”然而，青年诗人决意跨过女王和臣仆、尊敬和亲昵、献殷勤和彬彬有礼、开玩笑和一本正经之间的界线，贸然沉浸于他的爱。
一天晚上，侍女在寝殿里发现诗人藏在重重帷幔里面。她们把这越轨的行为看作淘气，装腔作势地训斥调皮鬼几句，把他从寝殿里送出去。女王本人也宽恕了诗人。但姑息的做法并没有给这个为爱发疯的人带来好处。他的爱情战胜了理智的思虑，不久又肆无忌惮地故伎重演。女王巡幸法埃夫期间，他瞒过内侍悄悄地跟踪着女王。女王脱衣睡觉的时候，发现他躲在卧室里。这位被他冒犯的女子吓得大叫起来，惊动了行宫中所有的人。宽恕就无从谈起了。
几天后，夏特利亚尔被送上断头台。作为罗曼蒂克的骑士，他死得很漂亮。他拒绝了教士的送终祷告，只是在诗中，在这样一种念头中寻找安慰：“我卑微渺小，但我的痛苦却能不朽。”
这位勇敢的行吟诗人昂首步上断头台，没有唱赞美诗，也没有祈祷文，而是大声朗诵他的朋友龙萨的名篇《致死神》：“死神呵，我等待你，好心的朋友/使我摆脱不堪忍受的痛苦。”
在砧板前，他又抬起头，喊了一声（叹息多于哀怨）——“忍心的女人呵！”然后，面不改色地把脖子伸出去挨刽子手的斧子。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他的死也带着抒情史诗的韵味。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这种韵味一去不复返了。爱情成为一项买椟还珠的活动，在巴尔扎克的笔下，在司汤达的笔下，在莫泊桑的笔下，我看到了死气沉沉的客厅和卧室，死气沉沉的丈夫和妻子。嫁妆比爱情重要，面子比爱情重要——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比爱情重要。夏特利亚尔作为情场的堂·吉珂德，隐没在历史的地表之下。在他人头落地的瞬间，激越的爱情也无可奈何地死去。人类的进步总得付出代价，包括牺牲爱情。这是残酷的，却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我怀念夏特利亚尔，如同怀念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他比歌德更懂得什么叫爱情。
三
陈凯歌在拍《风月》时，反复说，爱情的激烈程度“那是可以拔出枪向你开枪的”。是的，激越之爱多少是蛮不讲理的。坡坡坎坎，要过去，也只能不讲理。我想起了最不讲理、也最讲理的郁达夫。
郁达夫青衫红粉、走马江湖，蓦然回首见到了王映霞，中年的颓唐顿时化作少年的激越。“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贴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他的攻势是猛烈的，如同赤膊上阵的许褚。郁达夫的朋友都没有想到，他居然这样专一地去追求一个女子。达夫说：“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可以牺牲一切的，是如猛火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已身不可的。”他已隐隐感觉到激越背后的悲剧性。岁月不是白过的，不是这里，便是那里，隐伏着暗礁，你能躲过吗？
在读达夫致王映霞的情书时，我感到人生最苦的便是爱情了。“我们只要有坚强的爱，就是举世都哂笑，也可以不去顾忌。映霞，我只怕你心要动摇，要看到那些世俗的礼节虚荣而动摇，所以我诚诚恳恳的求你，求你信赖我到死，把我当你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看，比你一切礼教、虚荣、金钱、名誉都要伟大。因为我对你所抱的真诚之一，是超越一切的，我可以为你而死，而世俗的礼教、荣誉、金钱等，却不能为你而死。”斩钉截铁的语气，掩盖不了对未来的恐惧。如陈凯歌所说，拔枪射击固然激越悲壮，但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还有如此魅力吗？达夫的长处正是他的短处，音色太好的琴弦总是易断，激越的爱情往往不易维持。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没人。”爱情到了举重若轻的阶段，总是掺入“怕”的因子。甜蜜是理所当然的，可这是付出代价的甜蜜，包含着生命的痛苦。达夫爱映霞自然毫无疑问，但映霞呢？她承受不了达夫异于常人的、波浪形的情绪，达夫的紧张、达夫的敏感、达夫的颓唐，她无法理解，自然也无法用似水的柔情去化解。
两人结婚十年，日日厮混。达夫在西子湖畔筑风雨茅庐，自以为“死后神魂如有验，何妨同死化鸳鸯”。谁知一次远行、数月分离，乃有悲剧的诞生。达夫托好友许君照顾映霞，两人因而苟合。我无意对王氏和许君作道德上的指责。在我看来，激越的爱情从本质上就是短暂的，达夫与映霞能维系十年，已是奇迹。即使没有许君的介入，他们俩人也没有“天荒地老”的可能，冲突和裂缝早已在达夫离开前出现。
一九三八年一月，达夫动身返家，在福州王天君殿求得签诗：“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不得，鸣鸠已占凤凰巢。”诗句奇突，达夫一路心境低沉。归家后果然闻变，晴天霹雳，之后心如死灰。“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倾倒于许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之故。”此后，两人又有数年之分合纠缠，乃至在报纸上刊登决裂之启示。昔日之情意被愤怒和厌倦所取代。杭州沦陷之后，日军焚毁了达夫一生心血修筑的爱巢。家事国事大变，在抗日的烽火中，达夫一瓶一钵走天涯，漂泊到苏门答腊。狂夫忆家却无家，浪子无情情最深，最后在鸡鸣风雨中以身殉国。
没有激越之爱，也就没有郁达夫“这一个”人。在横眉与俯首之间，这好男儿当永生。
没有激越之爱，也就没有持续的痛苦、没有难以抗拒的敬畏、没有临深渊的感受。我们的存在是脆弱的，美丽的事物与情感也一样。激越地爱过的人，站在象牙塔的顶端，默默地凝视着最久远的时间、最遥远的国度。
由于激越，由于激越中的悲剧性，由于激越的洗礼，一种新的生活于是开始。
四
帕斯捷尔纳克在致情人奥尔佳·伊文斯卡娅的信中写道：“当我写信的时候，始终无法摆脱对你的感情。要是能够亲吻你而不是以笔和纸来表达爱情，那该有多好！”年过六旬的诗人称奥尔佳·伊文斯卡娅为“那么亲爱的饱经痛苦的女人”。一九四六年两人相识的时候，他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五十六岁，结过两次婚；她是文学编辑、诗人的崇拜者，三十四岁，正在寡居，有一个女儿。一切都没有阻止爱情的发生，他们两人在一起时是幸福的，但给彼此带来更多的是痛苦。
一九四九年伊文斯卡娅被捕入狱，官方要求她交待帕氏的“罪证”。但她在威迫下没有背叛爱情。帕氏也深爱着她，由于集中营中只允许与近亲通信，他便以“妈妈”的名义给她寄去明信片。“我写给你的信本当像柔情与忧伤的激流一般从心窝里径直向你奔涌。但，这种最自然的表达方式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做到的。”激越的爱在残酷的压制下，成为潺潺的潜流。正是这样的爱，成为帕氏创作《日瓦戈医生》的巨大动力。伊文斯卡娅就是小说中温柔而坚韧的拉拉。
一九五三年“拉拉”出狱后，一直为帕氏的创作奔波。当帕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遭到全国批判的时候，她陪伴在他身边，给他温暖和安慰。她还作为丈夫的代表，勇敢地出席了苏联作协会议，替他承受辱骂和抨击。帕氏在心中称她为“我的金子”，感叹说，“我的欢乐和我的美丽，这是何其不可思议的幸福啊：天下居然有你这个人，世界上竟有找到你和见到你这种难以想象的可能。”
一九六零年五月，在帕斯捷尔纳克最后的时刻，“拉拉”又来到他的身边。帕氏受尽精神的折磨，临终前像婴孩一般脆弱。“我整天都同你在一起，你是我的全部，给你写信就如同给我自己写信一样。”“我与你紧紧相拥，我因为感到眩晕，几乎要落泪了。”他把最后一部作品、剧本《盲美人》的手稿交给她保存。
一九四九年的入狱，非人的折磨使伊文斯卡娅流产，失去了她和帕氏爱的结晶，这是她一生的遗憾。一九六零年八月，帕氏逝世后三个月，苏联官方趁西方出版社给伊文斯卡娅送稿费现款时，再次将她逮捕，并扣上新的罪名“走私犯”。同年九月，她在文学院念三年级课程的女儿伊丽娜也被逮捕。
诗人不可能预料到他身后会发生什么事。而他心爱的“拉拉”——坚强、美丽的俄罗斯女子的象征，独自承受了此后所有的苦难。这是爱的代价。她像俄罗斯的沃土一样，孕育那高大的白桦树伸向天空。诗人生前在给德国女诗人雷纳特·施维采的信中说：“秘密机关认为她是我最亲近的人，所以便把她管起来，想通过折磨人的审讯在威逼之下从她口中套出足够的罪证，以便对我进行司法上的追究。由于她的英勇和坚韧才保存了我的性命，所以在那几年里没有抓我……”他把她称为“乐天派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化身”。事实证明，“拉拉”是无愧这份赞美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拉拉”便没有日瓦戈医生，没有伊文斯卡娅便没有帕斯捷尔纳克晚年创作的高峰。
伊文斯卡娅出狱后写了两本回忆录，一本是《监狱岁月》，封尘到一九七八年才得以出版。另一本是《为时间所俘虏》，记录她与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十四年的生活。与其说被时间俘虏，不如说为爱、为激越的爱所俘虏。正是在这样伟大的、忘我的爱情中，我们发现了人性光辉的一面。自私、软弱、虚伪、卑劣……全都得给激越的爱情让路。这是一个升华的历程，一个精炼的历程。她申明了人类的尊严和信念，捍卫着人类的理想和梦。
有了激越之爱，便拥有了未来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幸福或者痛苦、占据或者失去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在相爱，在激越地相爱。
第一辑·口吃的人
绝望之爱
一
在人类的所有文字中，讨论爱情的那一部分要占十之八九。爱情的本质是什么呢？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答案。
在德国诗人席勒看来，真正的爱情，是绝望的。这种绝望，是一种无法躲避、无法克服的命运。“爱情因绝望而更神圣”，席勒如是说。时间仅仅能冷却但不能移动爱情，伤逝的情怀需要终生的光阴来咀嚼和反刍。
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故事。
在一辆夜行的驿车上，安徒生邂逅了一位名叫叶琳娜的女子。受爱情的折磨，安徒生敲开了她的家门。他爱上了她说出来的每一句话，落下来的每一根睫毛，以及她衣服上的每一粒微尘。然而，他想，假如让这样的爱情燃烧起来，他的心是容纳不下的。或许由于这种爱情，他无数华丽的童话会黯然失色，一去不返。到那个时候，他的生活又有什么价值呢？总有这么一个可悲的日子，她会发现他多么丑陋。他自己都讨厌自己。他常常感到背后有一种嘲笑的眼光。
“只有在想象中”，安徒生肯定地对自己说，“爱情才能永世不灭，才能环绕着灿烂夺目的诗的光轮。看来，我幻想中的爱情比现实中所体验的要美得多。”
所以，他到叶琳娜这儿来怀着这样的决心：看过她就走，日后永不再见。他不能把一切直截了当地向她说明。因为他们中间还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昨晚才在驿车上相遇，而且彼此什么都没有谈过。
“我认出您是谁来了”，叶琳娜望着他的眼睛说，“您是汉斯·安徒生，著名的童话作者和诗人。不过看来，您在自己的生活中，却惧怕童话。连一段过眼烟云的爱情您都没有力量和勇气承受。”
“这是我沉重的十字架。”安徒生承认说。
“那么怎么好呢？我的可爱的流浪的诗人”，她痛苦地说道，把一只手放到安徒生的肩上，“走吧！解脱自己吧！让您的眼睛永远微笑着。不要想我。不过日后如果您由于年老、贫困和疾病而感到苦痛的时候，您只要说一句话，我便会徒步越过积雪的山岭，走过干燥的沙漠，到万里之外去安慰您。”
安徒生看见叶琳娜的纤指间，渗出一颗晶莹的泪珠，落在天鹅绒的衣裳上，缓缓地滚下去。他扑到她身旁，跪了下来。她没睁开眼睛，伸出双手，紧紧地抱住他的头，俯身下去，吻了他的嘴唇。
第二颗泪落到他的脸上，他闻到泪水的咸味。
这时，晚祷的钟声与他离去的脚步声同时响起。
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是终生相互想念着。
在临终前不久，安徒生对一位年轻的作家说：“我的朋友，要善于为人们的幸福和自己的幸福去想象，而不是为了悲哀。”
支撑安徒生创作是绝望的爱情，千遍万遍的回味之后，他在极度的苦涩中尝出甜味。在他的《海的女儿》等一系列童话中，我们都能看到叶琳娜的身影。最无情的人最多情，没有获得爱情的安徒生反而领悟了爱情的真谛。一世情缘在历史长河中也只是短暂的、电光火石的瞬间。安徒生主动放弃瞬间，而艰难地走向永恒。
我把安徒生的童话看作一本情书，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情书。在自我认同“绝望之爱”以后，为幸福而写作，这是安徒生的伟大之处。
二
安徒生的绝望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另一些人的绝望却像宿命般地降临。十八世纪的英国诗人薄柏一生的爱集中在一个贵族小姐身上——“为了你的缘故，我憎恶一切女人”，他说。可是，女人拍拍他的脑袋，说：“你太好玩了！”最后，薄柏成了失恋一辈子、终于不能忘情的老头，他苍老的皱纹里，储满伤心的泪水，又将它们熔炼成沉甸甸的诗句。他的诗句便有了一种动人心魄的魅力。
我想起了苏联电影《岸》。在飞机的升降之间，爱情的沉重超越了物理的世界。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大背景下，爱情价值几何呢？假如设置一个天平，这端放下爱情，那端放下历史，哪一端更重呢？历史说，爱情是没有重量的。分别，聚会，再分别，未遂的心事渐次沉淀，能凝成一颗光芒四射的珍珠吗？
日本作家铃木健儿，青年时期曾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女子，五十年以后又一次相遇，他还从她衰朽不堪的容颜上把她辨认出来，使那老妇人惊讶不已！五十二年中对一个影像的怀念和玄想，竟然支撑他战胜了疾病和种种坎坷。以绝望为希望，乃是人间最值得信赖的希望。一江春水向东流，流走的是岁月和青春，而那颗痴心，至死不改。柳永的《卜算子》把这种绝望之爱写得淋漓尽致：“脉脉人千里，念两处风情，万重烟水。雨歇天高，望断翠峰事儿。尽无言，谁会凭高意？纵写得、离肠万种，奈何云谁寄。”柳永《乐章词》中最打动人的往往是这样一些怅惘的句子。时空的阻隔是人类无法摆脱的有限性，因而绝望与人的感情如影随形。
铃木健儿在绝望中守护着一盏温暖的灯火，他是个“得道”的人。绝望之爱也有它狰狞的一面，有时它会使人像脱轨的火车一样，撞得粉身碎骨。
在金庸小说的女主人公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美若天仙、机智聪明的黄蓉、赵敏、任盈盈，而是女魔头李莫愁。李莫愁由“人”入“魔”，乃是由爱之不得而绝望，由绝望而恨。她杀人无数，心狠手辣，而心灵的深处，还是忘不了、放不下那一个“情”字。
